电视传播（共8篇）
1.电视传播 篇一
其次，在宣传方面，《龙门镖局》有详尽的推广计划。前期由编剧宁财神的个人影响力引发媒体和大众的关注，随后制造剧作相关的各种话题吸引受众的继续关注。之后，又突然堰旗息鼓，直到首播前的一个月，大规模、多手段、全方位的集中的宣传攻势让受众应接不暇。首轮播放完毕，在受众的关注下降之时，又抛出升级版增补拍摄的消息，在此将舆论吸引过来，造成对《龙门镖局》的持续关注。在此过程中，无论是首映式、多版本的宣传片、人物海报、衍生电视节目、话题制造等都保持了宁财神本人和《龙门镖局》作品的一贯的幽默风格，给整合营销传播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最后，《龙门镖局》中对植入式广告的处理时前所未见的创新模式，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和观看惯性，将广告植入内容，与剧情充分巧妙的融合，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本来打扰观众收视体验的植入式广告在《龙门镖局》中却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甚至观看广告不再成为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还增加了广告投放的热情。
目前，中国的情景喜剧市场一方面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方面又高度的同质化，往往某种题材卖座，那么那种题材的作品就会大量的推出，而这种情况下抄袭严重，缺乏创新，不但损害了制作方自身利益，更是伤害了中国电视情景喜剧这个市场整体。要想打破观众思维中对情景喜剧的固有印象，必须大胆创新，打造差异化产品，才有可能获得观众的重新认可，在情景喜剧市场乃至电视剧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龙门镖局》与其它的情景喜剧相比，显现出很多不同之处。
在产品的打磨上，《龙门镖局》改变了以往电视情景喜剧低成本制作的常规，为了使得细节更贴近于剧情和更具有生活感，剧组没有选择去横店取景拍摄，而是多花X700万在丽江自行搭景。这种高成本的投入体现了制作方对作品的.自信，更使得作品的质量更为精良。 在剧情的选择上，《龙门镖局》创新的将现代的职场元素移植到古代环境中，而毫无牵强感。改变了情景喜剧固有的一集讲述一个到两个故事的套路，而是每集有故事，而整个故事也有故事主线串联。
在观众的收视体验上，该剧还取消了情景喜剧中的“罐头笑声”，不再生硬地帮助观众寻找笑点，不去认为的干扰和控制观众的情绪，而是观众自己去发现笑点。该剧还采用了创新的报集公式，采用数学公式代替传统的连续的阿拉怕数字，给观众带来了更多乐趣，增加了喜剧效果。
把电视剧作品这个产品推向市场，第一部就是要进行准确的定位，这样才能不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准确的深入到目标群体中去，才有获得高回报的可能。 宁财神在写《武林外传》的时候，论坛和BBS非常流行，很多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它们。而今，微博盛行，很多热门微博都可以在《龙门镖局》中找到影子，正因为这样，《龙门镖局》更为时尚、新鲜和接地气。
同时，宁财神将《龙门镖局》定义为“古装职场喜剧”，，’((龙门镖局》以一起劫镖事件开始，镖局少奶奶盛秋月濒临破产，爱占便宜的平安票号少东家陆三金收购镖局之后，才发现这是个烂摊子，想撤退时已经骑虎难下。随后，不会武功的镖师白敬棋、一心嫁入豪门的名医邱缨路、武功盖世的官二代吕青橙、爱财如命的厨子蔡八斗、前女友遍天下的老镖头恭叔加入战团，冲突不断。”
3结语
剧中涉及到职场的方方面面，如加薪、跳槽、同业竞争、职业规划等。时尚的微博和千变万化的职场，正式年轻人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龙门镖局》的目标受众自然被定义在热爱互联网流行文化的年轻群体。编剧宁财神曾说，《龙门镖局》的目标观众，不是豆瓣上的“文艺党”，也不是天涯上的大多数，而是“二次元”。所谓“二次元”就是相对于我们生活的“三次元”现实世界的平面世界。狭义的“二次元”代表虚拟文化。而广义的“二次元”则可涵盖所有的互联网流行文化。他这样定义目标受众:“有一定知识量，心态相对平和，很多其实也没什么钱，但看过更广阔的世界，看过大量二次元作品，受过大量叙事节奏和信息量的训练。所有的文艺产品的传播都是金字塔形的，我讨好的是塔尖上的人。他所瞄准的“二次元”受众在收入上虽然不是塔尖，但在文化辐射力上站在了塔尖的位置。”
为了打造出符合这群人口味的精品，宁财神非常注重收集目标受众的意见。在《龙门镖局》首播时，“他常常一连十几个小时的刷微博看评论。看到每一条差评，他都会点开对方的ID，分析对方是否是自己的目标人群”。除此之外，他还在网站上搜集从晚上片子上线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半的那些评论。因为对目标受众的清晰定位和准确把握，宁财神对目前首轮播放收视不甚理想持乐观态度，“二次元”们会通过自传播和口碑相传，是的二轮、三轮播放收视上升。宁财神与目标受众进行互动创作，通过网络上收集到的意见，补拍了10集以上的戏份。
2.电视传播 篇二
关键词：电视,媒介,传播功能,缺失
一、媒介没有与主流文化有机融合
新的时代背景, 我们要特别注重媒介的作用, 特别注重电视节目的重要内涵。更加直接地说, 传播媒介应该是为大众服务, 为百姓而办的, 而不是为某一个群体而做的, 所以, 要坚决的防止传播媒介传播一些泡沫文化, 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媒介传播内容应该符合大众文化, 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应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此, 媒介应该本着传播与主流文化方向相同的宗旨, 坚持:“从广大群众的角度出发, 贴近现实, 贴近群众”的原则, 这样才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也才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像央视的《开讲啦》《百家讲坛》以及《星光大道》等节目, 之所以会得到那么就好好的收视率, 经过仔细地观察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坚持的宗旨是哪个方向的就不言而喻了。
二、肤浅的高收视率理解
在我国, 改革开放也有三十来年了, 但时代走得太快, 而刚从封建的社会里解放出来的中国, 或许还有很多的人还不是很适应这个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打个简单的列子:一个人从小大大没住过平房的人, 突然让他进住豪华别墅, 或许在一时间他会觉得有许多的不适应之处。我们的中国观众也是如此, 我们有怎么样的观众, 就会有怎样的电视节目, 观众直接影响到我们电视媒体的发展。电视的发展, 他必须以收视率来衡量他的影响力, 只有提升了影响力, 这样他才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广告商前来投资, 电视台才会有经济收入, 它才能够活下来, 这就是客观规律。在中国这么多媒体相互竞争, 想要存活下来确实不易, 为了赢得广告商的投资, 他们只有为收视率“硬拼了”。有些媒体是看到人家做什么节目收视率高了, 于是也就追着复制一番, 没有自己的创意, 因为为了生存嘛, 尽管节目是如此的单一和雷同也不管啦, 比如, 像中国的相亲类节目, 一台播出看收视率好了, 一下子, 好多个电视台换了一下衣服有同样上演啦, 因为想挣收视率, 但观看者换汤不换药的雷同节目, 观众会疲劳的。或许在资金, 或许在筹划上, 在传统的娱乐节目上拼不赢其他电视台, 于是, 就想到啦另辟蹊径创造一个即使不太那么健康的节目, 甚至即使很庸俗的节目, 他们也就硬播了。因为他们知道, 在中国有许多人特别喜欢这“另类的节目”, 所以收视率也会相当不错, 即使这个节目单一庸俗, 但很多观众特别喜欢内讧, 喜欢追捧。这样一来, 媒体收视率上去了, 但社会的健康又走向了何方了呢?杂而乱的电视节目现象上演啦, 没有创新, 没有生机活力的媒介诟病出现了。所以, 收视率高并不是简单地上升或一时的上升就证明是好的, 好的收视率应该时刻与时代同行。
三、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
科学技术改变了这个世界, 改变了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和事, 正如现在在改变着了你和我一样改变着其他人。我们生活在物质还算相当充裕的时代, 生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感受到, 世界变化得很快, 有时候甚至在我们的不去学习中就不知不觉的落后了。这个时代很好, 但有时又觉得这个时代不太好。似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是你我改变了这个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你我, 其实这样简单的问题, 也是可以简单地回答, 但, 是正确的:“你我太过于渺小, 是世界改变了你我”, 世界走得太快, 人们缺少了幸福感。科技进步, 人们再也静不下心好好地享受悠闲的生活了, 各种各样的诱惑, 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的产生, 人们不断地对它们高度的依赖。今天人们不会在家单一的抱着电视机看节目, 再加之, 的确, 他们也没有时间在家待着, 因为, 在这样的时代里, 人的生活压力无形之中变大了, 人们也似乎感觉到它的沉重。然而伴随人们东奔西跑的不再是电视机了, 而是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 通过手机看各种它们喜欢看的新闻和他们喜欢看的节目, 随时了解社会发生的事情。人们可以进行远程交流和对话, 有些可以一起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甚至有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更喜欢的网络游戏上面, 人们的生活习惯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静下心来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
