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历史发展

中非关系历史发展（共6篇）

1.中非关系历史发展 篇一

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思考

曾强

 2011-06-21 15:11:36

来源：亚非纵横

【英文标题】Reflections on Deepening the New Type of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作者简介】曾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关 键 词】中非合作/新型战略伙伴/九大优势

中国与非洲正致力于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中非双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真诚交往、密切合作和彼此支持的结晶。为了进一步推动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开展对非工作中所具有的九大优势，并且在农业、基础设施、制造业、旅游业、医疗卫生和安全等六大领域开展积极的务实合作，从而使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更加稳固。外交关系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确立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在2006年1月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以及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暨“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要与非洲国家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非传统友好关系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中非关系更趋成熟和稳定。值此“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即将在埃及召开之际，中国应发挥自身优势，强化中非合作，进一步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一、发挥优势，积极拓展战略伙伴关系

在与非洲国家交往方面，中国具有其他一些大国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优势。这些有利条件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与基础。对此，我们应有清楚的认识，并有意识地运用好我在开展对非关系方面的九大优势。

其一，中非关系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全天候”友好关系是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信、互不干涉内政和谋求共同发展基础之上的，经历了50多年的风雨考验。无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帝、反霸和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中国始终同非洲国家紧密地站在一起，相互支持，彼此照顾对方关切之处，努力维护共同的利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这种政治上的互信关系，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目前，尽管非洲国家在政治建构和经济体制方面深受西方影响，而且新一代非洲国家领导人中有不少接受过西方教育，但西方国家很难与非洲国家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互信。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曾对非洲进行过长期的殖民掠夺和欺压，而且还因为当前西方主要国家利己的对非政策、对非洲内部事物的肆意干涉以及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这些都是非洲国家领导人以及非洲人民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其二，我们与非洲国家的战略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适时调整、不断充实，是中国发展对非关系历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自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走出去”和“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以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更趋平衡，非洲在我国对外战略考虑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确立后，中非战略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双方借助这个多边平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集体对话、磋商和协调，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行动纲领引导中非战略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国政府2006年1月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不仅全面规划了中国与非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友好合作，而且还提出要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新型伙伴关系的内涵是：真诚、友好、平等，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彼此学习和寻求共同发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问非洲期间又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为精辟地概括为：加强政治互信、扩大合作共赢、增强文化交流、开展安全合作和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

其三，我们具有体制上的优势，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还大手笔地提出了援助非洲的八项举措。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遭遇金融风暴袭击和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仍认真恪守并积极落实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承诺，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彰显了我们在体制方面的优势，以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2008年，受“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的影响，印度、日本和土耳其等国也相继举办了与非洲国家的峰会。但是，上述峰会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内涵及影响力上看，都无法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相提并论，而且在落实峰会的成果方面，这些国家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其四，我们在领导结构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合理安排地对非洲进行访问，可以确保中非双方保持频繁、密切的高层互访。这已成为中非关系的一大鲜明特点，是其他大国根本无法做到的。

其五，我们在非洲有机构建设方面的优势。外交上，我们在非洲49个建交国（其中索马里使馆暂时关闭）都设立了常设的代表机构。这些外交机构的设立不仅显示了我们对非洲建交国的重视，而且还在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除少数西方大国外，其他国家是很难做到在所有建交的非洲国家都设立使馆的。由于种种原因，就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也不能在所有的非洲建交国都设立一个常驻的外交机构。目前，日本在非洲仅设立了27个使馆，只占非洲53个国家总数的一半。在商务方面，我们不仅在几乎所有非洲建交国设立了商务处，而且还在非洲设立了11个投资和贸易促进中心。这些机构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协助我国企业“走出去”到非洲投资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六，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且在类型上与非洲互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非洲国家对此既钦佩又羡慕，普遍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或效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时，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出口型经济对非洲资源与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非洲资源型经济的增长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而且更需要中国物美价廉的制成品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这种互补关系是近年来中非经贸关系飞速发展的重要基础。2001年，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后继续快速发展，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在2008年提前两年实现。2008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068亿美元。

其七，中国有实用技术转让和生产经验传授方面的优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自身的技术升级和换代也在提速。一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及相应设备可以随我“走出去”战略向非洲输出（污染环境型除外），这样的技术十分适合非洲当前的发展水平，对推动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和提高农矿等初级产品的附加值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非洲急需这样的技术输入。此外，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有实用技术（如打井、蓄水、沼气、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太阳能利用等）以及小型农机具方面的优势。这些经验和技术也是非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所急需的。

其八，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当前，非洲国家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趋之若鹜，许多非洲人不仅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而且还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考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到中国留学，在非洲已渐成时尚，一股“中国热”正在非洲悄然升温。中国方面对非洲国家的这些愿望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目前，我已协助1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21所孔子学院，其中10所已经开始招生。今后，非洲孔子学院的数量还将继续增长。在2006年的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在三年内为非洲培训1.5万名专业人才。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完成对1.1万名各类人才的培训。此外，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在2009年已经达到4000个，与2006年相比翻了一番。

其九，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大批出国旅游，这种势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2005年，中国人前往非洲旅游的人次达到了11万，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100％。2007年，中国公民首站前往非洲国家的达到了23.44万人次，同比增长36.1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人数一度减少。但进入2009下半年后，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回暖，中国公民出境游的势头开始强势反弹。预计，到2010年，中国旅游出境人数将达到56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前往非洲旅游。目前，中国在非洲的“中国公民团组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已经发展到27个。大批中国公民前往非洲旅游，不仅将拉动非洲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给非洲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而且还将大大增进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二、强化合作，全面夯实伙伴关系基础

全面的互利务实合作，是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根基，需要我们的细心规划与大力推动。当前，非洲形势对于深化中非务实合作十分有利，我宜抓住这一难得机遇，积极推动中非务实合作的全面发展，使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

