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初中作文

莫言的初中作文（共7篇）

1.莫言的初中作文 篇一

①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②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③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④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⑤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选自《读者》2013年第1期）1.请概括文中叙述的两件主要事情。（4分）2.请说说你对下列句中加点词的理解（4分）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3.第⑦段在全文起什么作用？（4分）4.文中的王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3分）5.文章作者是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的主题为“讲故事的人”，本文即属于他讲的故事，他讲的这个故事有__________的特点。（2分）参考答案： 1.第一件事：当所有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的良善，并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第二件事：辍学后，路上碰见王老师，他用自己状况不好的自行车载“我”走了十几里路。2.（1）“臭”字形象地写出“我”当时不好的形象，也突出了下文王老师为“我”说话的勇气。（2）“本能”指自然而然、不是出于外力作用而产生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了“我”的善良。3.结构上照应开头；内容上深化主题，表达了“我”对王老师的怀念、感激和赞扬之情。4.文中的王老师是一个正直善良、爱护学生、实事求是的人。5.示例：情节真实，人物形象丰满，引人入胜，语言通俗（有两点即可）

2.关于莫言的作文 篇二

有时候他是“超级大厨”，我每次去他家，总会吃得走不动路。每一次，他都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糯香鸡、清炖牛肉、红烧肉、喷香回锅肉……他做的东西三个字评价：美!爽!OK!每次我去他家都会大饱口福，不饱不归。

有时候他又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因为他一个月养老的工资并不多，要缴水费、电费、买菜，又从不要爸爸妈妈的“资助”，所以他平时都是很节俭的。他家外面有一个应有尽有的小卖部，我总是对小卖部的零食垂涎三尺，总是找他要钱，每次他都会一本经地说：“文文，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你再来要钱，我就给你妈告!”话是这么说，但他每次都会给我钱，每次都重复一样的话，也从来没有给我妈妈说过。

他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习惯的人，我的外婆嫁给他可真是幸福了一辈子。在家里他看不惯地板是脏的，一天拖三次，墙壁洁白干净，如果不小心弄脏了，他会先用小刀把脏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括掉，再用白漆抹上去。他还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花草，让家里清新自然。他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会做衣服，会做木工，我的小凳子就是他做的，他还会开大卡车，简直让我佩服得不得了。

3.有关莫言的作文素材 篇三

冷静看待莫言获奖

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的话，莫言是在不久前加入过抄写《讲话》的作家行列的。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是否配得诺奖，除了作品，还要看其是否对文学真诚。莫言2009年在法拉克福演讲中再三声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三年之后却毅然加入抄写《讲话》的行列，而《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作家与文学应当政治标准第一，就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像王安忆那样“有所不为”不算道德苛求，莫言却连恪守一己之文学信念都不及格，遑论别的。

经历过文学被政治戕害时代的作家，如果还昧着良心去抄那样一段恶心的《讲话》，那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道德底线的人。是文学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虽然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永远得不到我的尊重。这一切与酸葡萄心理心理无关，只是缘于对中国文人与政治割不断理还乱的奴婢心理的戒备，与知识分子记忆深处不太遥远的文革记忆。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无国界的，如同普世价值与人道主义无国界一样。我认为莫言这次获奖，并不是对中国目前的言论自由状况和文学创作状况的认同，先不要去扯什么百年文艺复兴成功，更不要因此称对中国大国崛起的肯定。这应该主要是对一个作家的作品的肯定。而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是人性，是人道主义。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对中国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包括和平奖）进行人道主义宽容，而不是把精力花在对莫言的鼓吹上，对民族主义的鼓吹上。如果这样，我为莫言悲。莫言作品经典语录

1.无论多么落寂和苍茫，那些身影总会过目不忘。

2.总在不经意的年生。回首彼岸。纵然发现光景绵长了十六个年头。

3.因了命途中的你们，我才没有荒芜了青春。

4.我总喜欢逆着时光，寻找我青春的足迹。

5.黄昏是青春短暂的悲伤。

6.所以。兵荒马乱也要轻装简从。

7.回首。才看见我们是以快乐的心情写悲伤的青春。

8.满腹经纶是黔驴之技。易于迁延与迟滞。

9.把每一个句子后面加一个完结的句号，记作虚无而迷惘的守候。

10.久远是迷途里酝酿的酒。愈陈愈香。

11.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

12.哀莫过于心不死。

13.我很好，不吵不闹不炫耀，不要委屈不要嘲笑，也不需要别人知道。

14.我是你转身就忘的路人甲，凭什么陪你蹉跎年华到天涯？

15.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

16.童话已经结束，遗忘就是幸福。

17.最初不相识，最终不相认。

莫言及其作品简介

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莫言（1955年2月17日－），1955年二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 • • •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1年 《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文学类最佳书奖。2003年 《檀香刑》获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5年 再次失手于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首奖。长篇小说《四拾壹炮》入围第7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创作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1至1984：《春夜雨霏霏》

第二阶段是1985至1986（莫言创作的爆发期）：《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和《红高粱家族》（含5个中篇《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狗皮》）等一系列作品。

特色：以天马行空的气势，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大胆探索，扩展了新时期小说的创作空间，他用自己瑰丽奇谲的想象为新时期文学添加了精彩的一笔。

第三阶段是1987以《红蝗》的发表为标志：《檀香刑》 《丰乳肥臀》 《酒国》 《蛙》等

特色：在成功的煊赫中放松了节制，那些曾经受着艺术规则约束的感觉描写，在作品中变成了一种铺展和宣泄，创作不再是一个精心采撷和酿造的过程，而变成了对艺术材料与非艺术材料的兼收并蓄；感觉描写被大量抛洒，艺术想象信马由缰，于是他的某些艺术作品水准有下降趋势。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气。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莫言是这样解释他的文学创作的

莫言小说代表了我们时代特有的文学气质,其小说主题鲜明可感,表现了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人的最原始的生命特质:豪迈.奔放.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英雄还是平民小人物都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语言的自然流利,想象的丰富多彩,视角的变幻莫测等无不显示出作者的睿智与追求.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并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红高梁》是莫言的成名作之一，是一部宣扬生命个性、赞美生命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我奶奶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奶奶始终不吭声。奶奶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而余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我奶奶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我奶奶赎了回来。但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罢休。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梁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杀口，烧杀抢掠。我奶奶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然酿的十八里红 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我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呆了似的与我爹站在我奶奶尸体旁，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１９８７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它曾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并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轰动中外 意义

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张艺谋）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全书弥漫一种颗粒感的血腥暴力之美。人物性格鲜活，情节环环相扣。动荡时世众生相。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互相攀附，相互勾结又不断提防着。莫言总喜欢把人写成妖魔，下笔极其血腥残忍，穷凶极恶屎尿横流极尽渲染之能事，中国作家里没谁比他更擅长写杀戮写酷刑，他把变态升华成了美学，字里行间透着血腥和疯狂。

书中仔仔细细的描绘了两种清代的刑罚：凌迟和檀香刑。

凌迟，人身上包括眼睛在内，100多块肉，都会用各种刀具来挖掉，为确保刑罚的残酷性，刽子手要保证刑犯不可以在挖掉最后一块肉（心尖）之前死去。

檀香刑是这样的：用上等檀香木削成一根三指粗五尺长的檀香木棍，一头尖一头钝，放进大铜锅里用上等香油煮三天三夜，然后风干，让香油都渗透到檀香木棍里，使其硬韧适中，涩滑有度．然后从犯人的肛门钉入，顺着脊骨往上钉，技术好，不流血，不伤内脏，然后从嘴里钉出来。

