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经济发展

城市化经济发展（精选8篇）

1.城市化经济发展 篇一

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 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统计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 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

一发展滞后论

辜胜阻 1991 IU比、NU比，亚洲模型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

杜辉 1992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 1994 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

俞德鹏 1994 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 百分点

付晨 1995 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7个百分点

孙立平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

叶裕民 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

周一星 1999 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个百分点

孙永正 1999 中国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与 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农业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 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 均率低12个百分点

王茂林 2000 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 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

二、基本适度论

刘连银 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 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

刘勇 1999 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 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

郭克莎 4001 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 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 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 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

三、发展超前论

陈阿江 1997 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 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 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 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 1999 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 19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

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 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而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如吸收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落户、实施蓝印户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来步伐趋缓。如1979～1988年，我国市镇人口年均增加1140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1989～，市镇人口每年只增加92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又明显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3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而后半期的1994～19，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1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个百分点。(注：课题组.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3)应该说，十多年来，乡城之间的壁垒是在逐步松动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城门大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过去政治经济制度下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消失殆尽，客观上并不构成继续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障碍。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补课”完毕。时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现“偏差”，且城市化从绝对人口增加到相对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说明把城市化滞后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户籍制度政治经济利益的幻觉所遗留下的剩余影响，试图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卖户口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城镇建设。其结果难尽人意，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户籍制度已经不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

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

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andReal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业 0.9 0.6 13.5 5.7 -- -- 2.9 1.5

商业、金融业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军事部门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医疗、教育部门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娱乐、休闲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矿产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计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资料来源：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States:AnAssessmentofFi-ndingsfromthe1990Censu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8,No.1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

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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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邓宇鹏.隐性城镇化及其成因.中国经济时报，1999-09-29

18 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9 王嗣均.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0 钟水映.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01;6

21 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

States:AnAssessmentofFindingsfromthe1990Census.Populationand

DevelopmentReview18,No.1March1992

2.城市化经济发展 篇二

城市经济运行状态, 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资金的供需状态、资本的配置情况、金融资源空间供求、金融资金的分布格局、金融与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等。在所有的影响经济发展状态的因素中, 金融占有其它要素无可比拟的地位, 包括人力、资源等。它对于城市化经济的运行具有很强的持续的助推作用, 金融作对于经济运行所能够发挥的效应的大小会随金融潜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二、城市化经济的起源和运行机制

在现代社会, 城市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城市可以说是大多数人会优先选择的场所, 城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一种高级发展形态, 同时也是所有国家经济体制所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也是所有国家必须要做出选择的具有发展取向性的大问题。

1. 城市起源于城与市的结合

“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 由防御野兽侵袭到防御敌方侵袭[1]。在不断的发展中, 其功能得到不断地完善, 逐渐发展为具有居住功能、生产流通、社会交往、娱乐表达等的政治、生活、经济的全方位的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社区”功能。现代意义上的“城”专指具有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并且具备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的综合系统。

而“市”最早的功能主要为人类提供商品交易的场地, 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样的功能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的频繁, 其功能开始发展到包括产权交易和商品交易的广义城市交易功能。

而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则主要是指工业文明出现后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革命后, 城市人口及其数量迅速成倍增长, 使得人类步入到城市化的阶段。

2. 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对于城市化的内涵, 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说法。人口学认为它是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社会学认为城市化则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 而历史学则认为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反映等。从不同的定义可以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观点, 那就是城市化的直接反映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工业化, 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首先, 工业革命本身带来的就是人们生产方式的转变, 机器代替了手工;其次, 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工厂需要的大量的劳动力, 这就会使得人口开始向城市聚集;最后, 工业化带动了其它城市产业的发展, 比如运输业, 通讯信息、服务业等。

3. 城市化经济来源于城市和城市化

城市化经济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的经济运行发展的问题, 这种经济问题的出现以城市为依托, 没有城市和城市化出现, 这种经济就不会出现, 但是只有城市和城市化, 也还不一定就能够形成城市化经济, 只有当城市具有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 城市化经济才会出现。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中的金融经济力的形成与表现形态

