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8篇）

1.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一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生活环境管理的调查报告

姓名：

班级：12媒体1Z

学号：

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

一、前言

（一）调查目的首先，生活环境不只是自然环境，也包括医疗，教育，交通等其他生活环境。调查研究家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能够深刻理解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国策，在实践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团的十七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实际行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对农村的发展献计献策，减少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二）调查过程

调查时间：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10日

调查地点：江苏省南通市海安镇

调查对象：村民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

调查人：

（三）海安镇概况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南通、盐城、泰州三市交界处。东临黄海，南望长江，是苏中水陆交通要冲。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河道成网，物产丰富，鱼米之乡。总面积1108平方公里。总人口22082人

二、调查结果分析

经过十天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1266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7552元，同比增幅11.4%；家庭经营性收入3747元，同比增幅10.9%；财产性收入512元，同比增幅29.4%；转移性收入852元，同比增幅28.5%。从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方面，占人均纯收入的59.6%；家庭经营性收入正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人均纯收入的29.6%。

在国家进行扶贫济困这一方面，农民表示欢迎，但觉得有点不公平（有的人根本没需要却占了名额）

村民的娱乐项目较为简单，主要是唠嗑，打麻将，打牌，学习科技文化方面基本没有。

关于新农村建设这一块，村民只从电视上稍微了解了一点，当地的村委会基本没有宣传，但是村民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都很支持。村里的民风民气还可以，基本能做到少有所养，老有所依，整体还比较和谐。基础设施，绿化，村庄规划等还处于一般等级，不过正在建设中。

（一）农民收入

1、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大部分居民以乡镇企业的收入为主，其次是外出打工，最后是家庭副业及农产品收入，家庭副业及农产品主要以水稻、小麦、鸡蛋、肉类为主。村民家庭年收入在4~10万元，其中5~6万的居多。

2、阻碍村民增收的原因：

1、乡镇企业数量有限，且一般企业规模不大，创收并不多。

2、外出打工多是临时工，并不能实际上解决家庭的收入问题。

3、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比较低，很难进行科学致富。

4、土地资源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种植和养殖，并且土地资源在进一步缩小。

5、传统的小农意识还没摆脱，制约着农民向外发展，不敢做出大胆的尝试。

（二）医疗保险

1、农村医疗保险现状：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要坚持全国统一。坚持“个人缴费、政府补贴、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统账结合、多缴多得、制度衔接、保障基本”的原则，建立缴费水平与收入现状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保障水平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相结合、保险关系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衔接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出现一些不和谐显象，多有药价虽低，但药效并不好，看病难等问题。

（三）教育

目前村里已经没有学校，子女上学需到镇里的学校上学。不过由于镇级的学校，所以师资力量并不强，学校的基础设施也没法和城里学校比，农村孩子的教育目前处于不利地位。好在现在农村父母对于子女教育还是比较重视，愿意将孩子送到学校学习，如果有条件会尽力将孩子送到学习条件较好的学校去学习。农村师资差主要是农村教师的待遇比较差，有能力的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挖去了。对于此，政府近几年也一直在尝试新的教育政策，在摸索过程中，主要是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等。

（四）沼气的使用

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既环保又经济，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而且最适合于农村照明、做饭等生活所用能源。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把农村沼气建设作为一大实事来抓，大力提倡农户兴建沼气池，共建美好家园，可响应的农户并不多。解决此问题的方案：一是通过知识宣传语教育逐渐改变村民的传统观念。二是组织专家研讨进一步改进沼气的使用技术。三是狠抓沼气建设的工程质量，让农民放心安全的使用。四是加强沼气的日常管理，建立一支咨询队供农民了解咨询。

五、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一鼓励农民积极参与。

三、对策建议

（一）如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1、增强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及种植养殖技术，具体措施是：政府大力宣传科技致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建立村图书馆（主要一农业技术书目为主），同时政府要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政策也要及时改动，从实际行动中带动村民科技致富的积

极性。对于农副产品的销售，政府也要组织相应的机构统一收购，以便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2、对于乡镇企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一下，至少在政策上是如此，以便企业能创造更多的利润。

（二）如何解决农村医疗保险问题：

1、加大财政投入，形成稳定的政府补贴资金筹措机制。国家和地方应安排一定农村社会保障专项资金，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承担农民的养老责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领域。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主要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今后，要在继续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总量的同时，调整和完善投入结构，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要坚持低标准、保基本、逐步提高的原则，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在参保人员个人能接受、政府财力能承受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同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建立相应的缴费和待遇调整机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探索改进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方式。支持低成本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服务事业发展，强化对养老服务的规范和管理。促进农民对社会养老服务的综合利用，盘活养老金资源，降低农民养老经济负担。

3、引导农民自主参保，不断提高经办服务管理水平。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纳入整个社会保险体系，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便于农民查询的管理系统，随时监察自己的保费状况；建立新的基金管理模式，便于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同时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方便农民的社会养老金发放体系和社会化服务模式，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4、加强监管力度。

（三）如何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1、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

2、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

3、加大农村教育的宣传力度

4、尽量做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四）如何解决沼气使用问题：

1、是通过知识宣传语教育逐渐改变村民的传统观念。

2、是组织专家研讨进一步改进沼气的使用技术。

3、是狠抓沼气建设的工程质量，让农民放心安全的使用。

4、是加强沼气的日常管理，建立一支咨询队供农民了解咨询。

5、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一鼓励农民积极参与。

三、结语

虽然在调查看来，新农村建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政府的职责任重而道远，因为建设新农村，是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建设新农村，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通过新农村建设，我们农村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变化，农民也从中得到了多的实惠和好处，因此，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大力支持下，新农村建设所遇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而农民的幸福健康指数也将大大的提高，新农村建设会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大学生也应该积极投入到建设新农村的大潮中，为新农村建设尽一份自己的力。此外在调查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如调查对象并不是很配合等，感到对于调查工作并不能急于一时，对调查对象要耐心，对于调查工作要细致。

