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8篇）

1.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的要求。国防动员体制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是国家关于国防动员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的规范。

国防动员体制的功能状态，对于增强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我的心中，国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防事业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引以为高尚的事业，而从事国防事业的人是世界上最高尚与伟大的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社会也变得更加文明。国家、种族的界限日益缩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素质也越来越高，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社会的主题。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国防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值得重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显得多余了。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无论多强大的经济也会化为乌有。众所周知，落后便要挨打。当今霸权主义，强权横行。

由于一次海湾战争，原本风光富裕的伊拉克也算一个经济强国，但现在却只能任人宰割，前几年的阿富汗和南斯拉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假如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后盾，还会任人宰割吗？假如美国等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他们能够肆意的挑起战火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宏伟蓝图，可是罪恶的子弹还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人民军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就不能与霸权主义斗争到底；没有他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

当圆明园的华丽与高贵被英国传教士的书信传回英国时；当康乾盛世浮华背后的致命弱点渐露时；当英国使者的通商请求被清帝婉言谢绝时，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即将经历100多年的劫难。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万里土地上，受到了外国列强侵华炮火的洗礼，也是我感到只有国富兵强才能拥有自己的主权与和平安定的发展当鸦片大量的流入我国，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清政府破于压力加之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但是，当时清政府给与战争的财政运算本来就少之又少，再加上各个级别的大小官吏层层的压榨剥削，致使军费紧张，士兵所用枪支大多是鸟枪，舰炮的炮弹大多不能爆炸，武器装备甚至不如明朝，清政府是以弓箭和腰刀在马背上夺取的天下，所以在清政府执政的200多年中，武器根本没有任何改进。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兵浴血奋战，可是由于敌我双方的武器比例悬殊太大，致使鸦片战争在敌方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如果清政府的官吏都尽心尽力的维护国防的建设，不把军费中饱私囊，就不会指使清军的装备不进反退。在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人数远远超过英法联军，但是就武器装备和性能来讲，几乎就是冷热兵器之间的对话，这无疑是导致这场人数悬殊的战争以少胜多的结果的必然因素。所以，我觉得。只有国富兵强才能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辱。而在2战的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始终坚定不移的坚持抗日求国的基本思想。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但是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的苦难是不可磨灭与消除的。1937年7月7日夜11时，日军驻丰台部队，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借口夜间演习中，失踪士兵一名，无理要求派部队进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所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竟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从此开始。８年抗战中的中国的海空军都很弱小，不具备与日军抗衡的实力。但他们同样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海军将士们拆下舰炮，自沉舰艇，作为炮兵，步兵参战。中国空军与日军激战８年，创造了无数辉煌：抗日天神高志航指挥我们的战斗机在８.１３空战中击落日机６架，自己无一伤亡，使中国空军一战成名；飞行员阎海文在飞机中弹跳伞后落入日军包围，敌人要他投降，他拔出佩枪杀了几个鬼子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牺牲前高呼：“中国无投降之空军！”；飞行员沈崇诲在飞机被敌人舰炮击中后毅然驾机撞向敌舰，与敌同归于尽,让鬼子领教了中国的神风特攻......中国空军的２００多架飞机在开战不久就打光了，后来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坚持打掉多少就买多少。后在美国援华航空队的帮助下，坚持到了１９４５年，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芷江会战，中美联合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鬼子也尝到了被飞机狂轰滥炸的滋味，此次战役是抗战史上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答案补充由此可见，如果当时中国拥有自己的强大空军海军，日军的侵华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只有国富军强才能使我国的土地上再不燃起战争之火.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现当代国防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里分阶段加以阐述。

启示

中国国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出现，国防便产生了。中国古代国防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到清王朝中国开始了屈辱的国防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国家利益严重损害，随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的诞生，我国才摆脱了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新中国建立后又陷入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重重包围，并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下都取得了胜利，有力的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防安全。下面谈几点中国国防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一经济实力决定国防力量

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因为它可以从庞大的国民收入获取更多资源来投入到国防建设上，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力弱，但还要把大量的资源通入到国防里，透支财政，是国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那这个政府里倒台已经不远了,新中国初期由于八年内战，国民经济凋敝，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既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要应对国外反动势力的颠覆，最终党英明决断将国防建设放在首位，巩固了新生政权，但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了局限。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我国国防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武器装备更加先进。

二稳定的政局是国防安全的保障

政府是组织国防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所以政局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国防安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三个月就侵占了东北三省，还厚颜无耻的建立了他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全国的声讨声讨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下，蒋介石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又开始了新的对苏区的武装围剿，侵华日军趁机将魔掌伸向华北，攫取多项侵略权利。中共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了许多人士的认可，经过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才决定联共抗日并在正面战场积极地防御，使日军快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为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证明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不容小视。

建设一支数量足，质量高的军队！春秋战国时期，在弱国强食的激烈兼并战争中，各诸侯国无不崇尚“武备”，奖赏军功，鼓舞士气，重视军队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可见国防根本是军队，军队是强大与否的象征。古今中外的国防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支足够数量的，有质量的军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没有起码的保证。

武器装备的优劣是决定国防强弱的重要因素！列宁曾经说过：一支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和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国防史告诉我们：武器装备及由此决定的兵种战法对于战争胜负，对于国防强弱有重要的作用。从宋朝到万顷晚清之前，是冷，热兵器并用而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在此期间，陈吉斯汗及其子孙学习军事技术，运用新式装备最为成功，战国也最为辉煌。

全民的国防意识是强大国防的精神根基！汉武帝刘秀，三国时的诸葛亮，曹操，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康熙帝玄烨等，都实行“富国强兵”“文武并用”之策，注意在奖励“耕战，农兵合一”培养全体军民固边守防的思想，致使国防强大，外敌不敢小视。因此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离不开全民强烈的国防意识，包括居安思危的国防警觉和一旦强虏压境，全民族同仇敌忾战胜敌人的精神准备，这是国防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最深刻的启迪。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是国防强盛的重要力量！国防建设历来是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竞争的主要领域，做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科教化知识，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把自己努力培养成有用之才，在步入社会后，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为我们科技的进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我国国防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

