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议定书

中国入世议定书（共8篇）

1.中国入世议定书 篇一

入世对中国农业利大于弊

中国入世后，国内有一种议论，说入世头5年，超过半数的国有企业将面临淘汰，上千万人失业，对农业的冲击最大，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农民失业，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还将会比1995年的基准情景下降2.1%。

但权威的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总的来看，入世为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对加快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将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是有利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入世后，中国将按照国际规则，进一步完善国内政策法规，优化农业投资环境，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农业领域，促使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加快农业对外开放进程。

其次是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进出口结构的调整。中国劳动力丰富，但耕地资源不足。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成本相对较高的玉米、小麦、油料、糖料、大豆和棉花等农作物，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总产值)中的比例逐渐减少，而蔬菜、部分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的比例将有所扩大。畜牧业(除牛奶、羊毛外)将是主要受益行业。

第三，有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出口环境。可享受WTO现有成员的无歧视贸易待遇，降低农产品贸易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并获得解决农产品外贸问题的规范“渠道”，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专家同时指出，加入WTO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措施，这无疑对那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带来一定挑战，在短期内会引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卖难”矛盾，加重流通渠道的压力;二是引起国内市场一些农产品价格下跌，引发市场波动，如我国的粮油价格将不再拥有价格优势。由于近年来我国粮油生产的成本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使我国水稻、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作物平均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10%-70%左右。而油料除生产条件落后、单产低、品质差外，油料加工工业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出油率低、成本高，使成品油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入关以后，我国的`粮油生产面临着极不利的地位。三是影响一些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加入WTO后，会使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措施受到限制;还有，加入WTO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国外农产品的外汇负担。

舆论认为，为减少入世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农业必须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要保障丰衣足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把农业科技，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放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重视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生物技术可以将所需要的基因组合起来，并与常规育种结合，培育出抗性强、产量高、品质好、营养丰富、生产成本低的转基因的新作物、新品种。生物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将使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突破和进展。大力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不足和农业需水量增加的双重压力，使如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工作备受重视，灌溉农业、节水农业和雨养农业、旱地农业目前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生产力。改进农产品加工、贮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证，同时大力发展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

对此，中国国家农业部表示，将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科研和实用技术推广;积极开发和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经营管理。

专家们认为，从总的和长远看，入世对中国农业是利大于弊，如果措施得当，中国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2.中国入世议定书 篇二

(一) 市场准入的开放承诺。

中国加入W T O后应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入中国, 在经营范围也将向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扩散。

(二) 业务范围的节节打开。

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进入中国的市场后, 国外的金融工具和管理经营理念引入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 对金融机构人员素质的挑战。

外资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比较高, 又能支付比国内金融机构更高的报酬, 对国内优秀经营和技术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优秀人才的流失扩大了国内金融机构在经营和技术创新大等方面的劣势, 在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位置。

二、金融市场的开放给我国金融法制带来的挑战

(一) 从进入宏观调控角度来看, 加入WTO后, 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利率的市场性将逐步加强, 需要进一步提高制度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金融开放后, 利率和汇率不再固定不变, 而更多具有市场性、灵活性, 这就需要提高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第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可靠性有待加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决策环节过多、时期过长, 这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及时、公开传导, 相反, 却会引起投机, 甚至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重要的间接调控手段, 其作用日益显现, 随着间接工具的广泛运用, 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得到推进。这样,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不再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再贷款利率, 而是要逐步过渡到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市场利率。

(二) 加入W T O后,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商业银行经营及管理法规也带来挑战。具体说, 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 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要求, 会对国内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一定的约束。外资银行大都实行混业经营, 因而具有更多的优势。我国出现的混业经营与国外的混业经营有所不通过, 我国是通过企业集团来控制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 而国外一般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总体而言, 我国现存的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二、金融开放使银行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相应产生了对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负债比率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8%作为最高目标, 与国际银行业比较, 我国银行的资本金不足的潜在问题趋于突出。第三、随着金融业经营的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 潜在的金融风险需加以防范。我国现行银行业信息披露还不充分, 这不利于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要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 确保金融运行平稳。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 完善金融立法、符合WTO标准。

加入W T O给我国的金融立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首先要对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 修改与WTO有关规则不吻合的法律, 制订与W T O相符的法律: (1) 制订《外资金融机构法》, 一方面为外资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也可保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2) 修改《商业银行法》, 使之更向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靠拢; (3) 加快保险立法, 使保险监管的每个环节均有法可依; (4) 加快制订《外汇法》、《信托法》、《期货法》等金融法律, 以近快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全, 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 (5) 出台《证券法》实施细则。《证券法》过多地代表了证券行政机构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 有些条款过于原则, 操作不易, 给实际执行和监督带来一定困难; (6) 制订《金融处罚条例》, 加强金融监管; (7) 完善《投资基金法》, 加强监管外资投资基金在中国设立、募集、运作和交易等活动。 (8) 制订《信贷法》、《外汇管理法》、《国有资产法》《社会保险法》等。

(二) 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金融对外开放固然重要, 但加强对外资机构的有效监管同样重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从从业标准、注册审批程序、发展防止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严密监管, 特别是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开展的新金融业务, 要制订出相应有效的监管措施。

(三)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机构等问题还很多, 加入W T O后, 意味着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我们不能仅仅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注册、审查手续、业务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而是要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四) 打击金融犯罪, 强化金融执法。

我国《刑法》就金融犯罪作了专门规定, 在证券、保险、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规定, 但更重要的的在于金融执法。只有依法办事, 才能打击犯罪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才能保障我国加入W T O后取得的金融成果。

参考文献

[1]、强力主编, 《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

[2]、《金融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国际金融报》2001

[3]、《WTO与我们法律面临五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2001

3.入世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篇三

入世谈判过程曲折，结果喜人

张玉卿回顾了中国复关和入世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实际上，中国一开始就是1948年1月1日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缔约方，只是签订GATT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1950年3月退出了GATT，但自1965年1月至1971年10月又在GATT中以“观察员”身份自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中国由于注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加上对关贸总协定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空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受到了各种限制，这时中国才从《多边纺织品贸易协定》中了解到GATT的作用。1986年7月，我国开始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

当时，中国的外经贸部对GATT作了很多的调查和了解。中国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是恢复在GATT中的席位；第二是关税减让；第三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复关和加入WTO的谈判。这三条在中国于1986年7月提交复关申请后，一直在争论探讨当中，缔约方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查，使复关和加入WTO进入了长期的马拉松谈判。当然，中国加入WTO也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政治因素。

张玉卿感慨道，当时的外经贸部以及谈判团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国内不同产业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外面有来自不同WTO成员的要价以及WTO法律规则的要求。原外经贸部就像“三明治”，还好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指引，有懂得WTO规则的专家、学者的支持。

入世15年的成果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入世以后，在经济贸易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成为了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国际地位有了巨大的提升。“现在国际上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没有办法决定，也不敢决定。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中国入世的见证者、参与者，张玉卿也十分珍视这段历史，一个细节就是，至今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重大节点的具体时日。

