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共6篇）

1.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篇一

构建科学发展体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2010-08-13 10:18:18）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版

新华社记者

文化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到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清晰脉络。

8年来,我国文化体制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一幕更加精彩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戏正整装上演„„

加快文化发展,深化体制改革——

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03年以前,我国电影产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以下,2009年则达到45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10年,影片《唐山大地震》上映17天,票房达5.32亿元,创造了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从2002年到2010年,站在文化体制改革风口浪尖的电影产业描绘了一条华丽的上升曲线,成为8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的一个缩影。

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一样,文化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市场力量开始向传统文化领域渗透；1988年,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颁布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文化市场的概念得以确立；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但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2003年6月,包括深圳在内的9个地区和35个文化单位成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和单位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

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新确定了全国89个地区和170个单位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走上全面推开的新里程。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作出全面阐述,对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

随后,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630亿元,比2004年增加了419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相当于同期GDP的2.43%,比2004年提高了近0.3个百分点。

2009年7月,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两个月后,拍摄了众多“商业大片”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申请获证监会批准通过,成为内地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虽然这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寻常事,但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步。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加快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文化事业——

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谱写惠及13亿人“文化民生”的新篇章

千余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8亿人次农民免费看电影,农家书屋覆盖一半行政村„„这张收获于2009年的成绩单,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添了又一抹亮色。

浇灌出累累硕果的,是党和政府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深刻认识和对实现文化公平的不懈努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前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总计超过900亿元,年均增幅25.28%。仅200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总量就达30多亿元。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级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已有1444座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国已有2850个公共图书馆、3223个文化馆、38740个文化站；农家书屋工程自2007年实施以来,已建成农家书屋24万个,每个书屋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预计到今年底,将有70多万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将全面“扫盲”；在城市,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综合性文化场所,如大剧院、音乐厅等,如今遍布全国各地。一个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正在全国形成„„

伴随覆盖面的扩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服务水平也在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中不断提升——

在深圳,“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的出现,让借书、还书如在ATM机上存取款一样方便；

在云南,从2009年起,农民收到了来自政府的“文化补助”。省级财政每年将按照农民人均5角钱的标准,安排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的基本文化活动补助；

在浙江,全国首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推出,让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了硬指标；

在贵州,因独特的传统竹管乐器玉屏箫笛而闻名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制定出台了贵州省首个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

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发展公共文化的着力点——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8亿农民、13亿中国人„„当亿万人民都能享受文化带来的滋养,感受文化独有的魅力,文化的基石才能牢固。也只有亿万人民精神状态与文化生活的改善,才能真切生动地展示出文化中国的活力,文化的繁荣才有保证。

不久前,广东省中山市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广东省“爱心电影卡”工程可以让他们免费享受100场电影文化大餐。

同样在这个炎热的暑期,《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绘画书法免费教学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免费看电影„„湖北省文化部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陪伴广大市民度过酷暑。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惠及13亿人民的“文化民生”。这张常写常新的考卷,将带给我们新的挑战,也必将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文化产业—— 转企改制让一大批文化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文化产业成为各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的“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实践告诉我们,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如何打造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成为关键。推进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各项改革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基础上自2004年1月转企改制成为股份制现代企业,在新的运行机制下迸发活力。转制当年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转制前的18倍。

继2006年北京儿艺在云南昆明建立全国第一个儿童剧基地后,2008年,他们与江苏无锡广电集团联手,建立了“星辰儿童梦剧场”,开始实施儿童剧演出连锁经营。2010年4月,北京儿艺与吉林省3家演艺企业联合成立的吉林京演儿艺联合剧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作为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先行者的北京儿艺,在跨地区重组、演出院线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在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新进展。不深化改革,就无法加快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无法推动文化内在活力进一步迸发。

截至2010年上半年,148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已有102家核销事业编制。地方需要转企改制的出版单位已基本完成任务,全国近3000家新华书店已有2900多家转企改制,需转企改制的35家电影制片厂已全部完成任务,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影院以及58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总数达228家,仅今年新增数即达106家。

转企改制使文化单位摆脱传统事业体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转制之后,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成为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更高目标。

2009年8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处于成熟期、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探索建立宣传文化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的项目信息合作机制,加强适合于创业板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项目的筛选和储备,支持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完成规范转制,2006年8月实现重组改制,2007年12月在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2009年又变更名称,以区域性大型出版传媒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面貌,踏上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征程。上市之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对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出版策划人和职业经理人,连同他们的策划团队、签约作者、有效出版资源实施规模性并购,相继成立了万榕(上海)书业、智品(北京)书业、万邦(北京)书业等3家公司。除“外延式扩张”,它还按照行业规律、市场规则,对图书产品结构做出强力调整,放大品牌效应,提高图书产品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内生性增长”。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作为湖北省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全资子公司18家、控股公司8家、参股公司3家,其下属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包括全省各市州县84家分公司。转企改制以来,企业总资产由21.6亿元增长到81.7亿元,销售收入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为国家创造利税13亿元。

业界专家指出,要拓宽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必须多拳出击。比如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传媒业、网络业、影视业、出版发行业等重点文化产业选择一批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推动上市融资,做优做大做强。

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文化体制变革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而金融资本大量涌入,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传播先进文化,突出以文化人——

不断发挥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上海萧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原创越剧《状元未了情》,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正确的社会导向、精湛的艺术表演受到好评。这部2003年编排的剧目目前已演出300余场,不但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屡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意义重大。对此,正在深入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给出了初步答案——

