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教育

中国需要怎样的教育（精选9篇）

1.中国需要怎样的教育 篇一

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的收集、储存、使用等技术问题还没有过关。解决能源问题的最终出路还是要靠科技。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体制创新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没有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转变。

六、必须强化企业管理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强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基础管理工作。

七、必须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要提倡文明、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要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化战略，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高科技能人才

培养。

2.中国需要怎样的教育 篇二

我们通过一些考试，找到一份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就越活越像一部机器。我们依然对生命恐惧、焦虑，因此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难道不是教育的目的?还是，教育只为我们谋职，找一份最好的工作而奠基?是否问过自己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最大的可能是你会结婚，在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时，可能你已经是父亲或母亲了，然后你会被一份工作绑住，或是被厨房绑住，你就在这其中渐渐衰萎。这难道就是你所有的生命了吗?如果你有一个富裕的家庭，那么你已经确定自己将来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你的父亲也许会提供你一份舒适的工作，或者你可能在婚姻中获得很多财富，但是你仍然会腐败、枯竭。你看见这点了吗?

显然，除非教育能帮助你了解广大生命的所有精微面———它惊人的美、它的哀愁及欢乐，否则教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也许会得到学位，得到一连串的头衔，得到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呢?如果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你的头脑变得迟钝、衰竭、愚蠢，那么生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教育的真正意义，难道不是培养你的智慧，借着它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智慧是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思想;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才能发现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

3.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 篇三

“永远”的赞誉,有多少校长可以担得起?

从1912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大学令》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发轫。日月荏苒,百年后,大学行政化、校长官员化却让中国高等教育感叹无数。

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再好的校长也难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但如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中)校长朱清时所言,对于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做。

可贵的是,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到有大学校长在为突破旧体制,建立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而努力;看到一些大学校长抛弃官腔官架,有去揣摩年轻人内心需要的意愿和行动,更看到了这几年来,一些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团队在高等教育改革上尝试着种种突围和努力。

固然,教育制度一日不改,这些“舞蹈”的空间终究有限,但大可以期待,在这些大学校长不断地突围与变革尝试下,散乱音符或有成为黄钟大吕的力量。

就在钱伟长逝世前一天,历时二载,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这份新世纪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制度架设虽近齐备,施行和落实却难免会有更久的曲折。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学校长需要和可以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4.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读后感 篇四

大家都发表了对于该文章的感想，我觉得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写作能力差就以此为借口而忽略过去，我也是有思想的人，虽然有时候想什么只有我知道，因为表达不出来，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的读后感。我认为，作者说的有的对，有的不对。诚然，活着不是只是为了谋生，但是活着要先学会谋生。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了，简单的说肚子吃饱了，才能享受精神生活，才有能力思考精神层面的问题。那时候的学习、受教育就不是为了考试、工作，而是为了充实自己，丰富自己，进而丰富社会，读后感《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的读后感》。作者把社会想得很压抑、庸俗、甚至悲惨，的确，现实中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是社会的全部面貌。教育的意义也是希望我们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非人类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化社会，否则，对待教育的目的就应该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在肚子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教育的目的就是传授人们生存的手段，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要去指责那些为了生存而去考试、工作的人们呢？而当人们的物质条件满足的时候，就该教育人们去发现生命中美丽的地方，去探究生命的意义，去贡献社会，去改变世界。这时候教育的目的就是作者所说的发现生命的丰富、深度及可爱和探究什么是真理。以上只是我一小个体的一点小想法，若有不妥，请多包涵~

5.中国的教育是怎样失去游戏的 篇五

指出：“中国的游戏史源远流长，如果从有史记载的先秦时代的斗鸡、走狗、六博、踏鞠等古老游戏形式算起，中国的游戏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的游戏史一直可以推源到遥远的原始时代”①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游戏还是相当发达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不断创造种种着新的游戏形式，从皇宫贵族到下层百姓，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是，在教育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游戏的精神却在不断的枯萎，游戏却非常贫乏。从教育刚刚产生时的丰富的游戏教育形式，到后来的与游戏无缘，教育中的游戏日渐少见，学校中根本看不到游戏的踪影，直到今天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学校教育，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在日益地远离着游戏，在教育面临着变革的今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看看我们的教育是怎样失去了游戏这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的，以增强人们对教育与游戏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细致地考察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游戏？教育需不需要游戏？

对于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总体而言，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海》是怎么解释的。在《辞海》中，对游戏是这样解释的：“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有智力游戏(如下棋、积木、填字),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搬运接力),竞技性游戏(如足球、乒乓球)。游戏一般都有规则,对发展智力和体力有一定作用。”再看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⑴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的体育话动,如康乐球等也叫游戏。⑵玩耍：几个孩子正在大树底下～。”很显然,在权威工具书中,游戏被认定为娱乐和体育的手段,与正经事不相容,“游戏人生”就是娱乐人生,就是将严肃的人生视为儿戏,自然就难以被我们所接受。