中国入世“修法”的力度，世界少有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我经历了中国从复关到入世的整个过程，对此深有体会。”张玉卿感慨地说。为了履行《WTO协定》和入世承诺，虽然我国正式成为WTO组织成员的时间是2001年12月11日，但是启动大规模法律、法规立改废的工作在1999年就开始了。“因为1999年11月15日，我国与美国就我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那时中国加入WTO已经指日可待了。”

1999年12月1日，外经贸部（商务部的前身）成立了“法律法规清理小组办公室”。张玉卿时任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当时任务很艰巨，要清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所有内部文件、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然后逐步扩展至其他各部委。国务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对于入世前夕的一个细节，张玉卿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在加入WTO之前进行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WTO秘书处法律司有位专门负责“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法律工作的官员哥特勒曾专程来到中国，向张玉卿了解中国法律以及法律法规的清理情况。哥特勒提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WTO提出给予两年过渡期的请求，也就是在入世两年后再使中国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相符，这样也会使中国清理法律法规的时间宽松一些。

虽然哥特勒的建议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担心如果不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有可能会使中国在过渡期内不能取得完全的WTO成员地位，不能完全享受WTO的权利。最终，我们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然继续进行庞大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而且必须要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完成”。

据了解，到2005年底，我国制定、修改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各个方面。仅入世后3年内，地方政府就清理出19万件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并根据WTO的规则和入世承诺分别进行了修改或废止，与WTO成功配套。

“从这个角度说，WTO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最明显和突出的。它确保了中国经济法律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的一致性、协调性，一个符合WTO原则和市场经济总体要求的统一、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体系得以建立，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张玉卿总结说。

加入WTO加速开放，促进内部改革

提及当时中国加入WTO时修改法律遭遇的阻力和质疑，张玉卿诚实相告：“说实在的，当时法律的修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对外贸易法》的制定首先得走基层，听取中央各部门、地方部门的意见。而其中是涉及到部门利益、企业利益的，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不容易。”

张玉卿表示，这些相关利益部门当初是反对加入WTO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比如外贸经营权，就有人反对放开。而如今我国外贸大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一，如果当初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开放，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与当初的阻力相比，今日之成就显得更加珍贵。张玉卿认为，当时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加入WTO加速开放，促进内部改革。中国如果不加入WTO，还是过去那套模式，是不会有目前世界经济第二、贸易第一的地位。所以，加入WTO，虽然当初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是在党中央的推动和决策下，我们成功入世，并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过去15年在WTO的表现应该说相当不错，可圈可点的”。比如参与多哈回合的谈判，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派驻强大的中国常驻WTO代表团，积极参与各种会议、项目活动，发表意见，特别是在巴厘协定谈判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促使贸易便利化协议的达成。

未来中国要为WTO做奉献

张玉卿退休后这些年忙着研究和出书，是想让更多人学习和了解WTO规则。

如今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国际规则对中国的要求将更加严格或者挑剔。张玉卿说，未来考验中国的不是过去15年已经取得的辉煌骄人的成绩，而是今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能否保住已经取得的地位。现在中国的硬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但是软实力有待提升。未来如何把中国的经验、理念传导出去，让世界认可，产生共鸣，这是个大问题。“在当前WTO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作为全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视野和动力”。

“我们要对WTO充满信心。中国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多边的贸易体制上，因为这是我们重点的所在。当前，我们应积极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敢于发挥一个贸易大国的主导作用。市场准入的扩大、补贴的减少或取消，这无疑都会使中国受益。同时，我们要意识到，WTO是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保证，中国应积极主动地维护WTO多边体制和规则”。

对待WTO的态度取决于对WTO规则执行的程度。中国不但要从WTO得到利益，还要为WTO做奉献。如何联合国际上主要的贸易成员国，就WTO今后的发展商量对策，推动WTO往前发展，这是很大的课题。

这也是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和要求。张玉卿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的块头太大了，就跟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似的，小孩子有时候说一句错话、淘气一点，大家可以视之不理，无所谓。但是如果一个大人做了不规范的事情，大家就会感觉到他有点差劲，要求他改。”

张玉卿建议，我国对WTO规则的认知应该持之以恒，拿出当初入世时的精神和劲头认真地学习和践行WTO规则。否则，将来会受到国际的挑战和质疑。在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中国也要特别防止在区域或双边优惠贸易方面被边缘化，丢失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而在这其中，张玉卿认为核心的是人才。“其实，我国现在有一些对WTO十分了解、经验丰富、语言出色的人才，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和影响力，让他们能够继续发挥余光余热，为中国人在WTO方面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他还建议，WTO研究也需要深入，每个研究者要专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才好。简而言之，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一蹴而就，而要从教育这个根本入手，把这些理念贯彻到教育中，培养既熟悉国内法律，又有国际视野和素质的人才，才能为我国未来在WTO的表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这也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4.入世10年对中国法治的影响评述 篇四

上传: flzhiying 更新时间：2011-12-12 阅读：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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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经整整10年时间，入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刻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确立的国家方略，其本身的确立和实现并不是WTO使然，但纵观中国入世前后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入世10年来国家法治建设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不得不承认，加入WTO对中国法治的影响之大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比拟的。

一、加快了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化进程

从1999年开始，中国遵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所作的承诺，系统全面地清理了现存经济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到2005年底，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对外贸易法》等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各个方面。

此次史无前例的修法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修法的规模大，从国家法律到政府颁布的法规、规章，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各级政府均参与到修法工作中；其次，是修法的内容多，WTO协定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此次修法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外商投资、海关管理、国内税收等多项法律制度；此外，此次修法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经济法领域，而且涉及行政法、知识产权法、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等诸多领域。从最终的效果上看，此次修法工作加快了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推动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进步

入世前后，为了改变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落后且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局面，中国先后修改了《专利法》（2000年）、《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建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范围综合管理体系，通过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并在法院建立

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等举措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这些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以及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所推动的结果，但WTO独特而严格的规则义务要求无疑是外在、直接的巨大作用因素。10年后的今天WTO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影响仍在持续，并不断加大。

三、透明度原则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透明度原则是GATT/WTO体制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为了履行我国承担的WTO协定义务，我国采取了大量的立法、行政措施，打破了诸多传统上的清规戒律，真正实现了经济政策制定、立法、决策的公开、透明。

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公开、透明成为国内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些法律、法规特别要求在立法过程中，要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和通过新闻媒体、国际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公开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给予社会公众和各利益方充分发表评论的机会。近年来，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加强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的力度。这与WTO要求的透明度原则及其带来的现代意识密不可分。

四、促进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根据WTO规则建立并执行司法审查制度是成员方的一项国际条约义务。入世前后，中国已对原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作出修订，将原来不属于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相关事项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例如，2000年新修订得到《专利法》规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确权和宣告无效均由人民法院终审，2001年新修改的《商标法》删除了有关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裁定为终审裁定的规定，增加了当事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颁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反补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新司法解释。所有这些举措意味着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内涵上更加丰富、在外延上得以拓展。行政法治上的这些进步不仅仅对国际贸易案件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将是全局性、长远性的。

