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原因

增长原因（共8篇）

1.增长原因 篇一

储蓄存款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随着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全面推选，存款对于业务发展的基础作用越来越重要。储蓄存款作为银行稳定的奖金来源，在当前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亟待我们加以调查研究，以便采取措施，力促存款稳定增长。

一、储蓄存款的变化及特点

(一)增幅回落，攀升乏力。到1997年末，盐城市工行系统储蓄存款余额为30.8亿元，较年初增加3.1亿元，增长11%，与1996年相比，增幅回落了18个百分点。同时增幅也低于全省工行系统16.6%和全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3.2%的水平，分别低出了5.6和2.2个百分点，储蓄增长十分缓慢。

(二)同业占比有所下降。到年末，工行储蓄存款余额在全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占比为27.5%，较年初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除市区有所上升外，其余各县(市)支行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增加额占比仅为23.4%，虽然占比位次由上年的第三位升至第二位，但仍较1996年下降8.6个百分点，工行实力优势受到削弱。

(三)各行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完成全年计划的东台、营业部和城区三个行、部、办全年增储2亿元，占全辖的65%，增长幅度均超过了全市平均水平，东台行高达20.6%；而完成全年计划不足50%的响水、射阳、盐都、大丰行的增幅远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射阳行仅较年初增加101万元，增长0.38%，响水行甚至较年初下降了928万元，这是该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二、原因分析

(一)从客观上讲：储源短缺和多渠道分流存款是造成该行储蓄存款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1、储源的制约。从城镇来看，由于近年来工业企业开工不足，商业企业销售不旺，城镇职工收入受到了圈套影响。1997年该市金融系统工资性现金投放为63.6亿元，虽较上年增长11.85%，但增幅回落了4.36个百分点，城镇储源相对减少。从农村来看，由于近年来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增多，该市粮、棉等农副产品再获丰收，政府又出台了保护收购的政策，农民收入增长较多。当年全市金融系统农副产品采购现金支出就达47.6亿元，较上年增长45.64%，增幅猛增了56.16个百分点，农村储源颇丰。城镇与农村储源的强烈抬头，带来了各银行之间储蓄增长的差异。1997年，农行增储达6亿元，较上年多增1.8亿元；而工、中、建三家仅增储7.1亿元，较上年少增7.7亿元。

2、宏观政策的影响。1997年国家继续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扩大了社会直接融资，以至储蓄分流加剧。主要表现在：(1)利率水平较低。自1996年取消保值储蓄、两次下调存款利率后，1997年再度调低存款利率，利率水平降至1982年

以来的最低点，从而影响了居民参储积极性，储蓄倾向明显减弱。(2)国债数额巨增。据对该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统计，1997年仅凭证式国库券发行总量就由1996年的0.6亿元猛增至4.1亿元，增加了3.5亿元，其中工行1996年没有发行任务，1997年发行数量最多，增至1.4亿元，占发行总量的34%，从而直接分流了储源。(3)股市扩容。1997年是证券市场扩容速度较快的一年，全国上市公司由530家增至745家，加之政治、经济利好，牵动股指上扬(仅沪市指数就较年初上涨280.04点，涨幅23%)，流入股市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也带动了该市三家代理商交易量的迅速增长，由此吸引了一块储源。

3、社会因素的冲击。1997年，虽然旧公房出售有所降温、企业债券有所减少、非法集资有所收敛，但一些新的投资与消费热点已经或正在形成，冲击储蓄的因素依然很多。(1)房地产开发热。由于受住房制度改革和部分县(市)旧城改造的拉动，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总额达9亿元，增长40%以上。许多企事业单位采取先集资建房，待分房后职工再参加房改，由此促进了居民购房消费观念由过去的“先储蓄，后购房”转为“先购房，再储蓄”。仅全市教师安居工程，当年开工建设教师住房就达31万平方米，占全省的六分之一，筹集资金1.81亿元，直接冲击了银行储蓄。同时一些县、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建了一大批居民房屋，迫使居民回迁认购。阜宁县城拆建总量是建国以来近五十年的总和，仅四月份，当地工行存款就下降了900万元。东台市老城改造动迁居民达2350户，工行新坝储蓄所在八月份存款余额下降了750万元。据阜宁、东台、建湖、滨海和响水五个县(市)的调查，当地共出售拆迁户商品房金额达3.1亿元，工行分流存款约1个亿。(2)企业改制热。1997年，该市一些细有大趼企业进行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改造试点；十五大后，一些小企业也先期采取股份合作制、出售、租赁等形式进行了改组。企业在改制中募集了可观的股金，其中职工股占有圈套的比重。市区江动集团改制后募集内部职工股金就达4260万元，推进速度较快的东台、大丰市改制企业达140多家，实收职工股金1.1亿元，对当地储蓄冲击较大。(3)“农转非”热。为安置下岗待业职工，推动再就业工程，1997年市政府出台了清退农村户口临时工、合同制工的措施，由此也引发了居民买户口热的升温。仅大丰支行就收取当地公安部门卖户口及城市容纳费款项2700万元，且由于当地户口价格较邻近淮阴市高出2000余元，许多居民纷纷取款前行为表现购买，然后迁回当地，以致外流资金300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仅此就流失储源1.5~1.6亿元。(4)企业内部集资热。由于1997年全市金融系统信贷投量和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数量的减少(融资券减少1.2亿元)，加之贷款结构的调整，使得一些负债率较高的企业资金趋紧，一些企业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经营，不得不通过带资上岗、交抵押金和高利率的职工集资等手段来雉资金。据调查，建湖国贸商城、粮贸大厦、精品城等单位招收新职工500多人，每人带资6万元，金额3500万元；射阳人民商场集资年利率高达14.4%，金额约2000万元，对当地储蓄也产生了较大冲击。