而荷兰学者胡伊青价的《人：游戏者》这本书的定义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②更进一步，胡伊青加还把人直接定义为：“人：游戏者”把人看作是游戏者。随着今天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直接从游戏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另一方面的本质特征。

今天，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学者，把游戏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甚至认为游戏是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石中英在《教育哲学导轮》一书中，在谈到人的形象时，就把“游戏人的形象”和“文化人的形象”“制造人的形象”作为三大类之一，与其他两类人的形象相提并论。并认为作为“游戏人的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人人都爱游戏”，“人人都生活在游戏当中”，“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成为’自己和‘看到’自己”。他深刻地看到了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中游戏状态的缺乏是造成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游戏的精神应该渗透到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③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可以让人们重新看到教育中游戏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有人更进一步，竟直接认为“教育即游戏”。④把教育作为游戏来看待，揭示了游戏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写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记主席勒的那句著名的话：“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人与游戏关系的命题,对于我们考察教育中的游戏因素极具启发意义。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是在一步一步的丧失了游戏的。不论是作为一种教育教学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教育中的精神，游戏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逐步失去了它的领地的。

首先。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把游戏赶出了学校。

在西汉时期，经过了文帝和景帝奉行“无为”政治和黄老之学，人民经过了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大发展。但社会矛盾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思想上的不统一，各种学派、各种思潮泛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斗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到了汉武帝时期，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汉武帝首先希望在思想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董仲舒作为一代大儒，便迎合了汉武帝的这一需求，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

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汉武帝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之外的其它各派学说，全部“绝其道”，将儒家学说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

学派，在汉朝以前，儒家学说与其它学派一样，并没有取得高于其它学派的地位，与其它众多学派的地位一样，不被统治者看中。在先秦，尽管孔子和孟子极力向各国的君主们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但那些好大喜功，各自怀着极大野心的君主们，竟没有一个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秦朝，统治者所采纳和实行的是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奉行的是法家的思想路线，走的是一条暴烈的治国之路。在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的暴烈，则奉行了黄老哲学，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但是，“无为”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之中也蕴藏着各种尖锐的矛盾。而“以史为鉴”是古代所有统治者制定基本国策的基本参照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才在汉武帝手上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教”。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仁”的主张。“仁”又指什么？孔子告诉我们：“仁者，爱人。”“仁”的最主要内涵就是“爱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的发现，确立了人在儒家学说中的至高地位。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更多的带有伦理色彩的人。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人，而不是西方那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这点上，孟子说得更为具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种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不是那种具有个人独立人格的自由的关系，而是一种有着很强的君臣、长幼之类特征的人伦关系，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个体的人，只不过是那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扭结。

这种人际关系，很明显，它是以尊卑、等级为特征的，体现在教育中的师生之间，就是绝对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关系。在这方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最好的注脚。师生之间婉若父子。在教师面前，学生必须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听从。明代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国子监学规，有一条规定：学生“各宜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会馔，毋得有犯学规，违者痛治”；“各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充军”。⑦教师呢？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个高高在上的指挥者，容不得学生在他们面前活泼泼进行游戏式的学习活动。因为那是不严肃的，是不尊的。

在儒家思想看来，“师”就是“师”，“生”就是“生”，不要说师生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游戏之类的教与学活动，就是学生们之间，也绝对不允许进行什么游戏活动，否则就是不成体统，不懂规矩。在这一点上看来，儒家教育思想是绝对排斥游戏活动的。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下，我们中国人养成了一种“老成温厚”的性格。中国人向来都讲究做人方面的“温、良、恭、俭、让”之类的君子风范。对于读书人而言，琴、棋、书、画一向被人视为高雅的事情。作为读书人，在他们的业余爱好当中，一般而言，都把这四件事情作为自己的饭后茶余最好的消遣。游戏，则绝对在他们的排斥之列。再说，这也是谦谦君子的风范，讲究的是以理智压倒情感，不论大人小孩，一律都要一本正经，不得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失去礼节。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任何一个受教育者，就基本上成了小大人。一个个老成持重，缺乏天真活泼的少年特性。

而游戏，则是基本上排斥老成持重，拒斥一本正经的。所有的游戏，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体现人的个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游戏之中见本性。”有的人，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可是，一旦到了游戏场，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所有本性，全都暴露无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本性给隐藏起来的原因。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感染、熏陶下，自从儒家思想获得意识形态的入门证书，被奉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的教育中，一向都缺乏游戏精神和游戏活动。

