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演变历程

教师节的演变历程（共7篇）

1.教师节的演变历程 篇一

我国税收征管法的演变历程

一、建国初期税务体制及其机构的设立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到1957年是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所、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会上作了报告。

11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复函财政部，同意成立税务总局。

二、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30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的演变及特点

1、这一时期的主要大事

建国初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到1957年是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

大跃进时期（1958 — 1965年）：1958年，我国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共设9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娱乐税和牲畜交易税。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 — 1977年）：已经被简化的税制仍然继续简化，1973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核心仍然是简化工商税制。简化为7个税种，即工商税（包括盐税）、工商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工商统一税和集市交易税。

2、税收征管法规的特点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时间里，我国从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简化到工商税制，虽然建立了税收体系，但没有独立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定散见于各个税种的单项法律、法规中。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企业的经济性质完全是公有制，财政体制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创造的价值以利税形式上缴。在“非税论”影响下，税制极其简单，税收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企业基本没有机动财权，因而也就没有偷税动机。纳税人主要是国营、集体企业，户数较少，财务核算比较规范，税收征管采用传统的专管员管户制度，强调群众运动式的协税、护税管理，税收征管工作在低层次上运行。

三、改革开放初期税收征管法产生历程

1、税收征管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推行，经济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税收征收管理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一是纳税户急剧增加，全国纳税户由1978年的162万户增加到1985年年中的720万户，这还未包括为数众多的无证商贩。二是税种增加，经过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政策的相继实施，税种由原来的一两个，增加到20多个。三是税源更加分散，由主要对国营、集体企业征收，转变为面向成千上万的个体工商业户征收。四是税收征管难度大大增加，税收与纳税人利益关系日益密切，各种偷税、欠税、抗税现象不断出现。同时，某些税收征管人员素质不高，在管理模式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以税谋私、执法违法等问题。税收征管工作以及税收征纳行为亟待规范，税收征管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2、税收征管法出台的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建立涉外税制体系和大规模恢复、重建工商税制以后，相比较而言，税收征管制度显得落后了。为了配合税制改革，针对税收征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1985年5月在安徽省歙县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征管工作会议，拉开了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序幕。这次会议确定了建立科学严密征管体系的战略目标，修改了《工商税收征管条例（草案）》和《税务专管员守则》。随后，1986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条例自当年7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共9章、44条，9章即总则，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账务、票证管理，税务检查，违章处理和附则。该条例规定，凡税务机关主管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除国家法律另有规定者外，都应按该条例的规定执行，由税务机关负责组织实施。纳税人和代征人必须按照税收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或者代征、代扣、代缴义务。各种税收的征收和减免，必须按照税收法规和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执行。该条例的颁布，使税收征管有了统一、规范的标准和方法，为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我国税收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征管条例毕竟只是一部行政法规，而且是该领域初次立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其弱点便逐渐显现出来。比如，征管条例仅适用于国内税收的征收管理，内外政策不统一，不利于实际执行；对纳税人出现的新经营方式，缺乏必要的控管措施；行政执法权缺位，对抗拒不缴税者，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措施；法律效力不高，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等。因此，从1989年开始，当时的国家税务局便着手研究通过立法解决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国家税务局于1992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税收征管法》。

四、税收征管法的逐步完善

毋庸置疑，《税收征管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税收程序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使税收征管工作在更高的层次上运行。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的：《税收征管法》的颁布是中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依法治税前进了一大步，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的作用，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税收征管法》作为一部程序性法律制度，与实体法制建设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税收征管法》为核心，以《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为辅助，以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1993年我国制定了全面改革工商税制的总体方案、各项具体措施，从1994年起全面实施新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重大改革，如开征增值税，推行分税制，税务机构分设，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税收征管法》又出现了新的不适应。具体表现在：纳税人的权益保障难以落实，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行为不够规范，税源难以控制，部门协税不力，税务执法手段落后、刚性不足，每年仍有大量税款流失。这都需要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修订。

1995年在对原《税收征管法》中个别条款进行修订后，从1996年下半年起，修订《税收征管法》的调研工作开始进行。历时近5年，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最后通过了新《税收征管法》。新《税收征管法》从1992年的62条增加到94条，文字增加了约50.9％。在内容上有五大变化：一是增加了加强征管、堵塞漏洞的税源管理措施；二是进一步明确了税务机关执法主体的地位，强化了执法手段和措施；三是增加了防范涉税违法行为的措施，加大了打击偷逃骗税的力度；四是大量增加了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纳税人依法享有权利的内容和条款；五是进一步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明确了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审议报告中高度评价：“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经常委会四次审议，增加了不少新的条款，对许多原有条款也作了修改，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对于保障国家税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有重大的意义。”

实践证明，《税收征管法》对于规范征纳行为，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税收征管法》的实施，统一了税收征管制度，规范了税收执法行为，增强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守法意识，纳税遵从度大大提高，促进了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和质量。税务机关认真贯彻《税收征管法》，加强了对纳税人财务管理、票证使用以及经营行为的监督，严厉打击税收违法犯罪，纠正地方政府部门侵蚀税基、费挤税等损害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行为，促进了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改革。

纳税服务的引入为行政执法法律、法规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纳税服务被写入《税收征管法》后，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厅、网站、12366热线电话广泛开展服务，文明执法，阳光办税，注重税务形象宣传，国税、地税机关在地方政府行风评价中名列前茅，为部门行政执法作出了表率。

2.教师节的演变历程 篇二

1大同古城空间形态特征

目前大同仍有保存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大同古城, 它由一个主城和三个小城组成。