檀香刑，各个细节更是讲究非凡。檀木，在油里浸泡多时，为的是避免木头吸血而使刑犯在饱受痛苦前死去。一截檀木，在人体五脏六腑之间游走，保证犯人几天几夜不会死，还可以把他从嘴巴那边的棍头和肛门那里的棍尾挂起示众． 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历史主义典范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它以极度民间化的传奇故事为底色，借助那似非常传统的文本结构，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性，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同时，在这种强悍和悲壮的背后，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并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一次受到尖锐的审视。

这部小说完全是以一种喜剧性的话语方式来展示悲剧性的精神内涵，且悲与喜在小说中都叙述得浓彩重抹、登峰造极。这种两极化的高度整合，不仅体现了莫言高超的叙事技能，也表明了《檀香刑》绝不是一般意义上对传统小说创作模式的复归，它是莫言在沉入民间之后，以自己特有的艺术生命在激活民间话语的过程中所暴发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声音，是莫言对中国当下先锋文学的再度开拓。

《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步入中年的姑姑跟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是某种意义上的忏悔。这时候，姑姑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对孩子充满从未有过的期盼，于是，她几乎是不择手段地让自己的侄儿和徒弟得到了一个孩子。

《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习惯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莫言，而更喜欢那个粗野的、狂放的、不按常规出牌的莫言。好在，《蛙》 还是贯穿着一片嘹亮的具有穿透力的蛙声，在蛙声中我可以不去想象莫言形象的改变，而是专注地触摸其中华丽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地感动、沉思。

莫言，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总喜欢把人写成妖魔，下笔极其血腥残忍，穷凶极恶屎尿横流极尽渲染之能事，中国作家里没谁比他更擅长写杀戮写酷刑，他把变态升华成了美学，字里行间透着血腥和疯狂。他受日本文学影响很大，事实正是如此，作品里总是影影绰绰闪动日本美学的魅影，莫言喜欢大篇幅写景，写景中肆无忌惮的使用通感，用混乱的色彩进行渲染，叫人看着触目惊心。他还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作品里魔幻气息很浓重，说文学是一种悲愤的抵抗，可是他的抵抗未免有些过火，抹煞了一切关怀和温情，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含蓄美被他全盘破坏，一切情绪全用魔鬼般的疯狂来展现。

莫言的文学特色

十三年前的1999年，我在湖北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和刘川鄂，搞过一个排行榜，当时，我们就觉得，中国作家，最有希望获诺奖的，莫言，是其中之一。

莫言是出色作家中，意识形态色彩最不明显的。诺奖有的它的价值系统，离开这个价值系统，很难与诺奖沾边。在国内创作，要成为一个和这个价值系统不沾边的“杰出作家”，叙事策略非常难以把握，莫言是有效地规避了这些的。其实，之前，我的文章中，详细论述过找一点，价值判断上，莫言甚至是完全走在了“启蒙主义”的对立面，但他依然可以成为最杰出的汉语作家之一，在我最近《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反思》一文中，我还着重论述了莫言，在文章中，我说道：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真正的反鲁迅，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标志：《檀香刑》是对鲁迅启蒙主义写作逻辑的悖逆，看客、刽子手、被杀者的身份意义及关系逻辑完全颠覆了鲁迅《阿Q正传》的描写。如果说，贾平凹（他是在10年之后，才通过《秦腔》回应了莫言）、余秋雨是通过逃离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来反现代的，那么莫言，则是通过正面迎击现代（包括启蒙传统及革命传统）而重塑现代”。而在这一点上，贾平凹，他是在10年之后，才通过《秦腔》回应了莫言（尽管他们有一致性，贾平凹在更早的小说中也展示了这种倾向，但是，他把它变成一部特殊的长篇，的确是到《秦腔》才实现的）。莫言在世界文化版图上为人们贡献了一种中国化的叙述图景——一种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檀香刑》全书弥漫一种难以言状的血腥暴力感，然而这种暴力和血腥又是那样美，以至于当代文学理论界对此束手无策。如何解释这种特殊情况的“美”，我们需要一种该地方性知识的内部逻辑。”

这种逻辑的发现，我认为是20世纪末，中国现代小说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典范作品的标志。

在语言上，我认为莫言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汉语言体式，展示一种方腔（音）小说的可能性，但是，《秦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土话的乡土小说，那种乡土无法发声的小说。《秦腔》好就好在，它是有声音的，这个声音，我数年前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就听到了，并且很赞赏，写文章传扬一通。我把莫言和鲁迅比，鲁迅的小说是没有声音的，里面的人不说话，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不配说话，也说不出话，或者，因为太有知识，太有思想，这种人看得太透，颓唐了，不愿意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阿贵、闰土是前一种人，“在酒楼上”的“孤独者”等人是后一种人，鲁迅小说里主人公的这种无声，和鲁迅小说的不能读，不能发音，是一致的。反过来，莫言小说在寻求一种声音，他的人物是唱着的，赵甲是一个没有什么知识、修养，更没有自觉意识的人。但是，莫言对赵甲的处理，与鲁迅对阿贵的处理完全不一样。他让赵甲近乎狂欢化地发声，小说里充满了鸹噪，莫言把它定义为“猫腔”。，当然“猫腔”是莫言想象的。《秦腔》也是如此，它是发声的，但是，它的声音要比“猫腔”弱一下，没有莫言那么极端，所以它能被批评家们理解，或者准确地说，它能被那些评委理解。相比较而言“猫腔”走得太远。（《贾平凹的文言与土语》）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现代小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要义并且诞生了自己的典范作品，这多少让人欣慰。小说家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天职，它们有义务去发现那些隐藏在民间深处，至今尚未被文人语汇污染的词语，这些语词比现时代的任何一种文人思想都要更靠近思想的本源，比当今任何一个文人语汇都接近真理的源头，将它们发掘出来，让它们在原始意义上发光放彩，而不要修饰它们，遮蔽它们，让它们赤裸裸地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就够了。”

相比较而言，在语言上，莫言走得比贾平凹极端，尽管我认为这种极端，对于汉语小说的尝试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极端，让莫言的在现代汉语创作上，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前辈们的路径，而且走得非常远。他彻底地摒弃了那种西化的知识分子语言，在中国民间语言的土壤上，建构了一种真正的汉语语言——我把这种语言称为“非普通话”的“方音”语言。

莫言获奖，会称为很多人的论据，来论证我们作为现代文化大国的崛起、实现以及等等。但是，我想说的是，莫言的获奖，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失败，他正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他显示的可能是汉语作为方言而不是作为普通话的胜利，他显示的可能是汉语小说作为民间说唱文学的延续、一种汉语叙事传统的胜利，而不是现代白话小说的胜利，他先生的是汉语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胜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的胜利。

事实是，他不是汉语作家获奖第一人（我也希望汉语文学界不要忘记另一个曾经获奖的作家，如今这位作家甚至很多中文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都不知其名）。莫言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获奖的汉语作家，他的获奖，显示了一种文化自信的可能：汉语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汉语，汉语小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汉语小说？汉语小说如何对世界构成贡献？

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抛开价值判断，抛开20世纪的种种政治鸿沟，从诺奖中学会如何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叙事。而不是被政治牵着鼻子走，一种政治的赞美和指责，都可能是短暂的，而这样的思考，却可能是长久的。

莫言获诺奖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这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消息。中国人毕竟第一次获得该奖，而且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大陆人获得诺贝尔奖，其意义非凡，焉能不喜不贺？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莫言没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在现下一切向钱看的中国社会里，区区750万元人民币奖金又算得了什么？