四、继承和创新发展文化才会顺应时代步伐
过去的文化, 也要根据时代的前进而前进, 但有一点是不能够变的, 那就是我们必须得继承我们的文化, 那是几千年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固执停滞不前, 那样就无法适应当代的步伐了。我们的文化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而来的, 几乎能留到现在的都是能够接受得了时间和人们检验, 经历得了历史的检验。所以, 我们应当取其精华, 助我们更好地成长, 更好地服务与我们的人民。同事, 我们又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别,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重要意义, 现代文化几乎可以说是由时代的进步吸入西方文化而价值我们的理解与认同而形成的, 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重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鲁迅先生曾这样说过:“对于与西方文化, 我们要取其精华, 弃之糟粕”, 这句话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要选择性的接受西方文化, 可以明确地说, 中西方文化能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的进步, 是时代的进步, 是人类的进步的标志。因此, 要在不断地创新中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与时代的轨道接轨, 步入时代的快车道中。
五、传媒人忽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 媒体自然会以经济利益为他们的宗旨, 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可以说是有时是奋不顾身的争抢自己的市场份额, 这样一来, 各种各样为追求收视率节目大战爆发了, 各种各样低俗化的节目出现, 没有长期的打算和规划, 而是更具一时的收视率来敲定的, 再好的节目也是昙花一现, 经历不了时间的考验, 只是一时的吸引眼球, 而没有实际的深刻内涵。所以, 应该重视融入我们的传统文化, 那是我们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婷婷, 孙志伟.对媒介融合下新闻实务类课程整合的研究[J].新闻界, 2011 (8)
3.非语言符号与电视传播 篇三
一、非语言符号的含义及类别
所谓非语言符号，是指信息传播不以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为载体，而借助直接打动人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觉器官的各种符号。如各种颜色、人际间的距离，人的衣着、神态、表情、手势、身势，陈设、环境、音响等等都属于非语言符号。
关于非语言符号的分类，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Ｋ．Ｗ．Ｂａｃｋ的观点，非语言符号可分为三类：动态无声的、静态无声的和有声的。点头、姿势、微笑、皱眉等都是动态无声的；站、坐、蹲等姿态语以及交际双方保持的身体距离则是静态无声的。而有声的非语言符号是指伴随有声语言的非语词声音，如音高、音色、声调、哭声、笑声、停顿等，这类符号通常被叫做副语言或类语言。但具体到电视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我们一般按照信息的载体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别：
①体态语言
人的身体是一个信息载体，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态度、需求和心理意向，都会及时地从身体或身体某一局部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不同的表情、姿态和举止动作有着不同的含义，显示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也体现出不同的个人风范。而体态语言正是这样一门研究身体各部位姿态动作及其传达的信息的学问。在科学研究和书面表达中，体态语言又称作身势语（ｋｉｎｅｓｉｃｓ），其研究领域包括目光语、触觉行为、气味行为、面部表情、手势语、身体姿势、人际距离等。体态语是非语言传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种方式。
②服饰语言
服饰语言是指通过人的穿着打扮来传达信息的非语言符号，它包括人的衣着、化妆、发型以及佩戴的首饰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穿着打扮，都有意无意地传播着某种情绪和意图，也就是说，服饰也能说话。在电视节目中，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栏目甚至频道的形象代表，他们着装、发型等等的改变，有时会对电视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鞠萍曾因偶然烫发，破坏了“鞠萍姐姐”的形象，在全国小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原因就在于此。
③环境语言
电视传播中，新闻事件、人物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环境同样散发着某种信息，对于烘托气氛、把握人物关系以及揭示新闻主题大有帮助。我们常说，记者要深入新闻事件现场采访、摄录，目的就在于把新闻现场的环境、气氛、细节以及现场各方反应等都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直接诉诸观众的视、听，充分发挥电视新闻现场感的优势，从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④音响语言
在电视传播非语言符号系统中，音响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情达意手段，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从声源角度来看，电视音响语言可分为新闻客观事实音响和文艺虚构主观音响。对于新闻类节目，我们强调音响的实录、本色，追求纪实性、临场性、真切感，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声音，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星际轨道运行发出的东方红乐曲等等，已成为经典性、纪元性、文献性的音响；对于文艺性作品，我们则可以虚构、制作音响，以实现音响的美学效果。
⑤特技、光线、线条、色彩，镜头角度等主观性具象符号
电视中的特技语言是指电视镜头的转换技巧，如淡入淡出、叠化和叠印、定格等。在节目采编播过程中，尤其是在后期制作中，特技语言被广泛应用，与电视节目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对色彩、线条、光线、镜头角度等的选择和运用，共同构成了旨在体现创作者主体意识的主观性具象符号系统。
二、电视传播非语言符号的几个主要特征
在电视传播中，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①不可抑制性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口是心非”，说明有时候人嘴里说的语言和心里所想的完全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人有一定的控制力，有时候善于伪装自己，“口蜜腹剑”即是此意。而人体的非语言符号如各种体态语言常常是无意流露出来的，是下意识的行为，它往往是一种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很难加以控制和掩饰。有的人在重大灾难中，口里一个劲地说“不怕”，可他颤抖的手脚生动地表述着内心的惊恐，这就是非语言符号的不可抑制性。当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发生矛盾时，我们宁愿相信非语言信息，因为由于非语言符号的这种不可抑制性而散发出的信息往往更真实、更客观、更有说服力。这种信息一旦发出，就难以收回，但同时又转瞬即逝，因此在电视新闻拍摄现场，记者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不失时机地将那些富有表现力的瞬间镜头拍摄下来。
②情景性
