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路线图

中国改革路线图（通用8篇）

1.中国改革路线图 篇一

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

在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发表演讲。

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对话动机

十八大为我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一场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改革也正在酝酿。十八大之前，我就在研究和思考下一轮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近日，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阐述了革路线图。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我认为有四个不平衡，即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夏斌为此建议的改革路线图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他认为，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

没有“顶层设计”很难推进改革

去年我提到，对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但也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一是很难，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缺乏事先总体的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推进A问题的改革，引出B问题的改革需求。以此类推，解决了B问题，再引出C、D问题的解决。前几年的历史已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是不明显的。我们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将会更加艰难，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的纠结，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中的就易避难、“绕道走”现象。其结果就是，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是怨声载道，中国经济遇到的不可持续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决定了给予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缩小了，时间不多了。

研究“顶层设计”，必须要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把脉。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

相关结构问题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其他的重要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得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二是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传导和推动作用。

所以，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渡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干预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须真心实意落实“新非公36条”

有人认为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全球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国外需减少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是否意味着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城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资。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当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既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涉及“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必须去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把土地增值收入归还农民

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势必要涉及一批利益集团。我认为，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方案”应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必须要有具体量化的数据或比例目标。

第一，未来八年中，“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第二，明确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这样必然会引起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也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门应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中，城乡差距是关键。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

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工作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

土地出让金骤减倒逼财税改革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如果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回归农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通过这一改革，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将大幅度减少城市建设资金。

按有关规定，在土地出让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还必须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若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其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直接严重影响各地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纷纷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改革。

再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会难以维持下去。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难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即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

应打破政府对金融机构绝对控股

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在本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因此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不少反对国退民进改革的人认为这样会影响执政基础。我认为，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基础。为什么?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健康运行，靠什么?一靠法律法

规制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得当，这起决定性作用。国有成分比重高，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分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

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只是意味着：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要分门别类，未必对相关行业和领域都要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改革从关键领域入手。比如，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改革方案今年内应完成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

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统筹安排。

在改革时机上，需要统筹安排。已有的教训证明，改革中对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没有改革压力，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的“协调、磋商”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具体可限定在3-9个月。根据改革内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设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方案等。对此类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必须拿出。有些改革还需经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方案设计的时间可稍长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从总体上说，各项方案之间要能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但是原则上应在未来3-5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

2.中国改革路线图 篇二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1.汽车保有量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1) 2000-2014年, 汽车保有量增速明显, 年均增长率高达17.2%。

(2) 2014年, 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1.48亿辆, 同比增长16.6%。

(3) 千人汽车保有量从2000年的13辆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108辆。 如图1所示。

2.汽车产销呈高速增长, 但近期增速明显回落

(1) 2001-2010年, 我国汽车销量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 年均增速24.1%。

(2) 2011-2014年, 我国汽车市场从2011的1 851万辆增长2014年的2 349万辆, 年均增速降至6.8%, 我国汽车市场从高速增长进入了调整期。 如图2所示。

3. 2015年汽车市场呈现微增长

2015年全年汽车销售2 459.76万辆, 比2014年增长4.7%。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 107.94万辆和2 114.63万辆, 比2014年分别增长5.8%和7.3%, 首次超过2000万辆。2006-2015年乘用车产销量如图3所示。

4. 2015新能源汽车产销爆发式增长

2015年新能源汽车生产34 0471辆, 销售331 092辆, 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4 633辆和247 482辆, 同比分别增长4.2倍和4.5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5 838辆和83 610辆, 同比增长1.9倍和1.8倍。

5. 未来十年汽车市场将呈中速增长

未来十年汽车市场将呈中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从倍数级增长进入高速增长期

预计未来汽车市场将呈现7%〜10%的中速增长态势, 新能源汽车将从倍数级增长 (2014年同比增3倍, 2015年同比增3.4倍) 逐步过渡到高速增长期 (年均增速30%左右) 。

驱动因素如下:

(1) 中国目前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仅为108辆, 千人乘用车保有量低至76辆。

