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新闻

贪污腐败新闻（精选9篇）

1.贪污腐败新闻 篇一

国内的贪污腐败，更是严重无药可救，山东威海天城公司（红顶子中介公司）打着出国务工幌子，坑害几百名农民工上千万的血汗钱 2015.年3月已经在威海城西派出所(06307605929)集体报警（0631 7605929 /0631 5986495）五六月份是个女士接听（0631 5192220/06315573928）还说案情侦破工作已经结束，资料已移交检查院（06313011659）就等判决了，到现在一打电话还是这么说，因为骗子女的怀孕了---没钱，骗子们可以取保候审，拿着黑心钱过着奢靡的生活（威海政府更是想争取

文明城市 怕影响形象

更是上边官员总有人

干扰--）--九月二十日在打电话是个男士接的，冷冰冰的话语 态度及横（手机录音）--被害人只有等信的权利，案情还在办理中---2016年10月24日 拨打063112345-1016(威海市长热线）更是官员的玩忽职守，不作为的踢球玩（手机录音）政府贪官们保养二奶，资金转移国外，没时间为普通老百姓做主了。

这是真的事实，山东威海天城公司（红顶子中介公司）打着出国务工幌子，坑害几百名农民工上千万的血汗钱 2015.年3月已经在威海城西派出所(06307605929)集体报警（0631 7605929 /0631 5986495）五六月份是个女士接听（0631 5192220/06315573928）还说案情侦破工作已经结束，资料已移交检查院（06313011659）就等判决了，到现在一打电话还是这么说，因为骗子女的怀孕了---没钱，骗子们可以取保候审，拿着黑心钱过着奢靡的生活（威海政府更是想争取

文明城市 怕影响形象

更是上边官员总有人

干扰--）--九月二十日在打电话是个男士接的，冷冰冰的话语 态度及横（手机录音）--被害人只有等信的权利，案情还在办理中---2016年10月24日 拨打063112345-1016(威海市长热线）更是官员的玩忽职守，不作为的踢球玩（手机录音）政府贪官们保养二奶，资金转移国外，没时间为普通老百姓做主了。

三年的冤案，山东威海天城公司（红顶子中介公司）打着出国务工幌子，坑害几百名农民工上千万的血汗钱 2015.年3月已经在威海城西派出所(06307605929)集体报警（0631 7605929 /0631 5986495）五六月份是个女士接听（0631 5192220/06315573928）还说案情侦破工作已经结束，资料已移交检查院（06313011659）就等判决了，到现在一打电话还是这么说，因为骗子女的怀孕了---没钱，骗子们可以取保候审，拿着黑心钱过着奢靡的生活（威海政府更是想争取

文明城市 怕影响形象

更是上边官员总有人

干扰--）--九月二十日在打电话是个男士接的，冷冰冰的话语 态度及横（手机录音）--被害人只有等信的权利，案情还在办理中---2016年10月24日 拨打063112345-1016(威海市长热线）更是官员的玩忽职守，不作为的踢球玩（手机录音）政府贪官们保养二奶，资金转移国外，没时间为普通老百姓做主了。

2.廉洁修身--我看贪污腐败 篇二

班级：信息10-1

学号：10124010113

姓名：黄斌杰

眼下，在中国，贪污腐败的现象在各个领域不断蔓延。小到普通工作人员，大到党带领下的政府部门领导，可谓是“无孔不入”。当然，贪污腐败的现象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突出的，各个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也不是在我国才突出的，其它国家也都有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贪污腐败现象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政府部门是否能够彻底消除贪污腐败现象？又该采取什么手段呢？以下我将对以上三点发表我的个人看法。

不久前，我们学院在主教B栋一楼摆放了近百块展板，举行了反腐败、贪污的警示教育展览，列举了多个反面典型事例，以达到警示教育的作用。参观了此次展览，我从中对腐败贪污做了以下总结：

一、仕途无望，转捞钱财

处在一定地位的领导人，例如商人或是包工头为了争取承包装修、土地建设等工程的机会，向有关领导干部行贿。而正好，这些领导干部因为觉得自己无望再被提拔，所谓仕途无望。这样的心态导致这些人心理失衡，干脆想着趁此机会大捞一把。于是便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

