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2024-10-17

“战争”(共7篇)

1.“战争” 篇一

解读战争传奇——读《解放战争》

由军旅作家王树增创作的《解放战争》(上、下集),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这部作品以近70万字的篇幅,全景展现了6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幕战争传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0多万人民军队,凭着简陋的武器装备,对抗400多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近4年时间里,把国民党统治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说解放战争是一部传奇,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内战爆发时,无论是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当时的国际舆论,都不看好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决战的胜负没有悬念,共军不可能战胜国军。蒋介石当年就夸下海口,国民政府有信心在8个月到10个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战争初起时,国军的暂时胜利似乎也证明了当时许多人的预测。到1946年底,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受到重创:长江以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46座县城;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阻断,同时也令共产党的中枢——陕甘军区的侧后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认为胜利在望,他对国军将领说,战场态势已明朗,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部,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部,华北的刘伯承、聂荣臻部和西北的彭德怀部,都已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已不容置疑。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坚持以消灭和打击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扭转了防守避战的被动局面。1947年7月,尽管共产党军队取得了不小战绩,但毛泽东还是提出了一个较长的战争时间表,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要作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而后来解放战争的结果证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错了。国民党军一开始的猛烈进攻,最终并没有赢得胜利。而共产党军队赢得胜利的时间表也大大提前,在2年多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大翻盘,最后是反败为胜。

60多年前的解放战争,所演绎的不仅仅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段奇迹,更是让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历史轨迹。读《解放战争》一书,以今天的目光审视昨天的战争,会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力量,对这场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民主与和平乃民心所向。抗战胜利后,残酷的战争催生了人们渴望和平的心愿,重建家园,建设新国家,是当时饱经战乱之苦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强烈愿望。民主与和平已经成为人民大众的共识和呼声,社会各界都呼吁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建国。得民心者得天下,凡符合民主与和平的就会赢得民心,而与民主与和平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必将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抗战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

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迫于当时形势,蒋介石接连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43天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政府表面上接受实行民主政治、党派平等、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原则,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但蒋介石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1946年1月中下旬,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历时22天,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共产党人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高兴,过分乐观地开始商定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讨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搬迁事宜。在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后,共产党人积极行动,于1946年2月下旬,开始裁减军队,动员官兵复员,3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达24万人。

而蒋介石却是假和谈、真内战,加紧运兵备战。国军整编只是作表面文章,把军改为师、师改为团,而人数还是原来军和师的人数。内战前,国民党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制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从民国14年到现在,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本党纠缠鏖战,诚然是很凶顽的,很健斗;但他一切行动的结果,竟无意之间帮助了我革命彻底的成功„„革命是必须经过痛苦的,革命的过程愈痛苦,则其成功愈彻底,愈伟大!希望大家认识这个道理,以抗战时代的决心,来完成剿匪的任务„„”

抗战胜利,人心思稳,人民希望和平安定,盼望民主政治,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1946年10月,《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下和平的伪装,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出密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1946年底,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勇敢作战,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一定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争是人心向背的较量。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国共双方的决战与其说是在进行军事较量,还不如说是在进行政治较量,是在进行一场人心向背的较量。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也就选择了国家的未来命运,同时也使共产党人拥有了坚强后盾。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广大人民谋福祉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在创建新中国的艰难进程中,共产党人高举理想的旗帜前赴后继,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理想,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理想,始终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坚定而真诚的拥护和支持。

解放战争期间,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面对衣服破烂、草鞋裹脚的官兵进行战斗动员时说,我们革命战士今天为什么这样苦?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身受的一切苦难,都集中表现在我们身上来了。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我们要咬紧牙关,奋勇作战,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国人民永远摆脱苦难!诚哉斯言,为人民摆脱苦难、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没有理由不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期间,就有1万多条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的民船,跟随华中野战军穿梭于稠密的河网间。解放区的百姓在战火中不惧生死,不少人和官兵们一起倒在泥泞之中,倒在枪林弹雨之中。一位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国民党军旅长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地方民众不问男女老幼皆为匪之军民,到处袭杀国军,我国军处处受袭,人人被俘,除少数外,无一漏网。

淮海战役的胜利,也向世人作出了人心向背的历史诠释。共产党的军队在淮海战役中投入的主力兵团与敌方相比并不占优势,但人民军队的背后却有500万老百姓的支持,有几百万辆小推车,往前线送粮食、送弹药,同时往后方运伤员。而国民党军队一律靠空投,从一颗子弹到一块大饼都要靠空投解决。人民心里有杆秤,人民在共产党人的心中有多重,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就有多重。谁能赢得民心,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谁。

人民的支持是胜利之本。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与国军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就是这样一支弱旅,经过两三年血与火的战争磨砺,一跃成为一股有如神助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强大军事力量。探究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像共产党军队那样,身后会有那么多的人民大众舍家支前,会有如此规模的作战后勤支援。当年在解放区的老百姓中,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最后一粒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到咱队伍上。

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和冀鲁豫四个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这些支前民工带着20万副担架,88万辆大车小车,30万副挑子,76万头牲口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其中有一位名叫唐河恩的山东支前民工,手里有一根从家乡带出来的竹棍子,在5个月的支前途中,他把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名字都刻在竹棍上。跋山涉水行走千里,唐河恩和运输队把粮食交给解放军的时候,手中的竹棍上共刻有88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字。

而在当时的国统区,因为官员腐败、分配不公、通货膨胀等,激起了极大民愤,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及其军警频频使用武力,以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国统区人民,想以此来挽救政府的信誉危机。结果适得其反,国民党政权被民心抛弃,国民党将全国的民心推向了共产党一边。

为人民打天下,共产党的军队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有一位外国记者在解放区采访后说,中国共产党人,从领袖到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一概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这名记者无法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中,把士兵和军官相区分,因为他们的衣服是一样的,军装是一样的,补丁都是一样,吃的东西也是一样。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官兵,文化程度并不高,很多人还不识字,也讲不出什么理想信念之类的大道理,但许多人坚信,跟着共产党为父老乡亲打天下是最值得的,哪怕是流血牺牲。

在1948年那个冬天,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共产党的官兵和老百姓在一个大水缸里喝水,一个锅台上做饭,甚至在一张热坑上睡觉。而老百姓则倾其所有,不畏战火,不畏牺牲,心甘情愿地支持拥护共产党。有几位国民党将领被俘后在一起议论共军为什么打得好,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情报迅速准确,运用兵力恰到好处;二是战士勇敢善战;三是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处处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而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这三点恰恰相反。

