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成语故事--竹林七贤

中华成语故事--竹林七贤（精选3篇）

1.中华成语故事--竹林七贤 篇一

司马昭和竹林七贤：司马昭是仁义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对崇尚自然，反对礼法的竹林七贤是支持和保护的态度。嵇康与皇家是疏远的，皇帝公车征召过羊祜等人，却没有征召过嵇康，甚至连他生活饥寒要靠打铁补给也没有赈济，比不上司马昭还接济了贫寒的山涛二十万钱。结果山涛被司马师称赞为吕望重用，嵇康始终是闲职。最终却是他的好友山涛要把自我的职务吏部郎让给他，这是同党的推荐，嵇康谢绝了好友的让职，却没有与山涛绝交，嵇康把山涛比作大禹、孔子，没有讽刺他，遇害时把儿子嵇绍托孤山涛。其兄嵇喜是司马昭亲信，写过传记纪念嵇康，整理嵇康遗作。司马昭是不会杀害嵇康的，因为他辅政不会直接审理风化案件。

与嵇康相比阮籍更是司马氏的亲信，任职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幕府，好酒的缺点连嵇康都批评，崇尚刑法的钟会多次用时事相问要治罪他，礼法者视之为仇敌，结果因为司马昭的保护获免，司马氏集团对他最反感的何曾也仅是要把他外派边疆，比起仇视他、要害他的刑法之人仁慈些。阮籍求任东平，旬日弃职而归的行为，司马昭不仅仅不治罪，依然重用，可见对他的器重。他的侄儿阮咸也是七贤之一，任职散骑侍郎，子阮孚在东晋任侍中等职。山涛是张皇后的亲戚，出身寒微，也是才能出众，有远见卓识。他加入司马氏集团成为核心成员，他尽管任职依然贫寒，与嵇康等做竹林之游，司马师赠送衣物，司马昭赠送财物。

山涛在晋朝任职司徒，也是杰出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中散骑常侍阮籍、中散大夫嵇康任职最早，山涛在司马师执政时出仕。当时年轻的王戎、阮咸和向秀、刘伶没有任职，向秀是在嵇康被害后，做本郡计吏到洛阳。司马昭去问候他，说你有隐士的志向，为何到那里，回答说巢许洁身自好，没有理解尧的心意。司马昭大悦，立即任命他职务。向秀为本郡做事，仅仅是低微的郡吏身份，没资格见司马昭，出差到洛阳。身为执政大将军的司马昭能亲自去问候他，也体现了司马昭对竹林七贤的倾慕。向秀身为中间派的逍遥人士，在嵇康被杀，自身也受到刑法礼教者的威胁下，最终站到司马氏集团中。向秀并非像他传记中说是容迹无职的闲差，他先后担任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他也参与政治派系，与任恺、张华、温J、庾纯等是同党。

王戎出身名门，年仅十五岁就参与了竹林七贤的社会活动，经过二十年后，在社会很有声望，钟会伐蜀时向他问计，回答说要为而不恃。不久也理解司马昭的征辟任相国掾，加入司马氏集团，官至司徒。刘伶以好酒出名，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晋武帝反对酗酒，杨宗、阮咸都因酗酒失职，对刘伶也没任用。刘伶虽然没有任高官，最后也以寿终。司马昭对竹林七贤是爱护的，执行他们反对刑法礼教的政治理想，司马昭是受尊敬的历史人物，不仅仅羊祜、凿齿等赞扬他，连丘俭都尊敬他，裴松之辩驳了嵇康被司马昭误杀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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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林七贤六阮咸高考作文素材 篇二

琵琶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阮咸”。晋以后的一些朝代，干脆将琵琶称为“阮”。

其实，“阮咸”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阮籍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上的旷达不羁，二是音乐上的细致入微。由于他对琵琶的制作和演奏都很在行，所以琵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可他这么一个情调高雅的人，竟也有“不光彩”的经历：与一头猪同在一个盆子里饮酒！那么，他作为当时很有名望的文人和音乐家，为什么与猪同饮呢？他的处境和心境，又是怎样的呢？

一

阮咸，晋初名士也。他和他的叔父阮籍一样，都是旷达不羁的名士，人称他俩为“小阮”、“大阮”。阮咸讨厌官场的污浊之气，蔑视封建礼教，宁可一人喝酒弹琴，消愁解闷，也不愿与庸人来往，大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超脱与旷达。

当时的洛阳，虽经受多次战争的破坏，但还是比较繁华的，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阮咸的老家在陈留，即现在的开封附近，但他刚刚懂事就很向往洛阳。