1.拓宽农业合作意义深远。非洲虽然拥有极为丰富的土地资源且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农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局部战乱以及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非洲的粮食安全形势一直非常严峻。在撒哈拉以南的48个非洲国家中，有35个国家粮食不能自给。目前，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农业合作已经成为中非务实合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在总结过去中非农业合作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一方面积极鼓励国内有实力、信誉好的农业企业和集体前往非洲开展农业合作，另一方面则在八项举措中提出向非洲派遣100名农业专家，并承诺在非洲设立10个农业科技示范中心。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为我们进一步深化中非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目前中非农业合作的规模与非洲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深化农业合作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农业合作的发展，我有关部门可认真思考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加强中非农业合作不仅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紧迫的粮食安全问题，而且长远来看对缓解我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压力也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我应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与非洲国家的农业合作，并且未雨绸缪、立足长远地早做谋划和布局，尽全力推动中非在农业领域的互利合作。其次，由于农业投资规模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原因，我大型企业目前对投资非洲农业十分谨慎，不愿轻易出手，更不用说有长远的战略规划了。鉴此，我应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一定的倾斜，鼓励有志向、有实力的农业企业和集体到非洲去发展，并为促使我农业企业在非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实惠有力的支持。最后，进一步增加中非农业合作中的技术含量。通过我在非洲设立的农业科技示范中心，有针对性地把中国的实用农业技术、养殖技术、循环经济技术、小型农机具和作物良种等推介给非洲农民，并通过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把这些技术和农机具进一步推广到基层，以此来加强中非在农业合作领域的互动，带动农业合作的全面深入发展。

2.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合作机遇难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是中非务实合作中的一大亮点。50多年来，我国援建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多达519个，其中包括2000多公里的铁路、3000多公里的公路以及数十座体育场馆。目前，非洲许多国家刚刚走出战乱，急需修复战争毁坏的基础设施。另外，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老旧严重，也需要进行修复；同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亦需要修建新的基础设施。因此说，基础设施建设与修复是非洲国家实现发展的当务之急，任务十分紧迫且繁重。这一点我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加强中非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一直是重点之一。但是，由于资金严重不足，非洲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或修复往往依赖于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或以资源做担保向外国大量借贷。安哥拉和刚果（金）与我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修复领域开展的合作，采用的就是后一种模式。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非洲许多国家的财政收入出现了严重下滑，而且外国援助和投资也在显著减少。这就给非洲国家已经上马或即将上马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或修复工程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有些上马的项目甚至可能被迫下马。鉴此，可考虑动用我巨额外汇储备，有针对性地向非洲国家伸出援手，帮助它们渡过难关。除适当提供援助外，我还可考虑采取“安哥拉模式”，与更多的非洲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甚至鼓励我国企业在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支持下带资承接项目。这样做可以有多种效果：一来“雪中送炭”，这将进一步拉近我与非洲国家的战略关系，体现我真诚、可靠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二来当前矿产品价格普遍走低，有利于我增加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为我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到来做好准备；三来更多的建筑业企业“走出去”，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国内建筑市场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四来帮助非洲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以确保中非双边贸易不致大幅下滑。

3.加强工业制造业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取得独立后都曾把发展工业制造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并为此先后制订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但是，这些发展战略都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截至目前，工业制造业依然是非洲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非洲仍严重依赖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然而，非洲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工业化的追求，而且仍在努力实现这一伟大梦想。针对这一特殊情况，我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应放弃单纯追求扩大出口目标这一传统的发展理念，而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借助我“走出去”战略来开拓非洲市场，以最终实现互利双赢的远大战略目标。非洲国家开设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以及我在八项举措中提议在非洲设立的若干经济贸易合作区则为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平台。借助这样的平台，“走出去”的企业既可开拓非洲市场，又可进军世界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同时，我还可将适合非洲当前工业发展阶段的技术和设备带进非洲，并通过逐步的技术转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制造业体系。这种互利双赢的合作，非洲国家是非常欢迎的。

4.开展旅游业合作天地广阔。非洲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埃及的金字塔、津巴布韦的“石头城”等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类古代文明遗迹；有举世罕见的维多利亚瀑布、好望角、乞力马扎罗峰、东非大裂谷等壮美的自然奇观；有马赛马拉、赛伦盖蒂、克鲁格等世界独一无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些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致使得去非洲旅游极具吸引力，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国游客前往非洲旅游观光，而且到非洲旅行的中国游客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大量游客的到访虽然为非洲带来了滚滚财源，使旅游业成为非洲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但同时也使非洲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旅游接待能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目前，开展旅游合作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向外国投资者力推的一个热门合作领域，一些大国已经对此做出积极回应。眼下，中国一些企业或个人已经开始参与这一合作，并且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看，我国企业或个人现阶段更多的是从事针对中国游客的接待工作和餐饮服务等，而真正参与当地旅游饭店经营或旅游点接待基础设施建设的还不是很多。然而，后者正是非洲国家急需国际合作的领域，而且发展潜力更大。有志在非洲发展的中国人应尽早认识到非洲旅游业中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并积极投身与非洲国家的旅游业合作中来。

5.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势在必行。中国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个医疗队以来，已向非洲45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1.6万人次的援非医疗队队员，使2.6亿人次的非洲民众得到了无偿的医疗服务。其中仅2008年一年，中国援非医疗队就在非洲40个国家和地区为120万各类患者实施了救治，进行了大约10万例手术，抢救危重病人约3万人次。40多年来，中国与非洲的医疗卫生合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广大受益民众的高度赞扬，已经成为中非友好合作中的一大闪光点。当前，医疗卫生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已将全球卫生纳入自己的外交政策，并把非洲作为开展全球卫生外交的突破口，大量全球卫生资金开始涌入非洲卫生服务领域。这种形势的出现，对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要求我们全面深化同非洲的医疗卫生合作。

为了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我有关部门可考虑以下对策选择：其一，我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同非洲国家开展的医疗卫生合作，并注意加强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以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上下一致地推进中非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其二，在同非洲国家开展医疗卫生合作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并尽力满足对方在建立自己医疗卫生体系方面的愿望与需求，既要“授人以鱼”，同时也要“授人以渔”。其三，我八项援非举措承诺为非洲建立的30所医院和30个抗疟中心相继建成后，将为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提供新的平台，我应充分利用好这些平台，不仅要通过它们将我医疗设备和药品引入非洲，而且还应考虑把它们作为我培养非洲医护人员的基地，在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层卫生队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四，造就一支稳定的、能够适应当地生活环境和工作需要的、业务上一专多能的援非医疗卫生人员队伍，这不仅需要政策上的倾斜，而且还需要体制上的强力支持，以及医学教育部门的通力配合。其五，对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医疗卫生领域开展合作应抱积极的态度，这种合作政治色彩较淡，不仅对非洲有益，而且也可作为我在非洲与其他大国开展广泛合作的尝试或先导。6.强化同非洲的安全合作意义重大。中国与非洲的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联合国的多边层面上，二是在中非之间的双边层面上。进入21世纪以来，解决非洲的安全问题已成为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和正在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在推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突出贡献。自2002年12月成建制地向刚果（金）派出维和部队以来，中国已先后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主导的12项维和行动，总共派出了将近4000人次的维和部队。目前，中国仍在非洲全部8个维和区内执行维和任务。密切关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并积极参与非洲的维和行动，对于充分展现我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提升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建立和谐世界”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双边层面上，《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丰富了中非安全合作的内涵，不仅充分肯定了传统的军事合作，而且还突出强调了双方在解决冲突、维和、司法、警务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随着中非友好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双边交往的日益频繁，新兴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必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将成为中非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中非安全合作的全方位发展，不仅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而且还将化解中非之间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2.中非关系历史发展 篇二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正引起经济学界以及相关政治学研究者的瞩目。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经贸合作关系包括无偿援助、融资提供、货物贸易、直接投资、项目承包以及建设开发等多种渠道。其中，尤以货物贸易历史最为悠久，对双边经济发展贡献最为突出。本文力图从回顾和展望两个角度，梳理中非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中非贸易合作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不使人感到吃惊，这背后的原因有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有中国廉价的制造业与非洲丰富的资源产品形成的互补特点，还有中非之间贸易历史的源远流长。在此，笔者引入了一个新的五时期的分类 ，将16世纪至今的中非贸易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平行世界时期，政治联盟时期，相对独立时期，以及全面发展时期。