五、促进了法制的统一实施

法制统一性是WTO对成员方的一项基本要求,加入WTO意味着保障国内法制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项国际义务。加入WTO十年来，中国政府针对地方保护主义这一严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性的顽疾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予以消除，取得良好效果。尽管在法制统一性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对于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甚大的中国来说，法制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来实现，但WTO体制对于中国法制统一性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

六、扩大了国际法在中国的影响

加入WTO以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国际法的传统观念。迄今为止，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共参与了104起案件，其中主动提出申诉的有8起，被诉21起，作为第三方参与了75起其他成员方之间的案件，单从数量上看，中国就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重要参与者。在上述案件中，中国有胜有负，但不论胜负均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乃至国内立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例如，我国对美国针对我国钢铁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向WTO提出申诉，并最终获得支持，美国政府不得不于2003年12月取消了该案涉及的歧视性保障措施。2011年3月，WTO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对于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作出的裁决，认定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与WTO规则不符，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对WTO作出的对我不利裁决坦然面对，并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了国内相关法律和政策。为执行WTO裁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3月对《著作权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年3月国务院决定修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相关内容。此次修订《著作权法》如此之快，令人感叹，这种效果是目前任何一个WTO以外的国际组织力所不及的，WTO对我国国内立法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扩大了国际法在中国的影响。

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

WTO多哈回合谈判是新世纪伊始的第一次多边谈判，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方，中国已从多边贸易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的谈判并提出各种方案，特别是在WTO法律规则的制订、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成功克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为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谈判中提升话语权和谈判地位提供了强大基础。中国在国际经济立法中地位的大幅提升是中国成功入世带来的巨大辐射效应，10年来中国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实践所形成的经验、乃至教训为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

八、丰富了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内涵

在中国，GATT/WTO法律制度及其理论长期被忽视，但在2001年左右，国内法学界对WTO法律制度的研究便呈现出一篇繁荣景象，形成一股罕见的热潮。自上世纪末开始涌现出大量关于WTO法律制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数据显示，自1999年至今，该馆收藏的关于WTO研究的图书就达371种之多，同期收藏的博士论文多达130篇。北大法律信息网查询的结果显示，在自1997年至2010年中国核心法律期刊发表的WTO法研究论文就达869篇。中国学者还翻译了GATT之父约翰·H·杰克逊教授、柯蒂尔教授、彼得斯曼教授等国际著名WTO法学者的重要论著。美国学者秦娅曾经说过：“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与WTO有关的图书和论文可能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总和”。

综上可见，加入WTO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法律制度的全部领域。WTO倡导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法治精神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全面进步。1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还有很大距离。在国际上，中国已从入世之初努力适应主要由欧美制定的WTO规则转变为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实践者，能否适应这一转变、促进国际法规则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无疑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或许下一个10年更加值得期待。本文载于2011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经贸》杂志2011年10月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特刊，第4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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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中国入世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 篇五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爱国主义话语爱国主义是以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与定位为基础的,因此爱国主义总是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纠缠在一起。爱国主义虽然可以以热爱国土、历史、文化、人民等情感的形式萌生,但是它必须经由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洗礼方能获得成熟化的或理性化的表现形式,所以这导致在人类历史上,爱国主义在近代才开始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和道义力量。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从18世纪开始,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命运都成为最鼓舞人和最牵动人的事件。美国独立战争在今天被看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爆发,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地纷纷宣誓,放弃分歧来保卫国家。在东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惊醒了千年氤氲沉醉的梦境,但国破家亡的悲苦遭遇也唤起了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可以说,尽管在一些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深厚的历史积淀塑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成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不竭源泉,但是这些传统爱国情感毕竟无法与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同日而语。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近代东方国家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得到空前的升华,曲折艰难的生存状态却提供了一种空前清晰的关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自觉意识。殖民主义在对东方进行掠夺和压迫的同时,也瓦解了东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移植15了新的生产方式,引进了新的意识和观念,促动了东方国家内部的改革,所以西方殖民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民族主义也就从西方传到了东方,由欧洲现象变成了世界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出现了‘印度的复兴’,出现了拉姆·莫罕·罗易、达耶难陀和罗摩克里希纳;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出现了穆罕默德·阿布度和阿拉比;出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出现了明治改革家和戊戌诸君子,何塞·马蒂和何塞·黎萨。”(序言)而19世纪在东方开始劲舞的民族主义旗帜为20世纪新东方的缔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所以,从18世纪开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强势话语获得了长时间的延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那时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始终处于一脉独流的状态,实际上当近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自己的发展和强大的时候,也在同时生产着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紧接着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http:/// 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P254~255)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做出了基本相同的阐释,他说: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P129)这说明,从近代以来,一方面民族主义的高涨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化又是以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作为表现方式的,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构成背景和底色,当然只是在很长的时间中,民族化的这一面总是显在上面或者显得更为明亮一些而已,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的时候,普世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也在不断遭到置疑和解构而出现低潮,而作为解毒剂或解构工具的就是普世主义的思想和信念。有学者就指出,近代在西方盛行的民族主义就暗

藏着一种倾向,即过分地强调本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都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而且,“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4](P11~12)20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应当说都与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也暴露出了民族主义中的一些阴暗或消极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或者民族主义与战争和暴力的联系开始为人们所广泛关注,而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愈益激越。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科技的进步和全球性经济的发展似乎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作用,与此同时,主张弱化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开始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话语主要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开始关联起来。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什么需要弱化爱国主义的话语,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

(一)全球化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和市场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各种世界性的政治、文化组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使国家的许多职能正逐步被全球性的社会所代替,或者说国家的大部分职能开始让渡给全球性的社会。

而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向内在化亦即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以面向全球的思维方式来代替面向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承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的价值判断,承认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人类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领域坚持人类的利益而非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努力谋求和谐协调发展。“对‘普遍性参照’的需要,甚至是迫切性需要,从来没有我们时代感受得这么强烈„„现代化过程是„„猛扑向被他们自己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封闭起来的群体的挑战,促使他们自己形成一个由对话者和伙伴组成的开放性集群。”16(二)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作用在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迫使民族国家交出部分经济决策权,改由国际协调机构行使。这样,经济全球化就必然造成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侵蚀,使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剥夺性的改变。而解构与建构实际上总是如影随形,民族国家主权的被解构往往体现的就是全球化的建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如果说民族国家可以独立地、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其他事务,可以封闭地确定自己的目标,但是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却很难行得通,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外部参照,民族国家很难确定自己的决策方向。

(三)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民族化的元素开始逐渐褪色,特别是对于作为当今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公司来说,它们的产品、风格、模式等诸多方面都变得越来越雷同,因此对于它们来说,只能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进行区别———即按照是否成功来区分。

德国贝塔斯曼股份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认为:随着经济趋于全球化,在像贝塔斯曼股份公司和戴姆勒奔驰汽车股份公司这样的公司里,管理网络同国际通用机器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风格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美国的公司和德国的公司,而只有成功的公司和不成功的公司。这样,民族化的发展之路将必然面临着改道的选择。