2.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二

一、建国初期的军民结合思想

毛泽东时期, 提出了“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以军为主、寓军于民”。早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就开始探索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的道路, l956年4月提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也要注意军民两用, 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 要有两套设备, 平时为民用生产, 一旦有事, 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新中国军民结合的思想发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军民兼顾”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并把军民结合定为国家平时对军工企业的基本政策。在新的形势下, 毛泽东决定了除加强尖端武器的研制以求尽快突破外, 在常规装备上只以有限经费投入武器研究, 而不进行大量的装备生产, 部分国防工厂也开始了平战结合、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尝试。这个被国防经济理论界称为老十六字方针的“寓军于民”发展模式, 是毛泽东在国际形势较为缓和的时期对国防工业提出来的, 虽然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 更多地强调了“以军为主”, 强调加强军工生产能力而偏离了军民兼容的方向, 但这一模式对解决我国军品生产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二、“十六字方针”的产生

邓小平时期, 明确地提出国防建设要实现转变, 实现“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军品优先, 以民养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根据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从方向、道路和体制的高度指出“要走这个道路, 在国家统一计划下, 以军为主, 搞军民结合”。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以军为主, 以民养军。后来把“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 深刻、清晰地阐明了解决军品和民品科研生产矛盾的原则。这就是以后一直讲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 深刻揭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科学完整的统一体, 为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当时改革的重心是国家经济体制, 加上国防投入不足等原因, 军民分立的模式没有完全打破。

邓小平时期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思想, 强调的是军工技术、劳动力和生产加工能力向民用转移, 因而只是军事资源的单向流动, 是“军转民”而不是“民转军”。“十六字方针”的提出, 是中国国防工业经济理论的一次飞跃,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石。事实证明, 实行军民结合, 为国家增加了财富, 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 为科技人员开辟了用武之地, 同时提高了军民兼容程度和平战转换能力, 是一条利国利军利民的正确道路。在80年代, 中国国防工业全面贯彻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苏联模式, 走出了一条军队和国防企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道路。

三、平战结合, 军民兼容的思想

江泽民在国防经济建设过程中, 提出了要建立“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军民兼容, 寓军于民”的融合式发展体制的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世界形势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 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相互兼容、相互促进。

江泽民关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思想, 不仅包括了“军转民”, 而且还涵盖“民转军”, 其核心和本质是要打破军民界限, 在国家利益的平台上合理配置军事资源和民用资源, 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战场建设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上, 也就是说, 不再仅仅是要求原有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要按“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进行改革, 而且整个国家工业基础都能做到“能军能民”。这一思想更强调“军民兼容”, 强调军民之间的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这种军民兼容, 不再仅仅限于军工生产的军民结合, 而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体制、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融合, 既发挥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强大支撑作用, 又发挥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此概括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十六个字。这是对原十六字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它扩展了涵盖的领域, 赋予了新的内容, 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十六字方针重点强调的是军与民的关系, 新方针则进一步扩展到包括自主创新、大力协同等新内容, 同时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寓军于民的新要求。这对解决国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诸多问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四、军民融合理论的提出

胡锦涛始终坚持在继承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致力于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这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必须是融入国家现代化战略全局、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重要思想, 做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战略决策。胡锦涛军民融合思想深刻体现了时代条件变化和军事实践发展的新要求, 是我们党探索军民结合发展道路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凝结着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为探索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规律付出的智慧和心血。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军民融合式发展都使军民结合理论达到了新高度, 推向新的起点。这既符合经济规律的融合模式, 更是对国防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标志着我们党对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上升到新的境界。这是我们党对“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思想的重大创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07-10-15.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笔会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

[3]范肇臻.中国军工改革与发展金融支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 篇三

一、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1949年~1965年）

随着新中国诞生，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必须大办教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1951年8月27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指出：“从1952年到1957年，争取全国平均有80%的学龄儿童入学（1951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7%）；从1952年开始争取十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但限于国家贫穷，无力包办教育，因此，国家在积极创立公办小学的同时，发动群众办学，集体办学、民办教师便应运而生。1951年，小学民办教师为42.5万人，中学民办教师约为2.3万人。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2年国家开始对民办中小学进行整顿，大部分转为公办，民办教师数量有所较少。1953年小学民办教师减少到4.3万人，中学民办教师减少到0.8万人。1956年以后，受“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胜利的鼓舞，中小学教育迅速扩大，国家再一次号召群众办学。1956年6月3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我国地广人多，经济落后，中小学教育不可能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当前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才能适当满足儿童入学和升学的要求。”“今后除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办学。”1957年，小学民办教师回升到14.1万人，中学民办教师回升到1.688万人。

到上世纪60年代前中期，我国适龄儿童已到入学高峰期。1965年，小学在校学生数增长到11 620.9万人，比1962年增长了67.84％；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4.7％，上升了28.6%。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不得不继续扩大群众办学规模，于是，民办教师队伍再度发展起来。1965年，小学民办教师猛增到175.1万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45.4%；中学民办教师为2.3041万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5.0%。

二、民办教师的极度膨胀（1966年~1977年）

从1966年到1977年，我国民办教师急速膨胀，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国家政治运动导向有关，也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分不开。

就政治原因来讲，1966年“文革”开始，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其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是盲目发展中小学，提出了“念小学不出村，念初中不出队，念高中不出社”的口号。到1972年，全国中学由1965年的18 102所猛增到92 966所；在校中学生由1965年的933.8万人增加到3 582.5万人。由此可见当时办学规模扩大之快。

就具体国情来讲，主要是人口增长失控，学龄儿童急速增加。上个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人口生育的第二个高峰期。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1962年至197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均在30‰以上，其中1962年至1965年均高达37‰以上。生育高峰造成了学龄儿童的入学高峰，小学入学人数由1968年的1 753.2万人增加到1972年的3 603.3万人，4年间入学人数翻了一番，每年平均增加462.6万人。而与此同时师范教育却在不断压缩，1961年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在校生为46.2万人，1962年到1972年，每年的在校学生都低于20万人，其中1967年到1970年平均每年只有3万多人。师范教育的压缩使得公办教师难以得到补充，只好大量依靠民办教师。