在军事指挥方面,共产党一方善于用人、充分授权。中央军委在发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强调在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中央军委放手让前线指挥员抓住战机,果断决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参战部队达60万人,国民党军也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此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55.5万余人,解放军官兵则有88818人负伤,25954人牺牲。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这一战役使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3个月后的渡江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来自人民的解放军官兵,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还是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和平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宁夏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在兰州看望马鸿宾。为迎接彭德怀,马鸿宾准备了豪华宴会,等了好久才看见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到门口,车上除了司机外,只有一个表情严肃的共产党干部。此人拍拍身上的尘土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径直走到吸着水烟的马鸿宾跟前说,我是彭德怀。此情此景,令马鸿宾及其身后的绅士们不知所措,因为这些人看惯了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的排场和威风,而眼前这个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西北几十万解放军的统帅,竟然没有一个随从,没有一个卫兵,没有笔挺的将军服,也没有挎着手柄上镶嵌着宝石的佩刀。在与马鸿宾谈话的时候,彭德怀没有一句谈及战争的话,只问了一些家庭琐事,以及老年人的养生问题。彭德怀也没有出席已为他准备好的盛大宴会,只是在马公馆的后室里,品尝了马鸿宾夫人和子女们亲手做的清真菜。

听任腐败的滋生蔓延,国民党军队从兴盛走向衰亡。回想当年,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蒋介石也被视为“民族英雄”。当时,美国援助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威望和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从1946年6月以中原突围为标志的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象征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国共双方六百多万的军队经过近三年的决战,竟然发生了惊人的胜负大逆转。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过一段评述:国民党里的许多人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平心而论,我对其中不少人是由衷地敬佩。我知道他们是一些正直的、有公益心和有教养的人。可是这个党从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的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端它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摧毁共产党,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

司徒雷登的评述较为客观公正。实际上,早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就已濒临崩溃。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已经严重威胁到它作为执政党的存在了。国民党是典型的独裁统治,只是在八年抗战中,因为民族危亡成为首要问题,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随着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贪污腐化之风如春风吹过的野草,迅速地滋生蔓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接收。敌伪时期留下的巨额财产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是抢到手里,就属于谁的。于是,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的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那时候,接收成了致富的捷径,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涌现。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接收机构天津有26个,杭州有28个,北平有32个,上海有89个。而所有被接收的财产和物资,全都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跨台在即,蒋介石面对国民党上百位高级将领,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接收之后,国民党的腐败日益严重。1947年陈诚地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后,发现东北国民党军存在诸多腐败问题。如军队在大城市私设留守处,这实际上是由各级军官派武装士兵看守的私人公馆或秘密住所。这些留守处养着军官太太或情妇,藏着军人贪污或是抢夺来的财物,同时还经营着各种各样的生意。东北国民党的每一支作战部队在大城市都设有留守处,上到司令、军长,下到营长、连长,仅沈阳市里为留守处服务的官兵就有2万5千多人。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占全部收入的60%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带来了空前的财政压力。而经济恶化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法币14万亿元,而支出却高达43万亿元。转嫁巨额赤字的办法,一是向民众增加捐税,二是大量印刷纸币。货币大量发行则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达到抗战胜利时的6万倍。曾有人推算过国民政府发行100元法币的购买力演过变程:1937年可以买头牛,1945年可以买两个鸡蛋,1946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947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到1949年春,则只能买到50万分之一两的大米。至此,国民政府的信誉极度下降。

尽管有占国民政府全部收入60%以上的庞大军费开支,依然无法挽回国军军事作战的败局。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一份工作总结中,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失利作出了总结。他说,自我抵达中国之日起,就没有一场战斗是因为缺少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失利,完全归咎于那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能力以及其他许多毁灭斗志的因素。是这些东西使得部队完全丧失了作战意志。

实事求是讲,国民党军中有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许多人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像李宗仁、陈诚、白崇禧、孙立人、卫立煌、杜聿明、薛岳、宋希濂等人,都是抗战时期为人称颂的抗日英雄。而在解放战争中,有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被俘,要么因败仗而黯然失色。这些国民党将领个人沉浮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与一种腐败没落衰弱的势力捆绑在一起,个人纵有万般能耐也无法扭转败局。

到了1949年,与日落西山似的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如初升的太阳充满生机和活力。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新年献词发表后的3个多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的楼顶。跨过长江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横扫敌军,一年后就把国民党残余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

读《解放战争》一书,让人时时感受到一种信仰和精神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往无前的革命豪情,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弘扬的。

读完《解放战争》,不禁令人掩卷沉思。解放战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因信仰理想不同而引发的一场内战,可谓是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悲剧。《解放战争》一书,既剖析了悲剧发生的原因,也让读者看到了战争的创伤,数百万人卷入内战,无数同胞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战争的创痛应该铭记,内战烽烟不应再起,我们讴歌战争的胜利,是为了避免战争,是为了今后不再有战争。

60多年过去,现代文明在极大地丰富我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意志和性格:一些人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一些人在困难和压力面前萎靡不振、落荒而逃,还有的人在拥有财富的过程中淡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意识„„所有这些,不能不令人深思,也不能不予以警惕。

2.“战争” 篇二

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 但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否真的过时了?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 它依然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一些学者先后提出“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宣扬中国威胁论, 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国际话语理论, 其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话语环境, 我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语导致我们在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可喜的是, 中国已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了理论的发展,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界的一件幸事。由葛东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 并未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停留在一般的纯粹学术理论研究层面,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了当代国际环境下的理论发展。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 而且在面临西方和平民主思想的冲击下, 在新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局势下, 我们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以回应西方民主和平论的挑战和威胁。该书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 作者论述了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作者指出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下的经济全球化, 由此导致世界和平与战争两种力量此消彼长。而中国要避免全球霸权主义施加的, 包括军事压力在内的综合压力, 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是中国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保证。

其次, 作者论证了当代战争的政治母体。作者强调当代战争的政治母体是霸权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下的规制霸权主义。要反对战争, 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作者还批判了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两种论调。作者指出, “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是在宣扬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来实现世界和平, 而“文明冲突论”则是指出当代战争的政治根源是源于文明的冲突。

第三, 论述了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作者认为暴力性是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 而要对付暴力则只能采取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方式。

第四, 分析了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作者指出集团性是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

第五, 分析了当代战争的性质。作者认为当代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仅要从政治、伦理上进行辨析, 而且还要从合法性上进行辨析;不仅要关注开战正义问题, 而且还要关注交战正义问题等等。

第六, 剖析了当代战争的社会历史功能。作者认为战争在当代仍然具有它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 主要体现在:当代战争仍具有达成政治目的的最高斗争形式的政治功能;维护和巩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是当代战争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代战争的军事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维护国家军事安全;当代战争的革命功能主要体现为制止和消除战争;当代战争仍具有教育与激励民众的教育功能。而作者还指出, 为遏制战争, 维护和平, 则必须准备战争。