2.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二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改进、新媒介业务的不断熟练、新媒体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 其影响也逐步扩展至广大农村。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不断提升, 随着新媒介在农村的进一步渗透与发展, 新媒介对农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也进一步显现, 如何进一步加强新媒介对农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势必会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焦点。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本研究的目标研究对象为中国的一般农民, 年龄不限。为了便于后期的研究, 我们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全程录音。

1. 抽样地点

本研究的抽样地点涉及处于中国中部、东部、西部等的农村, 所调查的农村数量为12个 (是在他人帮助下完成调查的) , 这些农村来自安徽省、山西省、河南省、重庆市、河北省、江苏省等。为了使调查的信息更加全面、更加具有代表性, 所以本研究范围定位在全国。

2. 访谈对象

本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对被调查对象的年龄进行筛选, 在每个农村内访问的农民数量大约为12人, 所有的受访对象有114人,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年龄:20岁以下青少年6人, 占5.3%, 21~30岁青年人19人, 占16.7%, 31~60岁中年人73人, 占64.0%, 61岁以上老年人16人, 占14.0%, 见左图。 (2) 性别:男女比约为1∶1。

三新媒介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大部分农民没有很好地把握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概念区别, 农民接触新媒介的情况也因为家庭收入、思想观念、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不同。

1. 农民的新媒介接触情况

第一, 传统媒介方面。

据调查所知, 在农村, 电视非常普遍,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1~2台彩电 (区别于数字电视及液晶电视) 。高达95%的受访者都表示将看电视作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经统计, 受访者所收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有电视剧或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军事频道、新闻、天气预报、地方台的小节目等。

报纸、杂志在农民生活中的影响显然没有电视大, 23%的受访者表示从来不看、也不曾订阅, 45%的受访者曾订阅报纸但只是偶尔会看, 20%的受访者会在闲暇时选择看报纸, 12%的受访者长期订阅报纸、杂志且经常看 (这部分人为老年人居多) 。

第二, 手机媒介的使用。

注: (1) 本表的数据为被问到此类问题的农民的手机使用情况。 (2) “可上网”一项的具体内容包括登录QQ、下载歌曲、浏览网页、聊天、玩游戏等。 (3) 此处的“总人数”区别于整个调查的总人数, 因为有一部分受访者没有被问到此类问题。

由表1可以看出, 76.6%的受访者拥有手机, 35.5%的人使用的手机为智能手机, 27.7%的人使用手机上网娱乐。进一步可以得出结论, 受访者的手机使用率高达76.6%, 说明手机在农民生活中的影响在不断提高, 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虽然目前仍以打电话、发短信的方式影响着农民。

第三, 数字电视的使用。

数字电视又称为数位电视或数码电视, 是一个从节目采集、节目制作、节目传输直到用户端都以数字方式处理信号的端到端的系统。与模拟电视相比, 数字电视具有图像质量高、节目容量大和伴音效果好的特点。

虽然电视在农民的娱乐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但据调查所知, 114人中, 只有21人表示家里装有数字电视, 即普及率为18.4%。在访谈过程中, 超过80%的受访者都向访问员提出“什么是数字电视”的问题,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部分农民对数字电视这一类新媒介是比较陌生的, 对其基本概念不太了解, 一般只是为了娱乐。

第四, 网络媒介的使用。

近年来, 人们常把网络媒介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网络媒介以互联网为载体, 常见的形式有电视网络、手机网络、电脑网络等。本部分主要研究的是电脑网络。

注: (1) 表中“自己上网”一栏指受访者自己上网但有可能不是用自己家的电脑。 (2) 此处的“总人数”区别于整个调查的总人数, 因为有一部分受访者没有被问到此类问题。

由表2可知, 电脑在受访者农村的普及率比较低, 电脑网络的普及率比电脑的普及率还要低一点, 但人们的电脑使用率比前两项要高, 说明电脑的使用已在影响人们的生活。

电脑网络的内容包括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文字等, 结合调查内容具体体现在农民的生活当中。农民能够利用的网络资源很有限, 村民用网络来做的事情大多都是出于娱乐的目的, 这说明村民的休闲娱乐生活丰富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没有充分利用网络的功能来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事情。

2. 农民的新媒介使用现状分析及对策

第一, 手机使用方面。徐州师范大学教授周岩指出, 当前我国农民媒介素养的一个现状就是信息化程度较弱, 可能的原因有农民知识水平有限、缺少阅读习惯、经济水平有限等。而本调查中手机媒介的使用恰好反映了这一现状, 尽管农民的手机使用率普遍较高, 但是把手机的信息获取功能充分利用起来的比例较少, 这与农民的知识水平有密切关系, 而且也因经济水平有限, 买到的手机功能有限, 也阻碍了农民信息化的进步。

第二, 电视接触方面。周岩教授在一次课题研究中提到, 媒体的涉农节目从量到质都很单薄, 特别是电视这一方面, 而现有的涉农信息中真正让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少, 真正对生产生活有用的信息少, 真正贴近农民、让农民感到真实的少。而且因为城乡二元化的存在, 造成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在信息沟通方面, 农民处于弱势地位。这种信息传授的不对称使我国城乡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信息沟”。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三, 网络使用方面。当问及村民对网络获取到的信息的满意程度如何时, 80%的村民都持怀疑态度, 这说明大家对这些信息的信任度是比较低的,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部分人上网都是以娱乐为目的。通过观察村民的上网情况, 发现村民普遍都觉得网络上的信息太庞杂, 所以建议这些搜索引擎可以更加完善, 提高信息查找的精准度。

