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

民本（精选8篇）

1.民本 篇一

《论民本》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继续学习和积累文言词语，（今、苟、胜、就、刑、衣、王、诸、盍、几、者、莫、虽等）总结归纳宾语前置的规律并能举一反三。

2、学习本文运用排比、比喻、用典的语言特色。

过程与方法

在学生反复阅读的基础上，带领学生整体感知与精细分析相结合来理解课文，在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基础上教师适时点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内涵并大致了解这一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它的进步性和它的局限性。教学难点：

1、孟子的民本思想与今天以民为本思想的异同。

2、特殊文言句式的规律。教学安排 二课时 教学过程及步骤

第一课时

一、导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今天我们就学习一组孟子关于以民为本的言论。

二、作者及思想

1、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即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但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孟母三迁”的故事也传为佳话。晚年时孟子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 1 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2、在哲学思想上，孟子提出著名的“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应发扬人的善性，才能国治家齐。孟子特别强调民为邦本的学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高见。他认为，诸侯如果施行了他这一套“民本”说以及他的治民之术，民就能各自安分守己，统治者也能长治久安，达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稳定统治秩序的太平境界。

在天、地和民之间，孟子明确地强调人民的作用和地位。他针对当时一些国灭家亡的事实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战国时期，当法家学派极力强调专制主义国君集权的情况下，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是对其消极面的一个极大限制和约束。这种主张在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制约君权，强调皇帝应该顺乎民心民意的思想，对于历朝政治的开明，起了莫大作用。

三、教师范读全文，要求学生注意句读并正音。

板书或投影生字和易错字词正音正字

四、阅读理解。

1、请同学们自由阅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注意句读。

2、请同学们借助工具书疏通文意，不解之处可与周围同学讨论。分别请同学串讲大意，要求直译。一名同学译完，其他同学可指出不当之处。教师适当强调重点词语和句式并板书。

第一部分：

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古代帝王都要祭祀社稷，以后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称。

是故：因此。祭祀以时：介宾结构后置句，“以时”，按时，译为“按时祭祀”。

参考译文：孟子说：“百姓是最重要的，土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更要轻些。所以得到许多百姓的拥护就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信任就能做大夫。诸侯危害了土谷之神，那就改立诸侯。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干旱水涝，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第二部分：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这是个判断句，判断句可以表示某某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表示某某是什么。此句译为“桀和纣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后面句子与此相同。“之”，取消句子独立性。斯：那么，就。

道：古文中常出现这个词，不同语境中有不同意思，此处译为“方法”。

所欲与之聚之：第一个“之”，代词，百姓；第二个“之，代词，代“所欲”。全句译为：“（百姓）想要的，给他们积蓄起来”。

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就，接近，靠近，趋向。此处译为“流向”。两个“之”字均为取消句子独立性。苟：如果。

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爵”通雀，这两句现已成为固定成语，用来比喻统治者施行暴政，使人民投向敌方；也比喻不善团结人，把关系本来亲密的人推向对立面。

虽欲无王：“虽”，常译为“虽然”和“即使”，全句有假设意思时应译为“即使”，已成为事实时译为“虽然”。“王”，名作动，称王。全句译为“即使不想称王”。

参考译文：孟子说：“桀和纣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失去人民，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办法：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了；得人民有办法：赢得民心，就能得到人民了；得民心有办法：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他们厌恶的，不强加给他们。人民归向于仁，就像水流向低处、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为深水赶来鱼的是水獭；为树丛赶来鸟雀的是鹞鹰；为汤王、武王赶来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如果现在天下的国君有爱好仁德的，那么诸侯们就会替他把人民赶来。即使他不想称王天下，也不可能了。现在想称王天下的人，好比害了七年的病要找存放多年的艾来治。如果平时不积存，那就终身得不到。如果不立志实行仁政，必将终身忧愁受辱，以至子死亡。《诗经》上说：‘那怎能把事办好，只有一块儿淹死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部分：树之以桑：介宾结构后置句，译为“把桑树种在那里”。树，名作动，种

衣帛：穿丝织的衣服。衣，动词，穿。谨庠序之教：谨：认真从事。庠序：学校

未之有也：没有这种情况。否定句中代词做宾语宾语前置句。

参考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真是够尽心的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河内去赈济。河东发生灾荒，我也这么办。考察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了。但是邻国的人口并不减少，而我们魏国的人口并不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欢打仗，请让我拿打仗作比喻。咚咚地擂起战鼓，刀刃剑锋相碰，（就有士兵）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脚。（如果）凭着自己只逃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 3 的人，那怎么样？”

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后面的逃不到一百步罢了，这同样是逃跑呀？”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要指望魏国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放入大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养家活口、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百姓生养死丧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

五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鸡、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种田人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搞好学校教育，不断向年轻人灌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吃上肉，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

“（现在，富贵人家的）猪狗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尸体，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饿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收成不好。

这跟把人刺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人，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两样呢。大王请您不要怪罪于年成不好，（只要推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投奔到您这儿来了。”

五、布置作业。

小结本课的词类活用现象和宾语前置句，小结通假字。

第二课时

一、请同学们讨论课文各部分大意，教师归纳。

第一部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的意思是说，不论是诸侯还是社稷神灵，在百姓面前都不足论起，即使贵为天子，也需得到民心民意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而诸侯一旦危害社稷就要撤换他；若社稷之神不能保佑邻国，也要换掉它。唯一不可变的是百姓，其他无论地位多么显贵，他的存现都要以是否得民心，合民意为取舍标准。孟子这一思想极具平民意识，它揭示了民众是立国根本的真理，充分肯定民众在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中的基础性作用。老子的名言“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从哲理层面诠释了贵与贱、高与下的本末关系。先秦哲人明确指出：“民为君之本”（《谷梁传·桓公十四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吕氏春秋·用众》）。正因为君由民立、国由民兴，所以孟子才有这“民贵君轻”的震古铄今之论；荀子还 4 曾将民与君形象地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第二部分：

主要谈“得民心”与“有天下”间的关系。孟子认为君王要施仁政，才能吸引天下百姓的心。他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指出，那些不修仁政的暴君，就像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雀）一样为有道的明君驱赶来百姓。以此提醒国君要“志于人”。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于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是深远的，像西汉初年从刘邦到汉景帝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和唐初“贞观之治”的种种措施，都是直接地从孟子的思想得到依托。这种思想一直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开明政治家以“仁”大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