对此，最好的例子就是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的贪污受贿事件。原本，卢万里也是一位勤政廉政、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官员，但是1997年未能当选贵州省的副省长之后，他感到自己升迁无望，从而转向从经济上捞一把。而怎么捞呢？就是利用他本身交通厅厅长和高速公路开发总经理的职务，大搞权钱交易。他手中握有工程的发包权，承包商和包工头想要工程，就有求于他，这就是他发财的“良好机会”。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贪污受贿几千万元。其金钱数量之庞大令人震惊！

由此案例我提出，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方向出现了偏差，功利性太强。政府原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而卢万里表面上是为人民服务，心中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梦。这种非良好的心态导致了他升迁失败后产生了消极的思想，从而走上了贪赃枉法的犯罪道路。

二、被胁迫，被利诱

一些商人向政府领导干部下套，抓住了他们的把柄迫使他们与自己合作。而相对于职位较低、发言权小的领导或是工作人员而言，若是上司贪污受贿——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他们也只能装作睁眼瞎。除此之外，若是领导想拉拢他们，对他们进行威逼利诱，或是他们也想从中“捞点油水”，他们就会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岗位”、获得较大利益而“不得不听从”。当然，其中不乏一些纯粹被胁迫、拉下水的人。这些人担心受到上司打击、同事的排挤、商人的报复而不敢将他们的犯罪事实揭露，甚至纵容犯罪，他们的表现充分说明他们自身的法律意识不强，对党的信仰不坚定，从而导致了他们一错再错。而这也是眼下中国贪污腐败现象的一贯表现。

最贴切的例子要属2000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集团采取进口货物不报关、伪报贸易性质、伪报货物名等手法进行走私。在五年的时间里，远华集团走私货物总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然而他们为什么能长久走私却“无人发觉”呢？原来，厦门远华走私犯罪团伙以金钱、女色为手段，有预谋地拉拢腐蚀了一批在市委、市政府、公安机关、海关等要害部门工作的人员为其走私提供帮助和庇护。

由此案例我提出，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二就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经不住利益的诱惑，以及缺乏承认错误的精神。

3.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篇三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详细]

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详细]

结语

4.贪污腐败新闻 篇四

时政热点：贪污腐败注定是“赔钱买卖”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第一时间发布每日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政策解读、理论观察、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贪污腐败注定是“赔钱买卖”。

杨强曾担任国家旅游局驻伦敦等地旅游办事处主任，他违规将自己与妻儿探亲的机票等费用公款报销，金额共计9万余元，记者昨天获悉，市二中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杨强有期徒刑1年。(4月10日《京华时报》)

若问贪污腐败是否有利可图?点头的肯定比摇头的多。否则也不会出现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和已成气候的仇官情绪。但在笔者看来，贪污腐败绝对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

以此次“出镜”的干部杨强为例，为了区区9万余元获刑1年，后半生的退休金基本打了“水漂”，声名、信用等方面的“软组织损伤”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您说这到底值不值?倘若世上真有后悔药可买，相信涉事干部杨强就是倾其所有，也会抢购一粒。

也许有人会说，杨强是小贪小腐，不足为证，有些贪官就是在“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那我们再来见识一下“大贪首腐”们的下场。受贿3000余万的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算得上“贪腐界”里的“大块头”。如今怎样?照样落得个铁窗冷壁、牢底坐穿的下场。别说封妻荫子，想见亲人一面都难上加难。

想先捞够本再一溜了之?先不说“铁腕治裸”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已经基本将贪官外逃的后路切断，就算是哪个“腐老太爷”侥幸越洋成功，也照样有猎狐行动等着收拾他们。外逃又回国自首的凤城原市委书记王国强、欲外逃又被捉回的人民大学招生办原主任蔡荣生便是最好的证明。

想紧捂盖子，当个“闷头财主”?那您可真是out了。当前，反腐肃贪的形势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巡视组、检查组更是四处明察暗访，哪里还有揭不开“腐败酱缸”?看看三番五次拒绝提拔的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舍出政治前途不要，都没捂住腐败的“老巢”。谁还能拼得过他?

