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精选8篇)
1.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篇一
浅谈我国粮食安全生产问题
自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几乎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金融问题上。但随着金融业逐渐走出危机,粮食问题势必会浮出水面。虽然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同比增长5.4%,连续5年增产,但我国面临的粮食问题仍十分严峻,下面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坚守耕地面积18亿亩的红线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8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比上一减少29万亩。这已是耕地面积第12年持续下降。与1996年的19.51亿亩相比,12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了1.2526亿亩,相当于减少了一个目前耕地面积超过1亿亩的大省。要保证我国耕地面积不会进一步缩减,一要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要大力治理水土流失严重,以及农业缺水地区的水源问题;三要赋予农民土地长久的承包权,在土地价格形成过程中,使农民享有定价权,以使其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并形成稳定的预期。
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价格
近年来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扩大,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过慢,有时甚至在扣除种粮成本后,净利润为负,农民入不敷出,导致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以谋求一份更高收益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流动的农民工数量有1亿人之多!这样庞大的人口流动,不仅会给社会安全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农村里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种粮。因此我们必须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保证农民土地长久承包权的同时,要稳定粮食价格,尽量做到使粮价稳中有升,确保农民的腰包逐渐鼓起来。只有农民的收益得到保障后,农民才有更大的种粮积极性。
三、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
我国人多地少,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而国际粮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金融炒家的炒作,曾一度达到峰值,因此我们不能过于依赖进口粮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知识,每年定期派科技人员下乡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教给农民并指导其用于实践;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粮食种植、加工方面的科学投入,研制出诸如超级杂交水稻等优秀粮食品种,提高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
四、严格规范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进口、加工及销售活动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种植转基因作物、杂交水稻、玉米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食品安全性,我们要特别予以关注。在近期出版的名为《粮食危机》一书中,就引用了大量针对转基因粮食的事实报道,这些报道无一不是对其安全性提出质疑的。所以,我国在转基因农作物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保证百姓吃到健康、放心的粮食。
五、大力加强财政补贴,实施惠农政策
欧美国家的农业补贴是相当高的,所以即便市场上粮食价格走低,农民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失进而影响其生产积极性。而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对农民的财政补贴较低,农民从政府方面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加之农业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兴起,大公司的规模效应就将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排挤到农业生产的外部,造成一部分农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涌入城镇。所以我们要大力加强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同时,也要实施各种惠农政策,将“三农”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如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等。
2.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篇二
然而以下几组数据值得引起我们警惕:一是我国粮食自给率只有90%,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5.9亿t, 全国粮食进口8 000万t, 所有农产品综合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二是油料自给率只有38%, 2012年油料生产3 476.0万t, 进口大豆及油菜籽5 614.3万t, 进口食用油834.5万t, 并且绝大部分油脂企业由外资控股或参股。三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粮食自给的省份只有16个, 逾50%的省份依赖主产区调入。四是1.2亿hm2耕地红线已经逼近。2008—2012年, 全国因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每年占用耕地约26.67万hm2。五是粮食平均单产达到新高。以江西省为例, 江西省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 2012年比2007年粮食单产平均增产269.55 kg/hm2, 平均年增产53.85 kg/hm2, 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十分不容易, 粮食增产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 面对人口自然增长及膳食结构改善带来的新需求, 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 面对土地不可逆转的占用及沙化、荒漠化, 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一系列新的问题亟待思考和解决。
1 粮食生产面临的新问题
1.1 补贴政策引导乏力
2004年国家首次出台政策鼓励粮食生产, 对种粮农民按面积实行种子农资、农机四项补给, 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但是由于补贴资金只按粮食可种面积核补, 没有与实际播种面积和产粮数量挂钩, 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和种粮成本增加, 从而出现种与不种一个样, 种多种少一个样, 撂荒、“双改单”现象越来越普遍。粮食补贴“普惠制”措施对直接促进粮食生产已经乏力[1]。
1.2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老龄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农村劳动力大批进城务工就业, 而80后、90后大批扩招读书, 毕业后很少回农村创业, 农村现有劳动力普遍老龄化, 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紧缺, 种粮大户劳动工资成本比前5年普遍增长1倍, 再过10年, “谁来种田”的问题迫在眉睫。
1.3 农业机械开发相对滞后
自2004年国家出台农机补贴政策以来, 全国各地农机生产企业蜂拥而至争相上补贴目录, 农机生产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研发新产品能力差, 不少企业缺乏开发新产品的动力。以联合收割机为例, 据购机农户反映, 国产水稻联合收割机普遍只能用2年, 目前全国跨区作业的收割机基本上依赖进口, 且以日本产品为主。农业机械工业发展滞后, 现有栽扦、收割、防病虫、风干加工等农机产品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1.4 土地质量下降, 农田污染问题非常严峻
随着养殖业规模化发展, 农村有机肥已经大量集中到大型养殖场, 农民种植主要依赖化肥, 南方以往冬闲种绿肥的习惯已经很少, 甚至不少农户连收割的秸秆也一烧了之, 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板结酸化, 粮食作物抗病能力差, 质量下降, 尤其是长期以来工业化发展, 矿山滥开采, 使20%的农田不同程度地受重金属污染, 农田灌溉用水也受工业污水污染, 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1.5 自然灾害频繁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 但可种耕地面积少, 必须靠提高复种指数满足要求, 随着大气环境的破坏, 现在集中暴雨、持续干旱、冰冻雪灾、山体滑坡等极端天气发生频繁, 而且损失更大, 粮食收成的不可预见性因素增多, 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
2 粮食安全带来的风险
2.1 直接影响物价波动
粮食是人们生活必需的主要食品, 也是发展养殖业及食品加工业的基本原料, 粮食供应不足, 必然造成物价上涨,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2 影响国家硬实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了全人类”。当前国际环境风云变幻, 在我国一心一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 为了防范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对我国国家安全和领土权利造成危害, 必须做到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如果我国粮食大量依赖进口来弥补, 必然会受制于人。
2.3 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优质、绿色、安全的食品需求越来越迫切。粮食是第一大食品, 国外大量转基因大豆已经渗入我国食用油和动物饲料中, 是否对人体造成危害仍存在争议, 有待证实。此外, 我国占20%的农田受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 广东镉大米事件影响深远, 人们对每天食用的大米是否残留重金属, 心中仍存疑虑, 吃得不放心。
3 建议
3.1 提高粮食政策引导的针对性
粮食生产属于劳动强度大、成本越来越高、效益相对低的农业主要产业, 提高粮食的种植效益和农民种植积极性的根本出路在于生产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因此, 粮食政策首先应针对机耕、机播 (扦) 、病虫害防治、机收、机械风干等生产环节加大补助力度, 引导和培植农机专业化服务公司或粮食合作社发展, 提高粮食生产机械化、专业化水平;其次是引导粮食生产向种粮大户集中, 加大种粮大户信贷、农机、无公害等设施的支持。
3.2 加大耕地保护奖惩力度
随着新一轮城镇化发展, “土地财政”仍然是各地重要收入来源, 粮食供求是全国性的, 地方政府受经济发展压力和土地利润的驱动, 发展地方经济与保护耕地始终是矛盾的, 中央既要加大对占用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惩治力度, 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加强粮食主产省、县 (区) 的资金支持, 保护种粮积极性, 同时要鼓励城市新区、工业园区向非耕地区发展转移, 尤其是南方省份向山地转移, 国家在土地规费征缴上给予优惠或减免。
3.3 加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
我国粮食生产不仅面临数量的危机, 更存在质量的考验。长期以来, 工业化发展和规模养殖排污已经对农田造成一定污染, 长此下去, 将带来严重后果。国家应继续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工业排污和矿山开采的治理, 从源头上控制粮食食品安全[2,3]。要加强规模养殖场粪肥的综合利用, 大力鼓励和支持以养殖肥源为原料的有机肥厂建设, 实现养殖肥料充分利用, 培肥耕地地力。
3.4 鼓励支持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已经培养了一大批80后、90后年轻人, 随着大批学生相继毕业, 我国已经进入大学生就业难的高峰期, 而粮食生产的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正需要一批有文化、懂经营管理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各地应针对农业基层服务组织“人老、网破、线断”的现状, 有计划地招收一批大学生, 补充农业基层服务体系新生力量;要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引导大学生创办粮食生产家庭农场及农业机械化、专业化服务企业[4]。
参考文献
[1]马燕.谁来养活中国?——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D].北京:清华大学, 2004.
[2]刘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2005.
[3]刘晶.基于世界粮食危机的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 2010.
3.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篇三
【关键词】粮食;安全生产;问题;解决方法
一、粮食安全生产现状
粮食生产资源约束增强,粮食供求平衡压力增大。我国耕地和粮食耕种面积逐年减少,耕地质量不断下降;粮食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经营方式落后,粮食生产力水平较低。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升级,粮食社会需求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从粮食消费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看,口粮在粮食消费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由主要依靠谷物的数量型向肉蛋奶等质量型转变,引发了饲料粮消费的快速增加。同时由于新兴生物制药、食品加工、酿酒及燃料乙醇等行业的高速发展,推動了工业粮消费的不断提升。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及粮食生产资源约束加强,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国粮食供需还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社会需求结构性矛盾将会日益突出。
二、影响粮食安全生产的因素
国内粮食生产环境因素。第一,国内自然资源环境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影响。首先,耕地面积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粮食耕地面积由于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大大超过了粮食单位面积生产速度。其次,我国水土资源分布不均衡,直接影响到我国粮食生产。最后,由于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也受到一定的波动。第二,农业基础设施因素。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基础设施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还有很大空间可供挖掘。另一方面,我国耕种机械化程度不高,与发达国家很有很大的差距。第三,农村市场劳动力资缩减。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带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经济的增长,就业机会也逐渐增多,为了增加收入,农村劳动力纷纷走出农村,寻找致富途径,农村缺乏足够的优秀强壮劳动力。
三、粮食安全生产面临的问题
由于受到国内农业生产环境因素,农业生产成本,国际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还存在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1粮价上涨并没有使得农民增收,对粮食生产促进作用有限。自从我国进行农业改革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为农民减负,取消农业税并给与农业生产补贴,粮农的账面收入是提高了,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成本也大大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没有明显的提高。
2粮食生产投入因素配置难度加大。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加剧带来的粮食生产用地减少,水土环境污染加重,自然灾害的频发,农村市场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趋势,这些因素都将对我国未来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粮食生产必备资源的如何配置,粮食生产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都是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必然要解决的难题。
3粮食需求的结构性增长问题。首先,我国人口每年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些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趋势;其次,我国城乡人口在粮食消费结构上逐渐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再次,饲料用粮及工业用粮也逐年增加;最后,粮食用于生物燃料制造逐渐得到推广。如何平衡粮食需求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解决方法
1利用国际市场,最大程度地降低粮食安全的风险。我国粮食供给内生性极强、外向型不足,国际粮食市场满足我国粮食供给的空间有限,不能依靠国际市场来填补我国粮食的缺口,必须坚持实行粮食立足国内、自给自足、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的方针,保障我国粮食市场的供求平衡,降低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同时,开展多元化的国际粮食贸易,破除国际资本垄断。要同多个粮食贸易出口国建立自由双边贸易和开展援助活动,在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农产品贸易机构,进行国家与地区间互惠的粮食生产贸易合作,实施多样化的农产品贸易,减轻我国粮食需求压力。
2优化生产环境,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首先,要稳定粮食耕地面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粮农积极性。政府在工业化用地,城市化用地以及农业用地的问题上要起到调控的作用,严格保护农业耕地,防止出现各类建设用地侵占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灌溉,提倡农业种植机械化,促进农业规划、集中化经营,提高农业种植水平,以此带动粮农生产积极性。其次,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种植科技含量。在粮食生产上要改变以往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利用科技水平,科学种植,以科技带动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增加粮食生产中的科技投入,建立优秀的科技生产队伍,推广粮食生产新方式,新模式。
4.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篇四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发展的古国,农业一直是我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始终是几千年来我国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绝不可忽视农业现代化。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今后保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任务将更加艰巨。一方面,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将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工业用途不断拓宽,全社会对农产品需求会持续增长、质量安全要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耕地和水资源紧缺、农业生产成本上涨、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突出,农业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农业丰歉、石油价格涨跌、投机资本炒作、货币汇率波动等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明显影响。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决非易事,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是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这些年我们在保护耕地方面态度坚决、措施严厉,但耕地每年仍以几百万亩的速度被占用。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保护耕地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必须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在这个事关民族生存发展、子孙后代长远生计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要总结一些地方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快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和建设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比重。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稀缺的国家,今后缺水问题会更加突出。中央已对加强水利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要认真落实各项措施,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着力破除水资源紧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二是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对这项制度,我们历来讲两句话。讲稳定,是因为这项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讲完善,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地与之相适应。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完善这项制度。从收入分配看,开始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现在全都由农民自己支配。从承包期限看,第一轮是1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从统分结合的关系看,过去的“统”单纯靠村组集体,现在靠农民合作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一些地方农忙季节缺人手问题越来越突出、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越来越普遍。“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把握好三点:第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产经营服务。第二,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和引导农户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将来农业经营形式会多样化,但家庭经营任何时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国家鼓励工商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的土地。第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需要培养一代新型农民。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鼓励有文化和农业技能的青壮年农民留在农村。这件事关系农业长远发展,要作为一项基础性重大工程来抓。
三是坚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我国农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更加依靠科技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把农业科技摆上更突出的位置。要大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抓好生物技术特别是优良品种培育,抢占农业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加快科研体制改革,推动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科技创新和农业生产脱节的问题。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稳定和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加快发展社会化农技服务组织,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积极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子企业。适应农村劳动力结构出现的新变化,积极发展农机装备业,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全面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四是持续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建设现代农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保护。这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比较效益低、容易出现萎缩有关,也与农业承载多种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有关。我国农业已进入高成本时期,既要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要考虑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是一项长期政策。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收益和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对粮食安全的关注重点和政策目标会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是中央借鉴国际经验,适应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提出的方针。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一般不存在突出的粮食数量或供给安全问题,对粮食安全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粮食价格稳定和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对他们来说,更强调粮食的营养和价格的稳定。人均农业生产资源稀缺的国家,除了对本国消费中关键的农产品(如大米和土豆等)实行高度保护以维持较高的自给率外,对其他农产品更注重通过国际贸易为本国居民提供充足
和多样的食物供给。
两个重要关系和四个重点工作
而中国要构建和实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处理好两个重要关系:一是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二是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
可持续发展。
当然,还要着重抓好四个重点工作:
一是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进一步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降。
二是要调动和保护好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主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利
可图,让主产区抓粮可得实惠。
三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
四是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浪费惊人的现实要求节约粮食,着重解决收储、销售、加工过程中的粮食浪费问题,形成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
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那么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呢?