第七, 论述了当代战争的形态。作者认为当代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度, 继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所揭示的战争形态演变规律的科学性。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本质特征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装备的认知系统发挥主宰作用。而当代战争形态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机械化与信息化、战争迷雾与战场透明、平台中心与网络中心、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歼灭有生力量与瘫痪作战体系等特点。那么面对这种新战争形态, 中国军队必须做好应付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第八, 阐释了当代战争的制胜因素。作者认为人仍然是当代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正确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才是当代战争的真正制胜之道。而武器装备只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在综合较量中实现以劣胜优。

最后, 指出了当代战争的控制。当代控制战争是必然的, 因为国家竞争的重点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大大强化了化解战争危机、控制战争升级的国际氛围;当代经济全球化虽然不能彻底消灭战争, 但却产生了化解战争危机、控制战争升级的强烈需求;战争自身发展也催生着控制战争的需求, 战争自己否定着自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促使人类社会提高控制战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现代传媒网络扩大了民众知情和参与渠道, 使民众能够在控制战争的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控制战争的辩证法则则在制衡和威慑、预防和管控、干预和自制、军事和政治、小战和休战等一系列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而中国也在控制战争多方面积累了基本经验, 如积极构筑人民战争加核反击能力和空间技术的战略威慑力量;立足最坏情况搞好反侵略、反干涉的战略预置;通过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于摄止战争的战略态势;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反对轻易诉诸武力;敢于以战止战, 但要善于控制战局。

不难看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针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面临的来自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不但进行了有力回应, 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原理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结合当今世界新的时代条件, 进行了理论创新, 这不能不说是作者非常难能可贵之处。

首先, 作者摆脱了通常学者进行纯粹理论探讨的窠臼, 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础上, 结合当今国际局势, 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一般而论, 学者往往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学术角度进行探讨, 很少有文章和专著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严重冲击, 针对我们在国际上有关战争观领域的失语状态, 鉴于我们国内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 很少有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 致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渐渐退出了我们的视野事实, 不是着眼于纯粹学术的探讨, 而是着眼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提出的现实课题, 比较系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从而及时弥补了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不足, 对西方“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 而且也填补了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学术探讨的不足。

其次, 作者没有急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体系, 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学者通常往往急于构建一个理论体系, 而作者则认为这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为构建一个理论体系, 首先就必须对一些具体理论问题进行创新。所以,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这是作者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 作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理论创建。作者指出, 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是暴力性, 基本特性是集团性。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正义与否依然有效, 作者认为当代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仅要从政治、伦理上进行辨析, 而且还要从合法性上进行辨析;不仅要关注开战正义问题, 而且还要关注交战正义问题等等。当代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度。而当代战争的控制是必然的, 不但国际上存在控制战争的必然要素, 而且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控制战争的经验, 这些都是作者富有创新的理论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诚然, 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做出了系统的理论创建的贡献, 但是作者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指导下, 在理论创建上又前进了一步, 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观点,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其视角独到, 观点新颖。

当然, 该书也有某些值得商榷之处。诸如作者这种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首先进行学术的理论研究, 就直接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做法是否可取似乎还有商量空间, 是否作者带有急于功利的实用主义和功用主义想法。因为一般来讲, 只有对某个理论思想进行彻底理解和研究透彻之后, 才能运用该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 而作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这种研究路径是否值得提倡。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未过时, 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已无用武之地, 退出历史舞台。诚如该书作者所言, 由于我们高扬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的缘故, 致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的严重滞后, 给西方思想文化以可乘之机。那么, 针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面临的时代挑战, 我们应怎样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研究, 笔者提出下述想法:

第一, 应以梳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为前提。俗话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还没深入理解和深入研究, 就进行理论的创新, 那么怎能保证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正确性, 又怎能确保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出了正确的理论回答。所以, 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认真理解和研究, 只有这样, 方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第二, 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研究。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 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 诸如与西方学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决定战争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战争论、技术一工业决定战争论、实证主义战争论、多元战争论等进行比较, 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因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站在吸收人类以往战争观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 所以我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其他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

3.不是战争的战争 篇三

“本来,在今年(一九四0)春天,人们已开始谈到愚蠢的背叛了,但是,在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国人却得意地宣布道:‘什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战争!’当巴黎有半个月光景买不到咖啡的时候,巴黎人就大为生气了:‘全是那些波兰人惹来的。’无线电广播员用金世界各种言语播送着巴黎餐馆的菜单。那菜单诚然诱惑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雉鸡,也无法抗拒一只坦克的攻击。乐天主义的巴黎人,都不愿意想到这些:他们唱着希佛莱《巴黎将永远是巴黎》,十年前维也纳也有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维也纳总是维也纳》……”

一九三九年法国的宣战没有伴随着什么军事行动。巴黎等待着空袭、进攻或退却,但是前线却十分平静。短视的英法政客出卖了捷克,张伯伦和达拉第利用善良而粗心的百姓们的“和平”愿望,同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当纳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踏蹄波兰时,战争已经爆发了。但这是“奇怪的”战争。战火竟然没有烧到西欧——政客期待把战火引向东方,引向那“万恶”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巢”。报纸上说,前线的士兵寂寞得要死。给他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玩意儿——玩具(!),侦探小说(!!),烈性饮料(!!!)以及写着法国某个地名的绸手绢。报纸评论员漫不经心地大言不惭:“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于是这变成了口号,涂在巴黎街市的墙壁上,口号旁边则是家用电器和开胃酒的广告。无线电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盟国把纳粹多少吨货物沉入海底,但是关于波兰的灭亡则只字不提。那时的法国人微笑着说:“奇怪的战争”。那时的英国人也苦笑着说:“Phony War”——那时译作“虚假的战争”,“不像真的战争”。或者就是爱伦堡笔下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法国人很少去考虑击沉的船只,他们也不想看地图,更不愿考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自然不去考虑未来的胜利——巴黎人,那时的巴黎人,五十年前的巴黎人心里只想着:活着就得像活着的样子。于是巴黎的公寓窗户玻璃上贴了一条条的薄纸条,有的女主人还剪了一些奇妙的图案——纸条和图案都为了使窗户玻璃受到炸弹冲击波时不至于四散伤人。几乎每天夜里都要举行防空演习,可怜的守门人不知根据上面谁的命令,给防空洞里的地上洒水。女人们个个穿着雅致的外套,涂着胭脂口红;携带着防毒面具的妓女在街角等候顾客。“巴黎永远是巴黎”,人们哼着小调。还在不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突然间这个词从所有的演说中和报纸上消失了——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消失。谁都明白,法西斯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大战爆发那一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是欧洲最寒冷的冬天。苏芬战争正在进行。法国的政客们要求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法国的将军们诚心诚意相信马奇诺防线。法国的部长们作出了使人感到战争的“刺激”,创造性地发明了无面包日,无牛肉日,无香肠日。不是战争的战争,奇怪的战争,非真实的战争。人们在波兰,在芬兰,在挪威死去。纳粹占领了挪威,“苍蝇征服了捕蝇纸”。——后来作家史坦贝克这样说。船只不断被击沉,人们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死去。巴黎夜间空袭警报器嘶叫着。“但所有这些既不像战争,又不像和平。可怕的滑稽戏在继续着。法国在排练投降。”——爱伦堡这样说。以上这些情景,我部分采自爱伦堡三十年前写的《人·岁月·生活》,这几乎是五十年前写的《不是战争的战争》的续篇——也许只是反思,而不是续篇。爱伦堡五十年前写《不是战争的战争》带着激情,但是三十年前他写《人·岁月·生活》时,激情没有了,只有剩下了愤懑和冷酷的思考……