可是，就在“独尊儒术”之前，中国的教育中，竟不乏游戏教学。

在先秦时代，祭祀作为一件国家大事，一直都被看作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后人称之为“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常用的方式就是宗教仪式。据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的考察，在古代的许多民族当中，都有以游戏之类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那富有韵律的唱词以及仪式上的舞蹈等等，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游戏。中国也不例外。在西周，祭祀知识的教育属于礼教的范畴，因为祭祀是讲究礼节的。“‘礼’必须用‘乐’配合，大司乐的职掌是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⑧“德”“语”“舞”三者结合，游戏的色彩特别浓厚。被中国古代人特别看重的所谓“射”的教育，则更是在活动中进行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活动都具有游戏的特征，都可以视为游戏，但其中的很多活动，都是游戏性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教育，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训练与比武的过程，有着浓厚的游戏色彩。这一点，史书都有记载，在此不再多论述。

在墨子的教育方法中，游戏之类的教学，是他常用的。我们主要从《墨子·公输》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子墨子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攻城之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接着，他便告诉楚王：“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久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推测，墨子在此之前，主要运用了模拟性质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他假设了战例，有敌我双方，进行攻守训练，否则，他的弟子何以就能使用他的那些守城之械？这就是典型的游戏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墨子是那个时代进行游戏教学的杰出代表。

在那个时代的典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可是，到了汉代以后，游戏教育就基本上不见踪影了。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讲究如何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和记诵的教学。一般都是由一位“生乎吾前”“术业有专功”的先生，传授儒家经典。而且，一些庸师们只会照本宣科，照搬权威注解，进行枯燥的教育教学。“逑者，逑也。”式的先生非常普遍。《牡丹亭》中的那位老先生，当学生问道“君子好逑”的“逑”什么意思时，先生竟回答：“逑者，逑也。”这样的教育，有何游戏可言？有何活泼可言？人的个性、创造性等等，全都给泯灭了。

直到今天，这种照本宣科式的教育，不是仍然还占据着我们的课堂吗？游戏，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莘莘学子。

其次，科举考试，则从制度上将游戏拒于校门之外。

肇始于隋朝，成型于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我国一千多年来学校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它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为许许多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进身的台阶，使中国的一大批布衣人士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激发了读书人发奋读书，努力求学的上进之心。使一些人，一辈子用心于科举考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读书为什么？宋真宗的诗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最好地表达了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⑨在整个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中，科举考试，一直是学校教育的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标。金榜题名，也成为所有读书人一生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任何困难，只要有朝一日能够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西方学者李维在其所著《中日两国现代化因素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文人学子，宁愿熬受‘十年寒窗’的苦楚，埋头研读索然无味的经书，学做机械式的八股文章，而一次复一次地去参加在未来是成功与失败甚难预料或把握不定的赌注，以图获取功名，光耀门楣，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过着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的生活。‘科举、做官、发财’变成这个社会中上进的三步曲和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公式。其结果致使许多迂腐的儒生，将一生的生命整个投入无止境上午考试准备中，而一无所获。”⑩莘莘学子们，为了他们的功名利禄，耗尽了自己的心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板凳须坐十年冷。”等等，都是对那些在漫漫求学路上攀登者的鼓励与描述。为了能“金榜题名”，他们宁愿忍受那许许多多的学习中的痛苦。在民间，还流传着“哭文章”的说法。那意思无非就是说：文章是哭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这些，都在向我们表明：传统的教育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是根本排斥游戏的。更多的，是痛苦。

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科举制度，作为一千多年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程形式，甚或是教学方式方法乃至学习的方式方法，都无不体现着它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它向全社会宣告：只有符合这一制度的教育才是受欢迎的、有价值的。钦定的教材，铁定的内容，逼得天下所有的求学者都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记与背之中；也逼得教师不得不以单向度的传授方式进行教学。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点：绝对地排斥游戏，排斥愉快！

“所有游戏活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游戏者都‘高兴愉快地参加游戏’和游戏的自我满足。”“游戏着的人是完全摆脱了一切压力的人。”“游戏状态是有意识活动的创造，人在其中是在实现可能的目标，而不是必需的目标”。⑾游戏的参与者，都是自己自觉自愿地加入游戏队伍之中的，并没有谁有意强迫谁去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游戏，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高兴又愉快的，并不是带着“苦瓜脸”与游戏拌始终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去仔细观察一番孩子们游戏时的情景，就再也清楚不过了。而古代的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学子们，从那些描述中，我们能发现一丝一毫的“自觉”“自愿”与“高兴”吗？游戏的目的，就在于游戏本身，而不在游戏之外。这也是游戏区别于其它任何活动的重要特征。古代，为了功名与利禄去求学，这本身就不具备游戏特征。游戏的快乐在于游戏的过程中，而不在于游戏目的的实现。象小孩玩过家家，那兴趣，百分之百的在于过家家这游戏的过程本身的乐趣，游戏结束后，什么外在目的也没有。玩了之后，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游戏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游戏一场空”是对游戏的最为恰当的描述。得到的，是快乐，是乐趣，是性情的陶冶，是个性的形成。

