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精选8篇）

1.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一

浅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问题

关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问题，这里我主要就两个问题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第一，为什么历史要与现实结合；第二，历史教学中怎样与现实结合。历史应当与现实结合。

1,历史和现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整体。只是时间和阶段不同。既然是一个整体，我们当然不能将其分隔开。不能孤立片面地去理解其中的一段。所以历史应与现实结合。

2，历史作为一门课程，作为一门文化知识，理应为现实服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要联系实际。历史中蕴含着很多是非成败，功过得失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现在的人思考和学习。古人就重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我们现在的人当然也要懂得历史的价值。比如历史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的国情和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各项政策。

3，既然历史和现实一脉相承，既然历史要联系实际，那么历史教学也要与现实相结合。比如热点问题、时事新闻等。这样才好理解。不至于死板枯燥、空洞乏味。也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教学中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首先教师要有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意识。不要为讲历史而讲历史课，那样学生会觉得没啥意义和兴趣。教师要用现实意义的眼光去发现历史的价值。比如讲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时，教师就可从今天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战略意图导入。正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大。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美国历史。这样学生一下子就知道学这一课的现实意义，即必要性了。这就要求教师要有从历史中发掘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的眼光。具有从历史中找到当今学生感兴趣的地方的能力。

2.教师可采用比较法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比如讲改革开放城乡人民生活的变化那一课，教师就要将改革开放前后，改革开放的今天的生活水平作一个纵向的比较。学生就明显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

3，教师可采用举例来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比如讲英国革命课文里君主立宪制时，教师就可举出日本也是君主立宪制。

总之，历史与现实结合能使历史课堂教学更生动，更丰富，课堂效率也大为提高。

2.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二

一、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存在的问题

1.教师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都需要改进。在历史教学中, 存在着重视理论教学、轻视社会关注的问题, 初中历史教学的价值并没有被完全的发挥出来。因此, 需要培养历史教师关注社会问题的能力, 深入的研究教材, 将历史教学与现实问题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基础上, 关注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利用自己的知识基础, 对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2.历史学科真正价值并没有被认识, 人文精神被排斥与抛弃。学校教育的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学生, 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学生认识到历史教学的真正的价值, 利用自己在历史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 在这个工程中, 逐渐的转化为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 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 新课标的广泛进行, 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人们的教育思想, 不论是学校、学生、还是家长, 在思想仍然是注重应试教育, 对历史教育的真正的价值盲目的排斥,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历史教师教学的热情, 历史教学缺乏人文上的关怀, 历史教学难以与学生的心灵进行真正的沟通, 开展人文教育知识停留肤浅的表层阶段。

二、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的有效的手段

1.对学科具有正确的认识, 加强历史学科与社会问题的联系, 落实人文精神。若是想改进历史教学中的一些广泛的问题, 就要从根本上落实人文精神。加强初中学生的历史人文精神, 要从学科自身的目标出发, 将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紧密结合。有关教育部门必须大力的宣传, 使学校、教师、家长都真正的认识到历史学科的本质内涵, 对历史学科有真正的科学的认识, 为历史学科增添生机与活力。若想加强历史教学与现实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系, 需要挖掘乡土历史教材来实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 引导学生利用自己学习到的知识, 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 激发学生的思维, 激发学生探究历史学习的欲望与兴趣, 使其真正的认识到现实问题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进而最终实现人文精神的目的。因此, 必须引导学生对历史学科有正确的认识。

2.加强初中历史教学的综合的素养, 能够完成历史学科的教学。历史教学的活动的开展, 历史学科是否能够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需要不断提高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在新课程改革逐渐深入实施的今天, 历史教师需要主动地承担起责任, 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不断转变自身的教学态度,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与学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 引导学生由原来的教学中的学习者和接受者, 变为知识的主动地探究者与研究者, 激发学生从自身的知识储备中获取经验, 不断地探究新的知识, 建立学生历史学习的知识框架, 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的思维。同时, 历史教师在教学中, 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 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特别是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实现历史教学的情感目标。初中历史的教学小组, 在教学通过教学的评比比赛、教师培训与观摩等形式, 培养教师的教学热情, 引导教师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历史教学中, 提升其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 能够胜任历史教学的教学任务。