4、金融业发展差异的影响。(1)保险业的崛起。自1996年该市人保寿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设立后，保险从业人员急剧膨胀，业务迅速发展(全市人寿险保险收入为2.2亿元，增长83%)，加之1997年还本付息等险种的保费率滞后于存款利率的下调，以致投资保险的居民增多，选择储蓄的相应减少。(2)网点数量及布局不同。1997年末，该市工行网点总数为156个(含26个代办点)，占四家国有银行的23%，相对于存款余额占比27.5%的水平来讲，网点数量并不占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工行储蓄存款难以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特别是由于工行所处的城市行地位，客观上决定了网点颁布主要集中在市区及县城(工行为86%、农行为26%、中行为87%、建行为76%)。这在当前城镇储源短缺、农村储源颇丰及储蓄分流因素主要集中在城镇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工行储蓄发展后劲不足，市场份额

下降在所难免。同时，1997年该行按照集约化发展和上级行的要求，撤并了一些效益低、无发展前途的网点，也流失了一些储源。射阳行临海办事处撤销后余额划归当地建行，直接减少存款近500万元。(3)吸储手段的变化。随着银行合规合法经营力度的加大，该行严禁了违规吸储行为，减少了以往对员工吸储的高额奖励，组织存款的难度也随之加大。据建湖、响水、盐都、城区行的统计，二线人员吸储余额就较年初下降了2600万元。而一些金融机构仍有违规现象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行储蓄增长。

(二)从主观上看，近年来，针对储蓄工作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该行推出了有奖储蓄、存本取息储蓄和代理电、电话、有线电视、平安保险费及效能罚款等新储种、新业务；开展了吸存竞赛和服务星级所创建活动，稳步推进了储蓄集约化经营。但是，储蓄存款的缓慢增长也暴露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

1、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市分行对县级行的考核挂钩力度小，驱动力不强，一些存款增加多的行处不能多增费用和员工收入，甚至不如存款增加少的；考核的约束力也较弱，特别是在四季度个别行对完成全年任务已失去信心，工作有所松懈的情况下，市行难以通过考核进行有效地约束，进而使得存款余额不断下滑，回升乏力。在县级行内部，虽然各行都拿出了每人每月200~500元不等的活工资与存款挂钩，但还不同程度地存着考核指标单

一、考核不到位、激励措施不全和分配不公等问题。有的行处一线人员的平均收入低于机关人员的平均水平，有的行虽已完成了市行下达的任务，但储蓄人员工资只拿足90%，进而挫伤了一线及储蓄人员的积极性。

2、网点发展不尽合理。一是网点及人员在区域之间的配置不均，各县、市之间的所均、人均效益依然悬殊。1997年末全市所均余额(含代办所)和人均储蓄占有量分别为1974万元和209万元。东台、阜宁、市区等行高于全市平均数，东台行分别达2723万元和259万元，响水、射阳、滨海等行低于平均数，响水行仅为1398万元和120万元，约为东台行的一半。二是市区地处储源丰富的地段和城郊结合部网点不多，有的选址不当，加之代办所过多(达11个，占全辖的42%，占市区自办所的24%)，缺乏强劲的竞争优势。三是网点投入偏少，不少网点门面陈旧、房舍简陋、面积狭小，特别是一些大中型网点已年久失修，营业环境在当地落后于同行，直接影响了吸储揽存效应。

