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率与毛利率（共8篇）
1.税负率与毛利率 篇一
宏观税负影响因素分析与分解
相关词条：税负, 影响因素, 分解
摘要：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但各因素对税收增长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将此方法应用于实践，揭示我国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关键词：税收，影响因素，因素分析法
税收财政原则要求税收收入能够充分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的需要；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外生变量，其任何变化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一国政府在设计税制和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显然，税收首先应当拿得出，其次应当适度。拿得出是从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中拿，因而影响社会剩余产品价值的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都是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而且名义税收与实际税收往往差异较大，这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适度就是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能够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所需，而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出量又是由政府的职能范围决定的。因而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
一、经济性因素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经济性因素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产品就越丰富，人均GDP水平就越高，税基就比较宽广厚实，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就较强；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产品不丰富，社会剩余产品少，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都比较低，而税收主要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纳税人税负能力减弱，税收收入必然随之减少，否则只能是“竭泽而渔”，最终损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低。
经济的运行质量与税收负担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可提供更多的现实税源，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增强。经济运行质量可从投资的效率和资产的增值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投资的效率越高，投资的回收期越短，投资的回报率越高，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越强，提高税负的潜力就越大。资产的增值能力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投资是在低水平上重复进行，资产的增值率在低水平上运行，提高税收负担水平的余地就较小；如果投资是在高水平上进行，以低投入和低消耗求得高质量和高效率，同等的经济增量可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宏观税负就会相应增长。
经济结构影响税负水平。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产品的盈利水平不同，向政府提供的税收数量也不同。如果盈利水平高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提高，就会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增强，因而政府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有潜在的能力；反之，如果盈利水平低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低下，因而承担税负的能力就弱，政府要适度地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会受到制约。一般而言，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初步发展并处于辅助地位的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土地及自然条件约束较强，宏观税源增长缓慢且不稳定，税收增长率缺乏弹性，发展中国家多属这种产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农业不占主导地位，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进
一步发展但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占有一席之地，但所占比重有限，这种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减弱，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成为影响GDP及税源的主要因素，税收增长弹性增强。在以第三产业，即金融、贸易、服务业等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高度发展但比重不断下降的产业结构下，以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为基础，以人的知识、技能、经验、智力为主要依托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税收增长弹性充足，税基宽广，税源丰富。
二、制度性因素
税收分配的实质体现了一定的分配关系。在税负运动过程中，所有制通过制约税制结构和税收分配中所有制比例对税负水平发挥着直接的影响。首先，不同制度国家的税制结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首先表现为市场决定的要素报酬。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全部分配给个人，形成个人收入，由个人依法纳税，税后可支配收入安排消费、投资等支出，这就为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提供了经济前提。国家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税收总量，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公有制经济中，大部分经济资源为公有，个人除拥有劳动资源以外，其它财产占有量极少。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在国家所有者、法人所有者和个人之间进行，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基本比例。个人收入主要来自按劳分配收入，来源于利息、红利及其它所得部分有限。这就使个人所得税税基的广泛性受到一定限制，个人所得税便失去了主导地位。由于个人很少直接进行生产性投资，企业和政府是主导的积累主体，因而，在宏观调控中往往只能采用流转税与价格杠杆和产业政策的综合运用，调节资源配置结构。其次，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变化带动税制结构相应变化。以我国为例，建国初期，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了调节各种所有制经济，使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税制结构上采取“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对同一商品在流转过程中征收几种税；同一种税在商品流转的不同环节几次重复征收。1958年以后，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税制被简化成单一的工商税制，税收分配几乎被利润上交完全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实行差别政策。
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一般说来，一国税收制度的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率设计、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设计，都会对该国的税收负担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各种税率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程度上，税种设置得多，将使征税范围变宽、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就会增加。同时，在税制设计中，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不同选择和搭配，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具体而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由于征税税基是商品的流转额，且除少数税种实行定额税率外，流转税主要实行比例税率，而比例税率的特点是不论课税对象数额大小，统一适用一个比例，因此，流转税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相等，征税数额依据税基的增加或减少，呈同比例的增减。在这种税制结构下，税收收入的增长往往低于或最多保持与GDP增长同步，不可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以累进制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则不同，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税负上升。正是这种累进机制能够产生收入爬升效应，税负随着税基的扩大而递增，具有较大的弹性。主体税种的选择对微观税负水平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得税负的规避现象时有发生。因为流转税主要针对商品征税，而对服务支出，特别是商品投入很低的服务征税相对较轻，纳税人可以通过调整其支出类型，如从消费商品转移到消费服务上，就可以逃避一定的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在培养和壮大潜在税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宏观税负水平。世界各国政府均实行若干税收优惠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增长机制，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而且，税收优惠的存在，会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等方式，带来非税产值的扩张和正常税源的转移，从而形成巨额
税式支出，进一步减少政府实际征收的税收数额，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实行外贸限制政策，将刺激国内厂商生产成本高的替代品，维持较低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减少总体税收收入。由于一些税收采取从量计征的方式征收，通货膨胀政策则会降低总体税负水平。政府收入形式划分的不同，也会使税收负担水平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收入可划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比重大，必然降低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降低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而影响税负水平。
三、征管能力
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在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时，税收流失严重，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减少，宏观税负水平较低；反之，在税收征管水平较高时，税收流失减少，税收收入的课征数量更接近于制度的规定，宏观税负水平较高。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仅能尽可能多地获得税收收入，而且能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因为低劣的税收管理也可能从易征税部门（如工薪收入者）那里征收大量税款，却难以从工商企业和专业人员那里收到应收的税金。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但应加强对税务登记的在册人群的管理，而且应加强对那些漏征、漏管户进行有效的征收管理，从而尽可能地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税收征管能力弱会加剧税收征管的难度。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难以征收入库并非罕见。由于征收管理能力弱致使税收收入流失，使得税制弹性降低，进一步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下滑，为了保持原有的税收规模，只有不断地通过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种满足政府财政支出的需要。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已登记在册的纳税户税负加重，更增强了人们偷逃税以及避税的动机，给税收征管增加了新的难度。
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税收征管效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保证税款的足额征收入库；二是可以节约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从而相对地提高税收的宏观税负水平。当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较差时，税收的偷、逃、骗、欠就会增加，实际的税收收入就会减少，而且可能导致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从而使税收征管效率下降，宏观税负水平也降低；反之，宏观税负水平则会增加。
四、因素影响程度分解
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那么到底哪个因素影响程度大，影响程度到底是多少，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抓住税收收入增长的关键，采取措施促进税收收入适度增长。但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少，而且其研究结果还未能充分揭示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应用于我国实践。
1.因素影响程度分解方法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税收收入源自经济增长，即来自于当年生产的GDP和部分以前的GDP（如营业税的税基是销售收入，而销售收入包括转移价值，即以前年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收入是按现价（当年价格）计算的收入，当年的物价水平对税收收入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税收收入是当时既定的政策和征管能力下实现的收入，税收收入还受国家当时的税制模式、税收政策及其征管水平的影响。从实践上讲，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因此，我们对税收收入增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便选择经济增长、物价变动、税收政策及征管三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额和所占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增长指标和物价指标是可查的已量化的数据，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则没有量化指标可利用，采用因素分析法可将影响因素的顺序加以固定进行逐一分析，在得出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影响程度之后即可导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程度。由于税收收入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是在一定的价格体系下形成，又是按一定时点的现价计