一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挖掘潜力的主要途径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要注意适度和有序,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同步增长。
政府的主要责任,一方面是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落户,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发育农村土地市场,引导耕地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持续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改善粮食基本生产条件。
二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应改变不计环境成本追求粮食增产的做法,切实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要制定科学严谨的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标准,对污染严重、确实需要退出粮食耕作的地区,要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保证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不受影响。实施土地质量保护专项补贴制度,对自愿休耕、调整结构或限制化肥农药使用的农民,给予奖励补助。
三是要提高耕地质量和水平。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等项目实施范围。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合理轮作和间作套种,减少农业耕作对土壤层的破坏。鼓励和引导农民采用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技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进行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高稳
产高产农田比例。
四是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管护机制。要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落实灌排工程运行维护经费财政补助政策。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探索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
五是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以分子育种为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为重点,建设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推进种业人才、资源、技术向企业流动,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突破性新品种。强化农村基层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服务组织,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作用,为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服务。
六是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调控体系。国家启动目标价格,让市场供求来决定粮食价格。2014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综合运用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等手段,保障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基本稳定。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粮食政策性收储。
另外还要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粮食市场。研究制定国际贸易战略,加强进口规划指导,优化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粮食贸易关系。加强进出境植物检验检疫,打击粮食走私行为,保障进口粮食质量安全和国内产业安全。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油等大型企业。探索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基金和海外农业发展基金。
七是强化粮食生产发展支持政策。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支持地方开展耕地保护补偿。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商品粮生产大省和粮食生产大县的奖励补助,鼓励主销区通过多种方式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承担完成国家粮食储备任务。加大保险支持力度。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上半年,我国夏粮再获丰收,“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村改革扎实推进,农村各业运行平稳。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事关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上,需要特别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粮食生产保持“十连增”,但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仍呈刚性增长,耕地、淡水等资源约束趋紧。为此,中央提出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是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年来,我国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监测合格率总体稳定在96%以上,总体来看,是有保障的。之所以出现个别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主体小而散、数量庞大,经营方式落后、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加上农产品种类多、生产周期长、产业链条长、开放度高,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收购环节等都可能出现质量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薄弱,局部存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今后将一手抓执法监管,一手抓农业标准化生产,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发展规模经营,都需要让土地流转起来。需要强调的是,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不能脱离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应当与农民转移速度相适应,与当地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相适应,与社会化服务能力相适应,不是规模越大越好,更不是进度越快越好。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能强制推动,包办代替,搞一刀切。
■我国粮食消费消耗包括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与国家粮食安全状况最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口粮和饲料粮。根据城乡居民粮食消费变化趋势及其食物消费结构,可以对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和消费肉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源性食物所需要的饲料粮进行估计。
■受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将下降到1.8亿吨以下水平。另外,我国肉蛋奶水产品生产需要消耗的饲料粮总量,由目前的大约3亿吨增加到2020年的大约3.5亿吨到3.8亿吨。如果再考虑到其他未估计的畜水产品消耗的饲料粮,到2020年我国饲料粮消耗总量可能超过4亿吨。
■从长期来看,当粮食价格波动可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使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显著地缺乏价格弹性。粮食价格对粮食消费影响基本上可以不考虑。但是,粮食生产价格对粮食生产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李国祥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申了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特别强调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和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对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
那么,国内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性怎样呢?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通过定量分析,估计出2020年我国居民直接和间接消费粮食量及其国内生产对粮食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评估国内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状况,并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及其管控的思路。
我国粮食增产潜力
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十年增产,总产量达到60194万吨,创历史新高。如果按照每增加5000万吨作为一个台阶,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意味着我国6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初步形成。这是改革后我国粮食生产迈上的第6个台阶,这个台阶只经历了2年时间,表明我国粮食生产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与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和实施粮食价格政策以及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负面影响相对较轻等因素密切相关。
到2020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如何?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以我为主和立足国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般认为,我国粮食进一步增产难度很大。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未来7年粮食将无法实现增产?
实际上,要回答从2013年到2020年7年期间粮食生产形势,可以简单地分析7年移动平均粮食增产的来源,以此为基础对未来7年我国粮食增产潜力进行估算。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增产格局仍然呈现为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和高产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为主导。比较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两个来源,不难发现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连续多年相对较多。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由10496万公顷增加到11195万公顷,年均增长0.9%;单产由每公顷的4745公斤增加到5377公斤,年均增长1.8%,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是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的2倍。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和粮食单产水平相对较高的玉米(2407, 2.00, 0.08%)和稻谷两种粮食作物生产扩大的结果。分品种来看,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在粮食生产中地位进一步巩固,对粮食增产贡献最多。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由44179万吨增加到54274万吨,年均增长3%;三大主粮在粮食总产量中比重由88.7%上升到90.2%;三大主粮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97.2%。
特别地,近7年来我国玉米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连续多年最多,玉米产量已经连续2年在粮食生产中位居首位。从2006年到2013年,玉米产量由15160万吨增加到21773万吨,年均增长5.3%,在粮食总产量中比重由30.4%上升到36.2%;玉米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63.6%。进一步地,玉米增产贡献多,一方面来源于需求动力,与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和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相一致,玉米种植效益比较好,农民愿意扩大玉米种植;另一方面是我国玉米增产潜力的不断发挥,玉米优良品种和耕作方式的推广,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使玉米单产水平不断提高。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由2846.3万公顷增加到3612.3万公顷,年均增长3.5%;玉米单产由每公顷5326.3公斤增加到6027.7公斤,年均增长1.8%。
同时,稻谷增产贡献也相对较多。从2006年到2013年,稻谷产量由18172万吨增加到20329万吨,年均增长1.6%,稻谷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20.8%。近7年玉米和稻谷两种粮食作物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近85%。
未来7年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科技进步还会带来粮食单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增产仍然会有潜力。虽然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的潜力不大,但是农业科技进步、高产创建范围的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粮食单产水平是具有提高的潜力。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同一地方不同经营主体生产粮食的单产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
比较而言,规模化和专业化种粮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明显要高。笔者在黑龙江和山东等地调研了解到,粮食种植大户的单产水平普遍地高于一般农户10%以上。未来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会越来越多,粮食单产水平总体上会趋于提高。
假定我国耕地保护到位,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巩固,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不会下降,考虑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和玉米等单产提高潜力,按照粮食单产水平年均增长1.5%到2%估算,到2020年,粮食单产水平每公顷大约6000公斤到6200公斤,粮食总产量达到大约6.7亿吨到7亿吨水平。
我国城乡居民粮食消费估计
大致来看,我国粮食消费消耗包括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与国家粮食安全状况最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口粮和饲料粮。根据城乡居民粮食消费变化趋势及其食物消费结构,可以对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和消费肉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源性食物所需要的饲料粮进行估计。
1.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估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的粮食既没有呈现显著的增加态势,也没有呈现显著的减少态势,估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的粮食数量基本饱和。除2008年外,2001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的粮食量在80公斤左右波动,标准差低于2公斤。
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7.3亿,按照家庭人均购买成品粮换算成原粮,估计城镇居民家中人均消费口粮大约6800万吨。考虑到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估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成品粮75公斤到80公斤计算,折算成原粮人均购买大约86公斤到92公斤。
按照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大约0.5%,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估计大约14亿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大约65%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大约9亿计算,城镇居民家庭购买成品粮大约6800万吨到7200万吨,折算成原粮大约为7800万吨到8300万吨。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时间价值的上升,在外用餐机会总体上趋于增加,随之带来居民在外用餐直接消费口粮也趋于增加。2005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城镇居民在外用餐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到22%之间。
假定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中购买粮食数量减少是由于食物消费多样化(特别是动物源性食物消费增加)和在外用餐机会增加所导致的,估计2005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直接消费的口粮大约在20公斤到23公斤之间(2008年除外),换算成原粮大约在23公斤到27公斤之间。按照2013年城镇人口7.3亿计算,估计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直接消费的成品口粮大约在1500万吨到1700万吨之间,换算成原粮大约在1700万吨到2000万吨之间。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的机会还将增加,在外用餐中直接消费的口粮将继续增加。2020年,城镇居民在外用餐占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估计在22%到25%之间,在外用餐直接消费的口粮估计在23公斤到25公斤之间,换算成原粮大约在27公斤到30公斤之间。
按照9亿城镇人口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中直接消费的口粮(成品粮)总量大约2000万吨到2300万吨之间,换算成原粮大约2400万吨到2600万吨之间。
2.农村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口粮消费出现加快减少态势,2012年已经下降到大约164公斤。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年均下降2%到3%之间计算,到2020年则下降到大约130公斤到140公斤之间。
2013年,我国农村人口大约6.3亿人,按照人均口粮160公斤计算,直接消费口粮大约1亿吨。到2020年,按照全国总人口14亿和城镇人口9亿计算,农村人口大约5亿,农村居民口粮消费总量大约6500万吨到7000万吨之间。