(2) 中国人均GDP仍在快速增长, 购买力在不断提高。

(3) 汽车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首次购车比例高, 潜在消费群体大。如表1所示, 数据显示, 我国汽车产业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阶段。

6. 油耗限值不断加严, 节能管理制度持续完善

(1) 中国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不断加严, 2015-2020年, 年降幅达5.5%, 这一降幅远大于美国和日本, 与欧盟相当 (见表2) 。

(2) 在建立燃料消耗量的标准体系、出台燃料消耗量标示制度和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办法的基础上, 下一步将加快《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办法》研究与制定, 建立燃料消耗量积分交易制度。

7.新能源汽车财税政策逐步退坡, 逐步建立积分交易制度

( 1 ) 财税政策实现逐步退坡。从国际经验来看, 财税激励政策主要应用于新技术市场化的初期阶段。在产销规模不断扩大、规模经济开始显现的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已经启动退坡机制:

2013-2015年, 2014年补贴在2013年基础上下降5%, 2015年在2013年基础上下降10%。

2016-2020年和2017-2018年补贴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 2019-2020年补贴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

(2) 逐步建立积分交易制度。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政策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进入政策讨论环节, 目前正在酝酿中。

实施有别于财税政策的一种创新型的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政策, 基本思路是: 首先规定生产燃油汽车的企业具有生产一定比例新能源汽车的义务及罚则, 积分制核算; 二是配套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积分交易制度。

不限购、不限行等非财税激励政策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汽车产业技术路线图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抓手和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实现我国汽车强国战略的重要机遇。工信部委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行业力量编制汽车技术路线图, 为汽车产业创新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引领产业发展方向。 编制技术路线图意义重大, 任务紧迫。

总体研究框架和节能汽车技术路线图研究重点如图4和图5所示。

1.研究目标

(1) 提出实现《中国制造2025》中的汽车强国目标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2) 识别未来15年汽车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关键技术及其优先程度。

(3) 提供政府和产业界联合投入共同推动技术创新的框架, 促进新技术研发和应用

(4) 编制细分领域的技术路线图, 为相关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活动提供指导

2.专题技术路线图研究

(1)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技术路线图研究重点。重点产品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纯电动客车。关键零部件包括驱动电动机、电动机控制器、动力电池系统、机电耦合装置、增程式发动机、高压总成、整车控制器和轻量化车身等。关键共性技术包括整车集成技术、电驱动系统技术、能量存储系统技术以及高压电气系统技术等。

(2) 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路线图研究重点。重点产品为燃料电池乘用车与燃料电池客车。关键零部件为燃料电池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碳纸、膜电极、双极板等关键材料, 燃料电池电堆, 燃料电池发动机, 氢气再循环泵以及空压机等附件系统。关键共性技术为高可靠性膜电极、催化剂及双极板等开发与制造技术, 燃料电池电堆的自动组装技术, 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集成与优化技术, 高可靠性氢供给系统及其关键部件技术, 氢气生产和储存和运输技术。

(3)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研究重点。重点产品包括基于网联的车载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驾驶辅助系统, 部分或高度自动驾驶级智能汽车, 完全自主驾驶级智能汽车以及智慧出行用车。关键零部件包括车载光学系统、车载雷达系统、高精度定位系统、车载互联终端和集成控制系统。关键共性技术包括多源信息融合技术、车辆协同控制技术、数据安全及平台软件、人机交互与共驾技术和基础设计与技术法规。

(4) 汽车制造技术路线图研究重点如图6所示。

(5) 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研究重点。重点产品包括高比能量、高安全、长寿命锂离子动力电池, 先进锂离子电池, 全固态电池以及新型材料体系电池。

关键零部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正极材料:高电压尖晶石材料、高镍多元层状材料、橄榄石型结构磷酸盐类材料、富锂过渡金属氧化物层状材料。