五十年前我经历着战争——我在被称为“白区”的“大后方”经历着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这半壁河山,既不像战争,也不像和平。爱伦堡给《消息报》写的政论或报告文学使我着了迷。我把我所能收集到的爱伦堡几篇报告文学译文辑成一个小册子,取名《不是战争的战争》,副标题为《巴黎陷落前后》,由重庆建华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印五千册。

《不是战争的战争》是一本仅仅六十二页的小册子,分上下两部。上部共收政论或报告五篇,即:

不是战争的战争

定命的一月

巴黎陷落前后

没有国家的人民

巴黎陷落后一个月

下篇只收两文:《从巴黎到莫斯科》和《从基辅想到巴黎》。译者为雪尘和葆荃——雪尘即张企程,葆荃就是戈宝权,都是武汉(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记者,我编辑此书时,他们都已离开祖国,张随胡愈老(愈之)去了新加坡,戈则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和其他文化人一道撤退到香港。因为都不在国内,所以未能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也许从未见过这部小册子。我写的《后记》云:

“右报告文学七篇,苏联I.爱伦堡作,与莫洛亚的《法兰西的悲剧》,西蒙士的《我控诉》,均为描写法国失败(一九四0)的不朽作。

“作者爱伦堡已无需在此介绍。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写的一些报告,已被传诵一时。他以《消息报》记者的资格,写了这些有关法国屈服的报告后,正在埋头著作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第一卷甫出版,德军就侵入苏维埃的国土,爱伦堡又驰赴前线写了许多短文。

“这里所收,大抵系叙述巴黎沦陷前后的景色与见闻,因取今名。巴黎陷落到今天,虽已一年又六个月,但这里所描写的一切,在我们今日看来,还历历如在目前。对于古国的人们,这七篇东西是值得一再诵读的。

“而雪尘,葆荃诸先生(雪尘兄在星洲,葆荃先生在港,祝他们康健!)的这七篇翻译,在不同时期内分别散见各处,能够看见的人怕不很多,淹没了自然可惜,因此搜集起来,其中几篇还对照英文略为修改了三两处,在一个周刊上连载了两个月。现在既有人能出版单行本,便又从新翻看一次,改正几个错字,编完次序,让它能传得更远。

“是为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深夜”

遗憾的是此刻我手中没有这部小册子——以上这些是从我若干年前的笔记本中抄下来的。实际上在小册子出版后几个月,我在战地的住处被二十七架日本飞机滥炸,所有书物都成了灰烬,从这以后,我手中就再也没有这部小书了。这七篇文章是作家爱伦堡在现场写下的,充满了激情;后来他在那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四卷中带着稍稍忧郁的反思,记录了巴黎陷落的场景。他写道:

“……德国人突破了色当附近的法国防线,进入了法国境内。巴黎城内出现了一群群哭丧着脸的惊魂未定的比利时难民,他们携带着细软行李从街头走过。

“事态的发展异常迅速。荷兰投降了。德国人占领了布鲁塞尔。公共汽车不见了,据说它们全部被征用,以便将马奇诺防线的军队调往北部。人们正在文新森林挖战壕。富人居住区像一九一四年一样,变得冷冷清清。那些管理城市交通的警察也背上了步枪。我看见了弹痕累累的比利时汽车。……”

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德国飞机对巴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巴黎人开始逃难了。高射炮火彻夜响个不停。战报混乱不堪。无线电在继续广播有关被击沉的德国运输舰只的消息。大家都在说,德国人打近了。六月九日这一天,许多商店、咖啡馆、饭馆都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共和国总统接见了赖伐尔。巴黎人说:“买了汽车,可是没有汽油。如果能有一匹马该多好!……”德国人在广播里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卢昂,巴黎的攻克指日可待。各个车站上全挤满了人。有的人甚至骑着自行车逃难。报纸上登载着开始审讯三十三个共产党人的消息。六月十日,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六月十一日,到处在传说似乎苏联已向德国宣战,人们立刻振奋起来。几个小时以后,又来了辟谣的消息。巴黎人在步行逃难。一个老人吃力地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绝望地吠叫着的老狮子狗,还堆着几只枕头。“洛东达”对面矗立着出自罗丹之手的巴尔扎克雕像;疯狂的巴尔扎克仿佛要从基座上跳下来似的。科坦登街拐角上的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抛下自己的店铺,甚至连门也没有上锁,香蕉、罐头扔了一地。人们已经不是在离开,而是在逃跑了。六月十一日《巴黎晚报》头版上是一幅很大的照片:一个老妇人在塞纳河里给一只狗洗澡,下面有一行大字:“巴黎永远是巴黎。”六月十三日,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不是巴黎,这是邦贝。

所有这些断章残句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出来的,可那部书是在巴黎受难后二十年才写成的。它没有陈旧。不,它永远吸引人。我经历过广州在“不是战争的战争”中的撤退(一九三八年十月),深夜,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箱子,行军床,机器,零散地扔在路当中;黑暗的小巷里几个醉汉在猜拳。我也经历过更加可耻的湘桂大撤退(一九四四年),那也是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从桂林到贵阳的铁路和公路上到处是逃难的人,夹杂着伤兵……爱伦堡所写的一切,“历历如在目前”。恐怕这就是我在五十年前辑印这部小册子的动力罢。

战后,作家爱伦堡回顾往事,不无感叹地写道:

“一九四○年六月的巴黎仍旧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死城,它的美使我为之绝望;再也看不见汽车、繁忙的交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来遮挡那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了——这是被扒掉了衣服的躯体,也可以说是一副有街道作为关节的骨骼架子。巴黎,这个在许多世纪里建设起来的城市,这个不是由某位建筑师的构思,也不是由某个时代的趣味,而是由世代的更迭和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城市,颇像一座鸟兽均已离去的石林。偶尔遇见的人也都是些畸形的人:驼子、缺腿或缺手的残废者。在工人区里,年迈的老妇人坐在凳子上编织着什么;她们那细长的手指中间夹着长长的织针。