（一）海上丝绸之路时期（16世纪之前）

中非之间的货物交换有着悠久的历史，一些考古发现表明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宋朝开始的国家经济中心南移，使由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航线和航行距离也不断增加。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和津巴布韦已经出土了11世纪的宋朝古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元朝时期的中东贸易商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非洲遗留下来的；正在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的考古挖掘，也旨在寻找13世纪中国船员旅行时留下的工艺品。

明朝时期，中国的本土文化复兴带来了海事创新，以强盛的国力和相对开放的国际政策为支持，“中非历史上关系最重要的时期”随之而来，代表性的事件为郑和下西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东非沿海地区，并使用瓷器、丝绸以及中国其他的工艺品交换非洲的产品和其特有的动植物品种，将中非贸易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最后一次这样的远海航海活动，发生在1433年大撤退时期；之后更远距离的航海活动既与第三方的海事创新有关，也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有关。

（二）平行世界时期 (16世纪 -1949)

清朝时期，日本和欧洲航海技术的提高引发了对国际海事权利的争夺，中国在竞争中落败，被迫退出了远洋航线。与此同时，非洲沦为欧洲殖民地，使得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渠道进一步被切断。中国国内频繁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外来侵略战争，包括19世纪初的两次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方面无暇维系双方贸易往来。

非洲国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状态，与独立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显著不同，缺乏直接经济交往的双方因此好像处在两个“平行世界”。在这一时期，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两种间接渠道进行。一是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对中国劳动力的使用，二是非洲国家独立战争中来自中国的物资支持。据估计，在二十世纪的头20年，在南非矿场里做工的中国劳动力就有7万到10万人，中国工人的血汗也曾挥洒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岛和留尼旺的种植园。如今，在非洲许多国家中都还生活着这些工人们的后裔，最新的估计显示，包括服务行业在内（如医生、理发师和零售商等），目前非洲拥有一百多万华裔劳动力。

（三）政治联盟时期 (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由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相同目标而形成了密切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合作也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方面，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发展中国家在确立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宣言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上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次会议在理念上将亚非之间的合作推向了顶峰，由此开始形成“南南合作”的雏形，不过由于当时的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处于独立状态，因此非洲只有这两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另一方面，在1971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的赞成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也在国际发言中明确表态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70年代，中国先后与24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建国以来与非洲建交数量最多的10年，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为双方贸易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中国已与53个非洲国家中的49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仅有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与普林希比以及斯威士兰等四国仍与台湾保持联系。

在50年代到70年代年，中非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支援非洲”。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为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十个非洲独立国家，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成为日后中国处理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这次访问中承诺援建的赞比亚到坦赞尼亚铁路也于1970年正式动工，使得深居内陆的赞比亚能够将其铜矿资源直接运输出口。该铁路至今仍是中非合作的重要象征。

（四）相对独立时期 (1979-1995)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贸易目标也为适应推进国内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而进行了重新定位，与邻国和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贸易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和非洲的官方往来仍旧继续，但非洲大多数国家仍处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动荡的环境中，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也仍是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双边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发展缺乏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从经济角度看两国处在相互独立的状态。

直到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终于结束了持续20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局面，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都开始踏上以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1994年南非终结种族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内最大经济体与当地其他国家之间的融合，推动了区域振兴。非洲经济转型带来的需求使中非贸易合作在促进非洲发展中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目前，该地区大部分国家GDP保持着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人口与GDP分别占该地区的70%和80%。从1996年到2008年，17个国家凭借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2%的速度被评为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示范国”，分别是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埃塞俄比亚、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90年代开始增强与非洲的经贸联系。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转变为一个能源净输入国，并已在寻求加入世贸组织，与1995年非洲国家经济转型的时点相契合；中国政府也改革了援非政策，以“援助非洲、相互合作、共同贸易相结合”为指导原则。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被认为是中非关系从地缘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的转折点。

（五）全面发展时期 (1995年至今)

在这一时期里，非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中国向非洲投资方面的金融创新、中国的政策变革以及双边贸易机会的增加都为推动中非之间的经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Brautigam（2009）发现并提出，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开发还会产生乘数效应，带动了第三方投资者和援助者对该领域的投资。

援助、贸易和投资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关系的三驾马车，其中贸易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领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总额从2007年的14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1亿美元。与此同时，对非直接投资总额也从2003年的6850万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1亿美元（世界银行，2010）。其间在2008年出现了56.4亿美元的高值，主要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对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收购。与之相比，非洲对中国的投资则规模较小。在贸易方面，中非贸易额自1990年起已增加一百多倍。WTO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的价值达到463亿美元，出口433亿美元。

中国于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使包括经济领域的中非对话机制制度化、常态化。论坛的宗旨致力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非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实现共同发展”。根据约定，中非首脑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同时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以及特定领域的主题论坛，例如就环保问题进行的主题磋商。中国和与之建交的49个非洲伙伴国都参与了这些活动。

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每年发布有关中非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白皮书。2011年《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概述了近期贸易投资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在多处表达了双边贸易构成应当从单纯的自然资源贸易向新贸易方式转型的思想。但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或新贸易究竟应当在贸易中达到多高的水平。

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类型和渠道。书中显示，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45.7%投向了非洲；在占总额40%的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中，大部分位于非洲地区。不过，书中并没有提及接受援助的具体非洲国别信息，也没有对这些援助效果的评估。