算的，所以分析价格对税收收入增长影响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整体价格水平，且与税收收入口径基本一致的价格指数。常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只反映某一方面价格变化水平，难以准确反映税收收入受其影响情况，而GDP平减物价指数（名义GDP／实际GDP）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整体物价水平，因而我们选择GDP平减物价指数分析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2.分解方法
令T为税收收入，P为物价指数，G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0、1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P1G1M1和P0G0M0分别代表报告期税收收入额和基期税收收入额，二者之差就是税收收入变动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1-T0为税收收入变动额（P1G1M1-P0G1M1）为由于物价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1M1-P0G0M1）为由于经济增长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0M1-P0G0M0）为由于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
关于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的影响所占比重，即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占税收收入变动额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物价变动影响比重：
（P1G1M1-P0G1M1）/（T1-T0）×100%
经济增长影响比重：
（P0G1M1-P0G0M1）/（T1-T0）×100%
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比重：
（P0G0M1-P0G0M0）/（T1-T0）×100%
3.方法应用
由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调整了一些指标，此年后的指标口径在变化，因而本文仅以1979-2004年数据为例。
首先依据税收收入资料，确定报告期税收收入，然后将上年报告期税收收入确定为本年基期税收收入，并借助于经济发展指数、GDP平减物价指数计算出1979-2004年剔除经济影响、价格影响的税收收入。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税收收入变动额、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在税收收入变动额中将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预以扣除，便得到了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额。最后按变动影响额比重公式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
总体来讲，物价变动、经济增长对我国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我国税收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作用。从影响因素变动的趋势来看，1997年以前，各因素影响程度差距最大的是1986、1987年，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基本上具有负影响，1997年以后，税收政策及征管对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与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具体而言，2004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4148.37亿元，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960.69亿元，影响程度为47.26%；GDP平减指数上升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566.15亿元，影响程度为37.75%；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额为621.53亿元，影响程度为14.98%。
参考文献：
[1]安体富，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与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2]安体富，王海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财税理念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J].税务研究，2006，（2）.[3]邓子基.税种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4]龚辉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5]刘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制度的发展（1978—2001）[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6]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7]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夏杰长.经济发展与财税政策[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9]邓力平.国际税收竞争的不对称性及其政策启示[J].税务研究，2006，（5）.[10]夏杰长，尚铁力.自主创新与税收政策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与对策建议[J].税务研究，2006，（6）.作者：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郭江 中共赤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高中泽 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税负率与毛利率 篇二
在我国, 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黄速建、余菁, 2006) 。我国市场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许多企业纷纷利用横纵向整合的契机来建立自身的特定优势, 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然而, 我国的并购市场不同于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场, 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企业的并购行为常常会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 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为严重。席鑫、谌昕 (2010) 指出, 政府干预很可能是国有企业并购的真实动机, 地方政府为了“一己私利”可能会将一些绩效良好的企业出售从中获利, 或者是基于消灭亏损企业的目的而强制进行的“拉郎配”现象。事实上, 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其控股股东地位、制定政策或其他行政手段来干预企业的并购行为, 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行为 (黄良杰, 2010) , 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整合效果乃至并购的成败。目前, 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企业性质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 他们分别从制度环境、公司治理、预算软约束、经营决策等方面入手, 试图找出在不同的途径下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差别, 但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有学者指出,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而政府则承担着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使命, 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行政的干预下违背企业目标, 为了保证充分就业而雇佣过多的劳动力的现象 (Boycko et.al, 1996) , 甚至有政府背景的员工会挤兑掉原本称职员工的地位 (Krueger, 1990) ,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并购绩效低下。吴联生 (2009) 指出, 实际上在不同的途径中, 国有股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大不相同。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与当地政府的利益息息相关, 它既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工具, 又是企业并购的一项主要成本。因此, 税收也是股权性质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 目前基于税负视角探讨股权性质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甚少, 尤其缺乏实证研究。那么, 究竟政府干预是否会造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承担的税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将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绩效?它能否解释不同产权性质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呢?这些结论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作以及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公平性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有助于投资者作出合理的决策。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9年的309个并购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分析产权性质对企业税负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国有股权、产权性质与企业税负的关系
季建伟、邱菀华 (2004) 指出, 与外国企业产权普遍私有化的特征不同, 我国企业的产权整体上可以分为国有产权 (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 与私有产权 (民营企业的股份及大部分流动股份) 。因此, 本文将企业的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关于产权性质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均有一定的研究。在国外, Derashid和Zhang (2003) 认为国有比例高的公司游说能力更强, 实际负担的税率也应该更低, 于是把国有股权比例作为税负的控制变量, 对马来西亚1990-1999年间的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没有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然而, Adhikari等 (2006) 专门研究了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样本, 发现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的税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即国有股权比例越高, 企业的税负越低, 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在国内, 刘福莲 (2000) 在比较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负时指出, 国有企业总收入下降、税负额上升的表现造成了“国有企业税负重于非国有企业”的错觉, 实际上, 国有企业在税收负担上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明显优势。吴联生、李辰 (2007) 在研究先征后返、公司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时, 也考虑将产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 探讨它对公司税负的影响, 结果并没有发现显著性;然而, 吴联生 (2009) 坚持税收优惠是影响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的重要因素, 他以1998-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三者的关系, 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比例跟公司税负正相关, 相比税收优惠公司而言, 非税收优惠公司的国有股权的税负效应更高, 即国有股权比例高的公司相应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吴文锋、吴冲锋等 (2009) 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企业税收优惠的关系时发现, 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无论在所得税适用税率还是实际所得税率上都更有优势, 当公司所在省市的税外负担越重时, 高管利用其政府背景享有的税收优惠就越多。
从已有研究来看,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产权性质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龙文滨、周茜 (2012) 指出, 这可能与制度背景或研究目的不同以及忽略了一些重要控制变量的影响有关, 并受政府控制方式以及国有控股比例的影响, 企业股权结构与实际税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并非所有政府控制的公司都承担较高的实际税率, 由政府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但没有纳税压力, 反而由于大股东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实现了降低公司税负的目的。国有股权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当国有控股比例居高时,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据统计, 我国目前由政府参股、控股的公司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3, 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可能成为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 (Li and Zhang, 2010) 。事实上, 我国大部分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政策时均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资格审批, 而这些审批中有许多软性条件认定具有较大的弹性决策空间。国有企业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政府背景优势, 能够很好地利用其在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 更有可能顺利通过政府自身制定的资格审批流程, 从而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性好处, 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相比之下, 非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薄弱,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概率较小, 实际承担税负较重。因此, 提出假设:
假设1:国有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二) 产权性质、企业税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
产权性质与企业的并购绩效关系密不可分。目前国内大部分的研究文献得出了国有企业并购绩效偏低的结论。许小年、王燕 (1999) 对沪深两市在1993年至1995年间的300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而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杜莹、刘立国 (2002) 从“质”和“量”两方面入手,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 发现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向相关, 法人股比例则正向促进公司绩效, 没有发现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显著相关性;夏立军、方秩强 (2005) 研究发现政府更偏向于将社会负担转嫁给其所控制的公司, 从而造成对国有控股企业业绩更大的伤害;陈信元、黄俊 (2007) 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政府直接控股的公司更容易实现多元化经营, 而由于政府更多考虑的是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实现, 所以降低了企业的并购绩绩效;席鑫、谌昕 (2010) 发现国有企业并购后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各项财务指标评价中均低于非国有企业, 这与政府干预密不可分。从整体来看, 由于政府与企业的成本收入预期目标不相同 (周昌仕, 2008) , 政府干预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并购绩效劣势的问题, 体现了政府干预可能具有“掠夺之手”的特征。孙国晏 (2006) 详细指出了国有企业并购的误区:一是片面追求规模经济;二是盲目追求多元化整合;三是兼并后一体化整合乏力;四是政府存在主体错位误区;五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并购市场分割;六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然而, 政府干预并非都是坏事。国有企业在税收负担上享有优势, 而企业税负在产权性质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李善民、朱滔等人 (2004) 指出, 主并企业绩效改善主要来源于分享了目标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孙秀凤、王定娟 (2006) 研究了深市的677家企业在2000年至2004年间的财务数据, 发现企业的税负与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税收是企业并购的一项主要成本, 当外部竞争激烈时, 企业承担的税负越重, 对企业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享有税收优惠的国有企业实际税负较低, 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益, 若企业能有效利用这部分税收收益将更好地提升其并购绩效。可见, 政府干预也有可能是“支持之手”。由此, 提出假设:
假设2a:从整体来看, 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假设2b:从税负视角, 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自2008年1月1日起,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的条款正式施行。为了避免税法修订对企业税负及并购绩效的影响, 本文将并购样本期设计为2009年, 并选取样本期的前一年至后两年 (即2008-2011年) 为观察期。首先, 我们从国泰安 (CSMAR) 宏观数据库检索了我国A股市场在2009年间发生了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 并针对本文的研究目的, 按下列原则进行筛选:样本企业必须是主并方;剔除金融类的上市公司样本;剔除成交额低于1000万元的样本;一年内有多起并购交易的, 以成交额最大的为样本;剔除中途退市、停牌以及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层层筛选, 最终得到了309个样本数据, 其中国有企业101个, 非国有企业208个。本文的观察期为并购前一年至并购后两年共4年, 因此样本总量为1236个。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及相关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其余数据来自聚源数据库、巨潮咨询网等网站。
(二) 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变量如表1所示。ETR是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 它是量化税收负担的指标。本文借鉴Porcano (1986) 提出的计算公式:实际所得税率=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 以综合考量企业的实际税负。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反映了其真实的税务成本费用, 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越低, 自身承担的税务负担越轻, 可供支配的现金流就越大。考虑到企业并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盈利。本文借鉴檀向球等 (1999) 提出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从中选取了股东尤为关心的每股收益 (EPS) 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每股收益反映了普通股的盈利能力, 股票投资者从自身利益出发, 利用每股收益评价上市公司的整合绩效, 并通过资本市场的约束, 能较好地制约和监督企业经营者的并购行为。因此, 该指标最能反映上市公司的形象。每股收益的值越大, 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 并购绩效越好。产权性质 (OWNER) 是指其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 1表示国有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 , 0表示非国有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 。所谓的国有股是指国家或国有法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股份。NPT是虚拟变量, 用以衡量企业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其中1为税收优惠企业 (名义所得税率低于25%) , 0为非税收优惠企业 (名义所得税率为25%) 。此外, 结合前人的研究, 考虑到其他重要相关因素可能对检验结果造成影响, 本文引入了如下控制变量:区域属性、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资产密集度、存货密集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年龄和行业虚拟变量等。
(三) 模型建立
针对假设1, 本文采用模型1来检验国有股权、产权性质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
针对假设H2a和假设H2b, 本文采用模型2来检验产权性质、企业税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
其中, OWNER与ETR的估计系数 (α1) 表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实际所得税率差异, 若估计系数为负, 则表明国有企业的实际税率低于非国有企业;OWNER与EPS的估计系数 (β1) 表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并购绩效差异, 若估计值为负, 则表明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低于非国有企业;NPT与EPS的估计系数 (β2) 表示税收优惠企业与非税收优惠企业之间的并购绩效差异, 若估计值为正, 则表明享有的税收优惠越多, 企业的并购绩效越好;交叉变量ETR*OWNER的估计系数 (β3) 表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税收是否给国有企业并购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效益, 若估计值为正, 则表明税收给国有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效益。根据本文的假设, 预计α1和β1显著为负, β2和β3显著为正。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对观察期内的主要变量进行了一般描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 (1) 并购总样本309个, 其中, 样本期 (2009年) 发生并购的国有企业101个、非国有企业208个, 产权性质的均值为0.327, 意味着在政府的干预下, 国有企业的并购数量约为非国有企业的一半; (2) 整体来看, 上市公司实施并购以后每股收益 (EPS) 的平均值有所提升, 说明市场普遍看好企业的并购重组计划, 并购对企业的绩效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 也需看到每股收益 (EPS) 的标准差较大, 说明并购活动具有不稳定性, 风险较大; (3) 从税负的两个衡量指标来看, 并购后企业的实际税负整体呈上升态势, 平均实际所得税率 (ETR) 从2008年的12.2%增至2011年的16.9%, 而平均享有的税收优惠 (NPT) 也逐年降低 (从0.676下降至0.563) ;同时, 实际所得税率 (ETR) 的标准差较小, 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税率差距并不大。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 将并购总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分组, 对其主要变量进行了均值比较, 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 (1) 国有企业在并购前一年及并购当年的每股收益 (EPS) 的平均值都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 随着并购时间的发展, 两者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并购后两年国有企业的EPS平均值略高于非国有企业, 但是考虑到并购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关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对比结果, 要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2) 整体来看, 企业的税负逐年递增, 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低于非国有企业, 其享有的税收优惠则高于非国有企业。这表明国有企业并购时的纳税压力较小, 利用其政府背景优势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 相关性分析
从表4中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可见: (1) 企业的每股收益 (EPS) 、实际所得税率 (ETR) 均与产权性质 (OWNER) 显著负相关, 反映了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偏低, 实际税负较低的现状, 这与我们的假设情况基本相符; (2) 资产密集度 (CAPINT) 与存货密集度 (INVINT) 之间的相关系数 (-0.553) 的绝对值大于0.5, 为了防止共线性, 在接下来的回归模型中, 我们将从控制变量中删去存货密集度 (INVINT) ;此外, 其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低于0.3,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为在0.1、0.05、0.01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
(三) 回归分析
从表5的结果可见:模型1中, 被解释变量为实际所得税率, 产权性质的回归系数 (α1) 显著为负 (-2.414, ρ<0.05) , 表明国有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低于非国有企业, 假设1获得支持。而税收优惠的回归系数 (α2) 为负值, 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享有税收优惠较多的企业承担的实际税负较轻。模型2中, 被解释变量为每股收益, 产权性质的回归系数 (β1) 为-4.028 (ρ<0.01) , 表明股权性质能够显著解释并购绩效的变化, 这与国内大多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即由于政府多方干预, 国有企业存在并购劣势, 其并购整合绩效低于非国有企业, 支持了假设2a;税收优惠的回归系数 (β2) 显著为正, 说明税收优惠企业与非税收优惠企业之间的并购绩效存在显著差异, 企业获取的税收优惠越多, 并购绩效越好;交叉变量ETR*OWNER的回归系数 (β3) 显著为正 (4.141, ρ<0.01) , 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的税收优势的确提高了自身的并购效益, 突出了税收优势对国有企业收益的“关照”, 假设2b得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 除了区域属性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外, 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都较理想。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年龄及行业变量均与实际所得税率显著正相关, 说明主并企业的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成立时间越早, 其相应的税收负担就越重;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这三个指标的变化对并购绩效的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主并企业的财务杠杆越高、企业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企业的整合能力越强, 并购绩效也就越好;资本密集度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值, 这表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负, 可是当固定资产比重过大时, 并不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
(*、**、***为在0.1、0.05、0.01水平下检验显著)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还使用了其他方法来计算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 (ETR2=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和并购绩效指标 (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将这两个指标分别代入回归模型, 并重复上述研究步骤, 得到结果与初始研究基本一致。
五、结论
3.包子与税负 篇三
王二有个包子铺，而且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包子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只能到王二家来买
王二卖包子很独特，是一笼一笼地卖，而不是按个卖。一笼6个包子，10元钱，一口价。
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和馅太小。王二于是去别的村逛了逛，看看别处的包子是怎么卖的，回来之后很高兴地跟村民解释：你们的抱怨其实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首先，我这个包子一点都不贵。别处15元、20元一笼的包子都有，我这10元钱一笼的包子，在所有的村子里算是相对便宜的。你们觉得贵，是因为你们没去过那些更贵的村子。我一笼包子的数量确实不多，有的村子一笼包子能有12个，但问题是，人家包子多，价格卖得也高。你们要是真想增加包子的数量也行，那就得出更高的价钱，可10元钱一笼你们已经抱怨贵了。至于馅太小，嗯，那得看跟什么比。直接跟别人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包子不一样大。