主要阐述孟子的王道思想。开始梁惠王自称尽心于国，问领国之民不归顺之故；孟子设喻作答，暗示他应该放弃战争。其次，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走险犯罪。等老百姓犯了罪，再用刑罚惩罚，这是陷害百姓。英明的君主应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使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安定下来。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孟子是实实在在地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作为儒家学派的“亚圣”，孟子主要继承并发展孔子“仁政”思想，他力主统治者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而反对施行“暴政”。孟子认为，首先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上稳定的生活。同时统治者应该轻徭薄赋，省减刑罚，不随意侵夺农时，也即是少剥削一些，少扰民一些，借以保证人民能够安定地生产，维持起码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人民施以教化，使之上养父母，下和兄弟，“修其孝悌忠信”，最后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二、讨论问题。

1、孟子民本思想的进步性。举例说明这一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

第一，平民性。孟子的学说是平民利益的代表，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尊重民权的意味；强调统治者应尊重民心、民意。将人民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这一“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批判性。孟子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孟子依此来批判不义之战和暴政，对后世督导君权、激励贤良及封建社会的自我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它一直成为明君贤臣进行自我反省、追求治国安邦理想的理论武器，为其统治人民、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警醒作用。

第三，进步性。孟子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具有 5 先天平等性，并且以德抗位，尚道蔑势；提出制约君权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以利民为本的仁政王道的具体措施，显示了其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具有进步意义。

可见，孟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政治家，他的“以民为本”思想显示了其匡时济世、救民水火的抱负胸襟和孜孜不倦、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对后世的影响：

例1，太宗李世民采用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均田制，还农民以一定的土地；采取科举制，选贤与能。从而出现了初唐“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例2，唐代柳宗元“反苛政”。

例3，宋代范仲淹 “忧民之忧”。

例4，明代张居正“为民请命”。

2、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始终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只是产生了重民、贵民的思想萌芽，并没有真正具备“以民为本”的思想内涵，也没有在政治统治中得到体现。其理想目标是使统治者成为“民父母”，把君民关系由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转化为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同时，孟子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他的学说客观上对百姓有利，但其出发点仍是为了巩固君王的政权。对他的一些学说应一分为二的看，比如孟子认为，百姓与士人不同，士人没有恒产也能有恒常之心；而一般百姓则是无恒产便无恒心。这其中虽有唯物的一面，但歧视百姓的一面也是很明显的。

三、作业。

阅读印发的资料，也可上网自查资料，思考问题：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今天的民主思想有何异同。

2.民本 篇二

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渊源与发展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渊源可溯至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哲学和政治观。“民本”一词最早见于成书于西周初年、记载三代史迹的儒家经典《尚书》之中, 《尚书·夏书》即有“民可近, 不可下,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民本意识, 但夏商时期, 笼罩整个思想领域的仍是天命与神权思想。直至西周初年, 虽然“天 (神) ”、“上帝”仍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 但统治者面对汤、武革命的历史事实, 汲取桀、纣灭亡的深刻教训, 逐渐产生了“敬天”、“保民”、“明德”的思想, 当时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周公已然认识到民众的力量, 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刑慎罚”的敬天保民思想, 周初的这些思想理念, 被学界公认为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至西周夷王、厉王以后, 伴随政治动荡、周室衰微, 统治者的私有观念愈发膨胀, 天神观念受到怀疑甚至否定。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 社会变革激烈, 更有愈来愈多的贤达明识之士对“天 (神) ”、“上帝”产生怀疑, 民本思想进一步得到高扬, 叔兴、子产、史器、季梁、孔子、孟子、墨子等均有精彩独到的见解。其中, 儒家学说所蕴含的民本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最为系统并颇具特色。儒家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在各自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 均适时提出了对后世正统法律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民本理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秉承周公与春秋诸贤的遗产, 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者爱人”、“泛爱众”、“为政在德”的主张, 倡导仁政, 反对苛政、暴政, 要求统治者爱民、富民、教民。孟子以“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重民观点以及一系列富民、恤民、利民的思想政策为核心, 提出民心向背论。先秦末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荀子则认为利君为民, “庶人安政”、“君子安位”, 并进一步提出水舟说。

在商代, 大多数人们“尚神”、“尊神”, 对天神的崇拜几乎支配着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 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是上天所赐的。如商纣说:“我生不由命在天?”因此, 他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 敢于横征暴敛、荒淫无道而丝毫不想到人民的怨恨。代殷而起的周, 提出了:“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民心无常, 惟惠之怀”的思想, 认为“天”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 商朝所受的“天命”之所以改降在周, 是因为商已经没有道德而只有周才是有德的。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德的具体含义是修身正心、敬天保民。由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这样, “聿修厥德, 永言天命”的努力自然与施德于民联在一起。那么, 如何“敬德”、“明德”呢?周人认为, 一是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 记取殷人的教训;二是要关心民间疾苦, “怀保小民”。这些思想虽然是出于巩固统治秩序的考虑, 却也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 同时它也标志着“迷信鬼神, 不重人事”时代的结束和“既信鬼神, 注重人事”时代的诞生。可以说, 周人开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先河。到了春秋时期, 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 不少进步思想家进一步看到了民的地位和作用, 对西周初年的“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提出了“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 听于神。神, 聪明才智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

二、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 仁者爱人, 为政以德

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境界, 也是他全部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其民本思想以“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为内核, 构建了儒家学说中的仁爱理想。孔子的爱人是一种博爱, 《论语·乡党》记载, “厩焚, 子退朝, 曰:伤人乎?”表达了孔子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关爱。弟子樊迟问仁, 孔子答曰:“爱人。”至于如何爱人,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意即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尽心尽意, 信守诺言以取信于民, 节省费用以减轻人民负担, 役使百姓时不要妨碍生产。孔子还认为, 应当尊重人, 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要帮助民立、民达,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德政”的思想家。他极力弘扬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 将保民、恤民、惠民、养民、富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仁者爱人”推广到政治上, 就是要实行仁德政治, 把君王的“仁爱”之心体现在治国方略之中,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认为君王自觉地行仁践义, 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地讲仁重义, 主张慎用刑罚, 实行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

孟子继之将孔子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思想, 其核心是“得民”, 要求君王推其仁心于人。荀子则进一步提出爱民、惠民、裕民、宽民。