除了直接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一些文献认为，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改革的经验可以被非洲国家汲取。Zafar(2010)列举了“中国奇迹”可以为非洲所学习的一些方面，包括农村改革、港口管理、外汇管理、利用海外华裔族群吸引投资、食品管理政策、以及缓和国内冲突的方式。 引入这些中国经验还需要结合非洲国家的具体国情进行改造。例如，非洲独特的经济地理情况使得对冲突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小国林立、殖民地的存在以及对资源的争夺，都可能加剧地区冲突的产生。港口管理的经验也只能被沿海国家所借鉴。此外，中国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改革经验对非洲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中所采用的成本回收融资方案，以及环境管理的具体措施。中国农村生产率提高对于缓解贫困水平的迅速作用也

二、 中非贸易合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制约贸易发展的因素有很多，通常的例如贸易保护，基础设施瓶颈，以及卫生检疫壁垒。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影响中非贸易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贸易构成，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张）与经济地理之间的联系。

（一） 当前的中非贸易仍旧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式

由赫克歇尔和俄林发展的贸易理论（赫俄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关键地位，根据这一理论，一国分工生产并出口产品应密集使用该国充裕要素的商品。赫俄理论是对20世纪初国际间贸易模式的典型概括，但现阶段中非之间的贸易仍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理论框架。表1将中国与非洲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贸易状况按照商品分类进行了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出，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中85%都是燃料和矿产资源产品，而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中95%是工业制成品。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与赫俄理论的预测大体一致。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燃料和矿物的比例要高于它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85.45%和26.86%）；而与制成品进口的平均水平64.06相比，来自非洲的比重6.02%显著偏低。

在资源贸易中，目前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石油依赖相比过去更加明显。10年前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仅0.77亿美元，占中国石油进口的5%，如今从非洲进口的石油价值达到400亿美元，占到全部石油进口的30%。对于非洲国家，其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占到其石油出口问题的60% ，非洲国家相对于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中，有一半来自石油出口国安哥拉(IMF, 2011).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主要从非洲进口能源和矿产品的国家，2008年美国从非洲的进口中，仅原油一项就占到其中63%（渣打银行，2011）。相似的，中国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也以能源为主，例如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东。然而，由于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这样的贸易模式可能引起有损非洲工业化进程的担忧。2007年南非总统祖玛称，“如果非洲继续与中国进行以资源产品交换制成品的贸易模式，非洲将难有发展之日” 。

非洲自身的贸易和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从经济地理的视角来看也是与其他地区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论述。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 适当纠正中非贸易中由资源导向带来的偏差，加强与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长期来看更有助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市场利益的实现。

（二） 中国与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之间的贸易相对不足

Krugman(1991)提出了产业发展的内生空间分布理论，从而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的新领域。以两国都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情况为例，他的模型表明，受到运输成本、规模经济程度以及工业在本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两国间的产业分布会发生跨时空演变，最终在一个国家形成工业化的“中心”，而另一个国家被迫成为农业化的“外围”。作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原理，这一理论也为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实证所证明。

具体地，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可以区分三类不同的国家——资源丰富国，沿海资源贫乏国，以及内陆资源贫乏国，其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尽相同。从广义的工业化角度来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近几十年中带动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往往是那些沿海资源贫乏国(发展报告, 2008)；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同一时间，那些资源丰富国尽管也取得了经济增长，但在诸如寻租、荷兰病以及资源衰竭等因素的制约下，增长的可持续性往往难以维持。

因此，从实现双方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与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的贸易应当被得到重视。然而在现阶段的中非经济关系中，中非贸易模式作为更广义经济关系的近似衡量——总体而言与资源丰富国更为密切，如表2所示，对于所有类别，中国作为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加，然而，观察类别平均可以发现，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在资源丰富类国家中最高。苏丹是对中国贸易最为依赖的国家，2009年对华出口依存度达58%。刚果（金），毛里塔尼亚，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和赞比亚的依存度也都超过20%。与之相反，在其他类别，大多数国家的对华出口依存度甚至远低于10%。

三、中非贸易合作发展的前景展望

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沿海资源贫乏国相比，处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这一类型经济体在自身发展中面临更大的实际困难，因为其国内市场更小，城市化程度更低，人口分布更加分散，外部市场与市场之间的距离也更远。世界银行使用“3D”来概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地理特征，即距离远(distance)、密度低（density）以及（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程度高（diversity）。此外，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这一地区的人口分布反而更加偏向于资源丰富国和内陆国。尽管如此，由于这类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并且国内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向资源部门的倾斜，因此仍具备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

这样的发展潜力已经受到一些文献的关注。发展报告（2008）将非洲的经济地理类型与其面临的贸易挑战结合起来，指出：“地处非洲沿海的国家可以将商品直接输往外部市场。相反，内陆国若要顺利融入世界市场，必须仰仗他们邻国的帮助。还有一类国家，它们可能沿海也可能不沿海，但是它们生产的产品十分重要，因此能够跨越地理和其他障碍出口”。 Venables因此指出,非洲发展目前最需要的是“使沿海资源贫乏国能够冲破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集聚效应缺失而造成的市场进入门槛”。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投资者如果想要实现在非洲更长期的动态发展机会，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应着力开发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的经济潜力。由于沿海资源贫乏类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东海岸，因此未来中非之间的贸易有可能呈现一些与郑和时代相似的特征。然而目前，这些国家中与其经济地理类别相对应的发展模式还没有自然成长起来。

为了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在政策方面，支持与沿海资源贫乏国的贸易政策也亟待出台。现行的对非贸易政策仍受到一个世纪以前产生的基于要素禀赋的赫俄理论的指引。作为一种对这些政策的积极回应，资源丰富国也更倾向于在WTO规定的日期前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更倾向于接受中国设立的经贸合作区。并且，由于在资源丰富类中归属“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最多，相对于沿海资源贫乏国和没有港口的内陆国家来说，这类国家也更容易从中国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优惠中获得利益。

参考文献：

[1]Alden, Chris, 2007, China in Africa. London, United Kingdom: Zed Books.

[2]AllAfrica, Maureen Mudi, ‘Kenya: Museums Issue First Report on Chinese Ship Excavation’,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103280270.html.

[3]Arbache, Jorge and John Page, 2007b, Patterns of Long Term Growth in Sub-Saharan Reg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4]Business Day, 2011, ‘Zuma seeks ‘fair deal’ in Africa’s ties with China’, http://www.businessday.co.za/articles/Content.aspx?id=141715, accessed .

[5]Brautigam, Deborah, 2009,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6]Brautigam, Deborah, Thomas Farole and Xiaoyang Tang, 2010,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spec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orld Bank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Network Economic Premise, March 2010, No. 5.

[7]Brautigam, Deborah, 2011,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 1, pp. 27-54.