3.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促进历史教学与现实教学的紧密结合, 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 需要关注学生的实际生活, 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 促进历史教学逐渐的生活化。备课历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若想促进历史教学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的结合, 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建立“大历史”的教学观念, 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的融合, 注重挖掘学生的已有的知识经验, 注重学生的体验性学习。另外,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教学过程的现实化。实现历史教学的人文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在长时间的教学中, 将这种理念渗透给学生, 因此在教学过程、作业布置、课堂检测中, 都要注重历史教学的现实化, 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 将现实的社会问题简明扼要的阐述出来, 将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融入到历史教学中, 使历史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使学生在现实的问题中学习历史、感受历史, 发展自身的历史思维, 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

总而言之, 历史教学是以史为鉴的过程, 历史教学中的疑问看法, 对于今天的发展也是大有益处的。因此, 历史教学需要注重历史学科人文价值, 将历史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摘要：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通过历史学科的学习,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有利于激发学生关注历史问题与国家大事,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参与社会,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但是, 由于教学中的各个因素的制约, 当今历史教学中的价值基本没有被实现, 历史知识的学习一般都会让位于主科的学习。在当今的历史教学中, 许多历史教师的人文价值缺失, 教学现状令人担忧。本文结合笔者自身的教学经验, 探讨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如何将教育教学活动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进行结合。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社会问题,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杨琼.初中历史教学中故事的运用[D].南京师范大学, 2011.

[2]于秀兰.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三

关键字：声乐教育；理论研究；实践教学

一八七九年中国杭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學前身）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一九二二年，在中国北京，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大学率先筹划建立了音乐研究所，继而清华、燕大、上海交大、华北大学、辅仁大学等老牌高等教育学府对音乐教学都加倍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应该说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起步阶段。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了六十年代后，中国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事业起起落落，几经波折。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事业得以重新发展。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国家相关部门不断的出台鼓励、扶持、保障性政策，促进和保障了中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学科门类、课程设置、教学教法等等都得以丰富和完善，有关声乐教学实践课程的设置也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社会对艺术素质教育的普遍惹是提高，在广大各层次声乐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声乐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的声乐的学习也变得普遍，中国普通高校音声乐教学有了质的提高。教学成果、学术研究、理论专著和科研成果丰硕。从二十世纪初年至今，不仅中国普通高校的声乐本科教育发展迅速，众多中国普通高校开始招收声乐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更加增强了中国声乐教育师资教学实力与科研能力，这为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师的声乐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声乐艺术的实践活动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声乐教育工作者应该正视目前中国声乐教学所存在种种现实问题，普通高校声乐教育的发展还相对不太平衡，专业课教育相对成熟，而声乐选修课程体系还不完善，声乐教育在园歌文化建设也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大学生对声乐艺术认识还不够系统，面对不同层次和格调的音乐作品的选择缺乏引导性的选择和把握。优秀的声乐实践经验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与普及，这些现象证明中国声乐教育任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总结、归纳，逐步形成科学的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学理论实践课程体系。由此得出，客观准确的了解当下中国普通高校的声乐教育教学发展的现状以及规律，准确、深入的掌握声乐教学课程体系的真实状况、深入的分析声乐教学课程体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阶段性的总结中国普通高校的声乐教学实践的成功案例和现实可行的经验，深入研究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学的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灵活的探索和制定教学计划、培养目标、课程建设以及教学模式等