1. 金融经济力的形成

经济力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经济的效能, “金融经济力”是指“逐步形成于金融运行、演进以及高级化进程中的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效应的金融潜能;反之, 不能够产生经济发展正效应或产生经济社会发展负效应的金融潜能称为金融非经济力[2]。”金融经济力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其一是拥有经济力的主体的整体实力要相对比较高, 且与受体之间的作用必须要能够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 其次, 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经济运行发展的过程必须要能够保持顺畅的状态, 再有, 金融所产生的效能必须要能有有效的推动城市化经济的发展, 不仅是整体数量的增长, 同时也必须要能推动经济质量的提高;而其形成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其一, 是因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各个行业发展的需要, 其二, 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其三, 城市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推动作用。

2. 城市化经济运行中的金融经济力的表现形态

城市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金融经济力的通过各种形态存在于城市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主要表现在:第一是时间上的形态, 其时间上的形态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的作用力以及中介力上。金融的资源最直接的表现形态就是资本和资金, 资本和资金通过在市场上不断地流动, 流至城市的各个区域或者是各个行业, 从而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 而其中介力的作用在于聚集城市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 然后调配到稀缺的行业或者是部门;第二是空间上的维度, 空间的维度主要是指各种金融资本以及资金超过一定的界限, 在不同的城市空间流动, 起到调配区域资金的作用;第三是形成一定的运行机制, 来保证和促进金融资本以及资金的顺利流动;金融经济力的运行机制是前面两者能够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 金融运行机制形态作用于城市化经济主要是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来实现;第四是市场的结构形态;金融经济力的市场结构形态最主要的就是指市场竞争和垄断;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其垄断性主要表现在“银行业的垄断具有完全卖方市场”’, 顾客的选择受到金融机构数量的限制, 其竞争性则主要体现在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业务上的竞争, 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能够独立垄断所有的市场。

摘要：城市化经济来源于城市以及城市化的结合, 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也是工业化革命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城市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健康运行离不开金融经济力的支撑, 而金融经济力的形成是有一定条件的, 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它通过各种形态作用于城市化经济, 包括时间维度形态、空间维度形态、市场运作机制形态和市场结构形态。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金融经济力,各种形态

参考文献

[1]王艳芳.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力[J].商业文化, 2011, (12) :123-125.

[2]王翔.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多重机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位论文, 2009.

3.城市化经济发展 篇三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变化；问题；成本控制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我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作为农村人口大省的重庆，也在这股城市化浪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认为，重庆的城市化经济建设，经历了显著的两个时期，而1997年的重庆直辖则成为了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1）关于城市化经济发展成本。城市化经济成本指的城市建设、发展对资金的最低需求量，它是在区域城市化进程中，为提高区域城市化水平而付出的必要的经济代价。（2）不同时期重庆城市化经济发展成本。在重庆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时，国家开始为经济松绑，引入市场经济。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国家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机制，资源要素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供求关系。1997年，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成为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业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发展重点由沿海逐步向内陆延伸，西部大开发成为重中之重。与直辖前重庆的城市化建设投资的成本相比，必然发生质的飞跃。

二、变化因素分析

（1）资源要素成本的变化。除了土地原材料等价格翻番，由于直辖后的重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将压低劳动力价格作为城市化建设的制胜策略，所以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的势头强劲。（2）生态环境成本的变化。随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意识的深入民心，新时期的重庆城市化建设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环保投入这一成本将贯穿今后重庆城市化建设的全过程。（3）科技成本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与科技经济逐步成为经济浪潮的主流，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城市化经济的建设也会越好越快越完善。这要求政府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对国内科技产业提供帮扶。（4）社会职能成本的变化。民生问题的逐步完善解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也就向政府、向社会抛出了一个标尺——城市化经济建设必须将民生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述四点是重庆城市化经济建设成本的主要投入，再加上国家扶持、重庆本身的经济发展、成本可支出总量的增加，重庆城市化经济建设由此被推入了高成本时代。

三、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1）增加压力。重庆的责任除了连接中西部，形成西部经济高地，更有着走向国际，与其他中心城市互为犄角的任务。但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高成本无疑是加重重庆发展的压力。（2）抑制动力。前文提到的导致城市化经济发展成本增加的因素同时也是促进重庆迈步而进的动力。它们要求了发展的高投入，高投入则使它们日趋完善。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关系：如果这种高成本没有得到及时和适当的控制和缓解，必然会导致这些发展动力的滞缓甚至恶化。