由于上述原因，到1976年中小学民办教师猛增到440.3万多人。“文革”结束初期，“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纠正，中小学继续盲目扩展，使得民办教师队伍的数量持续增长。1977年民办教师人数达到471.2万人，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6%。至此，民办教师的数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三、民办教师的治理整顿（1978年~1993年）

教育事业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教学管理、教师队伍十分混乱，人才培养已出现断层。所以，“文革”结束后，整顿教育就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抓好教育，核心问题是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而当时队伍庞大、问题复杂的民办教师是重要的治理整顿对象。这一时期，对民办教师进行了以下3个方面的治理整顿。

（一）加强对民办教师的管理

具体措施有：对民办教师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发给《民办教师任用证书》。民办教师的人事档案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业务档案由乡（镇）政府教育部门或中心校管理。民办教师的任用或辞退由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根据国家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对民办教师的选拔任用、职务评聘、提高培训、考核奖惩等方面制定了更加具体完备的制度。到上个世纪90年代，民办教师管理工作逐渐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民办教师“人员无档案，任免无章法，待遇无标准”的混乱状况。

（二）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

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加快中小学教师队伍正规化建设，是当时治理整顿民办教师队伍的一项重要工作。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国家每年安排一定的专用劳动指标，经过严格考核，将合格的民办教师分期分批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中的骨干更应早转。另外，师范院校每年都要招收一部分民办教师。通过上述措施，在几年内使民办教师比例降到30%以下。”同时还规定坚决堵住新的民办教师产生的口子，坚决辞退不合格的民办教师。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关于民办教师统筹安排、配套实施、综合治理的“关、招、转、辞、退”方针。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加上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努力，人事、财政、计划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使民办教师的数量大幅度下降。15年中，全国有94.1万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其中国家下达了55.1万名、地方下达了39万名专项指标；有54.8万名民办教师被选招到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学习；安置退休民办教师10.2万名；调整、辞退不合格的民办教师75.1万名；因其他各种原因减少14.7万名，总计减少民办教师248.9万名。到1993年，全国民办教师的总数由1978年的464.5万下降到215.5万，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比例由1978年的55.2%下降到24.3%。

（三）提高民办教师的业务素质

由于民办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比较低，经过整顿而留用下来的，仍有相当一部分业务素质不能达标，不能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各地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对不同层次的民办教师提出不同的培训要求，即老年教师以教材教法过关为主，中年教师以专业合格证书考试内容为主，青年教师以参加学历达标的培训为主。二是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规格的培训措施。逐年扩大中等师范学校招收民办教师的比例。在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定向招收优秀民办教师的试点，将部分年青、文化知识水平高、有培养前途的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定向择优录取到师范学校学习。鼓励民办教师通过函授教育、电视师范、自学考试等培训方式，提高其学历层次、文化知识水平和教学业务水平。三是为民办教师提高业务素质提供条件。很多地方制定优惠措施，对离职学习的民办教师给予补贴，对通过坚持在职自学取得大专文凭的民办教师给予奖励。

到20世纪90年代，民办教师整体素质已有很大提高。根据国家教委1995年的统计，1994年，全国201.7万民办教师中达到国家规定学历的有168.4万人，占民办教师总人数的84%。其中有35万人取得了教师专业合格证书；82%的民办教师按照公办教师的条件，评聘了教师职务，其中取得小教高级、中教一级以上职称的14.5万人，占总人数的7.2%；18.3万名民办教师担任了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等学校领导职务；民办教师受省级以上表彰的4600人，地市表彰的4.9万余人，县级表彰的26.3万人。

总之，民办教师经过长达15年的治理整顿，数量已大大减少，整体素质已得到很大提高，民办教师管理制度已经健全，所有这些为最终消化民办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民办教师问题的最终解决（1994年~2000年）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师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办教师“亦教亦农”的非职业化身份显然已不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而这时民办教师已经走过了一个产生、发展、膨胀、整顿的漫长过程，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和生活上的极度艰辛，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国民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也有能力增加教育投入。这说明加速民办教师转公办，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1994年6月14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农村中小学民办教师，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民办教师待遇，逐步做到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合格的民办教师要逐步经过考核转为公办教师，不合格的要予以调整，有关部门要做出规划，分年度实施，争取在今后六七年内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再次强调：“全面贯彻实施‘关、转、招、辞、退的方针，分区规划，分步实施，逐年减少民办教师数量，力争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加快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步伐。从1994年开始，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安排大量的“民转公”指标，民办教师工作出现了喜人的形势（参看下表），到2000年年底，我国农村中小学民办教师的消化基本完成。

资料来源：1994年~199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

五、民办教师的历史启示

中国民办教师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已经过去，他们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但民办教师半个世纪中的坎坷生涯也反映出了我国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总结、借鉴，以作为今天教育事业的向导。

民办教师为发展中国农村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民办教师“亦教亦农”的非职业化身份、知识程度参差不齐以及对民办教师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民办教师去留不定的游击作风，注定了当时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所以，教师队伍建设不只是凑数字，重要的是提高素质。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使命，只从数量上考虑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已远远不够，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职业化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

民办教师发展的艰难历程告诉我们，教师的待遇状况是影响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民办教师的生活异常艰难，不少地方出现了民办教师“弃教”冲击波，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激烈动荡。今天，我们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科技兴国，必须巩固好教师队伍；而要巩固好教师队伍，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精神，以人为本，解决好教师的待遇问题。

民办教师发展现象出现在农村而非城市，并且旷日持久，说明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教育不公平的直接体现。众所周知，教育不公平很不利于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要认真反思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上的症结所在，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四