“德国人感到诧异:他们想像中的‘新的巴比伦’不是眼前这个样子。他们在那少数开门营业的饭馆里大吃大喝,并且争先恐后地在圣母院或艾菲尔铁塔前面互相拍照。”

人民受难的情景各不相同,但是回顾往事引起的愤懑却是一样的:在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巴黎,而是广州、武汉、长沙、桂林

小册子《不是战争的战争》封面署:反侵略文库第一集,反侵略通讯周刊社编。书前载有《反侵略文库刊行缘起》,这应当是我写的,因为这个周刊是我办的;但行文又不太像我。这不去管它,从现在剩下的这篇《缘起》,可以看出我们那时的情怀:

“我们没有大的希望,亦不抱着任何野心,在这伟大的时代,尽我们浅薄的能力,编写几本小书,出一个小小的文库,只要它不合毒素,并且不至成为骗人的东西,尚值一读,那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本文库的内容,并无一定,亦不想拟定什么计划,预告什么书目。在我们发觉有可以写,可以编或可以译的材料时,我们便动手工作;至于范围,则异常广泛,不论属于什么部门,凡是有助于读者认识现实的东西,无不收容。但长篇大论,则非我们能力所及,那只好等待学者先生们去做,我们是没有胆量大干的。

我们的作风:不喊苦,不说忙,不夸张。

我们的志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至于文库之名‘反侵略’,并非学时髦,因为我们都是负责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实际工作者。名副其实,不敢掠美他人。

最后,希望读者先生们给我们伸出友谊的手!

编者

三十一(一九四二),二,二十五,陪都”

这里提到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是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比之“人民战线”更广泛,“左”倾味道更少些。它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英国薛西尔爵士(Lrd Coecil),一个是法国皮埃尔·戈特将军(Gen.Pierre Cote)——后者在一九四0年法国危急时被政府派去莫斯科求援。这个“运动”当时是一种积极的和平运动,它曾在一九三八年召唤了各国最广泛的人群,勇猛地反对法西斯飞机对平民的滥炸(最初是意德对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后来是日本对中国)。它有一个动人的会徽,即在世界的平面地图上左边写IPC,右边写RUP——这是这个“运动”的英文和法文名称简写(英文即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法文为Rassemblement pour la paǐx直译应当是“国际和平运动”。)一九三八年初这个运动的中国分会成立于武汉,那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有识之士巧妙地把“运动”的名称由“和平”改为“反侵略”,这种译法可能得到国际理事会的同意。毛泽东在延安特地为它的成立题了字。蔡元培在香港也特地为它写了会歌,调寄《满江红》,是可以唱的(抗日战争初期《满江红》一曲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流行一时),歌云: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

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

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

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

独立宁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4.“战争” 篇四

你知道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你知道美国总统遇刺的比例高于美军诺曼底登陆一线部队的伤亡率?你知道为什么房地产贷款增加越快,你手中的人民币就越不值钱?你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国债和MBS是在给中国人民“打白条”?作者一开篇就提出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问题,这些问题无不例外的颠覆了我们传统的态度和意识。答案真的是如肯定的嘛?在作者经过层层深入,逐步渐进的向读者到出其中的缘由,让读者在回味那段硝烟漫漫、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的同时,也自然会有的读者半信半疑作者的看法。这本书自始至终充斥和贯穿着“阴谋论”的思想和影子,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白手起家至在英法战争结束后控制整个英国货币的发行体系再到控制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同时夹带着本质上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满足自己私利所“发起”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谋取巨大财富以及不断地通过控制银行的货币发行“剪羊毛”的手段来榨取社会平民的财富,我们不禁会问: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们都知道世界首富是比尔·盖茨,但是又多少人知道其实世界上的真正的首富确实大家都不熟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按照年收益率6%的保守估计,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总资产在30万亿美元左右,这相当于中国2007年GDP总值的三倍,相当于很多非洲国家以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GDP总量的十倍甚至于几十倍,真正的富可敌国是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么样做到家产过30万亿美元的呢?老罗斯柴尔德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宫殿小臣,由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威廉王子的将近300万的黄金等贵重物品,这是这场货币战争的开始。而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五个儿子分赴当时欧洲的五个重要基地,开始为这种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搭台唱戏。内森1798年被父亲从法兰克福派到英国开拓罗斯切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是一个城府极深行事果决的银行家,从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凭着他惊人的金融天赋和神鬼莫测的手段,到1815年,他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寡头。他的大哥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打理罗斯切尔德家族银行的大本营(M.A.RothschildandSons),他的二哥所罗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立了家族的另一分支银行(S.M.RothschildandSons),他的四弟卡尔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他的五弟杰姆斯在法国巴黎的银行叫(MessieusdeRothschildFreres)。罗斯切尔德家族所构成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

银行集团。此时五兄弟正密切地注视着 1815年的欧洲战况。

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注是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了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个空前的好消息,他们正是想通过这种战争达到控制英国政府发行货币的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同时也是最为灵敏的情报信息系统,他们可以比英国的任何人都先知道战况。这是阴谋的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战前方收到的信息是威灵顿将军获得了滑铁卢战的顺利,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发布另外一条相反的信息:威灵顿将军战败了!此时的英国混乱了,人们疯狂的抛售英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由于大量的国债被抛售,国债价格跌到历史的最低点,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在偷偷地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进几乎所有的英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而后的结果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威灵顿将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将军,英国政府似乎应该高兴起来,但是此时由于英国国债全部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英国政府私似乎面临一场更为艰难的战争,那就是货币战争。此时的英国政府再没有类似威灵顿将军的英雄似任务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打了败仗的拿破仑将军,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牢牢地掐住了英国政府的喉咙,英国政府成为了一个任由罗氏家族宰割的没有货币发行实权的政府。最终英国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英国政府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切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

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只满足于控制一个国家,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控制整个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由罗氏家族发起的货币战争拉开了序幕: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杰慕斯征服法兰西,所罗门问鼎奥地利。接下来罗氏家族的征战对象转向大西洋的彼岸——美国,独立华盛顿政府在一开始也采用的金本位制度,但是社会停滞不前,美国人自己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以未来税收为抵押发行货币。慢慢脱离了金本位的束缚,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点被远在英国的罗氏家族看到,他眼红了,因为他没有得到美国经济发展给他带来的好处。于是罗氏家族开始打在美国建立私有中央银行的主意,虽然遇到了种种阻拦,在这其中

包括遇到了我们所熟知的林肯,林肯被刺杀了。但是他们通过运用自己金融力量,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比如1837、1857、1907年的多次经济危机。1913年,这些金融大鳄如愿以偿,他们在美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中央私有银行,而这个银行实际上市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控制,实际上也就是被这些金融大鳄所拥有。