负极材料:掺杂、包覆及合金化等技术等实现碳基材料、硅系、锡系等合金类材料以及金属负极材料。

电解液:六氟磷酸锂有机电解液体系、新型有机电解液体系和固体电解质体系

隔膜:聚烯烃类材料的薄型化、低成本、有机/无机表面改性、无纺布等新型隔膜。

电池管理系统:高精度、高可靠性电池管理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动力电池的比能量、安全性、成本、寿命等性能提升技术;高比能、高安全动力电池总成技术以及电池总成与车身、底盘一体化技术; 动力电池自动化制造工艺及装备技术, 动力电池材料、单体、模块及系统的综合性能评价技术。

3.中国足球改革路线图 篇三

一个国家最高层对足球改革部署蓝图，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想要振兴中国足球，是因为中国足球目前不能满足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

要使 “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变强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表明：中国推进足球改革与发展包括进一步改革足球管理体制，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要规避纯市场体制的弊端。

足球产业是体育产业中最大的产业，中国以推进足球改革与发展作为突破口，力争一段时期内，将体育大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中国政府准备加大对足球的投入，包括建立中国足球产业发展基金，并透过增加足球彩票发行的种类和规模，增加足球资金的投入。

1992年足球改革，把足球推进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但是足球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不是在生产线按照标准生产就可以的物质产品。市场化对于国家足球有很多不适合。足球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由中央来协调解决。

对于未来的足球改革，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段世杰说：“最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从市场化回归到市场与举国体制结合，说明要结合各方面的优势。市场的优势可满足足球运动员更好的待遇，但只为待遇，没有了体育的荣誉感和约束也不行。”他说：“北京这么多中小学，有多少拥有足球场。这些体育总局无法直接与教育部等部门协调，都需要中央来协调。”

据悉，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正在调研，在校园设计上，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特点，将足球场纳入建设规划。

将推动足球进校园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吴正宪认为，《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人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给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输入持久的动力和活力。

“足球已纳入北京教改方案。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将推进‘足球进校园’，从小培养男子汉风采。”在吴正宪看来，目前这项教改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缺少师资和场地，应该拓宽退役球员进校园任教的管道，以补充专业师资力量;有足球场的学校和社会上的体育场馆需探索场地资源共享，保证“每周一课”。

3月3日，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访问上海南洋中学，参加学校举行的“学转英超”青少年足球普及项目展示庆典，助力英超在中国的推广。观摩中，一个足球滚到威廉王子脚边，身着西装的他兴致勃勃趋前踢了一脚，引来掌声和笑声。威廉王子邀请中国青少年与英国球星贝克汉姆一起踢球。

威廉王子本人就是英格兰足协总裁，他热爱足球，学生时期还担任过足球队长，现在还是英超球队阿斯顿维拉的忠实“粉丝”。威廉王子说：“我希望能更了解中国足球，希望有更多中国选手来英参加英超比赛。”

（编辑/立原）

4.事业单位公车改革：时间表路线图 篇四

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17日发布中央事业单位和中央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明确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机关本级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今年上半年完成，力争今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中央企业集团总部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对于中央事业单位公车改革，意见明确了改革范围、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机关本级，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等车辆，在确保节支的前提下，对参改人员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通过社会化方式保障其公务活动出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新闻媒体单位本级管理的新闻记者可根据情况由单位确定选择领取补贴或实报实销公务交通费用。

——各部门机关本级的机关服务部门可保留1至2辆后勤服务用车。各部门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可根据业务保障和专业技术活动工作实际，保留必要的医疗救护、新闻转播、科学考察、技术勘察、检疫检测、环卫清洁等特定功能的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必要的业务用车。与主管部门机关同城异地办公的可根据需要保留1辆工作用车，用于机要通信、应急等公务，但不得借车改名义新增车辆。

——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中央管理领导干部，由各部门自行选择确定参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或维持原有公务交通保障方式。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纳入改革范围，改革后原则上不再配备工作用车。原配有符合规定标准工作用车，确因工作需要保留，应当经本单位职代会或党委会同意，报主管部门批准;其本人不得再领取公务交通补贴或报销公务交通费用等。