最近新华社记者采访莫言：“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答：“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莫言的回答很有趣，一半调侃，一半讽喻。退一步讲，买2.5万元一平方米的，不就能买250平方米左右么，也算不上豪宅。看京城有这样宅子的人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要PK官员，就更差多了。最近不是就曝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就拥有21处房产么，按当前市值，计约4000万元。莫言获得个诺奖，还不如人家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可是你写出那么多小说，耗费了多少脑细胞、劳细胞、苦细胞？牺牲了多少休息、休闲、娱乐和睡眠时间啊？两厢比较，得与失，种与收、苦与乐，真不如人家当官的。看人家每天吃香喝辣，出入有公车坐，时不时还能用公款出国旅行。而你呢，说不定回山东老家也得自己掏腰包呢。

由此我也不免想到了影视明星，看人家，演一集电视剧就是五六位数，唱一支歌就是几万几十万；有的什么都不干，仅一个出场费就是几十万，莫言能和人家比吗？至于知名度，就更是差若霄壤，莫言，谁呀？根本没有听说过。而章子怡、范冰冰、赵薇，比你年龄小多了，又有几个人不知道？因此我说莫言得诺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论奖金还抵不上人家拍几集电视剧多，论知名度就更差远了，连很多大学生都不知道，更别说妇孺。

文学作为人学，永远不会消亡，但文学的寂寞却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肇兴，文学就更显得寂寞了。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静下心来读名著名作？一位大学生说的好，“我以前只知道韩寒、郭敬明，不知道莫言”。此话真是一语中的！看我们的电视台每天播出的节目，正如麦当劳、肯德基。快餐文化已经取代阅读文化，娱乐文化已经取代正统文化，外来文化正在取代民族文化。这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文化的悲哀。

去年有一个调查，说中美同等学力学生，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水平大大高于美国，而阅读量却大大低于美国。这就是中美学生的差别。不学会数理化，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而缺乏阅读量就很难插上想象的翅膀！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是不是源于此呢？

文学作为写人的科学，是所有文化的基础，诚如美术之素描，体育之田径，音乐之谱律，戏剧之剧本，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它。但愿这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能激起一股读书热，形成一个全民阅读的良好习惯和风气。2012/10/13

莫言获奖的影响 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喜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舆论沸腾，人民网在第一时间以大标题的形式发出时评：祝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CCTV在新闻联播中经过推敲斟酌，称莫言获奖是“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莫言获奖理所当然，而两年前刘晓波获和平奖是干涉中国内政。

洪磊说：“我们对莫言先生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欢迎世界各国朋友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优秀中国文学的魅力。”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1日也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贺信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他希望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著名评论家白烨认为：莫言获奖，可能是诺贝尔的评价标准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是比较要求政治立场独立的作家和对政治体制有一定批判性的作家。当然，可能近年来也是受制于中国市场的急剧扩充，诺奖评委或许也很难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攀附中国文学市场，因为已经很难无视了。莫言获奖最大的意义在于诺贝尔一定程度上放宽了选拔作品的政治尺度。

其实莫言获奖更多是他个人的成就，并不会重新燃起大众对风花雪月纯文学的热情，也很难挽回文学地位的沉沦，因为现实生活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都要残酷都更加让人瞠目结舌。曾经一度影响甚至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学，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将被传播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的互联网特别是微博所替代。

正如官方的《大公报》评论所言，中国的当代文学成就，不可能靠一次的诺贝尔奖就能获得体现，也不可能奢望获奖能令整个文坛状态发生质的飞越。归根结底，文学只是一种载体，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与生存状态，要真正繁荣中国文化与文学，需要开放的思想与宽松的体制，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莫言其实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12年前，即世纪之交的2000年，中国作家高行健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那时高行健己旅居法国。

人们也许还记得，当年高行健获奖后，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指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奖项颁发给高行健“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中国作家协会也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并宣布开除高行健作协会籍。《人民日报》则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题，发表过评论员文章。

文章称：“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瑞典文学院经过长达十二年的幡然醒悟，在高行健获奖时隔十二年之后，终于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真正中国国籍的作家。《人民日报》此次一改对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敌视，在祝贺文中掩饰不住喜悦和激情：“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了其著作的高水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接纳和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过程。”

莫言获奖，官方乃至民间的喧嚣看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各方都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来解读莫言获奖的文学价值以及政治意义。

“世界上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11日晚，英国广播公司用这样的方式报道莫言获奖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件。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则对本国夺魁大热门村上春树“意外失利”颇为遗 憾。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2日）

在因钓鱼岛事件阴霾重重令人郁闷之时，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无疑让中国的民众大大振奋了一回，高兴了一回。而莫言名字的拼写MO迅速登上全球各大英文媒体，也让诺贝尔奖无缘中国的愤懑化为了云烟，成为了历史。

因为莫言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些国际媒体认为莫言获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将出现某种转变，似乎是在有意打破以往的某种偏见。而在笔者看来，这却是中国文学实力的展现，更是中国民众始终秉持“诺奖情结”所得到的结果。

莫言在他小说中构造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了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这固然是他本人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设若没有中国民众孜孜的热情和追求，设若没有诺奖委员会的博大与超然，或许诺奖之于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梦想，依然还是一种虚幻。

中国学者将莫言获奖形容为“伟大时刻”，中国民众为莫言获奖而欢呼雀跃，中国因为出现了莫言这样一个作家而振奋不已、神清气爽。然而，这样就足够了吗？莫言获奖的背后，我们难道就不应该反思一些什么吗？

每次的诺奖来时，诸多的猜测当中，总会有着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嘲讽；每次的诺奖之后，失落的情绪当中，总会发出一些诸如“诺贝尔奖只是欧洲人的游戏，所要体现的只是西方人的趣味和利益”、“不给中国人诺贝尔奖，其实是西方分化中国民众与政府关系的一种工具，是打击中华民族精神和自尊的一种手段”之类的声音，甚至还有人会公然劝导国人“千万别把诺贝尔奖当回事”，“要淡化诺奖”，“不必跟着一个所谓的诺贝尔奖起哄”，等等。如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出这些声音的那些人又会做何感想呢？

诺奖是奖给在各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的。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不想参与诺贝尔奖的狂欢，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为诺奖纠结、耿耿于怀甚至魂牵梦萦，这才是中国人的性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只去怀疑他人的动机而忽视了自身的不足与缺陷，才让我们留下了太多关于诺奖的遗憾吧。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这让中国的作家们扬眉吐气了一回，他们也为此发出了“未来还会有中国作家获奖”的铮铮誓言。但是中国的科技领域呢？中国其他领域呢？中国奥运举办了，航天员会在太空行走了，“嫦娥奔月”的梦想也实现了，经济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二了，却仅仅只拿回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请问，这是不是一种开始？其他领域的相关人士该不该说点什么？

莫言登上了诺奖的领奖台而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固然是一种荣耀；莫言洗刷了百年的耻辱圆了中国诺奖的梦想，固然值得庆贺。但是在荣耀和庆贺之余，我们更应进行反思，在反思中厚重进步，在反思中创造奇迹！

我对莫言获诺奖的一点感想

中国作家莫言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喜可贺，他毕竟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但仍有些“欲笑还颦”。

就如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因为人口众多，吃不住平均。一平均第一名立时变成末尾。又如说中国在奥运会拿了不少金牌，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个个都是“身强力壮”了。也就是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学创作就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了，文学创作繁荣昌盛了。还是不能平均。