由此,许多人自然会得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话语已经过时了的结论,而且认为它们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也会拖拽着许多民族国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重新遁入封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的熏染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已经过时。

情况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蕴涵了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既会造成相互的遮蔽,但也会构成相互依存、相互“解毒”的关系。如果说普世主义的盛行会增加这枚硬币的厚度,这也就意味着同时加固了民族主义的基础,反之亦然,所以当人们可以轻易列举出支持普世主义的诸多理由的时候,换个视角也能够

找出许多支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据来,如:

6.中国入世议定书 篇六

入世凸显标准之痛--探寻中国国际标准之路

。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三驾马车贸易、投资、消费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利润、国民收入、技术积累、国家安全等方面却没有人们预想的“令人放心”。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

从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规律来看，中国正接受制造业的转移，中国的崛起必须依靠强大的制造业，而控制未来制造业终极趋向的惟有国际标准。可以说，中国走国际标准之路已迫在眉睫。

加入WTO之后的第二年，中国就启动了“重要技术标准研究”项目，支持设立国际标准课题二十九项，截止1月，已发布正式国际标准五项，进入最终国际标准草案阶段的七项。在国家标准方面，食品、中药与天然药物有效成分检测技术研究课题成果已应用于市场检验和企业检测，未来具有民族特色的中药可以扬眉吐气的贴上“国际标准”的标签。

目前积极探索标准之路是 和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战略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谁缺失标准，谁将永远没有话语权。

国际标准 世界制造为你折腰

著名经济学家Hai Varian指出：“标准增进兼容性或互联性，通过扩大网络为用户产生更大的价值。同时，标准减少消费者面临的技术风险，这会加速技术的普及。”

标准对企业、产业、消费者都有一定的利益，而这种利益能够一直扩大到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各个角落。

跨国垄断企业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强化自己对产业链的控制，攫取产业的绝大部分利润。美国的微软、英特尔和日本的索尼等都在标准上大赚特赚，最为典型的是高通公司。作为一家出售知识产权的公司，他将自己1400多项技术全部申请专利，然后将这一套解决方案申请为国际标准，通过标准许可费用、产品专利费用、芯片等三种形式坦然获得巨额收入。同样，不适时运用标准战略也必然得到相反的结果，

录像机的发展史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企业最早开发成功录像再生专用产品，但由于美国电影公司为保护自己的著作权反对家庭录像机，阻碍了技术形成产业化的步伐。比美国稍晚的日本企业也上演了同样一幕，索尼公司在日本最早推出了“贝他麦克斯”牌录像机，但不愿出售生产专利，后来松下推出了VHS家用录像系统，一上市就出售它的专利，在日本产业协会和标准协会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以VHS商品为标准的商品标准效应，占领了美国企业和索尼所期待的录像机市场，并在全球形成了磁带录像机的VHS“事实标准”。

另外，标准化能降低企业采购、经营、贸易和研发成本，减少风险承担;有助于企业合作，形成战略联盟;避免企业对单一供货商的依赖性以及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质量信任度等等;同时也促进产业内其他企业发展，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产业发展带来了竞争和技术进步的群聚效应，消费者受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例如在洗衣机领域，海尔发明了双动力洗衣机，打破了滚筒、波抡、搅拌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双动力洗衣机被纳入世界IEC标准的提案，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双动力”将成为一种世界洗衣机行业通用的工艺、制造标准;在产业化方面，上市两年多的时间，拥有此标准的双动力洗衣机销量已达到100万台，产能达到180万台，产能的突破给了消费者更多选择和更高层次享受的可能性。

企业标准的有效实施也推动了国家标准战略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内部标准化促进经济发展，对外通过“贸易壁垒”形式的标准限制外国企业的渗透。

德国由于贯彻实施DIN EN 14 175《实验室排气装置》标准，每年可节约7750万欧元。“贸易壁垒”形式的标准比比皆是，208月13日，欧盟针对10大类电子电气产品的《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将正式施行，每件出口产品将被额外征收一笔回收费用，20另一项相关指令也要施行。美国商务部统计，其出口产品仅与标准密切相关的就达五分之一，由于国际标准未能充分反映美国技术标准，至少直接影响美国500亿美元的出口，并且成为阻碍另外200亿到400亿美元的出口障碍。

7.入世十年与中国汽车产业 篇七

第一是入世前中国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

第二是入世与中国汽车产业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三是入世后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

只有了解清楚了这几个问题, 谈入世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系才有意义。

一、入世前世界汽车工业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

2000年, 全球共生产各类汽车5754万辆。汽车产量居前10位的国家是美国 (1281万辆) 、日本 (1014万辆) 、德国 (520万辆) 、法国 (335万辆) 、韩国 (311万辆) 、西班牙 (303万辆) 、加拿大 (235万辆) 、中国 (206万辆) 、墨西哥 (192万辆) 、英国 (182万辆) 。其中, 戴姆勒.克莱斯勒, 雷诺.日产, 福特, 通用 (含日本五十铃、铃木和富士重工) 等年产400万辆以上的六大汽车集团, 其产量占世界汽车总产量80%以上。

入世前, 中国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跻身全球第八, 亚太第三, 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三强” (一汽、二汽、上汽) 局面初步形成;散、乱、差现象未得到明显改善;轿车合资局面已经形成。

全球第八和亚太第三是指总产量。和世界汽车大国相比, 经过几十年发展的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从初级阶段向快车道并线的过程中。据国内统计数据, 2000年, 中国汽车产量206万辆, 而中国汽车产业的实际产能达到357万辆。由于购买力不足, 产能大量过剩, 闲置产能高达42%, 这说明中国汽车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强”格局初步形成是指一汽、二汽、上汽三家企业的产量在中国汽车总产量中占有绝大部分。三厂集中度超过55%。

散、乱、差是中国特定历史和经济发展环境下的产物, 1958年大跃进形成一次汽车发展高潮, 全国动手造汽车, 汽车厂遍地开花;20世纪70年代, “三线”建设, 全国又出现造汽车热潮, 除了青海、西藏没有汽车厂外,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大建汽车厂。20世纪80年代后, 全国各地又兴起第三轮建设汽车厂的高潮,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全国整车企业115家, 零部件企业2000多家, 汽车生产企业世界第一。但这样大干快上的结果是造成资源大量浪费, 散、乱、差现象严重, 115家企业中, 年产量在100辆以下的企业高达35家, 年产量1万辆的32家, 整车厂中没有一家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 全国的汽车企业年产量还赶不上丰田公司一个厂的产量。

1987年北戴河会议后, 一汽、二汽、上汽、北京、天津、广州陆续合资, 中国轿车工业合资局面初步形成。看一组数据:

1992年中国全年汽车总产量106.17万辆, 其中, 卡车62.64万辆, 客车27.26万辆, 轿车16.27万辆。

2000年, 全年汽车总产量为206.82万辆, 其中, 卡车75.17万辆, 客车70.9万辆, 轿车60.8万辆。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 10年内, 中国汽车的总量仅增长一倍, 发展缓慢, 但轿车总产量增长3倍, 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这60万辆全靠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东风雪铁龙和北京、天津、广州“三大三小”六家轿车企业。它说明, 中国轿车工业起步全靠合资企业。这些合资汽车厂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依靠C K D方式组装。轿车的四大总成:车身、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和相关的核心零部件完全依靠从国外进口。说是自己制造, 实际上就是用外国人的零部件在国内组装。结论是, 虽然中国轿车产业正在发展, 但完全依靠国外的技术与品牌, 自身并未具备研发能力。