(二) 立君为民、民贵君轻

先秦儒家在明确主张“君为民主”的同时, 也特别强调“民为邦本”, 二者共同构成其民本思想的完整逻辑。荀子有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这里的“立君为民”观点表明, 儒家已经开始从君与民的关系上去理解君王, 从君对民的权责上去认识君王, 儒家眼中的君民关系是以民众为本位, 民为君本,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国家的主体是民众, 而非君王, 君王行事, 必以民众意愿为依托,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儒家首次将民众的重要性置于国家和君王之上, 置于社会安危治乱的根本地位上, 将民众意愿作为能否保有王权的首要条件。所以儒家认为, 君权出于民众之授, “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尔也。”荀子进一步指出:“用国者, 得百姓之力者高, 得百姓之死者强, 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 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 天下归之谓之王, 天下去之谓之亡。”君主得失天下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 即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这就把君权源于天意说变成了君权取决于民意说, 民心向背成为政权成败的决定因素。

(三) 制民恒产, 富民教民

土地不均、谷禄不平的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愈演愈烈, 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导致社会动荡, 民生艰辛。孟子在诸侯争霸的战国中期提出了“制民恒产”的主张, 以解决农民的土地和温饱问题, 给民众以物质上的保障, “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己。”他认为民众必须有保证生活水平稳定的财产, 才能有安于生活的恒心, 才能有生活稳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否则民众会“放辟邪侈”, 为非作恶。“是故明君制民之产,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

孔子对民生的关注和维护集中体现在他著名的庶民、富民、教民思想中, “子适卫, 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相信教可以使人‘贫而乐道, 富而好礼’或者‘贫而无怨, 富而无骄’, 到达‘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境界。”孔子主张使民众富起来, 国家的一切取之于民, 民富与君富是紧密相连的, 只有民富, 才能君富。“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四) 省刑薄赋, 不违农时

面对战国繁重的赋税, 孟子主张“省刑罚, 薄税敛”, “取于民有制”认为君王只有减轻对民众的奴役和剥削, 使民众生活稳定, 民众才会服从统治, 社会才会安定。孟子认为, 予民以田宅之后, 还应教其种植、牧畜、伐林之法, 使民众知道适时生产, 懂得保养资源。同时还要经常关注民众的生产情况, 随时协助民众, 做到“春省耕而补不足, 秋省敛而助不给”。

孟子反对单纯依靠刑法去治理国家, 主张“罪人不孥”, 这与孔子“宽则得众”思想一脉相承, 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孟子主张对人民“易其田畴, 薄其税敛, 民可使富也。”他坚决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 “夺民之财”, 主张削减不合理的税赋。“市, 廛而不征, 法而不廛”, “关, 讥而不征”;“耕者, 助而不税”, “廛, 无夫里之布”。他告诫统治者要轻徭薄赋, 对农民实行什一之税。《孟子·尽心下》说:“有布缕之征, 粟米之征, 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缓其二, 用其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离。”如此, “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则“无敌于天下”。

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继先秦儒家之后, 民本思想为不少睿智明达之士倡导和弘扬, 也为历代有为君王继承和践行, 并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西汉中期, 在中国法律思想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阴阳、法家、道家等各家之说的正统法律思想确立。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和专制王权的上层建筑形式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因此, 这一正统法律思想长期占据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主体。而其创制基础, 正是为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奠基者、一代大儒董仲舒所承继和推崇的始终未有丧失其显学地位的先秦儒家“以民为本”、“重民”、“爱民”为核心的完整的民本思想。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构筑了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原则, 信奉孔子的“为政在德”, 并将先秦诸子的思想统一于儒家中, 将其发展为“德主刑辅”, 而“德主刑辅”正是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在治国中以教化为主要手段, 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手段, 以此维护伦理道德、君王统治。可以说, “德主刑辅”是对孔子“宽严相济”和荀子“隆礼重法”的发展和延续。在德与刑的关系上, 孔子强调德, 认为德是根本, 刑不如德。刑只能惩办于后, 不能教化于前, 因此, 应当先教后诛, 先德后刑;孔子还提倡刑罚适中, 反对严刑滥罚, 这些都是民本思想在法律思想上的体现。

(二)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与私权的发展

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但并非意指民众的地位贵于君王, 只是看到了民众之于君王统治的重要性。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中, 民众实为君王统治的客体。相对君王而言, 民众的存在价值并非由于民众是社会存在的独立个体, 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封建君王统治的社会基础, 没有他们的生存就没有君王统治的正常存在。但是, 传统儒家所倡导的整体意义的贵民论, 同时也意味着个人的卑贱。将民众视为一个整体, 把“民”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名词, 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 切实生存着的民, 其实是作为单个个体存在的, 所以先秦儒家在充分认识和肯定民众整体利益和价值的同时, 由于其对个体利益和价值的否定, 其整体上对于民众的价值和利益也失去了意义。因此, 在古代正统法律思想中, 我们看不到民众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私人权利, 民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略。

(三)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与民商事立法的衰微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把利民、足民、富民作为政权评价标准, 把重农抑商政策视为生民之道。儒家认为, 农为国之大利, 亦为国之大义, 重农即国家重义也;商为私人之利, 为国家之害, 抑商乃国家轻利也。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封闭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 以农业立国则农为国本, 民众弃农经商则田稼荒芜、国家危亡。汉以后历代王朝均定有官营禁榷、重征商税、频更币制、贵农贱商等抑商政策。如西汉初期私营工商业发展之始, 贾谊即上疏指陈国家失政, 法也未立, 国尚不富, 应当重农抑商。甚至荀子也认为“工商众则国贫”。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思想, 在各代立法中均有显现, 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重刑轻民, 民商事立法衰微。究其原因, 应为商品经济发达之后, 即会形成市民阶层, 而可以拥有雄厚物质财富和观念精神的市民阶层一旦强大, 必然要求制约皇权、发展私权, 如此足以威胁和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 产生政权更迭。

四、对民本思想的总结

从周初的“以德配天”到先秦儒家的“为政以德”、“民贵君轻”, 是中国社会思想的重要进步, 在这一进步浪潮中, 融合了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思想精华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挥了主导作用, 并进一步构筑了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体系。

3.认识儒家民本思想 篇三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体现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据。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意思是老百姓可以扶持你做君主，也可以推翻你，故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还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民本思想提倡：“爱民”“贵民”“重民”，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国治邦宁。民本思想提倡：“富民”“安民”“宽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提倡社会“公平”“均衡”，建议给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防止因社会阶层分离和对立导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解。它同时也强调生活水平的均衡，反对过大的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普遍福利，这种解决社会人民生计问题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