开展巡视工作是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积累了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巡视监察制度，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的巡视监察制度，学习借鉴先哲的吏治经验，对于做好新时期巡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巡视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封建帝王或中央监察机构经常性地派遣特定的监察官员巡察地方的巡视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史上极具特色的内容之一。从性质上讲，它是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之上，其直接目的是为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从这一制度实施的客观效果和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巡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惩恶除奸、匡扶正义、反腐肃纪和吏治清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为我党今天的巡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孕育于原始社会，初步形成于秦汉，逐渐完备于唐宋，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经久不衰，自古就是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地位，强化提升其统治能力的有效监察手段之一，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巡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尧、舜、禹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巡察方式是天子巡狩制，也就是天子亲自对所属地域范围内进行的巡察，以考察地方诸侯的政绩和公德。尧命舜摄政后确立了“五载一巡狩”制度。这一制度成为后世巡察制度的历史渊源。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周三代基本上都沿袭这一制度。到了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又有了“巡行”、巡县制度，国君、相国、郡守都可以巡视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十分重视对地方进行视察，先后五次“巡行”，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汉朝时，汉武帝创设了对地方监察的刺史制度，采用巡视的方法监察郡县，开始了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巡察地方的先例。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共十三名刺史。刺史的工作方法是“乘传周流”(“传”指公家驿站的马车；“周流”意为到处巡视。刺史的职责被武帝钦定为《六条问事》。刺史定期巡察所辖的郡国，称为“行部”，监察郡守、国相、诸王不法行为。同时，汉代还有督邮察县制度，就是在郡级地方政府中增设督邮一职，采取巡部的方式，掌管县内官吏的监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关。各国的中央政府不定期地派遣御史巡察地方官吏，并赋予御史“风闻言事”的权力。隋朝仍沿袭御史台制度，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出巡地方，监察郡县，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性。

唐朝，巡视制度发展到了成熟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增强，监察制度逐步完善，设立了“一台三院”。即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专司监察之职，直接受皇帝控制，任务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共司监察而各有侧重。在“一台三院”的体制内，各部门职责明确，互相配合，对吏、户、礼、兵、刑、工形成分察制度。唐朝巡视制度发展形式多元，分工明确，制度完备，为以后朝代所效仿。

宋朝时期，地方监察机构总称为监司。皇帝可以通过监司出巡制来控制地方官吏。宋代规定，监司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遍所辖地区，规定出巡时的随从人员以及出巡时在地方上的逗留时间，“无公事不得住过三日”。违反出巡制的监司官要受到处罚。

元朝时期，将全国分为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提刑按察使一人，后改为肃政廉访使，负责对所属地区路、府、州、县经常性的巡察任务。

明朝的巡视制度在封建专制史上是最完备的。明成祖朱棣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立六个独立的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全国官吏，评论政务，规谏皇帝。全国划十三个监察区，各设监察御史一人，合称十三

道监察御史。清朝沿袭明制，由监察御史和提刑按察使共同负责对地方进行巡视，清顺治时，监察御史被誉为“天子耳目之官、朝廷之心腹”。稍有不同的是监察御史改为十五道，比较精简。巡视制度对康乾盛世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巡察制度产生之初，其结构和作用有别于后来的行政监察，相对而言，巡察制度要简单的多。从汉朝正式建立刺史巡察制度，直到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都十分看重巡察制度。随着监察制度的不断发展，从形式、内容上也逐渐健全。在剥削阶级专制统治下的巡察制度，尽管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弊端，但从总体上看，巡察制度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对于澄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特点

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出巡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汉代刺史的秩位只有六百石，却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他们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

第二、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 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愈到后来，出巡的时间愈长。

同时，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

第三、拥有完善的巡视制度规定。包括：巡视人员的选拔、任命、任期、巡视时间、职权，巡视机构的组织、归属等等。如宋代规定，监司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遍所辖地区，规定出巡时的随从人员以及出巡时在地方上的逗留时间，“无

公事不得住过三日”。违反出巡制的监司官要受到处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证巡视队伍本身的廉洁性，避免其受到腐蚀。

第四、订立完备的监察法规。把巡视制度上升至法律法规的层面，有利于巡视工作的开展。例如，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条》，两个六条成为自汉以来历代刺史和中央派到地方进行巡察的监察官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唐代《巡察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明代则进一步完善了出巡法规，先后制定有《出巡相见礼仪》、《奏请差点》、《巡历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规，划定了监察范围。这些做法既是对出巡官员职责的明确也是对出巡官员的约束。

第五、注重对巡视官员权限的设臵。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众、秩卑、权重、职广、位显”。所谓“人众”，不仅是指监察官员在政府机构编制中占有相当比例，而且兼负监察职责的官员往往更多。所谓“秩卑”，指监察官员品级较低。明代的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同地方的芝麻县官，给事中则仅仅只有从七品；“权重”则是说监察部门的权限较大，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职广”则是说监察的职责、对象、范围十分广泛；而“位显”是指监察官员的地位显要。“人众、秩卑、权重、职广、位显”的好处是保证监察官员能够无所顾忌，不畏权贵，独立行使监察、惩处大权。

第六、注重对巡视官员的考核和奖惩。如西汉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纵向的，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的考核，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是中央各部门，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而考核伴随的就是奖惩。如明代考满法规定：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罢。“考察”后的处臵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但可以保留官员身份，“冠带闲住”；老、病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这样做有利于改善吏治、改善政治，对惩治贪污、惰政等腐败现象无疑了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启示

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的巡视监察制度，从中挖掘借鉴其有益的治吏安邦经验，对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我党的巡视监督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巡视监察是历代整肃吏治的重要举措。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对官吏的管理，除了道德约束外，很重要的是加强制度监督。我国历代对官吏的监督，主要一条是巡视监察，这是整肃吏治、施行廉政的重要途径。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建立了专门负责对朝廷及地方官吏巡视监察的机构，如御史台、肃政廉访司等。在监察机构的设官上，专司巡视监察的官员大多是高规格配备或赋予高于同级的职权。在巡视监察制度建设上，历代均有所创制发展，经不断探索实践、调整充实而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分工细致、职责分明、程序严密的巡视监察体系。负责监察事务的官员每年定期分赴中央各衙门及地方巡视，省察治状，布政宣德，考绩群吏，黜陡藏否，强化对官吏的监察。

由此可见，巡视监察作为一种行政体制，是维系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历代统治者对此莫不极为重视，并从机构设臵、官员配备、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予以强化，形成对官吏的有效监督机制。历史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巡视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做好巡视工作。