无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别、载体的不同,而承载的精神即文化的灵魂是一致的。那就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而作为文化行政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大发展大繁荣,是近年来坚持不懈的追求: ——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不断从制度上作出明确规范,加强引导监管；

——打造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对部分优秀曲艺艺术实施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

——进一步改进文化产品的各类评奖、资助、奖励机制,鼓励多出力作,创作精品；

——对民营艺术院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在评选表彰、演员职称评定、社会保障、优秀剧目支持等各个方面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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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近年来,各级各类文化单位努力践行“艺术的生命力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实践标准,在出版发行、电影电视、演艺演出等多行业多领域,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主旋律作品,产生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文化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规定和措施——

针对一些文化企业眼睛只盯着经济利益、唯利是图、忽视社会责任的问题,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加强了引导和监督；

为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综合执法机构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封堵非法网络文化产品及其网站；

针对当前呈泛滥之势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文化管理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纷纷出台针对性措施；

„„

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

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记者张宗堂 周玮 赵超 白瀛 黄小希 璩静)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2.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篇二

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有关指示,在1980 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城市规划法的雏形,当时有一个条例的草案。我们在查阅当时的档案时很惊讶,有很多当时提出的问题,几十年下来还是问题,比如说城市规划编制的经费一定要纳入地方的财政预算等等。这虽然是一部草案,但是它已经看到了1949 年到1978 年之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在对待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得失,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的。从“1978 年”这一时间点看过来,第一个浮现在大家脑海中的就是对于这37 年的问题分析。历史的分析是很复杂的话题,我们在应用型的政策研究中间,也没有去做进一步非常理论化的推导,按照我们认为重要的标志性时间点去切分这个认识的时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 年到1992 年,按照中央的决定为界,之前到1978 年为一界,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农村的改革和80 年代中期前的城市改革,包括今天,大家在总结土地有偿使用、住房改革的探索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对于我们思想的解放就在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些对于规划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以198年的城市规划条例和1989 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为标志,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法制基础初步建立。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2年,这个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央明确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决定的发布,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点来作为历史阶段的一个切分。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发展的热潮持续,紧接着是亚洲金融危机,然后城市进一步发展,对于开放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评价,包括城市发展战略的启动等,这个过程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2002 年到2012 年,这期间比较重要的就是城镇化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城乡规划法》取代了1990 年的《城市规划法》。另外,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

第四阶段是2012 年至今,按照十八大“五位一体”的布局,提出了“四化”同步的发展战略,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和重点任务。2014 年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标志着我国城乡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时期。

在对城市规划的经验进行总结时,我们就想如何能够做最精炼和全面的概括,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一个整体的框架去做的基本设计。那么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间,基本的标尺就是以“改善人居环境”作为一个标识,以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变迁及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横线,以城市发展动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建设及相关的制度保障作为纵线,在这个坐标系下去建立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城乡的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地位,以及城乡规划的作用。

2 37 年的六条经验和六个问题

37 年我们如何能够去做最凝练的概括,总结过程中确实有担心。经验的总结很显然是要指引我们迈向下一个30 年,这六条经验如下。

经验一:坚持规划引领城乡建设。我国城乡规划工作有效适应了特殊国情和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各项要求,是城乡发展、建设和管理中的一项全局性、综合性和引领性的工作,是重要的公共政策手段。规划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更适合国家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型。城乡规划的作用和地位,是任何其他类型的部门规划不可取代的。它严格的落实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部署。指导要素合理布局,提升了城乡发展质量,实现了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高效配置,突出公共政策属性,保障城乡社会和谐发展。

经验二:坚持将人居环境改善作为不断努力的目标。我们认为千条万绪最好可以回归到人居环境的改善问题上。始终将人居环境改善作为核心工作,为践行生态文明、保障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体现在全面探索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式,积极开展生态文明理念研究与建设实践;推进住房供应体系建设与居住环境改善,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强化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建设,适应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注重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探索城市特色塑造方式;提升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别。这些都体现了在人居环境改善方面目标的落实。

经验三:坚持促进城乡建设复杂系统中间的协调。城乡规划有一条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坚持一个城市有机整体性的原则,所以城乡规划所认识和管理的对象,其各个系统应该保持一种平衡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们在1978 年以前这段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总结。1978 年到1980 年几次重要的会议上都强调了要统筹“骨头”和“肉”的关系。同时不仅考虑了地上和地下的协调,开发和保护的协调,区域的协调和城乡的协调,同时促进新城的开发和老城的改造相协调,这个在1990 年规划法里面有专门的章节谈旧区和新区建设问题。可以看到“系统协调”一直作为非常重要的经验。

经验四:通过改革来强化城乡建设发展的动力。37 年是改革的37 年,国家依靠中央财政投入去补充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在逐渐减少。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做了制度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创新都来自于改革,用市场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在转换政府的职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开源作用,也促进和保障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所以从现在的硬件来讲,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经验五:坚持法制化建设的道路,重视制度保障。30 多年来,随着拨乱反正历史事件的评估和回顾,明确了我们国家要走依法建设的道路,这个中间除了《城市规划法》以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套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在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方面,法治化的道路都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的道路。