明清古城整体布局受魏晋隋唐传统街巷格局和里坊制度的影响, 城池呈方形, 东西长1.8 km, 南北长1.82 km, 总面积约3.28 km2, 周长约7.24 km。主城内现存有大量的历史遗存, 主城内以四牌楼为中心点, 将城内四分, 自然规划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隅。东南隅是主要居民区, 西南隅是宗教寺院区, 西北隅是衙署区, 东北隅是王府及仓库区。城内建筑疏密有致, 空间嵯峨跌宕, 民居宅第各居其位, 里坊市井景象繁荣。

南小城修筑最具特色, 其为三套城, 分为三座城门和城楼, 形成大南关和小南关格局, 南小城内有牌楼、寺庙, 俗称“极乐世界”, 造就了一般小城少有的壮观。北小城主要是用来屯兵的, 所以也称为操场城。当前北小城及南小城内部已惨遭破坏, 建设有大量现代建筑, 外围断断续续残留着一些土城墙。历史上, 东小城就是拱卫大同城的一座副城, 现在已无残留的痕迹。

2基于山水营城的古城格局

2.1大同古城发展与山水之间的联系

自汉代以来, 平城的名称屡变, 但其与白登山的位置关系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秦汉平城县遗址在今御河西岸, 距白登山西南七里的操场城及其周围一带, 此后, 北魏平城、辽金西京、明清大同府都是在秦汉平城县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北魏建平城时, 将如浑水 (今御河) 引入城内, 除了用于农田灌溉外, 还丰富了城市景观。据《水经注》记载:如浑水的上源由凉城郡的旋鸿池流出, 干流在北魏宫城以北分为二水, 一水从白登山西侧、北魏平城以东向南流过, 成为如浑东水, 用来农田灌溉。另一水则称为如浑西水, 系由北魏引入城内的河渠, 穿过北魏平城而南下, 经明堂辟雍再汇入如浑东水, 形成水上架桥、桥下行舟、杂树夹塘、水绕辟雍的人文景观。

到了明代, 大同府城在辽金旧夯土墙外侧进行增筑, 形成略呈方形的府城城圈。城墙外侧修浚壕堑, 形成宽约10 m, 深约5 m的护城河, 波光涟漪, 环绕古城, 气势壮阔, 结束了大同城仅为土墙和没有护城河的历史。清代沿用明代的城市山水格局。

2.2大同古城选址与布局的山水地理透视

大同古城在城池选址上, 无论秦汉平城县, 还是北魏平城、隋唐云州、辽金西京、明清大同府城, 它们的城池都毫无例外地选在了桑干河流域, 而且是桑干河最大的支流———御河两侧的台地上。御河上游为饮马河, 西北部有淤泥河, 附近甘河与口泉河由西北流向东南, 注入桑干河。桑干河流域丰富的水资源除了解决居民生活及生产用水外, 还为城市景观及护城河用水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同古城位于御河与桑干河的另一条支流十里河交汇而形成的盆地范围以内, 西为山地和起伏较大的丘陵地带, 东南为略有起伏的平川区。古城地势高亢, 水系纵横交错, 遵循了中国古代城市临水而建的原则, 便于取水和水陆交通, 同时也体现了风水学说中“山环水抱”的选址模式[1]。

3古城空间形态的演变历程与规律

3.1大同古城空间形态的演变历程

大同古城自秦汉建立城邑, 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 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 但其位置始终未发生大的变动。现存的明代府城和北面的操场城, 大部分城垣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 真实写照出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1) 北魏平城由宫城、外城、外廓城组成, 宫城在北, 市里在南, 形成了“面朝前市”的布局特征。2) 辽金时期西京大同府位于北魏的平城宫南面, 除保留若干个“里坊”之外, 还出现了个别街坊。3) 明大同府城呈方形, 在府城外还特别建有三座子城, 即东小城、南小城与北小城, 整座府城恰似“凤凰单展翅”, 昂首朝阳。4) 清代, 大同府城的城市职能与空间形态几乎全盘继承了明代旧制。5) 建国初, 在明清古城的基础上, 依托大同古城, 逐步向四周拓展, 形成了典型的单一核心空间结构。6) 2008年至今, 在3.28 km2的古城范围实施了大量的古城保护修复工程。目前, 东、南、北三段城墙已修复完毕, 古城墙即将被围合, 主城风貌初步凸显。

3.2古城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

大同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 虽然在城池选址和城邑空间形态选择上各有不同, 但是纵观其演变历程, 历代古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始终遵循着中国城池建设的古制, 一脉相承地贯穿着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大同历代古城对于城池选址和城邑空间形态选择因时而宜, 按照不同时代古城职能的不同需要, 发生过一些细微变化。特别是明清时期, 为了满足城市防御的要求, 将辽金凸字形城, 从中间拆开, 采取方形城制布局, 同时又巧妙地运用瓮城的空间形体变化, 将其南瓮城建造为纵向狭长的矛头形状, 在建筑功能上具有军事防御性, 在城垣形态上显得独具匠心。加之南小城 (凤首) , 北小城 (凤尾) , 若以府城 (凤身) , 东小城 (凤翅) , 整座城如同“凤凰单展翅”, 造型别致。凤凰城的平面造型在大同古城保存延续了几百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仍风姿犹在[2]。

3.3古城空间形态的继承与发展

任何城市都不会有物质化、实体化的终极理想形态。城市的建设环境会随着社会变迁而随之改变, 城市建设史其实也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城市应体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原貌和变化过程。大同古城的空间形态是经历各个历史时期叠加而成的, 其变化总是以原有的形态为基础, 并在空间上对其存在进行依附和改造, 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的汇合。因此, 城市终极发展的空间形态, 不应将其设定为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 应充分尊重历史, 尊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 用动态发展眼光看待古城的空间形态的保护和延续, 同时结合城市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展现城市特色、保持古城魅力[3]。