在当时的封建化社会里，儒家民本思想的诞生肯定了人在封建社会中的价值。因此“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是“以人为贵”。“重人轻神”“人是万物之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思想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原始宗教的思想束缚，确定人在自然、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儒家对于自然，对于鬼神有着十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认为人源于自然却高于自然，是恒定万物的尺度，人应该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等等。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中为统治阶级服务，使得原本是矛盾的两方面的君和民和谐相处，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正是强调以民为本。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强调的正是“民”的基础性地位。这一观念无论对于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同样适应的，而且都是基础性的。今天发展现代民主，理所当然应以民为本，传承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民本主义。今天，我们正积极倡导建设和谐社会，重民是成功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被后人传颂的清官、好官，就是身体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范。探讨儒家民本思想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有现实的重要意义的。领导阶层必须强化“公仆” 意识，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尊重社会心声，才能使广大民众看到希望，并自觉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同时，必须为广大民众，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量身定做合适的保护圈，也就是要加强法制建设，使民本的精神通过先进的法律文化加以确认，并健康持续发展。

4.无锡：彰显城市文化“民本”情怀 篇四

“全年无休”、“十分钟文化圈”……文化惠民，无锡一直在探索实践的路上。在此基础上，无锡围绕建设城市先进文化，又提出了发展新目标：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自升标杆、自加压力，彰显了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民本”情怀。以人为本，贯穿无锡文化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一个有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批优秀文艺精品创作，“为民惠民”始终是主题。无锡文化建设的“七个一”工程(项目)，涵盖产业、事业、文保、精品制作等各个方面，看似个案，却互相渗透、互为联系，围绕的核心，始终是“惠民”。

一本手册、一个剧院，从“建”到“用”，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真正服务于民。

在刚刚落幕的市“两会”上，每位代表、委员收到一份“文化礼物”：《魅力无锡－－城市文化读本》，这是市委、市政府为市民精心策划出版的一本城市文化指南。

“编一本服务百姓的文化手册”，是《魅力无锡》出版的初衷。这本手册涵盖了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时尚文化消费场所等内容，以口袋书的形式出版，很具实用性。

在这本手册上，今年4月30日落成开放的无锡大剧院，成为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一个醒目标志。建成后的大剧院，首日迎接的首批参观者是1.8万名市民。此后，每月的“公众开放日”，加之低

1价惠民票，使艺术之门常为百姓打开。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文化地标也搭建起产业发展的平台：运营两个月上座率达85%左右，票房收入600多万元的绩效在全国名列前茅。

“十一五”期间，无锡大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个便民惠民的“十五分钟文化圈”基本形成；“十二五”发展新阶段，日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着“十分钟文化圈”发展，在布点更科学、更便民的同时，重在利用，让市民共享文化建设成果。

一部电视剧，实现精品突破。“以文化人”提升市民素质，志愿服务形成品牌。

今年，由无锡广电投拍的电视连续剧《誓言今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这部揭秘剧被观众热捧，在充分说明“主旋律作品可以很好看”的同时，也完成了无锡文艺精品创作的全新突破。

这部电视剧，只是无锡文艺精品创作的一个美丽剪影。今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文化部向全国选调了20多部优秀剧目进京展演。无锡演艺集团创排的舞剧《秀娘》、锡剧《二泉映月》，包揽全国地市级文艺院团三台演出中的两台，《二泉映月》更是获得一致好评，被业内人士称作“自《红花曲》以来最好的一部戏”。

舞台上一片风光，动画影视作品同样斩获颇丰：动画作品《哈皮父子》、《快乐奔跑》等获得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入围奖，《生肖山传奇》等三部作品分获国家动漫精品工程大奖，慈文影视制作的电视剧《老马家的幸福往事》、《西游记》、《藏獒多吉》分获中国电视

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和省内各个专业奖项，巨人网络公司研发的全国首款军事网络游戏《光荣使命》获得“优秀军事游戏奖”。

这些文艺精品，在展示城市文艺原创能力、创新能力，有力推动城市先进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可口的文化大餐。省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便为市民精心准备着便捷的“用餐”条件。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动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数字化率为96.6%，互动电视用户累计发展20.6万户，其中高清互动用户超过11万户，均在全省名列前茅，形成了比较完备高质的电视消费市场。通过这样一个完善的播出渠道，文化的感染力、感召力，潜移默化地提升着市民的整体素质，有效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一座尚德之城中，志愿服务深入人心，“无锡好人”群体涌现，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一个基金，资助公益文化。政府购买文化产品、小额补助群文活动，百姓成为“文化主角”。

百姓看戏，政府买单。2012年，无锡加大了政府采购文化产品的力度，随着公益文化的不断发展，百姓将成为真正的“文化主角”。

去年底，无锡市购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导小组从申报的12个项目中，确定出资近50万元购买书码头“文化惠民年”公益评弹演出、市戏迷沙龙周周乐交流演出、纪实音画锡剧《天下第一村———吴仁宝的风采》无锡巡演、大世界影城电影公益专场等首批4个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使市民能通过免费或低价的方式，享受到更多精彩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针对我市近年来涌现出诸如舞剧《红河谷》、《西施》、《茉莉花》，锡剧《江南雨》、《青蛇》，滑稽戏《雁过留声》等优秀剧目，为让更多市民欣赏到无锡本土院团创作的文艺精品，扩大优秀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市委宣传部从我市文化事业经费中划出150万元，购买近20场精品演出，每月推出两场，实现惠民演出制度化。

与此同时，无锡从今年开始，设立群众文艺团队小额资助专项资金扶持特色团队，每年对符合资助条件的优秀群众文艺团队给予一定资金扶持，申报工作已于6月30日截止，目前已进入审核程序。

在购买文化产品、采取小额补贴之后，公益文化基金也呼之欲出。来自市委宣传部的信息表明：无锡太湖文化发展基金会正在积极筹建，该基金将用于资助公益文化、激励文化创新、丰富文化积累、造就文化人才、促进文化交流、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该基金筹建半个月，目前募集原始基金已接近1000万元。

让百姓共享城市文化建设成果，提升幸福指数，将有力推动“幸福无锡”建设。

5.民本思维实践理性的思考 篇五

关于民本思维实践理性的思考

以民为邦本的.民本思维形成的历史悠远,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过深刻的认识和积极的主张.因此,民本思维已不是一种认知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躬行履践”的实践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本思维的实践理性问题,侧重论及了欲树立民本思维必淡化官本思维的论点.