经验六: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丰富发展了规划工作体系。从近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状态来看,规划界所有同仁是非常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的集体,正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过去37 年规划界同仁无论是在管理部门、科研部门还是在规划设计咨询部门工作,实际上大家对于理论的学习、实践的探索及实践中理论的尝试都做了大量的努力。因为规划师有共同对于职业价值观的追求,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思考,对于国家改革的思考。从规划界几本重要杂志及现在自媒体都可以看到规划界的人员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关注度是很多其他行业专业人员无法比拟的,这一条一定要作为重要的经验。城乡规划从“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转变为以空间治理为核心,不断强化统筹能力,探索建立了与国家治理体制相适应的技术和理论体系。在这中间有很多新的任务,作为过去30 多年的探索来讲,对于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在90 年代就已经展开,而且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在“多规合一”刚刚开始的时候,城市规划学会就发表了历年的文集,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做到的探索。在城乡规划的编制体系方面我们应当非常自信,在未来国家规划空间的体系中,现有的城乡规划体系会占到非常大的份额,它有学理作为基础,而且在管理系统、法律系统等各个领域中,实际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绩。因此,在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怎样讨论空间规划发展和建立的问题,我觉得规划师都应当有非常强的自信心,而且我们要坚定的把已经探讨的空间规划的经验提炼出来贡献给社会,参与到空间规划这个体系建设的社会讨论中,包括各个部门的讨论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在实质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我认为是需要把它开放的,是需要考虑更多因素的。

相应的有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家在城市建设和规划领域要端正建设指导思想,以人为核心,人居环境要讲求品质,要围绕公共利益来平衡各阶层利益。这个是基本的价值,如果失去这个价值,我们所做的工作就大大失去意义了。

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可以看到大量的违法建设是要命的东西,而且这中间的政府违法是非常典型的问题。

第三,要理顺空间规划的体制,各种规划打架的问题不容忽视。

第四,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实施的保障机制,今天讲到一张蓝图干到底,这个说法在未来实践过程中如何让政府、社会可以协同起来是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盲区目前还没有接触到。

第五,要加强城市管理水平,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维护方面要再下功夫。这也是一个国际时髦的话语,但是最近这些年,城市显得非常脆弱,过去30 多年,我们太多关注地上,而忽略了地下,在后期管理中还有很多漏洞,未来30 年城市管理水平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第六,在文化责任意识方面,城市建设方面应当进一步规划,在过去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太多文化遗产已经丧失,这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

以上就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探讨的六个经验和六个问题。

3 回顾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去年杭州有一个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座谈会,张高丽副总理有谈到加强领导、深化改革、依法行政、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加强城市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3.1 对于城市规划作用的重新认识

在城乡规划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最近37年的发展中,城乡规划的地位在不断的强化。改革开放初期,还强调它仅仅是作为一种城市发展和管理的依据。到20 世纪90 年代的时候,讨论城市规划工作体系如何强化战略性,甚至讨论到城市规划怎么替代。规划界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21 世纪,我们将城乡规划的权威性及公共政策属性等提上议程。作为城乡规划来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37 年城市发展与规划经验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时机,来重新思考工作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服务意识的现代化,包括服务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这个过程中短时期内我们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需要反思和回顾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一个开发区的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另外,规划类专业院校在过去37 年快速发展,从院校的总数及设置规划专业的学校到人数都有大幅度提高,这个过程中,我们应更多的考虑在国家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规划行业的作用。

3.2 关于空间规划体系和城市规划体系的认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提出了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和体制建设的问题发布之后,我们要有更加明确的工作方向,要怎样使得我们的城乡规划的工作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姿态去适应去完善去调整,去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如何在变革的过程中保持变革的领导力,这是值得谋划的问题。在这个工作体系过程中,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国家立法的建设。从1978年到今天37年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发布之后,这段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加速推进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2000年以后很多与空间规划有关的法律出台了。但是规划编制的过程中,较多投入在研发体系,很少在管理的制度上深入研究这个阶段有空间意义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我们的影响,使我们保障的机制非常窄,也使规划理论上所宣扬的综合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法治化的进程和深化体制改革是城乡规划工作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3.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篇三

一、外资政策的起步阶段(1978-1983年)

国家根据利用外资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和措施。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和指导下，国务院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于同年7月8日公布实施。同年8月，国务院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外资利用工作。1982年3月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这一时期的外资政策初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但当时我国政府对外资流入仍持谨慎态度。

二、外资政策的发展阶段(1983-1999年)

198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把利用外资推到一个新阶段。1986年4月、1988年4月我国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这两项法律与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构成了我国外商投资的三部基本法。同时，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合资法实施条例》、《外资法实施细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订版)、《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等42部与外商投资直接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条例，初步形成了中国吸引外资的法规体系。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拓宽了外商投资的领域，利用外资工作蓬勃发展。1995年6月，国务院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以法规形式对外公布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领域，增加和提高产业政策的透明度，把外商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1995年，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发布了《中外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1996年10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的通知，外商投资的三项基本法得到了完善与充实。

这一阶段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外资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了我国外资政策体系。尽管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很突出，但同时也加强了对外资的规范与管理。我国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倾向有所减缓，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外资政策的调整阶段(1999年—今)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这一大事使中国利用外资面临重要契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对外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调整的总方向是逐步减少优惠，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即利用外资政策从税收激励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规则政策。在减少优惠待遇走向国民待遇的同时，中国也将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和非国民待遇，改善综合投资环境，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对外资直接投资的结构和投向的管理，积极、合理、有效地吸引更多优质资金，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