在笔者看来，就目前而言，贪污腐败基本上包括三个步骤：一是腐化堕落，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兜里;二是东窗事发，把吃进去的钱再吐出来;三是接受惩罚，或彻底和自由say goodbye，在悔恨中度此余生。总而言之，清正是宝、廉洁是福，贪污腐败注定是一笔“赔钱丢脸又要命”的买卖，为官者万不可动歪念头。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中公时事政治

5.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篇五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恨之、国家治之、社会斥之的不良社会现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我们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腐败，作为领导者行为的一种发展变化，它同样源于社会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社会规则的有限性与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其中的社会规则和个人欲望作为矛盾的双方，都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地说，腐败形成的原因就是社会规则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如现时市场取向改革的负面效应，各项制度的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的不严密，民主法制的不完善等等。而从主观上讲，其原因即是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部分党员干部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注重党性培养，因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个人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腐败。

然而，当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腐败问题时，应该肯定的是腐败官员也曾对社会做出过贡献，也曾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利益，但是其不值得大为赞赏，因为他们是“在其位谋其政”。他们早期的贡献应该归功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党员干部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的心里自然会有一本账，会牢牢记取的，不会被埋没。但是，如果其走向了腐败，定然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其功过、是非是无法相抵的。回顾历史，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腐败案件的处理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样唯物辨证法认为，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联系，任何事物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条件性。在腐败现象中，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抵制腐败力量的强弱是制约腐败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因此，这要求我们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方面要善于探究事物的因果联系，从而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提高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

6.贪污腐败新闻 篇六

1.您的性别是

A.男B.女

2.您对新闻或者法制之类的节目关注如何？ A.经常看B.偶尔看C从不看

3.您认为在大学里面普及贪污腐败思想道德教育有没必要？

A.很有必要B.无所谓 C.没有必要

4您是否对我国处置贪污腐败问题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

A.是的，非常了解B.基本了解C.不太清楚D.完全不了解

5.您的身边、附近是否出现过腐败现象？

A.是的B.不清楚C.没有

6.您认为贪污腐败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泛滥成风？

A.泛滥成风B.个别现象C.不了解7.您认为造成我国政治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可多选）

A.监察整治不力B.社会风气不好C薪资待遇差

D.法律体制不完善E.其它

8.您认为就我国现今的政策是否足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腐败问题？

A.是的B.还不够C.不确定

9.当您面对您所在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

A.没有关系到自己利益，对本人无影响，所以不管，无所谓

B.作为政府部门，我无法容忍如此行为，我要举报

C.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府不好惹，会有人举报的10.请问您认为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能够落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多选题)

A.有关部门发挥作用B.贪污腐败过分嚣张C.内部斗争

D群众监督E其他

11.您认为当代青年应如何加强、提高自身的防腐能力，做一名清廉的公民?

（可多选）

A经常观看新闻、法制等相关节目，增强相关方面的知识B开卷读书，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怡情养性、提升境界、远离低级趣味C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微杜渐、保持操守，牢牢把住政治

思想、道德品质

D补充：

12.请问你认为彻底根治贪污腐败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7.贪污腐败新闻 篇七

中国历史上整治贪污腐败最厉害的四位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反腐败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曾经有四位皇帝，反腐败很有决心，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一、最成功的皇帝：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赵恒（968-1022），宋朝第三位皇帝，是个有作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他统治的时期，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表达对他的千秋歌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因此，宋真宗有了“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的美称。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凡犯贪污等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播撒皇恩，增进君臣关系。宋朝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比如说宋真宗就“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并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如“私忌假”、“饯行假”等。当然，我们知道宋朝官吏的俸禄是历朝最高的，即“高薪养廉”。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宋朝对行使监察职责的御史台官（御史）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而对监察官（御史）的选拔，更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不准宰执奏举御史。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名传后世的“包青天”就是产生在宋真宗统治的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真宗廉政建设的成效。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岁入却是唐朝的七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二、最狠毒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要选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非他莫属。朱元璋出身贫苦，打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登基皇位果不食言，重典治吏，制定颁布了堪称史上最严酷的《大明律》，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肃贪”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尚书赵勉伙，刑部尚书开济，工部侍郎韩铎、李桢，兵部侍郎王志、礼部侍郎章祥等高官，连同一大批政府和地方官员，因为贪污案事发而纷纷成为朱元璋的刀下鬼。甚至是监督各级官吏行为的都察院御史刘志仁，也是因为吃了原告吃被告而被朱元璋处死。而现在记账用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大写数字，就是因为当时的“郭桓案”而由朱元璋发布法令起始使用。