3.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
综上所述,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大约1.9亿吨。受到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将下降到1.8亿吨以下水平。
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从2013年到2020年,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估计由8000多万吨增加到1亿多吨,而农村居民口粮消费由大约1亿吨下降到7000万吨以下水平。
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城乡人口结构、青壮年所占比重下降及其老年化社会对粮食消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中,非粮消费对粮食消费的替代都对口粮消费产生影响。动物源类食物和油脂消费对口粮消费的替代、蔬菜水果消费对粮食消费的替代、在外用餐对家中消费的替代;加工食物对原粮直接消费的替代,等等,都可能使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减少。还有我国粮食浪费控制与粮食节约如果能够取得一定实效,也会使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减少。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隐患及解决思路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指“国家满足所有人以合理价格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并具备抵御各种粮食风险的能力”。粮食安全历来是一国经济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此十分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在2003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可见粮食安全已成为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一、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阶段
根据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情况,建国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处于起伏波动阶段,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11320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9500万吨。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整个经济和生产遭到了很大挫折,1958-1978年21年间粮食总产仅增加11020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500万吨左右,这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长期在低水平波动,进展较为缓慢。粮食安全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阶段:1979-1984年。处于全面稳定发展阶段。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粮食产量全面大幅度提高,进入了全面稳定发展阶段。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0520万吨提高到了1984年的40700万吨。每年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可统计的饲料粮,由上个阶段的3000多万吨,增加到7000多万吨,增加了一倍多。使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期间,1979年和1984年为丰收年,且前一年国家进口粮食数量较多,造成粮食供给量大于需求量,1979年粮食剩余768万吨,1984年更是达到了4279万吨。
第三阶段:1985-1992年。粮食生产的波动和徘徊期。由于国家采取了抑止粮食生产的政策,农资价格连续上涨,居高不小,其涨幅大大超过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致使198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84年减少了6000多万亩,粮食总产比1984年下降了2820多万吨,此后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一直到1989年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1989年由于粮食歉收、市场封闭及粮食出口过多,出现了买粮难,价格比上年上涨了38.3%。而1990年粮食总产达到44624万吨,剩余达3083万吨。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和起伏。
第四阶段:1993年至今。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产品供求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农业产出不断增长,整体质量不断提高。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表明我国粮食综合生长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2000年的粮食产量受严重灾害和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减产9%,但仍然达到了46218万吨。国家储备粮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粮食安全得到了较充分的保障。
二、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消费的需求,粮食安全状况良好。10年来,我国粮食产销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10年来,全国直接消费粮食比例下降,间接消费粮食比例逐步提高,粮食消费呈现出有史以来的繁荣景象。一是从总量看,全国粮食消费每年在49000万吨左右。二是直接消费下降,间接消费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农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1997为250.67公斤,比1990年262.08公斤下降了11.41公斤,下降了4.4%。城镇居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1997年为88.59公斤,比1985年134.76公斤下降46.17公斤,下降了34.3%,下降幅度高于农民直接消费粮食29.9个百分点。三是细粮消费比例逐年提高,粗粮比例逐年下降。农村细粮消费比重,1980年为63.4%,1985年为81.5%,1990年为82%,1997年为83.3%。粗粮消费,农村为17-18%,城镇粗粮消费比重比农村小。
2、大宗粮食品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我国粮食生产大宗品种有水稻、小麦、玉米等三大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整个粮食的76%、86%左右。其中水稻分别占28%、39%,小麦分别占25%、22%,玉米分别占23%、25%。
从三大主要粮食品种的产需情况看,一是稻谷产销平衡有余。大米是我国人民直接消费的主要口粮,每年用于口粮消费的大米占大米总消费量的85%左右。按全国人均消费大米97公斤计算,全国平均每年消费大米在12000万吨左右,折合稻谷17000万吨左右。目前全国大米供求平衡有余。二是小麦产销不平衡。目前世界人均小麦消费量为97公斤,按此估算,我国小麦年需求总量在12000万吨以上,这与现阶段全国小麦的生长能力有一定的差距。三是玉米消费呈增长趋势。据分析,我国玉米用作饲料消费的比重约占玉米总消费量的70%左右,有专家估计,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扩大。
3、粮食消费结构日趋合理。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很不合理,居民口粮占80%以上,其他用粮不到20%。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得到改善,并且日趋合理。目前有3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口粮消费占粮食总消费量降到55%左右。二是饲用粮消费占粮食总消费量上升到30%所有。玉米是饲用粮的主要原料。三是工业用粮占粮食总消费量的10%左右。四是种子用粮稳定在3%所有。
4、粮食出口持续增加,进口减少。2002年进口谷物和谷物粉285万吨,出口148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69.3%,净出口1243万吨。其中,玉米和小麦的出口大幅度增加。我国还对进口农产品采取了宽严适度的“安全评价”、“进口安全”和“标识制度”的有效管理,同事加强了对进口粮食的检验和检疫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进口的增长。
三、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分析
(一)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均耕地已临近国际警戒线
1、耕地总量下降速度快,耕地总量实现动态平衡难。1992年至1997年耕地平均每年减少410万亩,2000年减少244.4万亩。同事生态退耕的面积也比较大,1999和2000年共退耕1736.4万亩,其中,2000年就退耕1144.2万亩。1996-2000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毁损等共减少耕地5161万亩,同期通过开垦、复垦、整理补充耕地2467万亩。4年间,增减相抵,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69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平均每年减少741亩,每年以0.4%的速度递减。
2、耕地质量下降趋势短期难以遏制,补充优质耕地的空间越来越小。我国耕地总体质量差,2/3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有灌溉设施、旱涝保收的耕地不足40%。干旱、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受水土流逝、荒漠化的侵蚀,质量严重退化。近20%的耕地受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致使每年有数百万亩耕地减产,甚至绝收。耕地“占优补劣”的现象比较普遍,耕地整体质量呈下降趋势,补充空间日趋狭小。
3、耕地减少的势头有加速的趋势。随着农田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城市化战略等,对耕地的占用仍旧保持的需求。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到2010年,共安排非农建设用地2950万亩,但是2000年前,已经占用了1106万亩。今后10年仅有1850万亩耕地的控制指标。从前四年耕地减少的平均速度来看,远远不够。据预计,今后10年需要退耕5700万亩。即使不考虑今后土地减少的情况和土地质量下降情况,目前的耕地保有量就已经构成了粮食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2000年全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仅为19.24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亩,14个省区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5亩。全国约有30%(666个)县(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的警戒线,其中近70%(463)个县(市)人均耕地低于0.5亩。
(二)愿意种植粮食和愿意种好粮食的农民越来越少
1、抛荒的耕地越来越多。如洞庭湖的常德市、丘阳市和益阳市是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但是近几年来,不愿意种田的人越来越多,抛荒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多。2000年常德市耕地抛荒面积达27.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94%,其中旱地抛荒面积9.9万亩、水田抛荒面积17.8万亩。通过做工作,全是大部分的抛荒耕地都已落实复耕措施,但最后仍有7.45万亩抛荒耕地没有解决,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1.06%。岳阳市有关部门选择了16个乡镇作调查,统计结果为:1998年春耕中共抛荒1.77万亩;1999年抛荒2.5万亩,比上年增长70.3%;2000年抛荒4.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67%,比上年增长72%。
2、从事自然生产和广种薄收的越来越多。由于种植粮食比较效益低,有部分农民虽然不是抛荒,但是他们也不把种植粮食作为一个致富、赚钱的好职业,而是用来生产“口粮”而已,因此这部分耕地从粮食的商品生产转向自然生产,农民不愿意精耕细作、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从农村调查的情况看,预计这部分耕地也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5%,而且还有一种上升趋势。这是一种隐性的抛荒。因为这部分土地已经不能向社会提供商品粮食供给。
3、土地经营副业化。拿农民的话说,就是种田不合算、种地划不来。据常德市农调队百户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百户农民经营耕地642.15亩,投入总成本(含税收提留)29.6万元,亩平均成本460.96元,总收入为47.57万元(不含投劳),亩平均收入740.79元,投入产出比1:1.61,比上年下降4.7个百分点,比历史以来最好的1994年下降33.5个百分点。分析以上数据发现,1999年百户农民得到的纯收入总额为17.97万元(不含投劳),亩平均仅279.84元,比上年亩平337.39元减少57.55元,下降17.06%;比1994年亩平438.76元减少158.93元,下降36.24%。1999年人平现金收入不足1000元,而外出务工经商至少每年纯收入4000-5000元,是耕地的4-5倍,种田的机会成本很高,因而只好把种田作为副业来经营。
另外,粮食经营一季化、经营主体老年化的情况也比较突出。由于农民不愿意种粮食,即使种粮食也不愿意把种粮食作为增收的主要途径,这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耕地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率,使耕地的利用率大打折扣;二是虽然国家可以监控粮食的种植面积,但是不能准确地监控粮食的生产产量。这些都给国家的粮食经济安全埋下了隐患。
(三)、农业结构调整使粮食种植底线受到了挑战。各地把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作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许多地区甚至提出了“消灭早稻,消灭粮食”的口号。这对于粮食安全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结构调整应该值得鼓励,但是结构调整的面积要以保证粮食经济安全的极限面积为前提。1999年粮食种植面积调减939万亩,2000年又调减1000万亩。虽然目前还没有影响到粮食的经济安全,但是这种趋势却有一种递增的态势,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当然也有人认为:当粮食种植面积小于一定程度后,粮食价格就会反弹,粮食种植面积又会增加。不可否认,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粮食种植结构大量调减时,一旦遇到世界的粮食大减产,这时就可能出现供给大缺口,而且粮食安全与粮食当期的生产有一定的时滞,这就更加增加了粮食安全的复杂性。虽然经济结构调整保持了耕地资源的可替代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粮食的经济安全程度,但是这种替代性也有一定的转换时间。需要粮食的时候再进行替换就可能迟了。
(四)、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不顺、数据不清。
1、国家粮食储备体制仍然没有完全理顺。虽然这几年建立了不少国家粮食储备库,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粮食的安全储备问题。至今,国家的粮食储备库仍然不能完全解决确保粮食经济安全的储备量,现在还有很多粮食是委托粮食企业收购和代管。由于粮食企业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有其经济理性,因此出现与国家逆向调控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还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空转库存,向国家要粮食储备补贴。
2、储备粮食在品质和品种上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因为储备粮食大多是在保护价和敞开收购的条件下收购的,这部分粮食有可能是农民无法以高于保护价格向其他主体销售的、品质品种都较差的粮食,这种粮食由于品质较差,无法按照国家粮食储备的要求进行轮换,最终会变成陈化粮。这种陈化粮是不能作为口粮来销售的,但是在国家粮食储备上依然被充数。这也就使国家的粮食储备大打了折扣。
3、帐实不符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94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的时候,发现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库存帐实不符。虽然现在建立了不少国家专储粮库,但是由于国家专储粮库的不足,不少粮食仍然实委托国家粮食企业储备。只要国家粮食企业是市场经济主体,就有自己的经济理性,帐实不符的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特别是这几年粮食丰富,许多粮库都有一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侥幸思想,认为到国家检查时再进粮食也来得及。这种只为应付国家检查的思想时粮食储备的最大隐患,使决策者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粮食储备。
(五)对粮食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
1、节约耕地生产的机会成本有潜在风险。外国的粮食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而保证我国自产粮食完全供给的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却相当高。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不可避免地在粮食上进行部分进口替代。虽然在总体上,我们会把握一个度,但是这个度的准确把握的难度较大,如果失之过宽就可能带来严重的粮食危机。
2、对粮食国际市场过分依赖的风险。因为国内粮食生产的成本普遍偏高、竞争较弱,在外国质优价廉的粮食的冲击下,会使相当一部分粮食生产经营者转向其他产业。从而使我国的粮食外贸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庞大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也隐含着一定的粮食风险。
3、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信号使国内粮食价格的“安全提示灯”失灵。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价格信号是以世界市场的价格信号为基础的。因此,国内的价格信号具有一定的不“真实性”。因为即使粮食的种植面积大大小于极限粮食种植面积时,由于可以从外国购买到较为便宜的粮食,所以粮食价格可能并不会因国内粮食种植面积的大大减少而升高,因为这时的国内粮食价格就存在一定的“欺骗性”,使我们对粮食的经济安全盲目的乐观,从而为粮食的经济安全埋下隐患。
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我们认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点使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据此,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经与专家们共同研究后建议,我国粮食安全的具体目标是:
1、粮食总量能够供求平衡。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进行预测,2010年人均粮食消费390公斤,消费总量5400亿公斤左右;2020年人均消费粮食约400公斤,粮食消费总量6000亿公斤左右,即比现在提高约1000亿公斤生产能力;
2、粮食生产的成本要低,粮农的收入要提高;
3、粮食品种质量要好,能够保证人、畜及环境安全(无污染),又富于营养;
4、贫困人口必须脱贫,低收入人群要较多地增加收入,粮价要合理,人人都买得起,人人都有饭吃。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出以下十二条对策建议。