对于中央企业公车改革，意见明确了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改革中央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实行配备公务用车或者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原则上通过配备公务用车保障履职需要;中央企业副职负责人可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务交通保障方式。采取配备公务用车方式的，要严格执行中央以及有关部门关于公务用车配备的规定，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公务交通补贴。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方式的，要取消为企业负责人配备的公务用车，每月按标准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或者按年度计算的补贴标准内据实报销公务交通费用。

——全面推动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实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如总经理助理等岗位)公务出行全部实行社会化保障，取消配备公务用车方式。中央企业根据岗位特点和生产经营实际，在有关部门核定的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上限内，分档确定公务交通补贴标准，每月按标准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或者按年度计算的补贴标准内据实报销公务交通费用。

——取消为退休、离任或者调离本企业的人员配备的公务用车，不得为中央企业集团总部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其他员工、非本企业人员等配备公务用车。

5.中国改革路线图 篇五

融资平台改革启幕

——关于国发43号文的解读

中国现代集团现代研究院 副院长 王小炆 研究员 王蓬 徐亨玺

10月2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即国发43号文。该《意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不仅关乎地方政府举债偿债问题，还将影响到上万家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发展和命运问题。

1、文件内容

《意见》共有七个部分，可以划分为总体要求、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和存量债务处理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本《意见》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有效发挥地方政府规范举债的积极作用，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规范的债务管理机制，而发挥积极作用、防范化解风险和促进健康发展则是其目的所在。要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疏堵结合、分清责任、规范管理、防范风险、稳步推进”二十字方针。

其次，对于如何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意见》也给出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分别是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完善配套制度等四个方面。

通过明确举债主体、规范举债方式、严格举债程序等措施，解决好“怎么借”的问题；通过控制举债规模、限定债务用途、纳入预算管理等措施，解决好“怎么用”的问题；通过划清偿债责任、建立风险预警、完善应急处置等措施，解决好“怎么还”的问题。此外，完善配套制度则从完善债务报告和公开制度、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和强化债权人约束等三个方面，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提供保障措施。

最后，为确保改革平稳过渡，《意见》明确提出妥善处理存量债务，既要确保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又要切实防范风险，并就相关的组织领导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如果说，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是长效制度，那么消化存量债务，则是解决当前棘手的问题。《意见》还对妥善处理存量债务提出了明确措施：在清理甄别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础上，一是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举借的债务，以及企事业单位举借的债务中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部分，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对企事业单位债务中不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部分，要遵循市场规则处理，减少行政干预。

2、要点分析 2.1一个机制约束政府负债

《意见》提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立“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对之前粗放式的政府债务扩张进行约束。

“借”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借主体和形式。只有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政府才可适度举借债务，市县一级政府举债需要通过省级政府代为举借，政府债务不能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其次，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通过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解决公益性事业发展的资金问题，此种形式已经非常接近美国市政债。

“用”严格限定了资金用途，并将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政府债务要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建立起对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的惩罚机制。

“还”主要明确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债主体和应急机制。明确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在应急机制方面，在地方政府通过变现资源、压缩开支等多渠道筹措资金仍难以自行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明确提出了地方政府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险，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种安排，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盲目扩张。

2.2两个思路解决债务问题

根据截止到2013年6月底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我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约20%，而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则达到32%左右，合计政府负债率约为52%，考虑到2013年6月后的增量债务，当前我国政府负债率正在逼近60%的国际安全警戒线。而地方政府还债的高峰恰恰就是2013年到2015年。另一方面，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达到42万亿，仍然需要举借大量政府债务。

如何处理存量债务的问题，《意见》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置换”。拿什么“置换”什么？如何“置换”？由于之前的《预算法》明文禁止地方政府举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多是间接持有，以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城投债等形式出现，利率较高，并且正面临偿债高峰。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中需要被“置换”的就是这些亟待偿还的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

要“置换”这些债务，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选择是在现有地方政府举债机制下借新债还旧债。当地方政府具有了发行债券的权力以后，就可以直接发行债券，这属于直接融资，利息较低而且期限更长。