(一)对外商投资由超国民待遇到国民待遇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是通过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战略。1995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正式提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目标。从此。中国加快了以实现国民待遇为主要方向的外资政策调整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行，该法律的颁布结束了我国内外资企业税收有别的历史。第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具体表现为，放宽对设立外资企业的限制；放宽对外国投资者以机器设备作价出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对外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限制。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用工的一系列制度，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

(二)由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2006年11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公开利用外资规划，西方媒体惊呼：“中国进入了挑选外资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弥补资金、技术两大方面的缺乏。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我国利用外资更具目的性，即以吸引外来资本为主的政策目标，逐步转向优化产业机构、完善产业组织、合理利用资源的目标。2007年我国政府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08年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是政府在此方面做出努力的标志性政策，这些政策对外资企业在规模、技术含量和保护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

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对外商投资额的区域引导，即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从相对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转到中西部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1999年)、《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0年)、《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着力落实中西部大开发外资优惠政策。第二，加强对外商投资产业领域的引导。通过引导性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鼓励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四、对我国外资政策的思考

2007年我国经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飞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共吸收外资83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相当于1983年水平的91倍。外资对中国的就业、资本形成、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等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显然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正确利用外资政策的结果。而这些外资政策的出台，是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下的正确选择。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演变的考察。可以为我国今后利用外资提供新的思考。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外资政策的取向取决于其内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即外资政策应服从于国内基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基本取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缺口和部分生产要素的不足；而且外资通过特殊的加工贸易和出口可以带动我国外贸出口的扩大，从而推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利用国外资金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思路。为了吸引更多外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我国的外资政策体现为对外商的各种优惠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外资政策也要根据中国经济的需求做出相应调整。国际经验表明，高端外资更加看重投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的稳定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市场环境的公平性与规范性、法制体系的完备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全球竞争的加剧，我国对外资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外资政策体系也必须在新形势下面临调整。总的思路是由初期改革开放单纯依靠税收优惠，来者不拒，调整为税收优惠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相结合，有选择地加以引进，即从自身发展战略尤其是产业发展战略出发，加强对外商投资产业领域的引导，并对外商的投资规模与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完善政策法规，为外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率，降低外资企业运作成本。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03-16

4.回顾十六大以来十年历程 篇四

从党的十六大至今，时光已走过10个年头。10年既可以成长一代人，10年也可以筑牢一条路。这10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13亿中国人民，走过非同寻常的科学发展道路。10年来，中国理念不断彰显，中国探索不断深入，中国贡献更加突出，中国品格更加耀眼„„

科学发展理念彰显。没有理念的创新，就没有一条道路的真正坚固。十年来，从抗击非典的启示中，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理念，经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从全面贯彻十七大精神和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科学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形成到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创新型国家、新农村建设、执政能力、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文化强国、和谐世界„„一个个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启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些理念的创新、理论的升华一步步载入中国发展的大词典，标识着中国转型10年的思想坐标，成为中国发展10年的思想引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巩固、开阔。这十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50万亿；中国贸易额和GDP仅次于美国，中国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并逐渐覆盖亿万人民。

实践探索可歌可泣。事非经过不知难。十六大以来的1 0年，又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劈波斩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在困难中奋起，在挑战中前行的十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此起彼伏的新问题中，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不断增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优势。进入2 1世纪，我国发展也到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攻坚克难的深水区，许多过去被高增长掩盖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各种利益在格局调整之后出现的博弈此消彼长：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加大，收入水平提高伴生的“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领域里“短板”凸显、“权利诉求”高涨„„如何突围，如何突破，从而实现突变？当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提出，科学发展的旗帜就成为深化改革、实现转变、突破创新的重要指导。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从司法制度、政务公开到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重点领域改革逐步突破，关键环节改革渐次打通；发展的要求用“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发展目标由“总量”到“人均”，吹响了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响亮号角。实打实的探索、硬碰硬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不断加分增彩。

精神品格成就亮点。这十年，是任凭风吹雨打、咬定发展不放松的十年。从非典疫情到雨雪冰冻灾害，从汶川、玉树地震到舟曲泥石流，一次次重大灾难，一场场可怕挑战，一阵阵惊涛骇浪，我们党都沉着应对，不断提炼提升丰富中国精神、中国品格，为战胜困难、筑牢道路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撑。这十年间，我们不断求同存异、形成共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概括了其基本内容；我们在战胜非典疫情、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玉树地震等来自自然的挑战中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通过评选“感动中国”人物、“时代先锋”等活动，让普通人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力践行者，成为“感动”中国的进程和力量。一段时间以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最美人物”还有“最美妈妈”、“最美叔叔”、“最美护士”、“最美农民工”„„层出不穷的“最美”人物，用他们不平凡的事迹触动着人们的心弦。他们让国人领略到一种内涵深刻、价值崇高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塑造了我们共有的国魂、民魂和全社会的精神气质。外媒也感慨，灾难中挺立的中国不断彰显惊人的精神力量。

19世纪时黑格尔曾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如今，东方古国，沧桑巨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阔步前行，不断改写历史，创造辉煌！

党的十七大以来大事记；

回顾历史长河，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摸爬滚打的走过了91个年头，这是理论付诸于实践的91个年头，是大胆开拓大胆创新的91个年头。2012年中国共产党又即将迎来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激动人心的时刻又到了。最近这十年，中国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从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是中国发展、壮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过去十年，中国不少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城市化成果显著，中国企业开始对外投资，中国从一个全球消费品的生产者，正开始变成了一个世界设计和创意中心。

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令世界瞩目：

2003年，中国成功实现载人航天飞行，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自主地完整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2006年，中国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2008年和2010年，中国先后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