一般来说，语言符号便于表达抽象的概念，越是抽象的主题，越易于用语言符号来表达。它可以不依赖于非语言符号，独立表达完整的意思。但非语言符号不具备语言符号那样高度抽象的功能，而是经常同具体的环境紧密相连，表达一定的含义。施拉姆在谈到非语言符号的一个特征时说：“极难编成符号或写进词典，这部分是由于它经常同当时的情况连在一起。”他举例说，在一种情况下耸耸肩膀同另一种情况下耸耸肩膀的意思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双眼向下看在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明尴尬，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明厌烦，还有一种情况可能说明谦虚。这说明了，许多非语言符号是多义的、变化的，对非语言符号的判断，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一个非语言符号，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经常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含义，若对这种现象知之甚少，置身于不同文化中，便很容易感到困惑并产生误解。比如，在中国人的习惯中，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而在希腊，则恰恰相反。再比如，中国人跷大拇指表示高度赞扬，而希腊人的意思则是要求对方“滚蛋”。由此可见，许多非语言符号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在跨文化电视传播中，我们必须根据具体的文化、具体的情景去解读电视文本。
③连续性
电视画面是连续的画面。每一个节目不论长短，都是通过蒙太奇手段，将一个个画面按特定内容的需要组接起来的。画面的连续性，表现了事物的运动方式，非语言符号作为特殊的画面表现方式，随着节目内容的展示，也在连续不断地传达一定的信息。而语言则不同，有时在交谈中会出现停顿、沉默，造成信息的中断，而这时，非语言符号仍在发挥作用。这时的沉默，可能意味着反对；也可能意味着不赞成；或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之意；有时也可能表示：话已说完了，你可以走了。总之，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各种非语言手段总是在全天候地传递信息，表情达意，除非交流活动中止。
三、非语言符号在电视传播中的功能
具有以上特性的各种非语言符号在电视传播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以下本文以具体的电视新闻报道为例，着重从四个方面简要论述：
①强化功能
强化功能是指在电视传播中，人们运用体态语等非语言手段使言语的内容更加鲜明突出，以加强语言符号的传播效果。这里的非语言手段同语言手段的内容是一致的，时间是同步的。电视新闻记者可以运用挑、等、抢的手法及时捕捉那些生动、典型的非语言符号，从而进一步揭示事物本质特征，深化新闻报道的主题思想。
《焦点访谈》有一期节目叫《莒南县法院扣留人质》，其中有两个十分典型的细节。莒南县法院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拘禁欠债的厂长，把他们作为人质来要债，这一做法是完全违反法律程序的。当《焦点访谈》记者去采访时，院长既不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还用嘲笑、蔑视的态度对待记者。院长晃悠着记者的采访证问：“这是不是金的？”又用手比划着，装着肩扛摄像机的模样说：“您这是想干什么？想把我的形象向全世界播放？”在这两个细节中，院长的神态、表情、动作等非语言形象符号与他的语言相得益彰，再加上后期的定格处理，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直观形象地把这个院长的蛮横无理、身为执法者却不懂得法律、不遵循法律原则办事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
②指代功能
指代功能是指人们运用非语言手段替代了语言手段所传播的信息。在这里，只有非语言行为，没有语言行为，也就是说，不说话，只看到表情、动作等。在电视传播中，恰当利用和发挥非语言符号的这种指代功能，不但不会削弱对事件或人物的表现力，反而会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传播效果。
《焦点访谈》播出的《难圆绿色梦》，报道了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园子从无林到造林，又从造林到毁林的典型事例。片中８２岁的老人徐志民是当地的植树模范，他种了一辈子树，腰弯了，腿瘫了，在他卧病离开园子仅有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当年带领大家种下的树被一棵棵砍倒，肆虐的风沙又重新逼近这个小村庄。片中许多现场画面表现细腻、寓意深邃。如面对成片被砍伐的树木，徐志民老人痛苦抽搐的脸部特写，大滴的泪珠顺着他布满皱纹的脸滚落下来……随着一组组生动的画面，形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这个“人进沙退，人退沙进”的故事，以其强烈的感染力，令人拍案叫绝，成为一警世之作，被评为当年度的中国电视奖一等奖。
这个片子是成功运用各种非语言符号的典范。片中对人物的刻画，对生存环境的描写，非语言符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这些生动的非语言形象相比，任何抽象的语言符号似乎显得苍白无力。
③弱化功能
弱化功能是指非语言手段所传达的信息与语言内容相矛盾，也就是说，说话的内容同非语言行为不一致，甚至相反。非语言符号的这种弱化功能，实际上是由于非语言符号的不可抑制性而形成的对语言传播效果的削弱或否定。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成语“口蜜腹剑”、“口是心非”，便是指非语言符号对语言符号的否定（比如冷淡的表情和友好的言词的矛盾）。另外，通过削弱或否定语言符号的传播效果，新的意义产生了。
在《焦点访谈》曾播出的另外一期节目《收购棉季节访棉区》中，记者来到一个非法收购棉花的黑窝点，业主事先得到消息后匆忙撤离，并藏起了物证。摄像师在这一“坚壁清野”的情况下，抓拍了一只正冒着热气的茶杯和椅子上搭着的衣服；当一位姑娘进到院里自称是来玩时，镜头又不失时机地对准了她头上的一缕棉花。在这里，“冒着热气的茶杯”和“椅子上搭着的衣服”相当于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环境语言，用来行使对语言符号的替代功能，非常直观形象地展示了这个非法收购棉花的黑窝点的本来面目。而片中姑娘头上的“一缕棉花”（可以看做是一种服饰语言）与她说的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属于非语言符号对语言传播效果的否定，这个姑娘的真实身份和行为动机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得到了印证。由此可见，电视传播中非语言符号对于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探寻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④补充功能
这里的补充功能是指，在电视传播中，非语言手段与语言手段不同步，它们按照各自的规律表现不同的事物信息，各自独立，互相分离，却又有机地围绕着或阐述着同一主题。非语言符号所传达信息对语言的内容起补充、说明作用，有利于观众对事物整体的理解和把握。
电视传播非语言符号的补充功能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现在电视中表现两个对话，不是一个镜头死死对准一个说完再对准另一个，而是采用正反打拍摄手法，以听话者的表情和画外的讲话声来表现听话者的情绪变化。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有声画面的信息量，既听见谈话内容，又看见谈话效果，还知道说话的分量和听者的面部反馈信息。在这里，作为非语言符号的听话者面部表情变化，与有声语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有内在关联性。
另外，对于某些突发事件，记者可能无法采摄到现场实况，则可以通过报道词讲述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而利用画面反映事过境迁的一些实地景象或附近居民的动态，通过当时事发地的环境信息，与电视有声语言（报道词）形成互补，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
4.广播电视电波传播技术思考论文 篇四
1广播电视电波传播技术发展
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到了数字化时代,为了保证电波传输质量,必须对覆盖网汇进行严密的规划。因为广播电视的独特性,即使应用多种技术,都无法提高其价值,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尝试,GIS技术在广播电视发展中发挥了价值。GIS技术能够对台站数据进行整理,同时对数据进行查询。
GIS技术能够随时随地的采集地图信息,并且使用三维技术,将其与虚拟技术有效结合,这样台站工作人员对有关信息进行完全的了解,这不仅减少了考察时间,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使用GIS技术,能够将所有的地理信息提供给工作人员,并且能够对地理信息进行存储,这样工作人员在对电波绕射进行分析时,能够有足够的信息数据做支持。