(一)必须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江泽民同志1994年在福建考察工作时曾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又薄的大国里,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时国计民生第一位的大问题。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在十六大报告中又一次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时,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等。各级领导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要高度重视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应懂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的重要意义。特别时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是冲击较大的产业,又面临着激烈额国际粮食市场竞争,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对粮食安全问题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做到有备无患。
(二)切实保护粮食主产区粮农种粮积极性,增加粮农收入
1、继续执行粮食主产区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政策,直接补贴给农民,防止谷贱伤农;
2、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征收农业税的做法,建议首先在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3、国家进行各项建设时,优先就近安排低收入农民参加,增加其劳务收入。
(三)坚持依法保护基本农田,大力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
必须贯彻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决执行《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依法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建议:
1、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批各项建设用地,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严防乱占滥用,严肃查处一切违法用地行为;
2、种植业结构调整中调减的粮食耕地,可用于种植饲料和经济作物,不能用于非农业用地,要藏粮于地,以便遇到意外情况时,能及时转为粮田;
3、发挥区域优势,大力扶持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4、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重视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提高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
(四)切实加强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工作,提高粮食单产
今后我国粮食增产,主要靠提高单产。建议:
1、要认真搞好种籽工程和其他现金农用技术;
2、要进一步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逐步加大农业科技强度,真正依靠科技进步使粮食单产有较大提高。据中国科学院专家研究,20世纪90年代农业科技强度发达国家为2.37%,世界30个收入最低国家为0.65%,而我国仅为0.2%。
(五)应用WTO的“三箱”政策,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粮食和农业的支持
1、借鉴世界许多国家支持农业的做法,政府对粮食、农业的支持要有具体要求,要抓落实,特别对资金的使用要加强监管。
2、今后支持重点:一是农业科研推广体系;以水利和农业生态环境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以及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及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增产技术。二是在粮食主产区、低收入地区、贫困地区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建立农产品保险补贴机制,保险公司的农保亏损部分,由政府补贴。
3、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农业支出的比重,由2000年的7.8%恢复到1998年10.7%的水平,农林水利基建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保持2000年7%的水平。要重视提高投资效益,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九五”期间的54.9%逐步恢复到60%以上。
4、在支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同时,积极支持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以及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的发展。
(六)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生态农业建设,提高粮食质量安全
1、今后我国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因此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特别要发展草食东吴,以缓解对粮食供应的压力;
2、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体系,生产优质、安全又富于营养的粮食和其他食品。
(七)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积极推行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
目前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在1.5亿人以上,其中大部分从事粮食种植业,这是造成粮农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要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为扩大粮食的经营规模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这是提高粮农收入的根本性措施。
(八)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和完善粮食市场机制
1、加强粮食零售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粮食经营主体的行为,把粮食市场纳入有序竞争的轨道;
2、培育批发市场,加强粮食批发市场的建设和管理,根据需要发展期货市场,发挥其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恢复玉米、大米等大宗粮食品种的期货交易;
3、逐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自由流通,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的粮食企业应分工协作,各得其所;
4、试行粮食购销市场化,由市场供求决定粮食价格,由市场价格引导生产、经营活动,完善粮食价格由市场形成的机制,逐步形成价格体系。
(九)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建立现代粮食企业制度
为国有粮食企业解除历史包袱,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和企业法人、建议:
1、现存的商业库存粮是国家按粮食保护价收购的,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应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核销;
2、商业周转库存粮的收购资金是农业发展银行的代换,应按市场价卖给粮食收购企业,以此向银行抵押贷款。今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银行形成借贷关系,取消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不得再欠新帐。
(十)完善国家储备粮体系
储备粮运作是政府行为,现行的储备粮费用实行包干制,而负责国家储备粮管理的国家粮食储备总公司,却是企业单位,有可能影响储备粮的推陈出新和保管质量,应进行改革。国家储备粮库应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进一步填平补齐,并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现有粮库效益。目前有些粮库主产区粮库不足,应酌情新建部分粮库或充分利用社会闲置库解决。
(十一)利用好国家粮食资源和粮食市场,签订长期进口粮食合同。
经过专家多方案研究比较,建议今后我国粮食的进口量以不超过粮食消费量的10%,自给率以不少于90%为宜。据此测算,2010年进口粮应不超过540亿公斤,2020年进口粮应不超过600亿公斤。为了解决好进口粮的问题,建议:
1、我国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国,签订较长期进口粮食合同。可以考虑允许这些国家在我国建设粮库,用以储存出口给我国的粮食;
2、积极参加国际粮食期货交易,避免国际风险;
3、鼓励和支持粮食组织、企业和农民到国外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并设立粮库;
4、要利用WTO的规则,对进口转基因大豆严加管理,加强科技投入,同事采取扶持补贴办法,在国内有优势地区大力发展高油大豆。
(十二)建议设立国务院农业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近几年来,很多国家都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我国粮食及农业是弱势产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粮食市场竞争,我国需要全面系统研究、协调、制定实施统一的保护本国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针与具体政策,充分利用WTO“黄箱政策”中我国政府承诺的8.5%的农业支持总量。由于农业应对WTO的战略,在政策与计划方面涉及到许多部门,需要建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农业协调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及金融、保险单位参加,负责研究提高农业应对WTO和WTO下一轮谈判的战略方案和具体方针、政策以及按WTO规则对农业补贴的具体方案与资金落实工作,并检查监督执行情况。
习近平最近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在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问题。本文试图解读“永恒的课题”的深刻含义,揭示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问题,并为应对挑战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粮食安全再定义
“粮食安全”是个舶来词。英文是“Food Security”,虽然更符合原意的翻译应为“食品保障”,但约定成俗,其后中文翻译都将其译作“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论述发展的文献。当时由于石油危机引发了1972年至1974年粮食价格暴涨的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不安全的粮食形势深感忧虑,“粮食安全”就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议题提出来了。“粮食安全”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1974年联合国的《世界食品大会》报告。而将“粮食安全”打造成一个响亮的,有感召力的全球口号,还要归功于1996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orld Food Summit)。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正式文件《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议划》。
在这两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的定义了“粮食安全”。首先是明确了粮食安全问题的考量的层次:“在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现粮食安全”;同时界定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同时这个定义强化了粮食安全的多维性质:首先是存在可供给的粮食;同时,个人,家庭和国家有经济能力获得粮食;此外,富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满足需要并且价格相对稳定等。从而,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和进口足够粮食的问题,也是粮食配送和分配的问题。《罗马宣言》同时强调,人皆有食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并确定了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8.4亿减少到4.2亿的雄伟规划。
然而,《罗马宣言》定义的粮食安全是相当狭隘的,短视的,其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一个静态的现状,缺乏粮食安全应有的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的基本内涵,结果,往往会误导决策者为实现粮食安全制定的政策和举施。
首先,世代衣食无忧才是真安全。
人类生生相息,代代衍繁,无论那朝那代,“人皆有食”都是人类生存需要,社会的基本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无止境的过程,不仅在当代社会要实现“人皆有食”,而且世世代代都没有“缺吃少穿”和“营养不足”的忧虑。
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绿色革命”以来,农业再生产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工业的动力和投入革命性的改变了自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使得农业生产日益趋同于工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颠覆了传统以自然资本的投入和传统耕作方式,以新品种为中心,用工业化生产的化肥取代农家肥和自然的土壤肥力增进,各种杀虫剂和除草剂替代了以深耕和轮作来控制病虫和杂草的选择,工业化石燃料驱动灌溉替代了传统的蓄水保水浇灌,重型农业设备与机械耕作和收获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和用量,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写了农业
作为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历史。
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的工业集约化农业,对于全球粮食生产从 1961年的 8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25 亿吨居功至伟。但是,这样工业化农业衍生了两个巨大的问题。第一,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工业化的农业面临随着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的危险;其次,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已经造成了包括肥沃土壤退化、地下水枯竭、虫害肆虐,生物多样性遭到侵蚀,空气、土壤和水源受到污染等问题,而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致对燃料、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需求不断攀升。这从根本上危及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尽管农业生产工业化改变了现代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但自然,包括土地和生态仍然是农业的基础,一旦农业生产的自然基
础被破坏,农业生产就会衰落。
在农业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加大化学肥料和农药等工业投入的施用,可以实现短期内的“高产”,来满足农产品的需求,但这样的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并加速对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结果,当代的粮食安全实现了,但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丧失了。所以,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其定义必须体现动态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即在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层次上,“粮食安全”就是要实现千秋万代人类粮食安全和食品供给保障,而不只
是追求几年,几十年的“丰衣足食”。
其次,经济有效才有可持续性。
虽然《罗马宣言》给粮食安全打上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烙印,但是却忽略了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有效性:以资源利用最优化为基础,经济成本最低来实现粮食安全。“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可以取得短暂的“粮食安全”,但注定没有可持续性。
经济有效性有两层含义。农业生产实际上也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经济有效,以最优化的投入去实现最优水平的产出,即最优化的投入和产出,而不是不计成本的最大产出。另一层含义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经济有效地实现粮食安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要素组合的时间,空间,食品贸易的方式和流转的过程,作为一个极具资本色彩,政治色彩的全球化,不仅为国家在全球的平台上实现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让所有国家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挑战,遭遇粮
食贸易实物和价格风险的波及。
体现在贸易中的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是交易的条件要公平,不存在垄断,不存在操控价格的问题。同时,还有进出口商之间“贸易条件”公平的问题,因为如果贸易条件不公平,出口交换粮食货物的价格被压低,或进口粮食的价格被抬高,都不是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
合理消费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涵。
《罗马宣言》中粮食安全的定义,还忽略了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涵:合理消费。粮食安全不只是单方面的供给保障问题,同时也是合理的需求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奢侈”和“浪费”食品盛行,不可能取得粮食安全,因为“挥霍”粮食是没有极限的浪费,是
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
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人皆有食”是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普世价值,那么,在道义和公理上,就不应该在满足全世界粮食合理消费前,将粮食作为他用,比如生产乙醚。也不应该以国家政治干预粮食的流动,甚至以粮食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这些问题都被《罗马宣言》中的粮食安全定义忽略了,也许正是狭隘的“粮食安全”理念的误导,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竟然宣布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1995年的8.4亿增加到了10亿,而在1995-201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因为高速经济发展促成近4亿人免除饥饿和贫困。在探讨世界饥饿人口增加的原因时,农业“投资不足”是“罪魁祸首”之一,而“投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无视粮食安全可持续性的动态,轻慢实现粮食安全
经济有效性所致。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危局
