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

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2篇）

1.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 篇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以后，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带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此外，日本的文字、建筑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几乎已经消失了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我们看韩国哲学家譬如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的著作，你不会认为它们是韩国人写的著作。另外，中国的一些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但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备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去年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所以，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就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在汉唐时期传播到了韩国、日本等国，还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他认为，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极力主张法国乃至全欧洲都应该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效法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莱氏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希腊哲学外，还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与耶稣会士白晋通信探讨《易经》思想，以易卦的阴阳二元论与西方数学的二进制相匹配，至今仍为学界所乐道。同时，在欧洲大陆还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如《孔子道德论》、《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立法》、《中国的哲学》等，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中国人那么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和发展这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在过去，就是在现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举韩国和日本为例。

他山之石——韩国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要比我们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韩国为了传承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内容纳入了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仍然在起作用。尽管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如5月8日被确定为韩国的“双亲节”，以提醒人们重温渊源悠久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俗。我们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这一称号没有给中国，而是给了韩国，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由于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韩国非常强调社会伦理价值。事实证明，在韩国，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不但有助于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民众发起献金运动，纷纷将家里的黄金捐给国家，结果韩国最早度过危机。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要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

2.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 篇二

摘要千余年间，作为古代一条最为重要亚欧大陆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上曾有为数众多的虔诚佛教徒不辞艰险，长途跋涉，或东行弘法，或西行求法。从事这些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们将沿途的经历和见闻，或通过口传，或通过行纪类著作，将相关各国或地区的政治、宗教、经济、社会、风貌地理等各种信息，尽可能迅速及时地传播出去，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新闻报道的作用。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徒；新闻传播

佛教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已很难考证，传人的路线也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经缅甸、云南然后入川的滇缅道西南丝绸之路三种说法。…抛却这些争论不论，单就陆上丝绸之路亦即狭义的古代丝绸之路而言，佛教先传入新疆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等地，再经甘肃河西走廊于公元纪年前后传人中国内地，则是学界大多公认的史实。自此之后的一千余年间，为数众多的分别来自古印度、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的虔诚佛教徒，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亚欧大陆最重要的陆路要道，不辞艰险，长途跋涉，或东下弘法，或西行求法。从这些佛教徒的本职身份来看，他们所从事的无疑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性活动，但他们对于沿途所经、所遇、所见、所闻事件或事物的转述或记载，在当时那样一个消息十分闭塞、通讯极度不畅的年代，无疑具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意义。

一、古代丝路行旅佛教徒及其“记者”身份

古印度或西域佛教徒东至中国内地从事译经或传教甚早，但真正有名姓见诸典籍、确凿可查的，则始自东汉末。据记载，当时便有安息人安世商、安玄、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康居人康巨、康孟详、天竺人竺佛朔等在洛阳传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和天竺僧人途径丝绸之路来中国译经、传教者大幅增多，形成第一个高潮。仅限东晋南北朝时期，仅限印度籍僧人，便有“55人，较此前有着极大地增多。其中来自厨宾的有13人，来自北印度其他地区的有8人，来自中印度的有8人，来自南印度的有3人，来自狮子国的有6人。”至于西域籍僧人，不完全统计：三国时有康居人僧铠、康僧会、安息人昙谛、龟兹人帛延、月支人支谦、支疆梁接；两晋时有月支人支法度、昙摩难提、支道根、支施仑，龟兹人帛尸梨蜜、帛法炬、佛图澄、鸠摩罗什，以及安息人安法钦等等。盛唐时期则是第二次高潮：“外来高僧多达五六十人，主要源自西域诸国和天竺五国”，虽然“从东南海路而来者居多，不过，从西北陆路而来者亦复不少，如西天竺人释伽梵达磨、中天竺人波颇、善无畏，以及康国人僧伽跋摩、何国人僧伽、吐火罗国人弥陀山和佛陀达摩、高昌人玄觉、于阗人实叉难陀等。”