在全球化的今天, 千百年相对稳定的城市形态遭受着巨变, 中国许多历史性城市的个性正在丧失。“作为历史发展的延续, 城市形态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延续进行的。因此, 它不可能脱离城市的历史与现状, 要在历史的文脉中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线索”[4]。当代大同古城正进入高速变化期, 城市空间形态进入了新的历史演变时期, 作为历史形态的延续, 影响古代大同古城空间形态的因素将继续影响当代大同城。个性的古城空间形态将使大同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永久活力。

4启示

古城的空间形态问题是具体的, 要视大同古城的具体情况以及具体的项目进行发展延续。古往今来, 古到什么程度, 今到什么程度, 中间层次和阶段是很多的, 各方面都应考虑周到。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同古城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及阶段的研究, 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 分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 力求研究成果能够体现大同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特征和规律, 并能为古城未来空间形态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曹昌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2]马继武.中国古城选址及布局思想和实践对当今城市规划的启示[J].上海城市规划, 2007 (5) :42.

[3]刘涛, 李秀, 邓奕.四川阆中古城空间形态分析[J].规划师, 2005 (5) :86-89.

3.化学电源的演变历程 篇三

1799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使用多组不同的金属片中间夹以湿纸组成的第一个化学电源即“伏打堆”。其化学原理是：由于不同的金属化学活动性不同，活动性强的金属失去电子被氧化；其失去的电子经导线传输到另一活动性弱的金属，湿纸包含的水溶剂里含有的电解质电离生成的阳离子获得电子被还原。这是人类第一次获得了可供实用的持续电流电源，是化学电源最原始的装置。

在伏打电池的基础上，戴维组装了一个特别大的电堆用于实验：他将250对铜锌环交替叠放，铜锌环之间用盐水浸湿的毛毡片隔开，再把所有的铜环和锌环分别用导线连接，然后引出两根电极。戴维然后利用他的巨大电堆产生的强大电流和直流高压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1836年，丹尼尔根据伏打电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电池丹尼尔电池。丹尼尔电池就是将Zn置于ZnSO4溶液中，将Cu置于CuSO4溶液中，并用盐桥或离子膜等方法将两电解质溶液连接的一种原电池。相比于新生期的化学電池雏形“伏打堆”， 丹尼尔电池采用双液加盐桥设计，有效消除了电极极化现象，使得电池能持续提供电流，且更高效更实用。丹尼尔电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化学电池工作的原理，但是，丹尼尔电池却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进入了更加成熟实用的新的历史阶段。在直流电机发明以前，丹尼尔电池是提供恒稳电流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化学电源。

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通过化学反应，获得了稳定的直流电源。

其后，化学电源有了长足的发展。

1860年，法国的雷克兰士（George Leclanche）将处于完全流动状态的液体电解质以粘稠不易流动的糨糊替代，发明了碳锌电池。相对于丹尼尔电池中的“湿” 性的电解质溶液，这种电池的电解质载体含水量低，不易流动，不会溢漏，表现出所谓的“干”性。至此，干电池雏形出现。1859年，法国科学家普兰特（R.L.G.Plante）发明了第一块铅酸蓄电池，使得化学电池能够充电放电的反复多次使用；开创了化学电源从一次电池成为二次电池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干电池大约有100多种家族成员，如普通锌-锰干电池、碱性锌-锰干电池、镁-锰干电池、锌-空气电池、锌-氧化汞电池、锌-氧化银电池、锂-锰电池等。

值得一提的化学电池首先应属锂电池。锂电池是目前使用最多锂钮扣电池；锂-二氧化锰电池的反应机理不同于一般电池，其工作原理是：在非水有机溶剂中，负极锂溶解下的锂离子通过电解质迁移进入到MnO2的晶格中，生成MnO2 （Li+）。Mn由+4价还原为+3价，其晶体结构不发生变化。锂电池的放电反应为：

负极反应：Li→Li++e-

正极反应：Mn+4O2 + Li++e-→Mn+3O2 （Li+）

总放电反应：Mn+4O2 +Li→Mn+3O2 （Li+）

1839年，英国的廉姆·格罗夫（WilliamGrove）把2片白金箔插入稀硫酸溶液中，并向其中一端供给氧气，另一端供给氢气；氢气在白金箔电极（负极）失去电子，生成H+，电子经外线路定向流向正极，氧气在正极上获得氢原子失去的电子，生成OH-，在电解质为酸性溶液条件下， 负极反应式为：2H2-4e-==4 H+正极反应式为：O2+ 4 H++4e?== 2H2O。反应过程中，电子的定向流动生成了电流；由于该反应的反应物、产物与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的反应物、产物相同；上述电池反应好像氢气在氧气燃烧一样，所以，这种电池在1889年被Mood和Langer冠以燃料电池之名。

与传统电池相比，燃料电池优点主要有：

能量转化效率高 燃料电池是通过燃料与氧化剂的化学反应直接将化学能转变成电能，能量转化效率可高达50%。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还可回收。回收的余热可再用于发电或供暖、供水等，综合效率能达到80%。

环保清洁 燃料电池发电装置中机械部件少、噪声低；化学反应的排出物洁净不会污染环境。

燃料粗放 燃料电池中所使用的可以是天然气、煤气和液化燃料，也可以是甲醇、沼气乃至木柴，这样可拓宽燃料来源，缓解对精细能源的需求。

启动迅速 燃料电池从中断运转到再启动，输电能力回升速度快，并可在短时间内增加和减少电力输出。

组装方便 燃料电池本身为一个“组合体”，所用部件可事先在工厂生产，然后组装；它的体积小，拆装都很方便，这可节省建电站的时间。

4.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历程 篇四

1、农村合作医疗的产生：1959年之前

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早产生时期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有许多各不相同的结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而正式提出合作医疗是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当时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举办卫生保健站，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公益金中拿出15%——20%，每个农民每年再交少量保健费，形成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可以凭此免费就医。这种方法很快得到了一些农业生产大队的响应，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合医合防不合药”的医疗制度，卫生部以其“无病早放、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的优点肯定了农村医疗制度，并逐步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2、农村合作医疗的大发展：1960年——1980年