“置换”旧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两个好处。第一，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以低息债务置换高息债务，减轻利息负担。地方政府债券是以地方政府信誉担保的资产，理论上说其风险仅高于国债，但远远低于企业债券。因此，其利率一般也比较低。所以，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银行贷款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第二，减轻地方政府短期还款压力，解决了今明两年还款高峰的问题。以长期债务置换短期债务，拉长还款期限，减轻目前的短期还款压力。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时，可以根据其预期收支情况确定债券的期限结构，这就使其可以用期限较长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期限较短的其他债务，减轻每年的还款压力。《意见》里明确指出，“对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各地区可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以降低利息负担，优化期限结构，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

新的建设资金来源问题，《意见》将公益性事业划分为有收益和没有收益两种情况，通过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收益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有收益的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其次，推广使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解决新的建设资金来源。

2.3三条界限划分责权主体

《意见》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平台、政府与市场之间责权利主体间的界限。首先，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切割。《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央政府不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兜底，把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债务中隔离开来，避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逼迫中央政府兜底从而转化为国家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第二，实现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的切割。明确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体系，使资金更好地在部门间、地区间、经济单位间流动，得到有效配置。

3、平台公司未来何去何从

在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特定时期中国特色的产物，平台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组建以来，作为政府推进城市建设、改进民生的重要手段，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然而我们清晰地看到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尤其在经历2009年的爆发式增长后，规模虚增、负债高、盈利差等问题凸显，潜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近几年的政策走向已趋近明朗，平台公司的路在哪里，做如下解读。

3.1平台公司存量债务处理

《意见》要求“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性债务”，平台公司的“代政府融资”职能将不可持续，意味着平台公司政府融资功能将被逐步剥离，这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规范管理的持续，未来平台公司将会进行渐进式地调整、改造。

（1）政府性债务的剥离。对平台公司的既有债务进行分类，按“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由平台举债，实际投向公益性项目的债务，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直接偿债责任，按《意见》要求，可依靠省政府代市县级政府发行债券进行置换；由平台公司举债，投向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准经营性项目的债务，可将债务和资产打包，由地方政府或平台公司作为主体进行PPP社会化运作，引入社会资本，化解债务风险；对于由平台公司自身运营和发展，及与公共服务无关的市场行为而形成的债务，由平台公司自行偿还，政府不承担兜底责任。

（2）增强自身融资能力。《意见》明确“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一直以来银行等资金机构看重的平台公司“政府背景”将逐渐失去价值，政府背书、政府信用等将逐渐失去效用，未来平台公司将作为一般性企业，其融资能力将取决于有效资产、未来盈利能力等。例如江西省2014年9月出台的《江西省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对平台公司债务，政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说明平台公司债务将不再视作“无风险”。

3.2平台公司的发展转型

平台公司是特殊时期的特有产物，具有生命周期。随着城市建设高峰的过去，某些平台在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后就应该历史性地退出舞台，要么关闭要么转业成为经营实体。而从改革成本和改革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推动平台公司转型是更佳方案。未来平台公司将会去平台化运营，作为一般性的竞争性和地方性国有企业存在，平台公司应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实体化、市场化和规范化转变，参与市场化竞争。

（1）宜涉足的领域

一是产业引导和国有资产管理，即按照地方政府产业布局要求，积极引导政府投资的方向，履行政府投资导向的职能，同时在公用事业、轨道交通、广告经营、能源开发、文化旅游、环保产业、金融服务等方面充分运作，规范企业经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城市运营管理，即运用市场手段，对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等）、城市资源性资产（主要是城市土地）和城市无形资产（如广场、道路冠名权）在内的城市资产开展的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活动，以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为目标，充分经营和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发挥平台公司公共产品提供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作用；

三是城市金融服务，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性国有企业应着力打造金融板块，可参股银行与银行联姻，亦可涉足小额贷款、金融租赁、产业投资基金、担保公司等多种金融业态，金融板块将成为一些平台公司未来的经济增长极，不仅能为其盈利能力注入新动力，还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2）未来的发展路径分析

