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定力与大国外交

战略定力与大国外交（精选6篇）

1.战略定力与大国外交 篇一

当前大国关系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摘要：自从9·11时间以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独霸全球的企图严重受阻，世界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样的复杂形势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应当抓住机遇，同多边合作，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发挥大国作用。

关键词：国际形势 金融危机 外交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的新特点

首先，国际权势多极和均衡同步进行的基本态势将继续。国际力量格局正加速从传统的以美欧为中心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美国独霸图谋已严重受阻，垄断国际事务的难度继续增加。但同时，奥巴马政府着手努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从综合实力，尤其是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方面分析，美国仍在将来处于“超强”及“首要”地位。欧洲、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但也力图通过加快各自经济的步伐，推进区域整合和跨区域的合作，争取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竞争优势，在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保持其影响力。而中、印、巴等新兴大国则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各自在新一轮国际机制改革及创制中的话语权。总之，未来5至10年内，国际力量多极化、均衡化的步伐将有所加快，但“一虎多狼”的力量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同时，新兴的大国之间地位的竞争也将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迫切需要以及全球治理的“两重性”凸显了大国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特征。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协调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面。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传统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仍将延续危机时期以合作为主、竞争为次的总态势。我们看到，在危机时期，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演，产生了较强的延伸和示范效应。

但另一方面，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尖锐。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显现，世界经济仍处于脆弱的复苏阶段，各大经济体纷纷将保持本国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视为政策首要；面对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等的压力，各大国或集团服从国内大局考虑的压力急升，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增加，竞争明显加剧，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际合作意愿减弱的迹象。

第三，受新一轮国际力量消长变化和全球治理需要的驱动，大国关系重组正成为大国互动的新态势。一是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冷战时期的结盟形式（如北约和华约）继续存在，正成为当前大国关系重组的主流。二是集团力量日趋 1

多元。有关集团正超越传统的意识纽带，谋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应对更为严峻的各种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三是集团间关系性质发生了变迁。冷战时期以对抗为主，现在集团之间呈现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制衡的复杂状态。四是各集团内部的领导权模式发生演变。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主导，开始向集体协调方向转变。

二、对新时期发展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全面成长中的新兴大国，近十多年来，全面发展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关系，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使之不但适应中国国内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首先，中国应继续坚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同舟共济的精神指导下全面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尽管国际力量的发展态势正日益多极化和均衡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仍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与转型的核心力量，是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各类全球问题的主角。没有良好的大国关系，中国和平复兴所需的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就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公共问题挑战日益严峻，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不断加强，大国合作共同应对、治理全球问题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大国合作的空间也不断扩展。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各国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势必持续提高，从而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均衡发展以及互利共赢提供了基础。

中国应明确与其他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定位，加快形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相互支撑的战略关系。

新时期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和要求。中美关系固然在我大国关系中至关重要，但美国对中国复兴的战略怀疑和战略牵制、包括美国售台军火在内的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损害等不利因素仍不时阻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使得中美关系难以成为稳定的大国双边关系。中国应积极拓展与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大国的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谋划更加均衡和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的布局。

一是中日双方应进一步以亚洲为主要舞台，密切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包括区域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用地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意识来为中日关系提供强劲的战略依托。

二是中欧双方要正确认识各自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欧洲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是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应对全球各种挑战，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中欧双方需要不断为彼此关系的战略性、全

局性考虑，为新时期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三是中俄应积极应对双方务实合作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共同愿望，努力把中俄关系发展成成熟、稳定、的大国关系。

四是中印应努力突出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认同，维护并扩大双方在未来国际体系建设中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重视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提高在多边经济机制建设过程中的合作水平。

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将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活动，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中国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积极维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

总之中国要加强新兴大国多边合作机制的运筹，积极构筑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支撑。

2.越南大国外交战略的百年变迁 篇二

法国“远征军”的背影

1787年11月，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传教士百多禄主教正代表越南未来的统治者阮福映，与法国签订一个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派军帮助阮氏建立自己的统治，阮氏政权要把昆仑岛、会安海港割让给法国，还要保证法国在这个国家的贸易垄断权，等等。此时，阮福映正为消灭西山朝寻求援助，他认识了从法国来的传教士百多禄，百多禄建议他向这个大国求援，于是就有了上述一幕。阮福映显然希望借助法国的支持，迅速建立自己的王朝，但这一希望成了幻想，因为法国政府并未履行条约向越南派出“远征军”，1789年后法国发生大革命，直到1802年统一越南，阮朝都未得到法国政府的军事援助，自然也不必兑现割地、通商等承诺。