GIS最为一种计算平台,其为广播电视台站的正确规划、频率的正确指配提供保证,利用该技术,能够对场强进行非常深刻的分析,由此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也降低了计算误差。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电波传播技术中已经充分的利用了GIS技术,这对我国广播电视安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此技术还需要完善,还有一些缺陷性问题。
目前我国应用的广播电波传播技术,主要是电波绕射模型,但是此种模型过于理想,现实生活中,地形十分复杂,障碍物也非常多,因此电场强度预测会显著提高,这就需要在计算绕射的同时,还应该对植被产生的绕射进行计算,以此减少计算误差。总之,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到飞速发展阶段,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先进技术的应用不可或缺。GIS技术在电波传播技术中的应用,不仅对我国广播电视覆盖网规划效率的提高有所帮助,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有积极的作用。未来,我国的广播电视会全面实现数字化,CIS技术在电波传播技术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广播电视电波传播
如果通信距离、覆盖范围都已经确定,则对于无线电波来说,传播损耗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广播电视相关人员为了保证无线电波能够发射到指定的区域,同时能够保证电波传播过程中不会损失过大,影响某些区域的接收效果,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对接收、发射天线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电波损耗进行严格的计算。单纯的从理论性的角度来说,电波在均匀介质中传播,其传播方向不会发生任何的偏折,只会沿着直线,也不会在传输过程中被吸收,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电波传播经过的空间异常复杂,传播途中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都会使电波传播发生偏折,这对广播电视信号的正常接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按照我国频率资源划分所作出的相应的规定,我国的广播电视频段主要处于高频以及超高频,其中某些频段能够与其他资源共同使用。高频无线电波也可以将其称之为超短波,其主要负责视线传播以及散射传播,超高频也可以被称之为分米波,其主要负责视线传播以及流层散射传播,现如今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3电波绕射计算方法
由于我国地域比较广阔,如果在电波的传播过程中在地球表面出现凸起或者遇到障碍物时,电波就会发生绕射的现象,在影响较大的情况下,接收点就不能收到电波的信号。在传播的过程中接收天线与发射天线之间的距离成为视距传播。这种传播主要受到地面的反射波动额影响,如果电波的传播路径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在地面上就属于平线传播,所以就要考虑地球曲率对传播的影响。下面介绍一个或者多个障碍物计算的方法。在遇到多个障碍物时就要引入地球半径的概念,所以适用于视距传播或者海、陆的传播等。
在无线电波的传播路径上都是有很多间隔点的海拔高度组成的。所有的点都是有秩序的排列组合,其中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是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海拔高度,在每一个高度上都会成为一个剖面的形状,在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要尽量保持一致,这样才能方便计算,所以先要找到剖面数据的最大绕射参数V,然后看在整个路径上是否有中间点,如果a+1=b,就可以证明路径上是没有中间点,这时候电波的损耗就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是上面这种情况,就要将中间点逐个的算出来,然后在将最大的绕射参数V选出来。可以根据上面的式子看出来,如果在同样路径的传播上使用不同的地球半径进行计算时,首先要对确定地球的有效半径并对两边的辅助峰进行计算,然后才能用其他的有效半径进行绕射损失的计算,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不同地球半径引起的计算机过的误差。
4结语
5.电视传播 篇五
为加强我县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管理，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行为，切实规范卫星电视传播秩序，有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好发挥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确保县委、县政府的声音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第129号令）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28号令）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协调，各司其职，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标本兼治，综和治理”的原则。以规范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为主线，以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为主要任务，以落实各项治理措施为保障，强化齐抓共管，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卫星电视传播秩序整治工作，为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
二、目标任务
全面整治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严密封堵非法销售渠道，重点清理
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信号覆盖区域内非法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设施。通过集中整治，全面取缔非法销售摊点，严厉打击非法安装 和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进一步完善“标本兼治、打防结合”的监管措施，建立健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管理长效机制。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集中整治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永兴县卫星电视传播秩
序集中整治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某某兼任办公室主任。从广电、公安、工商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联合执法队，负责日常整治工作。
四、工作安排
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1月29日至3月5日）。召开永兴县卫星电视传播秩序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部署全县集中清理整治工作；各乡镇、各单位深入基层调查摸底，掌握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具体情况，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采取在县电视台制作播放公告和专题片、宣传车巡回宣传、张贴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大力宣传广播电视法律法规，使“严禁非法销售、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规定家喻户晓，让
广大群众充分认识整治卫星电视传播秩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教育引导群众树立遵纪守法意识，自行拆除非法安装、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集中整治阶段（3月6日至6月6日）。第一、依法查处非法销售网点，封堵非法销售渠道。第二、严厉打击非法安装使用行为，特别对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信号覆盖范围内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行为坚决予以处理，该拆除的拆除，该没收的没收，该处罚的处罚，切实规范广播电视传播秩序。第三、对偏远地区符合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政策规定的农村用户，办理卫星传输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建立用户档案，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依法拆除其设施。在整治过程中，要采取先县城后乡镇、先单位后个人、先干部后群众的工作方法，依法行政，稳妥推进。