在建立了完整的全世界的金融体系之后,罗氏家族开始了他们的重建世界体系的行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知道,只要一有战争,最大收益者便是那些给政府借钱、生产军事产品的商家、合伙人,罗氏家族在这种世界大战中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接着罗氏家族通过特有的“剪羊毛法”制造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即:由于战后重建,经济逐渐变热,控制着美国货币发行的罗氏家族变现慢慢扩大货币发行量,等到经济繁荣到一定程度,猛抽银根,很多社会居民一夜回到一贫如洗的境遇,而罗氏家族却依靠这种手段又一次榨取了人民的财富。1934年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又一次重建世界体系的运动以及罗氏家族剥夺世界人名财富的行径开始了,这其中不的不提我们所熟知凯恩斯,凯恩斯在战后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凯恩斯作为那些金融大鳄的经济代言人,为了达到那些阴谋家的废除金本位的目的,怒骂黄金是“野蛮的遗迹”,然而,凯恩斯的目的达到了。

接下来,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于是一场整治日本的金融战争开始了,而聪明的日本人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当日本股票市场自1985年一路飙升至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日本人预测到其中的不正常,疯狂的日本人此时认为日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一种力量,可以让日本股票不符合世界股票市场的规律,然而历史又一次重演了。在美国推出“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之后不久,日本股票指数终于顶不住了,一路下滑,以至于造成现在日本都还没有走出1990年经济危

机的阴影。美国人又一次成功了,罗氏家族又一次成功了。

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也成为美国的债权人,随着美元的持续疲软,如何合理运用中国巨大的2万亿外汇成为国民关心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有如下几种措施来应对:要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高筑墙);藏汇于民(广积粮);认识到中国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慢慢发展(缓称王)。

读完这本书,就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再一次认识了这个世界,同时也激发了我学习金融知识的巨大兴趣。是的,世界无奇不有,虽然我们不知道本书所描述的事情或历史有多少是真实的,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了解和学习到在未来的世界金融战争中如何应对。历史会重演,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好的事情重演,把不好的事情扼杀在萌发时期。

未来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人肉对抗、刀枪相见,取而代之的是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她可以比一般的战争来的猛烈、迅速,同时又让一个国家陷入几年、十几年的低谷,甚至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做好准备吧,让货币战争来的更猛烈些吧,因为未来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将会是中国。

5.从战争诗中窥探古代中国人战争观 篇五

摘要

战争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而在诗歌极为繁盛的古代中国,战争题材的诗歌也成了反应人们战争观的一面镜子。本文结合具体诗歌,从纵向(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战争观)和横向(古代中国人战争观的分类)两个方面对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进行了简要分析。作者认为,在主观感知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以热爱和平、厌恶战争为核心的战争观,并逐渐将其升华为忧患意识并主导着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关键词:古代中国人

战争观

战争诗歌

热爱和平

忧患意识

自进入人类社会以来,战争就成为一个伴随人类的永恒而沉重话题,纵览古今中外,我们几乎无法回避,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它的发生。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它带给人们的结果却是大致一样的,那就是:马革裹尸和家园荒芜。

战争观,通俗说就是人们对战争的看法,简言之,它是“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的看法的基本观点,包括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后果、制止战争的途径等问题。说穿了,就是人们对战争的态度问题”1。而战争诗是以战争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即“凡由战争牵动的社会各个层面及其所引起诗人心理波澜的动荡而形成的诗歌”2都可视作战争诗。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诗与军旅诗和边塞诗有交集而又不完全相等,军旅诗和边塞诗中涉及战争的内容才可称为“战争诗”。显然,一定时期的战争观是会影响到该时期战争诗的创作的,反过来,通过分析某时期的战争诗的创作特点也能得出该时期的战争观。

接下来,本文试图从纵向(即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人们的战争观)和横向(即从中国人战争观的分类角度)两个方面,结合具体诗歌简要阐释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

纵向分析

一、《诗经》中的战争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的诗歌305首,对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据统计,《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数据来源:吴培德《诗经论集》)说明当时战争尽管规模也许不太大,但却是很频繁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控诉战争的残酷,着重描写了征夫、思妇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心声。

我们在中学时期就耳熟能详的一首小诗《小雅·采薇》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 12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

张廷杰.宋夏战事诗题材分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表。忆当初,正值春风和暖、柳絮飘飞时,和家人洒泪告别,踏上征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而现在,已是雪花纷飞的隆冬,自己总算踏上了归程,“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时的征人既有往事不堪回首之苦,又有前途难以预料之悲。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晓更无人安慰,——真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的人们暂未形成成熟的战争观,对战争主要是基于感性的、片面的、主观的朴素认识;更多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看到的是战争对自己、对亲友造成的伤害。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战争存在普遍的厌恶情绪,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的这一基调自此奠定。

二、先秦时期的战争观

这里的先秦时期主要是指春秋战国,这一诸侯兼并、动荡不安的时期,战乱频繁,不得不引起先秦诸子们的共同思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自始至终都是推行“仁政”、“礼治”的,他们向来反对以暴力的手段达到统治的目的,孟子甚至尖锐地指出“春秋无义战”。虽然道家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在反对战争这一点上应该是相同的,例如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应该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绝非争霸战争。以“非攻”为核心思想的墨家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在中国军事史上最为著名的《孙子兵法》也告诫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不要轻易发动战争。

与主流思想不一致的似乎是法家,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商鞅让秦国变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并迅速地横扫六合、一统华夏,但是它却不能适应战后的和平发展期,可见主张积极发动对外战争的法家思想还是难以迎合中国人的普遍思想。

总的来讲,先秦诸子对战争的看法更加成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反战派主张是相似的,即“理想状态是‘非战’,迫不得已进行反击时要慎之又慎,同时注意反击的目的是结束战乱,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3。而少部分主战派的战争观由于无法符合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繁盛一时后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三、两汉时的战争观

两汉时期的整体社会局面相对稳定,诗坛的发展似乎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诞生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战争诗。

提及两汉战争诗歌,我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两首经典的帝王之歌了。如果说刘邦的《大风歌》展现的是成功者衣锦还乡的壮志豪情,那么项羽的《垓 3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 下歌》则展现了曾经的英雄穷途末路时的慷慨悲壮。不错,帝王之歌确实展现了一代江山的功业兴亡,读起来颇有些豪迈气势;但是文学主要还是面向大众的,以广大普通民众为描写对象的两汉战争诗歌在主题思想上还是对过去的一脉相承,大力抨击了战争的罪恶和对老百姓的带来的苦难。《十五从军征》就是一例,这首征夫的怨诗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仅开头“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短短十个字,就让人有一种难言的悲哀,由战争带来的兵役制度的残酷跃然纸上。