第二、独立监察是行使巡视职权的重要原则。历代监察机构行使巡视监察职权所采取的方式虽略有不同，但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独立监察。监察机构直接对皇帝或上级机关负责，独立开展巡视监察，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员的牵制。为了确保独立监察权得到落实，历代均赋予巡察官员相当实权，在程序上也采取不少措施。如明朝规定，到地方巡视的监察官员由皇帝亲自圈点，回京后要接受都察院考核。在监察机关内部，还特别规定下级官吏巡察奏事不受其直接上司的约束。实行独立监察制度，使巡视监察职权得到极大强化。元朝时有官员把巡视监察官员比喻为“卧虎”，“虽未噬人，人尤畏之”，足见其威慑作用。历代独立监察的做

法，对我们今天在开展巡视工作中，如何从制度安排、程序设计上更好履行职权提供了有益启示。巡视监督是一种新的监督机制，被巡视方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为政一方，位高权重，巡视对象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强化监察职能，采取有效的巡视方式和手段。特别是对如何落实巡视组内部组长负责制、直接对派出的党委负责；如何独立开展巡视、维护巡视组的权威性等方面，许多都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第三、察纠并举是确保巡视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察就是考察官员的施政实情，纠就是纠察官员的失范言行。历代在开展巡视监察时，始终坚持察纠并举的方针，以确保巡察成效。历代均制定了巡察条例，规定巡察的重点内容，明确巡察的职责范围。巡视官员要按照巡察条例，全面考察群吏的治绩，对于勤政廉洁的官员，代表朝廷予以褒奖，并负责向上举荐；对于德行不彰者，给予申责训诫；对于严重违法者奏报有关部门弹劾，这些都对官员的升黜关系极大。为了掌握官员政声人品的真实情况，巡察官员出巡时还注意深入民间里巷，明查暗访，称之为“风闻访知”。察纠并举实质上是运用了褒扬与惩治两手并用的做法，保证了巡察能收到真正成效，避免流于形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反映情况，既是做好巡视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巡视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针对当前一些干部不讲真话、欺上瞒下等突出问题，借鉴历代察纠并举的做法，在开展巡视工作时，要按照中央规定的五个方面要求开展监督检查，全面了解干部在当地施政情况。要坚持既听“官”声、又察民意，善于从基层和群众中收集意见和反映，明辩是非，主持公道。要客观评价领导干部政绩，注重看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看过去的工作基础、看当地发展后劲、看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看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要进一步探索巡视方式，授权巡视组更实际的监督内容，赋予巡视组督查、处臵的必要权力，提高巡视工作成效。

第四、以下临上是巡视监察机构自身建设的重要特点。巡视监察机构专司监察职责，位高权重，对其自身的监督也为历代所重视，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

一条便是“以下临上”，这是古代巡视监察机构内部自我监督的重要特点。在监察机关内部，一方面，下级或普通的监察官员可以对其直接上司监而察之，并可提出弹劾。另一方面，下级官吏向上弹劾官员可以不受其直接上司的约束。除此之外，监察官员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对不称职的官员随时予以罢免。历代所采取的这种“以下临上”的做法，强化了监察机构内部的相互监督，颇收自我净化之效，从而也就确保了监察机构在世人心目中公信道义的形象，防止了监察功能的异化变质。今天我们开展的巡视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肩负着重大责任，加强巡视机构及巡视员队伍自身建设，对于正确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能至关重要。巡视组去监督别人，同时也应加强自身监督，以保持清正廉洁、操守高尚的良好形象。

5.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五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5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5-25 9: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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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经历了以政治思想为主导因素的考评制度、向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因素的考评制度、再向以科学发展为主导因素的考评机制的历史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带来了辉煌成就,也遗留了不少缺憾。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来评价不同时期的干部考评机制。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还需设计全面均衡的考评内容、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标准、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评方法,并科学运用考评结果。

关键词：新中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历史演变;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5-0016-0

3干部队伍是人的因素中最活跃的部分,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骨干力量。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我们党在成长历程中,十分注重对干部的培养和考评。新中国成立后,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历经演变,当前已逐步走上以科学发展为主导因素的考评轨道。

一、新中国成立后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初步发展与停滞

干部考评标准的制定和考评内容的侧重同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关联。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对干部的考评统称为“鉴定”或“考察”。

1.着重考察干部的政治思想表现阶段(1949—1956)。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兴百业,安民心,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和干部。然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不甘失败,组织了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这一时期党对干部的培养、选拔、鉴定极为严格,特别注重干部的政治思想表现。1949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指出“干部鉴定,是干部在一定工作或学习期内各方面表现的检查和总结”,鉴定内容“重点应放在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遵守纪律、联系群众、学习态度等方面”,要求“每隔一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均需对其所属干部进行依次鉴定”,鉴定方法“采取个人自我检讨,群众会议讨论,领导负责审查三种方式结合进行”。之后几年,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出于形势的需要,国家对干部的鉴定工作主要看干部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程度,特别注重审查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过去的历史问题。

2.对“又红又专”干部鉴定标准的探索(1956—1966)。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开始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2]他还提出“搞一个十年计划”,使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达到“又红又专”的标准。尽管讲话仍然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但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强调了业务的重要性,将“红”和“专”一并作为评判干部的主要内容。根据“又红又专”的要求,196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对科技领域的干部进

行鉴定,除了考察政治思想之外,还要“考察了解他们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和工作中的贡献,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这种鉴定思路将政治与业务、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起来,使干部考核评价工作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3.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中断与停滞(1966—1976)。1966年5月,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国家逐渐步入正轨的干部考评工作被迫中断。十年间,正常的干部鉴定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二、改革开放后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恢复与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和国家恢复了干部考核制度,经济效益在考核中的权重开始加大。

1.探索建立以德、能、勤、绩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制度(1979—1987)。1979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指出“干部考核的标准和内容,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按照各类干部胜任现职所应具备的条件,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考核”,在考核方法上,“要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把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自此,干部考核正式代替了干部鉴定工作。无论从考核内容上,还是从考核方法上看,这都标志着干部考核工作向规范化和科学化迈出了重要的探索步伐。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了红与专的关系。他认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3]。这一论述强调了“专”的重要性,对干部考核工作有很大影响。