四、应用建议

如何在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势下，找到重庆城市化经济发展高成本的突破口，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传统的企业观中，所谓的成本控制就是一味的“少花钱”。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原始而片面的方法已经也必然淹没在奔涌不息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我们需要寻找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经济发展潮流，更加具有长久效果的新型的方法。第一，每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这就说明不能把大把资源做“无用功”。那怎么避免“无用功”呢？这就要去确定成本投入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正确性就是成功控制成本的第一步。为此，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群策群力，从宏观上把握住经济发展方向。第二，针对这个目标，细化步骤，强化责任。所谓细化步骤，就是根据目标，制定出计划、要求，除了包含时间、空间的明确，还需要保持对数据的敏感性，硬指标和软指标双管齐下；所谓强化责任，就是在步骤出炉后，各部门，各行业，各阶层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严格遵循各项要求与指标。第三，在整个过程中，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核算监测。数字虽然不能完全说明一切，但是没有数据，又怎么去谈成本控制？

总而言之，要抛开传统狭隘的成本控制观念。城市化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变数的道路，没有捷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机遇会垂青时刻准备着的人。做好作为城市建设者该做的，做好作为城市担当者该做的，做好作为城市推动者该做的，把重庆人民昂扬向上求发展的精气神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成本管控相结合，“功可强立，名可强成”。

参 考 文 献

[1]杨柳.城市化进程浅析[J].辽宁经济统计.2010（3）

[2]刁承泰.城市发展的经济分析与论证[J].现代城市研究.2004（2）

[3]吴刚.新时期重庆经济发展高成本及对策初探[J].重庆经济.2007（3）

4.城市化经济发展 篇四

10月31日，一份由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领衔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报告——《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在中国科学院发布。这份报告深刻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全面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内涵和动态评估。

新型城市化的必然性

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新型城市化”这一理念的形成，体现了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寻求自我升级的自觉意愿。实现新型城市化，最关键是要理解“新型”的深刻含义。“新”必然区别于“旧”，同时正确处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它是一种“扬弃”——既要大胆创新，走出对传统城市化的误区，又要善用以往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将其推向新境界。尤其要“立新”。欲建新型城市，必先立新型思维、创新思维，善用地方文化特质，敢为人先，率先跳出传统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拼优惠政策的传统城市化路径，寻求包容发展、均衡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文章提供：建易网

新型城市化是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造、转型升级、内涵提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发展遇到的这一系列瓶颈问题，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甚至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从世界城市发展趋势来说，世界上发展较好的城市，都在向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迈进。“城市更新运动是一个潮流，不走这个潮流，就会落伍，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就能让城市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以人为本走城市化道路

在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型城市化路子。应该将实现新型城市化，自觉“嵌入”社会建设的宏大语境中，以此提升未来城市的内涵和发展水平。从传统的人口聚集性的城市化转换为内涵式的城市化，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来实现城市结构转型的城市化的提升。

新型城市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城市社会变革”，厘清“政社关系”、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是其中重要内容。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与城市规模的矛盾，牛文元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在城乡一体的民生建设方面，则必须增加社会事业财政性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全面完成农村社区城镇化建设工作;推进统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等一系列工作。

调整城市功能布局，科学确定开发边界和开发强度，构筑集约有序、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绿色高效的交通网络和城乡一体发展格局的城市空间，高标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智能综合交通系统，建设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绿色城市交通体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快转制社区城市化进程，创新城乡一体发展机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空间结构。生态意识尤为重要

今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城市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也不可逆的过程。实现新型城市化，同时必须对“城市化”有新的、更科学的认识。

在古代，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到了现代，人类已经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自然界最大的破坏者。人类发展到现在，在物质需求、自身欲望的影响下，剥削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自然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在现代化，特别是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能够与自然保持和谐，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让“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美，水在脚下流，花在身边开，鸟在树上叫，人在画中走”是城市的愿景。