越南君臣没想到的是，50多年后法国的“远征军”竟然不请自来，1858年，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炮轰岘港，此后十多年间侵吞了越南南部的边和、定祥等六个省，还迫使阮朝签订条约割地、赔款、通商。1873年以后，法国殖民者进攻越南北部，1874年与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强迫把河内等地开埠通商之外，还表示法国“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完全独立”。阮朝君臣中有人对“主权和完全独立”存有幻想，爱国军民却为背后的阴谋担忧，自发地联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抗击法军，并呼吁嗣德帝阮福时及早向中国求援。1880年以后，法军加紧进攻越南，嗣德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再派人到中国求援。中国政府为此再三同法国交涉，又以宗藩关系为纽带和依据，派军进驻越南北部，接着中法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中国沿海，直到1885年才不得不承认越南由法国“保护”。

1885年后，越南先是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后又遭到日本的侵略。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是法国殖民者又卷土重来。这60年间，中国人民始终与越南人民并肩战斗，胡志明领导的革命力量还得到中、苏两党和人民的支持。新中国虽然成立之初自身尚未完全统一、国内建设也是百废待兴，但对越南的求援却给予了积极回应，并给予大量的援助。1954年，在中国军民支持下，越南军民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越三国代表团互相配合，共同斗争，迫使法国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上签字，取得外交上的重大胜利。1955年，法国“远征军”撤离越南北方，“法属印度支那”时代走向终结。1973年，越、法建交，199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越南，他是西方访越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双方关系取得新进展。

越美关系：敌友角色的转换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而后其在越南南方扶植了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从而替代了法国，成为侵略越南的主要国家。1961年起，美国政府导演了一起“特种战争”：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南越政权出人，让越南人打越南人。1964年，美国又制造了所谓两艘美国军舰在北部湾遭到攻击的“北部湾事件”，直接派飞机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第二年海军陆战队又在岘港登陆，在越南南方发动“局部战争”，并扩大对北方的海、空袭击。面对美国的侵略，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在中、苏两国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胜利，迫使美国最终撤出越南，接着1975年越南人民摧毁了南越伪政权，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越美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南外交政策根据国际局势变化不断调整，1991年越共“七大”提出“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宣布“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此后，美国这个昔日的敌人被纳入了越南外交视野之内，双边关系进展引人注目：1995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外交关系；2006年越美就越加入WTO达成协议；2007年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访美；2008年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访美，越美举行首次副外长级政治、安全和防务战略对话；2009年、2010年又举行了第二、第三次对话。2010年，阮明哲赴美与奥巴马共同主持第二次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这一年起两国的军事合作日益密切，在南中国海地区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2010年，越美举行首次副防长级国防政策对话，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凯西访越，而且在越南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东盟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介入南海”的强硬讲话，让越南一些人颇为振奋；2011年6月，南海形势高度紧张，越南外交部又宣布，越、美海军将进行联合军演，据称这是两国海军的“一次年度演练，将提升两国海军之间的关系”。

金兰湾见证越苏（俄）关系的沧桑

说到越南与苏联关系，有人会不自觉地想起苏联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援助，有人会立即想起曾经停泊在越南金兰湾的苏联舰队。金兰湾是一个难得的天然深水良港，万吨轮可自由进出，可同时停泊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舰船约40艘或4万吨以下的舰船100余艘，又是见过“大世面”的港口——最早法国将此作为军舰的停泊、补给点，日俄战争期间法国曾让盟友沙俄的战舰在此云集、补给，1940年起这里又成为日本舰队入侵东南亚的海军基地，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又投入巨资进行扩建，目的是长期驻扎在越南南方，建成南越反共基地，并永久地让越南处于分裂状态。

在争取苏联、抗美独立的过程中，越南领导人感到了苏联政策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为与美国实现缓和，竟然也建议越南承认南北分治永久化，南方与北方作为两个主权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但是，随着苏美冷战的加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对越援助不断增加，再加上苏联明确支持越南控制老挝、柬埔寨、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越南领导人逐渐倾向于向苏联“一边倒”。1969年，胡志明去世，此后这一政策成为越南领导人的主导政策，并在1978年与苏联签署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越南把金兰湾基地交由苏联使用，双方签订了为期25年的租约。苏联在金兰湾已有设施的基础上大规模扩建码头、机场和卫星通信设施，派驻金兰湾舰船通常保持在20～30艘，越、苏在金兰湾还成立了联合军事基地司令部。金兰湾基地因而成了苏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也成为苏联牵制中国、与美国海上军事抗衡的重要桥头堡。