当“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成为粮食安全核心构成,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发展动态的评估,就有了新的视角和判断。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可持续问题,是确保子孙万代衣食无忧的问题。
以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追求短期内的“高产”,造成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问题。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创造了增产的捷径,神奇的化学元素,魔幻的转基因,万能的工业石化动力,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在创造增产奇迹的同时,也透支未来,为满足当下的欲求而破坏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在1978年到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6.02亿吨,将近翻了一番,肉类翻了近10番从900吨增加到8600万吨,水产品,水果,蔬菜等都有10倍以上,甚至百倍的增加,比如苹果,从38万吨增加到近4000万吨。翻了100多倍。食品生产如此奇迹般的暴涨确保了
当下丰盛的供给,然而,代价是巨大的。
1978-2013 年,中国化肥使用量增长了8 倍,农药增加 15 倍,而粮食增产不到1倍,单位面积用量成为世界之最,单产并非世界最高。2012 年中国每亩化肥用量 32 公斤、农药2 公斤,前者较发达国家高出3倍,后者高出近5倍,但玉米,小麦的单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也显现中国农业生产中工业投入不合理,中国生产了世界 20% 的粮食但施用了 32% 的化肥和近40%的农药。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尤其是为了实现当年的高产过度施用工业投入品,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基
础。
中国土壤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除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残留物之外,还有工业金属污染的问题。据估算,目前农业中被污染的耕地已占总耕地面积达到25-30%。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消费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等粮食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结果,不仅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导的日益增加的投入需求,土地不再生产食品而是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新近发生的的大米样镉含量超标的“镉大米”事件,就是的目前中国农业自然生态和
集约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警号。
农业生产的工业投入对水源和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近年中国农业用水量已达4000亿方,其中灌溉用水量占90%,由于工业投入的过度施用,造成了大面积的水污染。同时,工业化农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也愈益严重,比如,据广东省政协的调研,广东农村环境面临生产污染、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三大污染困扰,农村环境污染导致珠三角多地蔬菜重金属超
标率达10%-20%。
然而,为了实现高产出,农业生产中化学投入到施用量的上升趋势依旧,这对于本已脆弱的农业自然再生产基础无疑于雪上添霜,同时加剧农业生产食品向生产“毒品”的转化过
程。
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房地产向粮食生产直接争夺土地,摧毁粮食生
产的自然基础。
城市化会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近年中国日益火爆的房地产,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的却是土地财政和房产金融化促成了对土地的过度需求。1978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仅6.7平方米,2012年增加到40平米,在30多年中,新的住房建筑面积净增433亿平方米,按容积率为2算,3600多万亩土地被用于新的住房建筑,这还不包括商业房产。如果按照近年的年均新增住宅面积7亿平方米的规模,每年将有600万亩土地将被征用。
在人均仅1.38亩耕地的国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奢侈,但中国的房产依然增速不减,高房价和亿万家庭“蜗居”被误读为“刚需”。中国房地产的兴旺主要原因是卖地成为政府暴富的途径,房产成为只涨不跌,回报最高的金融产品,结果推高了房价,“误报”了需求。在“买房可以致富”的当下,很少人可能会因为遥远的,后代的粮食安全危机而同金钱为敌。
由于高房价,造房比种地带来更高的金钱效益。一亩地种粮食净收入一年不过1000元,但1200平方米的房产(假设容积率为1.8),在每平米5000元的价格时,却可获得600万元。在金钱的诱惑之下,粮食生产面对房产争夺土地,注定无招架之力。土地,粮食生产的基础,不断的被房地产蚕食。什么“耕地红线”,不过是纸编的篱笆。尤其是在所谓“刚需”的借口下,不断驱赶蚕食粮食生产的基础,用耕地种植水泥然后换成可能变成废物的纸币,危及
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巨量进口食品不可持续。与中国农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连增”相伴的,是中国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的历史性移位和进口的“暴增”。在2003年前的10年,中国年均净出口谷物(玉米,大米等)870万吨,在2004年瞬间落为谷物净进口国后,成为全球最具爆发力的进口国。2012年,中国农业净进口额(农业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125亿美元,谷物1400万吨,大豆5800万吨,食用油850万吨,棉花510万吨,肉类200万吨,食糖370 万吨,干鲜果品330万吨。按世界平均产量为基础估算,生产这些农产品至少需要4000万公顷的土地,约为目前中国农业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按照目前的趋势,在2020年,中国玉米进口将达2000万吨,大米2000万吨,小麦1500万吨,大豆8500万吨,其他油料600万吨,棉花500万吨,食糖500万吨,肉类600万吨,蔬菜果品600万吨,生产这些农产品将至少需要8000万公顷土地。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粮食安全都面临自顾不暇的危机,这样的巨量进口绝对不可能满足。
据联合国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比目前70亿净增22亿。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近28亿吨,人均拥有400公斤。考虑到目前世界尚有10亿人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2050年世界粮食生产至少需要在现有产量的基础上增加20亿吨粮食,即要在现有的产量上增加70%。
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耕地面积不断被蚕食。虽然由于灌溉条件的改善,过去50年中全球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增加了12%左右,但是人口翻了近一番,按人均计算耕地面积事实上减少了35%。根据一个最乐观的估算,地球潜在的可农用土地面积约在45-50亿公顷之间,现在实际农用耕地面积仅15亿公顷,所以,土地不是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60-70的淡水资源都用于了农业生产,这样,即便全部的淡水都用来生产食品,耕地也最多能扩张到21.4亿公顷。结果,即便土地不会制约粮食生产的扩张,但淡水资源会成瓶颈;其二是土地资源国家和地区间分布不均,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发率已经超过90%,在这些国家耕地是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革命,以供给链管理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对全球粮食贸易垄断的格局基本形成,控制了 70%以上大宗农产品贸易。同时,进入贸易的农产品金融化不断加深,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农产品成为金融产品,这让农产品贸易成为跨国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2008年世界主要农产品价格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样的格局,加大了国家粮食进口的风险和成本。即便是2012年的食品进口总量不变,如果世界价格翻10倍,中国每年进口粮食的支出将是1.2万亿美元。
中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
首先是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比如玉米生产,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研究报告,1978年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为798元/hm2,到2011年已经达到11 463元/hm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78年增加了2.4倍,而单产从2805公斤/hm2,增加到5960公斤/hm2,仅1.1倍。而且,2011年玉米单位生产成本就超过美国。由于化肥和农药等工业投入量和价格的不断增
长,玉米生产总成本趋势继续走高。
其次是政府农业补贴的边际效率明显递减。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近13,000亿元,比2011年的10,408亿元增长25%,这是过去几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15%左右增幅的再跳跃。如果所有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都和增加粮食产量有关,那么,2012年每公斤净增产粮食涉及的中央财政支出为15元左右,这比2011年的7.4元翻了近一倍,远高于市场上每公斤稻米的价格。而这还不包括增加的地方财政补贴,和政府对粮食生产要素的补贴。政府扶持农业边际效益的恶化,不仅表明政府支持农业增产缺乏经济有效性,也反映
出由于成本巨大而缺乏可持续性。
工业化的农业可以通过透支未来满足眼下的食品奢侈和浪费,而增加进口也可以短期中填补供求的缺口,但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消费将危及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这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真正危局,也是“永恒课题”的深刻含义。
三、化解中国粮食安全危机
1.反对浪费,合理消费
粮食安全,本质上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然而,在应对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却过分偏重于增加供给,志在“连增”,而忽略了反对食品消费中的浪费和不合理的消费,同时在“刺激内需”的思路下,政府政策和市场导向主要目标是鼓励和刺激食品需求,这集中反映在改革开放以来饮食行业的超高速增长。
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国饮食业的经营额仅55亿元,人均5元左右。而2012年,经营总额突破2。6万亿元,人均2000元,几乎和城乡居民家庭食品现金消费的人均额相当。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78年暴增了68倍。在1978-2012年间,扣除通胀因素的餐饮业营业总额年均增长率是18%,将近GDP年增长率的一倍。而2011年商务部发布的“十二五”期间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力争在“十二五”期间,餐饮业继续保持年均16%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零售额突破3.7万亿元。
而在饮食业增长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的暴涨。1978年工业用粮仅800万吨左右,但2012年约为8000万吨,大豆榨油和酿酒业的高速发展对工业用粮暴增功不可没。饲料用粮的增长更快,1985年以前,饲料用粮一年大约7000万吨,2012年已达3.5亿吨,翻了5倍,占粮食总消费量的60%。换句话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78年的260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520公斤,主要归功于餐饮消费。
虽然生活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诸多实际调查发现,中国餐饮业的浪费情况十分严重,保守的估计大约五分之一的食品,至少7000万吨的原粮被浪费。但这只是
冰山的一角。
家庭的食品消费中的浪费也很严重。过去几十年,以西方丰裕社会为前提的“沃尔玛”之类超市和厂家“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量购买,因为变质和腐烂而不能食用,以及备餐量过大等,所造成的浪费巨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至少10%的食品就是这样浪费掉,据此推算,中国浪费食品近3000万吨原粮。此外,按中国媒体的调查推算,各类食堂的浪费近1000万吨。加总起来,每年中国至少有1.1亿吨的粮食在消费环节被浪费,占总消费量的15%左右。
显而易见,在食品浪费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只强调增加供给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的。必须双管齐下,在不放松供给保障的同时,将制止和减少食品消费中的浪费,作为实现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基本战略措施之一,大力减少以饮食业为主的严重食品浪费的问题。事实上,倘若目前浪费的食品减少一半,中国粮食自给的目标就基本可以实现。
减少食物浪费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参与。人类的消费决策,并不完全理性,不只是受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收入和价格驱使,简单的市场手段在很多情况下对减少食品浪费影响不大。行为经济学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在相当的程度上,有限理性的消费者的大多数决策是“比较”出来的,“以他人为参照点”做出的,因此广告才可以大行其道,诱惑和引导消费者。所以,要在全社会营造“食品合理消费”的氛围,反对奢侈和浪费,比如,在全国开展“停止浪费食物”活动,为消费者提供食品合理消费指南,促使超市和餐馆“负责任供给”,比如提供小份熟食和菜肴,从根本上改变食品“薄利多销”的营销方式。
鼓励“健康,合理食品消费”,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施。由于食品匮乏导致人类营养不良造成健康问题,但过度摄取能量和脂肪造成肥胖,引发各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也极大损害人们的健康。因此,提倡“健康,合理食品消费”不仅要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也要在全社会确立健康,合理的消费风气,遵循营养学家“吃各种食物”的健康膳食建议,吃得营养,活得健康。世界上目前有14亿人由于摄取能量过度而“超重”和肥胖,而中国肥胖儿童人数在过去15年里增加28倍,超过1200万,7岁以下儿童中有近五分之一超重,7%是肥胖儿童,这都是不健康膳食造成的。
在中国实现健康,合理食品消费,大力减少酒类和烟草消费必不可少。统计显示,2003年到2012年,中国白酒产量翻了3倍达1153万吨,人均成人消费约15公斤,而啤酒几乎是从无到有,2012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人均成人消费62.5公斤。为满足白酒和啤酒的生产,需要粮食至少4000万吨。2012年中国卷烟总产量达2.5亿箱,比2002年中国加入非约束性的《世界禁烟公约》时的产量翻了近一番,而种植烟草的耕地面积也将近翻了一番到2200万亩。吸烟危害健康,污染环境,需要大力限制。如果可以将酒类消费和烟草消费减
半,可节约工业用粮2500万吨。
2.增产节约
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已严重削弱了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危及中国粮食安全的长盛不衰。然而,迫于不断增长的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农业生产不可能放弃工业集约化生产方式。这是确保中国粮食供给的两难。对此,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第二次绿色革命”为契机,建立重质,重量的粮食安全体系,从节约肥料,农药的投入,提高效率去实现农业生产“节约也增长”,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据网载,河南省实行测土配方施肥,到2020年每年就可节约化肥110万吨,节约农药1万吨,节水11.8亿立方米。如果河南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大约可以节约化肥1220万吨、农药10万吨,地下水311亿立方
米。
“增加生产,节约投入”保护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基础,是确保农业生产食品不恶化为生产“毒品”的转化过程,实现中国世世代代的粮食量和质的安全的关键。“增产节约” 还能通过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据估算如果实现测土配方施肥,每吨粮食可增收100
元左右。
在食品收获,加工和分销环节中也存在巨大的损耗,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至少10%-15%的食品在这个过程中损失,因此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措施,在粮食收获,运输,冷藏,储存,加工,包装,批发和零售的食品输送链中减少损耗。同时,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防止农民因信息闭塞,生产过剩造成的食品浪费。此外加强食品加工过程中工人的培训,减少因操作不当或不卫生造成的浪费等。
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量和质并重,守护好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确保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基础,但确保土地的质量和土地的肥力和无污染,也至关紧要。面对人多地少的中国现实,在追求当下居住环境和金钱(投资收益)时,不可对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置若罔闻。粮食耕地一旦“种上”了高楼,几乎不可能再恢复用于粮食生产,土地用途的不可逆转和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现实,客观上制约了我们住房环境的过度奢侈,尤其是不能任由房产成为政府税收的源泉和回报最高最稳定的“投资”。
3.打破贸易垄断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将世界夷为平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要素组合的时间和空间,这不仅让地球村里的所有国度,在粮食安全问题上面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挑战,也为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实现粮食安全提供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下国家食品的“自给率”不应只限于国界线内的产出,而应该包括国家粮食企业在“平坦世界上”通过自己的供给链生产和组织的食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食品进口需求强劲增长的风险,在一定的时期内,主要不是量大的问题,而是进口来源的问题:是从跨国粮商购买还是来自自
己的供应渠道。
2007和2008年之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对于中国不只是一个极好的警示,更是食品安全危机会引发后果的提前彩排。当时,所有的食品价格:玉米,小麦,大米,食用油,肉类几乎是在一夜间就井喷了。比如大米价格,当几个主要出口国宣布限制大米出口以保证本国供应后,大米的世界市场价格在短短3个月内就翻了番,价格的“爆发度”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无力获得粮食而面临生存危机,在贫困的加勒比海沿岸国家、非洲与东南亚、南亚等国人民,迫不得已走向街头为生存抗争。2008年2月,西非的喀麦隆有24名民众在粮食暴动中死亡;3月,海地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暴力抗议导致5人死亡;5月,在非洲索马利亚有2人在争抢食品中死亡;突尼斯,埃及等国由于食品价格飙升引发了社会**。。“民以食为天”,天塌了社会怎么能不动荡?