总之两汉时的战争诗虽然从帝王到百姓均有涉及,但反对战争的主题没有变。

四、魏晋时的战争观

三国两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动荡年代,但同时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曹操不但是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文学领域中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堪称开一代先河。《苦寒行》就以一个将军的口吻,极力渲染了行军之艰难。开篇描写环境恶劣,战士行军艰辛可想而知,痛苦可想而知。此情此景,怎能不令将士们心情抑郁、思念故乡呢?“我心何佛郁,思欲一东归”,但是,路再艰险也得前行,思乡再切也不能返回。战士如此,统军大将则更深知进退之间决定着生死存亡,因此必须行进。全诗总的来讲还多是站在“小我”的立场上,像《诗经》一样地描写对战争的主观看法,但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作者(曹操)心中的矛盾和一个向“大我”的过渡心态。

魏晋时的战争诗名家还有才女蔡文姬等人。但总体看来,这个时期的人们的战争观处于一个过渡和矛盾的状态。说过渡是指从主观的小我心态向更客观的大我心态的过渡,而矛盾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统一而不得不发动的战争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之间的矛盾。看惯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们,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生命主题的思考。

五、唐宋时期的战争观

唐宋时期堪称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诗歌在本时期高度繁盛,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在此时期亦已基本形成。限于篇幅,仅挑选部分有代表性的简略叙述。

唐朝时描写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异军突起,诞生了一批以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他们的代表作早已耳熟能详,在此不一一列出。唐代战争诗除有少数是表达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如李贺《南园》)外,绝大多数是揭露战争的残酷本质(如李白《战城南》)或抒发战士的离别痛苦,也有的表面在写英雄主义,而实质是对战争本质的揭露(如王翰《凉州词》)。

而宋朝战争诗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此时诞生的一批爱国主义诗人如陆游、辛弃疾、岳飞等无不展现了他们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豪迈心情。这种情况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与唐朝不同的是,宋朝始终未实现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始终与宋政府对立,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能像唐朝样予坚决反击,而是一味退让,对入侵者采取贿赂和求和政策,因此难以实现国家安定,这怎能不让爱国诗人们痛心呢?

宋朝以后战争诗数量有所下降,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至此已基本形成,因此对元以后的部分不再赘述。

横向分析

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综合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揭露战争残酷的本质,痛斥战争带来的破坏

这恐怕也是所有的战争诗里表现主题最多的了。提及战争,历代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都是鲜血和死亡。“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多么残酷的战争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看透了战争的残酷本质。

二、战争为征夫、思妇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这应该是最早的战争诗所表达的主题,只要有战争,就不得不有大批百姓参与其中,多年无法回到亲人身边,甚至葬身异国他乡。“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多么痛的感悟!每当发起者发动战争时,他们有没有想到多少热爱和平的战士期盼着回归故乡,多少父母、妻子对远去的征人翘首以盼,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因此即将支离破碎!战争的残酷性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它充满了厌恶。

三、渴望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

只能说,在中国历史上,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是少数,而且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这种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战争诗的出现,大都是在政府腐败、外族入侵、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此时的爱国人士,渴望冲上战场杀敌立功,为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这同时说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民族,但绝对不是随意能够被侵略、被欺负的民族!我们不会随意发动战争,但也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发动战争。

四、古代中国人战争诗形成的思想根源——忧患意识

纵览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争诗,我们发现,这类诗作具有较为清晰的前后相承的脉络联系,而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贯穿在这些诗作中深沉浓郁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指人类一种自觉的痛苦,它是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产生是基于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和勇于正视人间现实的悲悯情怀。它积淀到我们民族的心理深层,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心理结构,并代代相续,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和基本精神。作为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反映与表现的中国文学,忧患意识一直是其构成的重要特质和基调。

中国古代战争诗中或多或少地对这种忧患意识都有体现,这其中的集大成者是杜甫。杜甫是诗人,而且是有过长期与百姓同样经历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从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战争,看待战争带来的灾难。他将忧国与忧民的矛盾和痛苦的复杂情感一一呈现,祖露出一位真正诗人对战争的真实看法。面对战乱带给人们的痛苦,他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看到战后的荒芜,他感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听说战乱平息,他高兴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后世称其为“诗圣”、“诗史”,真是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诗经》中对战争的直觉的体会,奠定了中华民族战争观的情感基调;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理性共识,促使成熟的战争观的形成。后代的诗人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将其升华为以忧患意识为主导意识。

历久弥新的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就这样形成了,个人认为,它的核心是厌恶战争、爱好和平。但爱好和平不是完全放弃战争,有的时候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制止战争;更不是不敢战争,在历史上面对外敌入侵、国家危难的时刻,无数中华儿女勇往直前、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这种战争观主导了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而如今,走过了六十多光辉历程的新中国正在腾飞,中华民族正在向着她的伟大复兴庄严地迈进。中国已多次向世人宣布我们的和平崛起立场,相信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战争观也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论文:

[1] 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 [2] 卢红军.唐宋边塞诗词的比较研究 [3] 李华光.春秋战国诸子战争观研究 [4] 张兆年.三国战争诗研究 期刊:

6.“战争” 篇六

一、经济发展损失的含义

经济发展损失既包括经济损失, 如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如经济发展机会的丧失, 经济发展基础的毁灭, 经济发展动力的削弱, 经济发展能力的剥夺, 经济发展劳力的减少, 经济发展储蓄的贬兑, 经济发展物质的短缺。总之, 经济发展损失是指对经济体施加的破坏经济内生性活动的损坏和破坏。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新中国成立后必须长期面对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损失是惊人的, 也是难于计量的。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战争罪恶比海深, 比山高, 罄竹难书。

二、人口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人口损失造成的后果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和三光政策, 空袭战、阵地战、细菌战、屠城战, 无所不用其极。1931-1945年造成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损失, 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 动荡破败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损失更是釜底抽薪, 雪上加霜 (注:因1945年数据缺乏, 故本文所取数据以1949年为标准) 。

1931年中国人口有5.8亿, 到1945年中国人口是5.4亿, 中国人口静态损失4000万。中国人口在1931年时, 人口出生率为39‰。死亡率为28‰, 净增率是11‰, 那么14年间, 如果没有日本法西斯强加的战争破坏, 此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量理应为:0.9594亿。

也就是说在战争机器和杀人恶魔横行的血雨腥风中, 中国减少正常发展环境下的出生人口为9594万, 这一数据不包括对台湾和香港所造成的正常人口增长损失, 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的人口损失肯定超过1亿人口的正常增长损失。

侵华战争对当时的人口破坏为:人口直接损失4000万人, 人口正常增长损失1亿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