1983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召开。为改革干部制度,会议认为“抓紧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及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岗位制和考核制,是搞好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建议县以上党委“成立干部考核委员会,负责对干部进行定期考核,每两年系统考核一次,考核内容,主要是考德、考能、考勤、考绩,其中,要着重考核工作成绩”。随后几年,我国干部考核制度从主观的、以政治态度为主导的非指标考核逐步转向客观的、以具体的可量化的工作业绩为主导的指标考核。

2.以考核工作实绩为重点的干部考核制度的新探索(1988—1997)。1988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试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制度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和《地方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两个文件。1989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试行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制度的通知》,同时印发了《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这些通知和方案不仅把实绩考核纳入了年度考核,而且进一步对以工作实绩为重点的考核工作的内容、程序、原则、方法和要求做了具体规定。工业总产值、税收、农业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被纳入考核范围,工作实绩在考核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1994年3月,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199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都着重强调了工作实绩在考核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对完善实绩考核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此后,各地陆续推行了“岗位目标责任制”或“年度主要工作目标责任制”,对建立以工作实绩为主导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

3.探索建立更加全面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1998—2002)。由于经济发展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少地方对干部的考核出现了“唯GDP论英雄”的倾向。为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1998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将考核内容拓展为“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五个方面。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深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要求研究制定防止干部考察失真失实的对策,建立考核举报、考核申诉、考核结果反馈等制度。2002年7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要求对干部选拔任用对象,必须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考察材料必须全面、准确、清楚地反映考察对象这五个方面的主要表现和主要特长、主要缺点和不足以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情况。该条例的实施表明党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改进。

三、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提出新要求。之后,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2006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及领导干部德才表现的考核设置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联系本地实际贯彻落实的能力”、“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发展代价”、“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履行廉政职责,班子自律”等14个观测点,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和全面考核的思想。

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200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制定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这三个《办法》与《意见》一起形成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这一新机制把考核评价与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结合起来,考核内容更加强调民生、考核过程更加注重民主、考核结果更加体现民意,有利于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科学的考评基础。

四、新中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历史演变的启示

新中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经历了以政治思想为主导因素的考评制度、向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因素的考评制度、再向以科学发展为主导因素的考评机制的历史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和思考空间。

1.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来评价不同时期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开放前,对干

部考核更多的强调政治思想标准。虽然这样的考核存在不足和缺陷,但它为新生政权的稳固,培养、选拔出一支信念坚定的干部队伍,起了重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干部鉴定工作也融入了业务考察等内容,体现了德才兼备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发展经济成为共和国头等大事。注重工作实绩的干部考核制度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唯GDP倾向。我们应该把不同时期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用历史的眼光、客观的态度来评判。

2.考核评价的内容必须全面均衡。考核评价内容的设置是干部考评的基础工作。当前对干部考核的内容主要涉及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而且明确要求注重考察工作实绩。但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实绩而轻其他”的倾向,五个方面在考评中的比重严重不均衡。这就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只关心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出现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怪现象,不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建设的全面推进,不利于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在全面的基础上,对考核内容进行量化,科学配置各方面的比例,考察时要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统一、当前发展与永续发展的统一。

3.考核评价的标准必须科学合理。考核评价标准就是“指挥棒”和“风向标”,决定着干部努力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干部、什么样的发展。政治思想标准、又红又专标准、生产力标准、科学发展标准,标准的侧重点不同,取得的实际效果也不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这一标准最能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但是,由于德才兼备是概括性、抽象性用语,如何在考评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标准,不易把握。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将这一标准细化为各种具体要素,设定各要素的等次或分值。这样才更有利于操作,得出的考评结果也才会更加客观、科学、合理。

4.考核评价的方法必须灵活多样。考核评价方法能够决定考评工作的实际效果。单一的考评方法犹如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片面的。必须统筹各种技术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评方法,对干部进行综合评价。要在全面掌握考核信息的基础上,采取类型分析、数据分析、比较分析、环境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对考核客体进行研究。要“在强化经常性考核,坚持以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为基础,以换届(任期)考察、任职考察为重点,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民主推荐法、民主测评法、民意调查法、个别谈话法、实绩分析法、综合评价法等方法对干部全面考核。这样才能对领导干部作出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判。

6.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六

【内容摘要】 ：本论文深刻总结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同时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途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历史经验

启示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上升的也是曲折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主要的矛头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工人群众，而且它是用欧洲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有这些，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事业。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方能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需要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80多年来，中国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和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其重要标志就是先后形成了既适应特定的时空条件，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些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符合时代特征要求、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走向了胜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原则，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做出的不朽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都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创立了一条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了三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三套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太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8年，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不能不存在着局限，并由此而造成了理论上的不成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对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新的实践中加以认真的总结。

自上世纪50年代末之后的20年来，由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使“左”的教条主义重新笼罩了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因此而中断，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肩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党人破除思想僵化，冲破个人崇拜的束缚，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展开和发展，到党的十三大，通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还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等。这些观点构建起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

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通过进一步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又从理论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回答和概括，共包括九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在发展阶段上，强调不能脱离实际，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外部条件上，指出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在政治保证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战略步骤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在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中国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广大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依靠力量；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走向成熟。到党的十五大，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被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又一次飞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际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格局开始形成，围绕知识经济而展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一切既给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党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证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如何使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迎接21世纪的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成为中国党面对的又一重大课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以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格，从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高度，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总结，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党要始终代表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党巩固立党根本，坚实执政基础，扩大力量源泉的必由之路。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使其取得了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使其获得了道义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使其争取了现实的合法性，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因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宣言和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新的具体理论成果。

二

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他亲自领导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他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从此，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指出理论与实践的同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他通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著作，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不过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不同程度地偏离了。虽然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在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但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以至于发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结合拨乱反正进行的总结。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所提供的教训。1977年7月复出后，邓小平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此后，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准确完整地阐述与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领导全党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避免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

历史是稳定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了的历史。鉴往可以知来。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引导革命斗争走向胜利。他多次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强调只有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也积极倡导总结历史经验，强调要学点历史，指出，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宝贵财富。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指出：“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涵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习并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经验是人们对实践活动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认识从感性发展到理性的基础，是人们的认识接近真理、把握规律的重要环节。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客观规律的本质把握。历史经验只有升华为理论，才能避免经验的缺失。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出了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更好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引着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在从经验到理论飞跃的过程中，我们要反对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错误倾向。经验论就是迷信和固守狭隘的经验，不重视、不学习、不研究已经为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唯理论则把理性知识当作永恒的绝对真理，当客观实际的过程变化了时，仍固守原有的知识，这就使原先正确的认识也变成谬误。因此这种理性主义观点常被称为独断论，也就是教条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危害，历史上已屡次得到证明。所以我们要努力促成从经验到理论的飞跃。