游戏中的学习，是没有外在压力下的自由自在的学习。曾经在山东电视台看到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四岁小孩，能流利的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背起来还浑身是劲。听他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只不过是在小孩玩耍中边玩边唱。象很多小孩玩的那种游戏，边玩边唱：“一米一米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那位老师要求孩子边玩边背《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宋诗词。孩子边做游戏边唱，效果极好，记得特别牢，这就是游戏教学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在科场上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如何刻苦学习的故事。鲁迅先生当年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狂人在读书时，所读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在我们中国的教育史上，其实只写满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苦”或“哭”，根本就与“乐”无缘。

最后，实用理性观念的深入人心，更让中国教育排斥了游戏。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⑿所谓的实用理性，是以实用为最根本的目的的理性。就是说，对于任何对象，我们中国人都以是否实用的眼光来看的。换句话说，一切以实用为标准，为目的。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读书戴顶”以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都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发奋求学的目的。这些宏观上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纳游戏的蛛丝马迹。相反，都是排斥游戏的，与游戏水火不相容。再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结果也一样。所谓微观的角度，指的是求学者的学习过程。虽然我们很难在史书中发现这样的实例，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找到。比如一些戏剧的剧本。还是以《牡丹亭》为例。那位先生以“逑者，逑也。”来解释“君子好逑”中“逑”的意义时，先生所传递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只要记住了，背下来了，也就行了，也就有所得了，至于其它，那只是浪费光阴，心有旁骛，达不到求知的目的，不必学习，不必掌握。在其他的一些戏剧中，也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先生一板一眼地教弟子读或写；弟子呢？则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在读，在写。那场面，非常严肃，容不得弟子门有半点随意。可是，当先生一旦有事暂时走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景象了：弟子们打打闹挠、玩游戏，孩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古代所谓的“闹学”，其实就是孩子们对那种太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教育的反抗。每天要学有所得，每个时辰要有所得。每天的学习结束时，学生都要向先生“交书”（背诵），“交”不了“书”，即背不出，那就要受处罚：罚跪、拧眼皮、打手心、掌嘴巴，挨骂。

这便是实用理性给教育带来的恶果。因为游戏的无直接目的的特性，使得它根本就无缘渗入教育。

当然，中国教育几千年，我们始终很难发现有明显的游戏的特征，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个封建的社会。因为在那个以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那种具有个性的，富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个人；统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乃至奴才。所以，在那时的教育中，根本就容不下游戏。没有游戏的立锥之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游戏，重要是方法意义上的，偶尔也涉及精神领域。

注释：

①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②〔荷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107、108页。

④黄行福《教育即游戏》，《江西教育科研》2002年第11期。

⑤转引自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页。

⑥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一卷254页。

⑦转引自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416页。

⑧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30页。

⑨《论语·卫灵公》。

⑩转引自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4页。

⑾[奥]茨达齐《教育人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164、172页。

⑿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301页。

6.中国人应该怎样教育子女 篇六

中国人应该怎样教育子女

中国人历来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古代就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从八十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更是每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既有拉着幼子到处求学者，也有娇生惯养，过分溺爱者，最近网上又冒出一个崇尚“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狼爸，还居然号称世上最好的父亲，可见中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已经混乱到了何等地步!孩子的成长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为生理既身体上的成长;二是心理既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只要在这两个方面都能让孩子健康长大，教育方法就是正确的，像狼爸的做法必然会在幼小孩子的心灵深处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样的父亲还有什么脸面到处宣扬?网上竟然还有不少人拥护他的做法，可见中国人现在已经严重的缺少是非观念了。

7.我们需要怎样的创新 篇七

异军从何突起

没有产权保护, 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Facebook的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 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 不仅原创者会被抛弃, 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但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你是不能抄的, 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元。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 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 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

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 一个理论的突破, 构成社会价值贡献, 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 是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一看到高通赚钱了, 就感慨怎么我们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搞“文攻武卫”, 那个时候, 流行谁读书谁愚蠢, 所以我们今天把心平静下来, 踏踏实实做点事, 也可能四五十年后我们就有希望了。但是现在我们平静不下来。中国的大学教授, 要比论文数量, 但又产不出这么多来, 就只能去抄, 抄论文还能有什么创新获得诺贝尔奖呢?我们必须要改变的是学术环境。

在我们公司的创新问题上, 第一, 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 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 现在是不清晰的。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 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 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 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了, 这个假设是否准确, 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 也许华为押对宝了。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 那么华为公司是不是会完蛋呢?这个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 北电就是押宝押错了。中国的小网通也是押错宝了, 押早了。小网通刚死, 宽带就来了。