1959年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农村合作医疗迅速壮大，到1960年，全国农业生产大队中，建立合作医疗的已达40%。到1978年，我国有“赤脚医生”4777469人，卫生员1666107人，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而在同年的五届人大，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把合作医疗列了进去。1979年12月15日，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总局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下发通知，发布《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规范。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试行了合作医疗。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村合作医疗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有了如此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们小组组员在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合作医疗的大发展，来自以下几个原因：1）集体经济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来源；2）运行成本低；3）医疗需求基本一致。

3、农村合作医疗的衰退：1981年——1992年

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合作医疗制度及整个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经济在多数农村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逐渐衰落。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减至5%。1989年，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

为什么在我国曾经辉煌一时的农村合作制度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向了低谷呢？我们小组组员在查阅了资料并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1）集体经济的瓦解；2）对合作医疗的错误认识；3）医务人员的减少和流失；4）农村各级卫生机构的市场化

4、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1993年——2002年

1993年，中共中央做出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1994年，全国7个省147个县开展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及跟踪研究工作。之后的几年中，中央再次颁布多项决定来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努力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据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统计，到1997年底，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了一定得恢复，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从80年代末的5%提高到了9.6%，而在1997年——所谓的医疗制度的高潮时期，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也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在1997年之后，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依靠“自愿”参加的合作医疗又陷于停顿甚至有所下降的低迷阶段。

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2003年至今

5.教师节的演变历程 篇五

在中国禅宗史上,传宗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法以心传心,这是禅宗的根本特点。但作为正宗传替的标志,在传心的同时,还要伴以一定的信物,这便是禅宗的传宗形式。就目前见到的文献看,禅宗先是有法衣传宗,后来又有《坛经》传宗。这种演变的原因何在?它对禅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此,学术界、佛教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法衣传宗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满足了一代一人的传宗要求;《坛经》传宗则是禅宗独创的中国佛教传宗方式,适应了分头并弘的历史需要。禅宗传宗形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一

在佛教史上,付法传衣的说法古已有之。《杂阿含经》卷41中,即有佛付法衣于迦叶的记载:“佛告迦叶,汝当受我粪扫衣。……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付以法财?……应答我(迦叶)是。“在禅宗史上,法衣也曾是正宗传承的标志。敦煌本《坛经》中即明确记载五祖弘忍曾想在房廊下画楞伽变相和“五祖大师传授衣法”图,据惠昕等本,该图均为“五祖血脉图”,指禅宗自中土初祖达摩,至慧可,至僧璨,至道信,至弘忍,一代一人,代代单传的法衣传承图。

法衣,是师父向择为继承人的弟子付属佛法,授传正宗的凭信。在《坛经》中,五祖弘忍付法传衣的经过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先是弘忍令诸弟子“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高徒神秀辗转反偶,思维良久,将心偈写到南廊壁上后,弘忍将神秀唤人堂内,诱说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神秀坦然承认,没想到五祖立刻变了卦,认为神秀对佛法的理解只到门前,尚未深入堂奥,遂让他且去,“一两日来思维,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神秀终于作不出。而不识字的猖獠慧能的一首偈却打动了弘忍,于是“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是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引来数百和尚追逐,其中有一僧追上,“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这些记叙,诸本《坛经》完全相同。契嵩本和宗宝本还增添了慧能在广州法性寺遇印宗法师,印宗曾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验明慧能身份的情节。

《坛经》之外,禅宗的许多着作都涉及到法衣,如在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中,即有盗衣的传说:景龙三年(709),普寂禅师的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到韶州来,夜半进六祖居,欲偷传法袈裟,被慧能喝了出去。《圆觉经大疏钞》中也说“法信衣服,数被潜谋”。慧能生前围绕传法袈裟展开的争斗就是很激烈的。

应该说,禅宗史上曾经存在过付法传衣的传宗制度,而且慧能也拥有过法衣,这是可信的。慧能受弘忍付法传衣,绝不是门人为争夺正统编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旁证:

1、神龙三年(705),唐中宗征召慧能人京,现存《召曹溪慧能人京御札》中记载:“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安”是道安(约581—709),“秀”即神秀,与慧能同为弘忍弟子,都承认慧能密受法衣。

2、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河南滑台召开论定禅宗宗旨的大会,声称“经今六代,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

3、《别传》中提到,慧能死后法衣曾被请人宫内供养。上元三年(761),“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及俗弟子(五人),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袈裟在京总持寺安置,经七年”。永泰元年(765)“敕杨镒;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朕感梦送能禅师传法袈裟,归曹溪。寻遣中使镇国大将军杨崇景,顶戴而送。传法袈裟,是国之宝,卿可与能大师本寺如法安置”。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令北上为慧能争六祖正统时代,关于禅宗正宗争夺是很激烈的。慧能后传法袈裟的去向一直众说纷纭,但对于慧能承法受衣之事,却未曾在禅宗经典、特别是北宗经典中见到任何异议。这说明,慧能接受弘忍的法衣是禅宗各派的共识。