那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这件事情一下就变得非常难以说清。难处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和王二的包子一模一样的。不一样，就让比较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
最近两年，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都没有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
对于税重，中国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这里的证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不到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更低，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这里的数据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中国税收占比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是事实。换句话说，论缴税，很多发达国家确实要缴更高的税。
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这就跟王二说自己一笼包子10元不算贵一样，因为别处的包子可以是15元甚至20元一笼。问题是，此一笼非彼一笼。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6个一笼的小包子可能卖10元钱都贵了，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可能卖20元都不算贵。因此，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很多好的学区，不仅房价高，而且物业税也高，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缴更高的税，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校上面，因此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地方的税负高吗?看比例也许高，看性价比，对很多人而言一点都不算高。
这就立刻涉及了第二个抱怨，中国的公共产品恰恰属于那种“6个一笼的小包子”，而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而且服务的质量也很好。因此，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觉得中国也应该朝西欧那个方向走。
可是，请问“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哪个更好?这同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12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好，而6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差，因此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必须一起考虑。请记住，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里面还有第二层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即便12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12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这就好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不同的国家做出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作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问，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最后，中国老百姓抱怨的“馅太小”则恐怕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事情：中国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还太低。效率低的因素很多，从腐败、垄断、不透明、缺乏问责到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监督等，这些都导致了公共服务的花费大，而里面真实的部分却相对小。这里想要指出的一点是，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在很多国家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原因未必一样。比如说，在不少国家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却上不去。因此，解决公共部门效率低的最有效办法，未必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虽然这是应该做的)，而是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让市场和私人部门来提供那些不是非公共部门提供不可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如果10元钱6个包子的馅太小，最有效的不是让王二上6个大馅包子，而是让王二以后上3个包子就行，然后少收钱。
所以，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我的答案会是有可能、未必和没错。但最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某一个机构的看法，而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公共财政体系，而需要服务的却是10多亿状况非常不同的老百姓。
编辑谢康利
4.税负率与毛利率 篇四
我在帮助企业整改过程中，发现一些基、中层管理人员对成本率和毛利率的认识有些模糊，特做此文，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是成本率、毛利率的概念。餐饮成本率是餐饮成本与餐饮产品售价之比，它说明的是成本在售价中所占的比率，或者说在客人所支付的餐费中客人消费的实物部分占有多大的比率。成本率越高，表示客人消费的实物部分越多，即餐饮产品的价格比较便宜。相反，成本率越低，表明客人消费的实物部分越少，说明餐饮产品的价格较贵。依次类推，餐饮成本率越低，餐饮产品的价格越贵，由此可见，餐饮产品价格的贵贱完全取决于餐饮产品成本率的高低。饮品的成本率是饮品的进价与其售价之比。同样，综合成本率是指餐厅全部菜肴或所有饮品的成本率，它是全部食品成本与全部食品销售收入的比率，或全部饮品成本与全部饮品销售收入之比。
二是毛利率和成本率的关系。餐饮成本加上餐饮毛利之和便是售价，因此，餐饮毛利率加上成本率便是100%，毛利率对餐饮产品价格贵贱的影响与成本率对餐饮产品价格的影响正好相反。就是说毛利率越高的餐饮产品价格越贵，毛利率越低的餐饮产品价格越便宜。餐饮产品的价格与餐饮成本率、毛利率的关系，在餐饮产品的价格计算中体现得十分清楚：餐饮产品的售价=成本/1—毛利率。三是成本率的确定原则。确定餐饮成本率是经营餐饮的重要策略。成本率高一些，意味着食品和饮料便宜一些；成本率低一些，意味着食品、饮料的价格贵一些。确立成本率要注意以下几条：
1、不同档次的菜肴采用不同的成本率。菜肴的档次是指用原材料的档次。通常将用高档海产品与各类山珍为原料的菜肴定义为高档菜肴，而将以各种肉类、各种“大路”蔬菜为原料的菜肴定义为中、低档菜肴。定价的原则是，高档菜肴适用高成本率，低档菜肴适用低成本率。为何高档菜肴适用高成本率，低档菜肴适用低成本率呢？例如以珍贵的龙虾为原料的“龙虾三吃”为例来说明。比如说酒店购入活龙虾是每斤120元，酒店销售的“龙虾三吃”是每斤170元。据此计算，这道“龙虾三吃”的成本率为70%，毛利率为30%，一只2斤重的龙虾售价为340元，这个价格对客人来说不算贵，如果这道菜的成本率不是被定为70%，而是被定为40%，那么这道菜的每斤售价便是300元，吃一斤两斤重的龙虾概要花600元以上，如果三、四个人用餐，在龙虾之外在点一些其它的菜，一顿饭下来花费不会低于1000元，会使客人感到太贵，显然，40%的成本率不宜采用，这样的价格会使大量的客人拒绝消费，导致高档菜肴有价无市，不能带来收入。再以低档菜以“青椒土豆丝”为例：一道“青椒土豆丝”的成本大概为1元左右，如果将成本率确定为40%，其售价为2.5元，毛利仅有1.5元，这样低的价格不仅无利可图，而可能要赔本。如果将成本率定为8%，其售价是12.5元，毛利是11.5元。这样，扣除人工报酬和其它费用后酒店还有利润，再说，一道菜售价10多元，客人还是能接受的。
用禽类、肉类为原料的菜品属于中档菜肴，其适用成本率应取中，即低于高档菜肴的适用成本率，高于低档菜肴的适用成本率。确定饮料成本率基本原则与确定菜肴的成本率的原则相同。凡是进价较高的白酒和洋酒适用于高成本率低毛利率，进价较低的各种啤酒、葡萄酒和软饮料适用低成本率高毛利率。
2、不同的销售方式采用不同的成本率。菜肴的销售方式与消费方式是相对应的。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餐厅按照菜谱点菜用餐，厨房按菜谱的规格制作；这种方式通常称为“零点”，另一种方式是按既定的标准用餐，即先确立用餐标准，厨房按既定的标准配菜，不同的标准配制不同的菜肴，这种方式又因标准高低、服务方式不同分为三种形式：宴会、团体桌餐和自助餐。不同的销售方式应适用不同的成本率，这是因为不同的消费方式，酒店必需提供不同的服务，支付不同的费用：宴会消费，不仅要提供特殊的环境，菜肴的制作标准也相应的提高，服务相对周到，所以宴会适用成本率相对来说应较低些；团体桌餐消费，对提供的服务要求较低，酒店为此付出少些，所以团体餐适用比宴会较高一些成本率；自助餐消费，可选择的菜品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对较好的菜肴需求较多，菜肴剩余量较多，因此其成本率要高于同样标准的桌餐，酒店为零点消费所作付出居中，所以零点销售方式适用的成本率也居中。
5.利率与汇率的互动关系 篇五
作者：何洋洋、秦思祺、张弛
指导教师：傅振仪
单位：83121（国贸）
2013年12月13日利率与汇率的互动关系
摘要随着我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和谈论的焦点。通俗地讲：货币在货币市场中与其他货币交换的比例就是汇率；货币在货币市场中转让使用权的租赁价格就是利率。汇率、利率是紧密关联的二个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的焦点，对这二个问题的研究和判断，不但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企业的投资决策，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能平稳发展。
关键词：利率、汇率、宏观经济学、货币
一、利率
（一）定义：利率（interest rate），就表现形式来说，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是银行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存贷款规模来调控存贷款数量的方式，利率是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利息水平，表明利息的多少。经济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套能够完全解释利率结构和变化的理论。利率通常由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在美国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理。至今，所有国家都把利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
（二）影响：利息率的高低，影响利息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资本的供求关系。
此外还有承诺交付货币的时间长度以及所承担风险的程度。利息率政策是西方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政府为了干预经济，可通过变动利息率的办法来间接调节国内通货膨胀水平。
在萧条时期，降低利息率，扩大货币供应，刺激经济发展。在膨胀时期，提高利息率，减少货币供应，抑制经济的恶性发展。所以，利率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利率是借款人需向其所借金钱所支付的代价，亦是放款人延迟其消费，借给借款人所获得的回报。利率通常以一年期利息与本金的百分比计算。
（三）利率作用：利率是调节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亦用以控制例如投资、通货膨胀及失业率等，继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汇率
（一）定义：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汇率又是各个国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金融手段。汇率会因为利率，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原因而变动。而汇率是由外汇市场决定。外汇市场开放予不同类型的买家和卖家以作广泛及连续的货币交易(外汇交易除周末外每天24小时进行，即从GMT时间周日8:15至GMT时间周五22:00。即期汇率是指以当前的汇率，而远期汇率则指于当日报价及交易，但于未来特定日期支付的汇率。简要的说，就是用一个单位的一种货币兑换等值的另一种货币
（二）影响：汇率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国民经济的实力和发展状况，国内经济政策，国际收支情况，利率水平等。
（三）作用：
1、对进出口的作用：
一般来说，本币汇率降低，即本币对外的比值贬低，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
2、对物价的作用：
从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来看，汇率的下降要引起进口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上涨。至于它对物价总指数影响的程度则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原材料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之，本币升值，其他条件不变，进口品的价格有可能降低，从而可以起抑制物价总水平的作用。
3、对资本流动的作用：
短期资本流动常常受到汇率的较大影响。当存在本币对外贬值的趋势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不愿意持有以本币计值的各种金融资产，并会将其转兑成外汇，发生资本外流现象。同时，由于纷纷转兑外汇，加剧外汇供不应求，会促使本币汇率进一步下跌。反之，当存在本币对外升值的趋势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力求持有的以本币计值的各种金融资产，并引发资本内流。同时，由于外汇纷纷转兑本币，外汇供过于求，会促使本币汇率进一步上升。
三、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
当今世界上研究汇率变化的经典理论主要有三种：英国学者葛逊的国际借贷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利率平价说。其中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3年提出的利率平价学说，解释了利率水平和汇率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哪种货币利率高，投资者就愿意购买哪种货币，从而将促使该种货币汇率上升。利率平价学说突破了传统的国际收支和物价水平的范畴，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汇率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汇率理论的基础。
按照现代的货币理论，在资本开放的情况下，一种货币利率上升，意味着其投资价值上升，汇率在短期也会水涨船高，远期则相反。在一体化程度高、摩擦较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和汇率通过抛补套利的利率平价公式联系在一起，即汇率的远期升贴水率等于两国货币利率之差。如果本国利率高于外国利率，则远期汇率必将升水，这意 味着本币在远期将贬值；如果本国利率低于外国利率，则本币在远期将升值。也就是说，汇率的变动会抵消两国间的利率差异，使利率与汇率实现均衡，实现汇率和利率的同向联动。