虽然平台公司目前还无法做到完全撤出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他们发展的脚步正在逐步远离单纯的政府性平台公司。在业务发展方面，平台公司应坚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向多元化、跨区域化发展，进一步夯实业务能力，并购和整合将成为平台公司发展的常态，生存下来的平台公司将以新形象和新境界展现在人们面前。

 跨区域发展方向

在平台公司的初步发展阶段，公司的发展主要是在本地完成。而进入转型阶段之后，有能力的平台公司开始实施横向扩张战略。如通过整合城区近郊及各县的各类中小水务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实现规模经济；利用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如工程管理等各种专用知识、技术，对区域外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工程代建、工程项目管理等业务。

 多元化发展方向

目前平台公司都在尝试战略转型，一方面随着其所在城市的发展，继续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另一方面积极投资实体产业，进行多元化发展。大多数平台公司的转型选择依然围绕土地开发相关产业链，进行土地一级二级联动开发。条件成熟时，平台公司可凭借地方政府独特的资源、机遇，大胆进行非相关多元化的拓展，向产业投资、资产管理、金融控股、城市运营、城市旅游等多元化业务转型，不断发展壮大平台经营性业务板块，增强平台自我造血能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经营收益反哺公益性项目，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 纵向整合方向

依托平台公司既有的专业能力，积极在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燃气等产业培育立足本地、面向市政公用产业化龙头企业，形成较大规模的集投资建设、运行管理、技术创新产业为一体的集团，带动整个市政公用产业向集团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健康发展，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市县的行业性公司兼并重组等将为常态。

3.3平台公司的能力培养（1）理清与政府的关系

平台公司应厘清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根据市场规则，明确平台公司的服务提供商和地方政府的服务购买者关系，同时在债务和平台公司运作方面，对平台公司进行定位。

 债务方面

按照国务院及人民银行、银监会的要求，金融机构对平台公司项目逐个开展重新评审和风险排查，梳理落实贷款项目审批、项目资本金、还款来源和抵押担保情况，地方政府在此背景下应针对平台公司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督导平台公司做到已发放贷款与具体项目挂钩，落实项目资本金，为平台公司减轻债务包袱。 做实资本

政策伊始，地方政府应尽快为平台公司注入有效可变现资产、特许经营权、税收返还等以增加公司现金流覆盖程度，做实资本金，为平台公司市场化运作提供资金基础，实现既有债务与地方财政彻底剥离，也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型提供保障。

 资产整合与平台重构

对平台公司进行规范和重组，按未来公司的发展定位，对于与业务不相关的公益性资产、享受政策支持的项目等进行剥离，为平台公司减轻运作包袱；同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通过对区域内国有资产和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将城市资源和国有资产集中进行归集，全力打造综合性城建融资实业型平台公司，做大业务规模，培养专业能力。在此之上此外，积极探索区域投平台公司的协同发展，尝试区县平台整合和跨地市区域的平台整合。

（2）规范企业运营

 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机构

平台公司需构建产权清晰、权责统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科学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推动平台公司由事业法人向公司制法人转型，真正确立其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市场化运作。

 优化内部管理，做实管理基础

充分考虑平台公司未来的职能定位、业务板块等，设置合理的组织架构及授权体系，并清晰部门职能、岗位职责分工等，做实平台公司的内部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同时，针对集团化运营的平台公司，应结合平台的职能定位、业务发展规划等，对下属参控子公司进行系统梳理并分类，针对性地设计管控模式，充分激活各子公司的发展动力。

 强化人力资源团队建设

做好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多渠道市场化吸引人才，实现各方面人才在管理思想、经验及发展潜力的合理搭配，形成既具有管理能力、又具有发展动力的人才团队。注重人才梯队的培养，确保引进的人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要求。