二

作为禅宗传承的标志,为什么法衣自慧能以后就不再传了呢?这确是禅宗史上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一般资料显示,停止法衣传宗的主要原因是避免争执。敦煌本《坛经》中,慧能在寂灭前明确告诉门人“衣不合传”,契嵩本和宗宝本则直接增添了弘传衣慧能时的郑重嘱咐:“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神会在《南宗定是非论》中说“因此袈裟,南北僧俗极甚纷纭,常有刀棒相向”。贾悼撰《扬州华林寺大悲(灵坦)禅师碑铭并序》:“及曹溪将老,神会曰:衣所以传信也,信苟在,衣何有焉!他日请秘于师之塔庙。以熄心竞。传衣繇是遂绝”。圭峰《圆觉经大疏钞》说:“缘达摩悬记,六代后命如悬丝,遂不将法衣出山。”

避免争端无疑是法衣停传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形式原因,外在原因。一代一人的法衣传宗制度的消亡还有深刻的思想背景,这个过程是与佛教的中国化分不开的。一脉单传的传宗制度的主要作用是维护禅法的纯正性和持久性,使之不致变质、断灭。每一代都有一位大师作为佛法的表率和准绳,具有解释经典的权威性,担负着摄守和护持佛法的责任,代表着佛法的正统。禅宗在中国创立。从达摩到弘忍都采用了这种传宗制度,没有引起太大争议。但自慧能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融合起来了,固有的禅宗思想已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禅宗思想发生变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化的佛学经典慧能《坛经》中。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慧能以后的禅宗成了真正的中国佛教,在基本精神上它尤重主体佛性自觉,与印度佛学的主旨颇为不同。对佛教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必使信徒由思想认识的不同引出宗派的分化。对于何种诠释更符合佛祖本意的问题,自慧能时代始便成为禅宗的一个争论焦点。当年五祖弘忍传佛法时,选择了慧能,认为慧能的偈更合佛法大意,然从神秀后来成为“二京法主,三帝国师”,雄峙北方的局面看,神秀对佛法的理解无疑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再往后,禅宗出现五家七宗,对禅法的理解也就更加见仁见智了。到底谁的思想真正合乎正统呢?合乎正统便是最高的追求吗?这些问题从慧能开始便不断受到禅门信徒的挑战。弘忍极其敏锐地直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嘱付慧能不再传衣,也就是说,自慧能开始,一代一人、单脉相传的`传承制度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多样化,已经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了。禅宗已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样,禅宗的传法制度便由法衣单传改变为分头并弘,这就有了禅宗的《坛经》传宗。从历史上看,神会后来被敕定为七祖,已起不到摄导大众、统领禅宗的实际意义,而后来的南岳、青原诸门就更无人称什么八祖、九祖了。可以说,一代一人的法衣传宗制度自慧能以后便在中国寿终正寝了。这是佛教思想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三

从慧能开始,禅宗在向弟子们传法的同时,并传一卷《坛经》,并注明去处年月日、姓名,作为正统的依约。没有《坛经》,即无禅宗禀承。这样,《坛经》就不仅仅是代表慧能思想的着作,而且是禅宗正宗的仿据,具有和法衣一样的象征功能。这便是代替法衣传宗的《坛经》传宗制度。法衣只有一件,只能单传,而《坛经》则可以大量抄写,《坛经》传宗适应了禅宗分头弘化的需要。

从敦煌本《坛经》的格局看,该本即明显具有传宗依约的功能,而绝不仅仅是慧能的大梵寺讲经纪录。该本在一开头介绍全经基本情况时,即写明:“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全经的最后一句是:“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须求此法,达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识蜜意。”在经的结尾部分,还注明了该经当时的传承血脉:“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如付此经,须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传承,于今不绝”。这些内容说明敦煌本《坛经》具有传宗标志的性质。

敦煌本《坛经》对于《坛经》传宗的内含、形式、作用以及当时的实践都有明确的界定和记述。经中写道:“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第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诤。”这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坛经》传宗图;众弟子在曹溪修禅,至某弟子开悟了,师父赠其一部《坛经》,同时在经上写明该弟子的弘法去向,离开的年月日,以及弟子姓名,或许还可以盖上曹溪的印章。弟子拥有此经,便证明自己为禅宗正统。以后有了自己的寺院,亦可以如法炮制,递向下传。慧能灭度前,已将《坛经》分头弘传,敦煌本载:“大师言:十弟子,以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拾僧得数授已,写为《坛经》,递代流得,得者必当见性”。

从敦煌本《坛经》看,当时禅宗诸门实际上已经接受分灯接席的《坛经》传宗制度。慧能临终前向门人法海等解释说:“若据第一祖达摩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颂。颂曰:……吾本来唐国,传教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叶”者,世也,“五叶”即五世。五祖在此说“一花开五叶”,即标志禅宗由初祖达摩至六祖慧能共五传,以后百实皆成,不必一代一人地传承了。敦煌本《坛经》还明确记载了慧能灭度前分灯传席的情景:“大师(指慧能)遂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智常、志通、志彻、志道、法珍、法汝、神会,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数汝说法不失本宗。”后来的诸本《坛经》都延续了这种说法,表明新的传宗制度已被认同。

神会一系对《坛经》传宗的实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年神会北上中原责难北宗、确立慧能的六祖地位时,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法衣。神会可以用法衣确立慧能的六祖地位,但他的门下却无力以之为神会争得七祖的地位,因为神会没有法衣。怎样才能确定神会的法统呢?神会门人自然会想到《坛经》的传宗制。一般认为,目前所见的敦煌本《坛经》是经过神会一系纂编的,神会一系手中有一册曹溪正传的《坛经》应该说没有问题。也正是由于此原因,神会一系竭力鼓吹慧能衣不再传、《坛经》传宗的思想。这从客观上推动了禅宗新的传宗制度的确立。当然,法衣传宗和《坛经》传宗的最大区别是单传和分传,禅宗门人可以为其争得七祖的地位,但争不来惟一正统的地位。神会死后被敕为七祖,主要是政治原因,而无前六祖那样的宗教意义了。