3. 提高农民新媒介素养的现实做法

第一, 从农村新媒介的普及率来看, 国家可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从政策法规上切实维护农民的话语权等, 如“家电下乡”“科普进农村”, 国家可以采取相似的措施满足村民在新媒介使用方面的需求, 村委会、村干部等都可以起到引导、带头作用。

第二, 从农民对新媒介的使用满意程度来看, 新媒介自身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 以适应不同受众的使用要求, 尽力减少“信息沟”, 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 从农民自身来看, 应学习媒介操作基本技术, 更好地应用在农事或者日常生活中, 对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的自我修炼与媒介接触的自律等也应得到重视。

第四, 余秀才曾研究过, 国外媒介素养教育问题是政府关注的重要课题, 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通过政府法令, 以保证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教育的重要部分。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可以尝试建构立体教育体系与丰富媒介参与体验。

四结束语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新媒介在农村会越走越宽, 农民对于信息的把握、选择和利用能力也一定会进一步提高。为了推动新媒介在农村中的发展, 政府对于农民技能上的引导和对企业在技术上的改进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而企业更应积极主动扩大目标受众, 使新媒介更加平民化, 以赢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社会各方面都结合起来, 新媒介在农村的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摘要：在当今新媒介广泛运用的背景下, 农民的新媒介使用现状如何, 农民的新媒介素养如何, 新媒介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如何, 新媒介在农村的发展前景如何, 这些都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当前农民对于新媒体运用的现状为出发点, 并为新媒介在农村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媒介,农民,日常生活,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卫华.新媒体发展与农村社会的新陈代谢[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5)

[2]周岩.新媒介环境下的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初探[J].新闻界, 2010 (1)

[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J].新闻界, 2005 (3)

3.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三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分类号C91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5.006

1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郭荣朝， 2004）。如何使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使其安居乐业，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诸如生产生活环境差、择业差别待遇、权益屡受侵犯、负担不断加重、社会保障缺位、教育培训滞后、子女就学无门、受社会歧视等问题，使得广大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中最辛劳但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本文希望通过研究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应对方式的影响，使农民工可以更好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为进一步探讨干预措施以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1国内有关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婚姻、朋友、同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和理解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主要是指农民工主观感受到的支持，即领悟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刘冬梅， 2005）。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可分为理论政策层面的探讨和社会支持网的研究。第一，在农民工社会支持理论政策方面，李良进、风笑天（2003）的研究提出了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理性模式构成，从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具体的操作方式。目前，理论层面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具体包括对于能否把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的争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具体运作方式的探索等。第二，在农民工社会支持网方面的研究主要遵循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模式，从结构和过程两方面着手，前者重在静态描述网络规模和构成，后者重在动态地分析网络建构策略和技巧。比如，翟学伟（2003）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主要依靠以血缘地缘建立的内群体的原因；曹子玮（2003）讨论的是农民进城以后建立起来的异质性较高的工具性网络和网内的资源对农民工的支持问题，并分析了这种再建构网络得以生成和维持的原因。第三，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问题方面，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农民工工伤保护问题等，这类研究大多按照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进行。

12国内外有关应对方式的研究现状

应对方式又称应对策略，具有不同的分类及维度。Lazarus（1966）将应对方式分为情绪指向应对和问题指向应对。前者指降低或管理情绪反应的应对，后者指改变引起压力的问题应对；肖计划将应对方式分为解决问题、合理化、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六个维度；

Lazarus认为应对有四种形式，即采取积极行为、回避、攻击和听之任之。而后他又将应对划分为：情绪型应对，如采取措施缓解紧张情绪等；认知应对，如重新评价应激源等；行为应对，如攻击、回避等（Lazarus， 1966）。

姜乾金等人（1993）把应对作为个体的一种特质进行研究，并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为了解农民工面对应激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和心理咨询，本文将采用此种分类进行研究。

Antonovoky（1979）将应对分为情绪型应对和问题型应对。情绪型应对是以帮助个体恢复情绪平衡为特征，问题型应对是以直接缓解或消除应激源为特征。Kobasa（1979）把应对分为退行型应对和转换型应对，退行型应对是指用否认、回避或倒退等行为方式逃离应激源，转换型应对是指个体将某种紧张状态转换成对个人是有益的、被社会允许的表现形式。Nusbaum（1980）在婚姻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对十六条项目组成的“婚姻问题应对类型问卷”的调查结果作因子分析，得出四种类型的应对方式：合理化、寻求外界帮助、乐观主义的行为和继续冲突。之后，他通过对2299名芝加哥成人的应对行为进行研究提出日常生活中的三种应对类型：对所感知的应激源采取直接行动、合理化或回避、接受现实而不采取任何行动。Billings和Moos（1981）将应对分为有积极的认知应对、积极的行为应对和回避应对三种类型。其中积极的认知应对指的是个体希望以一种自信有能力控制应激的乐观态度来评价应激事件，以便在心理上能更有效地应对应激；积极的行为应对指的是个体采取明显的行动，希望以行动解决因应激而带来的心身问题；回避应对指的是个体企图回避主动对抗或希望采取间接的方式，如过度饮食、大量吸毒或吸烟等方式缓解与应激有关的情绪紧张。

综上所述，已往有关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比较多，成果也很显著。但是，也存在着几点局限与不足：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已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的探析及社会支持体系研究，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的文献还是比较少；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已往有关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大学生、老师和老年人等一般群体（欧阳常青， 2001），以特殊群体（农民工或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作为被试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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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H2：农民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比我国常模均值低；