3、业务发展有失偏差。有的行缺乏竞争意识，主动出击不够，中间代理业务品种少、规模小，以致发展储蓄的路子越走越窄，业务量日趋萎缩，流失了一批储户。市区的代理业务量已占整个储蓄业务量近三分之一，发展速度虽快，但也存在着一些盲目发展的倾向。譬如为一些效益较差的企业代发工资，工资转存后职工纷纷取款，留存额有限。有一网点1997年新开的4000多户，约有70%留存额仅在一元。加之手段不配套，ATM机闲置、网络功能浪费等现象较为突出，以致业务发展超出了柜面承受能力，有的网点经常发生储户排队现象，挤走了一些存款业务。

4、服务水平不高。有的行对服务工作重视不够，对员工要求不严，发生储户举报时甚至存在袒护、怕揭露问题的现象；有的储蓄员对自身要求不严，只讲索取，不讲奉献，服务意识淡薄。一些网点服务窗口少、环节多、效率低，储户反映较为强烈。许多网点基本上还保持

着等客上门的服务方式，有的虽然推出了上门服务的举措，但由于没有专兼职外勤，保证不了储户随叫随到，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市区的一些地处闹市区的网点下午关门太早，有的中午和双休日不营业，不能适应储户尤其是个体户的需求。

三、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储蓄存款的增长固然受制于“大气候”的影响，但只要我们能够顺应形势，按照市场变化和储源流向，从主观上多努力，加快推进储蓄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就一定能在困难面前有所作为。

(一)要调整发展策略。

1、调整网点发展策略。从总体上看，要在上级行核定的机构总量范围内，进一步收缩当地经济发展慢、储源匮缺、人均所均效益低的县支行网点规模。注重扩充当地经济发展快、储源丰富、人均所均效益高的行处的网点规模。市区要着力调整网点结构，巩固和提高竞争能力，抓好原联代办所的升格、迁址工作，并注重向储源丰富的闹市区、城郊结合部、已具规模的市场、小区布点。从网点现状来看，对业务发展快、增存势头猛的要尽快扩建改造；对余额较高，但业务萎缩、增存势头缓慢的要考虑迁址；对余额低、无发展前途的要尽快撤并。从各行实际来看，要抓住旧城改造、道路拓宽、新区发展的机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抢占有利地形和位置，抓好网点的迁址、改扩和新建工作。与之相配套的是：市行要采取相应措施，优化人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重点向效益高、发展潜力大和改建任务重的行处及网点倾斜。

2、调整业务发展策略。一是品种上要出新。当前，要主动介入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积极争取代理证券交易清算业务，承办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争取代收各保险公司的人寿险款项，开发代理保险与储蓄合一业务；开办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并逐步将贷款由主要支持商品房开发建设，转变为主要支持商品房的消费，以全面介入个人金融业务领域，促进中间业务与存款业务的共同发展。二是规模上要扩大。要推进现有中间代理业务发展，缩小各行之间的差距，当务之急的是一些县行要加快发展，主动出击，夺回失地，增加品种，力求形成规模效应。三是方式上要要先进。要积极推广软盘录入技术和网络扣款技术，依托代发工资业务，扩大批量业务比重，减轻柜面压力。市区要大力发展牡丹“灵通卡”业务，做到卡折合一，使代发工资业务、牡丹卡业务和部分代理业务，逐步通过ATM机实现自助服务，扩大离所业务的比重，分流柜面业务。

3、调整科技发展策略。实行投入与开发应用并举突出开发应用的策略，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促发展”，加快新业务的软件开发和银行综合业务系统的开发，促进科技优势尽快转化为业务竞争优势。

(二)要强化存款管理。

1、改进考核办法。市行应增加中间代理业务等工作目标的考核内容。存款指标应改单一的全年任务为基本任务和考核任务两个指标。考核方法上可采取“任务到季，分解到月，考核到旬，酬效挂钩，季末兑现，年终结清”的方法，以便于各行咬住各季目标，由低于高，循序渐进，全面发展。

2、完善激励机制。一是加大市行对县级行考核结果与员工收入的挂钩四季度，提高活工资留成比例，加大存款考核的权重，拉大行际间员工活工资分配差距。目前可按各行员工活工资的一定额度统筹到市行，对完成季度考核任务和工作目标的全额返还；对未完成季度考核任务和工作目标，但已完成基本任务的按比例返还；否则全额扣发。所扣发的活工资待年末按各行增储占全辖的比重予以分配。对完成全年考核任务的，给予行长、主任专项奖励。二是建立考核结果与各行费用分配挂钩制度，使各行费

用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与组织存款的多少、成本的高低相挂钩，以鼓励各行多增存款、多吸收低成本存款。三是建立基层处、所分类分档管理机制，理顺利益关系，促进内部竞争机制的形成。

3、加强存款信息反馈工作。建立与企改办、房改办、城建办、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制度，针对影响储蓄分流的因素，超前行动，主动服务，引导资金归行，增加对公存款，减少存款流失。