在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声乐教育推广和发展遇到的阻碍，是包括声乐教学自身的内在因素在内的诸多社会因素造成，再加上中国普通高校音乐艺术学科门类建立相对比较晚，所以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首先，社会对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学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导致了声乐课程在整个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和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高。在表中所列的音乐教育成绩比较突出的六所高校所开设的47门音乐选修课程中，与声乐有关的课程仅仅占所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音乐艺术课程总量的不到百分之十七，声乐演唱实践的课程也仅占所国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音乐艺术课程总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其次，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的设置及教材不够规范，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影响到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关于声乐课程的设置，虽然多数体现了声乐知识的综合性、关联性，可是这些声乐课程对于不同基础包括非专业的大学生来讲，都缺乏可行性的实验论证。这不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声乐教育几乎都是在选用专业艺术类院校以及师范院校的声乐教程设置及各类声乐艺术考级教程等当做参考教材，普通高等学校声乐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常常采用自主编辑的声乐教材，但教材不规范，知识点堆砌，缺乏合理性，应当紧密结合教育知识，注重知识的延续性和合理的逻辑性。在这些声乐课程设置和自编声乐教材中，几乎没有能够紧密联系中国普通高校声乐课科学合理的声乐教程和声乐教材。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学课适用的声乐教程设置和声乐教材编辑，以其它学科的教材和课程设置相比还相差甚远，这成为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育当下最迫切的问题。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育的教学课程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这与声乐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艺术教学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关系，中国普通高校声乐教学实践的现实状况又直接影响到了其声乐教学理论研究的有效开展，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水平势必直接反映着出其教学实践行为的真实水平，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声乐艺术教学方面的实践反映出其理论研究水平从笔者对该学科学术成果的梳理得到了证实。

故而，身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声乐艺术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在高等学校艺术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之下，应该树立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分析研究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声乐艺术教学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存在优势，科学合理的研究和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通过声乐实践教学，逐步有序的进行声乐实践教学理论的探索，才能为中普通高校声乐艺术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岳雷.试论社会音乐选秀现象对普通高校声乐教育的影响.《音乐创作 》.2011/06

4.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四

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到200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整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从执政的角度说，这6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60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回顾了过去55年党执政的艰辛历程，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高度，总结阐明了党长期执政所积累的六条主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和运用好党的执政经验，发挥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

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30多年党的基本经验；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1998年，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20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总结了党成立后80年的基本经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重点总结和认识了改革开放30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每一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经验总结，都使我们党在认识上产生飞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在工作中不断开辟崭新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①这一论断，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政党，特别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其是否成熟与成功，常常取决于它对自身的历史是否重视并科学地加以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是一个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历史经验的启迪。总结和汲取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归根结底是为了在继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的六条执政经验，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拓展了空间。

二、科学理解并牢牢把握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及其指导作用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主题，以我们党执政55年的实践为基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总结了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简单说，六条经验就是“六个坚持”，科学理解这“六个坚持”，就要正确理解并牢牢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

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已被实践证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这条经验对我们党未来的执政历程，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在胡锦涛总书记总结的“十个坚持”中，“第一个坚持”强调的精神实质仍是这个意思。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党的执政经验对现实的深刻启示。只有正确处理继承、坚持和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能大大推进全党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2.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条经验也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只有坚持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曾鲜明地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②，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0年的改革开放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充满了勃勃生机，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是党执政兴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3.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政权稳定，决定着党合法执政的物质基础。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始终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正如党中央经常强调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交互作用的全面进步的过程，是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所以，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党的执政使命的完成，都要求我们党不仅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4.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靠什么立党，为谁执政，始终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③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能否运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用来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始终是党执政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是毛泽东建国前就特别关注、建国后又经常思考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垮掉了，丧失了政权，教训十分深刻。

古今中外的政党发展史表明，任何政党执政以后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不

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严重脱离群众，最终都会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党员、领导干部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这种考验更加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5.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党执政的规律，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既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途径。这启示我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其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要求，依法执政是基本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框架。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职能作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决策水平。

6.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内在要求。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和凝聚13多亿人民同心同德、集中力量搞建设，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构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在未来执政的征程中，我们党肩负着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三大历史重任。当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改革事业的党，其自身当然也应该是充满改革精神的党。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要积极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措施、新办法。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党的建设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有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勇于在党的建设领域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对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办法等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党的建设的各方面成效也才能最终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六条执政经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主题之下，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从内容看，六条经验以阐述共产党执政规律为主线，贯穿和体现了一系列重大原则：第一条讲的是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第二条讲的是党执政的制度基础，第三条讲的是党执政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第四条讲的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第五条讲的是党执政的主要方式，第六条讲的是党执政的根本保证。从内在逻辑联系看，它是把党放在执政主体的位置，沿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思路回答了我们党怎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怎样才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六条经验，凝聚着广大共产党员的智慧和心血，蕴含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哲理，揭示了共产党治国安邦的真谛，是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要重视对保证党如何长期执政其他经验的研究