（三）检查验收阶段（6月7日至6月20日）。各乡镇、各单位认真总结这次集中整治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并于6月12日前将集中整治工作情况上报卫星电视传播秩序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广电局）。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各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分片对各地集中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并对全县整治工作进行小结，对存在的问题继续进行治理，对依法拆除、收缴的设备进
行妥善处理。同时，制定长效工作机制，有效防止反弹，巩固清理整治成果，确保全县广播电视传播秩序正常化、规范化。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级各部门要站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以及创建平安永兴、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卫星电视传播秩序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务必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各级各部门要按照“重点突出、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注重实效”的总体要求，认真制定整治工作方案。各部门要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做到属地管理与部门管理相衔接，主管部门与协管部门相配合，日常监管与集中整治相结合，构建无缝隙监管体系，形成整治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宣传整治，双管齐下。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特别是广电部门，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宣传平台，开辟专题栏目，大造清理整治非法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行为的声势。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清理整治并举的原则，在加强宣传教育、摸清底子的基础上，开展执法清理整治，真正达到以宣传促执法，以执法促宣传，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四）把握政策，严格执法。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卫
星电视接收设施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执法工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执法方针，对违法的单位和个人要做好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防止矛盾激化。同时，要以集中治理为契机，制定进一步防范非法销售、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措施，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防止反弹。
6.电视传播 篇六
电视文化传播的广泛普及影响着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塑造，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电视文化传播作为一种传播形态，既要迎合市场的大众需求，又要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制，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与均衡。特别是电视内容的低俗化在业界愈发的严重，近期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叫停谍战剧、苦情剧、年代剧及各地方电视台娱乐选秀节目、娱乐相亲性节目，电视内容的低俗化问题再次成为业界、学界以及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此外，电视圈出现一个怪现象—电视剧改名。拍摄时一个剧名，播出时换一个剧名;地面频道时一个剧名，卫视上星时又一个剧名。比如《宫》改为《甄嬛前传》、《雪狼》改成《悬崖第二部》。
上述看似关系不大的问题却潜在着一个电视文化传播的巨大矛盾，即在产业化、集团化和数字化浪潮背后，电视媒体人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造经济效益，又能在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中肩负起电视媒体应有的社会、历史、文化重责。
一、电视传播中精英文化的缺失
电视传播原本是电视这种新传媒产生后传播精英文化的有效平台，其以服务公众为原则，以快速有效地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节目成为区别于其他传媒的显著特征。但是我国电视传播运行机制中却存在着一个长期未决且愈演愈烈的矛盾—“经济性与文化性”。在追求巨大电视传播商业利润目的驱动下，电视媒体所担负的精英文化责任便逐渐式微，而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受众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一再被彰显，最初精英式的的电视传播逐渐被大众传播所取代，并成为大众文化最为便捷的媒介之一。因此，电视媒体直接的目的便成为掠夺大众资源，争夺大众眼球，方式便是以通俗换收视，以迎合换口碑，内容空泛，形式雷同，在低水平重复性的竞争中，丧失最初坚守的电视传媒价值。
如果借助阿多诺的理论来反观中国，便不难发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问题正在成为如今中国电视传媒的症结所在。为了争夺收视资源，国内各电视台、电视频道、电视传媒之间竞争日趋白热化，通俗化、娱乐化倾向愈加明显，甚至到了“娱乐至死”的地步。从中央到地方综艺节目层出不穷，各种游戏、竞猜、超女、相亲节目纷至沓来，形式轻松流畅内容无思想，在带给受众无限消费体验和娱乐感官享受的同时，却消解了文化的认知功能、化育功能、审美功能，从而疏离了精英文化应有的崇高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现代传媒为人类带来极大便利和不断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的同时，却产生了一种不可治愈的同质化效应。由于电视是以滚动播出的形式出现，其美轮美奂的画面和稍纵即逝的效果便决定了它的直观性和快捷性，这便不可避免地弱化受众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论判断能力，形成简单化、单一化、平面化的受众观感效应，从而破坏了文化传播的生态多样性。
电视媒介以其摧枯拉朽的方式使不同文化、地域、阶层的受众可以追逐相同的娱乐时尚、流行歌曲、影视节目，哼唱同一首歌、尊奉同一种生活方式、膜拜同一种哲学思想。正如传统经济生产刈麦般摧残着地球上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信息传播中的优势文化以同样的效果侵蚀着文化的多样性。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指出“从报纸到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的出现，将一种前所未有的画面在人类面前展开，所有这些传播工具，打上了完全相同的印记的信息，传入千百万人的脑际，正如工厂铸造相同规格的产品，销售给千百万家庭一样……。”[5]这也就是阿多诺所说的受众成为丧失合理批评社会现实能力的“单面人”。其结果是电视作品成为一次性消费品，离精英文化愈来愈远，人们的心态愈加浮躁，思维的创造力和思想的深刻性急剧退化。