第三，朱元璋认为对贪官处以斩首，甚至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都太便宜他们了，为此还发明“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也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曾对派出下基层查勘水灾而接受宴请、收受钱财的国子监进士和监生共141人，痛下狠心一并斩杀。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花费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人在政举”，严惩贪官污吏决心之大，世人感叹。“杀尽贪官”的运动贯穿于他31年的帝皇生涯，但可悲的是：贪官现象终未根除，大宋那种清明、富强的景象终未在明朝再现。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朱元璋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腐后继，同样值得当今的人们深思。试着比较一下宋真宗的做法，今人当有借鉴之处！

三、最果决的皇帝：清世宗雍正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即雍正皇帝，清朝第5任皇帝。史实记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史上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并有学者言道：“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首先，雍正帝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勤于政事，积极制定切实有效的治理和预防腐败的大政方针，不断推进反腐倡廉事业，极大地消除了康熙一朝的诸多弊政，为乾隆一朝在经济上、社会发展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他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能者上庸者下。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你想啊，在雍正手下，一个平庸无为的人都难以混下去，何况是贪官呢？！

第三，他知人善任，发挥人的才干，避免了不谋其政而某拉关系、行贿受贿走歪道。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第四，他积极推进高薪养廉。高薪养廉既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试想朱元璋老前辈的做法：俸禄不能提高，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呢?所以，雍正就给官员们发数目可观、远高于平日工资的“养廉银”，同时还额外再给京官发津贴、给不同级别官员规定不同数额的办公费用、取缔“馈赠礼金”和“索取归礼”等陋规。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归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治罪。”

第五，成立类似现今“廉政公署、审计署”的反腐机构。雍正派中央工作组即钦差大臣查办地方官的贪污案件。这些钦差直接归皇帝领导，由中央的一些官员或直属中央的官员组成，尽是些清正能干的人，与地方没有瓜葛。同时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这样既不会与被查的贪污犯有利益上的关系，也不会对地方官进行包庇纵容。对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从调查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这样一来，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填补亏空，遏制了“前腐后继”的歪风。雍正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一旦查出贪污或是挪用，雍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第六，打击贪污犯的手段可谓彻底、坚决，换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决不搞“假问责、（躲避风头的）异地为官”。发现贪官污吏，雍正帝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赃官的罪一旦核实，就把他的家抄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女的家也不放过！而且是：查处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皇上至亲也不例外），都决不宽贷。

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不过，在雍正之后的乾隆朝中却出了中国史上第一大贪官—和珅。“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还好肥水终归没有流入外人田。

四、最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朝第二位皇帝，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①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②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③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④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李世民有强烈责任心，他登基后比之前更加勤于政事，埋头公务。李世民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李世民对臣僚敞开胸怀，即位之初即整治吏治，臣僚们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李世民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李世民制定了谏官制度。从制度上赋予了官员批评皇帝、骂皇帝的这样一种制度权利，史上最有名的“骂官”当属魏征。爱听甜言蜜语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李世民具有高度超强的自制力 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8.贪污腐败新闻 篇八

关于博美镇院长林初军八大贪污腐败罪状以下：

一：每月吃喝单据上万元。每月交通费油费上万元。本院救护车每月接送不到一个病人，交通费需要这么多钱嘛？钱都进林初军自己的腰包里了，任院长四年多来贪污 吃喝单 交通费用单据高达五十万元以上。

二：药物超高价买入医院，收高回扣，任院长四年来药物回扣贪污至少高达五十万以上。三：在林初军任院长以来，医院职工每月领到只有6成工资，十几年老职工也只能领到工资九百多元。三餐难温饱。林初军还发言说六成工资想做就做 不做的滚回家去；这样院长发工资如此自大，为老一方。一手遮天。是谁做他的保护伞的、这样的院长还合格吗？四：在工资发不出情况下还请十多名临时工，全部是林初军自己亲人，这样的院长为医院着想嘛？真是人渣一个。自己无能为力将医院带入困境。

五：在今年6月份左右林初军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三年多。副股级提升正股级，无按照国家提干规定贴出公示七日，而在第七天在极少人知道情况下才在自己办公室贴出两张手掌大小公示书，这样公示一天符合国家规定吗？这样公示提升正股级合格吗？博美镇中心医院职工多人可做证此事。