在科学把握并运用六条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重视对保证党如何长期执政其他经验的研究。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执政党如何牢牢掌握国家机器，不断加强对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是政权的支柱，特别是军队、武警、公安更是国家政权的支柱。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希望的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说像原苏东国家共产党那样放弃对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实行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在这方面，我们绝不可书生气十足，而应该牢记毛泽东的话：“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④要思考并记住邓小平的政治疑问和嘱托：“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⑤

2.执政党如何牢牢掌握舆论工具，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有效领导？舆论工具对一个政权来说至关重要。高度重视枪杆子，同时也要十分重视笔杆子，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思想，也再次被当今世界历史经验教训所证明。从某种情况和某种时候讲，舆论工具的导向、舆论工具掌握在谁手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一些国家和势力一直在不惜成本地采用各种手段加强舆论宣传竞争，而且在我国周边加大宣传的力度。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舆论控制力。

3.执政党如何从长治久安着想，坚持把干部和青少年教育好，掌握未来执政的基本力量？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非常郑重地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⑥邓小平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说：“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⑦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他们的。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办好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普通大学，成功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的同时，就非常注意对青少年的培养。建国前后，国家又派很多青年学生到苏联等国家去留学、培训，培养了一批政治家、科学家及各方面的人才。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讲到中央委员会构成时，曾认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主要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强调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⑧，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我们现在和今后强调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委员会就应该特别注意选用法学家、社会学家及各人文学科方面的专家。对此，我们应该有战略思考。现在的大学生和未来的大学生，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孩子们，主张个性张扬，绝大部分又受到过初步的民主训练，人人上网，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怎样教育、引导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问题。

注释：

①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②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380页。

④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5.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这条道路和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目标追求，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是引领、激励我们团结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要随之而不断发展。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它的现实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的政治信仰，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巨大的指导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面面向未来、引领发展的旗帜，是一面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现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性、科学性，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和回答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它不但回答和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它一经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6.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

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

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7.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七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日益频繁。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根基, 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日制普通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也要求,中学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强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能在交流中用英语简单介绍祖国文化”;“通过中外文化对比,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等。

虽然,当今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开放、多元繁荣和融合的时代,但是,当代中学生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却比较陌生,他们无疑或多或少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念,普遍淡化、漠视传统文化。比如:一说到京剧、黄梅戏等传统剧目就一脸不屑,可是对Taylor Swift、Lady Gaga的歌曲却趋之若鹜;对西方的圣诞节、感恩节常常会如数家珍,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等文化内涵却很茫然;他们既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又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自己民族的文化,对此现象的确令人深感忧虑。

因此,中学英语教学,在传授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注重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 一,有利于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用;二,有利于教会学生用英语介绍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技巧,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三,有利于提高中学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职业、节日、风俗、社交礼仪” 等一般社会生活方面的英语对话应用能力;四,有利于积极开发富有浓厚中华传统文化色彩的诗词、古文、小说、故事、成语等经典,作为学生“中英双语”比较阅读的校本教材资源,创建中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学校特色。

本文拟从中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分别从“现实问题”“价值理解”“相应策略”等方面尝试论述,以就教于英语教育界各方同仁。