2010年，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份额贡献国，在两大机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这是中国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

过去十年，中国人均GDP增速超过了人类有据可考的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速。

教育是中国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过去十年，中国通过加大投入，不断缩小城乡、东中西部的教育差距。

2009年，中国启动了医保改革，三年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3亿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5％，而且中国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为农民提供最为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将最大的利益带给最多的人民这一点上，医保改革是过往十年最大的成就。中国在过去十年极为重视科学技术与创新，不断加大投入，并提高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

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在过去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尤其是传媒业的改革、增长、发展与进步。现在的中国传媒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更加密切相关，传媒在创新上更加多元化，更具市场敏感性，经济生产力和财务效率也更高。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民生改善、教育改革以及国内投资环境的积极变化。对十八大的期待：

一、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要保持连续性;这不仅是人民群众根本愿望,党的一贯作风,执政为民根本要求,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党迎战困难的勇气,毫无疑问将成为十八大重大亮点之一。

二、在对建党90年来三大阶段,分别所做出客观公允评价基础上,要对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个重要历史阶段所取得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成就,给予高度重视充分评估;这有利于我们党的事业继往开来。

三、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0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予充分估计;这样对于科学指导我们党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四、对我国社会当前广受关注的重大突出问题,从宏观角度,充分表达坚决治理的决心,提出有效治理的大致轮廓;这将有利于破解人们思想上的困惑,有利于激发干部群众迎难而上的历史责任感。

五、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由多元化向一元化的统一;这样将使党的理论体系结构更清晰,为将来全党系统理论学习打好基础,结合从严治党,将有利于使党的全面建设发生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重大变化。

六、党的中心工作与党的根本宗旨实现理论上的统一;这是确保我们党为人民和谐执政、稳定执政、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水平,有利于提高中共国共产党的整体执政水平。

七、对我国未来发展前景作出深入浅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展望和规划;这将有利于凝聚广大干部群众的意志,同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道,更加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5.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篇五

——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述评之一 □ 新华社记者 汪金福 宋振远 季 明 刘 敏

编者按：

金秋时节，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回首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走过的非凡历程，我们经历了奋斗的艰辛，耕耘的付出，收获的喜悦。

十年风云激荡，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强音雄浑铿锵，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考验发人深省；

十年波澜壮阔，转型与坚守的时代呼唤清晰响亮，民主与民生的时代课题深入人心；

十年探索实践，国情与使命的时代思考更加深刻，旗帜与道路的时代选择坚定不移；

十年搏击奋进，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时代引领蓬勃兴盛，中国进步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

从今天起，新华社陆续推出“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系列述评”，思考历史，感受当下，展望未来，梳理十年奋进凝结的宝贵经验，总结十年拼搏收获的深刻启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扬前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十年发展，中国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成就无愧历史；十年改革，中国在矛盾凸显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寻求新的突破。

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改革。二者有机互动，交汇成新时期最强劲的时代主旋律。

面向未来，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必须坚定目标毫不动摇；开启新的改革征程，需要凝聚力量闯关夺隘。

“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改革为“中国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哪里。

金秋时节，55岁的谭业君坐在自家炕头，乐呵呵地翻看着几本略显发黄的账本。

这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种粮大户，从2000年开始记录家庭全部收支情况。12年的记录，见证了一个东北农户的增收路。

“以前是负数，取消农业税后日子就好过了，再也没出现过负数，去年收支相抵节余46158元。”今昔对比，这位老农脸上堆满憨笑，“原来要往外拿钱交‘皇粮国税’，现在国家每年补贴2170元。”

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施行2600多年的农业税赋体制的终结。

铁犁破土，春雨润物。

过去十年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千年之变”，又何止一件？孩子上学免学费，医院看病可报销，养老有了社会保险„„

改革的突破口为什么再次选择农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释：新世纪之初，我国农民负担过重，农村社会冲突加剧，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广大农民怎能缺席？

从“取”到“予”，以农村税费改革为突破口的城乡一体化改革释放出巨大潜力：农民收入步入新中国增长最快的时期，粮食生产打破怪圈实现“九连增”，为中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一轮农村改革，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突出变化——从过去主要体现为自下而上、单项为主的探索性改革，过渡为顶层设计、综合配套的自主性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介绍：从2004年至今，中央连续发出9个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驶入“深水区”的改革航船，一直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危机意识中破浪前行„„

十年经济改革，“科学发展”成为鲜明主线。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面对严峻局面，中国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力促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煤炭大省山西，曾凭借资源优势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在新形势下，“带血的煤”给山西发展亮起“红灯”。重压之下，山西痛下决心，宁愿忍受一段时间的“负增长”，也要摒弃“污染的GDP”。

“无论是历史的教训，还是现实之需，我们都必须改变黑色发展，寻求改革转型，从‘快字当头’转向‘好字优先’。”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

山西阵痛背后，揭示了一个现实逻辑：矛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稳定。

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正是依靠这一良性循环链，中国不断创造奇迹。

十年社会改革，“民生优先”成为最大亮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此后，以改善民生、分享成果为主线的社会改革和建设，迅速成为中国的主体性改革。

编织关乎13亿人的社会保障网，被称为“世界性难题”。随着改革提速和投入增

加，短短几年，我国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从国有企业扩大到各类用人单位，从城镇扩大到农村，从单位扩大到城乡居民。

群众既是改革的参与者，又是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十年来，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全面推进，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十年文化改革，“提升软实力”成为重要目标。