举个例子，如果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水平，资金将流入国内套取利润。假如中国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相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美国投资者就会考虑将美国货币兑换为中国货币购买国债，同时该投资者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汇率风险，他将选择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掉期，即卖出远期中国货币，以锁定收益率差。这样在中国利率高于美国利率的情况下，大量掉期外汇交易的结果，将会导致中国现汇汇率上浮，期汇汇率下浮；而美国则正好相反，现汇汇率下浮，期汇汇率上浮。远期差价(远期差价为期汇汇率与现汇汇率的差额)正好等于两国利差。
以上是就短期分析而言的，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资本开放的完全市场条件下，理论色彩较重。实际上，就长期而言，一个国家货币供给的变化是影响它的价格水平的最终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汇率只是国际间货币供求关系的市场表现。而利率则是国内市场中货币需求的市场表现。
（一）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 首先，利率政策通过影响经常项目对汇率产生影响。当利率上升时，信用紧缩，贷款减少，投资和消费减少，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促进出口，减少外汇需求，增加外汇供给，促使外汇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与利率上升相反，当利率下降时，信用扩张，货币供应量（M2）增加，刺激投资和消费，促使物价上涨，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大对外汇需求，促使外汇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降。
这里以人民币利率下调为例来说明利率-汇率机制的传导效应：利率下降，国内需求上升，进口需求也上升，导致人民币汇率下降；进口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得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加，企业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资金外流增加，导致人民币汇率下降。实际利率的下降引起外汇汇率上升、人民币汇率下降。实际上，人民币汇率下降的效果是扩张性的：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下降，在国外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下，由于出口扩大，在乘数作用下使国民收入得到多倍扩张，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下降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和资产效应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与此同时，出口企业利润增加，进口商品成本上升，推动一般物价水平上升。总之，人民币利率下调造成人民币汇率下降，对总需求的影响是双重的。
其次，通过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地对汇率产生影响。当一国利率上升时，就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加对本币的需求和外汇的供给，使本币汇率上升、外汇汇率下降。而且，一国利率的提高，促进国际资本流入增加，而资本流出减少，使国际收支逆差减少，支持本币汇率升高。与利率上升相反，当利率下降时，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出，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减少国际收支顺差，促使外汇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降。
（二）汇率变动对利率的影响
汇率变动对利率的影响也是间接地作用，即通过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影响短期资本流动而间接地对利率产生影响。
首先，当一国货币汇率下降时，有利于促进出口、限制进口，进口商品成本上升，推动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引起国内物价水平的上升，从而导致实际利率下降。这种状况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从而造成借贷资本供求失衡，最终导致名义利率的上升。如果一国货币汇率上升，对利率的影响正好与上述情况相反。
其次，当一国货币汇率下降之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往往使人们产生该国货币汇率进一步下降的预期，在本币贬值预期的作用之下，引起短期资本外逃，国内资金供应的减少将推动本币利率的上升。如果本币汇率下降之后，人们存在汇率将会反弹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则可能出现与上述情况相反的变化，即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国内资金供应将随之增加，造成本币利率下降。
如果一国货币汇率下降之后能够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将促使该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国内资金供应的增加，资金供应的增加将导致利率的降低。相反，如果一国货币汇率上升将造成该国外汇储备的减少，则有可能导致国内资金供应的减少，而资金供应的减少将影响利率使之上升。
四、汇率和利率的联动关系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变动
我国曾一度忽视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长期以来，人民币业务与外币业务是分开管理的，在政策上更谈不上协调配合，本币和外币管理的脱节，人民币利率调整主要考虑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物价总水平、社会资金供求状况等因素，而很少与汇率联系起来。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以增长速度下滑，物价持续下跌为表象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对外表现为国际竞争力减弱。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对策应该是贬值和适当放松银根。但当时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货币大幅贬值后，正缓慢进行调整。为了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利用汇率稳定和维持公众对本国经济的信心，消除悲观的心理预期，我国政府决定不采取货币贬值来应对危机，汇率稳定成为1998年和1999年这一特殊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由于中美经济周期不一致，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1997~2002年，我国国内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持续下降，为了扩大需求，减轻企业亏损，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下调人民币利率。而美国由于经济过热，美联储曾多次加息。1998年7月1日，1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降至4.77%，而同期1年期美元存款利率为4.875%。这种本外币利差倒挂使得境内外币存款快速增加，外汇贷款下降，国内 逃汇、骗汇等非法行为急剧上升,在人民币贬值的心理预期和本外币利差倒挂等诱因的驱使下，中国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的动机空前强烈，其结果是1998年外汇管理受到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外汇储备增幅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1998年外汇储备仅增长50.69亿美元，远低于1994年以来年均300多亿美元的年增长幅度。受外汇市场供求形势变化、公众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199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民币承受着较大的贬值压力。加入WTO 后，我国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即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授权的范围内,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在再贷款（再贴现）基准利率基础上，适时确定并公布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的制度。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不涉及企业和居民个人。2004年3月25日起，对期限在1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0.63个百分点。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信用社再贷款浮息分3年逐步到位，而且到位后浮息所加百分点的幅度减半执行。
同时，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措施：一是完善经常项目管理，便利企业和个人外汇收支，切实满足企业、个人合理的经常项目用汇需求；二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放宽企业购汇限制，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逐步拓展资本流出渠道，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三是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试点，允许开办外债项下的远期业务，加快外汇市场建设，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兼得。作为一个主权大国，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加上未来我国将选择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资金资源的优化配臵，这实际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体制。由此，也引出了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是通过逐步放开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其二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最终实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汇率体制改革的两个方面实际也是一种互动关系。
而汇率的弹性和波动幅度将直接决定利率的走向。如果汇率波动上升幅度比较小，在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央行必然要加以干预，这必将形成基础货币大量投放，也就是所谓“宽货币”的局面，货币市场的低收益率将维持较低水平，同时带来投资过热情况，需要政府的行政干预；如果汇率上升幅度加大，或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贸易顺差减少，由此形成的被动基础货币投放将减少，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提高。央行可以主动根据国内经济走向，对货币市场利率和整个基准利率进行调整和引导，人民币的利率将提高。
五、当前形势下我国的汇率与利率
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基本明确了汇率市场化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
《决定》写到“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这反映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将先于利率市场化的完成。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亦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扩大，停止每日指导，并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这意味着汇率体制改革进度进一步加快。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相互作用将达到促进稳定或放大波动的作用，从而更好的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要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及资本项目下资本的自由兑换和流动，不可避免采用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今年6 月份出现的钱荒是由于当时强烈的QE 退出预期，导致资金外流，货币贬值的压力加大，外汇占款的突然收缩，从而银行间回购利率飙升，若当时已经实行浮动汇率或汇率允许的浮动区间足够大，可通过汇率浮动减少资本的外流，进而稳定利率，减少利率的大幅波动。
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存在争议。支持利率市场化应该先于汇率市场化的一方认为利率市场化风险可控性高，利率工具可以有效调节经济，承受的来自国际的压力和冲击更大。另一方则认为，高息差是由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导致的。双向提幅增频的浮动汇率政策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对汇率和利率的敏感度提高，促进利率市场化。支持两者应同时进行的认为：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两者之间没有先后顺序，也不互为前提条件，都属于市场建设、放松对交易过程和行为的政治约束。
同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与汇率体制改革，汇率体制改革应先于利率市场化完成。根据国际经验，各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中，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一般先于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完成时间。因此，我们认为汇率体制改革与利率市场化二者相互促进，协调配合，并且汇率体制改革将先于利率市场化完成 参考文献：
劳伦斯•Ｓ•科普兰 《汇率与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4-1
吴念鲁 《论人民币汇率机制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景》 2000-3
张自戕 《利率与汇率走势分析技术》 2000-10-07
袁东 《关于利率趋势及其效应分析》 2002-3
多恩•布什等 《宏观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凤凰网财经。2013.11 陆前进主编《货币金融学说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7 马杰
《利率与汇率风险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6.六年级数学教案《税率与利率》 篇六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纳税”及“税率”的含义，并能进行有关应纳税额的计算。
2.了解一些有关利率的初步知识，知道本金、利息和利率的公式，会利用利息的计算公式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自主探索学习，体会到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通过对纳税及储蓄的认识，体会依法纳税的光荣和储蓄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理解储蓄的意义。
2.认识到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纳税”“税率”及其相关概念的含义，并能进行应用。
教学难点：将“税率”与“利率”相关问题与百分数应用题建立联系，正确解决实际问题。
三、教学准备
请学生课前收集有关纳税、储蓄的信息;教学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课件出示教材第10页主题图)同学们，我们的祖国正在蓬勃发展中，为了让祖国更强大，人民生活更美好，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建设，你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呢?