(三)要加强服务管理。着力塑造好三个形象：

1、储蓄员形象。要从教育和建制两方面入手，培养员工职业感情，养成良好的服务语言和行为习惯，树立良好的岗位形象。为此要把自律与他律、提倡与禁止、软约束与硬约束、树新风与纠歪风结合起来，并通过严明服务纪律，严格奖惩制度，严抓服务监管，保证柜面服务有一个明显的改观。

2、储蓄所形象。要以满足储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改进服务方式，通过评定服务星级所和推广承诺制，促进柜员制服务、夜市服务、上门服务和大户服务等服务特色的形成，在储户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储蓄所形象。当前，要以精简内设机构和网点为契机，以大力推进储蓄柜员制为突破口，合理组织人员分流，把压缩和节约的人员主要用于充实一线窗口力量和外勤力量，为改进服务创造条件。同时要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为储户特别是存款大户和个体户提供存、放、汇、兑、代等业务“一条龙”服务。

3、工商银行形象。要从软硬件建设抓起，注重宣传功效，扩大对工行新业务、新储种、新手段以及员工精神新风貌的宣传；加快网点标准化建设和电子化建设，以一流的银行信誉、一流的员工形象、一流的服务环境和一流的服务手段，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2.增长原因 篇二

一、近期全球经济走势分化的有关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对危机的改革步调不同,发达经济体率先调整,而新兴经济体改革滞后并承受了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负面溢出效应。

(一)发达经济体主动调整发展模式,新兴经济体依赖出口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主动调整经济政策,降低对消费的过度依赖,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根据IMF的统计分类标准,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同比增速为7.8%,而2012年和2013年分别仅为1%和1.4%。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未能拉动新兴经济体出口同步增长,打破了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对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增长形成较大制约。

(二)发达经济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内部风险积聚。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维持低息环境,大量资本涌入新兴经济体,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债务杠杆拉升。据渣打银行数据,2007~2012年印度、印尼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复合增长率达15%,而同期美国、德国仅为5%和3%。二是资产价格高涨。2008年底~2013年底,印度孟买SENSEX指数上涨119%,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上涨215%;香港住宅价格上涨约130%,而同期美国房价仅上涨6.6%。三是通胀高企。2013年发达经济体物价涨幅仅约1.4%,而印度、巴西物价涨幅分别达10.9%和6.2%,比2007 年涨幅高出4.5 和2.6 个百分点。四是货币大幅升值。2009~2013年,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10%~20%。债务通胀高企,资产泡沫积聚,货币大幅升值,限制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空间,新兴经济体不得不主动去杠杆、抑通胀,承受经济减速压力。

(三)发达国家力推改革,部分新兴经济体改革相对滞后。

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大力推进内部改革,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吸引制造业回流。如欧元区国家主动削减公共开支,改革劳动力市场,推动银行业联盟,推出“地平线2020”计划;美国加强金融监管,启动自动减赤计划,推出《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和《美国创新战略》,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日本采取双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复苏。而印度、印尼、巴西等国过度依赖扩大政府支出等逆周期调控政策,结构改革进展迟缓,错失改革良机,矛盾积累愈发严重,加之社会不稳、政局动荡,经济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

二、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不会根本改变

(一)发达国家纷纷加强贸易金融合作。

美日欧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力图掌握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主动权。2013年10月31日,美国、欧洲、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央行之间达成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企图重建全球货币体系,打压新兴经济体货币使用空间。新一代自贸安排和货币互换网络虚实相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竞争加剧。

在发达国家需求萎缩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明显增多,2013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61 起,占总量的66.3%,较上年增长8.9%;相互之间激烈争抢市场份额,据美方统计,2013 年中国输美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比增长2.9%,增幅比越南低13.8个百分点,中国占美市场份额比去年同期下降0.7 个百分点,而越南上升0.7 个百分点。

(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宏观政策被动调整。

美联储自2013年6月开始不断释放量宽政策退出信号,并于2014年1月正式开始削减量宽规模,这对全球资金流向产生重要影响,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政策利率的连续调升。当前美国复苏势头日渐稳固,一旦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更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调整宏观政策,加之双赤字、高通胀、内部结构性矛盾严重,在抵消发达国家政策负面影响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临两难,陷入被动。

(四)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去工业化”风险。

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同时,加速将中低端环节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地区,新兴经济体面临“去工业化”风险,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遭遇上下挤压的困境。据世行预计,2030 年新兴经济体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将从1995~2010 年的47%降至34.6%。新兴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将导致失业上升、产出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目前,发达经济体依然问题重重,特别是欧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空间和增长潜力较大: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据世行数据,仅中国、印度两国人口就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7%,其中15~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高达39%。二是市场潜力巨大。据布鲁金斯学会预测,截至2020 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将达32 亿,其中17亿人在亚洲,随着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将带动消费的显著增长。三是后发优势明显。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人均GDP仅占发达经济体的1/6,科技发展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引进学习空间巨大,后发优势明显。据IMF数据,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未来5年有望实现5-5.5%左右的经济增速,仍比发达经济体高出约3 个百分点;至2018 年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有望升至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5.5%,仍将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