《坛经》传宗是禅宗思想发展的结果,它为禅宗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流传和普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印刷术产生以前,佛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主要靠抄经,礼敬佛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抄经,这作为佛教日常生活的一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在禅宗的发展史上,付嘱一部《坛经》作为正统依约的方式,无疑有助于该经的保护和流播。即对一般佛教徒抄经求福而言,《坛经》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会刺激人们的抄写欲望。作为一部中国和尚富于独创性的经典,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散、赢得大众,那么在汗牛充栋的印度原典面前,它是很难产生它后来那样大的影响的。

《坛经》传宗制度的确立,还为后代信徒损益增减提供了方便,成为禅宗后来百花齐放的一个条件。一代一代的高僧大德在传承《坛经》的过程中,自然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理解不断改编它,并因此构成自己宗派的特色。如果没有《坛经》传宗的制度,我们很难设想今天能看到数以十计的《坛经》版本。《坛经》版本的发展是禅宗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坛经》传宗制客观上激发了历代禅宗信徒的理论创造欲望。

《坛经》传宗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宗教传宗制度,是中国僧人聪明智慧的体现。它后来演变为禅宗的“法卷”传法,一直沿用至今。法卷传法的仪式是:法师——传法者登高座,法子——受法者礼拜、长跑、合掌。传法者宣读法卷,然后将法卷交给受法者。法卷的内容是:先称列七佛,次从西天初祖大迦叶,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即东土初祖,再到六祖慧能。每祖之后或有付法偈。下面属于某宗,便又从其第一世列起,直至当今。如传法者为临济宗,那就从南岳怀让到“临济正宗第一世临济义玄法师”,这样的二世、三世,一直列到当前的传法者——“临济正宗X X世X X X禅师”。法卷付与法子,说一付法偈,然后记上年月日。显然,这种传宗方式与《坛经》中记载的传宗方式是极为相似的。这说明了《坛经》传宗制的深远影响。

6.教师节的演变历程 篇六

关键词：批发贸易,演变历程,发展启示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批发贸易面对的顾客群往往不是最终的消费者, 而是以商业用途或者转卖为目的的购买者或用户, 在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 属于中间环节。我国批发贸易发展迅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近10年来, 我国各种贸易额逐年增长, 其中批发贸易额在近5年一直保持2%～5%的增长, 每年为国家增加近50万工作岗位, 为GDP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深入分析我国批发贸易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 我国批发贸易还有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 需要根据批发贸易发展演变历程, 找出批发贸易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从而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促使我国批发贸易突破瓶颈, 保持持续发展。

1 批发贸易的演变历程

1.1 批发贸易的起源

批发贸易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前期, 当时根据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特点, 可将批发贸易起源阶段分为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其中上古时期的批发贸易以西方较为先进, 其以海上贸易为主, 批发的对象也多以金属和奢侈品为主。而中古前期的批发贸易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崛起时期, 此时一些组织化、政治化贸易发展理念应用到了批发贸易发展之中, 不同国家也争相建立相对稳定、条件相对优越的批发贸易发展条件, 争取获得批发贸易中心的地域、战略优势。此时, 批发贸易逐渐由海运贸易向内陆贸易扩展, 相关国家也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稳定, 从而营造一个更好的商业贸易环境,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状况直接影响了批发贸易发展情况。进入中古后期, 批发贸易已具备了分工化和规模化特点, 相应的经贸资本运作水平、物流以及硬件设施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批发贸易的服务范围也由高层局部扩展到大众整体了。

1.2 批发贸易的扩张

15、16世纪, 随着新航线不断开通, 地域的限制逐步减小, 批发贸易的专业化、分工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形势, 批发贸易也顺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相应的变化和改进。

在批发贸易的扩张阶段, 随着地域的扩大以及航运水平能力的提升, 批发贸易的市场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展, 这有效推动了批发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各个国家对批发贸易的日益重视, 在不同国家内外批发贸易中, 发展的组织形式、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变革, 也更加适应所在国家贸易的发展需求。

1.3 批发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大概从1780年到1870年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较大提高, 批发贸易随着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迎来了进一步发展机遇。这一时期, 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批发贸易更加紧密, 合作形式更加多样, 相应的竞争范围由贸易中心扩展到整个世界市场, 相应的批发贸易组织和规模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传统的重商主义逐步由自有贸易主义所取代。

此阶段批发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了迅猛发展, 之前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贸易逐步扩展到全球的合作经营之中, 批发贸易的分工更加明确, 相应的专业性和贸易市场细分程度也更高。与此同时, 国内统一市场越来越成为批发贸易依赖的重点, 贸易规模全面扩展, 任何方面的货物运输都能实时配送, 极大促进了批发贸易的发展。贸易中心城市随着发展逐步被新兴工商城市所取代, 这主要得益于新兴工商城市良好的结构设计, 健全的交通运输体系和良好的贸易环境。在外部技术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推动下, 批发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更加扩大, 发展潜力更加辽阔。

1.4 批发贸易的新变化

从19世纪下半叶到二战时期,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 综合国力情况直接影响批发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发展的进程。此外, 批发贸易发展的同时, 流通领域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一些相应的硬件设施和组织结构等都有了极大提升, 有效推动了批发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端和消费端开始进入批发环节, 零售环节与批发环节融合发展, 独立批发商地位有所下降。而批发贸易的组织形式也由之前的松散无序和不规范逐步发展到集中高效化运行模式, 具体表现为方式的标准化和主体的集中化。