2.谁能来说说什么叫纳税?为什么要纳税?
【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展示，课前信息的收集和交流，使学生明白依法纳税的意义和重要性。
(二)结合情境，学习新知
1.理解“税率”的含义。
(1)自学教材第10页，进一步明确纳税的意义。
(2)反馈：根据自己的.理解说说什么是纳税?什么是应纳税额?什么是税率?
(3)介绍自己所了解的纳税项目并进行简单介绍。
2.结合实例，进一步理解概念，并解决问题。
(1)课件出示教材第10页例3。
一家饭店10月份的营业额是30万元。如果按营业额的5%缴纳营业税，这家饭店10月份应缴纳营业税多少万元?
①读题，说说“营业额的5%”是什么意思?这里的5%就是指的(税率)。
②学生独立完成。
③集体交流反馈，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有如下关系成立：
营业额×税率=营业税。
(2)练习：出示教材第10页“做一做”。
李阿姨的月工资是5000元，扣除3500元个税免征额后的部分需要按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她应缴个人所得税多少元?
①读题，重点引导理解“扣除3500元个税免征额后的部分需要按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句话的意思。这里3%的税率是所有月工资的3%吗?教师可以适当补充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税法规定。
②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③集体交流反馈，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有如下关系成立：
(总收入-免征收部分)×税率=个人所得税。
(3)对比两道题，了解税收的算法各不相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算。
【设计意图】在了解税率有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问题解决，既可以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对概念有进一步的理解，又可以让学生利用概念的解读顺利地解决问题，使得问题解决和概念理解相辅相成，从而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3.理解“利率”的含义。
(1)除了税收，人们把有结余又暂时不急用的收入存在银行里，这也是支持国家建设的行为。你对储蓄有哪些了解?(学生根据课前了解说一说)
(2)自学教材第11页内容，初步了解本金、利息、利率的意义。
(3)结合实例理解信息。
①(实物投影出示存单的凭证)这里哪个是本金，哪个是利率，得到的利息又是多少?
②这是20xx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你发现什么?
③小结：存期不同，年利率也不同，银行的利率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的。
7.税负率与毛利率 篇七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CFO由于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被推向前台,成为股东价值管理的重要环节。CFO职责越来越重 要,已从传统 的“管家”角色 转变为CEO的战略伙伴,由关注日常收支活动发展到参与公司战略管理,不仅其职权得到极大拓展,在公司中的权力地位也明显上升。CFO职责之一是执行企业经营战略和保障高效的企业业绩,那么,CFO的管理能力是否会影 响企业价值?通过什么路径来影响企业价值?这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有待经验证据予以解答。
Hambrick和Mason(1984)创立的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管理团队特征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业绩[1],引发了一系列文献对于高管特征对企业战略与企业业绩影响的文献(Smith等,1994;Tihanyi等,2000;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Sambharya,1996;Papadakis和Barwise,2002;张平,2006;权小锋和 吴世农,2010等)[2,3,4,5,6,7,8]。但是,上述研究主要观察高管团队整体特征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的路径往往是高管团队特征→公司战略→公司业绩,或者直接是高管团队特征→公司业绩。而对于CFO个人管理能力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该作用的发挥的路径则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研究的是CFO个人管理能力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而考察的路径是CFO的能力→公司税负→公司价值,不仅从CFO这一特定角度进行了分析,而且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公司战略的研究路径,拓展和深化了已有的研究,加深了对高阶梯队理论的理解。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CFO管理能力与企业价值
高阶梯队理论在管理层的领导力理论上作出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CEO、管理团队 与公司战 略决策,以及公司绩效等战略关系的研究,该理论将高层领导这一变量引入战略研究领域,并证实高层领导对公司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Papadakis和Barwise(2002)通过对高 管团队决策过程的分析发现,CEO和高管团 队其他成 员会从不同维度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过程,CEO任期越长,越倾向于分权决策;而高管团队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竞争性特质则会影响到决策 过程的全 面性[6]。Peterson等(2003)研究了CEO人格特性如何影响到高管团队的运作过程,结果表明CEO的个性差异(比如责任心、情绪波动、一致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等)对高管团队运作过程具有明显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最终会反映在企业间的绩效差异上[9]。张平(2006)通过对深沪两市356家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2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绩效受其高层 管理团队 特征的影 响与国外 的不同,高层管理团队的任期异质性、职业经验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7]。
CFO作为CEO的最重要的战略协作者,将给予CEO有力的支持。CFO的职能发挥领域包括财务战略、投资管理、融资税务和财政、成本计划与预算、财务活动和业绩管理等领域,上述领域的正常运作不仅是企业再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更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CFO的管理能力越强,则企业上述活动的进行将安排得更加井然有序,企业经营活动更加有保障,因而,提升了企业的业绩表现,增加了企业的价值。因此,本文预期:
假说1:CFO管理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
2.2 公司税负与企业价值
税收将影响到企业的 资本结构、股 利发放政 策、激励政策、风险管理、组织结构,进而影响 到企业的 价值(Auerbach, 2002; Graham, 2003 )[10,11]。Desai和Dharmapala(2008)发现在公司治理比较好的公司里,避税能够有效提高公司价值[12]。Frank等(2009)发现市场 通常会高估避税公司的价值,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激进的避税公司通常具有较为激进的财务报告行为,而市场将会对激进的财务报告公司进行过度定价[13]。而从企业税负的角度,中国企业缴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 以一般生 产性企业 为例,增值税率 为17%,所得税为25%,仅此两项税率相加已经超过40%.《福布斯》发表的2009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位居全球第二。高额的税收将威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损害企业价值。而如果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其税负水平,则企业的价值将得到提升。因此,本文预期:
假说2:企业税负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
本文还考虑了CFO管理能力和企业税负水平的交乘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为一方面,CFO能够利用其管理能力降低企业的税负水平,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另一方面,CFO的管理能力也可 能与企业 税负水平 形成一种 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因此,得到研究假说:
假说3:在将CFO管理能力、企业税负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回归中,CFO管理能力 与企业税 负水平的 交乘项显著为负。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所有A股上市公 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了金融类公司、CFO影响力指标缺失的公司、税前亏损和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ETR大于100%的公司,最终得到14554个公司年 度观测值。CFO管理能力数据来自对公司财务报表中CFO简历的手工检索。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另外,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表1为样本的年度分布状况。由表1可知,样本数目逐年增长,由2003年的811家公司到2013年1907家上市公司,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相符。
表2为样本的行业分布,行业划分依据是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由于制造 业类上市公司数量太大,所以将之细分到下一级子行业(十个子行业)。由表2可知,制造业样本公司的数量最多,占总样本数的57.59%,其次是批发 和零售贸 易行业和 房地产业,分别占样本数的6.67% 和6.38%.考虑到制造业需要继续细分到下一集子行 业,未列示的 制造业细 分的结果 显示,总体来看,样本并没有表现出在某一年度或某一行业集中的特性。
3.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节使用 模型(1)对假设1进行检验,其中因变 量TOBQ为托宾Q值,衡量了企 业的价值。CAP为CFO管理能力的衡量指标,根据Finkelstain(1996)对CFO管理能力维度的划分,本文将CFO的管理能力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组织能力FACT1、专家能力FACT2、政治能力FACT3和所有权能力FACT4[14]。组织能力是指个 人在组织中影响他人的能力,拥有越强的组织能力对组织中他人(尤其是下属)的影响力就越大,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和组织内部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CFO的重要性排名、是否兼任董事、任职数量、任职期限、性别、是否为内部提拔七个方面衡量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利用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对环境的认知力和解决企业面临问题的技能。本节财务专业能 力包括CFO的教育程 度、专业背景、财务工作经历、审计工作经历、CPA资格、高级会计职称六个方面的指标。政治能力也是CFO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中国环境的特殊性,本文将高管的政治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本文选取是否担任政协或人大、政府工作背景 和党员背 景三个方 面来衡量CFO的政治能力。最后,本文考察CFO的所有权能力的影响。在以所有权权力为中心的代理关系中,所有权(股权)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拥有股权的CFO权力更大。此时的CFO既是管理者又是股东,CFO拥有的股权越大,对董事的选择过程则越有较大的影响力,越有能力抗拒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影响,在巩固自身地位、避免被罢免方面更具优势,并且更有能力决定公司的成长方向。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采用了高管持股作为所有权能力的度量[8]。结合已有研究,本文选取高管是否持股和持股比率两个指标作为高管所有权能力的度量。在上述明细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对每个维度的所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构造主成分作为各维度CFO管理能力的综合指标。具体变量内容见表3。
一般控制变量中,SIZE为企业规模,取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 债率,采用负债 总额除以资产总额进行计算。CAPR为资本密集度,采用固定资产总额除以总资产计算。ROA为总资产 收益率。AUD为审计质量,当审计机构 为“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时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GROW为成长性水平,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POE为股权性质,民营企业取值为1,国有企业取值为0。
根据假设1的预期,CFO管理能力CAP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正,说明CFO的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
本文使用模型(2)对假设2进行检验,变量的定义与前面模型一致。根据假设2的预期,实际税率水平ETR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实际税率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
本文使用模型(3)对假设3进行检验,变量的定义与前面模型一致。根据假设1的预期,CFO管理能力CAP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实际税率的因素之后,CFO的能力越强,则企业价 值越高。根据 假设2的预期,实际税率水平ETR的回归系数β3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实际税率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根据假设3的预期,交乘项CAP·ETR的回归系数β2应当显著 为负,说明CFO管理能力 越强,同时企业 税负水平 越低,两者将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多元回归结果