作 者：张晓光 ZHANG Xiao-guang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人文学院,上海,42刊 名：宁夏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年，卷(期)：6(6)分类号：B038关键词：民本 官本 思维 实践理性

6.论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 篇六

关键词：荀子；民本；君主；臣治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一、民本——“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在政治共同体的现实秩序中，能够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君”手中，但掌权者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为掌权者对权力的执掌还存在着是否正当合法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政治权力的来源解答。荀子在肯认“君”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从形上的层面追溯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它体现荀子秉承了起自周公、发展于孔孟的儒家“民本”传统。

《荀子》对政治权力的来源进行过许多解释，较为典型的解释是这句话：“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认为，“天”造就众多“民”不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恰恰相反，“天”造就、树立起君主——即让君主掌握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保障众多“民”的利益。

对这个论述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荀子的“民本”意识，他在此处坚定地站在“民”的立场上，赋予了“民”在政治共同体中更根本的地位；二是在安放“民”地位时他不是只从现实的层面入手，而是也同时从形上层面人手，引入了“天”概念。“‘天’在中国人心中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而是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源性存在”。荀子的“天”即具有这样的涵义。荀子在讲述“礼”之三本时明确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无天地，恶生?”(《荀子·礼论》)，人的活动要循礼而“上事天”、“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荀子·礼论》)。人因以“天”为“生之本”而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敬天、事天，展示出荀子思想中的“天人之间还有一层形而上的联系”。因此，荀子所说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就不仅仅是从“民”的利益保障的现实层面来阐述政治权力的起源，而是将“民”之利益与“天”沟通，使其带有了神圣性的意味。此涵义亦可表述为“天一民”结构。这种结构正是对儒家经典《尚书》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的传承。

以上是通过“天之立君”的目的来解释政治权力之来源在于“天一民”。此外，从执政者的产生途径来说，也能说明“民”在政治权力来源上的决定地位。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或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是荀子解释“化性起伪”可能性的命题，这固然是荀子的一种意图。但是，此处荀子并不仅仅只讲道德上的“化性起伪”问题，“禹”的身份也不仅仅是道德楷模而已，他还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圣君，是执掌过政治权力的人。所以，此处荀子也是在讲具体的某个“君”是如何造就的问题。从这个理解意义上看，“涂之人可以为禹”就强调了“禹”这样的“君”不是上天专门生出来的，而是从一般人中成长起来的。“涂之人”就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民”，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成长为“君”的材质，所谓“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涂之人”都有成长为执掌权力、制礼义的“圣人”的可能性，关键看个人是否能“为学”。反过来，“圣人”之所以能执掌权力、能作出“制礼义”这般常人所无法做到的超越性事业，也是由“人之积”得来的。“君主与民众其生性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成为禹那样的圣君的可能性，而圣君则是人通过积累仁义法正而达到的。”连“君”本身也是由“民”成长起来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民”相对于“君”的根本性地位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来源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既然普通的人都有成为“君”的可能性，对当时已普遍盛行的“世袭制”又当如何看待呢?“世袭制”是让去世君王的子嗣接替他执掌政治权力，这种做法明显将普通人排斥在了机会之外，似乎与荀子的主张存在矛盾。对此，荀子进行了解释：

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荀子-正论》)。

荀子对待“世袭制”的态度有两个层次。首先，他不反对“世袭”。他同意作为圣王的后代可以继承圣王的“君”位，成为新的政治权力执掌者。其次，通过“世袭”获得的“君”位同样要接受“天一民”这个神圣来源的检阅，其事实上的合法性只能由这个来源确立。“圣王之子”执掌权力并不意味着事情就完全确定不可更改了。一旦他违背了“使民生”的要求，那么他将受到惩罚，轻则受到削弱，重则被赶下“君”位甚至被杀掉，即被“革命”。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人主”丢掉政治权力乃至自己身家性命皆是“自取之”，是其违背“使民生”要求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以，“世袭制”确立君王的方式固然对“民”有排斥，但由于“君主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①，“民”对于由“世袭”获得政治权力的君王完全可以行使“人民的革命权”。荀子的“君舟民水”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有的学者认为，“他(荀子)的君民‘舟水’关系说，实质上是弱化了孔孟民本主义精神，强化了君主专制的力度，在根本上构筑了古代儒学君本主义的基本框架”。此论实未揭橥荀子关于政治权力与“君”关系的全部涵义，有偏颇之嫌。

二、君主——“君者，治辨之主也”

“君”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是“天”为了“民”之“生”而树立起来的。那么，“天”所立之“君”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呢?进一步讲，“天”为什么不像对待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那样，直接让人“生，，而偏偏要立一个“君”作为中间环节呢?

这主要涉及到人之“生”所包含的特殊含义以及“君”的职分功能的问题。人之“生”，并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本能与直接地与“天”相联系，他要通过一特殊方式——人之“群”。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与其他生存物相比，人所具备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却能让其他生存物为我所用，成为“最为天下贵’’的生存物，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人具有群体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不过，这样的生存方式有其特殊的要求，否则不仅不能生存，反而会致“乱”危害生存。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人之“群”必须满足的要求就是要有“分”，即“秩序区分”。而能把握“分”的人是“君”。

君者，何也?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日善生养人者也(《荀子·君道》)。“君”的本职工作正是能“群”，能通过对“群”的组织管理完成使民和谐“生养”的目标。

“君”发挥“群”能力的途径有很多，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制礼”上：

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荀子的“礼宪”堪称“外王之极致”，是维持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制度性因素。而以“圣王”身份出场的“君”则是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制定者，这使得“君”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管理作用凸显无疑。因之，在政治共同体中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交给“君”来执掌。

“君”的地位亦必须突出。这就是荀子的“隆君”主张。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君”必须被当作一国唯一的重心，这是国家安治的要素。因为如果树立两个重心，则国家必乱。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

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君”活着时，要使其生活上美满、安定和尊贵；“君”丧亡后，“民”要以“三年”之丧礼来对待。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荀子·礼论》)。之所以“民”要为去世的“君”服丧三年，与对待父母的待遇相同，其原因在于“君”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他是国家治理之主，是礼义之根本，是百姓忠诚恭敬之情应极致赋予之对象。他既能使“民”获得饮食衣被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料，又对“民”进行教诲，使人能获得礼仪熏陶及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君”可算是“民之父母”，以事父母的礼遇对待“君”绝对合适。甚至严格地说，为“君”服丧三年还不够。荀子“隆君”的主张让“君”定于一尊、全体“民”以之为“父母”，则“君”专制的可能性显得十分大。