一、中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语言教学应该结合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已被当今广大中国英语教育工作者所认识和接受,在目前的中学英语教学中,英语文化的学习在日常教学中已得到充分的重视,但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却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造成了中学生在快速掌握英语语言和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却开始淡薄,导致了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低,很难使学生感受和体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英语教材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教科书作为一种载体负有传承人类文化的使命,一方面要将人类的现代文明成果载入历史,另一方面要延续传统的文化,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与源头。以译林版牛津高中英语教材为例,课文所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具有时代性、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见表1)。其内容有的与青少年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模块一模块十一的内容;有的是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模块五模块十的内容;有的是有关现代科技的发展,如模块四模块七的内容等。在选材上绝大部分出于英美报刊或英美作家所写的与英美文化生活有关的语言材料,大多涵盖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文学、以及艺术。不可否认,这些文章语言地道生动,文字优美,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还了解了西方的文化。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较少涉及,而有关中国题材(特别是文化题材) 的文章则是少之又少。这样的选材让英语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普通生活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学生们满脑只有英美的知识,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逐渐淡化。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用英语知识表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2.英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语言既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两者在互相影响与互相作用中共 同发展 。 克莱尔·克拉姆契(Claire Kramsch)认为,“如果语言被看作是社会实践,文化则是语言教学的核心,文化意识必须被看作语言水平形成的必要之物和语言水平的反映。”基于此认识,英语教学应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更多关注的是对学生语言知识能力的灌输,实际上中学英语教学更多把重点放在了“应试”的语言知识上,很少顾及文化在教学中的渗透,甚至基本无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英语课堂的呈现,结果造成很多学生能具备牢固的语法结构知识,却无法实现用英语进行畅通的交流,更不用说用准确的英语向世界介绍中国丰富的文化。这不是我们的学生英语基本功学得不扎实,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中国特色的词语,如:“馒头” “豆浆”“油条”等。笔者曾就这个问题面对中学英语教师作了五级量表的问卷调查。在对“你认为在英语教学中有必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授给学生吗?”的调查中,24%的教师认为“非常有必要”,56%的教师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输入是英语的任务之一”的说法,只有20 %的教师表示“非常同意”;对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英语教学的任务之一?” 的回答中,教师的观点主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是语文科目的任务;英语课本中没有呈现;不是英语科目考试内容等。

3.英语考试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在中国的教学环境之下,我国的教育体制和评价体系将考试和成绩置于异常重要的地位,英语考试对教学直接有指挥作用,测试结果对学生的学习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许多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通过英语学习和考试上。但是在英语考试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以2014年江苏省高考英语试卷为例:包括完形填空、任务型阅读在内的7篇语篇类阅读,内容主要为:戴尔卡耐基的生平、厨房家具设计、时间经济、生气与大脑、家信和同伴压力。内容较少涉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国19份高考英语试卷中反映学生英语输出能力的题型书面表达中也没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除了书面测试以外,我们的高考英语口语测试的话题中也忽视了对这方面的重视,如《江苏省高考英语口语测试》所提供学生需要掌握的话题中,西方文化内容在18个话题中占了9个,直接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只有较少的内容(见表2),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包含在其中。

以上种种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中,对文化的学习更多表现出了一种单向的吸收,教材涉及的内容、教学和测试都以英美文化为主,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中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几乎被忽略。而且,由于受到强势文化的侵入, 绝大多数学生更愿意了解和获取西方文化知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么知之甚少,要么不能用恰当的英语表达,导致文化交流能力发展失衡,不但无法满足交流对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需求,而且由于表达不准确,也容易造成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二、中学英语教学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

1.体现英语教学“立德树人”的学科价值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以英语为主要语种所承载的西方文化从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特别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厉害,西方的生活方式几乎等同于时尚的代名词,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喜爱、认同却渐行渐远。

中学阶段是广大青年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中学生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而又缺乏必要的鉴别力,特别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英语教师应当在中学生人生的重要时期,加强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促使他们既具有国际视野, 同时又具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因此,这就要求广大英语教师高度认同英语学科教学的教育价值、树人价值。英语学科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生掌握一种工具,更是要全面认同英语教学的三种价值:一是交流沟通、获取信息;二是认知思维、发展心智;三是品格塑造、立德树人。尤其是在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需要进行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型和价值取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会对人们理解英语教学的价值产生重大变化,也会为选择教学内容提供新的理性视角。

2.体现培养学生跨文化理解、鉴别、交际能力的 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只有拥有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有资格进行必要的文化交流; 学生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自豪和自信,才有可能在交往中处于平等地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和自信则来自于对其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 文化交流不能仅局限于对交流对象的理解方面,而且还有与交流对象的文化共享和对交流对象的文化影响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后两者对于成功交际更为重要。文化交流中,一味地尊重和迁就对方并不能达到平等交际的目的,相反,适当地保持自我却可赢得对方的尊重。