越南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虽然让它有过称雄中南半岛的“辉煌”，但也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经济形势恶化，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国际上日益孤立。苏联解体后这一政策也走到了尽头。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越共“七大”强调，“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20年来，越南推行全方位、多边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得到恢复与发展。其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越外交关系，2006年起越、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在双边关系中，金兰湾租借问题也一度是重要内容之一，1991年后俄罗斯继承了金兰湾基地的使用权，但俄、越在此问题上分歧加大，加上俄罗斯的军事战略调整和经济困难，到2002年俄罗斯因无力支付每年3亿美元的租金撤出金兰湾。当然，今天这里并不平静，不断有越南可能对印度、俄罗斯等国开放军港的报道，或许它将见证新的历史变动。

3.战略定力与大国外交 篇三

王毅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不久，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重要理念，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国梦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中国梦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崇高目标，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径。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掌握了一个法宝，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展望到本世纪中叶的30多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能更为顺利地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就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营造更为有利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辉煌文明的东方大国，只是到近代开始衰落了。多少代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世界上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未来几十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必定是一段振奋人心的岁月，同时也将是一段充满风险挑战的旅程。从外部来看，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化解国际上对中国未来走向抱有的各种担心和疑虑。中国能否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规律”，最大限度地减少民族复兴的阻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这一重大课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摆到了所有中国人的面前。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深入研究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当今时代潮流，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国决不会走历史上大国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而是坚定致力于探索一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国情世情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政府面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不仅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而且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道路的践行者。

这条道路的出发点在于，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

世界和平；这条道路的落脚点在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民族振兴，同时又带动其他国家共同繁荣。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大创举，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依据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

首先，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活。地球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平，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样是两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冲击的只是美欧日，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席卷了全球，无一国能够幸免，无一隅可以偏安，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形成了全球化。如果说，冷战期间美苏依靠核威慑打造了“恐怖平衡”，那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越来越通过利益融合形成了“利益制衡”。同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日益增多，都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可以说，整个世界正在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不断增强，支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力量日趋增长，这将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因此，坚持和平发展，不仅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其次，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十分突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要加快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坚持并践行和平发展，其他国家则会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友好的，不是扩张掠夺；是互利共赢的，不是零和博弈。只有这样，我们发展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发展日益呈现出本土利益和海外利益并重的巨大转变。维护好、发展好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要靠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需要我们与各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需要我们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

再次，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必然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执政理念。对内要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要主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等等，都为我们今天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思路

新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稳走远走好指明了方向。

要把中国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开拓我国和平发展的广阔空间。今天的世

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罔顾他国利益。只有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了，各国才会得到更多的份额。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2013年，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充分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与各国签署800多项合作协议，特别是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充实了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号角。新形势下，我们要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更好地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更紧地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更多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为我们的和平发展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要努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协调发展，改善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大国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平发展之路能否走得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外交开局的一条主线，就是积极稳固和拓展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的走向为世人所瞩目。中国是上升势头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中美两国是否会相互冲突。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应邀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归纳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积极响应。这次历史性会晤明确了中美关系的走向，向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当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需要中美双方，包括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实践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双方保持政治定力，持之以恒、不懈推进的长期事业。

俄罗斯是我国周边最大邻国和世界大国，中俄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俄关系发展得好，我们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战略协作伙伴。总书记上任后首访首站就选择俄罗斯，充分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欧洲是世界上的重要一极，同我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充分挖掘中欧合作潜力，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事业。

印度是重要新兴大国，保持中印关系和谐，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和平发展，也攸关新兴力量的团结。

总的看，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在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都实现了平稳过渡，并且取得了新进展。今后，我们要继续紧紧抓住大国关系这个关键，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对话，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利益融合，持续改善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

要不断巩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打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依托。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大国。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和平发展进程始自周边，也要依托周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专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形势下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特别是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这“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一个精辟概括，也反映了我国新一届领导人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

“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中国与东亚国家同受儒家思想的深厚熏陶，与南亚国家共享佛教文化的宝贵遗产，与中亚国家拥有丝绸之路的历史纽带。可以说，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与周边各民族人民在人文方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天然的亲近感。文化上如此，政治上亦然。多年来，我们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

“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中华民族向来讲情重义，诚信待人。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许多感人事迹和动人佳话就是我们用真诚换来的。对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一些争端，我们在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愿意本着诚心诚意的态度，与有关当事国平等协商，争取妥善处理。