首先，我国是个官僚体制社会，讲究“上行下效”。各级官员的贪腐不必多说了，官员的文学造诣，亦不必多言，单说读书，在各级官员中是备受冷落的。我敢说，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各级官员把主要精力甚或全部精力用于“招商引资”“到处应酬”了，哪还有时间读书？读书对于他们或许已经成为一种笑话。至于古代官员如何挤时间读书，诸如“马上枕上厕上”，对于现在的官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可理喻”。因为光顾应酬，醉生梦死，马上定是坐不稳的，哪如在小车里面，悠悠然，飘飘然？至于“枕上”，无非都是些“莺声燕语”“语软声低”的“枕边声”，哪里容得“读书声”？至于“厕上”，分明就是“呕吐的所在”了。“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已成历史。其次，由于各级官员的不喜读书，由于各级官员的不喜读书照样“青云直上”，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们，自然是“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会跳神” 了，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谓“摆阔炫富”“斗鸡走马”。其三，各级官员，包括官二代、富二代们的这种“公开透明”“习以为常”的“示范效应”，难免使平民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嫉妒得要命，浮躁得要命，个个“摩拳擦掌”，个个发出感叹“彼可取而代也”！所谓“坑灰未冷天下乱，原来刘项不读书”！

莫言尽管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但对于官员，却定是“不屑一顾”的，一是累。整天熬夜爬格子（打字），劳心费神，乃至累得吐血，图个啥？稿费少得可怜。即使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出了名又有什么？近百年才出一个啊！哪如各级官员，可以大批的普遍的“一夜暴富”。二是不能“世袭”。不仅不能世袭，很可能因为你的过度劳累，而影响了对后代的培养或关照。即使关照，你无非是个书生，又能关照什么？其结果必定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哪像各级官员，在位“有权有势”，可以“最大限度的以权谋私”，“最大限度的”给后代“铺路搭桥”。就这样世世代代铺下去，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曾看过一分资料，在德国大都有阅读的习惯。地铁，公交，大凡在公共场所，读书看报者，触目皆是。在这样的国度，出几个“诺奖”，似乎是“顺理成章”，所谓“红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在我国的公共场所，有几个读书看报的？在这样一个国度，能出一个“世界顶级作家”，当然意味着“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又所谓“高处不胜寒”！莫言荣获诺奖，似乎说明了许多，又似乎什么也说明不了。你说，曹雪芹写出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红楼梦》，又能说明什么？

4.以莫言为话题的作文 篇四

2012年10月11日，我相信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莫言，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那一天，举世瞩目，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我相信那一刻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为这一喜讯欢呼，莫言也坦言那一刻自己的内心也是无比的激动与惊喜，但是在这份激动中又包含惶恐与忧虑。惊，是没想到奖项会落到自己头上，他说自己从不为获奖而写作。喜，是果真颁给了自己，他说很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惶恐，是担心有了这层光环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盯着自己找毛病，为难自己。莫言的这番话令我们深思，回首过去的一幕幕，竟发现很多时刻自己也有着这种纠结复杂的心情，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凡是皆有两面性吧!

其实，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能说明这个道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乐极生悲”“物极必反”都是这番意思。但是往往我们都只想到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这就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而文学大师莫言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成功时不骄傲，明白学无止境，告诫自己还要继续努力，或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真谛吧。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心理，考试取得好名次了，一方面是兴奋，另一方面是忧虑，害怕下次自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跑步比赛时，一方面会因为超过了前面的一位同学而高兴，又会因为自己落后第一名太多而焦急，其实这种矛盾的心理人人都有，这就延伸到了事物的两面性，但是只要我们铭记：成功时，不骄不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失败时，不气不馁，吸取教训，努力进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5.高中中的我心莫言作文 篇五

从这可以看出莫言爷爷是十分谦虚的，即使获得了这么大的荣誉也不骄傲，谨慎行事。

虽然我没有读过莫言爷爷的书，但我早就听说了，听说莫言爷爷不为获奖而写作，为的是现实，为了让人们看了他的作品有所触动，从而产生感想，这不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吗?

现在已是了，离莫言爷爷获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籍中国人，是我们的中国人的骄傲!

莫言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我也要获得诺贝尔奖!

6.莫言灵魂的主宰者初二作文 篇六

莫言，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故事。

——题记

他不是那为了写作而写作的人，他不会用极尽华丽的辞藻去赞美世间万物，他也不是童话家，他不会将世间丑恶全都掩盖，只留下圆满的结局。他是一个普通人，不，或许应该说，他算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是谁?他就是莫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童年是金色的，童年的我们是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童年有父母为我们编织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是幸福的。对于莫言来说呢?我觉得那样的童年简直是一场残酷的噩梦。饥饿，贫穷，孤独等等一切布下了天罗地网，它们把莫言囚禁在里面。任莫言怎样，他们都毫不理会冷眼地看着他无谓的挣扎。

提到莫言，人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如果不出乎意料，一定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的中国作家”这样的字眼吧。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前，想必有许多人不知道吧，有那样一个人，他默默无闻地写了许多部惊世骇俗，揭露世间丑恶的.作品，那个人就是莫言。当他站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上，接过那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当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他的身上，当所有的人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当无数的鲜花堆在他的面前时，他又是怎样的呢?当记者争先抢后的采访他时，他没有像有的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他也没有像有的人故作姿态，只是温和的笑着，他说，说不高兴肯定是在装蒜，可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尽快忘掉这份荣誉，从头开始。因为荣誉既是亲近的动力，成功的催化剂也是无尽的可怕的深渊，它会像一座山压在你的身上，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停滞不前。牛顿，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地心引力的发现，让他一时名声大噪。不幸的是，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他放弃了科学实验，沉浸在人们的鲜花与掌声中，不可自拔。他开始频繁出息各种上流社会的聚会，自然地接受人们的赞许与吹捧，这也使得他在晚年几乎一无所成。莫言是理智的，是聪明的，他选择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轻装上阵的他将会更加闪耀!

或许有人会问，莫言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饱经磨难的童年，是跑去集市偷偷听书，还是听身边的人讲蒲松龄笔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依我看来，都不是!是他的母亲!都说母亲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同样，莫言的母亲在莫言的成长道路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她教莫言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保持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是她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莫言买了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莫言爱又让莫言恨的地方，开始了莫言人生的重要时期。在莫言的作品中，最负盛名也最具有争议的便是《丰ru肥臀》了，这是莫言为他去世的母亲写的，或许是因为这触及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仅仅花了两个多月就写好了这篇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我想我似乎也知道了为什么莫言在获奖词里会花那么多的篇幅去描写他的母亲。

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因为莫言极富有戏剧性的童年铸就了他今天的辉煌。他那一部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无一不揭露了现实社会的残酷无情与恶浊的世风，这就是所谓的“现实就是一种讽刺”吧。他笔下的人物是那么的栩栩如生，那么的直白，我仿佛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无助与挣扎，好像能听到他们撕心裂肺的呐喊和绝望的哀鸣。

7.2013作文 主题：莫言 篇七

莫言不“魔幻”很现实

羊城晚报记者 梁爽 实习生 唐子湉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评语，说莫言“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您看到了吗？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评语写得太粗糙。为什么要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来评价莫言呢？难道只是学习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才得奖吗？我在十几年前写《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一文分析过，莫言的小说反映的是他自己记忆之中的中国经验。他或许借鉴了一些西方大作家的写作技术，但不能把这作为他获奖的理由。所以说评语不是太准确。

另一点是“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说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用在莫言身上，好像有一点点靠谱，但是也不一定。他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主义，写的都是中国乡村非常残酷的经验。他并不魔幻，他非常真实。

莫言能得诺贝尔奖，可以看我写过的一篇文章《近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滑坡》，里面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近十年来的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诗歌转向小说，近十几年来获奖的作家都是小说家，没有诗人；第二个转向是从西方中心向多元文化转向，大量的少数族裔、后发达国家的作家获奖，莫言就是以“非西方作家”的身份获奖。怎么说呢，西方文学确实可以说是“烂熟”了，已经很难发现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把目光从世界格局的中心转向边缘，转向“非西方中心”，这也是一个趋势。所以今年网上比较多人猜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村上春树和莫言，都是属于东方作家。