他的父亲名叫阮熙，是阮籍的哥哥，曾做过太守，但是不知为何，阮咸家非常贫穷。少年阮咸相貌堂堂、谈吐不凡，但平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这使他有了自卑心理，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不愿与人交往。

晋初的社会风气非常不好，门第观念很重，谁若是贵族出身，就会受到尊重；若是家庭贫困，又没有贵族血统，大家就瞧不起他。阮咸就常遭别人歧视。

当时有一种民俗，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就是在农历七月七这天，各家各户都要把衣物拿出来晒一晒。按说，七月的阳光很好，把衣服、被褥什么的拿出来晒一晒，让紫外线把那些霉了的、潮了的衣物消消毒，是很有好处的，但当时人们晒衣物的目的，却是为了炫耀。

炫耀什么呢？大户人家，用绫罗绸缎缝制的衣服很多，拿出来晾晒，就像是举行时装展览，红白绿蓝，随风飘舞，煞是好看。可是，那些贫苦人家，只好把旧衣服熨了又熨，把那些破了的和有补丁的地方都掩盖起来，才勉勉强强地挂出来，心里是非常沮丧的。

话说阮姓是个大家族，好几百号人住在一个区域。住在北边的人都很富有，称为“北阮”，住在南边的人都很贫穷，称为“南阮”，阮籍、阮咸等就住在南边。

这南北的一穷一富，形成对峙，有了矛盾，也就有故事了。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七，家家户户又要晒衣物了。一大早，“北阮”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把好衣服挂了出来，并互相打着招呼，炫耀着。阮咸在这边看到了，觉得那些人很浅薄，令人厌恶。他回到屋里，拿出一条粗布短裤，用一根长长的竹竿，高高地挑起来晒到外面。

那短裤皱皱巴巴的，样子很不雅，迎风放肆地招摇着。这是他在示威。“北阮”的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的好衣服面对着一条破短裤，摆阔有啥意义呢？就不再张扬了。有人过来问阮咸：“你怎么挂了一条短裤出来晒呢？”他回答：“既然这个节日到了，我也未能免俗，表示一下意思吧。”

成语“未能免俗”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魏晋人饮酒、炼丹、服药等现象进行了剖析，说这些名士赤脚、袒腹、裸体，让自己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接触大自然，真是各有特点。在“竹林七贤”中，最懂音乐的是阮咸、嵇康和阮籍。三人之中，阮籍喝酒很厉害，嵇康服药很厉害，而阮咸喝酒的方式很厉害。

阮咸喝酒，常常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兴致来了，有酒就喝，一不管酒的质量如何，二不管是谁的酒，三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一次，他与族人聚饮，大家嫌用小杯子喝不过瘾，改用一个大盆子代替，正喝得酣畅淋漓时，忽然跑进来一群猪。

那时的酒，类似今天的米酒，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怕是猪也爱喝。只见一群猪拱着鼻子与大家争饮，众人连忙轰赶这群猪。一群大猪被赶走了，这些人却惊呆了：好家伙，只见留下的一头小猪，正和阮咸头挨着头，一块儿扎在盆子里喝酒呢！阮咸喝得醉醺醺，小猪喝得美滋滋，竟不分彼此了！

众人都笑了，赶紧对阮咸说：快把猪赶跑！它正与你痛饮呢！阮咸却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意思是说：天地造化万物，原无贵贱之分，为啥就不能让猪喝点酒呢？来来来！共饮，共饮！他热情地邀请小猪，又痛痛快快地喝起来。

阮咸的`这种做法，不但无视封建礼教，也超越了人性的弱点。1700多年前的西晋初期，封建礼教每天都在“吃人”，他这样做，绝不是犯傻或者精神上出了问题，他这是在故意蔑视、反抗封建礼教。

阮咸的勇敢精神还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他不像那些封建士大夫，心里想着女人，嘴上却贬低女人，见了女人就躲开。阮咸曾经喜欢一个婢女，这婢女是鲜卑族人，很漂亮。阮咸的母亲去世后，这位婢女要远走他乡了，但阮咸只顾读书，竟浑然不知。当他听说这位姑娘拿着行李走了，赶忙向别人借了一头驴，骑上就追。

这时候他还穿着孝服，人们见他拼命追赶那姑娘，觉得有点过分，就问他：你追一个婢女干啥？他竟回答：“人种不可失！”直听得人目瞪口呆，却不知他说的是啥意思。

三

阮咸还是当时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但他的文学作品却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无法通过文字窥见他的文采。但是，人们在他的墓穴中发现了他的“影子”。

这个“影子”，是一把琵琶，殉葬品，铜制的。这把琵琶伴随他长眠地下，经历了从西晋到唐朝400多年的岁月。这把琵琶出土的时候，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歌舞升平，所以对乐器是非常重视的，唐玄宗让弘文馆学士元行冲对琵琶进行鉴定。元行冲鉴定后指出：此物正是阮咸的遗物。