H3：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间呈显著正相关，朋友支持维度和其他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不相关。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被试为在太原生活的农民工，问卷一部分在山西大学周边的工地进行发放，一部分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流动量大的地方发放。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4份，有效问卷554份，有效率为923%。有效问卷中男432人，女122人；未婚249人，已婚293人，离婚12人。

22研究工具

使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量表调查。

221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该量表含有12个自评项目，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量表重测信度为085，以往测试的α系数为083（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周倩， 钱丽菊， 姜乾金， 王俐， 2005）。

22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结合我国人群特点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有20个自评条目，采用4级评分，前13项为积极应对，后7项为消极应对。我国常模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为178，标准差为052，消极应对维度的平均分为159，标准差为066。积极应对分量表的信度为0812，消极应对分量表的信度为0645，总量表的信度为0770（汪向东，王希林， 马弘，1999）。

23统计方法

运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分析。

3结果

31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

由表1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维度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得分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p=0037）；在朋友支持维度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在其他支持维度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在社会支持总分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

由表3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维度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月收入2000元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04）；在朋友支持维度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月收入1000～1500元农民工和月收入1500～2000元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06）；在其他支持维度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月收入1000～1500元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p=0029）；在社会支持总分上，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都比其他月收入状况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p=003）。

由表4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维度中，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在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农民工的平均分，但差异不显著；在朋友支持维度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比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差异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00）；在其他支持维度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比在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p=0030）；在社会支持总分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比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城市工作时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

32农民工采取应对方式的状况

由表5可以看出，在积极应对维度上，农民工总体的平均分低于我国常模，男性的平均分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在消极应对维度中农民工总体的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男性的平均分比女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

34农民工社会支持对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

由表8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支持中其他支持维度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0219，回归方程显著。

4讨论

41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

在性别差异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在性别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农民工的家庭支持维度在性别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男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比女性农民工低，说明男性农民工经常是坚强的、独立的，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而女性农民工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比较深，更容易顺从、合作，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家人的帮助或者依从家人的指示，所以男性农民工获得的家庭支持比女性农民工少。

在年龄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在年龄段30岁以下和30岁以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本研究的被试选择的年龄比较集中，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比其他月收入状况的农民工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说明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属于更加弱势的群体，工资低、待遇差、生活满意度低，导致他们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的帮助来解决，而其他月收入状况的农民工相对来说工资较高、生活较满意，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更相信自己能够独立解决问题，所以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比其他月收入状况的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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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城市工作时间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在到城市工作时间上存在差异。首先，在家庭支持维度上，到城市工作时间长短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家庭支持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影响不是很大；其次，在朋友支持维度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的农民工得分显著高于工作半年到一年和一年到两年的农民工，工作一年到两年和两年以上的农民工显著高于工作半年到一年的农民工，这说明在城市工作时间为半年到一年的农民工得到的朋友支持最少。原因可能是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的农民工一般都是跟朋友一起，所以获得的支持比较多。而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的农民工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来城市生活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慢慢地脱离群体，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这样一来，获得的朋友支持是比较少的；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两年以上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比较稳定，有了固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有了固定的交际环境，所以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

42农民工的应对方式状况

在积极应对维度上，农民工总体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男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女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但差异不显著。在消极应对维度上，农民工总体的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男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女农民工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农民工群体相比其他群体（大学生、领导干部、警察等）来说，更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并且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积极应对维度上，未婚农民工的平均分显著低于已婚农民工。这说明已婚农民工更多地承担着家庭的压力，采用积极应对来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难题，而未婚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难题。在消极应对维度上，未婚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已婚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但差异不显著。

43农民工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显著相关。根据社交需要理论，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越能满足其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因此他们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越多，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越少。本研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中的其他支持维度对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有影响。其他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0219，回归方程显著。

从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家庭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农民工远离家庭，和亲人联系较少，因此家庭支持对农民工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朋友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相关，这说明朋友支持是提高农民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多是结伴而行，从同一个村里出来打工，同吃同住，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一人遇到困难，他们就会相互帮助、互相支持。打工过程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种友谊成为他们解决困难时的主要的帮助。

5结论与局限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农民工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维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农民工积极应对方式的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间不相关，朋友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其他支持维度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局限性方面，首先，在被试选取上，样本的代表性不高，554份有效问卷不能反映整个山西省农民工的状况；研究方法上，由于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而未能采取其他方法作为辅助研究手段，因而在形式上显得有些单一，以后最好能够辅以访谈法等多种方法；研究工具上，由于本研究考虑到被试的特殊情况，采用的是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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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进， 风笑天（2003）. 试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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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四

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题目：关于物价上涨对人民的影响姓名：李少平学号：100604107年级专业：非金属101班指导教师：

2011年 7 月 3 日

河 北 科 技 大 学

关于物价上涨对人民的影响暑期社会调查

报告

题目：关于物价上涨对人民的影响姓名：李少平学号： 年级专业：非金属101班指导教师：

2011 年7 月 3 日

关于物价上涨对人民的影响

调查时间：2011年7月3日

调查地点：农村、居民小区、市场

调查对象（印章）：农民、社区居民

调查目的：了解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自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物价上涨。今年暑假对一些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消费价格问题及一些民生问题展开了粗略调查。就物价上涨问题，显然，物价的变动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