“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10年前，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率先与东盟启动双边自贸区商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而且在不少条款上照顾了东盟国家的关切。2013年，我国领导人又向东盟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和“2+7合作框架”，包括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再次向东盟国家展示了施惠的诚意。

“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来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10+1、10+

3、东亚峰会等各机制相互补充和促进。我们积极回应各国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关切，推进地区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谋求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我们搞大国外交，就要培养我们的大国心态、树立我们的大国情怀、体现我们的大国气度，特别是对待中小国家和邻国更应如此。

同时，我们要坚决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中方决不允许在我们家门口生乱生事，决不接受中国的发展进程再度受到干扰和打断。

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是日方引发和造成的，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日方应正视现实，谨言慎行，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权益的事情。历史问题至今仍是不时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

因素之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坚持和平走向，才能真正得到邻国信任。日本方面应该懂得这一基本的道理，切实尊重人类良知和公理的底线。

要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夯实我国和平发展的牢固基础。在国际交往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观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书记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我们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我们要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入挖掘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新机遇，探索合作的新方式，切实帮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供我国和平发展的公共产品。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坚定维护者。我们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外部势力无理干涉别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内政。中国是国际发展事业的大力推动者，我们积极致力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认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一个和平发展、更为强大的中国必将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要建设强大国防维护国家利益，构筑我国和平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平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和挑战，需要不断排除和化解各种干扰与阻力。要把和平发展道路走通，走到底，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国防实力的增强，不仅能切实维护好我国的核心利益，使我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于和平发展，也将对任何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挑衅形成有力威慑，达到“以武止戈”、避免战争的目的。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越发展壮大，包括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越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越有利于世界和平。

中国的发展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同时，我们也不允许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如果有人误以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怕惹事，肆意向我们挑衅，结果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在坚持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也要倡导其他国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使和平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取向。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收益，强化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支撑。中国外交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获得前进的动力。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和平发展壮大了自己，越来越有能力维护好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打造好海外民生工程，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我们还要尽可能和更多国家签

订相互简化签证直至互免签证的协议，使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到海外旅行更为快捷舒适，让更多外国民众更方便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这样就能不断扩大支持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4.我观大国外交有感 篇四

姓名：张小琴

专业：电子商务

班级：1502班

近段时间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放映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而《大国外交》一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一大片好评，凝聚了一大批正能量。《大国外交》由中央组织拍摄，共六集，这部影片紧紧围绕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展现中国外交领域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新成就，深刻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划、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恢宏历程，充分展现我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形象。

历史告诉我们，几十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时代不停在变，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突频仍、动荡不断、恐袭肆虐的时代。国际秩序艰难转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交织，制度供给和创新严重不足，全球治理滞后。对我们来说，我们拥有十几亿的人口，拥有广袤的土地，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和人才储备，我们有能力和条件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积极推动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五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践行正确利益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通过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成功地把“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行动”。中国与世界正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挥着大国的积极推动作用，努力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天地。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国际棋局的变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始终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坚如磐石，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这样一条道路，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点赞《大国外交》，祝愿这条道路前景光明。

大国外交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体现。中华民族崇尚和平，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始终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和平才能发展，发展才能进步，进步才能传承文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向来主张和平，不首先以武力解决问题、矛盾，为推动全球稳定发展做出了表率，充分体现了大国的担当意识，让世界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和平理念。中国外交始终奉行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主张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的自信同世界深度良性互动，形成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国作用体现的合作共赢，在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凸显，积尤其是在极参与气候变化、网络、海洋等各领域合作上尽显共赢，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提升我国的地位影响和制度性权利，谱写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壮丽篇章。目前，中国正在以中国特色的大国风范，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的外交舞台如此广阔的前景下，中国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国民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强化忧患意识，迎难而上，趋利避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想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这么一位坚定、亲和、睿智的中国领导人，让世界得以接近中国、读懂中国，更加深切体会到一个大国迈向复兴的梦想与执着、兼济天下的智慧与担当。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近40年的巨大成就，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如火如荼的大国外交，让如今中国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也让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上。党员干部管好自己的“朋友圈”，首要是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坚定政治立场。外交的积极开拓离不开内政的稳定发展。我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为对外工作赢得了巨大优势和机遇。面对价值观日趋多元的社会环境，党员干部开拓“朋友圈”，要做到政治上清醒坚定。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和自省，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真正做到“严以修身”，做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表率。