这10年间, 中国汽车工业有几个重要的事件:

一是中国汽车支柱产业地位基本确立, 其标志是1994年第一部产业政策的诞生。用今天的眼光看, 这部产业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如对自主创新没有放到重要的地位, 对民营汽车也设置了高门槛, 但它明确了中国汽车产业支柱性地位, 这是重要的标志;

二是轿车合资渐成规模, “三大三小”逐步建成, 进口替代逐步实现。通过合资, 建立了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大三小六个轿车生产企业, 以C K D形式组装生产轿车, 轿车产量越来越高;

三是私人轿车消费市场开始启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经济逐步发展, 中国人均G D P超过800美元, 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开始追求私人轿车, 成为中国私人轿车的先锋, 中国私人轿车消费市场逐渐形成, 中国开始逐步进入轿车消费阶段;

四是轿车生产国企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奇瑞、吉利等自主品牌轿车企业冲破重重阻力, 闯进蓬勃发展中的轿车市场, 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拉开了中国自主品牌轿车发展的大幕。

二、入世谈判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关系

1、入世与中国汽车产业大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它们之间是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今天, 中国汽车产业实现1800万辆, 有人将这个成果算到入世后的成绩。我们认为不能这么看。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正是这个时候, 中国汽车产业开始向百万辆大关冲击,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整个90年代,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是在国内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逐步加速, 其间经过多次反复, 到2000年终于跨过200万辆大关, 通过合资, 轿车工业也实现60万辆的历史最高点, 国内私人消费轿车市场也得以启动。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这个时候, 中国尚未入世。

中国复关入世路途漫漫, 前后一共谈了十几年,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加入了关贸总协定, 以那时中国经济的基础和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 以我们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水平, 即使汽车进口放开, 我们消费得起吗?我们的汽车工业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吗?

从时间顺序上看, 入世谈判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基本同步, 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从全局而言,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与加入世贸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所以, 我们不能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成果与入世扯在一起。

进入21世纪后, 即使中国不加入世贸, 中国的经济仍然会起飞, 轿车也会成为国内消费的重点, 外资汽车集团也会到中国来投资, 来争夺中国这个新兴消费市场, 这是资本盈利的本性所决定的。更何况上世纪90年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欧洲、日本等汽车生产大国到处寻找市场, 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 它想方设法, 上天入地也要进来。

加入世贸后, 中国降低了外国汽车进入中国的关税门槛, 减少了配额, 但是, 到今天为止, 外国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价格并未下降, 例如奥迪、帕萨特、凯美瑞等这些汽车在欧美市场的价格都大大低于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者并未享受到价廉物美的进口汽车产品。

2、将汽车产业列入“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是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是1985年开始首次复关谈判的, 从此开始了复关入世谈判的历程。我是1991年参加复关入世谈判, 从一开始到2000年为止, 我一直担任中国机电产品谈判的首席代表, 我谈判的重点之一就是汽车。为此, 我和美国历任谈判代表交手了10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谈汽车, 其原因很简单, 这是中国汽车产业散、乱、差的现状所决定的。与国际发达国家汽车发展水平相比,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水平要落后好几代。我们的解放牌卡车是在原苏联的吉斯150基础上来的, 而吉斯150来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万国牌, 我们的解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换型改造。即使是二汽的东风卡车, 也是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轿车更为落后, 日本人讽刺为“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全国一百多家整车厂, 年产200万辆汽车, 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都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 这种生产水平, 中央当然担心, 一旦外国的汽车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的汽车还能顶住吗?世贸组织把发展中国家幼小的产业称之为“幼稚产业”, 有一个保护条例。所以我们谈判的中心, 就是要利用“幼稚产业”的保护措施, 为国内散、乱、差的汽车产业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当今的发达国家, 尤其是大国, 无一不是通过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等保护主义措施推动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的。至于中国入世后, 有人问, 为什么中国汽车产业没有出现“灭顶之灾”, 我在下面回答这个问题。

3、要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保护我们的利益, 而不是将其作为套住我们手脚的枷锁。

中国入世后, 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夸奖我们, 要我们作为世贸组织的“好学生”。而就是在这个时候, 美国、欧盟等很多国家却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频繁对中国发起双反调查和制裁, 品种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汽车产业的轮胎、汽车钢圈等都受到制裁。世贸组织的规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讲起来很长, 简短说, 世贸组织的规则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但世贸组织是在美国、欧盟等控制下制定的, 很多规则都是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美国贸易代表就公然宣称, 如果世贸规则影响了美国的利益, 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退出世贸组织。入世以后的事实说明,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 正是利用这些所谓规则来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 最终严重影响中国的利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来“规范”我们, 而自己却置身于外。我认为, 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 想法利用世贸组织规则来保护我们的利益, 而不是将其作为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

4、正确认识入世后, 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入世前, 很多人都担心, 中国入世后, 以中国汽车产业散、乱、差的现状, 面对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产品的倾销, 中国汽车产业会陷入“灭顶之灾”。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狼来了以后, 中国汽车产业并未陷入“灭顶之灾”, 相反, 汽车工业从2001年开始加速增长, 2002年产量增长38.49%, 2003年增长35.2%, 在轿车销售上还出现了所谓的“井喷”现象, 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

我认为, 这并非是入世带来的“好处”, 而是国内经济多年发展, 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汽车销售出现“井喷”需要几个条件, 一是有足够大的市场, 二是有足够多的资金, 三是有足够多的产品。经过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后几年的加速, 中国经济发展正好处在经济起飞已经离开跑道腾空而起的阶段, 中国汽车工业也积累了相当的能量, 虽然2001年产量达到206万辆, 但产能已经达到357万辆, 有了充足的产能积蓄, 此时只要政策和资金条件满足, 这些产能就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

大家都可能记得, 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 我们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 隔几年一加,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到90年代末, 城市里干部人均水平已经涨到数千元, 长了几十倍。收入增加, 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原来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国民经济需要新的万元级商品来拉动, 轿车和房产是首选。国内轿车消费政策的出台, 打开了新消费市场的大门, 产能、市场、资金、产品四个条件都已形成。人民的消费资金和需要都集中到这个新的消费热点上来, 由此形成消费势能, 这就是媒体和产业界津津乐道的“井喷”。

必须看到, 这种所谓“井喷”是中国政府新的消费政策导向, 人民群众的消费资金所推动而形成, 它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与入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种“井喷”表象掩盖了中国汽车产业核心技术缺乏、轿车生产主要靠C K D组装而生存的根本不足, 更掩盖了外资汽车集团乘机高价销售自己的产品, 在中国大捞一把, 大发横财的现实。

三、入世后中国汽车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总的结论是, 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但大而不强。