总结经验不是目的，是为了上升为理论。这就要求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密切联系实际，依靠集体智慧，形成了全面、辩证、客观的总结经验的方法。一是，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现实经验相结合，以总结现实经验为主要着眼点，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要着眼点；二是，把总结中国经验与总结外国经验相结合；三是，把总结正面经验与总结反面经验相结合，以正面经验为主要着眼点；四是，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相结合，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五是，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相结合，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六是，重视群众的经验，把党的领导与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相结合，以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主要着眼点。

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其实践是创立和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要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归根到底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科学理论就将失去其真理性和指导性，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统一起来，强调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都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正是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高度统一起来，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他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出发，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他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并将之上升到理论上来指导实践，根据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和实践指向，敏锐地捕捉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契机，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他尊重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强调要把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同志的这种特色鲜明的群众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毛泽东同志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创造性的坚持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本质关系的深刻阐述。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才能真正学懂“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归根到底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最后，全面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保证是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否依靠群众，是否为了群众，是能否真正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试金石。我们只有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真正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人民群众才能从不断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中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7.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七

《中国建筑文化讲座》是台湾著名建筑教育家汉宝德先生的著作, 他从文化的角度切入, 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知, 更加深刻的明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背后的文化含义。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建设与拆建, 历史文化街区发展与保护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 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城市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如北京传统的“胡同—四合院”空间格局究竟应该如何延续?我们是要以牺牲居民生活质量为代价, 还是搞成如同假古董一般的雕梁画栋的高级居住区?这些问题现在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普世的答案。因而, 通过中国文化的角度去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文化阐释, 从历史中寻找现代问题的解答标准, 从而能够对当今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进行深度省思。

一、生命的建筑

《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中提到“中国建筑是一种蕴含生命的建筑”, 并且解释了中国建筑为什么采用木构。木构是中国建筑的特征, 中国人之所以采用木构, 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房屋和人生一样有一个兴衰更替的过程, 而木头材料本身是有生长周期的, 从而本质上具有了生命特征。此外, 作为“蕴含生命”的中国传统建筑, 除了材料要具有生气之外, 造型也是注重生气的, 汉宝德先生就提到如屋檐的翼角起翘, 就是一种气韵生动的表示。

从中国建筑采用木构到中国文化推崇生命的内涵, 这对当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考。如今对城市改造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观点, 即对于拆旧屋、建新屋的行为有所批评, 认为建设者们只会建“假文物”。在他们看来, 对于历史街区应该进行统一的保护, 而不是拆建。如果我们试图追溯中国传统文化, 便可知道选用木构为主要建筑方式的我们, 一直有一种不追求长久永恒的文化, 而建筑的更新交替更多的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在我们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的问题上, 重点不仅仅是去保护, 不去更新, 建筑是有生命的, 而且建筑的本质是为人服务, 因而对于历史街区不能一味的守旧而放弃更新。北京的菊儿胡同改造是将保护与更新结合的很好的例子, 它的设计理念并没有一味的保护, 而是在保持胡同和四合院的传统尺度关系, 以及沿用青瓦白墙的传统方式的基础上, 将单层住宅变为高密度的多层住宅, 从而将现代居住问题与历史文化的延续进行了有意义的结合。我们应该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生活需要, 尝试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传统文化, 这与我国传统建筑蕴涵生命的文化是一致的。

二、务实的建筑

同时, 《中国建筑文化讲座》提到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文化—务实文化, 认为我们的民族是有一种“务实的”观念。比如:我们雕像不像外国人是从材料上找灵感, 而只是把材料视为材料, 木质雕像往往是用木材拼接起来。千百年来, 中国建筑的砌墙也是以土夯成, 只把砖当做表面材料, 不像外国很在乎砌砖的技术。而且务实的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建筑方面, 中国古代科学整体上都是务实的比如, “勾股定理”在中国的表现只是“勾股关系”而已, 是为了实用, 并没有被抽象为定理。中国传统的“天”、“算”、“农”、“医”都是偏重于实用的学科, 这与西方科学的发展完全不同。

因而, 中国建筑深受务实文化的熏陶, “务实”是根本, 这也与建筑”适用、坚固、美观“原则相一致。比如中国传统建筑里的斗拱, 是中国建筑的标志, 结构作用是它的首要意义, 是它的根本功能, 而装饰意义上的美观是其次的。因而, 回到建筑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上, 首要的原则依然是务实, 建筑是一门实用的艺术, 有着其具体的功能。因而, 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我们往往只是以保护和发展为名拆旧建“假”, 许多城市拆除原有传统建筑建新的仿古建筑, 从而出现了“明代一条街”等仿古商业街。这使得许多原本有较高价值的历史街区沦为改造后的“假古董”。尽管这些以旅游经济为目的的仿古街区, 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终究由于其历史价值的降低, 逐渐不再成为人们热衷的对象, 有些历史街区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的丢失, 失去了以往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这种形式的保护与更新由于只是将历史街区打造成观赏之地, 如同是一张风景片, 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 这种做法与中国的务实文化是相违背的, 最终会造成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人为破坏。

三、保护与发展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录和见证者, 保护城市历史街区就是保护城市的文化和记忆。在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旧城更新改造的今天, 人们虽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历史文化对于城市名片的重要性, 同时,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保护的名义放弃更新, 在当今大规模的旧城更新改造中, 由于一味的保留历史街区的形式, 而不分清老房子具体的损坏程度, 可修复的、危、漏和年久失修的建筑一概而论, 都恢复到历史传统形式, 而没有进行实地调查, 关注历史街区在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建筑功能, 从而造成了历史形式与现代生活的矛盾, 从而使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误入歧途。