[8]Broadman, Harry, 2007,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9]Carmody, Padraig, 2009, ‘An Asian-Driven Economic Recovery in Africa? The Zambian Cas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7, pp. 1197-1207.

[10]Cheung, Yin-Wong, Jakob de Haan, Xingwang Qian & Shu Yu (2012),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20 (2), 201-220, May.

3.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篇三

大事记

2006.11.04 胡锦涛主席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设立中非发展基金。

2007.03.14 国务院批准中非发展基金组建方案。

2007.05.17 开行向中非发展基金出资10亿美元。

2007.05.19

召开“中非发展基金宣介会”，初步建立与企业的工作联系，为开业之后立即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2007.06.26 中非发展基金开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07.10.26 中非发展基金在京举行非洲驻华使节推介会，向非洲4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宣介基金。

2008.01.15 中非发展基金首批对非投资项目在京签约，对首批4个项目承诺投资9千多万美元。

2008.04.18 中非发展基金和深能源共同投资的加纳电厂一期工程顺利开工。

2008.07.08 中非发展基金举办“首届中非基金投资论坛”，开发银行高坚副行长主持，外交部、商务部、外管局、社科院等有关单位代表出席。

2008.10.08 中非发展基金与天津泰达签署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投资协议，该项目是中非基金投资的首个园区，也是我国重点推动的境外园区之一，得到了中埃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9.03.16 中非发展基金首个驻非洲国家代表处--南非代表处在约翰内斯堡开业，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致辞并为代表处揭牌。

2009.05.07 开发银行蒋超良行长与商务部傅自应副部长会谈，就基金二期募集进行沟通。

2009.05.17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的埃塞俄比亚玻璃厂建成投产，这是中非基金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项目，埃塞总理梅莱斯、开发银行李吉平副行长出席仪式并致辞。

2009.06.25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的马拉维和莫桑比克棉花项目加工厂举行投产仪式，马拉维副总统班达、中非基金赵建平董事长出席仪式。

2009.06.30 由国资委、商务部共同主办，中非发展基金承办的“中央企业投资非洲研讨会暨中非基金宣介会”在京召开

投资理念

中非基金是国内第一支专注于对非洲投资的基金，其宗旨是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促进中非贸易关系的发展。

中非基金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并按照市场化要求建立了精干高效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中非基金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投资政策对投资项目进行自主选择，按照投资决策程序独立决策。中非基金在支持的对象、投资进入的阶段、风险管理的要求等方面，也完全体现根据市场的需要。总之，中非基金通过市场手段来服务于中非经贸合作。

中非基金努力搭建中国与非洲企业之间合作的桥梁。在发挥融资优势的同时，中非基金还将专注于研究非洲市场现状及投资潜力，为赴非洲投资企业提供项目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帮助中国企业寻找投资机会、帮助非洲项目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并组织赴非投资宣传与信息共享，为赴非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建议。

中非基金将努力防范风险，为股东创造回报、为合作伙伴增加价值。通过建立规范的项目评估流程和严格的风险防控机制，中非基金将为投资的项目创造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实现较长时期内的收益回报。基于较强的政策把握和资本运作能力，中非基金将为国内外合作伙伴带来财务增值，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为了延长产品生命周期、贴近当地消费者、寻求稳固的原料和能源供给，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入非洲市场寻找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框架内，中非基金将努力发挥资本运作、政策把握、风险控制和增值服务优势，为推动中非企业间的合作、为构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基金简介

中非发展基金是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对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之一，是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而设立的专项资金。2007年6月26日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开业，成为了国内第一支由国家主席宣布设立、国务院领导揭牌开业的基金，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和第一支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首期10亿美元资金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最终达到50亿美元。

中非基金采取自主经营、市场运作、自担风险的方式进行运作和管理。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中非基金选聘专业化团队管理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作为股东，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通过已投资的五支基金及三家专门基金管理公司，已建立较成熟的基金运行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开发银行“走出去”业务为中非基金储备了必要项目，积累了在非洲投资的经验。国家开发银行以整体资源和优势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中非发展基金是中非互利合作进程中的一个创举，它弥补了传统模式下无偿援助和贷款之间的空白，在不加重非洲国家债务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中非发展基金充分借鉴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操作模式，结合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通过基金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发挥伙伴式推进器作用，引导和支持更多中国企业开展对非直接投资，以市场化方式促进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非基金是我国政府全面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举措、新方法，在资金性质、业务范围以及运作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并秉承以下方面的投资理念：致力于搭建中非经贸合作的桥梁与纽带；致力于增强非洲发展的“造血”机能；积极履行投资的环境与社会责任；以市场化运作促进中非互利共赢

组织架构

公司法人治理及高管 投资原则董事长 赵建平

ZHAO Jianping

监事会主席 舒家伟SHU Jiawei

总裁 迟建新

CHI Jianxin

一、促进对非投资

中非基金通过资金投入和咨询服务，为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机会，带动和引导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扩大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规模，提升投资企业总体实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遵循市场规则

中非基金投资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投资政策对投资项目进行自主选择，按照投资决策程序独立进行投资决策，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中非基金依据市场规则并利用市场工具进行运作，追求长期投资回报。

三、体现互利共赢

中非基金通过直接投资，推动中、非双方企业间合作目标的实现，履行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促进所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投资范围

一、投资区域

1．中非基金主要投资于非洲国家和地区内的投资项目。2．中非基金根据项目投资机会确定投资额度，不按国别分配。

二、投资行业

中非基金致力于投资改善非洲民生、促进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业领域，重点支持下述行业：

★ 对非洲国家恢复、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帮助其提高自身“造血”机能的农业、制造业等。★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如电力及其他能源设施、交通、电信和城市给排水等。

★ 资源领域合作，包括油气和固体矿产等资源合作。

★ 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办的工业园区等。

中非基金将根据自身对行业领域的熟悉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对投资行业有所侧重，构建多元化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

三、中非基金可投资于各阶段的投资项目，既投资于新建项目，也参与扩张期及成熟期企业的参股或兼并收购，并可参与部分风险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

一、中非基金根据投资企业和项目的不同特点和情况，灵活采取多种投资方式或组合投资方式。可以股权及准股权方式投资，也可作为“基金的基金”对其他投资于非洲的基金进行投资。

1．股权投资：直接以普通股方式投资企业或项目。2．准股权投资：

★ 优先股。

★ 可转换债。

★ 混合资本工具等其他形式。

3．中非基金投资：作为“基金的基金”，在符合国家对非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将适当比例资金投资于其他投资于非洲的基金。