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时。有一些人性格很刚烈, 大家不认同, 如果生在抗战时代说不定就是英雄, 说不定就能当将军。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 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 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马克思理论假设的前提是那时候没有汽车, 没有飞机, 他说的物质极大丰富, 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没有拿出标准的数学公式来, 我们还以为有更高的标准。所以, 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 如果假设不对, 那我们就要修正。首席科学家要决定带领我们往哪里突破。

第二, 在创新问题上, 我们要更多地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 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失败。我们是高端研究领域, 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 就不允许他们乱来, 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 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我们进入的是模糊区域, 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会做成什么。因此, 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 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 与人思想碰撞, 把你的感慨写出来, 发到网上, 引领一代新人思考。也许不只是华为看到你了, 社会也看到你了。当你的感慨可以去影响别人时, 别人就顺着一路走下去, 也许他就成功了。所以在创新问题上, 更多的是一种承前启后。

作为科学家, 也许你对人类的预测, 你最终也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一定错误。

比方说中国人吴仲华在上世纪50年代写了涡轮机械三元流动的方程, 发表了论文。英国按照这个理论做了第一代斯贝发动机。粉碎“四人帮”后, 邓小平访问英国, 问我们可不可以引进生产, 英国说可以呀, 小平很高兴, 就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而英国的所有科学家都站起来向中国致敬, 因为这个技术是中国发明的。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汉语拼音。1979年, 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认为要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去陈述中国对文字的观点, 别人就邀请他去了。上飞机之前, 单位告诉他, 因为你是外方邀请的, 单位不负责所有差旅费。于是, 他一分钱补贴也没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了三年的努力, 从国际标准化组织那儿争取到中国要使用的拼音文字。不然, 我们的汉字就无法融入电脑时代。因此, 要构成一个突破, 需要几代人付出极大的努力。

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自主创新的问题, 我特别不同意, 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 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开放与合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创新, 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所以, 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 而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 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不开放就是死亡。

鼓励产生将军的机制

华为从当年三四十台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 在于有将军的长远眼光。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胡厚昆 (华为高级副董事长) 说过, 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 该给你多少钱该给他多少钱。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 将给整个考核机制倒过来, 以利益为中心。为什么我们的机关这么庞大, 是因为机关来分钱, 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 自己发得好, 工资也涨得好, 剩下的让在阿富汗的弟兄们分, 结果他们拿不到多少。这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 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 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

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 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 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 赌博就是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

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 有没有可能做到?举个例子, 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竞争, 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 点到点的飞行, 这样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各个小城市, 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 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 做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 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 再转小飞机, 所以, 容纳3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

再比如, 当前在终端OS领域, Android、iOS、Windows Phone8三足鼎立, 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 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已经很小。如果说这三个操作系统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 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 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 Windows Phone8系统也不给我们用了, 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 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 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地用他们的高端芯片, 好好地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东西虽然稍微差一点, 但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 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做操作系统, 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 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 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因此, 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 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华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 要加大投入, 把这些优势耗散掉, 形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 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 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 但和旁边相比, 活得很滋润, 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亿～30亿美元。因此, 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因为我们缺少领袖, 缺少将军, 缺少对未来的战略。

再比如, 华为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 不在物理界面。华为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所以在材料科学方面, 我更多地倾向于材料应用上的研究, 而不是材料的创造发明上。日本正在从整机收缩到部件, 从部件收缩到材料, 这对我们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 日本拼命做材料科学研究的时候, 我们研究的是怎么用这些东西, 使产品比美国做得好。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 那就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试验, 把关我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让日本员工、德国员工去定义。

8.中国公众需要怎样的表达 篇八

截至2012年11月初，在本年度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大事情中，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问题最让中国公众感到忧虑，但中国人应该怎样表达类似这样的忧虑、不满甚至愤怒情绪呢？

2012年，中日钓鱼岛之争由于日本政府放言准备将钓鱼岛收归“国有”而日趋激烈，临近“9·18”之际，中国北京、西安、上海、南京、深圳等多地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一些城市的示威游行甚至出现了失控局面。

面对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公众会如此不满，甚至愤怒？“2012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11月初，在本年度發生的与中国有关的大事情中，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问题最让中国公众感到忧虑，近半数受访者对此表示担忧。

反日示威游行的那一天，在北京做律师的袁先生本来是去做体检的，走到亮马桥附近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他发现自己无法走出去了——路被封了，使馆门前戒备森严，武警、公安防暴警察排成人墙，面对着门前激越的人群一言不发。不知不觉，袁先生被人流卷了进去。事后他说，其实我本没想去。

另一位曾经在西安参加了游行的学生，托朋友转告记者，请不要再打搅他了，因为他的生活已经被那场游行打乱。在古都西安的对日示威游行中，发生了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事后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对记者称，“连鼓楼都差点烧了！”更遑论车被砸，人被打。