物价持续上涨的主要特征：

（一）、结构性特点突出。从构成居民消费价格的分析，粮食、居住、交通运输及建筑类等上涨，通信、家庭设备、衣着、医疗保健等下降，这种结构性上涨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以建筑材料和运输价格为例，与2006年末相比钢材由4100元/吨上涨为4600元/吨；水泥90元/吨上涨为110元/吨，主要由民房翻新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铁路运输紧张导致公路运输需求大幅度增加、价格大幅度上涨，据深泽县调查公路运价涨幅一般在20％左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剧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一般说上游价格上涨带动下游价格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带动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扬，滞后期一般在6-12个月。2006年末出现粮油价格上涨，对今年的滞后影响所占比重较大，必定引起新一轮农产品及相关食品价格的上涨.以玉米为例，进入5月份玉米价格1.56元/公斤，比年初上涨0.14元/公斤，涨幅为10%，进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由于国家连续“一号”文件，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种植品种的不断优化，使得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不断好转，带动了饲料价格的上涨，由此拉动养殖业如鸡蛋、猪肉以及食品价格的上涨。

（三）、温和、平稳的上涨趋势。受国民经济增长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影响，目前的物价总水平属于温和、平稳的上涨态势，物价上涨尚在可承受范围内。据统计服务、公共事业价格在居民消费物价中所占比重约为21.3%，如果服务业和公共事业价格涨幅保持2006年的水平，上涨3%，将拉动居民消费物价上涨0.61个百分点，如果此类价格涨幅达到4%以上，那么将拉动居民消费物价上涨1个百分点。

（四）、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鸡蛋、猪肉价格变动总是上次物价波动时间和蛋鸡、生猪的养殖周期一致的，一般来讲在6个月左右，去年12月份高潮过后价格下跌，稳定在5元/公斤和11.5元/公斤，进入5月份鸡蛋、猪肉价格分别飙升为7元/公斤和19元/公斤，由此也带动了食品类物价上涨，如花生油由11元/公斤上涨为14元/公斤，传统小吃肉夹馍也由1.5元/个上涨为2元/个。

物价上涨对农民的影响。对农民来说物价上涨是把双刃剑，种粮养猪等带来的收入确实增加了，但另一方面，饲料，生活必需品也在持续上涨，逐步吞噬着他们挣来的“辛苦钱”。物价上涨是把双刃剑：扶风县上宋乡红卫村农民李亚军养猪多年，现在还存栏50多头肉猪20多头小猪。尽管猪肉价格一不低，但是饲料，蔬菜等价格也在上涨，这让他喜忧参半。

“肉可以少吃或不吃”但蔬菜是每顿饭都有的，这些消费支出都在增长。李亚军说：“从养猪的角度看，当地肉价现在是15元/斤，出去饲料成本，最多算整个辛苦钱。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物价上涨”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随着近些年生活水品的逐步提高，农民家里的餐桌上也是越来越丰盛，有鱼有肉，荤素搭配，而这些单靠自给自足早已不能满足。目前来看，由于受干旱影响粮食减产预期造成农产品价格走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粮食价格合理上涨对农民增收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乃至粮食安全都具有真面效应。

对居民影响。从宏观角度看，由于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肉，蛋，鲜菜，汽油，柴油，液化气等商品价格人保持在高价位上运行。全小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6%影响了农民人均

多支出186元。这些都必然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和心理。人民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纸币贬值，存款所代的实物量少了，势必影响人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人民购买力降低，影响人民消费心理，商家难攻消费者荷包，消费市场不活跃。

近几年全球经济风暴的影响，经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物价飞速上涨，猪肉价涨了，方便面，快餐，洗涤用品也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的食品，日用品加入到涨价的行列，就连学生餐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涨价。才发现基础生活物质价格上涨给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压力。民以食为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此类基本生活物质虽然小幅上涨，但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更好的明白现在市场上的价格上涨情况，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当地市场的物价情况。下面是我调查的结果数据（根据当地物价水平基础）猪肉：14元/斤，鸡蛋：4.8元/斤，土豆：1元/斤，鱼：7元/斤，红萝卜：1.8元/斤，豆腐：2元/斤。发现一般的蔬菜价格都在一元以上，很多消费者都试着还价，可卖家一直叫“苦”表示不能再便宜了，涨价也是没办法，一涨都跟着涨了。看到这种情况我颇有感触：生活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什么时候粮食今年的涨幅能稳定下来。经分析物价上涨三大原因。原因一：国际市场价格带动。原因二：成本推动。原因三：供求结构失衡。

物价上涨有利有弊，我们知道市场机制要发挥，调节作用必须通过价格机制才能顺利实现。当前的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机制的调节在发挥作用，其中最为主要的调节功能之一是实现收入再分配，价格高低变动，会改变国民收入在各部门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比例。因此，价格适度的上涨体现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过程，有利于收入低收入分配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当前的物价上涨对收入较高的群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就有影响了，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来说这种影响较为明显。

5.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五

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报告，报告名是《西部农民生活状况》，在这个调查中，我主要采取了询问的方法，走访了十几户人家。

通过点查发现，农村人口的收入是十分微薄的，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打麻和打谷子，虽然麻的价值十分可观，但是你可曾知道农民要为此付出多少的劳动。

调查时，正处于酷暑时期，农村每家每户都在打麻，我的大伯蒋贵民，他们打麻时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剥麻，大约六七点中，他们又将剥好的麻背回家，用农具麻刀，把青麻上面的皮去掉，为此他们都十分疲惫，一年到头也只打了七八百斤麻，每斤青麻市场价格为4元。一年打的麻也就卖了三四千元。加上一年打谷子3000斤，每斤7毛钱。全家一年吃1000斤，剩下的.大约能卖1500元。两者相加也就5000来元。如果家里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么他们将有两种选择：1、家中的人就外出打工2、孩子辍学。很多农民因为在家乡闲不住，认为当农民的收入太少了，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外出打工。使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关心，形成孤僻的性格。