传统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留下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千城一面等诸多“城市病”;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二元格局日益严重，基层矛盾积累发酵。新型的“城市化”必须以此为鉴，通过“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幸福城市”等科学化、精细化手段治愈城市病，全面实施“建设美丽城乡行动计划”;通过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构建既差别化发展，又协调共进的城乡关系。既注重“自我修炼”，又要加强“合纵连横”。

乘骥驰骋，导夫先路。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历史延续，是对过去改革开放路径、发展经验、举措的更高层次的提升。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由要素驱动向智慧驱动转型，才能实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生态优美、社会文明、城乡一体、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新路。

5.城市化发展发言材料 篇五

主题组织生活会发言稿

最近，“新型城市化”的话题十分热闹，但到底这是个什么概念，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新型城市化到底“新”在何处？“新”在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这条道路，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涵特征：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人是城市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规划为人而设计，交通为人而建设，环境为人而美化，人在城市中可以找到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城市成为关怀人与陶冶人的幸福家园。

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强调集约、生态、低碳、包容的可持续发展，推进节地、节水、节能、节材，突出城市内涵提升和功能完善，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动力。强调以新知识、新技术带动发展，以智慧城市引领发展，以人才集聚推动发展，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展动力更加多元强劲。

更加注重优化发展空间。强调按照精明增长理念，优化提升城市空间布局，统筹城乡全域规划，推动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紧凑高效的城市空间格局。

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强调城乡一体，把城市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但当前广州的城市化水平还存在很多差距，比如：

（1）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的城市发展，比较关注经济成长、看轻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高位增长，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财富迅速积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

（2）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虽然我市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当前，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城市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迈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轨道。

（3）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

（4）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

（5）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包括初级产业用工荒与高端人才求职难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长小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可以在进一步加快人才建设作出努力：

第一：从个人角度来说不断提高自己专业技术水平，严格遵守专业技术人员聘任管理制度。

努力提高个人的职业道德。

第二：在教育工作中要必须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注重学生德育的培养，教会学生做人更重要。着力发挥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崇尚道德、诚信广州”主题教育，在校园内形成成知荣辱、讲正气、戒浮躁、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第三：在家庭教育方面，我要做一个及格的家长，需要不断学习改进。培养全面发展的孩子。

6.城市化进程,发展历史 篇六

城市化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主流的事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言“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在未来的30年中，城市化将是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主流。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刚达到6.1亿人，城市化率约47%，每年增长将近一个百分点。在未来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75%左右，中国将会出现巨大的人口变迁过程，即将有6亿农业人口走进城市。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以城市化进程度量房地产业的未来。每年城市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消化新增住宅供应的大半。以南京为例，根据建委统计，在2000-2005年，城市人口增加了125万，每年增长25万人，按照人居住房面积30平米计算，每年城市人口增加的增量需求为750万，基本等同于每年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的平均值。新增城市人口也为住房投资的转让和租金实现提供保障。南京市2020年人口要超过千万，基本上仍将持续每年增长20-30万人。

从城市化的数量来看，其是分阶段的，30%以下是城市化低水平时期（我国2000年前），30%以上是快速增长期，50%以上是平稳增长期，70%以上才是成熟期，而郑州是2011年3月份的数据显示郑州的城市化进程是41%，还有30—40年的黄金发展期。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期城市因生产力水平不高，可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农副产品数量有限，所以城市发展受到限制。那时城市数目少、规模不大，城市人口比重小，主要分布在灌溉发达、利于农业生产或便于向周围征收农产品的地带。早期城市主要为行政、宗教、军事或手工业中心。这个阶段延续的时间最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直到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18世纪中叶开始，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近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欧美国家城市数目激增，城市规模快速增长，英国在190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近代世界城市化的又一特点是亚非国家城市化的兴起，出现了一元的封建城市体系向封建城市与近代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化。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是近代城市化的第三个特点。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上升到29.2%开始形成世界规模。因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经济上也有一定发展，这一切大大加快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已经构成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

城市化的阶段特征

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大致呈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当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达到70%左右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市中心城工商业继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集中的同时，郊区人口增长超经济复兴，人口出现重新回升。