二、中非基金投资基本模式

1．由中非基金、中国企业和/或非洲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对非洲项目进行投资，公司注册地可在非洲或非洲以外地区。

2．中非基金直接投资在非洲注册的中资企业或中资参股企业，由该企业投资非洲地区项目。

3．中非基金直接投资在中国注册的中资企业，由所投资企业到非洲投资。4.中非基金投资或参股主要资产在非洲但注册地在非洲以外地区的项目和企业。

5．中非基金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直接投资非洲项目。6．中非基金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设立基金投资非洲项目。7.有利于非洲项目投资、经营和发展的其他模式。

投资标准与要求

一、中非基金投资标准

1．政策法规：中非基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对非洲外交和经济政策，满足国家鼓励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政策要求；符合投资所在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2．合作伙伴

★ 合作伙伴要能够与中非基金实现优势互补，具有行业优势、非洲投资经验与人脉资源，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团队优势，还应具有对中非基金投资与资本市场的理解和认同；

★ 产业投资平台的合作伙伴必须是有实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有长期和清晰的非洲发展战略，有规范的治理结构和优秀的管理团队。3．项目

★ 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或在非洲以外但直接投资、服务于非洲的项目；

★ 投资项目市场前景良好，有快速、稳定增长的潜力，能够产生良好的现金流；

★ 投资项目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有利于改善民生。4．环境与社会责任

中非基金投资必须尊重民族习惯习俗，投资项目必须符合当地劳工保护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中非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制订投资项目的社会与环境评估要求，积极履行环境与社会责任。

二、投资期限

中非基金对单个项目的持有期原则上不超过10年，具体项目的持有期和退出方式由合作各方协商确定。

三、投资收益

中非基金根据所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风险状况以及交易结构等因素确定不同的投资回报要求。投资回报包括投资股息收入和资本增值收入

投资流程

一、项目开发

投资项目来源包括：1.中非基金管理团队自主开发；2.申请人向中非基金申请投资；3.与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共享，由开发银行推荐；4.其它来源。

二、投资筛选

1.有意申请中非基金投资的被投资企业或其股东向中非基金提交《中非基金项目申请书》。

2．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中非基金投资团队对申请投资项目进行初步调查、了解和筛选，综合各方面信息后，确定可能进入尽职调查程序的投资机会。

三、项目立项

经筛选后得到中非基金内部投资决策机构批准立项的项目，中非基金组成项目投资团队开展工作，进入尽职调查。

四、项目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主要包括国别调查、行业调查、项目调查、财务调查与法律调查。根据需要，中非基金可聘请专业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参与法律和财务的尽职调查。

五、商务谈判

尽职调查后，投资团队与合作伙伴就投资要点进行商务谈判，达成基于“投资条件”的约定。此约定主要包括预计投资金额、投资形式、投资退出约定以及交易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主要条款和条件。

六、投资的批准

投资团队准备投资建议书并提交中非基金投资决策机构。中非基金投资决策机构审查该投资建议书，做出是否同意投资的决定，得到批准的投资将同时确定投资的主要条款和条件。

七、签署投资法律文件

合作方协商起草相关投资文件，明确双方达成的投资条款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协商一致后，中非基金与被投资企业正式签署投资文件。

八、中非基金向被投资企业拨付资金

按投资文件约定，中非基金向被投资企业拨付资金。

九、项目投资期内管理

中非基金对公司投资后，依据公司章程和签署的投资协议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管理，并根据需要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十、投资退出

按投资文件约定的方式退出。

说 明：上述流程为一般流程，可能会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的不同适当调整

投资资产管理

一、中非基金原则上不要求对所投资项目的控股权，一般不干预投资项目的日常管理，但中非基金通过向投资项目派出董事、监事及财务管理人员等方式对投资项目的重大事项施加影响，根据所投资企业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

二、中非基金定期获得投资企业和项目的有关财务及运营报告，并对投资项目资金的用途和投资绩效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三、中非基金内部设立专职岗位对投资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资产管理和风险监测，定期评估投资资产风险状况，提交相关报告。投资退出

中非基金以中长期投资为主，为支持更多的对非投资项目，中非基金将基于项目情况和投资组合要求，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有选择地在一定期限后退出投资项目，主要退出方式为：

一、上市退出

中非基金通过其投资的企业在境内或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实现投资退出。

二、协议转让退出

1.中非基金投资的企业股权由被投资企业的原有股东或企业回购。2.中非基金投资的企业股权协议转让给其他投资者。

三、其它退出方式

申请基金投资需提交的资料

申请基金需提交的材料:

1．项目申请书

2．申请人证照文件及财务报告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商业计划书

4．项目所在地投资许可及相关文件

5．与项目相关的重要合同及法律文件

6．基金要求的其它有关材料

申请受理 各部门分管业务及人员组成：

南部非洲投资部负责南部非洲9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业务，包括津巴布韦、莱索托、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马达加斯加、科摩罗、毛里求斯。

东部非洲投资部负责东部非洲10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业务，包括埃塞尔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塞舌尔。

中部非洲投资部负责中部非洲7个国家和南部非洲2个国家相关业务，包括乍得、中非、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布）、刚果（金）、安哥拉、赞比亚。

西部非洲投资部负责西部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业务，包括尼日利亚、几内亚、加纳、塞拉利昂、贝宁、多哥、利比里亚、佛得角、科特迪瓦、尼日尔、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

北部非洲投资部负责北部非洲6个国家，包括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投资咨询部负责机构合作

4.中非关系历史发展 篇四

高考频度：★★★☆☆ 难易程度：★★★☆☆

（2017年河南八市重点高中高三质测）针对2016年5月20日以来大陆游客赴台湾人数大幅下降的事实，《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了一幅漫画。下列表述符合漫画内涵的是

A．“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交往的政治基础

B．“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 C．大陆游客是推动两岸交流的主力军 D．台湾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陆游客 【参考答案】A

【解题必备】台湾问题和海峡两岸的发展 1．台湾问题的由来（1）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

内战结束后，国民党退往台湾，由于国共两党在阶级本质上的差异，造成了台湾与大陆的分裂。（2）国内外分裂势力的影响

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台湾海峡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内部的“台独”势力极力主张分裂等进一步加剧了台湾与大陆的分裂态势。2．实质

中国的内政问题。3．基本方针政策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4．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并有了新的发展。

｛误区警示｝

（1）台湾问题不能等同于港澳问题：前者是内战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而后者是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一国两制”下台湾特别行政区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最大不同是台湾可以保留军队。

（2）台湾问题也不能和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相提并论：德国问题、朝鲜问题，是二战后的国际协议造成的，属于二战的遗留问题；台湾问题是内战造成的，属于中国内政。