 推进平台公司的改制

建立产权机制，通过管理层持股、技术入股、职工持股等手段，推动企业股权多元化和股份制改革，激发内在活力。

4、总结与前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要求。5月20日，国务院转批国家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国发18号文），提出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总体要求。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增加了允许地方政府规范举债的规定。10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全面部署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10月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45号文），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部署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切事物都是时代的产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应运而生，对我国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时移世易，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原有财政体系下异军突起的平台公司，在未来财政体系的变革下，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虽然前行的道路还需要摸索，但方向已然确定。我们预测，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国家将出台政策，全面放开省级地方政府债券的自发自还。此外，国发45号文的出台有着非常强烈的信号指向，因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们认为财税体制改革将在今明两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将在2016年基本完成，而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范管理和平台公司的职能调整，也将配合着调整到位。

6.中国改革路线图 篇六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王丛虎 ｜ 时间： 2017-10-23 ｜ 责编： 毅鸥

王丛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幸福与健康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追求。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五千年文明中，送幸福与送健康始终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一直的向往。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健康是幸福的前提和基础，无健康也就无幸福可言。确保人民健康、打造健康中国是国富民强的保障。

十九大报告顺势而为、站高望远，果断而响亮地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号召。健康中国战略不仅立意高远、目标清晰，而且实施路线明确、政策措施科学有效。“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令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振奋，更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第一，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健康观，勾勒健康中国蓝图。大健康观是一种全局的理念，是围绕着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进行全面呵护的理念，也是2016年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的新理念。

十九大报告不仅再次明确了大健康观的核心要义，即“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健康观就是要加强预防，让人民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有病能医、医病便捷乃至免费，以确保身体的健康长寿；同时还要吃得放心、吃得有营养，以确保吃得健康；还要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以确保老年幸福健康；还要有计划地生育、安全放心地生育，以确保生育健康。当然，还包括生活环境的安全健康。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健康。十九大报告还进一步提升了大健康观的地位与意义，即“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第二，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体制改革，确保健康中国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开启了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建议，出台了许多行之有效改革举措，取得了巨大而可喜成就。2017年5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其具体改革任务共有70项。十九大报告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即构建并完善医药卫生的四大体系：即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具体说来，十九大报告要求：要重点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同时还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以确保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系统能够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也确保全国人民的健康长寿。

第三，十九大报告要求发展健康产业，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同时具有“吸纳就业前景广阔、拉动消费需求大，促进公民健康长寿”的特点。为此，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发展健康产业。首先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十九大再次提出，并把它置放在“健康中国战略”的高度，也就再一次强调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其实质就是要求我国中医药要“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对接产业化的需求、迎接国际化的挑战"。其次提出“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养老问题，为了确保老年健康，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应对措施，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第四，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健康政策，促进健康中国继续前行。健康政策是健康中国的指引，更是关乎着健康中国前行的速度和进程。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健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又重点强调了要进一步完善的具体健康政策。一是“疾控预防为主”的政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同样，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而言，同样应该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政策。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二是生育政策。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直接影响着我国的人口战略和健康中国的战略实施。为此，十九大报告专门强调，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第五，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大食品安全执法力度，为健康中国保健护航。“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根”。这足以说明了食品安全关乎健康中国的发展。

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在2015年就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十九大报告则更是强调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虽然用词精炼，但内涵丰富，尤其是“吃得放心”不仅需要加强执行新《食品安全法》的力度，更是包含了加大惩处力度、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内容。

7.中国改革路线图 篇七

一、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已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

2005年, 中国财政部在全面总结多年来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集中力量制定完成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此期间, IASB多次派专家与财政部会计司团队一起工作。2005年11月8日,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CASC) 与IASB签署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同时, IASB确认了中国特殊情况和环境下的一些会计问题, 涉及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公允价值计量和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这些问题上, 中国可以为IASB寻求高质量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决方案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2009年11月4日, IASB发布了新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 基本消除了与中国关联方准则的差异。2010年, IASB通过年度改进项目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修改, 允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将改制上市过程中确定的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入账, 并进行追溯调整。此举有效解决了中国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因资产重估引发的会计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自2007年1月1日起在所有上市公司、部分非上市金融企业和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实施, 并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目前已扩大到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三年实践证明,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得到了平稳有效实施, 对于规范企业会计行为, 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促进资本市场完善,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8年5月, IASB派专家对中国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平稳有效实施的结论。2009年10月, 世界银行就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有效实施情况发布评估报告, 明确指出:“中国改进会计准则和实务质量的战略已成为良好典范, 并可供其他国家仿效”。