二、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的.胜利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生产的分析和批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继法派之后的伯明翰学派却提出了与其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在社会控制之外始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因素，它避开了或对抗着霸权力量”[6]。对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伯明翰学派有自己的理解，“文化工业经常被认为是生产电影、音乐、电视、出版物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工业，但从一种更大或更小的程度上说所有的工业都是文化工业”[7]。文化工业制造出大量的产品供消费者选择，其最终选择权掌握在民众手中，这是大众文化形成的物质载体。而且大众文化经常以集中于知觉的方式，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型的、解放性的实践—它们形成了一片大众地带，在这里霸权的影响最弱，这也许是一片霸权触及不到的区域”[8]。可以说大众文化既有被动性又有主动性，其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控制、操纵与对立、反抗的二元关系。
结合国内的大众文化现状，以“超级女声”为例，这是最为典型的大众文化娱乐方式，在人们的质疑、认可、声讨、赞叹、口诛笔伐、顶礼膜拜中成为近几年最为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它颠覆了传统声乐赛事的选拔、晋级、胜出的标准，以其“想唱就唱”的宣传口号给予选手最大的自我发挥空间，在全民互动过程中实现了草根阶层“庶民的胜利”。首先，实现了消解权威。超女的评委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且不论平民短信支持会消解评委打分的权重，在舞台上选手甚至可以和评委互相龃龉，这就打破了传统声乐赛事中选手为评委马首是瞻的悬殊地位，实现了对传统赛事模式的解构。
其次，实现了大众狂欢。超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目与观众的互动性。观众不仅可以向参赛选手提问，还可以直接参与评判。电视传媒借助手机、网络等多种媒体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合力。通过短信数量决定选手的淘汰机制，让无数观众首次获得话语权，情不自禁地卷入了这场“拇指战争”。在全民娱乐狂欢中，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平台，并且释放了受众心中蓄积已久的欲望、压力和能量。
借助电视传播这一平台，超女把传统舞台表演和当下数字媒介结合起来，造就了全民参与的娱乐神话，也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合流。其实除了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一系列节目的产生并非偶然，之所以各类选秀节目愈演愈烈，并成为近年来社会领域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就是因为它首次降低了精英文化的姿态，迎合了草根阶层消遣娱乐的心理，消解着社会压力和矛盾，实现了雅俗共赏。选秀类节目的深层文化心理在于给受众开辟了一个可以规避社会现实的狂欢节，大众在观赏、参与节目中暂时取消了等级关系、特权和规范，异化暂时消失，人们得以回归自身。在互动和参与中制造属于自己的明星，从而形成狂欢式的世界感受—颠覆等级制、反对僵化教条、主张平等、民主的对话精神。受众在电视传媒中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客体性地位转变为主体性地位，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身份认同感。
三、电视传播的共主体性诉求
我们该如何看待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论争呢?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视为“退化”的受众，正如阿多诺对通俗音乐的贬斥一样，他认为“音乐拜物教的对应物是倾听的倒退。被通俗的音乐所吸引的听众是根据他们幼稚的或孩子似的特点来设想的，……倒退的听众表现得像孩子”[9]。由此他认为文化工业产品的泛滥是导致消费者幼稚的主要原因，阿多诺的论述显然融入了他的文化精英统治论，这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贯主张以文化精英来担负起拯救文化危机的责任是分不开的。而伯明翰学派则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二分法，他们认为“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10]。而且他们否定在大众与傀儡之间划等号。伯派认为大众是具有积极主动性的社会群体，更是“大众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击战中战术上的胜利者”[11]，这与法兰克福把受众视为文化呆子的看法迥异。伯明翰学派看到了大众潜在的现实意义。
那么面对上述两种情况，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究竟孰是孰非?作为电视媒体到底应该坚守精英文化还是媚俗大众文化?其关键问题在于主体性的问题。在传统的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常常成为价值的主体，接受者属于电视传媒的价值客体，随着文化工业的盛行，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受众遂成为电视传媒的绝对主体，受众的喜好成为一切电视媒体追逐的对象。其实这些现象都有不合理性。在电视传播社会实践中，将“谁”作为从事电视传播的最终服务对象，就成为电视传播的价值旨归，因为主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旨归，也就决定着电视传播行为的实践和结果。
我们不反对电视传媒追求商业利益，因为电视操作中的商业性是不可避免的，不考虑商业性，电视发展就无以获得经济的支撑。但是正如歌德所说：“我很能理解观众的欲望，但拒不宽恕那些靠提供低级作品来利用观众的人”[12]。因为，电视传媒在娱乐受众的同时应该包含深层次的教化功能。所谓教化是某种普遍的、共有的感觉，是对共通感的培养。共通感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描述一个集团、民族、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共通性的具体普遍性。因此，造就这种共同感，对于电视传媒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更是其负担的社会职责。
要实现全民教化或者说共同感提升的方式是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合流，即精英文化的软着陆，“高品位和软着陆的统一就是精英文化与平民视角的统一，离开了前者，媒介产品便没了灵魂和方向;离开了后者，媒介产品就会曲高和寡失去生存空间”。[13]对于电视媒体来说，由于其诉诸受众视听的特点，就决定了它必须要舍弃生涩的理论阐释和干瘪的说教表达，用一种感性具有亲和力的方式达到寓教于乐涵育观众的效果。这就是电视精英文化在保持其内容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同时做到软着陆。只有为受众所认可，传媒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受众才有自己的接受平台。
7.浅谈电视危机传播 篇七
关键词：危机传播,电视媒体
当今世界里公共事件时常频发, 比如美国的“9·11”, 中国的“非典”、汶川大地震、瓮安事件等等。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给社会了带来的是重大的消极影响。因此, 怎样及时和有效地应对危机, 是各国政府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现在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各类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者, 在发生危机后, 担负着特殊的使命, 由此, 对危机传播策略深入研究,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 公共突发事件的特征
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曾指出, 公共突发事件是指影响到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国家、社会安全, 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的消极影响, 急需快速有效做出决策的紧迫的公共事件。公共突发事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 不可预知
公共突发事件是不能够被人们所预测的, 无论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比如美国的“9·11”事件以及我国的瓮安事件;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 比如汶川大地震。这些突发事件都是突然发生的, 不期而至的, 在发生之前, 一般都没有任何征兆或者征兆不易被发觉, 因此人们很难对其进行有效预测。
2) 时间紧迫