表4的前4列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5列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前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CFO组织能力FACT1的回归系数为0.016,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的组织能力越强,则企业价 值越高;CFO的专业能力的回归系数FACT2的回归系数为0.028,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的专业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CFO政治能力FACT3的回归系 数为0.027,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的政治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
不同的地方在于CFO的所有权能力,此时为0.023,接近10%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CFO的所有权 能力越强,而企业价值反而会有所降低。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如Shleifer和Vishny(1988)采用分段 回归方法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在0%、5%或大于25%时与企业托宾Q值正相关,而当其处于5%~25%时,与托宾Q值负相关。并认为,发生上述现象是因为高管持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利益趋同效应,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提高,对高管人员具有激励作用,高管追求的效用会与股东趋向一致,从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另一种是壕沟防守效应,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对企业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原先来自外部的其它约束对他的作用越来越弱,进而高管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价值[15]。而本文的结果说明,高管持股可能体现了壕沟效应的优势地位。
因此,表4的前4列回归结 果说明,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与政治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与假设1的预期一致。由于壕沟效应的存在,导致CFO所有醛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会有所降低。
表4的列5的回归结果中,实际税率ETR的回归系数为0.46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的所得税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与假设2的预期一致。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5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 果。表5第一行显 示,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 与政治能 力的回归 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所得税因素的影响之后,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政治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高。而CFO的所有权能力此时已经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控制了所得税因素的影响,此时CFO持股中,壕沟效应占据了优势地位。表5的第三行回归结果显
示,实际税率ETR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说明实际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与假设2相符。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组织能力FACT1、专业能力FACT2与政治能力FACT2与实际税率ETR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 为负,说明CFO的管理能力也可能与企业税负水平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与假设3相符。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表4和表5的结果大部分与本文的预期相符合,说明了CFO的管理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实际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且CFO的管理能力也可能与企业税负水平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与预期不同的地方在于,CFO的所有权能力的提高对应较低的企业价值,这可能是由于CFO的持股较多的体现了壕沟效应。
4.3 稳健性测试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测试:
本文对所得税税负按照其他两种计算方法:1ETR1=(所得税费用 - 当期递延 所得税变 化额)/(税前会计利润+当期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含坏账准备-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股利 + 收到的现 金债券利 息 )(王延明,2003)[16];2ETR2= (所得税费 用 - 递延所得 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Shevlin,1992)进行计算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不受因变量计算方法的影响[17]。
5 结语
8.税负率与毛利率 篇八
关键词：税制结构；税收负担；Panel VAR；经济增长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根据税负是否可以转嫁可以把税收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相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的经济调节作用；间接税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收入和财产存量的调节作用。所以，在一国的税收总量中，如果间接税占的比重较高则意味着更注重经济效率而轻公平，反之，则意味着较注重公平而缺乏效率。所以，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成为衡量一国税制体系效率与公平的重要指标。而税负水平则表示一国政府从社会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所获份额，它代表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一般来说，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小，必然难以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资金需要；而规模过大，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在西方国家，对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的甚为广泛和透彻。其中把三者一起进行研究的主要有Engen和Skinner（1996），Tanzi和Zee（1997），Widmalm（2001），Arnold（2008），Johansson（2008）和Myles（2008）等。由于政府活动对经济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收税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政府支出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仅仅考虑税负水平的高低，而是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作用。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很明确，税负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而不同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间接税较利于经济增长。
受国外学者的启示，我国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现有文献多数是分开进行的。其中对经济增长与税负水平关系主要有马栓友（2001）、李永友（2004）、刘凤良等（2009）等；对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关系研究的有马拴友（2002）、武彦民和李明雨（2009）、吴玉霞（2009）等。但同时研究经济增长、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之间关系的文章则相对较少。刘军（2006）虽然研究了三者的关系，但是使用的是1978～2004年的税收数据，众所周知，1978-1993年是我国税利并存的年代，所以仅用税收数据难以反映当时的实际税负。刘涵（2008）、何茵与沈高明（2009）虽然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但却是分开研究的。
在结论方面，国内学者尚未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达成共识，如刘军（2006）、赵志耘、杨朝峰（2010）认为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较小。而马栓友（2001）、王亮（2004）却认为税制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显著。对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何茵、沈高明（2009）认为我国各口径统计的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净作用都显著为负，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相反，赵志耘、杨朝峰（2010）则认为，在我国现行的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
此外，大多数实证方面的文献都集中在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上，忽视了经济增长对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反向作用，从而导致了变量的内生性偏差问题，因为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本身也是由经济增长和其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内生变量。鉴于此，赵志耘、杨朝峰（2010）使用不区分内外生变量的VAR模型研究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可文章是以1994～2007年的国家年度数据，而VAR模型对数据数量要求较高，仅仅14年的年度数据显然不符合要求，而数据不足可能会导致结果无效。所以，有必要使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对我国省级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计量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计量方法
由于到目前为止，我国具有可比较的税收数据是从1994～2008年间的15年年度数据，所以不能满足VAR模型的数据长度。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这就需要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PVAR）的估计方法。因为与普通VAR相比，PVAR对时间序列的长度要求大大降低：如果以T为时间长度、以m为滞后项的阶数，那么只要T≥m+3时，就可以进行参数估计；而当T≥2m+2时，就可以估计稳态下的滞后项参数。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施瓦兹信息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经多次试验后选用了滞后三阶的模型：
其中 ，i代表样本单位（省份），t代表年度， 、 、 均是4×4维的系数矩阵， 、 分别是4×1维的个体效应向量和时间效应向量，第 （=1，2，3，4）个方程的误差项 满足 。本文对所有样本单位均施加了具有相同斜率系数的约束，而对因变量 的无条件均值和方差没有做任何限制。估计步骤分为以下两步：
1．PVAR估计。由于本文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在估计时应先把二者消除掉，方法是：首先运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去掉时间效应 ，采用向前均值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 ，以避免由于个体效应和回归元素相关而造成的系数估计有偏。然后，采用GMM估计方法得出系数的有效估计。为了避免有限样本产生的偏差，工具变量只选取了 。
2．脉冲-响应函数估计。本文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关系，所以把gdp、ts设定为主要观察变量，然后根据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关联关系而加入tr、tb两个参与变量。由于Choleski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敏感，排列顺序意味着后面变量的同期和滞后期都受到前面变量影响，而前面变量只会受到后面变量滞后期的影响，经验证，四个变量的排序为{gdp，tr，tb，ts }。本文Monte-Carlo模拟给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在90%的置信区间内。
（二）变量选择
本文用直接税（DT）收入与间接税（IDT）收入的比值来反映税制结构（ts）的变化，其中间接税是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除这三种税收以外的税收都归为直接税；用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表示税收增长（tax）；用实际GDP增长率（gdp）来表示经济增长；用 TAX占GDP的比例（tb）来衡量税负水平；用税收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比值表示税收弹性（tr）。GDP、TAX、DT和IDT均是以当年价格计算，但gdp和tr是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相关数据见表1。
注：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TAX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全国税务机关组织收入表”。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税的比重提高了大约50%，但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现行税制的格局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这样的税制格局有利于有效地取得收入，但却不利于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明显提高就是明证。就税收负担而言，十几年来，我国的税收水平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已经从1994年的9.59%上升到2008年的18.42%，几乎涨了一倍，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了除西藏和港澳台之外的其他30个省级单位1994-200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重庆与四川的1994至1996年间的税收数据采用两地1997年的数据使用倒推的方法计算出来（其中税收增长率统一采用原四川省当年税收增长率）。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PVAR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对四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做了PVAR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t-1)、(t-2) 、(t-3)分别代表滞后一、二、三期。