通过双边以及G20、APEC等场合,联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发声敦促美国实施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审慎、渐进、有序地退出量宽,降低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夯实共同利益基础。大力推进“一路一带”建设,推动周边市场对接融合,构建周边互联互通网络。

(二)积极抢占经贸规则话语权。

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快推进中韩、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探讨与中亚、南亚国家自贸安排的可行性。坚持发挥好多边贸易框架的积极作用,坚决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构建和完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经贸体系。

(三)努力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低中高端产业协调发展、层次合理的产业布局。鼓励制造业“走出去”,以我为主推动产业链建设,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抢占主动。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提高效率,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四)加速推动技术创新。

3.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篇三

一

依据日本的经验，扫除封建主义，为现代化清除障碍，是“艰巨的、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日本明治维新触动了封建主义，但很不彻底，还存在着天皇专权、财阀垄断、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天皇专权，实行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制政治，议会仅仅是“民主”摆设，这就导致到以军部为代表的法西斯上台，把国家投入战争和灾难的深渊。

日本战败以后，盟国认清封建专制是战争的温床，独裁者最容易发动战争。因此，对日本推行民主为中心的各种改革，摧毁其封建专制政制。采取的具体步骤是：一、废除天皇专权制，将被“神化”了的天皇还原为人。一九四六年元旦，日本天皇发表《人的宣言》，否定了自己的“神格”。二、建立权力制衡的民主政权。他们认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难免会走向专断，走向极端，成为历史谬误、庇护官僚腐败的后台和根源”，以议会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会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如组织内阁须经议会授权，议员有权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要求答复，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时，内阁就得下台。”议会质询通过电视直播，让全国人民知道。政治上的权力斗争，被限制在议会讲坛为中心的“围栏”里，有利于实现民主，防止动乱和政变。总理无权随意增添政府科室、增减人员。总理无权答应给外国以援助。法律一旦发布以后，就立即成为最高的权威。在“搞不好经济，就得受到弹劾甚至垮台”的压力下，政府不仅虚心地听取经济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竭力使政府机构本身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扫除封建主义、不讲究门第之后，才能形成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优秀人才被吸收到政府中去，真正做到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三、强调信息公开，使公众能够公开表达意愿，反对违法和贪污腐化。信息公开有利于敏锐地揭露政府官员中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丑闻。六十年代后半期，新闻媒介对几大案件的揭发，就显示了威力。内阁总理一旦被涉及贪污受贿案，如田中、竹下登只好辞职。这是防止政府腐化的有效手段。

本书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这种以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为前提的带有全民性的经济振兴运动，而思想上的自由又要以政治上的民主为前提。”

有人说，象南朝鲜那样，经济上不也发达起来了吗？我最近和南朝鲜经济学家接触，才知道朴正熙当时是看到越南南北方统一以后，害怕北方发动进攻，因此，进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建设，备战统制经济、通货膨胀和独裁专制三位一体，触发了强劲的反对，朴正熙终于被杀。看来，没有全民族思想上的振作，决不可能带来经济的真正发展。

二

现代社会，以企业为经济细胞。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就是企业的发展和繁荣。战后日本，正是成千上万个企业进行设备投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才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

日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主体是企业，而且主要采取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方式。日本一九六四年底，日本制造业的机器设备中，使用六年以上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七，有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的设备年龄只有三年或三年以下。设备更新、采用先进技术，使日本产品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企业既是投资效益的受益者，又是投资风险的承担者，关系到企业和经营者个人的命运，这就保证了投资决策正确，缩短建设周期，尽快回收投资，因此具有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机制，制约着“投资热”和“投资饥渴症”。只有社会基础设施，才以地方政府为主体，政府也采用公团、事业团的方式来向社会集资进行基础设施。日本采取低税率政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租税所占比例，法国占百分之三十二，英国占百分之三十一，美国占百分之二十六，日本仅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其中，个人直接税占百分之七，法人直接税占百分之三点六，间接税占百分之九点九。凡是实行高税率、竭泽而渔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就低。反之则其发展必然高速。

日本的高速增长，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有关。但是如果认为政府公布一纸产业政策就够了，那就错了。日本要求财政、金融、外汇、外贸等方面，采取快速折旧、优惠贷款、外汇优先供应等各项措施，保证产业政策的实施。同时制定必要的法律和制度。