房产在中国发展史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

第一阶段： 理论突破与试点起步阶段（1978至1991年）

1978年理论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观点。1980年9月北京市住房统建办公室率先挂牌，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1982年国务院在四个城市进行售房试点。1984年广东、重庆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1987至1991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起步阶段。1987年11月26日，深圳市政府首次公开招标出让住房用地。1990年上海市房改方案出台，开始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1991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复了24个省市的房改总体方案。

第二阶段：非理性炒作与调整推进阶段（1992至1995年）

1992年房改全面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行。1993年“安居工程”开始启动。1992年后，房地产业急剧快速增长，月投资最

高增幅曾高达146.9%。房地产市场在局部地区一度呈现混乱局面，在个别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房地产泡沫。1993年底宏观经济调控后，房地产业投资增长率普遍大幅回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开始复苏。

第三阶段：相对稳定协调发展阶段（1995至2002年）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1998以后，随着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取消和按揭政策的实施，房地产投资进入平稳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业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第四阶段：价格持续上扬，多项调控措施出台的新阶段(2003年以来)

2003年以来，房屋价格持续上扬，大部分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明显。随之而来出台了多项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最早是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年历史。

第五阶段：房产泡沫即将破

历史上三次房地产泡沫

●美国：1926年破碎，间接引发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日本：1991年破碎，导致日本长达15年的经济萧条●东南亚、香港：1997年破碎，香港出现十几万名百万“负翁”

经济经过一次重创后，房价以平稳螺旋式上升，一直到今天的房价，目前，美国洛杉矶房价一般在200万-280万可以买到70-150的房子的公寓，折合人民币单价3万-4万，在美国纽约房价一般在4万-6万。香港香港区一般房价基本在折合人民币单价4—7万，新界

基本在3万到6万。

房地产的强劲发展给各国经济都带来巨大的伤害，20世纪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100年但总体房地产业的兴盛无疑是刺激这100年间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中国也是这样，别看中国掩饰的挺好，能遮挡住国外的爆料吗？中国的经济已经收到重创了，中国房地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肯定是有泡沫，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肯定会对房地产调控的，房地产发生泡沫是正常现象，甚至崩盘也是正常现象，调控以后国家是要淘汰掉一些小企业，一些发展不规范的企业，促进房地产行业的正规健康发展，更专业化，更人性化，产品化，所以淘汰必然会带来挑空，我们要正视对待经济发展规律，现在国家已经发现问题了，已经开始调控了，李克强发表说 “房地产调控政策会继续执行下去，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健发展。”

总结三点：

1、中国城市化进度发展推动下，房地产仍然有30-40年的黄金发展期

2、根据外国房地产，香港房地产发展历史，可以参照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只是初期，潜力非常大，也避免了社会大经济的动荡

3、目前国家政策是倾向保证房地产健康稳健发展。

短期市场：

1.此前就短期的市场（半年内）进行了判断。也提到，作为一种长远看待的背景，虽然几乎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但是中国大城市房价的螺旋式上升在未来十年乃至二三十年时间内是不可改变的趋势。评价短期的市场和长期的市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短期市场主要是看政策的变化，长期的市场则在于制度和其他客观事实的影响。前者的变

7.论城市化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七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分析