让我们大家一起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学习，共同建设我们的“家”。

5.中国的外交需求与大国风范 篇五

王逸舟博士是国际政治学界才俊，著述颇丰。其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为中国在２１世纪实现内政与外交的完美结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中国崛起，既需要自强，又需要一种具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而确定中国外交的路向，就必须以全球化为参照系，首先明确中国外交的基本需求。王逸舟提出，发展、主权和责任是２１世纪中国外交的三项基本需求，它们将共同决定中国外交的风格和前景。

发展需求是中国实现兴盛的基石。“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邓小平的谆谆告诫，也是对“发展需求”的简明表述。外交政策折射的是一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无庸讳言，只有国力强大了，外交工作才会“理直气壮”。王逸舟认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外敌的入侵或其他战争，而是中国能否继续改革开放事业，自身能否保持稳定、有序、健康的发展”。

而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又必须有一个良好、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促进中国发展又是中国外交的落脚点和指示器。王逸舟在书中写道，“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发展需求对中国外交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中国外交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全方位和立体化的发展，既是中国内政的任务，也是中国外交的使命。

主权需求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传统安全命题。主权独立和完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制约中国的重要忧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依旧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时刻不可掉以轻心的核心战略目标。王逸舟写到，“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是主权需求对中国外交的客观要求。能否为解决台湾问题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将成为检验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全球化凸显了金融危机、恐怖袭击、“非典”肆虐、生态恶化等新型非传统安全威胁。然而，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时代，国家生存和主权完整依然是世界各国的先天之忧。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外交责无旁贷。

责任需求是中国大国地位和大国风范的体现。同发展需求和主权需求相比，责任需求弹性较大，不易界定，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改善，责任需求在中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国要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主权需求，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担当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责任，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

回报往往与责任成正比。中国外交要收取更多的回报，就必须负起更多的责任。时代不仅要求中国避免过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撞击反射”式的反应外交，还要有更加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和更有全球性质的战略，一句话，外交更有大国风范。王逸舟强调，大国风范不是美国单边独霸式的嚣张，而是一种多边协商基础上的高风气度，是建立在充分自信心基础上的、内在实力与外在声望实现完美互动的一种外交风格。

6.战略定力与大国外交 篇六

从国际体系百年变化看世界的变革

一方面，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比如相继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后冷战体系等。对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如何界定，有多种说法。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国际体系趋向多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是多重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叶江认为是无极时代。我认为，首先从国际体系的百年变化来看，至少有三个特点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力量的对比，但是今天的力量对比跟1918年、1945年和1991年都不一样，更多地是向软实力方向和低政治方向发展。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有一次他到上海来，我问他，软实力这个提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太太让他在厨房干活时，他想出来了这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我想，如果这样的提法是由一个小国的学者提出的，那也许就不会在世界上传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在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呼应。

第二，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伴随着行为体和主要议题的变化。现在的国家行为体比1945年时多了三倍，而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不胜其数。主要议题既有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传统议题，也有更多的非传统的议题。

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之间怎样从无序到有序、从相互抵触到合作共赢、从脱胎于一个日渐消失的旧体系向一个逐步形成的新体系转变，这个过程还是有迹可寻的。我也并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100%无序的世界。无序中是有序的。例如，在安全方面，在巴尔干空袭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全球治理也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实践。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国际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另一方面，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在过去100年中虽然历经曲折，但是总的来说，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还是成为一个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和获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前几个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这使中国得以进入一战战胜国行列。让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满怀悲愤的是，一战以后为什么青岛还要被日本拿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没有成为战胜国的一员，我们所处的地位，肯定更是不堪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战后进入了世界大国行列。中国成为这个体系的获益者，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西方建立的，也是我们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正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遵循从易到难的途径，基本上从经济和发展两个方面逐步走向政治和外交，乃至安全和军事方面。在这些方面现在刚刚起步，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上。

第三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成为全球大国，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外交理论上，都缺乏经验和积累。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与阿拉伯联盟相比，它可以派出一个老牌政治家搞斡旋，而我们只是派出一个中东特使，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很少。过去中印发生边界战争后，锡兰（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而现在我们对南海问题都无法斡旋。这说明我们实战经验不够，人才不够。特别是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上，我们更多的是提出原则口号，而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战略设计和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既是强烈的时代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从百年探索看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按毛泽东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也是100年的时间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历经曲折之后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10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探索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大致是30年经历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那时候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时中国是在逐步认识和准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特点是一切以苏俄为师，比如像我们去老革命根据地参观时看到的，江西瑞金叫“红色苏维埃”首都等等。第二个阶段是探索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毛泽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这个阶段到现在还留有历史痕迹，例如中国领导人在一定场合都喜欢提一提胡志明、看一看卡斯特罗等等，这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阶段大体就是1979年到2007年，这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这两项事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理论的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还要几个30年才能成熟，才能走向世界。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初见端倪。秦亚青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由时代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组成。夏立平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多层次（包括理念、制度和政策）、宽领域、大纵深。曲星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本人认为这一体系包括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等。应该看到，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缺少。这说明我们的任务还很重。