入世后, 中国国内市场兴旺, 世界各大汽车集团都挤进来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 中国与国际排名前十位的外资汽车集团都建立了合资企业。这些大公司带来现成的产品, 在中国建设起大量的装配厂, 中国汽车产量也就一路飙升。到2010年, 中国汽车产量达到1800万辆,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中国汽车产业产销号称世界第一, 很多人对此也沾沾自喜。但从几个基本数据看, 我们无法乐观。

首先, 我们并没有1800万辆, 1800万辆是我们自己的统计。但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日本丰田、本田、法国雪铁龙、韩国现代等世界跨国巨头将在中国合资企业的产品都计入自己的产量之中。根据他们的统计, 截止2010年12月31日:

通用汽车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2351610 (235万) 辆;

大众汽车集团全年在中国销售汽车1923500 (192万) 辆;

现代起亚汽车全年在中国市场销售1093071 (109万) 辆;

日产汽车在中国销售累计达1023638 (103万) 辆;

丰田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84.6万辆;

本田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65.5万辆;

福特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58.2万辆;

标致-雪铁龙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37.6万辆;

铃木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27.5万辆;

宝马全年在中国销售累计达到17万辆。

这10家公司销量之和为929.6万辆, 占中国乘用车市场70%。

到今天为止, 世界500强企业中, 15家汽车企业全部在中国建有合资企业和机构。这15家汽车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平均资产利润率达到11.2%, 远远高于他们在世界其他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在这些跨国公司眼里, 中国只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 中国的合资企业只是他们设在海外的装配厂。如果除掉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装配的产品, 我们还剩多少呢?就只剩下我们自主品牌企业生产的产品了。

跨国公司所公布的在华销售业绩, 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汽车产业和市场的实际。所以, 面对1800万辆的统计, 我们要冷静, 切不可沾沾自喜。

第二, 技术差距大, 产业空心化严重。汽车是技术密集型产品, 一辆汽车上几乎集成了现代大多数科技精华, 尤其是电子技术。但我们掌握了多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呢?车身、变速箱、发动机、汽车电子、整车设计等关键技术, 我们真正掌握了的又有多少呢?关于这一点在座的各位有的是企业家, 有的是技术专家, 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很多人原来还寄希望于“市场换技术”, 但外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 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转让先进技术。它们只是利用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 作为超低成本生产基地, 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 销售自己的产品, 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它们能够在中国培植自己的竞争者, 到时候再将自己挤出中国市场吗?正是基于此, 它们才千方百计保守技术秘密, 使自己与中国企业保持较大的技术差距。日本丰田就曾公开叫嚣:要与中国保持20年的技术差距。这次日本地震, 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基本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缺少技术储备, 很多汽车企业出现“技术空心化”和“无技术工业化”, 这就是我所说的“大而不强”。

第三、市场被瓜分, 而且还在被继续蚕食。由于中外汽车产业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明显差距,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品牌市场溢价能力与品牌价值与合资品牌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造成自主品牌轿车的市场占有率较低, 仅在30%左右徘徊。合资品牌轿车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现在, 这30%左右的市场也面临严重威胁, 合资品牌轿车正在有计划有组织, 逐步地开始蚕食自主品牌占绝对优势的中低端市场。德国大众、美国通用都已经开始动手了。根据最新销售数据:

赛欧三厢1.2 SL MT手动温馨版2010款, 商家报价:4.08万~5.68万。

赛欧三厢1.4 SE MT手动理想版2010款, 商家报价:4.68万~6.48万。

这个价格与自主产品相似, 有的还要低。如骏捷FRV 1.3MT舒适型2010款, 手动商家报价:4.63万~6.38万。以合资品牌的品牌影响和技术实力, 赛欧这样的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无疑占有优势。

4—5万的价格, 对同等档次的自主品牌轿车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我们不能责怪老百姓不买自己的轿车, 不爱国。老百姓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他们有理由有权利花更少的钱购买更高质量的产品, 在对合资品牌还是自主品牌的选择上, 老百姓是用人民币来投票的。

第四、汽车流通政策存在问题, 而且至今未改。汽车流通政策事关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 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消费者的利益, 世界各国无不高度重视。但国内现行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却将国内汽车销售市场的控制大权拱手相送, 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汽车品牌销售的核心是授权。根据此规定, 中国和国外的汽车生产企业都可以通过授权来指定自己的总经销商。按国际惯例, 为防止垄断, 一般是不允许汽车生产企业授权给自己的企业作为总经销商的, 但“品牌销售管理办法”第六条却将境内和境外的汽车生产企业划上了等号, 使得境外的汽车生产企业也可以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汽车销售公司, 并授权自己的全资销售公司做其产品的总经销商。如此一来, 跨国公司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中国控制其汽车销售的各个环节并直接向合资企业营销网络渗透。由于中国各大汽车公司几乎全部合资, 合资品牌汽车尤其是乘用车占了全国乘用车生产销售的70%以上, 这意味着, 跨国公司通过其总经销商, 直接或间接地掌握了70%的中国汽车市场, 基本垄断了进口汽车营销网络。这既冲击了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销售市场, 也直接危害了还很脆弱的中国汽车工业。

四、前景展望

两句话:一是自主创新是中国汽车产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二是中国汽车的方向盘绝不能控制在外资手中。

汽车产业发展成熟和成功的标志是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能自主开发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产品。汽车产业是技术与资金密集的产业, 中国汽车产业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核心技术。汽车尤其是轿车四大总成的核心技术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掌握。没有技术的汽车产业只是个空架子。今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 在汽车生产上, 我们仅仅只是在数量和品种上有了提升, 但在技术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创新上, 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主导中国汽车市场的仍然是洋人和洋品牌。“技术空心化”和“无技术工业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我们有相当部分人曾将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寄希望于经济全球化, 寄希望于“以市场换技术”。殊不知,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只是为了开发和占领中国市场,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 他们可以拿出部分过时技术, 但他们绝不会让出汽车研发的核心技术。原因很简单:吃饭的本事给你了, 我吃什么?

2006年8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 每个产业中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 在28个主要产业中, 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 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外资对中国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控制持续增强, 已突破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技术是思想和劳动的结晶, 有着原创和传承的特点。技术的载体是产品, 产品的技术含量决定其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只有自主开发产品, 才可能发展自主技术能力, 产品自主开发的过程, 就是自主创新的过程。合资、技术引进代替不了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由于缺乏创新机制和创新压力, 我们大力支持的国有大型企业合资后不仅没有掌握自主开发能力, 甚至连原有的开发能力也丧失了。

原日产公司法籍总经理戈恩曾称:“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在技术与管理上的贡献率基本为零”。狂妄的语言曾刺痛了多少中国人的心。但现实就是如此, 在合资企业里, 中方在技术上的话语权寥寥无几, 为了维持并扩大本企业的市场份额, 合资企业只能不断地引进与购买国外合作伙伴的技术与品牌, 合资企业的中方没有也不被允许对其品牌或技术进行修改, 由此导致对外国的品牌和技术依赖程度日深, 以至于外方一断奶, 自己就闹饥荒。