经过400多年的锈蚀，琵琶已经满身铜锈，不堪使用了，宫廷乐匠只好照着样子仿制了一把，所用材料不再是铜，而是上等的木料。琵琶仿制出来后，经过实验，人们发现其音调激越清雅，就称其为“月琴”。

唐德宗统治时期，著名学者杜估指出：既然“月琴”是依据阮咸的琵琶仿制的，大小、形状以及音色都与原来的琵琶差不多，为啥不将月琴命名为“阮咸”呢？从此，我国的琵琶有了“阮咸”这个别名，以纪念这位有着鲜明个性的音乐家。

现在想想，那把埋在墓穴里的琵琶，不知隐藏着多少风流故事。我们虽然无法目睹阮咸怀抱琵琶的风姿，也无缘聆听他的演奏，但可以肯定他那颗心绝不会与琵琶同朽！阮咸本人也像他的琵琶一样，有着金属般的质地，掷地有声！

阮咸的音乐天分很高，很小的时候就通音律。少年时代，他听音乐时的表现便与众不同，可以做到“神解”。所谓“神解”，就是乐声只要钻到了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他都能分清楚，而且丝毫不差。这样说，可能有人不相信，说他会恁神？其实，古人的本领，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三国时期吴国的俊朗人物周瑜，就有这种本事，别人演奏时，他在一旁饮酒聊天，但只要有一个音符错了，就别想瞒过他的耳朵。“曲有误，周郎顾”，当时流传的俗语，说的就是这事儿。

这样一来，阮咸就要得罪人了！他得罪的，竟是执掌全国乐礼的最高长官荀勖。据《世说新语》记载：荀勖主管乐礼，位高权重，对音乐也很精通，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是天下无双了，但实际上他的音乐才能不及阮咸。一次，荀勖自造新律，请阮咸来欣赏，阮咸认为新律不合乎古韵雅乐，难以表现音乐里“中和”的境界，就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荀勖一听非常恼火，认为阮咸是对他妄加指责，是存心捣乱，就向晋武帝进谗言，革去了阮咸的官职。

阮咸当时的官职是“散骑侍郎”。你看，当时的官衔里不知为啥有那么多“散”字，嵇康被称为“嵇中散”，最后弹了一曲《广陵散》，飘逝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而阮咸的这个官职，“散”字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骑”字，就更浪漫了！似乎可见阮咸骑马而来，轻弹琵琶，无拘无束，一路高歌地行走在天地之间。

荀勖进了谗言，使阮咸遭贬之后，却发现自己错了--原来，有人在掘地时挖出了一把玉尺，是周代的，这种尺子号称“天下正尺”，被认为是最准确的尺子。荀勖如获至宝，马上用来校对新律。他这才发现阮咸当初的指责一点儿不错，新律都比正尺稍微短一点！荀勖羞愧难当，知道是自己错怪了阮咸，深知阮咸的才能是被埋没了。

看来，阮咸遭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压制，在乐坛上，他的才能也不能得到正常发挥，他常为此感到愤懑。据说，他的琵琶有时会自动鸣响一个颤音，那颤音听起来很凄美，像人的哭声。这当然是人们的杜撰。不过可以料想，阮咸一生都很压抑：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没有保留下来；弹奏了那么多美妙乐章，流传下来的也很少；就连有的书上介绍他的生平时，竟也写着“生卒年不详”。

3.中华成语故事--竹林七贤 篇三

论文摘要：魏晋时期，战争频起，政权动荡。继曹不代汉之后司马氏篡位，因朝中官宦立场复杂、心怀各异，司马氏以残暴血腥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论文坛还是政界，都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不愿意违心仕晋，就选择一条归隐的途径，“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领袖人物阮籍和秸康才华横溢、人品高洁、内心正直，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尽力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身处黑暗的政治环境，却不因此丧失生命的色彩。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用自己精彩亮丽的生活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千年美谈。

论文关键词：竹林七贤 阮籍 稿康

献帝建安十年(205)，当时虽名为汉室，实则权归曹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十年间逐渐确立威名。三足鼎立之势虽持续数十载，后终究归于魏。曹王代汉，司马炎篡魏，朝代频繁更替却不逾百年。司马鳅崛起于魏室鼎盛之初，朝中多魏之仕臣，而司马欲夺魏室，必定大开杀戮，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魏晋之际确是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时代环境的险恶多变，使刚刚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其思想信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司马氏的胜利夺权，使天下一时“名士减半”。“竹林七贤”恰恰生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生存在最黑暗、残酷、虚伪的改朝换代之际，起初仍然可以活得很潇洒。他们悠游山林、饮酒唱和、琴箫相谐、傲视世俗，为自己的诗意人生泼墨着色。司马氏的强权政治终究迫使他们分道扬镰，但竹林七贤却依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思想自由。他们所确立的名士风流，永远飘逸在士林的心灵世界，千秋不息。