我的表哥李仁鹏今年考入了我们石河中学，但他没有来读，因为他算了一笔帐，他只算了三年的学期，每学期读8个月，三年24个月，一周50元，算下来，就要4800元，平均每年光生活费就要花去家里近半年的收入，所以他没来条件相对较好的石河中学。而去了双桥中学。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惜啊。

6.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六

摘 要 打造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大热点话题。自该项目开始以来，海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征用问题。本文通过对海南万宁市东澳镇当地乡镇单位以及农村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搜集了大量的相关文件，了解到农民现今的生活状况，通过分析总结出在村民民生方面及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从宏观上讲，从而可以为海南的经济建设提供相关的科学建议。为国家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相结合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关键词 国际旅游岛 失地农民生活状况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国际旅游岛”，是海南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现今，旅游作为最终消费和综合性消费，正在国家扩大内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这个具有独特的美丽风光和我国唯一热带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品牌形象――海南岛，由于“国际旅游岛”的打造，海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征用问题。在一个坐落在海南东方经济中心万宁市的一个大型的旅游观景名胜区――“神州半岛”上，房屋拆除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签订搬迁安置协议书且所有村民已搬迁。

通过到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的乡镇单位以及农村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总结出在村民民生方面及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具体以下：

1、文化及生活习惯改变带来的压力。村民们搬迁后，失去了原来的“养家之地”，生活场所改变了，以往的那种生活习惯也不复存在，人们为此感到担心，这一切都是村民们所必须面对的变化，不少村民对此表示很担心。

解决方法：政府领导慰问。据相关报道，近日，万宁市委副书记符平走访和看望了老干部及神州半岛安置区困难群众，以及前往东澳镇神州半岛安置区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给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毫无疑问，政府是农民的政府，农民对政府信任，政府就得为农民做出榜样，成为农民坚强的后盾。

2、城市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了。很多村民放弃了以前的谋生方式，到城市里找工作，这使就业难问题更加明显了。就业难问题加重了，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新的城市问题，如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等。在此次被大面积征地的万宁市东澳镇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征地后一些农民收入不稳定甚至下降，然而，迁移到靠近市区的安置区后，其消费支出反而上升，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提高。相信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解决方法：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就业问题急需解决，政府应当科学引导当地农民就业。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项目的逐步展开，此类失地农民就会越来越多。在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是我们政府需要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政府可以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可以充分引进外资，引进一些科技公司及企业家带动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可以利用热带气候的优势，发展瓜果菜等农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缓慢。正如在调查中所显示出来的，村民中依然许多孤寡老人的生活极其困难，生活得不到保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一点。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是越快越好，这样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才能够得到保障。

解决方法：社会保障直接关系着村民们的切身利益，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也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关系到民生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要将社会保险、救助、福利与基本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慈善事业、商业保险结合，进而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效果。

（1）改革征地补偿方式。由政府出资，将集体法定征地款一分不少的发放给被征地农民，另外还给被征地农民建立养老生活补助，让农民得到切实的优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进而有效解决征地难问题。

（2）确定补助对象。进行全面统计当地需扶助的困难户，再根据情况对其进行扶助，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群众需要,使得真正需要帮助的居民得到帮助。

（3）确定补助金标准。可以根据每户人家的人口以及年龄来确定该得的补偿金额，这样能使补助金能更合理地发放。

（4）确保补偿金发放。从文件的发放到计划的实行，都要工作到位，从而确保计划资金发放及时且足额到位。

（5）政府透明度要高。进行工作时需要依法听证，进行“透明制”，将具体工作进度及工作成效公开公布，使得政府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4、安置楼房质量差。万宁市东澳“神州半岛”安置区的居民们已经如期住上了政府的安置楼房，然而，据部分居民反应，该安置区内楼房多为豆腐渣工程。

解决方法：政府要注重安置工作。对被征地后的农民应采取定期慰问，并及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要切实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将商品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分开进行管理，让当地居民“住得放心”，而不是安置后“放任自由”。当地政府要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细，着力解决住房困难问题，做到住房有保障。

5、仍有部分村民的征地费没得到。据调查统计中显示，部分村民的征地费迟迟不能得到落实，在政府方面也没有及时给出具体的答复。

解决方法：加大法律力度，加强政府工作的公开化，提高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民众要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项目审批办理情况要公示, 从群众上访到领导约访。征地费不仅要发给村民，还要及时生效，更要一分不少的发到村民手里。

6、政府没有科学引导村民进行生产。村民之前大多数都是以种植谋生，知识有限，科学的生产知识更加有限，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发挥引领的作用，普及生产知识，为民所用，才可达到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解决方法：

（1）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平台,科学引导村民生产。比如，开办公益性岗位岗前培训班，免费提供给安置区的就业困难对象，为困难群众提供学习机会。可以通过组织村民学习培训《劳动法》、《职业道德》等相关知识，提高人们的意识，培养村民爱岗敬业精神和组织纪律的观念。

（2）提供公益性工作岗位。政府开辟农业基地让失地农民参与高效农业种植等等，帮助失地农民发展生产，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政府可设立失地农民“创业基金会”，政府银行可建家立业低息或免息贷款。这样，一方面政府和开发商提供机会帮助解决就业；另一方面，让失地农民明白，不能坐吃补偿款，要想方设法创造转产就业的机会，从而致富。

（3）可以利用万宁市的地理及资源优势，将市县下面的小城镇规划为具有当地特色的特色小区、特色家庭旅店等。让游客进入其中能感受到其不一样的民族风韵。鼓励、支持、引导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到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来，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努力带动万宁市居民增收致富。探索实施收入差额补贴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总而言之，只有不断地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失地农民：住房安置、就业安排、医疗保障、社会治安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只有让当地居民实现人们常说的学有教、劳有得、病有医、老有养、住有居等问题，社会才能和谐稳定。我们的发展环境、投资环境才能进一步改善，打造国际旅游岛的工作就会更快更好地进行。