有人将这场粮食价格危机归咎于供求失衡,拿新兴经济体需求增长和低库存于消费量比率说事,但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同世界贸易量75%的粮源被少数几个跨国粮商和投行控制,趁机兴风作浪直接相关,没有粮食贸易的垄断和金融化,只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粮食价格不可能在几天,几周翻番。过去20多年,日本不少大宗粮食和油料进口对世界市场的依存率高达50%以上,但尽管世界粮食市场**不断,但日本的食品进口很少被危机波及。
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日本以全球为平台,建立起了自己的食品供给链,无须受跨国
公司的制约。
2003年到2011年期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累计总额达13.8万亿美元,但是涉及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的投资仅1549亿美元,为总投资额的1.1%。农业投资低迷反映了相对于工业,农业投资回报低,回收周期长的特征,但也折射出对农业投资的强烈需求。中国必须摆脱跨国粮商对中国粮食贸易的控制,要在全球的平台上建立自己的食品供给链,应以全球巨大的农业投资需求为契机,在全球的平台上,建设公平和有效的食品供给链。中粮集团等国有企业应为建设和健全全球平台上的中国食品供给链,发挥其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打造中国的“粮安航母”。
结束语
5.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篇五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要求吃得营养、安全;但从近年来媒体所披露的食品中毒事件却屡见不鲜。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之一,食品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食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食品安全问题便成了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食品污染事件及群体食物中毒如蔬菜农药超标、豆奶中毒、高含量瘦肉精肉类中毒以及农药加工火腿、毒胶囊等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严重危害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引起了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微生物、化学性污染等对食品安全构成影响。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的因素有哪些。
(一)微生物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1.真菌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真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有些真菌被应用于食品工业中,如酿酒、制酱、面包发酵等,但有些真菌也通过食品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由真菌引起的食品中毒种类主要有:黄曲霉素致毒、赤霉病麦中毒、食物中毒性白细胞减少症毒变甘蔗中毒等,人类食用了由这些霉菌污染的食品可损坏肝脏,导致癌变等。
2.细菌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细菌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
食品如食醋、味精及多种氨基酸都是应用细菌制造的。但有些细菌也给人类带来危害。根据国内外统计,在各种食物中毒中,以细菌性食物中毒最多。3.病毒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引起人畜共患病的病毒主要有猪水庖病毒、狂犬病病毒、慢性病毒等。
4.微生物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问题十分突出。据统计,近年来卫生部每年接到食品中毒报告100~200起,导致数千人发病,百余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由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
(二)化学性污染因素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化学性污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下仅就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1.农药残留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近年以来,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在大量使用,特别是有磷杀虫剂农药,是农作物中残留最为严重的农药,长期摄入有磷农药可出现肝功能下降、血糖升高,白细胞吞噬功能减退等病理变化,并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作用。
2、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可使食品色、香、味更佳,保质期更长。食品添加剂主要有:着色剂、防腐剂、甜味剂、酸味剂、发色剂、漂白剂、保鲜剂。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添加一定限量的食品添加剂对人体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做了明确的规定。但长期(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会致癌,产生遗传毒性在人体内的残留,破坏新陈代谢等。在实际生活中,过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还是违法添加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化学品。例如:为了使面粉更白,在面粉中添加过量氧化苯甲酰(增白剂)。在熟食品、卤制品中添加过量人工合成色素、亚硝酸盐等,使食品色泽鲜艳诱人;为延长食品货架期,添加过量苯甲酸(钠)等防腐剂;更有甚者,将甲醛加入到米粉中,使之更劲道、鲜亮。
3.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在食品的生产、加工、储存、分配和制作的过程中,由环
境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针对动植物的生产过程。在这一生产过程中,由于呼吸、吸收、饮水,环境污染物质进入或积累在动植物中,从而影响食品安全性。环境污染主要有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放射性物质污染。据1998年中国质量公报,我国七大水系、湖泊、水库、部分地区地下水和近岸海域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污染水体中生长的生物:水藻、鱼虾、贝、蟹等被污染后,引起人类的急性或慢性中毒,甚至祸害子孙。除此之外造成食品污染或食源性疾病发生率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工业化生产和新技术、新原料、新产品的应用,导致食品污染的因素日趋复杂化;高速发展的工农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农产品和食品原料的卫生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食品污染事故。由于部分食品生产经营条件落后、操作人员卫生意识差和卫生管理水平低,致使食品受到交叉污染而引发事物中毒。更有甚者,部分不法食品生产经营者出于赢利的目的,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胁。
为了提高食品安全性,保证人体健康,促进社会发展,我国应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具体来说如何防止“病从口入”,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提高食品安全检验科学水平;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立法;加大市场监督力度等。
一我国防止食品安全事件从法律角度来说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要切实解决“各自为政、多头执法”的局面。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实行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现阶段农业部门管初级产品,工商部门管流通,质检部门管加工企业,卫生部门管餐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协调„„这种多部门分段监管的结果是部门信息无法共享,公共资源浪费,重复执法增加企业经济负担,问题出现后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同时很难实现对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可以说,职责不清和权责不明是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从国外的成功经验看,食品安全统一全程监管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政府部门应尽量减少食品安全监督主体,集中执法权力,着力解决“九龙治水、各管一头”问题。
(二)、要解决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冲突问题。目前,涉及食品的法律还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法律的出台首先要解决好法律的衔接和冲突问题,否则不仅影响法律执行的效力,而且影响法律的权威。同样的行为,不宜有多个处罚主体和幅度。
(三)、健全法律制度,应当赋予消费者责令赔偿请求权切实保护消费者权利。《食品安全法(草案)》规定,“食品经营者以假充真或销售不安全食品,除赔偿消费者的损失以外,消费者还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应当说,这是草案的一大亮点,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利益。但问题在于,如果食品经营者拒不支付赔偿金怎么办?一般消费者购买食品金额较小,总不能为了几十元或是几百元走漫长的法院诉讼程序。因此,对小额的赔偿法律应该赋予消费者请求相关维权部门责令食品经营者赔偿的权利,相关维权部门接到请求后应当依法执行。
(四)加强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研究、修订、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为了降低食品中农药残留量,就必须建立健全农药法规标准,加强对原料作物的生产管理。要确保食品添加剂食用安全,必须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包括食品添加剂的毒理学评价,食品添加剂食用量标准的制定和审批,生产或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审批手续、食品添加剂法规等。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增强食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应对WTO的挑战。
二、从技术角度来分析
(一)提高食品安全领域的科学水平不断探求新的分析检验方法,开拓新的分析检验领域,并在食品危险性评估技术、关键控制技术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进行努力研究;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创新能力,逐步达到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的水平。
(二)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积极吸纳国际先进的食品管理经验,将监督管理的重点从最终产品的检验过渡到生产经营的全程控制,学习并逐步采用HACCP控制体系。
三、从政府角度分析
(一)完善政府职能明确责任体系,加大食品市场监督力度行政执法与公安和司法等部门联合起来,从源头、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等各个环节控制食品的污染,加大惩罚和打击力度,实行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菜篮子”工程的安全。
(二)加强各个行业间的配合农业、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卫生等部门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强配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从而净化食品环境,使污染远离我们的餐桌。
(三)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要坚决取缔不符合技术要求和明显没有技术能力和人才的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不懂食品的安全与危害控制,肯定要出问题;加强对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管理,建议将生产许可证审核全面分包给第三方机构,毕竟我们很多发证机构的官员连“各工序要有互相匹配的能力,设备要合理布局”都理解不透,也没有认真对待,监管体系内专业技术不过关这是行业监管里面很大的问题,源头都没有解决。对第三方机构进行严格监管,不要由官方来审核工厂,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出现,最好能够进行异地审核,由国家承担费用,杜绝腐败,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四)政府应该加强食品行业协会的作用,以食品行业协会为主导,带领企业坚定不移的执行与参与政府发布的各种类型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及活动不要让食品协会和质量协会成为某些官员的家属集中地,让真正的专家进入食品协会发挥作用,食品协会的人员尤其是专家人员要以义务形式出现,避免专家成了家属;
(五)地方在管理食品行业的时候,应该听取食品质量专家的意见,因为食品行业监管归根到底就是监管企业的质量和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应急体系。整合食品卫生监督、质检、工商为主的政府职能部门资源,使各有关部门的监管工作有机衔接起来,让市场监管到位。
(六)食品企业每年的许可证年审和出口审核应该由第三方机构执行,国家只对这些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管,避免出现官方人员不懂企业管理还胡乱指挥企业操作的情况;
(七)国家加强对流入市场的产品进行检查,对于产品的不符合标准和不安全一定要区别管理,不安全的企业要停产整顿,不符合标准的只需要整改就好了。
总之一句话,把国家监管部门从食品的利益漩涡中解脱出来,那么才有可能解决食品的问题,要不永远纠缠不清。现在最有可能立即生效的,还是把食品发证的审核交给专业的人员去做,这样最有可能改变我们的食品安全现状。
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首先需要提高国民收入,因为国民收入不提高,就没有消费力,企业就没有市场。其次是要提高社会保障,这样国民才有消费欲望,才有胆子消费。
再次,要规定食品企业的规模必须与注册资金相匹配,杜绝企业的盲目扩张,这样也能避免企业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硬上造成很多违规客观上促进企业在市场上的优胜率劣汰。总之我们既要开展食品安全方面的基础研究,又要加强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监督管理。相信在管理部门、生产者、科研机构、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以上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国的食品安全,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提高。
6.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篇六
近些年来,我国频发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饮食中毒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令人担忧,令老百姓触目惊心,手足无措。近些年来,“大头婴奶粉”、“瘦肉精猪肉”、“掺苏丹红的鸭蛋”等等问题层出不穷,虽然有关企业和单位对这类事件进行清查处理,但仍不足以达到令广大人民实实在在放心的地步。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向来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跟我们目前特殊的社会大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从多方面着手,才能真正解决当前问题。因此,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要尤其关注。
下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阐述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加强完善有关食品法律和规范的制订
完善的法律和规范不仅能够打击食品造假者,而且还可以保护广大人民的根本饮食安全,规范当今的食品市场体系,促进食品市场经济健康合理发展。食品社会主义经济要健康,需要政府的强力引导,而政府保证人民饮食安全的最有力的方法就是制订完善的食品法律体系,只有制订了完善合理的食品法律政策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的饮食安全,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政府要加强食品源头质量监管 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在拥有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的条件下,对食品源头的质量监管就成为打击食品造假者最有力的途径。搞好食品安全,必须从源头抓起,切实抓好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和消费四大环节,实现全方位监管。如今食品生产经营方式分散,是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绝大多数生产都是以个体生产为主,对数目庞大,形式分散的群体,要对其产品质量实行严格的监控难度很大。因此,一定要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上,逐步引入集约化、规范化管理,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控,才能确保食品源头不受污染,进而保证食品安全。同时,搞好源头治理,必须结合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推进监管关口前移。利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食品进货索证索票、商品台帐登记和食品卫生质量购销档案管理,建立商品标签标识、质量追溯、封存报告、依法销毁等一系列制度,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三、加强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
目前涉及食品安全保障的部门有十多个,这就需要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通力合作,各司其职,严格依法行政,形成一个工作高效、监管到位、老百姓信得过的产品安全监管网。此外,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改善行政效率,加强监管力度,改革现行体制,从根本上堵住问题食品的源头。