羊城晚报：您说评委会的评语写得比较粗糙，您觉得这种评语应该怎么解读？

张柠：可能西方的这些人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和文学状况还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知识谱系还是西方文学的，不太了解该如何评价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不知道除了魔幻现实主义那些西方的概念之外，还有没有更准确的概念。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化要传播，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可能会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一说到福克纳、马尔克斯，大家都懂了：“哦，他像他。”在传播的过程中，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来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些概念。

羊城晚报：有一些评论说莫言得奖是因为他“迎合西方”，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张柠：不能说莫言一直在学西方，他的小说中的故事和写法还是很中国化的，只不过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如果只有古典小说才是中国的，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模仿西方了。20世纪的中国人怎么说话，怎么表达，怎么叙述，怎么讲故事？莫言是20世纪白话文学传统里的一个代表。不能说白话语言的句法语法是学西方的，这个说法有问题。

莫言作品“土”得掉渣

比村上春树更符合“理想主义”标准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作品要求对世界文学有比较大的贡献，而且有理想主义偏向。莫言得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哪儿？

张柠：在文学层面上理解的“理想主义”不是喊口号，要有人性的深度挖掘、对人性现状的不满，包含着批评、批判。莫言对世界的进步意义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他批判自己当下所涉及到的文学经验，可能有批评、批判的色彩，但是整个小说的指向是有希望的，是理想主义的。

羊城晚报：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是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人选，您认为莫言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村上春树？

张柠：我个人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可能比较偏向年轻读者，比较流行与畅销，他写现代大都市里的青年生活比较多。相对而言莫言写农村苦难比较多。他们两个相比较，确实是莫言更符合诺贝尔文学奖所设定的关于理想主义的概念。村上春树的受众可能更多，很时髦、好玩、好读，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莫言的东西很土，可以说是土得掉渣，但是这个“土”的背后确实有很多苦难的东西。尽管他写当下的生活不太多，很多读者对他不满，《蛙》是涉及到一点。他更多地涉及乡村记忆中的苦难。莫言从主题来说更沉重一些，这些东西在文学中属于“重”的范畴。而村上春树更多的属于“轻”的范畴。

莫言写六七十年代初那段时间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拿到今天底层的边远地区看看，实际上真的没有太大变化，它还有效。作家梁鸿（《中国在梁庄》），用非虚构、采访纪实的方式来写，与莫言笔下的乡村世界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并不是说莫言自己青年时代的记忆针对今天的乡村而言已经过时了，现在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莫言不太涉及现在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的现代生活，他不能写城市经验。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是否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柠：在包括文化传播在内的全球化背景之下，一个中国本土作家得到诺贝尔奖，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其实中国有一大批作家，像余华、格非、王安忆、贾平凹，都是不错的作家，但是别人不知道。这次得奖有利于让外面的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目前的真实状况。

中国业界早有认定

莫言是“当代文坛最牛的一个作家”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莫言现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张柠：综合评价，我们业界认为他是“第一把交椅”，当代文坛里最牛的一个作家。他的讲述和叙事太牛了，完全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你完全想不到他的叙事会那样走。

羊城晚报：与中国当代文坛的其他作家相比，莫言具备什么独特之处，使他能够得奖？

张柠：我曾在文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中讨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方式。通俗点说，莫言笔下的世界是非常中国化的，特别是表达六七十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中国乡村经验。在这个中国乡村里面，有一些肉体经验的表达，比如饥饿、残酷、伤害，小说中的人都是驼背、少了一根指头之类的中国乡村的民间人物。他最早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塑造了一个小孩叫黑海，这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孩。他是一个饥饿经验丧失，很瘦、不知道饿的孩子。同时，他的痛觉经验也丧失了，摸工地上烧红的火钳，手指头烧得冒烟，他都不知道疼痛。为什么丧失呢？太饿了，饿极了，饥饿经验就丧失了。他的肉体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伤害，对伤害经验就不敏感了。

但是莫言并没有让这个小孩因为饥饿和伤害而死，这个小孩有另外一种超常的经验，听觉经验。他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别人听不见的东西，比如菜地里虫子的叫声、别人的歌声。他可以听到许多美妙的声音，所以他特别幸福。莫言一方面把底层的伤痛经验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在它将要接近极致的时候，突然通过想象力起死回生，这是莫言的特别之处。莫言的小说中想象力非常奇特。另外，他的语言是像开了闸的水一样蜂拥而至，有的他自己都控制不住，有时候特别非理性，但非理性的背后又充满了幽默和机智。

保护文化“国宝”说真话

好机制激活作家想象力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奖？是否会影响中国文坛未来走向？

张柠：首先，中国所有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应该高兴。不管你心中对这个奖是认可还是不认可，有一个人获得这样的荣誉，都应该高兴。另外，应该更有信心，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中国文学。莫言得奖之后，全世界都更关注中国文学，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去创作。这是好事，我们学校里文学系的学生也很高兴，全世界都把目光指向这儿，学生也有信心。

羊城晚报：这个奖对中国的作家有什么启示？

张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要见风使舵，不要什么好处都想得。那里有钱我也写一个，这里有名有利我也捞一把，这种人永远写不好。诺贝尔奖奖励的是一个作家终身的创作，而不是奖给某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文学创作，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和理想，这种人才可能进入别人的视野。那些哪儿热闹就凑哪儿的人，过年写过年的小说，过节写过节的小说，五一写五一小说，十一写十一小说，这种作家是不可能写好东西的。实际上官方也不鼓励这种东西，那种赶时髦的东西是不行的。

羊城晚报：以您对莫言的了解，您觉得这次获奖对他可能有什么影响？

张柠：莫言是一个很“淡定”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应该更大胆地写，更勇敢地写，更有开放性，方方面面都可以写。这对他应该是一个更大的促进。

成为了第一个在大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不论认可不认可，这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现在他不就成为“国宝”了吗？是“国宝”就要保护他，允许他说真话。他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标杆式人物了。

羊城晚报：获得诺贝尔奖跟中国国力的提高有没有关系？

张柠：对中国有一个启示———精英艺术对文学艺术越宽松，它越可以使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走向辉煌。越禁锢，越管制，它越完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对文学艺术生产的管制逐步放松，就不可能有莫言，以及以莫言为代表的这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这一批作家慢慢地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1976年以前，我们出现了什么有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家？没有。那都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生产，文学也属于计划经济的一个环节。到处都绑起来禁锢想象力，怎么可能产生好作家？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学术研究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确实在逐步放松。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你越开放，越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越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家。那么以后我们期待的不仅是作家得诺贝尔奖，还可以期待我们的动画片、流行音乐、通俗文学等文化产业走向世界。

我觉得莫言得诺贝尔奖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国不差钱，以后的中国要有文化。不要说到文化就是孔子、老子、庄子，别人连鲁迅都不知道,1978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为人所知，其他国家才尊重你，不把你当暴发户看。

莫言获奖,让我想起了那个未获诺奖的老托尔斯泰的一句话———

“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

申霞艳

2012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山东高密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圆满承办世博会之后我国的又一文化盛事。莫言得奖既改变了西方人的“中国想象”，也修正了中国民众对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中国文学的看法。