政府的根本力量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政府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这一项工程也是最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如果当地人民充分享受到了打造国际旅游岛的优惠政策，人民群众就会真正拥护和支持政府工作。这样政府的各项工作才能落到实处，战略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英语二班）

参考文献：

[1]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2011.科学出版社,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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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留成.“关于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调查与思考”.海南省政府网.2010(11)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12卷）.科学出版社.2007(02)

7.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七

关键词：社会遗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一、对社会遗传的理解

从性质上, 遗传可分为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生物遗传是亲代的性状在后代中得以表现的现象, 这是动物和人所具有的共同属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不仅是生物属性的简单复制, 还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 传承着社会属性。正是由于社会遗传, 人类才有了发展, 社会才得以延续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遗传对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生物遗传。

既然社会遗传对人类发展和科学研究意义重大,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遗传?尼·彼·杜比宁把社会遗传看成“是这样一种动力, 它把人类生产力、整个文化的发展结果都集中在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中, 从而被纳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机制中。”这既分析了社会遗传的哲学基础, 又揭示了社会遗传的社会学意义。从哲学上讲, 社会遗传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对象化和内化的过程;从社会学上看, 社会遗传是人类自身社会再生产的延续, 是历史经验的积累和发展。这是对社会遗传偏重宏观的解释。本文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 因此在社会遗传的宏观基础上, 关注社会遗传的微观理解。社会遗传就其表现形式体现为社会通过一定媒介向个体社会成员传递价值观、知识、技能等, 从而使个体具备由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适应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各种条件。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遗传分析

一般地说, 生物遗传可以影响下一代, 而社会遗传不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认社会遗传的作用, 社会遗传仍以间接的方式延续着。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这类似滕尼斯提出的由“乡土社会”到“法理社会”, 抑或是雷德菲尔德的“小型俗民社会”到“大型城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 依靠传统、习惯为控制手段的社会转变为以非正式组织为联系媒介, 依靠规范、法律为控制手段, 成员价值标准多元化的社会, 这些概念和范式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如果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接近于“乡土社会”或“小型俗民社会”, 城市社会类似正在形成的“法理社会”或“大型城市社会”, 那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应该就是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了。从社会遗传的环境载体上看, 社会遗传有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和城市环境的社会遗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既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生活或工作在城市之中, 因而这种划分对于分析社会遗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有着积极意义。

(一) 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 但是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仍旧影响着他们。这主要是基于亲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的影响。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恩格斯认为, “个体婚制 (家庭) 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 根据这种形态, 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从社会整合的角度, ‘家’或‘家族’是执行整合功能的文化———伦理单位。”中国的家庭的功能是强大的, 它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功能外, 还有文化传播、教育、娱乐等功能。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家庭这个媒介接受着带有政治色彩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的农村社会遗传, 身份意识、乡土文化被强化认同。然而, 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社会遗传的认同受到城市环境的冲击而呈现出矛盾性, 他们在怀疑中接受, 在彷徨中认同。

(二) 城市环境的社会遗传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生活在城市, 并且在城市中长期生活的意愿大大强于老一代农民工。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家庭的经济的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替代, 家庭的教育功能也由于教育的社会化而仅保留了部分功能。新生代农民工远离家乡、亲戚, 甚至有的远离父母, 通过家庭为媒介而发生作用的农村社会遗传的影响被弱化, 他们接受社会遗传的环境重心也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种正式组织接受城市环境的社会遗传, 受到先进科学技术、多元化价值观、现代文明成果的冲击, 他们对农村原有保守的乡土价值观和文化遗传的认同度降低。社会进步需要有先进的理念代替落后的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的影响, 有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如此分析问题似乎过于简单化, 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根据笔者主持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文化教育需求研究”课题组的调研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也受到了阻滞:他们虽然有较强的文化教育需求, 但却不能把有效的需求转化为实际行动;他们对城市的繁荣和先进文化有着无限地向往, 但自身的娱乐生活单调、文化资源匮乏, 不能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先进手段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些现象也直接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遗传的低认同, 在价值观上恪守着更多的保守与落后。

新生代农民工本应受到更多的城市社会遗传因素的影响, 但是由于我们人为地强化某种社会遗传的意义, 使社会遗传带上某种自然遗传的属性, 整个社会阶层就会处于顽固的稳定状态, 积累隐性的社会矛盾。老一代农民工生于农村, 长于农村, 遗传着农村的社会遗传也不足为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生于农民或农民工, 从小更多地接触的是城市生活。就社会遗传而言, 他们更多地遗传着城市因素, 但是传统社会身份的固化与滞留阻碍了他们的身份转变与心理认同。

三、进一步的思考

上述分析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脱离了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 向他们父辈一样“农民化”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他们虽然待在城市却由于环境阻碍了有益的城市社会遗传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传递, 他们要享受城市的公共物品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市民化过程困难重重。有学者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层次、社会层次和心理层次。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在城市中工作获得经济报酬而实现经济层面的市民化, 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实现社会层面上的市民化, 最终实现心理文化层次的市民化, 即内化城市的价值观, 对城市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实现了第三个层次的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从农民身份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上的适应能力较强, 现有的制度也给予了他们很多便利, 如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险、维权帮助甚至养老保险等等。他们实现经济上的市民化已经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初级阶段, 但是社会层面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市民化进程却停滞不前。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曾提出文化滞后的解释, 他认为文化的各部分变迁速度是不一样的, 物质文化比非物质文化变迁早, 非物质文化各部分变迁也有先后, 一般总是制度首先变迁, 其次是风俗、民德, 最后才是价值观。虽然价值观的转变不可避免地要落后于制度的转变, 但是如果二者差距过大就会产生诸多矛盾和不适, 影响城市化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这需要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有所侧重, 用支持性政策缩短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完全意义上市民化的进程。从社会遗传角度分析, 我们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提供有效的途径, 如: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 利用公益性教育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资源短缺而造成的弱势地位;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公共图书馆,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逐步地让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条件接触网络资源, 避免“数字化区隔”造成的信息占有和利用的弱势。通过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有利的城市社会遗传环境, 提高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能力, 增强他们自我支持和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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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旅游开发对农民生活影响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篇八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372-04