由于技术领域发展的突飞猛进, 一些现代技术应用到批发贸易之中, 使得贸易中一些硬件设施更加高级、完备, 由此极大拓展了批发贸易的涉及领域和应用空间, 并且提升了批发贸易在商品流通应用的应用空间, 对整个商品流通市场都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2 对现代批发贸易发展的启示

2.1 优化批发贸易的流程

传统批发贸易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 但当今经济发展迅猛, 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 传统的流程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当今经济发展需求。因此, 需要对批发贸易进行流程再造, 优化批发贸易流程, 删减一些重复设置或者低效的流程部分, 添加更为高效合理的流程模式。

2.2 提升批发贸易的技术水平

信息时代, 良好的技术应用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批发贸易近些年水平有所提高, 但是步伐相对缓慢, 并且一些技术应用情况不甚乐观。因此, 需要我国加大批发贸易技术投入, 将更为高效先进的技术不断引进并应用于批发贸易, 提高我国批发贸易的整体技术水平, 保证批发贸易中各种现代需求。

2.3 拓展批发贸易涵盖范围

传统批发贸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地域的扩张和产品种类的增加, 但当今随着全球航运、陆运、空运的发展, 单纯依靠地域扩张依然很难获取批发贸易竞争优势, 因此, 需要在批发贸易产品的附加值以及产品、服务创新方面进行深入扩展, 将市场做精做细, 拓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空间范围。

3 结语

通过批发贸易演变流程可以看出, 批发贸易的每一次突破发展都是建立在技术、人力、模式提升创新的基础上的。当前, 我国批发贸易虽遇到了一定的发展瓶颈, 分析批发贸易演变规律, 对于技术、人力、模式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改造, 对于我国批发贸易保持持久发展十分重要, 并且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马龙龙.批发贸易演进及发展规律研究[J].财贸经济, 2010 (03) .

[2]Salaam, Nazis Ibrahim.Thre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trade: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ncome convergence[D].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2010.

[3]Curley, Donald Edward.An analysis of trading ratio for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trading systems using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finite segment method[D].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2008.

7.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变历程 篇七

硅谷作为创新生态的全球标杆区域，是世界各地开拓科技产业借鉴的对象。以硅谷为案例，进行创新生态演变历程的探索，具有较高的学习借鉴价值和启发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是指由各类创新主体、创新种群、创新群落与其环境之间，不断进行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形成的复杂统一体。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来看，包括创新物种、创新种群、创新群落三个层次。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经历了四个阶段：半导体时代、个人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与多元化时代。下文从创新生态的构成维度解析硅谷创新生态四个演替阶段的主要特征。

半导体时代地平线上的新曙光

20世纪初，美国的国防工业直接推动了硅谷的发展。1958年仙童公司与德仪公司间隔数月分别发明了集成电路，使得半导体工业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现爆发式增长。

三类创业企业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的创新物种。三类创业企业分别为：科学家创业企业、大企业衍生企业和发烧友创业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硅谷成为了当时美国国防工业的集聚地。美国的国防工业为硅谷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此外，硅谷的发展离不开斯坦福大学的强有力的支持与参与。1951年，斯坦福大学创建了斯坦福大学工业园，成为高科技公司集聚地。硅谷电子工业的发展由斯坦福电子工程学院一手扶持起来，斯坦福毕业生或斯坦福教授创办企业数不胜数。风险投资在湾区得到了快速发展，是硅谷培育最好的物种之一。《小企业投资法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形成对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新种群经历了由农业——无线电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变迁。19世纪末，硅谷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和加工区。1909年，西里尔·埃尔维尔在帕罗奥图创办了联邦电报公司（FTC），其真空管扬声器与振荡器获得了海军的订单。1939年，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创办了惠普公司。进入20世纪50年代，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吸引了一批年轻工程师，其中8个人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此后从仙童公司又衍生出英特尔、AMD和国家半导体公司等38家领军企业。

创新群落表现为初步形成了创新生态圈。新思想体现在百万富翁促使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创业（阿瑟·洛克促使“八叛逆”创办仙童），承认且注重人的价值（斯坦福的“人才尖子”战略）等方面；信息流动则体现在自发形成的发烧友社区（无线电报协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的交流（斯坦福与产业界共办研讨会）等方面；要素循环体现在自给自足的企业群体的初步形成、企业快速代谢机制的形成（仙童的裂变）等方面。

从创新生态整体发育情况来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创新模式开始萌芽。硅谷的创新生态在军方订单、斯坦福大学和早期风险投资机构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技术进步，以及创业群体和风险资本的聚集。这一时代呈现出三大特征：以科学家创业者为核心；大学第一次建立科技园；风险投资开始出现。

个人电脑时代初步形成的区域创新体系

进入70年代，随着微处理器的发明和现货芯片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硅谷的半导体工业逐步转向了更专业化的芯片领域，从而开启了个人电脑时代。

这一时期创新物种开始转换。创新物种更替为施乐硅谷研发中心、工程师创业企业、车库创业企业。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优化风险投资环境的一系列政策和发展计划。斯坦福大学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负责把发明推销给工业界。风险投资形成了一系列规则完善的退出机制。律师、投资银行成为了硅谷这一时期衍生的新物种。

创新种群经历由半导体产业——电脑产业的演变。1971年，英特尔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商用微处理器，开启了个人电脑时代的新纪元。1972年，惠普、德州仪器、卡西欧和准将公司等公司推出了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小型计算器。1973年，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研制的Alto投入运行。1976年，乔布斯和沃兹奈克设计出了苹果I代电脑。同一时代软件厂商和PC兼容机厂商之间形成了互补的网络效应。