尽管莫言创作非常丰盛，有十几部长篇和几十部短篇，但是，真正将“莫言”二字嵌入普通读者心头的却是《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成电影之后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让莫言从文学圈走向大众，在“西方”观众面前第一次形象地阐释了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这开启了西方世界接受莫言的重要契机。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曾经说过：“好的翻译是打入国际的重要敲门砖。莫言是当代作家中，被翻译的作品数量最多、翻译质量最精准的一位，他与美国学者葛浩文的翻译合作已经持续多年。这是莫言的幸运。”的确，“地利不如人和”，葛浩文是一位值得称道的翻译家，他的《萧红传》至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老托尔斯泰虽未曾得到诺奖，但他的言说为诺奖奠定了一个隐蔽的信条———“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作为世界的基本细胞，作为主体感知的源头和存在的基础，村庄提供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图式，成为我们想象世界的首要依据。福克纳对于自己邮票大小的文学故乡的执着发掘启发了莫言几十年如一日地开垦“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莫言的获奖除了个人非凡的才情、浩大的想象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对“西方”的主动学习和融汇的结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介绍莫言时说：“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获奖，莫言虽不曾看完这个作品，但开篇即对他的文学观起到非凡的震撼作用，“魔幻现实主义”使他意识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通往童年和自己故乡的记忆甬道从此被打通了，他得到了一个源源不绝的叙述世界，获得了写作自由。他将自己的饥饿记忆、偷红萝卜挨打的经验转化为诗意的《透明的红萝卜》。“黑孩”的视角以及他的自虐与自尊奠定了莫言叙事对待生活世界的基本关系，黑孩从此定居在莫言的叙事世界，不断成长、不断变形。

1986年，莫言创作了《人民文学》当年最受欢迎的作品《红高粱》，这堪称他的代表作，至今仍散发着不可磨灭的光辉。“红高粱”是一种意蕴丰满的隐喻。小说将个人情爱与民族抗日等等核心情节一起浓缩于高粱地，乡村农民所有的激情、生命力胶着于此。女性的初夜、生命的孕育、战争、流血牺牲全在此上演。高粱地既生产粮食、又孕育生命；既是婚床又是墓地。鲜血流进土地，滋养高粱；高粱酿成酒、变成血，滋养生命，进而焕发为救亡图强的豪情壮志。高粱地的开阔性与密闭性兼容恰好象征着悠久博大的中国农耕文化；“我爷爷”、“我奶奶”等汁液饱满的形象、昂扬爆发的生命力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以“红高粱家族”走红的莫言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地寻求变化，写作题材不断向历史深处延展，视点更加活跃，叙事更趋复杂，反映世界的广度与记忆挖掘的深度交相辉映。

世纪之交，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出版，再次将叙事聚焦于乡土大地如何不屈不挠地抵御外侮、反抗强权，对民间猫腔的运用更传神地反映出戏剧与生活的内部关联，戏里戏外、历史与当下得以贯通，家国情怀的升华乃中华民族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莫言像沈从文一样只有小学学历，但视野开阔、善于学习。他向西方学习自由的现代叙事方法，向中国民间积极勘探叙事资源，中西联璧在他身上发生了奇特的化合反应，催生出汪洋恣肆的累累果实。莫言的叙事以庞大的精神容量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和气象，民族的、本土的升华为世界的、全球的，2012年终于实现了中国作家们的共同夙愿。

莫言的获奖可以看成文化大国崛起的信号，是“西方”与中国平等对话的结果，是“西方”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标志，这既改变了诺奖对中国的偏见，也改变了我们对诺奖的成见；同时，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崭新的文化起点，诺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和传播面，也刺激我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重新调整自己的眼光，以新的视野重新打量当代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化。

诺奖不会改变作品的艺术价值，但是会以其难以比拟的符号价值震荡“文学场”，改变文本的流通、传播和消费，将民众的目光重新汇聚到莫言的作品，媒体、出版社、作家、批评家、翻译家、编辑们都将因此“几家欢喜几家愁”。就现有的中短篇版本来说，花城出版社林贤治、肖建国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中的《红高粱》是个最具代表性的版本，收入了《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两个中篇、作家早期的照片、以及与此相关的谈论，这些谈论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莫言的八十年代，对文学青年而言是个很好的借鉴。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要迅速阅读全部莫言的作品肯定是困难的，但如果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莫言的叙事精华，这个版本值得信赖。万语千言，不如尽快打开莫言的书，终于可以在阅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时不受翻译和版本的束缚了。越是民族的越要到世界上去

黄咏梅

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在股市上,文化板块闻风大涨，在出版界，更形成了一种狂欢。本来，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夕，各大出版社都会“押宝”，一等尘埃落定，重金买版权、重版加印、包装炒作……“诺字号”成为一种促销手段。且不说其目的的商业性，诺贝尔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推介，出版社和翻译家的确功不可没。根据首位“诺奖丛书”主编、80岁老人刘硕良先生的回忆，成系列的诺贝尔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着30年的历史了，随着中国文学的引进和输出的步伐加大，在出版社和翻译家的努力下，人们不仅可以跟世界同步知道和阅读到西方作家的好作品，甚至还可以将更多中国好作品译介销售到世界上去。

笔者在2009年采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时,曾经就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对等问题进行对话,为什么国外一些最新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国内读者得以快速地知道和阅读，远远大于国外对我国文学的认识？她认为原因在于：一,中国当下的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期待，做了大量的对内的译介工作，国内读者和作家也对世界优秀文学持有一种吸纳、包容、借鉴的开放心态。二,一些人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是有偏见的，特别在新时期之初，有些西方的汉学家，更关注中国作品里的政治或者说所谓的“异见”，一些受到国内批评的作品，会被他们快速关注并且译介出去。但往往这样的作品又使西方读者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艺术享受，于是他们最后会失望和不屑地说，中国文学只有政治，没有艺术。类似这样的汉学家，其实并没有耐心去关注那些有着精神坚守，有着艺术追求，对优美的汉语有着娴熟的运用的作品，因此也没有以真正平等的心态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客观的研究、关注和译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情形已有所改观。三,国内的翻译队伍和水准还有待加强。四,政府在对外译介工程上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中国政府现在也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投入，中国作协也已启动百部文学作品译介工程。中国应该形成一个长效的文学传播机制，应该有一个大的战略，比如给某些出版社的译介工作一些政策上、资金上的倾斜等，推动当代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莫言此次获奖，与近年来大量的中国好作品译介到国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有论断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关键是，谁将它领到世界上去的呢？在我们为莫言自豪和欢呼之际，也不妨思源———大量译介进来的外国优秀作品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优秀作家，中国作家汲取文学营养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一部部地译介到世界上去，向更多人呈现了中国好作品的风貌。

争到诺贝尔文学作品版权是一种荣誉

本版采写 羊城晚报记者 李雯洁

押宝

几十家出版社扑抢只为品牌效应

羊城晚报：出版圈内，围绕诺奖书籍版权展开的竞争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每年诺奖颁奖前夕，各大知名出版社通常都会“押宝”，具体谈谈好吗？

彭伦（99读书人资深编辑）：对于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出版社来讲，诺奖是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没有诺奖你还是要出这些书。而“押宝”我个人觉得是很无聊、很荒唐的事情。

这里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在诺奖揭晓之后，可能这个作家的作品在国内没有出过，很多出版社都来抢他的版权；第二种是出版社已经在准备这个获奖作家的作品，比如我们马上要出版的威廉特雷弗的几本小说，假如今年宣布他是诺奖得主，那我们肯定会采取一些新的营销手段了，比如加印，或者进行其他的包装。

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性的，但这跟国内引进当代外国文学比较滞后的现状是有关系的。诺奖揭晓前，从很多博彩公司押宝的作家名单中，你会发现大部分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超过一半作家在中国都没出过书，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去争夺其实并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前两年德国罗马尼亚裔作家赫塔·米勒得奖之前，出版界对她基本上是完全陌生的。她得奖之后国内几十家出版社一下子去争抢她的作品版权，最后是凤凰联动拿到她的系列作品版权，有传言是花了十多万欧元。她的作品本身不是很好读，翻译也不容易，一下子花很多钱把版权签下来，要在短时间内把它做出来，你去哪里找那么多好的译者？但从投入和市场的角度，又必须快点把书做出来，因为时间隔得长，拖一年两年，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下一年的诺贝尔奖上去了，那么诺贝尔奖的市场效应就大打折扣了。我的意思就是在作家得奖之后，花很多钱去抢版权这个效果并不一定好，事实就是这样，凤凰联动直到一年后的2010年9月才把赫塔·米勒作品系列做出来，市场效果很平淡。