1972年8月，周恩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过去23年，只是向金门、马祖打炮、广播，号召官兵起义，实际上我们对台湾的工作做得很差。”1973年6月，他指示新华社：《参考资料》每天要登一篇有关台湾的消息和言论，骂街的不要。这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初 A．海峡两岸的沟通主要在民间 B．中国外交手段呈多样化特征 C．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开始调整 D．中美关系改善推动了两岸关系缓和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

材料二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

材料三 “一国两制”方针在港澳的成功实践，是全世界公认的，对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启示性意义……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一国两制”方针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一国两制”方针实践上，香港走出第一步，许多困难是过去从未遇到的，这些经验都可以在交流交往中提供给台湾同胞，以便今后做得更好、设计得更好。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

（1）据材料一说明，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设想有何相同点？又有何发展？

（3）依据材料三指出，香港、澳门在回归后取得的成绩说明了什么？指出“一国两制”构想与港澳问题、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

（4）综合以上材料，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谈谈你对“一国两制”的认识。

台湾问题的方式开始调整，故选C。材料部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变化，故A错误；台湾问题属于 中国内政，不属于外交问题，故B错误；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应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故D错误。2．【答案】（1（2）相同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

发展：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观点（或明确提出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政策具有稳定性。

（3）说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系：“一国两制”方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首先在港澳问题上成功实践；港澳“一国两制”的成功运用可以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4）认识：“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了港澳问题的解决；“一国两制”方针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5.中日历史关系 篇五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唐代起就有日本遣唐使，鉴真和尚东渡等等史实被传为佳话，但是近代，自日本明治维新，中日甲午战争直至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一直在好好停停中走下坡路，尤其是近日中日关系已经跌到了几千年历史的最差时期！民族纠结僵固，积怨颇深。这究竟是为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追溯中日历史，解读这深黯其中的世代恩仇。

陈寿的《三国志》从习俗上认为日本人是百越的后裔

唐朝以后，尤其是明朝，海上交通比较便利了，非常多的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从事商业或正治避难）移民到日本。例如郑成功他外祖父。现在大概30%的日本人有明朝时期中国移民的血统。

也有说法是日本第一任神武天皇可能是徐福.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遒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故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宗，只是，日本列岛早在秦朝之前就有人类活动了。日本也有早期历史，也经历了石器时代。所以，事实到底如何，尚有待查证！

日本古代千年移民史 古代的日本海岛可说是个荒岛！根据人口学家小山修三运用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演算出 绳文时代人口与人口密度表，并得出了下述的结论：公元前200年以前的绳文时代（秦汉时代以前）日本海岛上的原住民（绳文人）人口，平均只在十万人左右，也就是几近于一个荒岛。而其文化仅为绳纹土器文化！

由于古代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海岛，都还处于人口稀少的荒凉的半原始社会状态，因此也就成为承受中国政治移民的托盘。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长期大**时代，从那时候开始中原的政治难民就开始往朝鲜半岛，往日本海岛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中国史上第二次长期大**时代，在那个**的时代里，由于中原皇朝丧失了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能力，导致了北方，东北，西北等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所谓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等等，分裂割据，长达四百年左右！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倭国）等等东北亚周边“民族国家”也都在这一时期形成。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摆脱不了汉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非得着眼于中国与东北亚的历史演变关系不可。汉武帝殖民朝鲜半岛开启东北亚文明开化的契机

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是凭籍政治性的征服统治与移民。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灭汉裔的卫氏朝鲜政权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开始直接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开启了朝鲜半岛汉文化传播的文明开化的直接契机，同时也带动了汉文化间接向半岛南端以及日本海岛等周边地域传播的作用。因此约在那150年后的公元57年（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倭奴国”才开始到汉皇朝驻半岛上的行政机构“乐浪郡”进贡求封。请留意！后汉时期的“倭奴国”还只是一个氏族部落政权，而不是成熟的国家，而其朝贡，只到当时汉皇朝统治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而不是到汉皇朝的京都洛阳城！这个史实基

本上能回答上述“汉代时候日本已经开始通中国了，没有过洋大船日本人怎样过来？”的提问。因受汉文化的洗礼和薰陶，约再过200年后，中国的史书《三国志》在《魏志》中才开始为“倭人”立传。这标志着当时东亚朝贡世界中心的中国皇朝开始认同当时日本的女王国—邪马台国，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维系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中的国际存在地位。从《三国志》以后，中国各朝代的正史，诸如：《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等也都相继在《东夷传》中为“倭”、“倭人”“倭国”、或“日本国”等立传。

日本的国家雏形始于南朝的宋代

日本的国家雏形（大和朝廷）形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宋代。从中国的正史看，在《晋书》以前的史书，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还都称当时的日本为“倭”或“倭人”；而在《宋书》以后的正史中，除了《梁史》外，诸如《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等、则都一改“倭”或“倭人”的称谓，全都改称“倭国”或“日本国”。《新唐书》以后的《宋史》，《元史》，《明史》等等正史更不用说基本上也都称“日本国”，或“日本”。古代中国的史官运词用字都经过严谨考究，从“倭”或“倭人”转变为“倭国”或“日本国”的政治概念，标志着古代日本国家体制实质的演进过程。因此可说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阶段是：东晋以前（五世纪以前）日本尚处于从氏族联合政权过渡到早期国家的阶段；而南北朝后期到隋代时期（六世纪末）日本才逐步演进成为成熟国家。唐代初期，公元约七世纪初，日本才正式演变为东亚国际社会公认的独立国家。因此笔者才总结出：古代日本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大**期间，形成起来的“移民国家”这一基本观点。日本人总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想随时利用武力占领中国，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生存环境恶劣，地震频繁发生，面对人口众多，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等严重的问题，日本每一代领导人都有生存危机的思想。中国对于日本一直是块肥肉，吞食这块肥肉占为己有，是他们已经写在骨子里的终极梦想。

从古至今和平的生活环境都不是靠祈求、施舍能够得到的，中国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单靠一方面的友善搁置争议，这个问题将会更加的复杂化。也会给下一代人留下更严峻的课题.。

2011102274

刘珮勋

6.中非应怎样建设持久关系? 篇六

回答以上问题并不简单，从中非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和非洲大陆的内部动力中似乎可以找到些解答。

中非交往可追溯至唐朝时期的贸易往来和明朝时的郑和下西洋，但中非之间真正建立起联系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的新领导集体和当时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新生领导者共同意识到，他们需要去缔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统一，建立另一个与前苏联和美国在政治上等距的意识形态集团。会议上，独立非洲的新生领导者，尤其是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同周恩来总理会面，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和非洲新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面。1956年，中国在埃及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大使馆，这为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的周恩来第一次访非奠定了基础，那时非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宣布独立。