对于这个问题，荀子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指出：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君作为“民原”，并不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他本身是带有义务和责任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广大“民”的“正”与否、其行为是“圆”还是“方”、其行为是“清”还是“浊”都与君的品行相关联。所以“君”的言行甚至喜好若不谨慎则会给整个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带来极大的祸患。

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荀子·君道》)。从当时的实践来看，一个不算很大权力的楚王对“细腰”的个人偏好竟导致大量宫中之人忍饥挨饿以至于饿死的惨剧，“君王”专制之害显然已经彰显无遗。

荀子试图通过两种方法来对可能出现的专制弊端进行解救。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君”自己的，即对君主的个人修为进行不懈的提升。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所有人的根本性要求。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对于执掌权力的君王，最要紧的不是如何治理国家，反而是修身最为重要，这不是要忽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而是认为对于掌权者而言，必须首先时刻坚持修身，使自己能时刻保持“成圣”的理想，其作为全社会仪表的身份才能名副其实，这是君王在自己职分内最应当完成之事业。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权力的运行上引入“臣”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达到对“君”专权的制衡。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人主”想要保持政权稳固安乐，就要“求其人”，“彼其人”正是能在运行权力上起到决定作用的“臣”。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7.姜太公民本思想浅探 篇七

一、姜太公其人

姜太公姓姜, 名尚, 字子牙, 号飞熊, 炎帝神农皇帝51世孙, 伯夷36世孙, 因其先人伯夷封国于吕 (今山东日照莒县) , 以国为氏, 也称吕尚。为周文、武、成、康四朝太师, 封齐王, 生于殷庚丁八年 (前1211) , 卒于周康王六年 (前1072) , 终年139岁。史传姜尚生而早慧, 能够预知未来, 是难得的“神童”。但是由于生不逢时, 早年择主不遇, 微贱坎坷。直到72岁于渭滨垂钓时, 被西伯姬昌发现并拜为太师, 满腹谋略方才得以施展。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当姬昌遇太公于渭滨时, 曾高兴地说:“吾太公望之久矣”[1], 故尊之曰“太公望”, 在民间一般称之为“姜太公”。文王予之以极高的地位, 并得其辅佐, 消灭了商朝。

二、姜太公民本思想的主要表现

《汉书·地理志》记载:“初太公治齐, 修道术, 尊贤者, 赏有功, 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 矜功名, 舒缓阔达而足智。”[2]33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 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 都有卓越贡献, 民本思想便是其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仁者爱民。

姜太公强调治国之道, 务在爱民, “欲使主尊人安, 爱民而已”, 提出了“利而勿害, 成而勿败, 生而勿杀, 予而勿夺, 乐而勿苦, 喜而勿怒”的观点, 提出:“民不失务则利之, 农不失时则成之, 省刑罚则生之, 薄赋敛则与之, 俭宫室台榭则乐之, 吏清不苛则喜之, 民失其务则害之, 农失其时则败之, 无罪而罚则杀之, 重赋敛则夺之, 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 吏浊苛则怒之。故善为国者, 驭民如父母之爱子, 如兄之爱弟, 见其饥寒则为之忧, 见其劳苦则为之悲, 赏罚如加于身, 赋敛如取于己, 此爱民之道也。”[2]他认为所谓爱民, 就是不使民众失业, 给民众利益;不耽误农时, 促进生产;不惩罚无罪的人, 保护民众的生命;轻征薄敛, 给民众以实惠;少建宫殿台榭, 使民众安乐;官吏清廉, 使民众喜悦。统驭民众要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妹一样, 见其饥寒为之担忧, 见其劳苦为之悲痛, 实行赏罚、征收赋税要感同身受。事实上, 早在出任周朝太师之前, 姜太公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爱民利民的思想理论。文王姬昌访太公于渭水之滨时, 曾就治国之道跟太公有过一番探讨。

太公曰:“缗微饵明, 小鱼食之;缗调饵香, 中鱼食之;缗隆饵丰, 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其缗, 人食其禄乃服其君。故以饵取鱼, 鱼可杀;以禄取人, 人可竭;以家取国, 国可拔;以国取天下, 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 其聚必散;嘿嘿昧昧, 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 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 各归其次, 而立敛焉。”文王曰:“立敛若何, 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 地有财, 能与人共之者, 仁也。仁之所在, 天下归之。免人之死, 解人之难, 救人之患, 济人之急者, 德也。德之所在, 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 同好同恶, 义也。义之所在, 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 好德而归利, 能生利者, 道也。道之所在, 天下归之。”[3]

简单来说, 太公在以上论述中根据文王对收揽人心的方法的求教, 表达了自己的爱民之心,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人要食君俸禄, 就会服从君主的命令, 因而以爵禄取人, 人可竭尽其力;以家取国, 国可被占领;以国取天下, 天下可被征服。其二,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 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利益的, 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利益的, 就会失掉天下。谁有仁爱、施恩德、讲道义、行王道, 天下就归向谁。这是其民本思想的基础, 也是其日后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正是这种爱民思想使姜太公得到文王赏识, 获得了可以兼济天下的机会;正是这种爱民思想使太公辅佐的周王朝可以得民心随民意推翻暴虐的殷商王朝;也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指导下, 姜太公制定了一系列的利民、惠民的政策、措施, 如:“不以役作之故, 害民耕织之时”, “尽力农桑者, 慰勉之”, 进行奖励, “存养天下鳏寡孤独, 赈赡祸亡之家”[4]31等, 从而极大地调动了齐民的生产积极性, 迅速繁荣了齐国经济。

2. 智者顺民。

周武王二年, 即公元前1051年, 88岁的姜尚以兴周灭纣的首功被封于齐, 并被赋予征伐天下诸侯的权利。征伐的范围“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 (指古黄河, 流经今河北武强、束鹿、宁晋、巨鹿、魏县及河南滑县一线) , 南至于穆陵 (今临朐东南大岘山上) , 北至于无棣 (今河北盐山南宣惠河一带) ”[2]29, 从而达到就近守护周王朝的目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当年太公领封之后, 带领文武百官, 携带家眷, 车乘辎重, 自周都城动身, 东行就国。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 昼行夜宿, 走得十分悠闲, 并不急于上任。有一天刚刚住进旅店休息, 就听店主说道:“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 殆非就国者也。”[1]太公听罢, 马上起身, “夜衣而行”, 黎明便赶到了营丘 (今山东淄博临淄) 。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得知, 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莱侯带兵来争夺齐地, 太公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先礼后兵, 击败莱侯, 才保住了齐国, 建都营丘。顺民, 便要近民, 如果当初太公依仗自己劳苦功高, 骄傲自满, 不把旅店店主的话放在心上, 依然按自己原来的速度“道宿行迟”, 可能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就要换人了。