怎样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在于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参与决策。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断交通信息，企业团体及其智囊机构和通产省“官民协调”来制定政策。在这方面，我国对企业家极少征求意见，人民代表大会中企业家代表极少，是值得改进的。

日本企业的发展，和设立通商产业省(以下简称通产省)机构有密切关系。通产省统管了产业和进出口贸易，既管生产、又管贸易，而不设立许多工业部门，这是管的高，管的宽。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着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我国当前企业界面临电力、煤炭、原材料、资金、外汇、运输紧缺问题，要解决企业任何困难都需要各部门协同行动。我国由于各部分工过细，例如轻工部对于其管辖下的保温瓶厂的问题，无论原料、动力、价格、资金、运输，都无从解决。必须有一个超越各部门的机构来组织协同动作。现在看来，我国不但不应该撤消国家经委，而且应当逐步扩大它的职权，并把各个工业部门逐渐并入这个机构。国家经委应延聘企业家、专家、学者为委员、顾问，共同制定政策、法令、措施。

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日本经济的活力》，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4.增长原因 篇四

《报告》认为，北京市日均出行需求在2016年的稳定增长，可能是导致北京市域局部区域行程速度下降的关键原因。

“互联网+共享交通”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必由之路

如何才能治理大城市的“拥堵病”?《报告》认为，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是有限路面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全域私家车出行需求的问题，在“治堵”上应该充分发挥网约车公共交通服务效能。

本次课题研究员闫学东教授认为，网约出租车的核心运营模式是“互联网+共享经济+共享交通”，具有四个特点可以有效帮助大城市“治堵”：以经济规律为杠杆，调节交通市场供需关系;以信息对称为核心，供给匹配需求;以大数据为手段，实现运营过程的全监控;以共享交通为模式，盘活私家车运力资源存量。

《报告》认为，“互联网+共享经济+共享交通”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由之路。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新能源车辆运用、先进公共交通技术运用必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的核心技术。“互联网+共享经济+共享交通”正是组织这些先进互联网技术、能源技术和交通技术的核心组织框架。

闫学东教授认为，未来即使所有个体出行车辆全部实现无人驾驶，仍将占据路面资源，唯有实现个体出行车辆共享才能发挥资源节约、一体服务、提升效率的效益。目前的网约出租车的运营模式正是“互联网+共享经济+共享交通”模式先驱性实践。

对于目前引发社会热议的各地网约车细则，闫学东教授则建议，各地在制订网约车管理细则的过程中可更加关注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网约车运营时段的公共交通属性管理;监督网约车司机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管理(如恶劣天气是否出车，是否存在宰客行为);实现网约车与大众公交一体服务管理(与大运输量公交接驳);关注网约车是否充分节能环保(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辆)。

相关资料：

2016年11月2日消息，近日，北京交通大学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披露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该报告在科学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滴滴专车、快车上线时期加速北京交通拥堵的说法缺乏实证依据。同时指出，“互联网+共享经济+共享交通”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由之路。

据悉，这份名为《基于滴滴大数据的北京道路交通运行状况分析报告》是由交通问题专家闫学东教授领衔，带领课题组利用滴滴的订单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报告分析了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北京六环以内的专快车的订单量数据以及平均行程速度，着重探讨了网约车发展与北京城市交通拥堵之间的关系。

报告显示，2015年北京的总平均行程速度26.97Km/h，2016年1月到7月行程速度为25.81 Km/h，相比较，行程速度略有下降，显示出总需求量增加对于交通带来的影响。

报告明确指出，北京市域行程速度与滴滴的订单量并无相关性。2015年，北京滴滴的订单大幅上升，但市域平均行程速度保持平稳震荡，没有下降趋势，滴滴专车、快车加剧北京城市交通拥堵的说法缺乏实证依据。

“这就是说，2015年滴滴订单量大幅攀升时，城市的平均行车速度并没有变化，没有出现因为订单大幅增长而让行程速度降低(或拥堵程度增加)的情况。”该课题组研究员表示。

报告进一步指出，衡量北京市域平均行程速度(或拥堵程度)的首要因素是北京市出行需求量。北京城市环路行程速度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与出行需求量增加相关。

课题组在对重要的集散地，如北京站，北京南站的进出客流量，行程速度、滴滴的订单量等参数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滴滴的订单量并不会影响其行程速度。

5.增长原因 篇五

一、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培植产业优势。近年来，我镇立足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抓园区经济、招商引资和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使镇域经济特色产业优势更加明显。镇域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展，其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结合当前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实际，找准特色定位，选准突破口，找到关键点，努力培植壮大适合本地发展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镇域经济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实现长足的发展。

二、坚持抓投入上项目，靠合力扶工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工业是镇域经济的支柱，项目是工业发展的抓手。几年来，我镇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正确处理全局与重