收稿日期：2013-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编号：12YJA790085）。

作者简介：张洪霞（1981—），女，四川射洪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人事测评工作。E-mail：zhanghongxiasc@yeah.net。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据统计，在2.4亿农民工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6%[1]，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体制下，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拥有市民身份，陷入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成为漂泊于城乡的“边缘人”，这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然出路在于稳步推进市民化，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表现在：（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问题。王桂新等以上海为例，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2]。张华等通过对339户新生代农民进行实证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做出抉择”的结论[3]。（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问题。刘传江等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4]。张斐通过建立1个包括 8 个二级指标和 9 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计算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5]。（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路径问题。胡杰成指出户籍分割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的市场弱势是新生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市民待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加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力度等解决对策[6]。胡江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指出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7]。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水平以及障碍的关注颇多，而且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研究者将已经市民化和尚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来剖析制约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制约市民化的障碍研究也多集中于制度体制层面，很少有研究者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内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已市民化和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采用Logistic逻辑回归方法，着力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建议。

1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描述

1.1样本选择

2013年1—3月，课题组成员对全国84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824份，回收率达到824%，剔除不合格问卷27份，有效问卷为797份，问卷有效率为79.7%。对搜集的数据采用SPSS 17.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2样本基本特征

由表1可见，在调查的79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32人，占受访总体的54.2%；已婚者占大多数，达到7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主体，约为73.8%，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46.9%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以从事体力性劳动为主，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占68.3%，这使得农民工在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捉襟见肘；打工年限为3年及以下的外出短期打工者居多，占55%；80.6%的受访者来自东部较发达地区。

2研究变量、假设与模型

2.1变量选择

2.2研究假设

2.2.1新生代农民工背景信息特征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的角度看，女性由于劳动参与率不高及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其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其实现市民化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已婚的农民工且配偶在同城打工者较之于未婚者或已婚农民工但配偶在家乡或在其他城市者，其市民化的可能性更大；月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倾向更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其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层次越高，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2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技能证书是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操作变量，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市民化；打工时间是农民工工作经验的操作变量，打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市民化倾向越强；接受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提升的手段，接受培训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市民化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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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对市民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异质的交往对象越多，其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用“遇到困难时可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这2个变量来对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社区活动参与情况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量化指标，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2.3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本研究就“您是否已经在城市落户”作为受调查对象市民化实现与否的表征，定义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11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运行结果

本研究运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剔除标准水平α=0.10），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0.05%及以下水平上统计显著，得模型2。由表3可见，模型1和模型2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这2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模型2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差异，模型2中“打工时间”与“社区参与情况”这2个变量的显著性均优于模型1。因此，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3.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分析

3.2.1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月均收入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且在已经实现市民化和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影响显著。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系数为-0.653，在0.01统计水平下显著，男性比女性实现市民化的倾向更大，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劳动参与率较女性更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机会更多。平均月收入也是制约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素，影响系数为0.364，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水平越高，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也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推进市民化的实现。

个体背景特征变量中“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市民化实现作用不显著，说明婚姻现状与从事的职业类型并不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3.2.2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人力资本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时间2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模型。首先，受教育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0.534，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实现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与研究假设一致，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物质资本的获取能力更强，这为市民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打工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95，且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也与研究假设一致。打工时间越长，市民化的实现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在城市打工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必然增加；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这有利于推进其实现市民化。

技能证书和接受培训时间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或仅有初级工证书，而且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闲暇时间参与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在调查中近5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仅有2.6%的农民工参加过3月以上的技能培训。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识总体上较低，故其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不明显。

3.2.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中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均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主要交往对象的影响系数为-0.61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交往对象以城市人为主，即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这一变量影响系数为0.367，该变量与市民化呈正相关，表明求助人数越多，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市民化的实现倾向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的状况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514，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也呈正相关，社区参与越频繁，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多，越能推进其实现市民化。社会资本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均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程度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指标。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过程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构和再生的过程，超越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构筑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次级社会资本，在与城市社会不断加深的互动过程中，次级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直接地学习市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增强农民工动员和调动城市社会资源的能力，故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异质性强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关键因素。

4小结与讨论

利用全国797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据，从个体背景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方面阐释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人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这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大于女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人为主，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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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为成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需要从以下2个方面加以努力：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政府应着力加大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提高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对已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种职业培训机会，增加他们的知识含量和技能素养，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培训，这不仅能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含量，增加自己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而且能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利于其实现城市社会的融入。

（2）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集聚特别是异质性社会资本的集聚，对实现市民化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工自身要摆脱封闭、同质性强的社会网络的桎梏，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城市社区组织和用工单位也需要通过开展群体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满足他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扩大其社会交往网络。

参考文献：

[1]王亚.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J]. 北方经济：综合版，2011（19）：74-75.

[2]王桂新，陈冠春，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10，16（2）：2-11.

[3]张华，夏显力.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56-58.

[4]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5]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35（6）：100-109.

[6]胡杰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J]. 中国经贸导刊，2011（4）：38-39.

[7]胡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