曾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当中国企业不断向世界500强挺进时，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外国人利用源自中国的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可忽略不计„„这样的反差，显然与大国地位不符。

2003年以来，中国提出“文化强国”，并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作出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十一五”期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为5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00%。

文化产业十年跨越式发展，使中国在全球层面上实现了文化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组数据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国家的十年奇迹：GDP年均增长10.7%，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9%的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135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年均增长10.1%，迈进“中等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是什么？胡锦涛总书记作了精辟阐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攻坚克难”背后的思考：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变化举世瞩目，矛盾和困难极具挑战性。

国际金融危机将新生的光伏产业送入严冬，“市场没有了，市长不见了，唯一能见到的是银行催债的。”胡福林感觉这一切变化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作为温州民营企业的标杆性人物，面对突然而至的资金链断裂，被懊恼、自责、无奈折磨了一夜之后，胡福林选择关掉手机、出国。

这一走，网上关于“眼镜大王‘跑路’”的新闻铺天盖地。“其实，当时只是想尽快离开这烦恼之地，顺便到国外筹资。”胡福林说。

几年前，光伏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将其当作支柱产业一哄而上，温州也被批准建立国家级激光与光电产业集群核心园区。

胡福林回忆：“当初，我出去考察投资环境，不少地方市长亲自接待要给我‘零地价’、迁厂补贴等优惠政策，银行也是一拨拨主动上门推贷，头脑一热，就投入6亿元。原本想进入电力行业，没想到我们民营企业还是进不去。”

胡福林的经历折射出现阶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垄断行业门槛过高、政府定位不清、民营企业融资难„„

这些问题，常常被喻为改革“难啃的骨头”，被看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

理性看待难题，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不能逾越发展阶段。

——一些难题的产生，正是因为改革还不到位、不彻底。

天刚破晓，北京儿童医院门前就有人排队等待挂号。不一会儿工夫，弯弯曲曲的队伍排到了300米开外。一旁做早点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不少从外地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为求一号，夜里干脆就睡在医院的走廊或地下车库。

“我的孩子不过是小感冒，去了两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都说发烧病例看不了，只能来这里。”北京的陈女士怀抱3岁的女儿无奈地说。

医疗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社区门可罗雀”的现状。显然，要真正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目标，改革的路还很长。

——一些难题的存在，是因为政府转型尚未完成。

近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不少行政审批项目被减了下来；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任重道远，一些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行政许可法为例，一些部门不叫“审批制”了，改成“核准制”，其实本质没变。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关系不理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势必阻力重重。

——一些难题的出现，是因为发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乐于强化发展而淡化改革，因为发展很风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风险；但是，没有改革，哪来发展？”高尚全说，发展经济变成“招商至上”、城市化变成“楼市化”、谋求“土地财政”公然挑战楼市调控政策„„这都是扭曲的发展观。

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常常以多维方式呈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矛盾新问题必然层出不穷，改革任务也就愈加艰巨：

大学生就业仍旧困难，而“用工荒”年复一年地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2011年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国内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但银行业利润普遍增长20%以上；

“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整政策实施两年，某些一线城市仍然屡屡出现新“地王”。

„„

这些看似矛盾的事实，都指向一个命题：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

求。

理性面对难题，盲目轻视不可取，消极畏难更不行。

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难题的产生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

“我们创造了多少成就，就要准备承受多少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表示，西方在几百年中，才解决了7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要用几十年化解西方几百年遇到的难题，必然是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交织的过程。

我们必须清楚：在科学发展新阶段，改革难题始终绕不开躲不过，迎难而上是唯一的选择。

昔日辉煌并不代表未来成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目前面临改革与危机赛跑的严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产品”，但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改革不只是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我们必须坚信：只要踏踏实实践行科学发展观，难题必将逐一破解。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改革，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题中之意。踏踏实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前提。

对于改革遇到的难题，各方众说纷纭。有争论，甚至也有质疑。“有争议甚至质疑并非坏事，问题一旦被正视并达成共识，就会变成催生变革的强大动力。”高尚全说。

“凝聚共识”背后的期待：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8月的最后一天，胡兵等来一个好消息：国家出台意见，要求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争议多年的异地高考改革即将启动。

10年前，胡兵从安徽来北京经营石材生意，两个孩子也随同来北京上学，转眼即

将参加高考。

虽然北京的改革方案要到年底才出台，但胡兵满怀期待：“在北京打拼10年，年年缴税，孩子应该符合在这里参加高考的条件。”

与胡兵的心情形成对比，不少市民开始担忧：如果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都在北京参加高考，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升学呢？他们同样关注着即将出台的“北京政策”。

归根到底，“深水区”改革是利益博弈。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分析，与改革初期“单兵突进”的普惠式改革相比，现在改革面临的阻力要大得多，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往往触及深层利益调整。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任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第一个前提是取得共识，中国当前的改革尤其如此。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之后，“改革共识”再次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命题，摆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凝聚共识——创新精神不能缺失。

“2013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2014年起，新招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最近广东酝酿的顺德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北教授认为，顺德的改革思路首先是对领导干部改革创新精神和勇气的挑战和考验。在新一轮改革中，有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在思想上求稳怕乱；有些部门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担心改革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无所作为。