事后，反日示威游行被定义为少数人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大行打砸抢之道。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抵制什么什么货，在我们拥有某种愤怒的时候，经常被提及。可是当它已经上升到要去砸其他人的日本车的时候，这个性质就变了，这不是爱国。

在《打捞中国愤青》一书的作者廖保平的观察中，近些年每有抗日游行，都会伴随着打砸抢烧，“已经不是爱国游行了，而是泄愤。我每每看到某日系车女车主因拒绝下车被打，孩子失踪；某日系车车主，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些跟日本相关的店面被砸被毁；一些疑似日本甚至跟日本不挨边的东西也受到毁损。我就觉得这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干着不爱国的、违法的行径。”

廖保平认为，当下中国各类游行都缺乏规则，总是逃不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而原因就在于游行权利的边界总是容易被游行者突破。所以，人们看到的现实是，一游行就不免打砸抢烧，打人就是伤害他人的人身权，砸抢烧就是伤害他人的财产权，本来最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结果被无情践踏。——廖保平说：“无论这个理由多么高大宏伟，都是不容许的。”

当然，一些地方并不放纵那些游行中的违法者，比如，深圳福田区警方就在其新浪官方微博发出“悬赏”，贴出曾在深圳街头破坏公私财物的嫌疑人视频截图，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9.领导需要怎样的秘书 篇九

你有基本的条件，文字综合、为人、能力应该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领导选择你时，就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但你还是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了解领导，包括习惯，思维方式，喜恶偏好等；2,试想一下，如果自己当领导，会喜欢什么样的秘书；3,少说话，特别是少评价，你说的话别人会认为是领导的意见或想法；

4,多用笔记录一些事情，不能靠脑袋记，不可靠；特别是为领导记录工作日程安排等，以便提醒领导；5,要知道领导说的话有时候不一定是真心话，要学会判断；有的话领导说了，你不一定要办，只要记住并能证明领导说过就行了。有的话领导不能说，但是他想办，你就不用告诉他，直接办了就行了；6,要体会领导难处，如果你能做到替领导解决领导为难的事，你的功夫就到家了。祝你成为一个好的称职的秘书。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你满意，如果满意，请选择我，我是新手，很需要得到你的鼓励

秘书与领导相处，首先要了解秘书与领导关系的特征：工作上的主从性；知识、能力、体力、思维的补充性；人际关系的首属性；人格上的平等性。了解了特征之后，应掌握与领导相处的原则与方法：主动配合、适应；服从，但不盲从；委婉提醒，适时规劝；维护领导间的团结。关键词：秘书；领导；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秘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做好秘书工作，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处理好秘书与领导的关系。那么，秘书要如何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呢？首先需要了解秘书与领导关系的特征，并掌握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领导是秘书的直接上司，秘书个人工作的荣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领导手中。如果与领导关系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工作的开展、生产的效益和个人待遇。领导有各自的个性和工作方法。有的心胸开阔，有的狭隘偏心,有的知识能力较强，有的是工作狂，有的具人情味，有的讲究工作方法。了解、掌握与领导相处的原则和方法，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取得领导的赏识，就会工作顺利，事业有成。事实上，与领导相处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人之常情，既不可回避，也不必担心。只要我们既坚持体面、正直、光明磊落的行为原则，又掌握正确的交往方法和技巧，就会使领导对自己产生好感，受到青睐。

一、秘书与领导关系的特征

（一）工作上的主从性

秘书是领导尤其是主管领导直接的、全面的工作助手。在工作职能上，秘书要为领导服务，即做领导工作上的助手和参谋，具体任务就是办文、办会和办其他的事；在组织上，秘书与领导是上下级关系，领导指挥秘书，秘书执行领导的指令。应遵循领导为主，秘书为辅、为从的原则。秘书应以领导的工作目标为目标，以领导的工作任务为任务。秘书应尽力在工作目标、任务、进度、方式方法上配合好领导，与领导保持一致。如果不能做到秘书工作上的主从性，那么就可能会错误的反从为主，为工作、个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如三国时魏军行军主簿杨修，即为曹操掌管簿籍与文书的官，相当于现在的政府秘书长。此人才思敏捷，头脑灵活，颇具才华，但却屡屡犯曹操之忌。《三国演义》载有这么几则故事：一则是曹操去看新造的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众人皆不知其意，杨修说：“门内写活，乃阔字也，丞相嫌门阔了。”曹操知道后，口虽称美，心甚忌之。二则塞北送来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即取与众人分食，曹操问其原因，杨修说:“丞相已写明一人一口酥。”曹操虽喜笑，而心恶之。当曹操兵退斜谷，前被马超所拒，退又恐署兵讥笑，“鸡肋”食之无味，弃之有味。最终，曹操以惑乱军心罪杀了杨修。分析杨修被杀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由于杨修虽能够摸透曹操的心思，但忘记了曹操为主，己为从之根本原则。他恃才放旷，凌驾于曹操之上，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自作主张，置军纪于不顾，一闻“鸡肋”就自动收拾行装，并煽动其他人也作归计，因此，他的被杀是情理之中。明代李贽点评《三国演义》时对这件事曾写道：“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即有此意。