中国香港从2005年开始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中国内地会计准则实现国际趋同并有效实施后, 2007年12月6日, 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会计准则等效联合声明, 确认两地会计准则等效互认。欧盟从2005年开始在上市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欧盟委员会在对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有效实施情况评估后, 于2008年12月12日就第三国会计准则等效问题发布规则, 确认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欧盟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 决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底的过渡期内, 允许中国企业进入欧盟资本市场时直接采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以上表明,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实现了趋同, 并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范围内平稳有效实施, 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 积极推进中国会计准则持续国际趋同

为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11月, G20华盛顿峰会深刻分析和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以及改进IASB治理结构和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2009年6月, 金融稳定论坛 (FSF) 改组形成的FSB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成立大会, 决定设立标准执行委员会以促进各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2009年9月, G20匹兹堡峰会再次呼吁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加倍努力, 通过独立的准则制定程序, 制定一套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

根据G20和FSB的要求, IASB积极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相关会计问题, 在完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主要包括: (1) 成立金融危机咨询组, 提出了改进财务报告应对金融危机的系统化建议; (2) 制定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 为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一套统一的指南; (3) 推进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综合项目, 简化金融工具分类、计量、减值和套期等会计准则; (4) 全面修订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准则, 明确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和特殊目的主体会计处理问题; (5) 加快保险合同等会计准则项目的制定步伐。上述趋同项目将于2011年6月底前完成。中国高度赞赏和支持IASB为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落实G20、FSB要求所做的不懈努力。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在会计准则已实现国际趋同的基础上, 密切跟踪IASB相关会计准则的重大修改和制定工作, 组织了会计理论和实务界专家等组成若干项目组, 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展深入研究;同时与亚洲、大洋洲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成立了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 (AOSSG) , 反映本地区的情况和建议。中国始终坚持会计准则趋同互动原则, 主张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实现其高质量、权威性和全球公认性, 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样, 中国才能保持其会计准则的持续国际趋同。

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的时间安排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持续趋同的时间安排与IASB的进度保持同步, 争取在2011年年底前完成对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关项目的修订工作, 同时开展必要的宣传培训, 确保所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掌握相关会计准则的变化, 并得到有效应用。

8.新一轮农村改革路线图 篇八

农村改革发展站在新起点上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突出强调，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新形势下，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一个“发展阶段”、一个“关键时刻”、一个“重要时期”，科学概括了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表明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农业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为此，全会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农村未来展现美好图景

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6方面的基本目标任务，让广大农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

“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措施，再到党的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这次全会提出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是我们党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想的进一步细化，为8亿农民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奋斗目标。

全会还确立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5项重大原则。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和5项重大原则的提出，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确保了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推进。

切中“三农”面临的突出矛盾

“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三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30年前起步的农村改革，使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我国农村的改革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无法适应构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紧迫要求；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保持农业稳定发展的难度加大；国际粮食供求形势紧张，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压力增大；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仍未完全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许多农村的面貌仍然较落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3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部署，既切中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又有力应对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勾勒了一幅切实可行、富有可操作性的“路线图”。

夯实农村改革发展制度保障

经过30年的不断探索，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已进入依靠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全会紧紧围绕当前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围绕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农村制度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全会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意味着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留下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全会立足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突出强调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意味着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这根红线，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各项制度。

——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意味着我国将从农业投入、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不断强化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支持和保护。

——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从根本上破除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村民自治机制建设，不断发展农村基层民主……

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作出全面安排，必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制度环境，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步伐将不断加快

基于对“三农”问题的准确把握，这次全会深刻提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全会还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指导方针，把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对8亿农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表明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更加重视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既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就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全会从8个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随着一项项极有含金量措施的陆续出台，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将不断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将不再遥远。

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和重大原则，也是建设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紧紧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主线，着眼于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水平，对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等等。全会作出的这一系列具体部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必将对建设文明、清廉、和谐的乡村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