因此,在中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注重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通过文化的比较,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西方文化,更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文化鉴别力, 学会辩证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长处,又坚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避免盲目地崇拜和不加选择地一切接受,力求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提升自身跨文化理解、鉴别和交往能力。

3.体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英语学习正迁移的 价值

中学英语教学的任务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在中学英语课程构建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是英语学习可用的资源,也是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探索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文化是英语学习者生存与生长的土壤,相比西方文化,学生对传统文化更加熟悉。当传统文化成为英语课程的重要内容时,英语学习活动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传统文化为英语学习提供了大量的语言素材,学生在说英语、写英语时更倾向于借用传统文化思想阐述观点,因此丰富了学生说与写的内涵。另一方面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以传统文化思想为基础,客观地对待与评价学习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内容,可以提高文化认识水平,不轻易盲从或顺从。这样,学生就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西方文化的学习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

三、中学英语教学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策略

作为英语教师,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现实,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英语教学中,提高英语教师自身文化素质,担负起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以适应目前的英语教学发展的需要,促进我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1.英语阅读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

阅读的过程是读者积极主动地认识与思维的过程,不仅有助于获取信息、拓宽视野,而且能提高文化修养,发展思辨能力。任何语言的学习都跟阅读息息相关,大量的阅读能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语境,地道的语料。目前的大多数英语教材中都没有较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造成很多学生既缺乏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也缺乏用英语表达中华文化的能力。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当前的各种英语教材中调整英语教材内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教材内容只有与学生的真实语言环境相结合,才能培养他们正确应用语境传递文化信息的能力。

例如,教材中可以选编讲述、描写中国的英语文章,或者节选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同时, 教师在课后增加一些必要的训练题来巩固对这些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或者在教材附录中增加中国本土常用词的精准英译词汇,如“筷子”“春卷”“粽子”“划龙舟”等,这样可以让学生学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中不至于词不达意。

此外,为弥补英语课时少的情况,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广泛地进行课后阅读,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向学生传授寻读、跳读、略读等阅读的技巧和方法;向学生推荐一些课后阅读书目、报刊杂志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英文文学作品,在增强学生民族认同感和爱国心的同时,领悟本国的文化,也习得了英美语言;还可以布置阅读任务,要求学生写读后感、故事大意,让学生根据阅读的内容和观点进行批判性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多个侧面去理解材料的内容和文化内涵。

2.英语写作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

由于中学英语教学都是以教材为中心媒介,而目前教材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为核心,因此,学生的写作命题大多围绕与西方文化相关的课文内容设计, 写作内容在文化上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西方文化的思维定势,这样的写作就会使语言失去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价值。

开展基于传统文化的英语写作教学并不是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在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的同时,宣传强化自身的传统文化。设计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写作主题可以指导学生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唤起个体对文化的感悟、想象和思考。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所沉淀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会给学生的心灵世界带来震撼,在中国文化被误读的今天,使他们更急于将自己的文化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并热爱中国。其次,在写作中适度引入中国文化,学生对两种文化的相异与相同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不至于厚此薄彼。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写作中将不再无话可说,而是会积极地去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英语表达方法。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多种形式融入到英语写作教学中:如句式练习,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翻译一些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句子。在分析句子结构的同时,启发学生探究中西语言形式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在解读语言意义的同时,适度引进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新概念》第三册第三课的句子“Some time ago,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was made by archaeologists on the Aegean island of Kea.”主语用‘an interesting discovery:强调discovery,体现“发现”这个动作被考古学家做出,如果按照汉语习惯来表达“Archaeologists made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主动语态难以突出重点。 再比如汉语口语中可以说:“他来,我就走。”英语表达中就不能说“He comes,I go.”正确表达应该加上关系词If和改变动词形式 :“If he comes, I will go.” 不同的句子结构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点:一般来说, 英语注重形和,中文注重意和。