改革疲劳症、麻痹症、畏难情绪不根除，向前推进必然步履蹒跚。

“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是党

中央基于现实的召唤，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回声？纵观古今中外，大国的崛起、强国的衰落，虽然间或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其必然原因正是改革创新精神上的差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0多种在历史上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原因很简单：它们失去了改革的勇气和创新的活力，最终被历史淘汰出局。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说：“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国家，怎么会有前途呢？一个不能居安思危的时代，怎么会发展和进步呢？”

凝聚共识——改革动力需要强化。

深化改革，必须调动和整合全社会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这就要求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股改革动力融为一体。

凝聚共识——重点领域亟待突破。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改革攻坚，难在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改革本来是要取消部门不合理利益，结果现在有一些立法，往往是以对口部门来牵头，反而变成了对部门不合理利益的强化与合法化。”

王小广认为，现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只针对“增量改革”对象，而无法触动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回避“存量改革”，不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能不能突破，既考验勇气，也考验智慧。

凝聚共识——中国特色必须鲜明。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十几亿人的现代化，中国改革绝不意味着简单地照搬西方体制。

林毅夫举例说，国际上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大银行体系，但对于发展中国家，90%的生产活动是中小企业和农户经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照搬西方模式进行金融改革，结果80%的生产活动可能得不到金融支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基于中国历史和国情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辛鸣说。

1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瞬间，但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对于一个奋力追赶现代化的国家，弥足珍贵。

6.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篇六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形成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期,让全国公路运输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回顾与思考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与改革历程,对于未来迈向更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公路运输企业发展的历程与特征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历了从萌芽、起步到快速发展、多元化发展等多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1.萌芽阶段(1901一1949年)现代公路和汽车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初。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中国从国外输入了第一辆汽车,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清政府被推翻,此时中国的汽车有200多辆,公路里程1100公里。之后,经过各地军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设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能通车的公路有8.07万公里,民用汽车有5.1万辆,但大部分破旧不堪。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少数的公路运输企业,多为私营性质,且规模很小。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公路运输企业仅处在萌芽阶段。

2.奠定基础阶段(1949一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生产开始复苏,城乡物资交流逐渐活跃,公路客货运输日益繁忙,1950年国营私营运输企业拥有的汽车已达.263万辆,但大多破旧不堪,难以满足客货运输需求。由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形成了政企合一的公路运输企业管理体制。1950年4月,交通部成立了汽车运输总公司,政企合一,负责全国的公路运输工作。同时,各行政区域也成立了公路交通管理机构,并下设汽车运输公司。

第二,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公路运输企业的运输能力。一是通过旧车修复、改装拼装,大力修理回收国民党政府遗弃的大批废旧汽车;二是通过汽车修理部门制造大批汽车配件;三是从政策、资金、物资供应等方面扶持私营运输企业,使其尽快恢复,投入社会运输。

第三,明确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运输经济政策,即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运输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从而调动城乡私营运输企业的积极性。

3.初步发展阶段(1953一1965年)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两个时期,公路运输企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公路交通部门的营运汽车达到8.29万辆,支农物资运输量约占全国汽车货运总量的50%,顺利地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公路运输企业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

第一,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运输企业管理体制。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加强对公路运输企业的管理,实行了严格的“三统”政策,即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度。各地都成立了“三统运输办公室”,对公路运输企业的货源、运价和车辆进行计划管理。公路运输企业被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

第二,形成了由国营汽车运输企业独家经营,以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封闭管理为主的经营管理模式。1956年,交通部向全国发出了《对私营汽车运输企业(包括私营汽车修理企业)实行全行业定息合营的要求》,各地迅速对私营汽车运输企业和私营汽车修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同时,对私营畜力和驮畜、各种人力车也全部纳入运输合作化的轨道。从而,完成了对私营公路运输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由国营汽车运输企业独家经营,以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封闭管理为主的经营管理模式。4.曲折前进阶段(1966一1977年)这一阶段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公路运输企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曲折前进。到1978年底,公路交通部门的营运汽车发展到18.15万辆,比l%6年增加了1.2倍,基本保证了主要运输任务的完成。第一,厂矿企业自有运力发展迅速。由于专业运输企业的运力不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国家对企事业单位实行谁有钱谁买车的政策,调动了厂矿企业、机关团体购买自备车辆的积极性,发展了自货自运,这一阶段厂矿企业的自备车辆发展到117.69万辆。第二,公路运输企业及厂矿企业自备车辆缺乏管理。受大环境的影响,公路运输企业缺乏管理,同时由于宏观上没有按照全社会运量与运力平衡的原则制定相应政策,形成了各单位纷纷买车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使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5.数量快速增加阶段(1978一1988年)这一阶段,公路运输企业数量逐渐增多,出现了大量不同经济性质的公路运输企业,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

第一,1982年6月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交通部联合下发《关于改善和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的暂行规定》,对调整公路运输合理分工,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组织联合经营,开办联运服务,在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运输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第二,1983年7月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交通部下发<关于改进公路运输管理的通知》,强调了公路运输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实行多家经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以国营运输企业为骨干,充分调动交通部门和非交通部门、国营和集体企业发展公路运输的积极性,同时,允许城乡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辆、拖拉机,从事运输。