创新群落呈现出由多方合力铸就形成的创新生态圈。新思想体现在：风险文化开始根植于硅谷、发烧友文化的形成、出现嬉皮士运动并产生反体制情绪三个方面。信息流动体现在：通过横向网络共享技术；PC企业与软件企业之间的互补网络效应；发烧友社区的成熟；大学与企业联系更加紧密等方面。要素循环体现在：首次移民浪潮；工程师的水平移动；技术人员挑选企业；风险投资市场的成熟；工程师自行更新技术、带着新技术不断创业；专注于跨平台，面向用户的新技术等方面。

创新生态整体上形成了初见雏形的创新生态体。创业者通过不断优化产品，赢得消费市场，进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巨大的财富一部分进入了风险投资，继续支持技术创新和创业，形成了有效的正反馈机制。这一时代硅谷创新生态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为：以车库创业者为核心；工程师文化、发烧友精神和反叛精神并行不悖；风险投资日趋成熟；创业及创新围绕消费市场进行；创新创业获得的巨大财富反哺于创新创业；吸引全美及欧洲的科学家等。

互联网时代发育完成的生态体

20世纪90年代初，硅谷再次陷入了发展困境。伴随外部环境的改变，硅谷再次发生了一次重要革新，这次革新以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主题。

创新物种中天使投资成为创新创业之母。互联网的崛起让硅谷的创业浪潮变得更加多元化，并使得企业数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企业包括大学生创业、技术人员创业、移民创业三类。1995年，美国政府默许了整个互联网上的商业活动合法化。“斯坦福创业企业”已经成为硅谷的重要标志，众多的师生依靠在斯坦福的职务发明创办企业。天使投资作为一类群体正式在硅谷出现。

创新种群经历由个人电脑——互联网产业的变迁。进入90年代，硅谷在计算机硬件设施领域也已实现了全球领先。该时代形成三大产业特色：技术人员引领；服务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软件外包业向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区辐射。

创新群落形成了充分流动的创新生态圈。新思想体现在：眼球观念、注意力经济、长尾思维，互联网免费商业模式；硅谷理念向全球开始扩散；强大公司认可先进技术，帮助而非扼杀小公司；竞争从技术创新转移到商业模式；大量看似稀奇古怪或者仅仅是“有意思”的想法不断涌现，有些成为了创造奇迹开始。信息流动体现在：1993年硅谷合作网络的成立；公司快速创建与关闭释放人才和资本；鼓励实时的毁灭式创新。要素循环体现在大量亚洲人才涌入硅谷；天使投资的成熟、风险投资的黄金时代；大多数新技术和产品由创业公司发明。

从创新生态整体来看，创新生态体基本育成。互联网时代具有以下特征：以技术创业者为核心；财富神话、另类艺术与无政府主义并行不悖；创新创业围绕新的商业模式进行；天使投资的诞生和风险投资的黄金时代；更加注重研发而不是发明；吸引全世界的技术人才等。

社交媒体与多元化时代被全世界学习的标杆

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硅谷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硅谷再次发力，成功实现了突破，进入社交媒体与多元化时代。

创新物种始于创新梦想。硅谷不断涌现更具时代特色的创业者，包括拥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并出现企业型孵化器。政府制定各种有效的法律政策，为高科技公司服务。MIT媒体实验室研究成果吸引了大批硅谷企业积极参与。一批硅谷的大学人员通过运用新的数字媒体把知识辐射到全球。硅谷的各类投融资机构将资本与其他创新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簇群社会”。

创新种群经历由互联网产业——社交媒体产业的变迁。创新领域不再局限于互联网等领域，在可穿戴设备、基因技术和清洁技术等领域也保持高度的创新创业热情。

创新群落形成运转成熟的区域创新生态圈。新思想体现在：开放成为共识；WEB2.0的催生；众包、众筹开始出现；开放式研发普及。信息流动体现在：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作用越来越大。要素循环体现在：全球人才涌入硅谷，创意超过技术；新技术和新模式由创业公司发明和推广；天使投资的成熟，众筹模式的出现，大众特别是年轻创始人成为天使投资人。

创新生态整体上呈现出与全球进行高端链接的开放创新生态体特征。社交化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是：以具有以改变世界的创业者为核心；充满未知与机遇（云计算、位置服务、社交应用）；创新创业围绕新的想法进行；非常成熟的天使和风险投资；更加注重应用型研发和整合资源；吸引全世界的“异端”与被全世界所学习和模仿。硅谷通过与创新高地进行高端链接，共同合作研发，实现产业国际化。

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我国创新生态建设需要重视思想的力量。人类的思想意识是其行为的动力源，其作用就像生态中的能量流。在创新创业生态中思想具体表现为创新文化、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硅谷创新生态中最核心之处正是“质疑权威”、“不同凡想”、“改变世界”的创新思想，基于想法和爱好而非金钱驱动发展。我国必须要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举办更多国际性会议、论坛或展览，促进科技和和文化融合，努力营造区域创新文化氛围，培育创业创新文化，鼓励“思想市场”的培育发展。继续推动“创业苗圃-新型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发展建设。

其次，需要打造以远离平衡态为目标的创新生态。远离平衡态是所有生命的共同特征，只有处于这种状态下，生命体才会成长。硅谷的实践经验表明，多样的产业组织形式、对区域长板的拉长、更加开放的区域合作，是实现远离平衡态的重要路径。在产业组织建设方面，我们应加大对创业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各类创新主体培育，推进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提升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在拉长区域长板方面，我们应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立足区域长板，做强做大一批专业园。在区域开放合作方面，我们应鼓励各类主体主动在人才、技术、资本、产业等方面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推动企业积极走出去，与全球创新高地链接，与国外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或产业化项目；深入挖掘中关村科技园区、张江高新区等创新尖峰区域溢出优势，积极向国内外欠发达区域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