为了摆脱当时的政治旋涡，一些清醒的有识之士渐渐远离仕途，归隐林泉。其中，以阮籍、稽康为代表的在野名士集团“竹林七贤”，名重一时。《三国志・王集传》注引《魏氏春秋》说:y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温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娜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来，阮籍、向秀等被迫人仕，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名士本色。

阮籍出身陈留著名士族，生于建安十五年(210),是魏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中阮璃的儿子。阮籍幼孤，不到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阮籍自幼资质出众，8岁时已可成文，其族叔魏清河太守阮武曾赞赏他“以为胜己”。《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出身名宦，形伟貌丽，才华横溢，名噪一时。初仕于曹爽集团，然其慧眼早已识得曹爽之徒不能济事，故隐退之。后被司马氏笼络，因碍于政治压力被迫屈仕于司马。有记载表明，在阮籍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司马氏的一次次屠杀，其惊骇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在阮籍的《咏怀诗》第33首中，真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由此可见，阮籍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他的内心却又时刻保持著名士气节，不愿和血腥的当权者司马氏同流合污。他向往着信仰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但又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压力，于是他曾几度委婉地争取自己的自由精神空间。《世说新语・任诞篇》传曰:“籍放荡有傲世情，不乐仕官。晋文帝亲爱籍，恒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人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视官禄为游戏，他不愿为官，也只好用另一种方式与之抵抗。

当时的司马氏血腥篡位，却仍然大唱“以名教治天下”的高调，给自己戴上儒教虚伪的面具。阮籍等竹林七名士明于世事，在政治之外仍保持着自己的超脱。《文选》卷21有撰:“阮籍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设邪?”’《世说新语・任诞篇》又日:“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坊酣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蔑视俗礼、自我解脱，虽有尽车辙坳哭而返的痛苦，但亦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排忧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生的升华。

如果说阮籍的政治态度较为谨慎，稽康则更为鲜明犀利。秘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小阮籍13岁。《三国志・秘康传》记载:“(稽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论，可以养求而得也……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稽康之妻为魏武帝子沛穆王林孙女长乐亭主，因此稽康曾经仕魏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此后一直拒绝司马氏的招用。秸康的朋友山涛升职后举荐他代己之职，稽康愤作绝交书以示决心。书中公开批评当时权者“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后借吕安事件将稽诛之。稽康的个性比阮籍更加张扬与峻厉，这也导致了他一生坎坷。秘康与魏室通婚，在政治上也和曹氏关系密切。对于司马氏篡位，他的立场彻底倒向了曹氏。稽康曾作《太师篇)),《管蔡论》、((卜疑》等论，都涉及对司马氏行为的指斥及表明自身不与之并世而立的志节。

稽康并没有以姻亲的便利作为自己显身扬名的阶梯，也不因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而屈身于仕途。相反，他却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修身养性，明志无为。他的《养生论》、《释私论》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稽康不为官职所束缚，他超然地悠游竹林、鸣琴唱和，所以“京师谓之神人”。“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秸康在《答二郭》中有云:“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也是稽康对自己精神追求的表露。

秘康虽有志于养生，但司马氏的残暴使耿直的`他无法保持沉默。当司马氏贰杀曹髦之后，播康终究还是写下了《难自然好学论》如此峻切的篇章，公开嘲讽司马氏集团的虚伪说教，同时还无比尖锐地讥刺了那些名教礼法之士。他在文中有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种种黑暗面前，秘康的铮铮铁骨和傲然不屈的伟岸风姿。他在痛苦中选择了超脱，于是诸多怪诞行为由此而生，这不仅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稽康文采斐然、博学多闻，确是魏晋名士的佼佼者。《世说新语・容止篇》有云:,秘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异。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宁。’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康别传》注引:“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是非常之器。”秘康有这般形貌，“风姿爽朗，天质自然，虽不修名誉，而名誉自来矣。”在竹林七贤中，稽康确是一道明亮炫目的景致。

秘康与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从其游者还有阮咸、王戎、刘伶、山涛、向秀诸人，他们虽不似阮、播二人美姿博才，却也各有风致。“竹林七贤”大都喜纵酒，任性放诞。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他们以荒唐来对抗黑暗现实。他们是痛苦的沉醉者，也是勇敢的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