四、加强新时代的社会道德教育与舆论监督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加强新时代的社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那些昧着良心的造假者无一例外的存在不同程度的道德沦丧。一方面,要注意引导消费,保护和宣传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做好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管理工作,防止极少数新闻媒体通过对个别问题的“炒作”误导消费者;进一步健全群众监督网,做好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通过提高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认识和积极性,形成一张以各级义务食品安全监督员为主的全民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督网,真正让有“毒”食品无处容身。让消费者掌握正确的食品安全消费知识,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最终使假冒伪劣产品失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如今这种金钱至上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只能从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层面上去解决,要倡导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社会新风气,学习“八荣八耻”的新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五、加强食品流通消费领域的监管 提高上市食品卫生质量安全水平
食品质量是食品安全的关键所在,加强对食品质量的监管是确保流通、消费领域食品安全的重要任务。一是充分利用抽查、巡查和专项检查等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二是建立健全对流通领域食品质量的监测制度,并作为强化对食品质量监管的重要手段。三是积极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推广食品产销“场厂挂钩”,“场地挂钩”等管理方法和模式。实现从“以打为主,打防结合”,到“以防为主,防打结合”的转变,建立全方位的流通领域监管体系,不断提高上市食品卫生质量安全水平。
六、加强食品企业的品牌建设
加大品牌传播的力度是改善食品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与这个行业鱼龙混杂的市场格局关系紧密,中国食品行业里存在许多作坊式的食品企业,这些无品牌的小规模企业严重扰乱了整个食品市场,损害了消费者对整个食品行业的信心,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力量雄厚的食品企业必须加大品牌传播的力度,只有通过品牌竞争,才能大量淘汰劣质企业和问题企业,整个食品行业的质量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央视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表明,凡是品牌传播力度较强的行业,企业的品牌集中度较高,消费者向优秀品牌集中的程度也较高。
七、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自律机制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信用自律对保证食品安全也是尤为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建立食品流通企业行业信用标准,建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质量档案和食品安全监管信用档案,强化食品加工企业、食品市场经营者第一责任人意识,实施上市销售食品安全责任制,推动食品市场建立经营者和商品“黑名单”、“黄牌警告”制度。制定和完善行业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加强对经营者的法制和诚信教育,督促企业提高诚信意识、质量意识和守法经营的自觉性,从而建立健全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业自律机制,更好地对消费者负责。
八、建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实现责、权、利相统一的现代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当前食品安全执法主体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执法监督体系尚未完全理顺,职责分工不明;二是各部门在食品安全体制建设,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风险控制体系建设中,缺乏统一协调和统筹规划。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要从管理源头做起,尽早成立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机构专门行使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统一组织、协调、管理与食品安全有关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建立现代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通过实施科学的协调一致的监测、监控、执法、科研、教育计划,就可以对食品从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和进出口等多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管。
九、建立健全的食品技术体系
把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作为食品安全科技支撑的重点,广泛联合科技主管部门和相关科研机构,通过协调和自建课题管理的机制,加强替代性安全投入品和检测仪器的研发,推进相关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品有害投入品屡禁不止,监督成本过高的矛盾。
十、加强监管程序控制流通渠道 定期对各类上市食品实地抽查和检验并进行追究
事前监督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渠道,只有从根源上切除不安全食品流通入市场,这才是最佳的选择。对于不达标的食品加工和贸易企业一律予以取缔。要加强对某些产品的强化监管,可以不用的坚决禁止生产,限制使用的切实控制买卖的流通渠道。对于像可回收利用于制作有害食品的残余废物,或下却料、餐馆的剩油等要由该商家或企业收集,统一由环保卫生部门收集处理,要监管其最终流向。
十一、加大媒体信息披露力度
由于食品生产涉及多环节,食品安全管制涉及多部门,而同时食品市场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如果只靠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制,往往无暇顾及,因此作为媒体应该充分发挥其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一方面要加强对非法生产商,不合格产品的披露;另一方面要加强公众健康知
识的普及,引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尽量选择正规的经营单位和有正规标识的商品,自觉选择安全健康消费。同时,还要引导公众的道德意识,在宣传途径上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对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积极的配合。
7.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考 篇七
一、充分认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所面临的形势
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 我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对外贸易中, 一些跨国大粮商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和建立起的一系列品牌优势, 进入我国粮食市场, 不断对我国粮油加工企业采取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以操控粮食市场。四大跨国农业企业已在我国从事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或是设立独资或合资的加工型公司。邦吉公司 (Bunge) 通过在我国建立的国际贸易公司, 向我国市场供应大豆等农作物, 并出口玉米和小麦, 同时, 在江苏南京和山东日照建立大豆加工企业。路易斯·德尔福斯公司 (Louis Dreyfus) 在我国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 在玉米进出口贸易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嘉吉公司 (Cargill) 的贸易活动主要是进口大豆到我国销售, 并从我国购买玉米和小麦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售, 同时已在我国投资建立24家独资与合资企业, 涉及农产品的上下游诸多领域, 包括饲料蛋白、植物油、玉米加工、各种食品配料、动物饲料和化肥等。益海集团 (它是由新加坡著名的丰益集团和世界500强中排名93位的美国ADM公司在2000年合资创建的大型粮油工贸集团) 从2005年开始将投资方向转向米、面等加工领域, 分别在山东、河南开工建设小麦收购、加工企业, 还相继到四川、黑龙江、新疆等地考察。此外, 跨国粮商还利用其资金、品牌、管理等优势, 控制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运输、仓储等流通环节的整个产业链条。跨国农业企业在我国的战略目标, 是要将我国的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纳入其全球农业产业体系, 逐步在中国国内建立了上下游完整的粮食产业链, 并获得在我国的粮食价格定价权和话语权。与国外跨国农业企业相比, 国内农业企业实力弱小, 效率低下。譬如, 湖南、江西、湖北等大米主产省, 大米加工企业数量都在2 000家以上, 许多以民营性质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很难与在资本、市场和研发等诸多方面占明显优势的外资企业相抗衡。即使是实力相对雄厚的国有农业企业, 与跨国农业企业相比, 其差距也相当悬殊。我国的几大粮食集团, 目前仍没有一家在国内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中储粮”作为全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 没有粮食加工业务, “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 却不能掌控粮源。而以益海集团、嘉吉、邦吉和路易斯·德尔福斯为代表的跨国资本, 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资金优势, 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垄断市场, 从而实现操控价格, 牟取巨额利润的目的。中国对粮食需求大, 跨国农业企业一旦进入中国粮食市场, 就会加大中国粮食市场的波动, 同时影响到国内的粮食安全。
二、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分析
粮食生产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紧密相关, 因而分析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是十分必要的。粮食安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既受现有粮食生产能力影响, 也受潜在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既受国内因素影响, 也受国际因素影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基本生产面积保障不足
在农业和粮食科技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 粮食的种植面积仍然是粮食总量不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 可开垦成耕地的不足7 000万亩。尽管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但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非农建设占用等因素影响, 耕地数量仍逐年减少。目前我国的总耕地面积只有18.26亿亩, 人均耕地只有1.38亩, 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40%, 全国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0.8亩警戒线, 1/3的省 (区) 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受干旱、陡坡、瘠薄、洪涝、盐碱等多种因素影响, 耕地质量较低, 目前, 全国耕地中中低产田占70%, 耕地土壤有机物含量平均仅为1.8%, 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对耕地的占用还会继续加剧, 不断减缩的耕地面积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二) 水资源严重短缺
根据水利部提供的数据,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 居世界第六位, 但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2 100立方米,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 常年缺水量为3 000亿立方米, 有一半以上耕地得不到有效灌溉, 受旱面积达2-3亿亩, 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水资源缺乏使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有效使用受到限制, “看天吃饭”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据水利部统计, 中国现有的18.3亿亩耕地中, 尚有9.59亿亩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 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 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46%。据专家分析, 每年因干旱而损失的粮食占各种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粮食的60%。此外, 近几年来, 我国自然灾害严重, 不利气象因素较多, 北方地区降水持续时间偏少, 干旱化趋势严重。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 我国旱涝灾害特别是干旱缺水状况呈加重趋势, 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并将对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目前, 全国80%的粮食、90%的棉花、95%的蔬菜产量来自灌区, 农业用水资源的减少势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 并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尖锐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
(三) 生态环境恶化造成耕地资源减少
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是造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对农业资源的超负荷利用以及乱开滥采矿产资源都加剧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 目前我国荒漠化面积已达2.61亿亩, 土地沙漠化的速度也已由20世纪50-70年代的1 560平方公里/年增加到2005年的3 400平方公里/年, 且每年以1.32%的速度递增;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00多万平方公里, 每年流失土壤的总量达50亿吨, 因水土流失丢失的氮、磷、钾养分约400万吨, 相当于10个年产40万吨的化肥厂的产量。生态环境的恶化, 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因水土流失、盐渍化、沼泽化、土壤肥力衰减和土壤污染及酸化造成的土壤质量下降的总面积约4 600万亩, 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4%。
(四) 粮食政策激励作用逐渐降低
粮食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 还包括粮食的运输、储存等成本。从粮食生产到成品粮上市, 各种成本不断升高, 直接影响我国粮食的市场竞争力。据调查, 国内粮食从生产区运到销售区的流通费用, 占粮食销售价格的30-35%。过高的流通费用以及小农生产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形成了目前中国粮食价格平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局面。近几年, 虽然国家加大了农业补贴力度, 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种粮效益明显提高, 但由于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 劳动成本不断提高, 粮食的比较效益仍然属于最低的。尽管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不断加强, 但总体上看政策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在逐年下降。
(五)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农业科研与生产结合不紧密, 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 创新能力不强, 科技到位率低。种子产业发展存在育繁推脱节、育种水平低、种子企业缺乏竞争力、市场监管技术和手段落后等问题。据统计,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8%, 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 成为了影响粮食安全发展的又一重要问题。
(六) 粮食流通及粮食储备体制尚待完善
我国粮食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低, 效率不高, 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央储备近年来变化不大, 尚未建立起灵活有效的调控机制。二是地方粮食风险基金没有到位, 粮食储备没有达到粮食安全的要求。三是储备的粮食在品质和品种上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三、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 加大科技投入, 增加粮食产量
一是要积极研究和推广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实现作物产量持续提高。二是要加大科技投入, 培育和推广高产优质良种以提高粮食作物单产。通过对农业技术的推广, 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 降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三是要积极挖掘科技进步的潜力, 努力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加快推进以良种培育、良法栽培和防灾减灾为重点的科研攻关和推广, 加快构建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体培训为载体的推广示范工作机制, 加快拓展以粮食作物机耕、机播、机收为关键环节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领域, 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嫁接改造, 把科技渗透到粮食生产的每个关键环节之中, 不断提高农业科技生产水平。
(二) 制定粮食流通安全管理法, 依法保障粮食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 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性更强, 炒作范围更加广泛。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地区金融经济危机都和国际投机资本有关, 最著名的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和臭名昭著的索罗斯“量子基金”密切相关。目前国际投机资本对市场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其投机领域已渗透到了多个产业、产品。以我国为例, 从境外热钱流入炒作人民币升值到炒作房地产, 再到炒作粮食, 极大地影响了地区经济的稳定。为此, 一是要尽快完善我国现有的政策法规体系, 制定《粮食流通安全管理法》, 通过法律法规有力、有效地对粮食市场进行监督、协调、管理。二是要提高对国际投机资本炒作辨别能力, 投机资本一般从证券市场进入, 比较多的是股票、期货炒作,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监管起来有不小的难度, 对于其炒作粮食的行为既要限制, 又要依靠经济规律行事, 当前要完全杜绝投机资本的炒作是不可能的, 只能及早发现, 依照法律法规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三) 稳定基本农田, 保障生产基地