第三，王毅外长是比较早和比较给力地主张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早在2013年夏季，王毅外长在各种重要媒体发表文章，讨论和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提出在继承新中国外交60周年大政方针优良传统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还只是理念：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理念”到“理论”，我认为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怎样能够让世界理解，有时候还是很难的。这个话语体系的特色和共性是我们学者需要做的。

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的百年使命

这也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一部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至少有三大任务。一是要坚持理论的实践本源，投身于当前丰富多彩且又复杂纷繁的大国外交实践中，感受时代，领悟真理。要能够下接地气，上接天线。

二是必须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真正做到把握和营造趋势，实现从实践到理念、从政策到战略、从理论到思想的无缝连接。

三是确定中国特色大国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学界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假设、基本概念、条件、挑战等，构建起理论，并且接受实践检验。实现“国家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互动发展。强调“中国特色”，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概念。我一直认为，“特色”是历史现象，所以不可能永久不变，它应运而生，也因势而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第二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中国的体量和重要性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还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中国特色”须逐步淡化，“世界意义”要逐步深化。有的学者非常强调“普世价值”，这容易引起争论，我想，是否可以换成“世界利益”这个表述方法？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必将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将会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将更具世界共性。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特色”就会减少，共性就会增加。

“中国特色”要逐步为世界所接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世界的东西也要逐步为我们所接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只有两者相互交替，才可以共同得到发展。

中国要与世界共同建设新理论。只有中国的理论是不够的。对于现有的“理论存量”，我们要去理解和掌握;对于“理论增量”，我们要跟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总结和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新理论，在此基础上还要传承中外所有的优秀文明，夯实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继续筹划国际体系的建设。当前历史赋予中国建设国际体系的使命。要让中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平台上长袖善舞，我们学界不仅要台前观看、台下评论，更要台后给力。第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要有所扬弃。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际秩序观，并不是只会讲“不”，并不是只是讲原则。对追求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前无古人，但启后者”，我们要提出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大国、什么样的政治大国、什么样的文化大国、什么样的军事大国等等，对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我们也一样要提出来，并且版本不断更新，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第二，用理论指导秩序。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国际体系，就要从战略的高度搞清楚我们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我们有理想有目标，但是缺少理论依据。我们有道义有旗帜，但是缺少实施保障。我们有积累的金钱，但是没有积累的经验，更没有积累的理论。我们有恢弘大旨的高论，但是缺少具体策划的方案。知道了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的问题就随之迎刃而解了。

第三，我们还要对国际体系和秩序进行政策研究，而不仅仅是理论探索、战略运筹。不妨根据就近的原则进行分工，比如北京的学者可以多研究亚投行，因为它就在金融街;上海的学者可以多研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因为它就在浦东。新疆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云南学者研究中孟印缅有其历史传承。但是全国的学者都要研究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我的想法也不成熟。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待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央提出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自信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中国又是个新兴大国。作为新兴大国中的一个个体，我们的思想理论又是什么？

中国还是发展国家。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但是我们还坚持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个政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政治基础。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中国应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本世纪末应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到那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中国是亚洲大国。在历史上形成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很多集中在亚洲。我们在外交中应怎样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

中华文明对今后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对中华文明，我认为第一是要扬弃，因为其中有好的因素，有坏的因素，有当时是好的而现在过时了的。第二就是要继承。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中华文明已经没有多少知识，讲起来不超过100句话，就是“和为贵”等等孔子这几句话。

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我一直讲我们的集体精神、学习精神、宽容精神。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讲求宽容，有容乃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思想文明受到了美国人的嘲笑，他们说我们的文明是假的。十年以后，2008年美国就发生了次贷危机。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不会进行总结、包装和推销。我们只会说“润物细无声”，但是人家不知道谁是杜甫，怎么知道什么叫“润物细无声”呢？

流年太急，我愿继续努力，跟大家一起，把对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外交理论的研究继续下去，并且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