太公到达营丘后, 治国施政, “因其俗, 简其礼, 通工商之业, 便鱼盐之利”[1], 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便使齐国局面迅速安定下来。这又是他顺民主张的又一表现, 他认为君主的言行必因下民的好恶而发, 上风必顺民意民情而动, 这就是“从其俗为”。所谓“因其俗, 简其礼”, 就是指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 在周天子基本治国精神不变的前提下, 简化西周的烦冗礼节, 以适应当地的民情, 使当地民众易于接受, 以免产生对立抵制情绪。

齐地在姜太公到来之前曾长期作为东夷民族的聚居地, 又因土地多为盐碱地,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汉书·地理志》说:“齐地负海偏卤, 少五谷, 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篇》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 辟草莱而居焉, 地薄人少。”但齐地又是“负海”之国, 鱼盐资源极其丰富, 且当地居民在植桑养蚕、舟车制造、兵器冶铸等手工业技术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5]94, 这里有尚武重仁的传统, 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 要发挥这一优势, 就要顺应当地民众既成的习俗与文化传统, 借助这种习俗与文化传统的维系作用来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 以达到安定民心、治国安邦的目的。因此, 太公采取了“敬其众, 合其亲, 因其明, 顺其常”[2]的策略, 要求官吏们对民众要“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利而勿害, 成而勿败, 生而勿杀, 与而勿夺, 乐而勿苦, 喜而勿怒”[2], 以争取民心, 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 既保持了它的权威性, 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 结合齐地民俗特点, 创造出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 从而调动了齐国民众兴齐建国的最大积极性, 开改革开放之先河, 使齐国得以迅速振兴, 为齐国日后的霸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公的“因其俗”之政对后人影响深远, 桓公、管仲奉行为“令顺民心”之治, 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观点, 而司马迁则将其概括为“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1]。

当初太公封齐, 伯禽封鲁, 齐鲁地域相连, 故为东夷之地。太公治齐, 五月报政周王朝, 周公问:“何疾也?”太公回答说:“吾简其君臣之礼, 从其俗也。”而伯禽治鲁, 三年报政周王朝, 周公问:“何迟也?”伯禽说:“变其俗, 革其礼。”周公听后感慨道:“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 民必归之。”[1]在这里, 太公说明了他“因其俗, 简其礼”的施政目的就是为求政简易行, 而伯禽的施政结果则是政烦令苛。只有政简易行, 民众才易于接受、乐于接近;只有平易近民, 民才归心。

3. 能者知人善用。

姜太公任人唯贤, 自出任周朝太师起一直重视选贤举能, 举贤尚功, 即指选拔有才德, 有建树人, 给爵位授实权, 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 不分亲疏, 均用其所长,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 强调对维护齐国政治秩序、恢复提升齐国经济作出贡献者给予奖赏和鼓励, 虽有才能却对社会政治经济无贡献甚至有害的人则给予一定的惩罚, 以确保和督促贤能之人为国效力[6]402。他曾向文王进言:“王人者, 上贤, 下不肖;取诚信, 去诈浮。”[3]并十分强调举而能用, 不能把举贤作为口头说辞, 而要任以实职, 给以实权。他说:“将相分职, 而各以官名举人, 按名督实。选才考能, 令实当其名, 名当其实, 则得举贤之道也。”[3]文王推行了太公“举贤任能”的用人路线, 吸引了大批贤士良才赴周, 从而形成了西周人才济济的盛况。

太公以尊贤尚功之道, 先兴周朝, 又兴齐国。他突破了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 举贤任能不计亲疏, 唯才是举, 不以身份、地位、贫富、样貌等作为考核人才的依据, 而以“建官唯贤, 位事唯能”为选拔人才, 考察官吏的第一标准, 以“先疏后亲, 先义后仁”[3]为基本原则, 认为尊贤就不能分亲疏远近, 而以疏而贤者、亲而能者为先, 亲近而不肖者为后;任人当以能者为先, 以合情合理是取, 以无能为后, 以亲其所亲是弃。事实证明, 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 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 他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 举贤任能不计亲疏, 从而为齐国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姜太公的民本思想对齐国以及整个中国后世的治国方针、观念态度、人文精神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理论上, 为后来管仲的人本思想奠定了基础, 使得齐国后来能够称霸诸侯;为晏婴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思想依据, 其“倡省刑薄赋敛”、“尚俭倡廉”正是姜太公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源头。姜太公的治国方略, 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效法, 在当今依然有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2]宫源海.姜太公封齐的历史背景及治国方略的提出[J].管子学刊, 2004 (1) .

[3]曹胜高, 安娜.六韬鬼谷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4]徐树梓.姜太公经济管理思想特点浅说[J].管子学刊, 1994 (4) .

[5]于孔宝.姜太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谋略[J].河北学刊, 1995 (1) .

8.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探微 篇八

关键词 以民为本 民贵君轻 民主原初观念形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152-04

中国儒学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始于周公，成熟于春秋战国的孔孟。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及安邦治国有一定借鉴价值。

民本思想开始于殷周之际。在商代，人们“尚神”、“尊神”，对天神的崇拜几乎支配着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是上天所赐的。如商纣说:“我生不由命在天?” ① 因此，他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敢于横征暴敛、荒淫无道而丝毫不想到人民的怨恨。代殷而起的周，汲取了夏商残暴百姓而亡国的教训，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② 的思想，认为“天”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商朝所受的“天命”之所以改降在周，是因为商已经没有道德而只有周才是有德的。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德的具体含义是修身正心、敬天保民。由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③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④ 这样，“聿修厥德，永言天命”的努力自然与施德于民联在一起。对统治者来说，只有广泛地施德于民，才能证明自己有德。同时，只有施德于民，才能获得民心，获得百姓的支持，稳固政权，感动上帝，获得天命，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⑤ 那么，如何“敬德”、“明德”呢?周人认为，一是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记取殷人的教训;二是要关心民间疾苦，“怀保小民”。这些思想虽然是出于巩固统治秩序的考虑，却也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同时它也标志着“迷信鬼神，不重人事”时代的结束和“既信鬼神，注重人事”时代的诞生。可以说，周人开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先河。到了春秋时期，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不少进步思想家进一步看到了民的地位和作用，对西周初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①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才智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② 郑国的子产则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弥。” ③ 把施政的中心转向了民，这标志着民本思想有了很大发展。