第三,1984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1985年5月交通部下发《关于重申积极维护城乡个体运输业合法权益的通知》,使鼓励发展个体运输业的政策趋于明朗化。第四,在这一阶段,随着大部分道路运输企业的“下放”,个体运输经营业户的急剧增加,以及厂矿机关企事业单位车辆大规模进入道路运输市场,使道路运输市场经营业户数量增长非常快。第五,企业管理中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4年下半年,交通企业和全国工业企业同步,开始进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至1988年全系统约90%以上的全民所有制交通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第六、企业经营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3月交通部召开的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要求在交通系统推行两个层次(主管部门对企业,企业内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8年底,交通系统约80%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6.治理整顿阶段(1989一1992年)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相衔接,1989年到1992年,随着国家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也进入相应的调整阶段。第一,重提货源管理并加强其管理力度。虽然重提货源管理,但有别于1983年以前的“统一货源”,其目的是为了从国交通企业管理.200、，2。.源头(即运输需求)方面抓起,提高公路运输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减少运输资源的浪费。然而,由于在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上更多地依赖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所以企业对其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较差,其效果也未尽如意。第二,公路运输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规范,部分企业被淘汰。3年的治理整顿在强化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整顿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并因此使一部分竞争能力弱、管理水平低、经营规模小、服务质量差的运输企业或个体运输户被道路运输市场所淘汰。

7、快速发展阶段(1992一2004年)1992年有两个重要事件,其一是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其二是我国从1986年提出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至1992年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到了最后签订“一揽子”协定。为此,1994年,中央提出了“两个转变”并伴随着金融、外贸、投资、财政、企业等一系列改革,全面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第一,公路运输企业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地利用市场发展规律来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第二,从1992年开始,各项涉及道路运输市场规范化运作的规章制度陆续出台,如包括道路客运、货运、搬运装卸、运输服务等内容的道路运输开业技术经济条件的颁布实施,使整个公路运输企业的市场准入有了规范性的依据。同时,全国各地对道路运输市场的管理开始强化,并颁布了地方性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为公路运输企业的规范化经营提供了依据和保障。第三,1994年起,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大中型汽车运输企业理顺产权关系、强化利益约束、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这些企业自主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法人财产权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单位。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提出,要求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必须改变传统分散经营、盲目竞争的状态,走网络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之路。对此,道路运输企业和运政管理机关已经予以重视。

8.多元化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公路运输企业的要求呈现出高要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已经成为公路运输企业的主流趋势。2004年4月制定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并在道路旅客运输领域首先开展资质评定工作,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

第一,公路运输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注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培养和企业经营资源的挖掘。

第二,公路运输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尤其是货运市场竞争,给公路运输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第三,公路旅客运输企业为提高经营资质,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企业规模,尤其是挂靠经营最为突出,这虽然在数量上提高了公路运输企业的规模,但并没有从质量上提升企业的规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此,行业管理部门提出清理挂靠、公司化经营的思路,绝大部分企业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公司化经营的过程,但本质上挂靠经营带来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第四,许多公路货运企业应用现代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思想,在经营范围、经营思路、服务能力上逐渐向第三方物流的方向转变。

第五,出现了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大中小规模齐全的各类公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已经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二、公路运输企业发展的重要事件

在以上发展过程中有几个事件十分重要,对公路运输企业初步形成、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公路运输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运输企业管理体制,形成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公路运输企业开始步入了不断发展的轨道。2.鼓励和扶持社会多方办运输

1983年3月,交通部提出“有河大家行船,有路大家走车”,之后又提出“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一起干,国营、集体、个人以及各种运输工具一起上”的方针,使得个体运输兴起,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极大地繁荣了公路运输市场,公路运输经营业户的数量迅猛增加。3.厂长(经理)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

在管理制度上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经营模式上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了公路运输企业的经营能力,为后来公路运输企业完全市场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公路运输企业改革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大中型汽车运输企业理顺产权关系、强化利益约束、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将带来积极影晌,有利于这些企业自主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法人财产权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单位。使企业的管理思路、经营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基本完成其使命,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公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5.开展公路运输企业资质评定工作

2004年交通部制定<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并在道路旅客运输领域首先开展资质评定工作。这一工作的开展,为企业提高规模,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使得公路运输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经营管理,走公司化经营之路,重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三、公路运输企业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它不断改革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路运输企业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公路运输企业所肩负的任务也有所侧重,其经营管理的方式、内容等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任何一个阶段公路运输企业都很好地完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对它的需要,但从整个发展与改革的过程来看,仍然留下了许多启示。

第一,在私营公路运输经营业户社会主义改造中,片面追求规模,急于向国营过渡,过分强调统一管理,限制了各方面办运输的积极性,使建国初期一度出现的那种国营、私营、集体、个体都来办运输的景象逐步消失。

第二,在鼓励个体、厂矿企业等社会力量办运输过程中,没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从宏观上按照全社会运量与运力平衡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个体公路运输经营业户数量急剧增加,成为后来运输市场无序竞争激烈、经营主体“多、小、散、乱”的主要根源;二是厂矿企业纷纷购车,搞大而全、小而全,增加了厂矿企业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后来这些厂矿企业的车队与企业分离后,缺乏经营管理的经验,浪费了大量的运力资源。

第三,推行公司化经营考虑公路运输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够,造成了形式上是公司化经营,实质上是以挂靠为主的经营模式。公路运输企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公司化经营,并通过等级评定获取运输资源,这从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公路运输企业的实际状况是利润率较低、企业负担较大、经营管理的模式还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公司化经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挂靠经营、提高企业经营规模,只能使挂靠经营等问题隐藏在公司化经营之中。

第四,在国有公路运输企业改革以前,企业的文化建设、员工培训、安全教育、节约燃油等都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制度和措施。但之后这些内容逐渐被企业遗忘。这些制度和措施中有许多仍然值得现代公路运输企业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