六：单位每月出入帐被林初军一人控制。从不敢在所有职工面前。这不是黑暗吗？不腐败吗？ 真是一手遮天，谁是他的保护伞？

七：私自动用国家专款专用健康档案资金10万元归还买X光机欠款，私自将博美中心卫生院30多名职工工资移入专款专用资金中每月领取，私自用于单位装修 以谋取资金回扣完成自己利益。此等巨贪不调查不处理国法难容。

八：林初军任院长四年来陆丰市博美中心医院贪污人民币至少高达壹佰多万元以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维护国法尊严和正义请省级市级领导市政府，纪委检查院介入调查。

博美镇中心职工代表

9.贪污腐败新闻 篇九

网友：何东平

一个阶段以来，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反腐倡廉，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个又一个，贪污腐败仍然难以遏制，并且包括我们各种专业监督机构，如监察机关，反贪局，纪委中的一些人也被金钱俘虏，被腐败之风吹倒。胡锦涛同志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是铲除腐败的关键环节。我个人认为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信仰迷失，分析如下：

一、腐败分子只信仰金钱和利益，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和平年代少数中国共产党员是投机分子，他们入党的动机就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为了提干，提干为了有权，有了权力就有了自己荣华富贵的资本，总之入党是为了个人名利，这些人一开始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也有一些党员，入党时是满怀抱负，为国为民，立党为公的，然而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动摇了当初的信仰，他们成为腐败分子，他们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的信仰被金钱迷失。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的一件大事，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切不可有丝毫含糊或疏忽。没有信仰的组织不可能有凝聚力、战斗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已经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空前强烈，加之一些理论家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推波助澜，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冲击，使一部分人思想迷惘、信仰迷失、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二、迷失了信仰，心目没有了共产主义道德防线，一些人的思想行为就失去了准则。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公开说什么，为了搞活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都可以做。号召人们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消弱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教导人们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些实际是极端腐朽的世界观，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都不齿。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讲诚信和道义、讲社会责任感、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不是不违法的事，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多么不道德都可以做。

三、信仰迷失造成意识形态的浑噩，是一些党员干部行为不端的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可想而知，什么荒唐的事都可能做的出来。贪污腐败，追求浮华，对一些没有灵魂的人来说就并不奇怪了。因此，我们的党应该坚持党的经典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绝对不能丢。如果在理论上摇摆不定，看不出理论是强大的精神武器，在理论上搞实用主义，就很容易导致信仰不坚定。现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去信仰封建迷信，求巫婆神汉，烧香拜佛，为自己消灾，从他们的行为中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在全党全国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落实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

四、很重要的一点，共产党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再说，任何政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都会人亡政熄。我们决不能搞脱离群众的“精英”治国，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精英”，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赵括，误国误民。脱离群众的治国方略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逻辑再清晰，语言再华丽，体系再完整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而且会使我们与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社会中的不信任情绪也会越来越大。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大众，我们的一切理念都要深入落实到人民大众中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应该矢志不渝的贯彻下去，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活力。我们贴近人民群众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厚了，腐败的动因就小了，同时，人民群众还会积极主动地帮助我们监督和消除腐败，这样腐败的风气就兴盛不起来。社会主义中国就有了无尽的生命力。

五、说到信仰问题，有人就会提出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主义世界观能否相容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与共产主义思想是相互排斥的，一个讲公而忘私，一个讲利益机制，因此，市场经济阶段共产主义思想显得较遥远。实际绝非如此，因为人类活动的进步动因从来就是利益机制在起作用，没有利益机制人类就不会有发展进步。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利益机制，只不过这种利益机制是把人类原始的为个体物欲满足的生存需要，转化为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层次递升，前两个层次是较低级的个人基本生存需要，后三个层次是较高级的社会心理需要。对社会事业的追求主要源于社会心理需要。因此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该正确把握组织成员的需要，采取有效激励方式，使组织成员为组织总体目标服务。这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激励方式，激发共产党人的高层次需要，及高尚的追求，树立起全党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科学的激励方式，组织的功效将大打折扣。只要激励手段科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能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激发全体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六、信仰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紧这个纲，各种社会关系都会理顺，社会就会走上快速、稳步、顺利发展的轨道。只能在党的先进性上做文章，建立完善党的组织管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果我们不抓住坚定信仰这一首要问题，在其它方面做再大的文章都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五光十色的社会充满诱惑力，与建党初期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任务愈加艰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人民稳定而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