中国内地佛教徒的西行求法，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西行的朱士行。至北宋时期，数百年间，为数众多的中国僧侣不畏险远，长途跋涉至到西域或古印度寻求佛法。从集中程度和人数规模上来看，也经历了两次高潮时期：第一次始于三国末迄于南齐，即公元三至五世纪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盛时在晋宋之间；第二次在唐初至唐朝中期，以玄奘为引领再次掀起西行求法高潮。北宋初宋太祖曾遣继业、行勤等西去印度。宋之后，由于佛教在印度和西域各地的最终式微，西行求法的就极其稀少了。具体到总数统计上，据有的学者估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的僧人数以千计”。但是，有姓名可考诸典籍者，仅为一小部分。梁启超统计，三国末至唐中期西行求法僧人有名有姓者“百零五人”。冯承钧统计，自汉至唐求法翻经僧俗二百多人，其中西行求法有名姓者94人。不可否认，这些僧人中不少走的是海路，但相比较而言，陆上丝绸之路一直是西行求法僧最重要的选择之一。经海路往返印度求法的唐代高僧义净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传世，该书“以僧传形式记述唐太宗、高宗、武后三朝西行求法僧侣共61人的，其中主体部分56人，后续补写部分4人，加上义净本人，共61人。主体部分所记录的56位僧人中，有21人走北路赴印度，35人走海路赴印度。”

这些虔诚的古丝路行旅佛教徒，尤其是西行求法僧，与商人、艺伎、士兵、流民等其他旅行者不同。他们的目的很是明确：“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但其身份，大多“常为有学问之僧人”。也就是说，他们身为佛教徒的同时又身兼知识分子。他们“表现出一种‘学者’的气质与风范。他们是僧人，同时又是学子，是典型的汉地‘学僧”’。而众多来自印度和西域等地的入华弘法僧也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很多人精通梵文、本民族文以及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诸如鸠摩罗什、真谛，入华后的译经事业对中国佛学发展影响深远，与玄奘、不空并称为四大译师。

这些弘法求法僧身兼佛教信徒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显然会对他们的丝路行旅造成影响。如果说前者赋予了他们强大的驱动力和坚持到底的毅力的话，那么，后者则同样会赋予他们的行旅以更多的内涵。踏上漫漫旅途的同时，也踏进了一个现实的“丝路世界”：“物与物的交流，人与人的接触，语言的勾通，心灵的撞击，克服旅途险恶的生命挣扎，排除人事障碍的激流勇进，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闪烁流动的‘丝路世界’。这完全是一个世俗的实实在在的‘人间世界’，丝毫没有那超人间的‘佛国世界’的种种幻景。人世间的一切酸甜苦辣，在这里似乎都可以尝到，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所涉足的‘丝路世界’里就显得格外明显、尖锐。”知识分子的敏感，会自然而然地驱使他们关注这个现实的“丝路世界”，关心、留意、记住一路上所遇、所经、所见、所闻的人、物、事，甚至还会当时或事后记录下来。抵达目的地或返回故国后，这些相关信息或记录，连同教义和经典一起，被转述、传播给同修、门徒，抑或普通世人。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古代丝路行旅僧所搜集、记录并传播的这些信息，现在已经成为了宝贵的史料；从现代新闻学的角度而言，在当时那样一个信息十分匮乏、通讯极度不畅的年代，这种行为无疑就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古代丝路行旅佛教徒们，无意识间，充当了兼职“记者”或“通讯员”的角色。

二、古代丝路行旅佛教徒传播新闻的主要方式

丝路行旅佛教徒的主要目的是弘法求法，新闻传播仅仅一种非主观目的性的附带性行为。由于时代局限性，他们传播新闻信息的主要方式，不外乎日常的口头交流，和手写传播。

（一）口传

口头传播是人类迄今为止使用最早、也最常使用的一种信息传播和日常交流手段。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创立最早者，佛教有着悠久的口头传播传统。

早在创教之初，释迦牟尼向弟子传授教义便主要通过口传，他甚至还容许弟子们使用各地方言进行传习，为方便记忆和传授，便“采用偈颂的方式，简短有韵，既便于口颂，又易记牢，早期佛教经典如‘法句经’都是偈颂体”。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佛教先后传人我国新疆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等地。佛教在西域的最初传播，也“只是口头的流传，主要体现在对佛经的口头传播上”。

古代丝路弘法求法佛教徒为数众多，其中很多人，尤其是最早期的僧人，其事迹并不是被直接载入典籍，大多都是先经口传，再笔录入经史。以中国内地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为例，他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发迹西行至于阗国求得梵文本《大品般若经》，公元282年派弟子弗如檀等将90章60余万字的抄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居于阗，当年去世，享年79岁。朱士行求法事迹最早见于南朝僧佑所著《出三藏记集》，而《出三藏记集》约成书于齐梁二朝，中间起码有150多年的时间差。在这150多年间，朱士行求法事迹得以流传，追溯其根源，还得归功于其弟子的口头传颂。《高僧传》对此有记载：“后弟子法益，从彼国来，亲传此事。”