孔子继承了周公及春秋诸贤的遗产，并把它们加以完善化系统化，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德政学说。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④ 孔子在《中庸》中也提出:“仁者人也”。孔子这里所说的人是包括奴隶和平民在内的。因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⑤ 这里的人，显然的指喂马的奴隶或平民，因此，孔子的爱人就是爱民。在孔子那里，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他把奴隶和牲畜明显地区分开来，反对肆意虐杀劳动者，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用奴隶作为殉葬品（即俑）的风气，严厉谴责“作俑者”，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⑥ ，这说明孔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主张把劳动者作为人看待的第一位思想家。

如何做到“爱人”呢?孔子认为:首先，要尊重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帮助民立、民达。“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⑦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⑧ 其次，要使民富。“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⑨ 这里的庶指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民，特别是奴隶。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紧密相连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⑩ 只有民富，才能君富。而要使民富，孔子认为必须做到二点:第一，要养民也惠，“使民以时”，孔子的学生南宫适向他提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问题，他称赞南宫适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11 孔子之所以称赞南宫适 “尚德”，就是因为南宫适肯定了“耕稼”，重视生产的发展。以此出发，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 12 的主张，要求统治者要力戒奢侈，不加重百姓的负担，役使百姓要不违农时，不妨碍耕作生产。第二，要轻徭薄赋。主张“敛从其薄”、“使民如承大祭”，劝戒统治者应慎重力役之征，爱惜民力民生，决不允许横征暴敛。郑国子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颇得孔子赞扬:“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13 而冉求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 14 未能“敛从其薄”， 15 孔子大为恼火，公开宣布冉求“非吾徒也”，弟子对他可“鸣鼓而攻之”。 16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对百姓不仅要“庶之”、“富之”而且还要“教之”。他首创私学，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教无类” 17 的口号，使学在官府下移到民间，并进一步提出“学而优则仕”，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做官，这是孔子“仁者爱人”的体现，是实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有效途经。

“仁者爱人”推广到政治上，就是要实行仁德政治，把人主的“仁爱”之心体现在治国方略之中，为此孔子提出了“德政”学说，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18 认为为政者自觉地行仁践义，百姓就会心悦诚服，自愿地讲仁重义，主张慎用刑罚，实行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① 孔子所拥戴的君主都是关心百姓疾苦，除暴安良，彰善瘅恶的圣明君主。

从以上不难看出，孔子提出的爱民、富民、教民及德政主张，为民本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标志着民本思想的成熟。孟子的民本思想（仁政说）表现在政治、经济、教育三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② 并对此进行论证:“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③ 这是说天子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土谷神社只有保佑人民，其设立才有意义。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但人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变换，更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孟子对桀纣的亡国原因也作了最深刻最精辟的提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忽施，尔也。” ④ 这就是说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力量，君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关于如何得民心，孟子认为:第一，国君要以身行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⑤ 第二，要宽猛相济。认识到“徒善不是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⑥ 认为法治是外在的强制力量，而善政则是对人的内在约束。第三，要选贤举能。孟子希望国君能

“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⑦ 至于 该怎样选拔人才，孟子认为要尊重民意，举贤人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归，人民的意愿是国王决策的主要依据。第四，要与民偕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⑧ 他把“仁”与“不仁”视为得民心、得天下与失民心、失天下的根本所在。

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民以物质上的保障，“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⑨ 他认为民众必须有保证生活水平稳定的财产，才能有安于生活的“恒心”，才能有生活稳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否则，民众会“放辟邪侈”，去干坏事。所以“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10 面对当时繁重的赋税，孟子主张“省刑罚，薄税敛”、 11 “取于民有制”。认为统治者只有减轻对民众的奴役和剥削，使民众生活稳定，民众才会服从统治，社会才会安定。总之，“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12 教育方面，孟子提出先富后教。认为人民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13 兴办教育，教化人民，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民从内心自觉地“明人伦”，从而建立起一个道德高尚、丰衣足食、人人安居乐业、和谐安定的社会。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把民众放在了社会安危治乱的根本地位上，同时重视对民的教育，体现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民本思想发展到孟子时期已基本成熟。

纵观先秦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民本思想起源于殷周，基本成熟于战国时期。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民贵君轻”，在君民关系这一对矛盾中，主要方面由君转移到了民。“民贵君轻”的深层含义旨在说明，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不是国君，也就是说，国君得失天下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即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就把君权源于天意说变成了君权取决于民意说，人民成了政权更替的最终决定力量。第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孟子甚至提出若君主不能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故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因素。第三，选贤举能，与民偕乐。民主的核心，是权力不为任何人所有，先秦儒家既然主张以民的意向选贤举能，以决狱讼，主张君民同乐，也就有了抵制独裁、专制的内涵，他们为提倡民权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可惜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而只能称之为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权观。第四，以保民、养民、富民、教民为主要内容的民生思想。

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既不能任意拔高，也不能擅自从现代的高度去苛求古人，因而笔者认为:先秦儒家的民本哲学虽然在总体上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但其客观效果上却起到了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作用，而且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贤吏。纵观中国历史，历史上的清官、廉政者无不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从先秦民本思想最本质的内涵分析，已蕴含了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朴素的民权思想以及爱民、富民、教民的民生主张等对现代民主建设依旧有借鉴意义。当然，先秦儒家民本与现代民主又有质的 区别，具体来说:第一，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民本是以君为主体，老百姓在明君时代是被爱被怜的对象，在昏君和暴君条件下是被虐被暴的对象，始终逃不出客体的地位和被动的状态。而现代民主从总体上讲是主体型和主动式的。天赋人权，不可让渡;生而自由，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以防专制等就总体而言都是主动地争取民权，将人作为主体看待的学说。第二，就出发点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提出者大多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立场上的，而现代民主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人民主权的。这自然与理论产生时代背景和地缘政治有关。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巩固封建帝王统治被视为第一需要的时代，而现代民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人民幸福安康被视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已成为初步共识的年代。第三，就防范手段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虽然也提出以革命手段防止暴君专制，但总体上是温和的，而且以牺牲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为代价———人民采取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旧政权。而现代民主防止统治者专制有其更为有效、更为廉价的方式———民主选举。

二千多年前的先秦学者虽然不可能提出民主这个概念，却提供了探索民主政治的思路和近现代民主的原始观念形态，并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历史实践证明，西方民主模式不可能照搬到中国。中国儒家的民本哲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政治理念。从此意义上说，先秦儒家的民本哲学在当代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