由于受到不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不同类经济都趋向于沿海位置城市集聚, 形成不同程度的差距, 而差距不仅仅在地理位置上比较突显, 同时在城乡之间也较为突出, 地域之间的差距与城乡之间的差距有着特殊的勾连关系, 溯源而逐, 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方是一切差距的始作俑者。就目前而言, 我国面临着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两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回顾历史, 中国东部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在短短几年内迅猛发展, 无论是从基本的GDP指数还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都可现象出来。然而相对东部, 东北地区近似乎西部地区发展脚步相对较慢, 作为东西的连接处相对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略显突出, 如此进程的发展, 东西部地区必然被明显的差距所拉开, 且逐年激增。从人均消费水平的均值上来看, 数据表明自改革开放之后, 差距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 东部的城乡差距尤为明显, 中部次之, 东北差距最小。直至今天, 东北地区依旧保持一个较为低的程度上。为解决该问题, 中国恰逢适宜的制定了城乡一体化的政策, 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与我国当代国情甚是和谐,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是真正在为人民谋福利, 特别是对于欠富裕的人群来说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福祉。再一次从经济服务于政治, 与三农问题密切相连。不再是城乡二元分立的旧式思维, 摆脱城乡不协调的不合理分化。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解决城市化发展中城乡和对要素流动化设置问题, 可以遏制差距进一步的增大。导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 内部劳动生产率成为相对较重要的阻碍因素, 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实现城市化进程, 就必须要面对当前的“工农”结合的问题。所谓工指的是在工业化初期应该给予农村劳动力以最大范围的吸收和消化, 并且从根本上改善劳动力素质,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平衡城乡发展离不开可持续发展, 更离不开工业化的带动。工业发展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命脉。工业化发展进程, 要能够提高收益,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使工业趋向于规模效应的发展模式, 减少浪费, 以求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首先, 在保证充足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后, 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也必将随之上升。对于相对不发达地区劳动力要予以长期收益性资本投资。目前, 就农业而言, 鼓励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跨进, 逐渐缩减城乡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差距。若要取得在城市中集聚发展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城市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 工业化推动是必经之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的工业化集聚并不理想, 同时城市化又无法赶超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的基本发展水平。必然对劳动力合理配置以及要素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体现在劳动力的剩余量不合理突显, 农村的整体经济结构与发达区域的结构呈现倒置之态。农村居民的收入包括自身农业收益以及非农业的外来收益也在不同程度的出现缓慢增长状况。如何推动城市化顺利进入, 需要有信息技术力量的扶植, 产业人才的引入。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反哺于知识力量的集聚与技术力量的创新, 使其不断的壮大。城市与乡村之间应该起到互补的作用, 乡镇是城市的补给站, 城市是乡村的领头羊。城市带动乡村, 辐射整体范围, 但一旦城市力量出现任何薄弱处, 地方也应该给予弥补。从集聚走向分散, 再从分散走向融合, 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体现。

三、集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体现在整体发展战略思想的模式有均衡和非均衡两大趋势。其中, 与均衡发展战略相对应的产业分布模式是对称分布模式, 与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对应的产业分布模式是非对称模式或者中心一外围模式。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或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欲求理论上的纯粹公平都是相对不易的。所以如若持平均主义则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最终和谐发展, 在进程中必然有取舍, 也必然有偏颇。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发展地域的优势项目换来资本谋求更深远的经济增长。在效率优先的状况下兼顾公平, 或是将其定位于两者之一。在解决问题之初, 予以肯定是顺利度过各个阶段的选择, 同时以不平衡发展为发展基础, 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国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总共划分为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从总体上看, 中国的各个区域都呈现较快发展, 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有所提高。然而, 由于自然廪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 中国这个巨大经济空间的发展仍然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区域内部来看, 东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反而比西部地区大。从历年数据显示, 东部长时间对东北部、西部处于领先地位, 由此表面差异的客观性, 然而这种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到经济增长, 提供适当的有利因素。根据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非只求协调忽略总体水平使其长期处于较低的状态。所需要调整的对象包括东西部之间以及东北部西部的内部。当前区域经济协调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二是如何控制东部发达地区的内部差距, 使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得以维持。因此, 协调的对象既包括整体又包括局部, 只有探索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一般规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结语

随着集聚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 城市作为其发展产物逐步凸显其雏形。集聚经济由于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由此, 我们可以根据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来评判经济增长趋势, 通过城市化来折射出总体的经济水平, 通过对城市化水平的差异的比较来监察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城市群或者都市带的形成是城市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是中央和地方所关心的问题。中国之所以积极推进大区域经济合作, 是由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经济结构不合理, 许多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集中资金、技术和资源, 有重点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发挥地区特点, 优势互补, 加强区域合作, 才能使各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通过以点带片, 辐射周边, 带动一方经济主要是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在不牺牲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从总体上看,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总量、结构的协调和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目前, 国内外对于城市化区域经济研究日趋明朗, 同时在不断的修正中也取得了颇丰的硕果, 但依旧有诸多问题以待完善, 留给后继者以无限的研究空间, 以求得更好的为经济体服务。

参考文献

[1]罗亦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及因素检验[D].湘潭:湘潭大学, 2010.