在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 争取时间很重要, 迫切需要政府的决策部门迅速做出高效的决策, 予以及时处理。万一错过最佳处理的“黄金”时机, 就可能会导致危机进一步的蔓延。
3) 影响较大
其一是指危机波及到范围较大, 一些公共性的突发事件可以对整个国家或者部分地区的许多国家的安全及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消极影响;第二是指影响持续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 事件发生后,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给人们的心理上及社会各级组织带来长远的影响。
2 危机传播
危机传播是指危机发生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 在政府部门、媒体、公众之间的进行的信息交流一个过程。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 在遵循基本的社会传播规律前提下, 干预以及影响危机处理的过程, 使得其最大限度朝向积极的方向转化。由于我国的各种媒体既是党的宣传工具, 也是政府与公众双向进行沟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另一方面, 它本身还具有对政府进行社会舆论监督的特殊职能。与以往相比, 危机时期的媒体具有的功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在非常时期, 各类媒体都会主动积极配合政府, 同时紧密联系民众进行一定的危机公关。在此刻的媒体的监督功能,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本身具有的权力制约、制衡功能已朝向社会协调及均衡方向转变。原因是明显的:在非常时期, 整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凝聚力量共同渡过难关。这个时候, 各类媒介对危机发生与解决过程的客观而及时的报道, 就会起到一种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 同时发挥遏制谣言的功能, 最可能程度地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寻求渡过危机的对策, 帮助社会减少灾难与损失, 最后平稳渡过危机。在危机传播中, 各类媒体不但能够及时准确预测可能致使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 还能够在危机发生中, 作为政府与公众的代言人, 在沟通信息与疏导情绪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3 危机传播中电视媒体舆论缓释的优势和责任
3.1 危机传播中电视媒体舆论的概述
舆论缓释, 是指社会各类新闻媒体为了保证组个人能够将平时积聚的某些对社会的消极情绪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得到正确的宣泄, 让他们得以一定程度的表达主张与观点, 借此实现缓解或者消除敌对或者不满情绪的目的, 进而一方面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维护社会必须的秩序, 维护既定社会关系的一种舆论调控范式。它是一种有效消除社会情绪冲突, 并且防止爆发一些不良社会情绪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究竟会有些人对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产生消极情绪, 健全的社会体制对此也应当提供一定的释放机制, 使得这些人能够及时合理得到宣泄不满情绪, 同时对社会不造成任何消极影响。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护社会的稳定运行。而在面对危机的特定环境中, 民众心中的积聚的不满情绪会大幅的攀升, 在这个特殊时候, 如果不及时有效寻找到合法渠道给予一定释放, 就极有可能会造成较严重的社会动乱, 给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严重威胁。电视舆论的缓释功能就是给民众提供了一个使不满与怨怒情绪得以排解、伸张的一个有效渠道。
3.2 电视媒体在进行舆论缓释的过程中有着特有的优势
第一, 是它具有信息的优势条件。在中国, 由于电视媒体具有的特别地位, 在发生可能影响到国家党政大局以及整个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全局的危机后, 电台是拥有一定的优先报道权, 譬如在现实中, 对于很多报道, 它的报道必须统一使用新华社的通稿, 对另外一些新闻事件, 宣传部门有明确规定某些主流电视媒体才有权进行全过程的采访, 相比其他一些媒体只能等候着“二手资料”了。另外, 这些电视媒体同时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可比较的信息网络优势, 这让它们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获得更多的新闻信息;第二, 是电视媒体拥有一定优势的影响力。一些国家级的电台就是代表国家、政府的声音, 而在普通民众心中, 这些声音无疑就是权威的体现。按照传播学的一般理论, 传播同样的信息, 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受众对这一信息的信任程度——在面对同样的信息, 受众的信任程度与传播者的权威性成正比联系。在现实生活中, 即使现在我国的受众获知信息的渠道方式很多, 但是几大电台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始终是不可低估的。
3.3 电台媒体的这些优势也让它们必须担负起更多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在一些时候, 特别是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它们的失语就是中国媒体的失语, 乃至是政府的失语。而在如今信息传播日益发达与多样化的社会, 信息传播存在着激烈竞争。在面对不期而至的危机时, 民众都十分迫切关注自身的安危与权益, 希望最大程度地获得相关的信息, 而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从权威的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别的信息渠道, 这个时候, 虚假消息就有了生存与壮大的可能。
4 电台如何进行危机传播
4.1 正视危机, 做到信息的详尽披露电视应该全面而真实反映整个危机事件
要让群众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这是有效发挥电视台舆论缓释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电视台在危机期间的报道, 不但要向公众报告危机事件的重要信息, 还应该在分析整合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向公众及时而有效地报道对危机发展趋势的真实科学估计。在整个报告危机事件中, 电视台应该以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发布信息, 并且以独立负责的姿态反映、整合舆论, 能够使得自身的权威进一步确立以及增大公信力, 进而加强了受众应对社会危机的信念。在危机事件发生以后, 电视应当据实以告, 最快有效向民众通报相关的真实事实, 使得公众了解到更多的真相;否则, 一些谣言蜚语与小道消息就会泛滥成灾, 还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与混乱。
4.2 发挥议程设置能力, 把握受众心理, 通过系统地报道策划主导舆论
媒介本身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普通大众都倾向于关注与思考传媒所关注的问题, 并且依照大众传媒给相关问题确定的重要性与次序, 进而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所以, 电视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有选择的报道以及有目的的传达信息, 就可能引导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此外, 各类媒介对事件的认识视角与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相关判断。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中, 电视台媒体在多方利益的协调基础下, 应当积极有效地发挥自身的议程设置的能力, 借助对报道的主导方向进行系统地安排, 精心的策划与设计报道的规模、节奏、形式、手段, 积极调动公众的注意力, 建立公众关心与讨论的中心话题, 最大的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和可能引起的严重的社会危害, 缓解各方面的矛盾、降低社会恐慌, 减少负面效应的扩大, 这样才能最大地化解公共危机, 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晓春.也谈重大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的传播与管理.新闻传播, 2009 (8) .