周恩来在其两个月的非洲之行中重申万隆会议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表示支持非洲反帝反殖民，赢得独立的斗争；鼓励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政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和非洲人民追求团结统一；非洲大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其他国家要尊重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反对来自任何地区的侵犯和干扰。周总理还公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条款。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条件、尊重被援助国家的主权、推动自力更生，提高援助质量是中国对非洲实施经济援助的主要方面。

但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非双方的贸易往来数量极小。来自中国的支持没有为非洲带来太大改变，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新殖民势力的控制之下，这些新势力不但代表了老牌殖民国家，亦同时受控于新生的美苏集团。即使是那些同中国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比如几内亚和加纳，也同样陷入失败的经济建设中。非洲陷入混乱，整个大陆成为冷战衍生下代理矛盾的征战舞台，经济体名存实亡。

上世纪80年代是非洲迷失的10年，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动乱，新的致命冲突横贯大陆。随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人继承，接下来的10年见证了非洲大陆的多党民主的复兴。同时，在“华盛顿共识”的模式推动下，已经接管非洲的技术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将新自由主义政策施加给非洲大陆。这一政策的普遍流行是因为西方国家渐渐退出了这个让他们厌弃的地方，对援助的疲倦在当时普遍存在，非洲成为西方世界眼中下输的一盘棋。1993年，美国撤军索马里加速了西方的撤退：当时美国士兵在索马里被杀，尸体在摩加迪沙街头被拖来拖去，这一镜头被包括CNN在内的全球有影响力的媒体播出后，美国和紧随其后的欧洲不再理睬非洲事务。这就解释了为何西方国家在一年以后的卢旺达大屠杀中竟缄默其口。随后的贫困危机席卷非洲，导致许多国家的紧张局面升级并扩大化，流血冲突不断，前几年还为非洲大陆带来乐观情绪的民主浪潮瞬间坍塌。因此，虽然当时的中国总理在8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呼吁双方关系应注重经济层面而非意识形态，并实现双赢合作，但这一呼吁未能引起广泛关注。

2000年是中非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全球化成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并不容置疑地影响着中非关系。这种关系变化使非洲开始快速而小心翼翼地重新重塑形象。随着非洲领导者对自己的土地重燃兴趣，他们意识到需要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提出自己的回应，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2001年，在非洲的大陆政治组织——非洲联盟的主办下，非洲经济发展的新伙伴关系开始启动。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管理，提高政治统治，解决困扰非洲已久的内部争端，非洲领导者们接受了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温暖支持。确实，西方国家在广泛受到非政府组织的批判后急于重塑形象。G8峰会上，西方世界迫于压力同意减少非洲的双向和多边巨额债务。此外，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到来，非洲国家在和平环境下逐渐意识到外界对非洲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兴趣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

在西方国家重新努力回应关于过去剥削非洲的批评时，中国一直在逐步推行自己的战略政策。非洲忽然发现中国不再是一个挣扎于贫困之中的国家，而是一个新兴的经济指导力量。中国已恢复元气，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形象重返非洲。从90年代至今，中国展示了其发展力量，对非洲复兴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在以贸易为重点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同非洲的贸易成交量已经从1950年的不到1300万美元跃至2000年的73亿美元，并在接下来的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伴随着与中国的多次外交努力，比如在中非合作论坛支持下的部长级会议，非洲再次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土耳其、印度、韩国、欧洲，甚至美国，许多国家都仿照中非对话提出新举措，促进同非洲大陆的关系。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非洲是否注意到并抓住这样的机会。新的国际力量用合理、战略性的政策，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其注意，而非洲大陆却没有在其议程中作出回应。难道非洲联盟依旧是一个无能的官僚实体，对新举措只会拖沓？在殖民历史中破碎得四分五裂的非洲大陆依旧只是一个拼接物，它孱弱的话语在很长时间无法得到改变。之前普遍的殖民利益和它们对许多国家政治局面的影响同样阻碍着非洲争取统一的探索。民主化进程被推行得过快这一事实并未引起重视；软弱、民粹主义和不稳定的政府依旧受到各种势力的支配；西方势力躲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选票后，企图追求自身利益并遏制中国在非影响力；本土掠夺者和所谓的新民主派利用国家的无能，轻易在经济管理和促进的政治自由方面许诺。

面对价值不断增长的自然资源，非洲如今已不能再制定那些剥削和出卖自己的条款了。缺少技术转让、工艺水平拙劣、外国投资者只追求快速回报的掠夺行为，让非洲依旧是一块脆弱的大陆。发展需要有大胆的行动：为何不召开一次全体利益相关者的非洲大会呢？参与者可同时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不尊重劳动力、不尊重环境规范和本地利益的外企），共同制定规则并讨论外国行为体怎样才能受到非洲大陆的欢迎，以免出现1884~1885柏林大会中殖民大国瓜分非洲的情况。非洲联盟、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双边利益相关者以及非洲民间团体都应参加这次会议，以确保非洲不再被那些热切地围着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妄图分一杯羹的人们和那些靠非洲土地和非洲在联合国占有众多票数的政治实力而生存的数十亿的消费者们轻易地剥削。

事实是，在渐渐谙熟周围动向且越发苛求的非洲人民眼中，非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持久关系将逐渐暴露出缺陷，因为非洲和它的合作伙伴总是未能建立起友好坦诚的关系，尽管非洲本身可能是个施惠者而非受惠者。

建立一个强大、可靠和可行的非洲同中国利害攸关。而作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经济之星，中国能够为非洲的崛起铺平道路，这也是中国的责任之一。如今，中国同非洲的经济接触的密切程度已经超过美国和诸多欧洲国家。非洲要成功实现环境和平、善政廉政、快速发展和尊重人权的目标，只有本土化并且汲取他国的经验教训——比如中国的有效经济复苏和缓解贫困，西方社会的责权透明和多党领导——并在不忘非洲大陆本身的知识储备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许多发展中地区取得的本土成功经验。对非洲而言，时间紧迫。作为非洲建设的一部分，非本国参与者需要熟知非洲人民的愿望而非仅仅关注领导人的讲话；更高透明度的商业经营；断绝腐败；知识转移和技术伙伴关系而非政府垄断；文化自觉；承认知识界的地位和作用；公民和普通群众要求的不仅在非本国合作伙伴内部，而且在非洲和其合作伙伴之间需要有更平衡的关系——这些都是促进新非洲发展的决定性推动力。对非洲而言，是时候内省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