[2]赵剑治, 陆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经济学季刊, 2010 (1) .

[3]纪丽萍, 张天维.东北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方向性问题分析[C]//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10.

8.城市化经济发展 篇八

【摘 要】本文着手于城市化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经济力的发展与概念，通过对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为我国今后的城市化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金融经济；作用机制

一、引言

在我国金融市场相对薄弱的特殊时期，金融经济力的提升与优化逐渐成为我国众多行业主要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城市化经济建设中的金融经济能力优化与提升，已经成为我国不同市场经济领域应当共同关注的内容。受国内城市化建设速率不断加快的影响，我国企业单位与服务生产部门在经营运作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到了自身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方面，只有正确把握城市化经济的金融经济力，才能有效帮助企业提升自身的运营与发展实力，确保企业单位与服务生产部门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并且稳步获得经济效益的提升。

二、金融经济力的发展与概念

金融经济力是经济力中的一种，更是经济运行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在广义字面意思上对经济力进行解释与研究可知，经济力当中具体包含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能，狭义上的金融经济力指的是企业、服务部门、金融机构等部门资产规划与运用，这些企业单位通过对资产要素进行相应的分配，充分实现对自身经营效果的控制。金融经济力的内在因素决定了其对于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收益分配机制等，作为经济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金融经济力是金融行业以及其他企业单位中能够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形成正效应的金融潜能。在金融经济力当中具体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金融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金融潜力，在实践环节具体表现出企业单位各个层次的金融资源运行进化能力以及为其他行业所提供支持的能力；第二是金融经济力在各层次城市化经济运作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效应；第三是所有金融潜能中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作用的经济部分。

在城市化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金融经济力通常需要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即金融力在货币理论视角下的发展过程以及金融力在整个货币体系中活跃的高速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提升，金融经济力又将会逐渐成为企业单位运营过程中的经济重心，在于金融发展理论相结合后，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单位的运营与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进程开始加快，市场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金融行业在其中发挥着更加重大的实际作用，有效促进了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人们在研究城市化经济的过程中，逐渐把金融力纳入到了城市经济运行的视角当中，以此为我国金融经济力今后的实践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地基础条件。

三、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机制

1.城市化经济在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力形成机制

城市化经济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衍生品，能够实现以城市空间为载体的高速经济发展模式，充分提升城市化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进程。在城市化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人们通常都会将主要发展的方向集中于城市经济的转移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城市消费、建设与投资。通过对我国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运作情况进行研究可知，城市化经济具体指的是由城市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中具体包含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多方面内容。在我国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促进市场化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发展目标，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金融作用主要是为了促进实体业的发展与进步，是作用于整个市场化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前提保障，更是城市化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与提高的基础。随着我国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增强，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稳定的一条发展路径，在实践环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科学性，能够确保我国经济运营与发展的正效益，充分推动国内宏观政策与金融经济力。在金融运行过程中，其所带动的边际收益将会远远大于质量提高后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因此，城市化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应当建立在良性增长的基础之上，是我国城市化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能够更好地借助金融经济力的发展机制实现整体运作效益的提升。

2.城市化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力所表现出的不同作用

在城市化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过程中，金融经济力主要是以时间层次来进行金融资源力的运用与表现的，金融资源力在这一方面具体指的是金融资源运动过程中所形成得资源与经济重配能力。通过对我国城市化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可知，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以货款和存款等形式来作为金融资源基础的发展形势较为常见，这种运作模式以资金调配的形式对城市化经济的运行进行着各种资源内容的使用与交换，以此促进城市化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其次，金融组织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主要由法律体系、非银行体系、金融规范体系等方面内容所组成，具体指的是金融体系运转过程中所组成的部分协调运转能力，该体系在城市化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能够凭借金融资产的运转来调动企业单位及服务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力，把城市化经济当中物流、商流、人流、信息等领域加以充分运用，进一步促进我国城市化经济的活跃程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化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金融经济力是保证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条件之一，能够充分实现城市经济表现力、金融力的统一，使政府单位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来促进国内城市化金融经济力作用的发挥，以此促进我国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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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广宇.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23（07）：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