人口损失的经济损失=人口损失数×人均年收入×劳动力正常劳动的期间

假设以1949年中国人均年收入66元人民币, 为计算的人均年收入标准, 这相当于当年的18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480美元。劳动力正常劳动期间以参照正常人劳动30年时间为标准测算。人口经济损失为2772亿元 (1949年人民币币值) 。1949年全国人口为5.4亿, 人均年收入为66元人民币, 则1949年全年的国民收入为35.64亿元。

假定用人口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77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一项, 在经济上至少使中国倒退了77年。

三、物质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二战经济损失为15万亿美元, 参战国军费消耗为1.1万亿美元, 其他的还有财政和物资损失。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除了动用本国财力外, 还大量举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 并用各种物质偿还。中国向苏联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约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铝等矿产品, 向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日本在1932-1944年在东北掠走大量的黄金白银, 粮食2.48亿吨, 煤炭2.23亿吨, 生铁逾1100万吨, 钢逾580万吨, 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 按1949年币值标准计算,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人民币币值, 则损失3666亿元人民币以上。假定用直接经济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102.9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至少使中国倒退了102.9年。

四、医治战争创伤所需的时间

从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的计算中可知,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倒退近180年, 中华民族所积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果丧失殆尽。如果在1949年的基础上, 每年以10%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 还得多少年才可医治和恢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呢?

构建数学模型进行推理计算如下:

将不完全统计的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进行求和, 然后假定以1949年国民收入为参照标准, 每年国民经济增长10%, 那么要完全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战争破坏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可计算出至少所需要的时间:

损失总和等于人口损失2772亿加上物质损失3666亿元, 为6438亿元。所需时间为59.2年。

也就是说, 要完全医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创伤, 并恢复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 要求每年以10%的高速度进行经济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增长, 逐步走出战争的阴影, 至少需要近60年时间。

2010年, 全世界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站在新世纪的今天, 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也有很多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至少要60年才能医治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创伤, 中国人民的肩膀格外的沉重, 脚步也格外的艰难。

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奋发图强, 励精图治, 和舟共济,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也做出了重大牺牲, 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发展损失。

7.从兼并战争到统一战争 篇七

[关键词]高中历史 战国时期 兼并 统一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220097

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一)“从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一目中有如此叙述:“一些诸侯国……力图通过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兼并”是指把别的国家的领土并入自己的国家,可以是相互的行为。“统一”则是部分联为整体,可理解为一个占主体的力量来推行的行为。战国时期的战争为一个从兼并到统一的过程。

一、战国初期晋国统一机遇的丧失

战国时期,如果从公元前475年算起,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是东周衰微,诸侯攻伐。较大的诸侯国有秦、晋、齐、楚、燕,较小的有鲁、郑、宋、卫等。秦、晋、齐、楚在春秋时期曾当过霸主,其中晋国实力最为强大。

战国时期的最显著特点是战争多,规模大,群龙无首,交互攻伐。攻伐的目的是削弱对方,壮大自己,进而以自我为中心统一天下。可以说,分裂中潜伏着统一的因素。“天下莫强焉”的晋国,居各国之中,处四达之地,如果内部稳固,并力向外,而且策略正确,具有统一天下的潜力和可能性。可是晋国内斗严重,既有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内斗,又有大臣之间的内斗。内斗的结果是君主大权旁落,十来家大臣互相杀戮,最后只剩下韩、赵、魏三家。因而,晋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遇。

二、战国中期七强对峙下的兼并战争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七强争雄局面,从此进入战国中期。这个时期较短,具有过渡性。

此时,七强之中,地处崤山、函谷关以西的秦国,相对安定,发展也相对滞后,而东方六国则纷争不断,相互牵制,相互削弱,无暇西顾。魏国继承了晋国较为丰厚的一份遗产,怀着统一天下的宏图,较先崭露头角,四面出击,也四面受敌,遇到挫折而困顿下来。其余五国的势力互有消长,难以形成明显优势,除了夺取对手部分土地,谁也吞并不了谁,更谈不上统一天下。

三、战国后期秦国优势下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从此,历史进入战国后期。这一时期较长,许多政治的、军事的重头戏相继登场。

变法,历来有之,东方各国施行在先,不甚彻底,收效较小。秦国商鞅变法有后发优势,比较彻底,收效巨大:革新政治,奖励耕战,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军力,为秦国对外扩张并进而统一天下奠定基础,提供动力。

孝公的继承者惠文王当政时,秦国轻易地夺取了魏国西河之地,并向北扩展,疆土扩大到今陕北一线,从北方对东方各国形成侧翼包抄之势。向南则轻易地占领了巴、蜀,即今长江上游四川、重庆一带,从南方对楚国形成侧翼包抄之势,并重兵驻防黄河龙门到崤山、函谷关一线,进可攻,退可守。由此看来,秦国从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历史也把统一天下的使命赋予秦国。

反观东方各国,对秦国的举动似乎没有察觉,或者鞭长莫及无能无力,仍纠缠于混战之中,大规模战争发生在魏、赵、齐、燕之间,韩、楚也未置身事外。魏自失去西河之地后,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国力一落千丈,与赵交战,齐军援赵,魏军大败,然后是齐国孙膑、田忌统帅的大军彻底打败魏国庞涓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燕将乐毅攻齐,齐将田单反击,互相削弱。此消彼长,这些战争实则帮了秦国的大忙,使秦国的优势更加凸显,由相对优势发展到绝对优势。

魏、赵、齐、燕如此,而韩与楚呢?强国狭缝中的韩国回旋余地小,国力日益削弱。趁北方各国纷争之际,楚国向北向东扩张,吞并鲁、越,疆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军力强大,但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应敌,强大的表象下有其虚弱性。秦国对付韩国比较容易,任意攻击,对楚开战则比较慎重,针对其弱点,采取逐步切割的战略。白起败楚破郢,是关键性的一战,楚都从此东迁,国力日渐衰微。

与战场较劲相配合,合纵连横也是一段精彩插曲。合纵,徒有虚名,实效甚微,东方六国并没有组成巩固的联盟,拼凑成一支像样的联军。连横倒是给秦国的战争机器注入润滑剂,便于它将东方六国各个击破。

东方六国的态势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而秦国自孝公到始皇,七世的战略是一以贯之,稳步坚定推进。

到了秦王政即位,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发扬光大,将统一战争推向高潮。秦赵长平决战,秦王政亲临前线督战,秦将白起全歼赵国主力精锐四十万,从此东方再无可与秦军抗衡的力量。不久以后,秦将王翦向楚国发起扫荡之战,攻克寿春,占领楚地全境。

大势已定,水到渠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2年,九年之间,秦国相继打败韩、赵、魏、楚、燕五国。剩下一个齐国,迫于秦军的凌厉攻势,齐王率众请降,齐国问题和平解决。这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至此,战国时期结束,天下归于统一。

诱发战争的原因,在当时主要是天下分裂。战争无疑会给民众造成一些伤害,但战争是当时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主要手段,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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