从这个例子上，可以得知：秘书与领导在处理关系时，一定要摆正秘书自己的位置，要充分认识到工作上的主从性，要全力为领导服务，即做领导工作上的助手和参谋，绝不能只想着证明炫耀自己的才能，要考虑到领导，否则就会得到杨修的下场。

（二）知识、能力、体力、思维的补充性

秘书与领导工作的配合既是一种助力，也应该是一种合力，应该是相加，而不是相减或抵消。这就要求秘书的知识结构与专长、能力、体力、思维的方向与方法等，既与领导有共同的成分，这是为了达到同一专业目标；又应与领导有不同的质与量，才能作为领导的补充，更好地辅助领导做好各项工作。譬如，年高的领导更富有工作经验，年轻的秘书更富有现代科技知识和外语能力；领导着重于宏观的决策与计划，秘书侧重于微观的执行与具体的操作；领导侧重于动脑动口，秘书在动脑的同时应多动腿动手，做领导的体力补充；领导如果是正向思维，秘书就应多向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正因如此，国外有人把高级秘书称为领导或主管的“外脑”。如果秘书样样不如领导，秘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因此，秘书在工作当中还应不断进行知识、能力、体力、思维的补充，以使自己与领导工作相辅相成，可以更好的去配合领导，成为领导的补充，更好的辅助领导做好各项工作。

（二）人际关系的首属性

社会学家把人际关系中地位重要、影响大、交往频率高、时间紧张的关系称为“首属关系”，反之，把地位次要、影响小、交往频率低、时间短的关系称为“次属关系”。秘书与领导尤其是主管领导的关系,毫无疑问应该是首属关系。建立并巩固这种首属关系，对秘书的工作成果和事业前景是完全必要的。这就要求秘书对领导尤其是主管领导辅助与服务的内容与时间上不能局限于工作需要。处理好同领导的关系有特殊意义的一条，是秘书要了解领导、熟悉领导。不管你是在县里，在省厅、局，还是在厂矿企业；不管你是为一位领导当秘书，还是同时为几位领导服务，你对领导的作风、性格、办事习惯、起居规律、思维路子、语言特点和生活爱好，甚至他的工作经历，都应当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样，就可以把服务工作做到恰到好处，就容易配合协调，节拍一致。与这一点有连带意义的一个问题，是秘书人员不但应有自己的特长，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应能力，尽可能与领导的特长、爱好相接近。领导都有个人的爱好和专长，或喜欢听音乐，或喜欢下棋，或喜欢绘画书法，或喜欢体育；或擅长研究理论、总结经验，或擅长写文章，或擅长讲话，或擅长到基层调查，找人谈话，等等。秘书不妨设法同领导的兴趣一致起来，不会也要学会，以便有共同语言，从生活上能打成一片，工作上便于服务。假如秘书对领导的专长和爱好，既不了解又不感兴趣，而且处处躲闪回避、不闻不问，至少会导致相互淡漠如水，除了公事公办之外，就互无往来了。当然，这些都应以不影响双方的家庭生活，不违背社会道德为原则。

（三）人格上的平等性

人际交往中，平等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人际交往中着重的是人格平等，即尊重他人的人身权利、自尊心、感情、不涉及他人隐私权。人与人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平等的。不管秘书与领导在职务、地位或财务上多么悬殊，也不管秘书与领导的首属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秘书与领导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秘书与领导在工作上是“主从”关系，而绝不是“主奴”关系。秘书应保持人格上的独立性，不应该成为领导的附庸或其他。如在日本，二次大战后已发生过50多起秘书为领导的罪错或危机而自杀“殉职”的事件。这样的悲剧在现代社会中原不该发生。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士为知己者用”，在现代社会似乎还能为秘书所遵循，但封建色彩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现代秘书应该彻底摒弃。秘书不可再做愚蠢、盲目的殉道者，不可再做无畏的牺牲。秘书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待遇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不是哪一个人恩赐的，秘书对领导应有清醒的、客观的认识，应该服从，但决不应该盲从。即不帮助领导做违法乱纪的事，不做丧失人格、国格的事。秘书应有“不为五斗米折腰，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骨气。