注：括号内t值，* 表示10%的水平显著，** 表示5%的水平显著， *** 表示1%的水平显著。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知，ts与gdp的直接关系并不全部显著。就gdp与ts的关系来看，从第二列的结果可知，随着gdp的变动，ts在滞后一、二期都是向正的方向变动，其中第一、二期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而在滞后三期，ts却向负的方向变动，但并不显著。反过来，就ts对gdp而言，按照表中第五列给出的结果，随着ts的变动，gdp的滞后三期均向负的方向变动，但并不显著，这已表明从税制结构的角度看，ts与gdp呈现出一种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二者之间的直接双向关系体现为一种非对称的关系。
因此，通过把其它两个参与变量tr和tb纳入分析体系，可以看到，ts与gdp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对称的互动关系”，而通过其它参与变量的作用，gdp对ts存在确定的推动关系，而ts对gdp作用链条未能切实到达终端。这种非对称的关系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得到进一步说明。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对四个变量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图1）。
1.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直接关系
就gdp与ts的关系来看，从图(13)可以得知，面对gdp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s在同期增加到0.0393，第一期为0.1314，第二期又变为-0.4020，其余各期数值为-0.0687、0.0266、-0.1046和-0.0270，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0.4050，所以gdp对ts在开始的零到滞后一期具有正向作用，即gdp推动了ts的提高，而此后的负作用则显示随着ts的提高，gdp在提高ts方面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变成负值。反过来，就ts与gdp的关系而言，如图(4)，面对ts的正交化新息，gdp在同期没有影响，之后的各期均为正并呈逐渐减小的趋势，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0.3379，可见ts的提高直接地促进了gdp的增长，这说明从二者的直接关系来看，ts的提高，暂没有阻碍gdp的增长。
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加入其他参与变量，从展开的角度加以观察。
2.经济增长对税制结构的间接关系
加入tr和tb两个参与变量后，ts与gdp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变得更加清晰起来。首先看gdp的新息对ts的作用具有清晰完整的路径。从脉冲图(5)来看，随着gdp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r呈现出波动的趋势，各期数值分别为0.6714、0.4881、-0.0767、0.5729、-0.1863、-0.0318、0.0248，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1.8350，所以从累计效应来看，gdp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tr。随着tr的增加，tr的新息又会tb产生影响，见图(10)，tr的正交化新息对tb的滞后效应均为较大的正值，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2.9046，这表明，tr显著增加了tb。而随着tb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s也发生了变化，见图(15)，的滞后零到六期的效应全部为正，累计效应为4.9831，这说明tb的提高显著地增加ts。所以综合来说，通过gdp→tr→tb→ts这条路径，经济增长显著地提高了税制结构。同理，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作用途径。例如，如前所述，对于gdp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r的滞后六期的综合效应为1.8350，随着tr的增加，tr的新息可直接影响ts，如图(14)，其滞后六期的影响分别是0.8307、0.3985、-0.0181、0.6611、0.6231、0.5953和0.5944，累计效应为3.6850，影响较为显著。
此外，gdp的新息也会对tb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图(9)，在受到gdp的一个新息的影响后除滞后二期外，其他均为正值，tb在同期加到0.0185，滞后一期到六期分别为0.0395、-0.0961、0.0194、0.0187、0.0085和0.0072。但由于各数值均较小，且零到四期的累积效应正好为0，滞后零到六期的累计效应也只为0.0157，所以gdp的新息对tb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微弱，即通过这条路径的作用未能切实到达终端，其作用可不计。所以由此条传播的路径（如gdp→tb→tr→tb→ts）也可忽略不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gdp对ts的间接作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传播，一条是gdp→tr→tb→ts；另二条为gdp→tr→ts。除此以外其他路径的影响作用较小，可忽略不计。其中第一条路径的作用较大，为主要影响路径。
3.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间接关系
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间接关系也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进行传播。从图(8)可以看出，面对ts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r在同期没有变化，滞后一期为-0.2672，此后各期影响分别为-0.1451、0.2475、0.1117、0.0519和0.0309，滞后5期的累计效应为-0.0012，滞后6期的累计效应为0.0297。可见，tr对ts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反应是相当消极的，其作用可忽略不计，本条路径的作用也未能切实到达终端。
下面再看其它的影响路径。如图(12)，面对ts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b在同期没有变化，而其后的各期影响均为负值，分别为-0.0681、-0.1297、-0.0822、-0.0759、0.0660和-0.0577，滞后6期的累计效应为-0. 4796，可见ts的正交化新息对tb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后，如图(7)，tb的一个正交化新息，tr在同期没有变化，在此后的滞后期基本为负数，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2.9431，可见，tb的正交化新息对tr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随着tr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如图(2)，gdp在同期没有变化，在此后的滞后期的影响也基本为负，滞后六期累计效应为-0.3320，所以tr的正交化新息对gdp的影响也显著为负。由以上分析可知，ts对gdp的综合效应为负，即ts的提高不利于gdp的进一步增长。但是从另外路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由图(3)可知，随着tb的一个正交化新息，gdp在同期没有变化，滞后期的影响影响均为负，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0.5917，所以tb对gdp的作用为负。而由前面对图(12)的分析可知，ts新息对tb的作用为负，所以，通过此条路径得出的结论是ts对gdp的作用又为正，但通过各期数值的比较可知，本路径的作用相比于上条稍弱。
所以综合以上的分析可知，ts的新息对gdp的间接影响较为复杂，有正有负，总的来说，负大于正，综合效应略为负值，即ts的提高，ts对gdp的间接作用为负。
4.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综合关系
通过以上的三阶滞后的脉冲响应分析，综合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增长的正交化新息对税制结构的直接作用为负，而间接作用显著为正，其中间接作用远大于直接作用，所以综合效应为正，即经济的增长显著的推动了税制结构的提高。（2）税制结构的正交化新息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为正，而间接作用有正有负，通过各期的数值比较可知，综合效应为较小的正值，即当前税制结构的提高尚未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作用。（3）经济的增长显著地提高了税负水平，而税负水平的增加又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税收负担水平的增加提高了税制结构，而税制结构的增加限制了本身的进一步提高。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运用PVAR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除港澳台和西藏之外的30个省级单位的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论如下：
1.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任意两者间均存在明确的双向互动关系，而如仅从任何两者的直接关系看，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强有力的联系，但加入相关参与变量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清晰和确定起来，显示出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
2.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对称的互动关系：源自经济增长的作用链条可以顺畅地对税制结构形成有效的推动作用；而源自税制结构的作用链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复杂，没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二）政策启示
1994年以来，我国的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例提高了50%、税负水平则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是在没有大的税制变动的情况下取得的，但却没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阻碍作用，这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般来说征税对经济不利，而政府支出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只要政府的支出政策及其他诸如货币、产业、对外贸易等政策安排得当，适当提高税收负担和增加直接税的比例，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所以，鉴于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政府未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会逐渐增加的现实，可适当增加税负水平。鉴于目前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可考虑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减少税率档次并提高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对居民个人住房恢复征收房产税、开征遗产税等办法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增强我国税收的财富调节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不仅可以增加社会和谐，还可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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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ax Structures、Tax burden and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the 30 provinces Panel VAR Model
Haiqing Li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struc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eriod 1994-2008 for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t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mproves the tax structures and tax burden, but improvement of tax structures and tax burden did not hampered economic growth. S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taxes and tax burden not only be able to adjus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increases social disharmonious, but also can boost economic growth by increasing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consumption rate.
[Keywords] Tax structures; Tax burden; Panel VAR; Economic growth
[作者简介]
刘海庆：男，1980年7月生，山东莘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
电话：15801540577，E-mail：liuhaier@ruc.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 品园3-301邮编：100872
高凌江：男，1974年9月生，河北滦平人，管理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产业经济。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邮编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