点的关系，在产业发展上变平衡用力为重点突破，通过大力实施优势品牌战略，采取企业带动、投入支撑、政策扶持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工业在繁荣镇域经济、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财政增收和农民致富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项目建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骨干企业更是一方经济的有力支撑。正是抓住了这些工业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我镇经济才得以不断膨胀发展。

三、强化招商引资，走借力发展之路。经济要发展，资金、项目是关键。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和银行信贷资金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问题更是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只有在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现自我膨胀发展的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不断开拓国内市场，大力发展楼宇经济，走借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才能有效破解资金瓶颈制约，不断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狠抓园区建设，打造承载镇域经济发展平台。园区是产业集约快速发展的载体，也是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平台。近年来，我镇把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来抓，立足各自产业和区位优势，突出一二三产业发展，相继规划了一批特色园区，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载体和平台作用。经济园区作为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聚集的主要载体，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目前在项目用地总量紧张的情况下，园区在承接外来投资项目上的优势

更加凸显。只有立足产业定位，切实加强园区建设，搞好功能配套，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才能更好地保障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五、不断优化软硬环境，夯实镇域经济发展基础。坚持“把硬环境做强、软环境做优”的原则，突出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等工作重点，镇域经济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夯实了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硬环境建设方面，以完善道路建设为重点，带动基础设施完善配套，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提供了条件。在抓好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要重点突出引导和服务这一核心，不断提升优化软环境。突出表现在，积极引导企业按产业布局规划发展生产，并在信贷扶持、土地征用、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等方面积极帮助协调，促进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实行党政成员挂包重点项目责任制，对每一个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安排专人负责，跟踪服务，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及时为引进项目、重点工程建设排忧解难，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镇村干部的选用上，对优秀机关干部侧重于向经济管理部门倾斜安排，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选用标准首先必须懂经营、会管理，使一批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从而提高了镇村干部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查处“三乱”和各种侵权行为，依法打击各种侵商、扰商、袭商行为，为镇域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6.增长原因 篇六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7.增长原因 篇七

一、战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原因

战后日本的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尤为突出。日本出口贸易额由1950年的8.2亿美元, 增长到1995年的4430亿美元。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在1950年—1995年为15.8%, 分别比同期世界和工业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增长速度高11.1和11.3个百分点。这一增长速度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最高的。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 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1.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从1960年—1992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率为5.7%。大大高于同期西方工业国家3.3%的增长速度。

2. 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改变出口商品结构。

日本由于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 改变了工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 加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1978年—1983年, 日本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73.1%。每小时工资为8.03美元;而同期美国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16.8%, 每小时工资为19.2l美元。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轻纺工业品出口为主, 到60年代, 钢铁、造船、化工等重化工业品逐渐占优势, 70年代汽车、家电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80年代集成电路、电子工业等高技术及高技术工业产品的出口不断扩大。

3. 政府的重视。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 把“贸易立国”作为“不变国策”, 而且一直把重点放在出口方面。政府制定出口战略, 从组织机构、政策措施上予以保证。日本为振兴出口, 1954年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 设立出口会议。由首相和有关省厅大臣和经济界代表人物组成。出口会议是一官民结合的最高贸易领导机构, 每年召开二三次会议, 商定年度出口目标, 研究扩大出口的政策措施, 表彰对扩大出口做出显著成绩的企业和个人。1970年出口会议易名为贸易会议, 成为制定进口和出口政策的机构。此外, 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贸易振兴会是日本政府用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两个重要机构。

4. 利用财政金融手段扶植出口。

首先, 通过出口信贷促进出口的发展。日本政府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向出口企业或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贷款, 以支持企业或出口商推动日本的商品出口。日本政府还以对外“援助”的名义, 向外国政府或企业直接提供信用援助, 这笔援助款项以用于购买日本商品为条件, 带动日本的商品出口。其次, 对出1:1产品予以补贴。日本政府对出口贸易的补贴分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资助因市场销售条件或价格等因素影响而受损失的出口企业。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降低出口关税税率和对某些出口商品实行退税制来实现的。另外, 日本政府还允许出口企业免税提取出口收入的1%作为企业留成, 允许企业免税保留5%的出口利润作为准备金, 以促进出口。

二、战后日本对外贸易发展趋势

1. 商品结构的变化

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比较大, 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而且出口商品比较集中。制成品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92.5%上升到1994年的95.6%在制成品出口中, 机器和运输设备增长最快, 从1970年占出口总值的40.54%上升到1995年的67.3%。纺织品的出口地位急剧下降。1970年纺织品出口占日本出口总值的12.46%, 到1995年下降到仅占日本出口总值的2.0%。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棉织品、钢铁、人造丝织品、铜、船舶、服装类、丝织类、玩具、人造棉织品、纺织机, 它们占出口总值的55.2%, 1982年—1983年日本的汽车、收录机、自动机器、电信设备、电力机器、船舶、仪器设备、钢管、钢板、办公机器10项主要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63.31%。