二、秘书与领导相处的原则与方法

（一）主动配合、适应

首先，秘书应善于理解领导的工作意图，主动配合领导做好各项工作，而不能拨一拨，动一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成功的企业家都要求自己的秘书要有主动精神和主动工作的能力。对于领导明确授权的工作，秘书应自己多动脑筋去独立完成，而不必事事请示；领导没有明确授权的事，秘书应凭经验掌握哪些事应该先请示后执行，哪些事无须请示即可以去做，哪些事可以先做了再汇报。做到尽可能地与领导配合默契，使领导对自己的秘书感到得心应手。其次，秘书还应该努力适应领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领导有多种类型，有经验的秘书应该都能适应。比如，有的领导是事务型，遇事考虑周到，一件件、一步步都给秘书细细交代，秘书只要照章办事，不出差错就行。有的领导是放任型，一般的事都交给秘书去做而自己不过问。这样秘书更应该加强责任感，所做工作已不仅是对领导负责，而且是对更高一级、对整个组织负责。最后，秘书应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应适应领导的特点努力去做好工作，进一步以领导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在各方面都能更快地成长。这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秘书，才能真正对领导起到参谋、辅助的作用。

（二）服从，但不盲从

秘书对领导的基本态度是服从，这也是秘书职业特征的要求。尤其是初级秘书对资深领导，服从就更多一些。但是秘书的服从并非盲目服从，秘书的角色地位相当于助手和参谋，所从事的又是行政事业和业务工作。领导对秘书尤其是中高级秘书常有咨询的可能，秘书也有提出建议甚至不同意见的必要。再者，秘书接触文件较多，对各种法规、制度更为熟悉，自然负有对领导某种程度监督的责任。因此，秘书对领导不能盲从。领导如有明显的差错，秘书对于组织的责任心则不能听之任之。有的领导自命不凡，对秘书言语傲慢，盛气凌人，这时下属就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如果盲目服从领导，又觉得过于窝囊，有损自尊，同时又助长了领导的这种

不良作风。如果当面直接的表示不服，但对方毕竟是领导，不好伤了他的自尊。这时就必须十分注意技巧，应向领导暗示你的想法，在维护领导的自尊的同时让他明白自己的冒失。

（三）委婉提醒，适时规劝 当秘书发现领导做出明显错误的决定时，一般不应立即正面提出意见，尤其是其他人在场时。除非是情况紧迫，秘书与领导的关系较深时，秘书不得已才可偶然这样做。秘书应该采用委婉、含蓄地提示。比如，某公司总经理接到一位客户不太礼貌的信件，一怒之下叫秘书小姐回信断绝业务关系。这位秘书既未拒绝或劝阻也没有写了信立即寄出，而是写完信搁了近半小时，再去请示总经理是否要寄出。此时，总经理已冷静下来，收回成命，让秘书另写一封信，继续争取这位客户。巧妙的提醒，让领导发现自己的错误，或是等待一定的时间再作请示，让领导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做出决定，是秘书应掌握的技巧。如果该秘书听从领导命令，将信寄出，后果可想而知。

（四）维护领导间的团结

秘书主要为主管领导服务，还应该力所能及地执行其他领导的指令，而不可只顾自己的直接领导，得罪其他的领导，也不可能遇事越过直接领导向更高一级领导请示。秘书既应该维护领导的威信和利益，也应该维护领导间的团结。比如，某公司经理在工作时间应朋友之邀去打桌球，当然也不瞒秘书。几分钟后，总经理来电话找经理，聪明的秘书这样回答：“他刚刚有事出去”或“我马上通知他给您回电话。”就是不能够明确地告诉总经理：“他和朋友打桌球去了。”明确的回答于事无补，反而影响总经理对经理的看法，再说，秘书对总经理的回答也并没有说谎，并不违背忠诚于领导的原则。有时，领导之间背后说来说去，秘书听到也应该充耳不闻，千万不可附和传播，以免影响领导间的团结，也影响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当几位领导有了意见分歧、个人矛盾时，一种意见是宁可当和事佬，另一种意见不同意当和事佬，而应不必讳言。在中、下级机关，常常是一个秘书同时为几位领导服务。所谓“神仙打仗，凡人发慌”，秘书夹在当中是会很为难的。但是，这里有一条原则：秘书不能也不允许介入领导私人间或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秘书介入这种纠纷，支持一方、反对一方，不但于事无益，而且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在可能条件下，应尽力加以协调、化解。如实在无法处理，甚至难以安身，秘书应考虑另谋他职，但也不能把原单位领导的矛盾或丑闻传到新单位去，这属于秘书职业道德的范围。综上所述，秘书能否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古代与领导关系处理不好的话轻则丢官，重则会被抄家、杀头。在现代，如果与领导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工作的开展、生产的效益和个人待遇。忠于职守，恪守本分，甘当助手、配角，甘当无名英雄，不越权是对秘书的起码要求，只有了解了秘书与领导关系的特征并掌握与领导相处所遵循的原则及方法，才可以做到与领导和平共处，做好领导的参谋与助手，才能使秘书工作能够更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