造成中国汽车产业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自主创新不足。为什么一直高喊自力更生的我们今天会出现自主创新不足呢?这源于我们对汽车的产业属性 (技术与资金) 和社会属性 (代步工具) 认识不足, 仅仅停留在以能造汽车为满足, 只追求数量, 不追求技术。改革开放后社会需求旺盛, 政府和企业强调的都是产量, 重整车轻配件, 重主机, 轻配件, 并未在自主创新上下真功夫。从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到汽车企业的组织机构、人员结构、资金使用分配比例均可说明此问题。

现在媒体上不断地有汽车企业购买某国知名品牌为自己所用的“新闻”。从消费者角度而言, 这意味着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品质更高的产品。但从制造者而言, 你能够购买知名品牌, 但能够购买来人家的核心技术吗?能够购买来人家工程技术人员创新的思维吗?能够知道这个品牌优势的“所以然”并加以改进吗?如果我们买一个品牌, 人家再创造一个品牌, 我们再买, 人家再创造, 我们能永远跟在后面买吗?这如同给人家奉献再创造的资金, 这种引进又有何意义呢?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花巨资从国外买来磁带录音机技术, 等到我们耗巨资建设生产企业, 产品刚刚投放市场时, 外方又推出新一代“V C D”光盘播放机。于是我们放弃磁带录音机转而进口“V C D”生产设备及技术, 等到我们的“V C D”产品开始占领国内市场时, 外方又推出改进的“D V D”。于是我们再跟进, 引进“D V D”技术专利和设备, 就在我们不断浪费巨大投资引进技术时, 外方继续推出数字电子技术产品如“3G”手机、“3D”动画、“苹果a p a i d”等等。我们怎么办?再买吗?轿车也是如此, 由于缺乏原始创新又缺乏技术储备, 我们始终无法掌握产品升级换代的核心技术, 只能购买享用人家的产品, 成为人家创新技术的资金提供者和产品销售市场。不断购买, 不断落后, 这种现状发人深思。

事实教育我们, 通过技术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不去学习消化而是将这种引进变成依靠和依赖, 不光国内的市场会丢光, 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也会随之萎缩, 抱着奶瓶的企业永远也不会长大。

自主创新需要工程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努力, 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障, 产业政策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涉及国家发展与经济战略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

必须放弃旧有的追求产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思维模式, 尽快出台新的明确支持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的汽车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策;实行自主开发为主, 引进为辅的两条腿走路的战略, 形成新的开放竞争的格局, 才能发展和壮大中国自主汽车产业。

8.入世12年：中国再选择 篇八

但我们的成就感似乎一直没有数据表现的那样强烈。一方面是靓丽的数字，一方面是民众感受不到的国际商品和服务价格大幅的下降，中国的世贸之路究竟将去往何方？

艰难地加入

要想说清楚加入世贸的好处，首先要弄明白没加入世贸的危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被排除在自由贸易体系之外，市场经济地位不被世界承认。国门之外还有着一个无形之门，包括纺织、农产品、初级工业品在内的各种产品走向世界，不但要加征额外的关税，还要承受因为规则差异带来的惩罚性措施；而市场经济地位存疑，国有企业被认定为经营主体，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进口和规模出口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想卖的卖不出去，想买的买不进来，在这样的困局敦促中国政府提出加入GATT，但是谈判进程的漫长却出乎中国决策者的想象。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中国入世谈判的波折往往被归结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挑衅。这个因素固然是存在，中国入关谈判迁延日久，中间又适逢苏东剧变，西方世界在经济谈判中气焰高涨自不待言。比如克林顿政府把最惠贸易国待遇与中国人权问题挂钩、一年一批的做法。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造成入世谈判久拖不决的局面，中国经济体制问题还是主因。中国对自由贸易各种规则的陌生，而这种陌生背后是中国经济部门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巨大背离，中国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经济时代的顽疾，因此直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GATT被WTO取代，中国仍没有被接纳。

外向型经济被卡在瓶颈的境遇，倒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背后都有打开国际通道的考量。体制改革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入世谈判的被动局面也一天天改观。在1995年，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的斗法已经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由于美国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的立场实际上是替西方国家出头，逼迫美国以较为公平的条件达成双边入世协议，意味着中国入世最大壁垒已经扫除。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提前结束过渡期

中国加入WTO当天，中国国内并不是欢声笑语，反而是一片沉寂。中国依然存在庞大低效的银行体系和工业体系，中国的农业还没有实现规模经营，中国还可以罗列出一大堆的问题，这些脆弱的节点当骤然面对世界经济时可能遭遇狂风暴雨。

有意思的是，这种如临大敌的忧虑在入世以后消散的极快，以至于到了2004年，参加中国加入WTO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外经贸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张向晨就明确表示，国内在入世前作出的“短期看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的判断，前半句是不成立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董阳，曾经作为入世谈判中代表中国汽车工业的唯一代表，在欢庆加入世贸时手里就拿着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汽车产量将会从未加入WTO时的增长190%逆转为加入后将下降4%。要知道2000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刚从5年停滞的泥潭中蹒跚爬出，如果报告属实，那么入世协定无疑就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催命符了。世行报告悲观判断的理由就是中国汽车工业一直依赖高关税（进口汽车关税，排量3.0升以下高达80%，排量3.0升以上100%）的保护才得以存活，市场一旦开放，中国汽车工业必将因为低质高价迅速被进口产品替代。

但是事情的发展令人大跌眼镜，入世后进口汽车关税在5年内降到了25%，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由13.8%～16.4%降到10%，进口配额全面取消，但是汽车销量却由2001年的70万辆上涨为2006年的721.6万辆。更令世界惊讶的是，除了旺盛的产销能力外，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规范化水平大为提升，2003年那种一地一价、一日一价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中国汽车产业用优异的表现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2012年，中国汽车产销1927.18万辆和1930.64万辆。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648.50万辆，同比增长6.1%，占乘用车销售市场的41.9%。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量达到105.61万辆。

局面的顺利甚至超出了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的预计，他在2005年接受访问时回忆到，当初入世谈判中方最感忧虑的行业就包括汽车产业、银行业等，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对这些领域几乎是步步为营、寸土不让，争取了很多的保护性条款。事后发现其实没有预想的可怕。

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放从1984年1月中国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时就开始了——几乎与入世谈判同步。在这之后，一汽、二汽、上汽等国有汽车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先后走上与外资公司合作的道路。中国汽车企业通过合资获得了国外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又带动了零部件等下游企业（大多数是民资企业）的发展和国际化，使汽车企业在应对国际市场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办法。

2001年入世谈判还没结束，国内车企已经准备了不下20种新车型准备在海外汽车进入国内市场时投放。这边磨刀霍霍准备给海外车企一个下马威，那边欧美日等海外车企却行动迟缓，根本没有像原来预估那样一夜之间涌入中国。事实证明，作为政府间谈判，入世谈判并没有完全理解跨国公司的立场和行为模式。大型跨国企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摒弃了建立海外独资公司为主的扩张模式，更注重与当地企业合作经营以规避成本、政治因素和适应国情等风险因素。中国的地域发展、城乡发展极为不平衡，市场需求多元而且善变，政府法规不完善、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海外车企如果贸然大规模投资，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出现战略性错误。他们为此也更青睐与中国建立合作企业，利用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熟的政治网络、人际关系、营销渠道来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