耕地是粮源之基, 保证足够的粮食生产面积, 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应该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 确保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红线, 基本农田保有量不低于15.6亿亩。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加大对非农业生产用地清理和控制的力度, 对各类开发区、小城镇建设及农村建房用地要进行科学统一规划, 加强对非建设占用耕地的管理, 切实遏制耕地过快减少的势头。不断优化耕地利用结构, 合理调整土地利用布局, 加大土地整理复垦, 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要继续建设现代化商品粮基地, 形成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提高农业生产供水保证率;严格控制河流污染, 引导农户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 大力提高使用有机肥料、生物肥料、生物农药, 减少对耕地和水资源的污染,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保护和改善粮食产地环境。另外, 要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投入, 继续加强中低产田的改造, 改善农田水利灌溉条件, 努力实现“旱涝保丰收”, 保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四) 对粮食主产区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并形成长期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投入力度, 改善农业发展环境,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在保障国家粮食基本安全的情况下鼓励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做到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藏粮于田”, 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使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达到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粮食主销区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长期机制, 由不提供粮食安全的地区向中央财政上缴税收, 再由中央财政向提供粮食安全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财政补贴) 。即粮食主销区或粮食主产区不提供粮食安全的县 (市) , 通过规范化的途径使其也承担相应的粮食安全成本, 使主产区政府抓粮不吃亏, 帮助粮食主产区卸掉“包袱”。另外, 农业投资和项目要向主产区集中, 帮助主产区加快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促进粮食转化增值, 把粮食生产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五) 完善储备体系, 增强宏观调控
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 是国际上通用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措施。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储备。储备制度是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平抑粮食市场波动、实施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和有效手段。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必须健全和完善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政府储备和企业商品最低库存以及家庭储粮相结合。中央战略专项储备主要用于确保全国性的粮食明显供不应求、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的需要。地方储备主要用于解决区域性供求失衡、突发性事件的需要和居民口粮应急需求。同时, 所有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企业必须承担粮油最低库存义务, 保证必要的合理库存。要优化储备布局和品种结构, 尤其是主销区和西部缺粮地区和贫困地区及自然灾害多发区, 更应加强和充实中央和地方及企业储备。此外, 还应加强大中城市、灾害地区的成品粮油储备, 做好粮油市场的应急供应保障, 切实增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
(六) 确立以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观, 大力发展粮食的替代产品
在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上, 要着眼于“大粮食”范畴, 即不仅谷物是粮食, 各种养殖业农产品也应纳入粮食的范畴。简单地说, 就是只要能够食用, 可以少消费粮食的物品都是粮食的替代品。大力发展粮食的替代品既可避开耕地的数量约束, 又可优化国民的饮食结构和农业的生产结构。一是大力发展动物养殖业, 增加动物性食品的供给量。二是大力发展水产业, 充分利用淡水水面和海洋资源, 增加水产品供给量。三是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 将各种可食用的农产品, 特别是鲜活的、不易贮藏的农产品加工, 延长这类食品的保质期, 这有利于成倍地增加粮食替代品的数量, 提高我国粮食的安全系数。
(七) 加大粮食市场监管, 确保粮食安全有效运行
为稳定粮食市场经济, 应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监管。一是重点检查粮食经营者有无收购许可证, 是否具有收购资质, 有无涂改、倒卖、出租或借用粮食收购许可证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依法加强对粮食市场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情况的督查。要健全粮食督查行政执法体系, 不断提高监管执法队伍素质。三是继续加大对涉粮案件的查处力度, 进一步完善案件查处工作机制, 提高粮食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水平, 保证粮食安全运行。
(八) 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
在利用农业外资方面, 尽管跨国农业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物流模式为我国农业企业如何提高效率、增强自身实力提供了经验,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 但目前我国对外资投资农业的鼓励政策, 已使国际资本在我国农业相关领域获得明显的控制力, 尤其是加强了对我国农业加工企业的并购步伐。鉴于《反垄断法》已生效, 政府应通过《反垄断法》遏制跨国农业企业的垄断行为。同时, 应健全符合WTO规则的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 调整外商投资目录, 限制外资进入农业及其上下游的投资, 包括上游的种子、农药、化肥和中游的粮食种植及下游的购销、储运、加工等。完善外资并购政策, 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
(九) 建立健全普惠型农村金融制度
农民种粮缺少资金投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为切实解决农民种地资金紧张的状况, 要加快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明确各类正规涉农金融机构的职能, 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 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在加强管理和规范的基础上, 继续扶持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服务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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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静玲.粮价波动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J].生产力研究, 200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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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宝森, 董振国, 房宁.中国政府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Z].新华网, 2008-06-13.
[7]肖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安全问题[J].财会研究, 2008 (3) .
8.如何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篇八
关键词:粮食安全 粮食污染 质量监管 对策
1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在新形势下,粮食质量的内涵已不再是普通产品质量的概念,它应是粮食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卫生、品质、营养状况的综合反映;是粮食的特征指标必须达到相关标准的合格水平、卫生指标必须达到国家强制标准的最低水平、品质指标必须满足国家规范中的安全性要求、营养指标必须符合正常国民健康水平的合理要求。“合格、卫生、有品质、有营养”这就是新时期的粮食质量安全的内涵[1]。
1.1 粮食安全是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障
粮食不仅为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而且是人们日常饮食中维生素、食用纤维等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所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粮食质量安全的一个基本目标。目前,由于粮食业的食物链变得越来越复杂,粮食质量安全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容易被放大。在粮食从“农田到餐桌”的诸多环节中,有物理性危害,如杂草籽、金属碎屑、渣瓦石等;有化学性危害,如农药和重金属及有机溶剂残留、滥用添加剂染污、脂类物质酸败等;有生物性危害,如细菌和真菌及毒素的污染、害虫及鼠类的危害、转基因种质的危害等等。这些突出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加强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2 粮食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自人类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农业就已经是人类抵御自然威胁和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是人类“母亲产业”,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在农业生产的直接成果就是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更不用说人类的现代文明。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就是农业,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粮食生产的农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所以,我们若想推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首先要做好粮食安全工作。
1.3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
我国仍是农业大国,13亿总人口中有7.4亿是农民。所以粮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农业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农业是不是能够取得稳定的发展,这对于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的安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农业无法为社会供应充足的粮食时,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破坏社会的安定,使生产发展遇到阻碍,国家也就无法更好地实现自立。从这一角度来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粮食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安全问题。当粮食安全有了保障,农民自然会有更多的收入,进而逐步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村繁荣,更顺利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2 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
我国目前在粮食种植、收割、加工、销售中存在如下危害:
2.1 物理因素
在收割粮食时,很可能将泥土、杂草或者是粪便带入到粮食中去;在对粮食进行加工时,粮食会比较容易受到附近烟尘的污染等等。
2.2 化学因素
2.2.1 重金属。粮食中之所以会混入有毒重金属(汞、镉、铅),其原因主要是使用了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和水,这样这些有毒的重金属就会在其生长过程中被慢慢侵蚀。当人们使用了这些被重金属污染过的粮食就很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损坏其神经系统、智力可能会变低、骨质疏松,甚至细胞癌变。
2.2.2 农药残留。农药残留指残存在植物体内、土壤和环境中的农药及其有毒代谢物的量。当人们食用了带有农药残毒的粮食,很可能会导致身体的不舒服,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严重的话会造成死亡。我国粮食在出口时,要对粮食中的近50项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包括:磷化铝、莠去津、敌菌灵、灭多威、久效磷、戊唑醇、氯化苦、甲基对硫磷、乙酰甲胺磷、艾氏剂、狄氏剂、甲草胺、敌草快、六六六、甲基毒死蜱、乐果、滴滴涕、敌敌畏、甲拌磷、百菌清、、敌百虫、克百威、杀螟硫磷、七氯、马拉硫磷、氯氰菊酯、甲萘威、矮壮素、百菌清、溴氰菊酯、二嗪磷、乙硫磷、溴甲烷、氯菊酯、磷胺[2]。
2.2.3 生物因素。生物因素主要指由微生物引起的粮食质量问题。土壤、空气和水中都有不少的微生物,他们将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传播到粮食及其加工品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①粮食本身的传带寄附在粮食籽粒上的病原菌,随播种传到田间。②自然媒介的传播,主要是通过雨水、尘埃等传播给粮食。③在进行粮食加工时,机具、器材上的灰尘和粮食粉屑中附有大量腐生微生物会污染粮食[3]。
3 保证粮食安全要有硬措施
我们要在粮食生产、储藏、加工、运输、销售以及食用的整个过程中保证粮食安全。因此我们首先要熟悉在这整个过程中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的各个因素,进而做好预防措施,最终保证粮食质量安全。
3.1 技术对策
3.1.1 在面对物理因素导致的污染时:收割之后,要清洗粮食,还要对其进行分级、筛选;加工过程中,厂区要保持清洁,要做好对相关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工作,要在粮食中掺入其它杂物;贮藏的库房需要有良好的通风,保持库房的干燥、阴凉、卫生。
3.1.2 解决重金属污染的措施:农田不要靠近工业用地,使用符合各项标准规定的种植土壤和水。
3.1.3 解决农药造成粮食污染的措施:不使用或者是尽量更少的使用甲胺磷、对硫磷、硫胺、久效磷等剧毒、高毒农药。使用高效、低毒的农药;加强以微生物发酵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微生物农药和以植物提取物为主的生物农药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应用[4]。
3.1.4 粮食防霉变主要的措施有:①使粮食水分大约保持在13%。②降温熏蒸。③人工挑选、紫外照射去除已经感染黄曲霉毒素的粮食。
3.2 管理对策
3.2.1 质检支撑。检验检测是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手段,粮食质量安全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建立在科学高效的检验检测基础之上。根据对质量安全的风险性评估,常规质量指标以企业自检为主体,重要品质和卫生质量指标以国家强制抽检为主体,国家要在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的实验室中,通过能力验证和实验室考核授权一部分质量体系比较完善的质检机构承担粮食质量安全鉴定任务。重点监测储备、军供、救灾等政策性粮油的入库、储存、出库质量安全;重点监控超过正常储存期的粮油品质。
3.2.2 长效监管。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经营主体都是国有粮食企业,质量监管比较单一,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经营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监管任务比较繁重,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其中在市、县两级要成立粮政执法监察的专业队伍。坚持突击检查与日常监管相结合、坚持企业自检与政府监管相结合[5]。
3.2.3 加强监测。坚持粮油质量安全国家、省、市监督抽查制度,切实加强对收购储存环节粮油质量的监督抽检,定期公布检测信息,及时评估粮食质量安全的水平。
4 总结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食品中,无论是其米、面、豆、油等初端产品,还是其肉、蛋、奶、酒等高端产品,其80%的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粮食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政策的引导,前几个方面,已经得到了较协调的治理,粮食生产日趋稳定,粮食流通日趋顺畅。但毋容置疑,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质量安全问题却日趋严重,令人担忧,给当今和谐社会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杂音。
要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不但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指引,促进中国粮食结构的优化,还要政府在法律上进行强有力的限制,保证耕地安全。现状是中国没有近忧但却要面对很严重的远忧,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相信中国政府在严格的制度保证下可以从容面对粮食问题,毕竟这是中国能否平稳高速发展的最基本保证。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我国粮食安全的隐忧及对策思考》.
[2]《试论新形势下的粮食质量安全工作》.
[3]倪元颖.粮食制品安全生产与品质控制.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01.01.
[4]王耀忠.粮食品质分析与检验.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9.
[5]俞一夫.粮食食品分析与检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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