[2]夏长勇.我国四类公共危机传播现状与发展态势.新闻与写作, 2009 (11) .
[3]雷学勤.危机传播中主流媒体的作为.视听纵横, 2009 (5) .
8.电视军事传播的发展与创新 篇八
与诞生在炮火硝烟中的报纸、电台等我军军事传播工作相比，电视军事传播无疑还是个新生事物。1966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军事组，标志着电视军事传播走上历史舞台，为我国军事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用“创业艰难百战多”来形容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军事传播工作一点也不过分。虽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面临条件艰苦、人手匮乏等困难，我国电视军事传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长起来，采访并拍摄了大量反映我三军将士英雄和先进事迹新闻片和纪录片，如《英雄铁道兵》、《战斗英雄麦贤得》等优秀作品，展示了新生的人民军队电视传播事业的无穷潜力。
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得电视产业在我国开始飞速发展，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电视中生动的图像与声音同步传播的优势是其他媒体无法相提并论的，获得的信息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生动活泼，其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是由于电视传媒的影响日趋扩大，而使得军事电视传媒发挥强大效果成为了可能。
1979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电视台军事组改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师级单位，列入军队编制，接受总政和中央电视台的双重领导。这意味着军委领导对电视军事传播事业的关注和重视。也可以说这是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一次转折，也是其进入成长期的主要标志。也就是在1980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军事栏目《人民子弟兵》顺利播出。其播出的纪录片《干枝梅颂》，反映了北京军区守备一师的边防生活，讲述了过去老干部和边防官兵的高尚情操和品德。
1981年金秋时节，我军在华北地区举行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演习。此次演习是邓小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之后第一次公开观看演习和检阅部队，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即时制作了演习新闻和专题纪录片。节目在央视播出后，受到杨尚昆等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评价，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欢迎。
巨大的反响使军队领导认识到电视传播的巨大作用。之后，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各部队认真组织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以此为契机，各军区纷纷组建电视新闻报道队。可以说《1981华北大演习》的成功播出，为电视军事传播大发展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屡获国内大奖。如为庆祝建军60周年制作的、全面反映我军光荣历史和建设成就的专题片《让历史告诉未来》深受军内外观众的好评。这一系列的成就都为后来的CCTV－7军事频道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改革与创新
虽然我国电视军视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播出时间短，且时间不固定；2．节目内容过于单一，不够丰富；3．没有固定的频道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电视军事传播的发展。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海湾战争、北约空袭南联盟等局部战争，使得人们国防意识空前高涨，开始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投以更多的目光。这些都要求我国电视军事传播的改革与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
普及国防意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电视军事传播永恒的主题。“强国要强兵”，国防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据央视观众调查统计，目前收看CCTV－7军事栏目的观众中，90％以上是地方观众，而绝大部分是青少年观众。因此，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人民解放军光荣的历史，了解国防建设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知道本国国防面临的形势，国防政策，军队建设的思想是电视军事传播的首要任务之一。
宣传我军建军宗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我国电视军事传播的历史使命。要求电视军事传播工作者积极、深刻领会新时期党中央的建军思想，立足军队，面向社会，及时播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四总部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最新军事动态和军队、国防建设上做出突出成绩。
加强对外交流，树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是我国电视军事传播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有责任积极支持并参与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地派出维和部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受到当地人民和联合国的好评。因此将中国军队坚强的战斗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优良的军人品质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是电视军事传播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有关方面对央视军事栏目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首先在组织机构上加以完善。1996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成立。同年CCTV－7电视军事节目正式开播，采编人员发展到300多人，原有的电视军事节目报道网络进一步巩固，节目制作播出的组织保障机构更趋完善。CCTV－7黄金时间《军事报道》栏目也成为央视所有频道中唯一一档体现中国军队的新闻联播。
增设栏目，增加与观众的互动。在新世纪，CCTV－7军事栏目在原有基础上，把握时代热点，大大丰富了电视军事传播的内涵。先后开辟了《军情连连看》、《军事科技》、《防务新观察》等栏目。无论是在时效性，还是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突破性进展。例如：今年8月份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演的硝烟还没来得及散去，CCTV－7就在黄金强档时间《军情连连看》中推出《和平使命——2007全纪录》的专题片，其速度之快、报道之全令人耳目一新。
为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央视还增设了数字国防军事频道，节目的质量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引进人才，增加节目的深度。为了更进一步提升节目档次，打造精品栏目，CCTV－7军事栏目组先后邀请了一大批有着丰富军旅生涯的专家学者担当节目主持人，如伊卓、张绍忠以及被网民称作是美女军事博士的仲晶。他们的出现一改原来节目中严肃有余、生动不足的面貌，其简明扼要的说明、深入浅出的点评甚至是唇枪舌剑，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蔡永清、李成：《CCTV－7电视军事节目发展现状分析》，《军事记者》，2006（7）。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