羊城晚报：那么，怎样才是理性的做法？

彭伦：其实做诺贝尔得奖作家作品这种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需要出版社有专业、耐心的出版思路，不能求快。如果没有诺贝尔奖这种媒体密集报道的事件，一个当代外国作家从陌生到慢慢被中国读者所了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所知道的外国作家，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家，他的经典代表作在国内一般都出版蛮长时间的。但是诺奖很多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你要让这个作家深入人心，是需要时间和出版社的耐心的。

其实这些道理，业内都知道。但几十家出版社为什么还会扑上去？哪怕获奖者是诗人或者剧作家这类小众作家？这是一个品牌效应。毕竟全世界有那么多文学奖，只有诺奖具有这么强烈的媒体效应和公众影响，大多数大众媒体都会去关注。在短期内，从10月揭晓到12月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媒体不断地报道，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种荣耀，毕竟手上有一个诺奖得主的作品还是很有面子的事。所以我觉得很多出版社现在不是从市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品牌的角度出发，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多出版社并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是为了社会效益去争取诺奖作品的版权。

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作家获奖前后那段时间，出版社正好有他的作品出来，或者以前出版过，得奖之后可以马上重新包装，短期内上市，加上媒体的密集报道，这样对读者的效应会能很快体现出来。

输出

莫言作品在国外仍属小众市场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译介到西方去的情况如何？

彭伦：现在国际出版界对中国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还比较陌生，他们想知道中国老百姓到底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近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有海外版权的代理机构。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推广还是很弱的，当代作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在莫言没有得奖之前，即便在国外比较知名，但也不是畅销书作家，他对于美国市场的公众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在海外市场的总体反响如何？

彭伦：我们常说哪些国内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市场的反响不错，这个不错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销量，另一个是版权授权，就是说你这本书在国外授权了很多版本，很多国外的出版社都来买你的书。

据我所知，可能当代的中国小说在国外最出名的是《上海宝贝》，这书在国外很有影响，我说的影响只是指知名度，老百姓看了知道一下中国现在是这个样子，并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文学作品。

国内作家作品在海外的销量问题，每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跟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相比，一般来说中国图书的起印量是不低的，即便是在美国很多严肃文学的图书起印量也就一万来册不到，这跟国内是差不多的，一万册已经是很不错的。

羊城晚报：如何才能使中国文学作品更多更好地流通到国外？

彭伦：首先中国作家要有一个专业的代理机构或者出版社，比如说法国有一家毕基耶出版社（Edition Picquier），他们专门出版亚洲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出很多中国作家如阎连科、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一个作家有了一个法文版或者德文版，对于他的版权销售是很有利的，因为国外尤其是欧美，能够读中文的出版社编辑几乎没有，但能够读德文、法文的编辑很多，他们可以通过读德文版、法文版的来判断这本书到底好不好，所以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国外出版社和专业的代理公司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很多都是在空谈，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一个是信息通道，你怎么让国外那么多出版社知道这个作家？知道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知道有哪些好的编辑可能对这个作家感兴趣？这需要专业人士来做。据我所知，目前有一些专业的文学经纪公司和版权代理公司，在做这个业务。譬如莫言现在的海外版权代理公司TheWylie Agency，是美国很大的一家文学经纪公司。相信他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经纪公司会帮他卖出很多国家版权。

引进

同步引进是王道

羊城晚报：目前国内引进版图书的情况怎样？出版社每年引进外版书有一些什么计划？

彭伦：今年8月初，新闻出版总署发布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共出版图书369523种（重版、重印162017种），共引进版权16639种，输出版权7783种，版权引进和输出地前三名均为美国、英国、德国。

我们现在说的出版一般是指大众出版，引进外版书的计划主要是看各家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的定位。像我们一年出版图书品种大概在200-300种，外版书占了70%左右。

羊城晚报：过去西方很多作家在去世很多年后作品才被引进来，现在可以同步。你们现在是如何同步引进外版书的？

彭伦：近几年做国外版权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国内出当代外国小说也越来越多，竞争比较激烈，同步引进外版书就是为了为各自出版社找到一些新的亮点。因为版权书是一个独家授权的行为，比如说《哈利·波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引进那就意味着在国内只有他能够出版。所谓的亮点，就是你买下这个版权在中国的发售，就是出版社要找到新的畅销书。

至于引进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外出版社和文学经纪公司。他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版权代理公司，负责简繁体中文版权的授权。而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国际书展、网络、平时跟国外同行、书探、代理人等相关人士的交流。

出版社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参加各种书展，跟国内外的同行见面交流，比较主要的有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博洛尼亚书展等，一些热门书的版权问题在书展上就要做决定了。比如说今年《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要出新书的消息就是我们在今年春天的伦敦书展上获得的，我们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直接在那里拍板，决定参与竞价，跟罗琳的经纪公司谈判。在书展上，我们会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的是已经有书稿了，有的只是一个消息，比如说J.K罗琳这本新书，因为外方保密，你只是知道她要出新书，但是书的内容什么都不知道，出版人在书展上获得第一手信息之后，国外的权利人都在那儿，你可以马上做出决定。

国内有些出版单位把到国外参加书展当成是一种员工福利，每年去书展的人都不一样，常常是由出版社不同部门的人去。但买卖版权本质上就是做生意，需要稳定的对接窗口，如果每年去的人不一样，窗口变来变去，国外的合作伙伴们就搞不清怎么跟进了。

羊城晚报：翻译后作品版权归谁？

彭伦：出版社跟译者签订的是委托合同，委托译者就某本书进行翻译，这跟版权合同是不一样的。出版社拥有这本书的独家出版发行权，译者拥有其译文的著作权，但这个著作权的行使，是依附于原著版权的，如果没有出版社授权，一般无法独立行使。比如我自己翻译的菲利普·罗斯的书《遗产》，虽然译文著作权是我的，但上海译文出版社拥有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权，我不能授权别的出版社或者自己出版。翻译合同一般来说应该是有期限的，但各家出版社规定都不太一样，五年，七年甚至十年的也有。也有的出版社是买断译文版权，也就是出版社可以一直使用译文，跟译者无关了。

羊城晚报：版税怎么算呢？

彭伦：总体来说，版权书的版税成本（作者版税加上翻译稿费）要比国内原创图书的平均版税高一些。国内原创作家的版税是图书定价的8%左右（畅销书作家的版税当然更高），而版权书的作者版税加上译者稿费，至少是图书定价的10%或11%。

中外互译不平衡现象正在改变

莫言是过去三十年出版商最爱

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被认为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作家作品翻译量最大的作家。《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过去十年，莫言是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而在欧美地区，莫言、余华和阎连科三位的作品被翻译得最多。

以法国为例，从鲁迅、巴金、老舍、郁达夫等现代文学作家，到莫言、苏童、余华、毕飞宇、池莉等当代作家，已经有很多作品被译介到了法国。但与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对中国作家的译介一是译书种类少，二是译本发行量少。对国内作家在法国的出版发行情况比较了解的翻译家许钧，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中提到，通常一个译本如果不再版的话，也就是几千册的发行量。“池莉是近几年在法国译介得比较多的中国作家，她被翻译成法语的八部作品，包括再版本在内，在法国的总销量达到了七万多册。”

已有不少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的毕飞宇也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谈到作品在海外的销量问题，毕飞宇认为如果单纯以数据讲话，“就算是销售得还不错的国家，我的书销售得也很一般，这种事情是撒不起谎来的，都有数据。所谓的„不错‟，只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外国文学‟。”