二是一味的拆建, 以发展的名义将历史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 把老房子全部改为现代社会发展形成的旅游和文娱设施。这种做法实际上偏离了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历史街区不仅仅是物质形态见证城市的发展与衰亡, 还包括了看不见的精神结构。当历史街区变成了现代游乐设施, 失去了原有居民, 那么, 历史街区就会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 而失去了真正的历史韵味。

对于历史街区, 保护与发展应该全面的看待, 首先是弄清楚背后的文化, 正如自古以来, 中国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 是务实的建筑。历史街区既要开发, 更要合理的加以保护, 两者结合全面的进行, 不以发展为目的的保护是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 是难以持久化和规模化的。因此, 当代的城市和建筑建设者不能以现有的新城建设经验来解决古城开发的问题, 不能采取单一的方法, 只有通过不断研究探索, 保护与发展结合, 才能更好的实现历史街区的价值和意义

结语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作, 它需要一种能够使物质形态与精神结构相一致的保护方式, 使得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适应, 形成健康的城市, 城市历史与生活的连续性被焕然一新的城市物质环境所持续, 城市快速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拆建使城市历史记忆得以保留。

因而, 当我们厘清中国建筑背后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后, 中国建筑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文化”“务实的文化”的熏陶, 再次听到到四合院或是胡同正在慢慢消失的言论, 当承载一座城市记忆的老城逐渐被摩天大厦所取代的时候, 我们不妨回过头去, 从本质寻找答案, 从过去寻找塑造现在的因素, 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 从而最终实现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M].北京:三联书店.2008.

[2]史争光, 项曼青.有机更新-基于旧建筑低碳发展趋势的思考[J].艺术品论 (2014.12) :42-44.

8.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篇八

关键词：广场协议；泡沫经济；日本

一、广场协议产生的历史背景

1、世界经济状况

首先，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即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5国经历了两次比较严重的石油危机，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CPI的增长率达到了10.8%。同时，这些发达国家不断增加自己的投资，但是国内有效需求又不足，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并且此时固定资本投资下降，这就导致了世界经济停滞。

其次，由战后的科技不断进步引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失衡导致了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危机。虽然科技进步在一方面推动西方经济不断走向繁荣，同时促使了新的行业以及部门的产生，但是新的科技革命促使了传统的产业部门的衰落，进而促使产业失衡，并且此时的失衡刚好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时候，这就促使这种失衡变成了产业结构危机，最终加剧了由于石油危机引起的失业率过高以及固定资本下降的情况，又由于想要缓解结构性失衡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次由于技术革命引起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萧条。

最终，各个发达国家为了减轻经济的萧条，使本国经济复苏，采取了一系列类似于增加财政开支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超过了本国的货币实际需求量，也就引起了物价在一段时间内恶性增长，适得其反的，使各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2、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

首先，拉美国家为了缓解本国的财政赤字，以及应对世界经济的萧条，一贯做法便是采取一些列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就导致金融信贷不断扩大，各国财政赤字加大，使目前可用资源和在短期内被认为稳定的资源根本达不到私人以及公共经费支出的水平。这便增加了那些长期依赖于外国经济进行投资和负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拉美国家的经济的脆弱性，以及产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其次，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发达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出现滞涨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即限制进口，压低初级产品的价格，这就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汇率的上涨，使得进出口日益困难。

最后，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各国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不当政策措施，使得本就暗含危机的拉美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3、日本以及美国的经济状况

日本作为一个岛屿国家，自然资源相当匮乏，在二战以后，为了使本国经济复苏，提出了“贸易立国”的战略方针，并且提出了跟当时所有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对外贸易策略，也就是高度的贸易自由化。与此同时，日本为了减少由于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依赖对外出口，受到国外经济危机的冲击，所以，日本为维护自身利益，限制多种商品进口或外资进入，加重对自己本国产业的保护，日本的这种绝对的对外贸易政策，使其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最大的对外贸易收益者。其次，日本在当时滞涨的经济情况下，意识到了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采取了相应的紧缩性政策，使得日本经济比较稳定，同时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日本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日本政府主要讲这笔钱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持有美国大量资产，并且这些资产主要是以美元的方式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取代了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理所当然的，美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以及复苏本国经济，所以渴望多边谈判，这样，一方面就可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使自己重新成为债权国而不是债务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希望可以改变本国的贸易常年逆差的情况。所以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和其他四个国家，即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发达国家，在美国纽约签订了协议，因为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的，所以也称为广场协议。

二、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影响

广场协议表面上来说是为了帮助各个发达国家甚至帮助世界经济，但这一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广场协议簽订以后，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美国的债务压力，但是这重重的打击了日本以对外出口为主的贸易方式，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对外出口厂商在对外贸易中所能赚取得利益越来越少，所以这些厂商便将自己手中的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等固定资产行业，形成了虚拟资金，是日本经济最终成为了泡沫经济，这场泡沫经济在1991年破灭，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到了现在，有很多学者依然认为，日本经济长期萧条都归功于广场协议。

三、广场协议对中国的启示

广场协议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跟日本当时的情况相比，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经历了长达20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有着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都拥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都呈现出国内经济过热的状况等等，但是又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实力悬殊、币值升值方式不同、出口竞争力差距大等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从中吸取一定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之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容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状况。

首先，我们应该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以免造成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产生结构性危机，进而导致我国失业率，通货膨胀率，CPI大幅度增加。

其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应该充分鼓励并刺激消费需求，代替常年用投资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进而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逐步摆脱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减少由于他国经济危机波及我国的程度。

再次，我国金融体系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现实生活中问题层出不穷，为了能够从容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我们应该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并同时完善金融体系，使之能够在国际环境中为我国争取一席之位保驾护航。

最后，俗话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国际金融环境中，我们更应该学会怎样分散风险，应该建立多样化的外汇储备，调整我国跟其他国家的汇率水平。

四、结论

上个世纪由于石油危机引起的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萧条，促使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签订的广场协议，该协议促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我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跟当时的日本十分相似，我们应该加以重视，谨防重蹈覆辙，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我国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本国经济的措施，促使经济平稳持续的增长。（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求盛著.日本发展神话的崩溃[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2] （日）桥本寿朗著，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日本经济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

[3] （日）竹内宏著，吴京英译.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M]. 中信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