教义及高僧事迹的口传，大多在信徒内部，超此范围之外，佛教僧侣也难免会与世俗之人交往。尤其对于古代丝路行旅僧而言，一路上不可避免会与不同职业、身份、民族、国别的各色人等打交道，而且抵达目的地或返归故国之后，甚至还会受到皇室或权贵的注意、拉拢或者崇拜。交往之时，谈论内容不免会超出宗教信息范畴，涉及到沿途经历或见闻的异国他乡的各种新鲜物事、奇闻轶事。例如，唐太宗于洛阳仪鸾殿接见玄奘时的著名对谈。

史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在长孙无忌等大臣和侍臣的陪同下，唐太宗于洛阳仪鸾殿接见玄奘。简单的寒暄之后，唐太宗便迫不及待地切入自己最关心的主题，就玄奘的一路见闻“广问彼事”。玄奘也很解上意，“白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法师既亲游其地观觌疆邑，耳闻目览记忆无遗，随问训对，皆有条理。”

这次著名会见，于正史于佛教史，都是佳话，但在新闻学史的角度看，无疑是当时一场发生在最高宫廷之上，且直面国家元首和众多大臣，别开生面的新闻报告会。做报告者做得“随闻讯对皆有条理”，听报告者听得“大悦”。

（二）著作

如前文所言，正因为丝路弘法求法僧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不免会有人在旅途之中，抑或抵达目的地或返国后，将沿途经历和见闻述诸文字，著述成书，体例一般为行纪、游记或传记等。但可惜的是，千余年间沿丝路行旅的弘法求法僧虽多，但“留有文字记载者少”。更何况，其中有些著述也早已佚失。途径陆上丝路，且撰有行纪类著述的弘法求法僧侣，选其中较为世人所知的，制作表1。

以上诸僧的行纪类著述，大多出于自愿，唯玄奘比较特殊，《大唐西域记》实乃应唐太宗谕旨要求而作。如前文所述，太宗于洛阳仪鸾殿接见玄奘，畅谈最后：“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回去后，玄奘即组织弟子辩机手录其口述，著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专门记取经途中诸国的都城、疆域、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生产生活、物产风俗、宗教信仰等事。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来看，以上著述“所记游历诸国之事，皆可补史籍之阙”旧。从新闻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著述虽然在准确性和时效性上与现代规范的新闻报道相差甚远，但在当时那种消息异常闭塞、通讯十分贫乏的年代，对于时人而言，无疑具有某种程度的新闻报道意义，可以看成是当时最具时效性的关于丝路沿途国家或地区最新信息的新闻书或新闻作品集。

三、古代丝路行旅佛教徒传播的新闻信息种类

（一）佛教新闻信息

作为佛教信徒中最虔诚代表，古代丝路行旅僧不畏险远、长途跋涉的目就是弘法求法。这种源自信仰深处的使命驱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一路上最为关注的必然是与佛教有关的信息。所以，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中，理所当然以佛教新闻信息为主。

以《大唐西域记》为例，该书共12卷10万多字，记述了玄奘往返途中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连同附带的12国，共150国的情况。其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关于印度各国的情况记述。当时印度半岛总共不过100多个国家，玄奘就亲自访问了70多个。《大唐西域记》中对这些国家大都有记载。据统计，《大唐西域记》对印度的描述中：“记录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的主题占29.9%，而记录所在国家地理情况的占28.4%，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主题占13.7%，统治者的活动占20.3%，其他主题7.6%。”很明显，所有主题当中，有关佛教发展或繁荣情况的比重最大，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一。

（二）政治新闻信息

丝路沿途国别众多，古时印度也是藩国林立，弘法求法僧人一路面临的边境关卡、治安检查、度牒验证等无数，对所经国家的政治情况怎能不加以关注？前文引证的《大唐西域记》有关印度描述的主题划分中，“对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主题占13.7%”，政治类主题看似比重极小，但加上“统治者的活动占20.3%”，便构成了极大比例。要知道，除了行政、司法、外交之类的纯政治事务外，在佛教最盛时，古印度和西域诸国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全民信教，汉文典籍称之“佛国”，很多有当地君主、王室参与的佛事活动，便具有了极强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