十年来二十几位作家被译介出去

有研究统计，截止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在当代文学方面，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有300部左右。法国有一些专业引进中国图书的出版社，例如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南方书编出版社等，都在为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努力。

“目前来看，一个作家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情况实际上是国际联动的，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翻译得比较多在另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许钧在采访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更多的国内作家的作品被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以及瑞典文和俄文市场所接受。“国外市场是个渐进的过程，在二三十年前，中国刚改革开放，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国外图书，特别是一些文学图书，以前一定是吸收的比我们推出去的多。近十年来看，我们最起码有20几位重要的作家的作品在多个语种都有翻译，可以看到中外互译的不平衡状况已经慢慢改变。”

中国作品应由外国人来翻译

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中外互译的逆差是因为我们缺乏中译外的人才。许钧说：“真正的翻译是应该由母语者来进行的，在法国，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中文小说译本，都是以法国人为主进行翻译的。所以中国作家的作品应当由外国人进行翻译。法国有非常优秀的翻译家，像翻译巴金的保尔·巴迪，还有一些翻译当代作品的翻译家，比如翻译苏童的居里安、翻译余华的杜特雷等。”

许钧认为，向世界展示文学的中国，还需要重视海外汉语的发展。我们有非常好的外语人才，但是，国外的汉语人才并不多，这就导致他们在阅读、理解、翻译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这不仅仅是文学和翻译的问题，而是要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来看。只有当中国的语言以及文化在国外都有相当的基础，语言的传播、文学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三位一体，形成合力，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才会在世界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目前对外翻译过程中遭遇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主流出版社出版较少，二是面向大众的翻译较少。

《羊城晚报》专访首位“诺奖丛书”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作品

在中国的三十年云与月

“诺奖丛书"当年首印近十万册远超今日畅销小说

羊城晚报：您的新书《三栖路上云和月》出版，里边记录了您多年从事出版事业的经历，而最让人记住的是，1982年，您所在的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辑，被认为是拉开了中国出版社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图书的大幕。您当时怎么想到率先主编并出版这样一套成规模、有系统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大型丛书的？

刘硕良（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主编）：应该是1982年底酝酿，1983年6月出版的，到明年就是30周年了。这套丛书的最初发起者其实是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的两位青年专家———郑克鲁、金子信，他们察觉到过去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忽视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大块，同时敏锐地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价值和市场潜力，大胆提出为每位获奖者出一卷代表作的丛书计划，并着手组织了几种译稿。但几经周折都没有落实出版单位，因为出版社顾虑中国多年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保留态度和社会对这一奖项的种种质疑，不敢去碰这个烫山芋。加上中国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不太了解，出那么大一套书好不好卖呢？中国的官方会不会认可，会不会提出异议影响到它的持续出版呢？思想观念、政治、经济效益上的种种顾虑，使得很多出版社都没想到、想到也不敢出这套书。而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开头的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当时漓江版的《保尔和薇吉妮》由走出北大校门不久的年轻译者亚丁翻译，1981年4月首印193000册，反响非常热烈，不仅受到读者喜欢，也引起了译者的注意，所以在多方受阻之后，郑克鲁和金子信找到了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几次交谈就达成了协议，漓江全部接受丛书计划和所组的稿件，并且迅速安排出版。

羊城晚报：诺奖丛书第一辑推出了哪些书，当时的市场反响怎样？

刘硕良：1983年6月，诺奖丛书的头四种———《爱的荒漠》、《蒂博一家》、《特雷庇姑娘》和《饥饿的石头》集中投放市场，印数分别达到91000册、84000册、86000册、84000册。出这些书的时候，书荒最严重、没有书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新书推出的时候就面临一个考验，就不可能太多人抢了，所以印数就没那么大了。但诺奖丛书开头的四种能够达到八九万册的印数，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当时这些作家在中国一般读者群中多数还不被人所知，或知之不多不广。现在市场上的书种类更多了，所谓的畅销书比如小说，首印能达到三四万已经算很不错的了，除非是极个别品种可能印数高一点，其余很多都是一万两万起印。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这四本书？

刘硕良：前四本推出并没有太多很新潮的东西，有意选了读者比较容易接受和领会但是又有新意的作品，同时政治上也是属于比较中间而不乏进步倾向的。这四本后推出的就包含了更多新的东西，比如剧集《天边外》，长篇小说《赫索格》，川端康成的《雪国·千鹤·古都》，以及艾略特的现代诗《四个四重奏》。《天边外》选收了奥尼尔的多部戏剧代表作，当时其他剧本的销路很少，但这本诺奖剧本第一次就印了33000多册。艾略特的现代诗和关于理论批评的著作、文章，影响了西方、东方一代又一代作家，虽然1985年9月第1版《四个四重奏》，裘小龙翻译的，第一次只印了8100本，但都是专门的诗人学者来买这些书，像这样的作品，只要有一个读者看了、买了，就不只是他受影响，他会去影响他周围的一大批人。当年一面市就被抢购一空，后来一再重版。

他们，在国内传播诺奖作品功不可没

羊城晚报：当时邀请了哪些译者来翻译这些诺奖作品呢？

刘硕良：我们当时是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重点高校为核心，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武汉、广州等地200多个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都包罗进来了，他们中有些人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但此前他们的研究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那些时候西方文学特别是近现代文学几乎都是被批判的。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请他们担当译事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像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吕同六译皮兰德娄，高慧勤译川端康成。董衡巽主持并作译序的海明威卷把国内译海明威译得好的几乎都请来了，所以我们那个本子销量特别好。

而作为编辑，选择翻译者很关键。不仅看只去了解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很多人以后才能够辨别他在这些人中间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有什么特点、长处或者是不如人家的地方。比如法语翻译，你需要了解最先搞法语翻译的有哪些人，比如说戴望舒、闻一多，然后要知道他们的学生有哪些人，学生的学生里面又有哪些是出类拔萃的，你要看很多书，知道这书是谁翻译的，要懂世界史、文学史，翻译史，要知道译者情况，通过比较才能够判断他是否是最佳人选。有些译者翻某一方面作品很好，比如他翻译小说很好，但是翻译诗歌就不一定行。此外，还要看译者的时间、态度等等。

羊城晚报：不少读者认为台湾的译本会比内地的做得好。

刘硕良：台湾的翻译历史很长，日文、英语翻译都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文学翻译质量如何呢？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一种都不如我们，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文学翻译的质量要比他们的整齐。台湾比我们先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只是规模没有我们的大，整体的翻译质量没有我们的好，台湾的出版商后来还买我们翻译的版本到台湾去出，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就说明我们的译本质量是过硬的。不但这套书，我们其他的比如像《麦田守望者》，台湾也出过，但他们又买我们的版本再出，因为我们的译本好啊。

不应把诺奖看成摇钱树

羊城晚报：今天，出版社引进外版书，都以诺奖为中心，有的是获了奖的作者全部版权引进，有的是对未获奖的进行“押宝”，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引进，这种“引进之战”在业界已经很著名了，您怎么看？

刘硕良：出版社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既有文学的价值考虑，也有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有些作家的影响大读者多，产生的经济效益比较明显；但出版社出书不一定都挣钱，有些是赔钱，有些作家在国内可能并没有多少读者认识，这本书在一个时候赔钱，但是对整个文化的积累有一定的加分作用，我们也会考虑出版的。不应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一棵摇钱树，我们不是为了占便宜而关注它的，诺贝尔的遗嘱就是为了实现一种崇高的理想，使得人类更加地幸福，它的目的是崇高的。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和对其他一切文学应该都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态度，就是要尊重他，要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