把链条复杂的市场交易，以产权交叉持有的形式转化为企业内部交易，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合作的经济基点。通过合资企业这个介质，中国企业将自己的经营网络扩展到了全世界，西方企业则把自己的产业链条深耕中国社会，双方互利合作又带动了大批民企的壮大和国际化，包括华为、中兴等响当当的民资科技巨头，最早都是通过为合资企业合作打通国际大门的。

为了给中国产业结构中的脆弱环节回旋余地，入世谈判中中国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开放”待遇，许多产业获得了1～10年不等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中国可以逐渐放宽配额、降低关税，用逐步开放换取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提高。但事实上中国大部分领域都提前结束了过渡期，政府的退出释放了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被人为干预扭曲的价格信号得到修正。

入世第一年，中国近30个部门共清理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修订文件325件。到入世第十年即2011年，中国共开放了超过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世贸规定成为倒逼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

随着中国政府大幅度减少以法律法规形式干预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巩固，并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2012年，中国商业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逾4700亿美元，约占全球商业服务进出口总额的5.6%左右；同年，中国大陆（含香港不包括台湾）共有73家公司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连续第9年持续增加。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杰安特·梅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日益重要的力量，中国在WTO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中受益良多。“在成为WTO成员国后，中国致力于追求无差别待遇的贸易自由化，以提升其竞争力，并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区域产品制造网中发展最快的主要力量。”梅农说。

加入世贸不等于充分自由竞争

中国加入世贸12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过中国民间对待世贸的评价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对待世贸的焦虑情绪甚至在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日渐加重。为什么加入世贸没有给国人带有期待中质优价廉的国际商品？为什么入世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没有削弱？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与结构调整停滞伴行？就一般民众而言，加入世贸的直观感觉也没有官方刻画的那般美好。

从国际因素看，2008年可以说是一个节点，在2008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企业虽然不停受到调查，但是全球贸易规模的不断膨胀很大程度上冲抵了中国企业的损失，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互相持股的状况也使西方国家投鼠忌器。2008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规模停滞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国际贸易的利润也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而大为缩水，这时候，打输官司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世贸发展中不仅南北之争再度激化，就是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一直无法突破，成员国分歧加剧，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世贸组织的批评在增加，这种情形无疑恶化了WTO在国人心中的形象。

丹佛大学终身教授、《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杂志主编赵穗生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包括TPP在内的新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替代WTO，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新焦点。事实上，各种区域性和功能性的小型自由贸易组织和协定，因为谈判容易、议题集中，成功率高，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在外交领域最优先关注的内容。

布鲁塞尔著名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里德里克·埃里克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被削弱的WTO，受损失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他指出，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变化，并且争取在WTO体系中更大的领导权。

从国内看，加入世贸塑造了中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模式，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却不是“全天候”的。世贸组织的功能仅限于对政府关税与配额的控制。没有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全球市场，世贸组织的作用将注定是有限的。市场一定是自由竞争的吗？未必。起码对于那些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玩家而言，他们所期望的市场是寡头垄断的。中国加入世贸十年一个很诡吊的现象就是，中国国企的膨胀与中外大型企业的寡头联合。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国际企业往往首先挑选的是经营体制传统的国企进行合作，他们极为看重这些国企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政治身份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中国国企也需要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强化自己的地位。市场规模的膨胀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国企的输血能力。

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以国企为主，验证了他们市场垄断地位的强化。众所周知，垄断是获取利润的最好方式，其效果远胜于技术创新。中国没有在签订入世协定前出台《反垄断法》，也没有在入世后严格地执行新出台的《反垄断法》，这使中国既对微软等国际巨头的捆绑销售和定价政策无可奈何、对当年法国达能收购娃哈哈一案的处置上较为被动，也对中国联通和移动的垄断优势无能为力。国内外大型企业的寡头式合作带来了企业利润规模的扩张，却也把中国产业牢牢的限制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当中。2012年和2013年中国政府发起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调查牵涉到摩根大通、苏黎世保险公司、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巨头，也带出了大批各级政府、国企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负责人。地下交易的曝光揭示给我们另外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依赖国际企业、国内企业的合作，构筑隐性的排他性的垄断联盟，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效率与规模分离。

自由贸易与中国的未来

按照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的说法，和西方打了几十年反倾销官司后发现，“以打促谈”几乎就是各国最好用的手段。2013年年初震惊世界的欧盟对华光伏双反调查涉案值204亿美元，真正阻止欧盟疯狂之举的完全不是世贸规则，而是中国强硬的贸易报复。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则的玩家是活不了的，而一个完全遵守规则的玩家同样是活不下去的。世贸组织只是代表了一种价值，一个值得付出代价的方向。

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未来贸易战略的核心工作。如果我们真的认同世贸所代表的价值，那么如何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体制，才是中国改善在世贸中被动地位的根本途径。

由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跨国巨头形成的联盟，在扭曲市场价格机制方面的作用并不低于政府的高关税和配额制度。过度关注企业对地方财政和就业率等政绩因素的短期贡献，也使中国各级政府经济决策时，对产业升级和竞争力关注不够。投资拉动、政府补贴再加上行政干预，对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普遍怀疑直接反映到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当中。

当年中美在签订入世协定书时中方承诺，WTO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入世头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中国政府协助企业进行倾销、补贴、贸易壁垒等行为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那么其他国家可以把中国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以2013年4月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不锈钢焊缝管征收反倾销税为例，台湾地区企业被征收的反倾销税基本在14.65%左右，部分企业获得了优惠税率，交7.98%即可；而大陆企业则普遍被征收了25.27%的税率，只有一家南海不锈钢企业侥幸获得了13.82%的优惠税率，这个数字也仅是比一般台企征收的税率低一点而已。

都是被认定倾销，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根本原因就在，土耳其有权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最糟糕的是，究竟什么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WTO压根没做出明确规定，这就给那些制裁中国企业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频繁大量的以此为由制裁中国。根据商务部官方发布的数据，2002年到2012年中国共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涉案金额高达736亿美元。特别是2011年由于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04亿美元。2013年形势则更为严峻，仅第一季度中国就遭遇了12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22起，比12年又同比增长了22%。中国成为WTO中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在很多贸易调查中，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已经一点点暴露出来。即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贸组织客观上依然能起到倒逼中国经济进步的积极意义。

2013年3月3日《欧盟木材法规》开始强制执行，占领欧洲50%市场份额的中国木材企业唉声一片。欧盟法规的目的在于防止企业使用盗伐的木材，这样的要求却一下子使中国家具企业成本上升5%～15%。人们不仅会对中国家具企业的木材来源产生疑问。还有专家曾千呼万唤要求在签署WTO协议前一定要出台的《反垄断法》，中国当时真正的顾虑也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干扰之音。即便到今天，这些仍让我们饱受“非市场经济”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