2. 贸易方向的变化

战后日本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出口大体上各占二分一。不过, 它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总的趋势是下降的, 而对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出口总的趋势则是上升的。日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 从1970年的54.3%, 下降到1995年的48.6%, 同期, 它对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出口则从41.3%升至51%。战后日本的出口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又开拓新的市场。北美和东南亚是日本两个主要传统市场, 日本对这两个市场的出口经常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1995年日本对美国、加拿大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8.9%, 对西亚以外其他亚洲国家 (地区) 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3.4%。

日本对美国的出口, 在20世界50年代主要是纺织品。60年代以来, 钢铁、收音机、电视机、汽车的出口数量不断增加。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大于进口, 有巨额顺差。日本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农矿产资源, 经过加工制造成工业品后, 又向东南亚大量推销。日本对中东和西欧的出口迅速增加, 尤其是在80年代初以前对中东的出口增长极快。日本对中东的出口占其出1:1总额的比重。从50年代和60年代的3%左右, 剧增到1980年的14.2%。

8.增长原因 篇八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分析

（一）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特点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78年至1995年前，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比较稳定，一直维持在1350—1600亿元之间，在1995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1996年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为2332亿元，2001年与2003年差距扩大到了3000亿元以上。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反应在经济总产出的绝对差距，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方面，从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间城镇实际总产出年均增长率为5.12%，农村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为4.10%，城市增长率比农村高约一个百分点。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且呈扩大态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1978年为209.8元。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城乡差距一度相对缩小，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6倍下降到1985年的1.9倍。1992年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成分逐步多元化，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由1992年的1242.6 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城乡收入比也由2.6倍扩大到3.2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比则更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城镇来看，目前城镇贫困人口规模超过了2000万，约占城镇人口的5%以上。如果从消费水平来衡量贫困人口或者进一步将进城打工农民工中的贫困人群考虑在内，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可能会超过3000万。

二、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人力资本原因

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如何衡量呢？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教育、保健、培训、迁移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及迁移四个层面。由于劳动力培训与迁移方面的数据缺乏，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来探讨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城乡差异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文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差异明显。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乡村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是城市的5.53倍、城镇的5.57倍。对于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人口比例，乡村均大大低于城市，如乡村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占全国此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27.8%，比城市低22.8个百分点；乡村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更少，只占全国的7.5%，城市与城镇的这一比重分别为72.7%、19.8%，城乡劳动力文化水平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文化层次按照由低到高排列，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反应的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更加直观，据计算在1994年前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差无几，1994年后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42年和8.10年，差距达到 2.32年。

（二）城乡间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大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用 “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身体机能失能率”等指标来反映。

1.城市儿童健康状况优于农村儿童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资料显示，1991年到2004年13年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了17.7、28.7、36个百分点，农村中这三个指标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20.6、33.5、42.6个百分点，但因原来基数较大，至2004年儿童死亡率仍然较高，分别是城市的2.06倍、2.43倍与2.38倍，比城市13年前还高4.8、7.2、7.6个百分点。

2．城市孕产妇及60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优于农村

对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及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人口比率指标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差异。近15年来，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全国高于城市，城乡差距表现出周期性地缩小、拉大的变化。除了个别年份外，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1倍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2倍以上。全国60岁以上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动趋势，不能自理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农村—城镇—城市，2004年农村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平均比城市高3.4个百分点，比城镇高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人口总体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低于城镇。从微观角度来讲，人口健康状况的差异直接影响劳动力参与社会活动有效时间的差异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身体素质会影响整个地区内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结论与讨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初始状态是一般劳动力，只有经过一定的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投资是形成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必经途径。但是，就农村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和强度又受到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投资倾向的影响。从纵向来看，我国农村无论是正规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还是劳动力的迁移投资，也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投资都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不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健康投资，也不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私人投资，农村与城市均有较大差距，体现了人力资本“收益”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尽管人力资本积累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政府投资政策上的城市倾向性，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又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就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来看，若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干预，农民自身的投资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之当前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价格相对于农民的购买力来说明显偏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循环运动呈现一种“低投资——低积累——低收益——低投资……”的恶性循环状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更是如此，他们就像一个极度营养不良的病人一样，急需要社会各界的救助。近30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政府作为公共品的投资主体有责任也有能力继续加大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打破人力资本低水平恶性循环，推动其走向“高投资——高积累——高收益——高投资……”的良性循环轨道，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