再如语篇写作,纵观近十年的高考英语写作指导和范文,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句式。主题不同,但主要结构和句式是一致的:第一段以“As we all know”开始;第二段围绕“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ideas”展开;第三段以“As far as I am concerned/In my opinion”结束。这样的写作形式禁锢了学生的写作思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突破三段论的固定模式,尝试进行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写作教学。如:如模块2中Unit 2的Project是一篇介绍云南香格里拉的文章。其中有大量对当地优美风景的描写,文章语言含意隽永、修辞精美、富有节奏韵律感,让人读了欲罢不能,回味无穷。教师可以让学生模仿写作家乡的风土人情,去感受到祖国的美丽江山。在写作教学中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可促进学生的写作意愿,让学生更愿意动笔去写。

3.口语交际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际应用,教师要特别重视学生日常口语交际的实践环节,关注在实践中对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细节的体悟,积极开发英语教学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细节的资源,如:教师可以将 《三字经》《弟子规》《负荆请罪》等中的优秀经典传统文化的故事,转换为可供学生英语口语交际实践的资源,以英语课本剧的形式,凭借英语口语交际实践的教育方法,多创设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这些情境的体验,了解传统文化细节的要求,学习和模仿,有意识地在口语交际实践中尝试、体验、纠正、总结,真正实现在英语学习实践中提升细节上渗透传统文化体悟水平的目标。

教师还可以利用每天的daily report环节,有计划、有选择地安排一些内容,如中国传统的谚语、成语或是特色小吃,旅游景点的介绍或是古诗名篇的诵读,既热身,又体验到文化瑰宝。这些教学内容,教师可根据教学实际有计划教授和渗透。如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时,鼓励学生查找资料掌握一些与春节相关的英文表达,向全班学生交流介绍,其他同学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围绕话题进行进一步的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讨论让学生多方面掌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如:春节联欢晚会:Spring Festival Gala Evening, 年夜饭 :the dinner on New Year’S Eve,灯会:Exhibit of lanterns,唐三彩:Tri-color Pottery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Tang Tri -colored pottery等。

结语:

8.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篇八

一、两者关系处理上的历史经验

（一）两者关系处理上的史实经验

从史实上讲，校园文化建设的断层，会导致道德培养的缺失。“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受到了严重冲击，校园文化建设也未能幸免于难，正常的高校文化建设被停滞，知识被无情践踏，人才被残酷摧残，直接影响了道德培养的生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高校校园里的教学秩序、文化建设得以逐渐恢复。随着高校文化建设的不断丰富，对知识、文化的尊重重新恢复并得以加强，高校校园里形成了浓重的文化氛围，老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学生勤奋好学、积极进取，高校道德培养也有所改观。

（二）两者关系处理上的理论参考

从理论上讲，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还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们把校园文化粗略地分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组织文化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在大学生道德建设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还有研究者指出，“重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德行的规范与德性的养成具有一般文化不可替代的教化功能” 。[2]彭巧云在《校园文化建设在营造道德培养环境中的作用》谈到，“校园文化建设是新时期高校对学生进行道德培养的重要一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营造道德培养的良好环境，是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有利途径” 。[3]上述论者围绕校园文化和道德培养，指出了文化建设在道德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两者关系处理的研究上虽稍显缺乏，即没有注重道德培养对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但都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重要作用，对新时期两者关系的处理具有有重要的意义。

二、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处理上的现实问题

（一）割断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而偏重一面

从理论研究上看，大量的研究集中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如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如何搞好校园文化建设都有大量研究。从实践上看，通过校团委、学生处的引导，各学生社团的参与，高校开展了丰富多彩、层次多样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然而道德培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较少，形式上重单向灌输，没有发挥师生的主体作用。实+际上，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道德培养是高校文化建设的必需。割断道德培养而单纯进行高校文化建设，高校文化建设会缺乏内在动力、易迷失方向。而单纯进行道德培养，忽视高校文化建设，道德培养会失去重要载体、步履维艰。

（二）混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而重复建设

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有些内容是重复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道德培养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中，若没有理清两者关系，就会出现重复建设。虽然高校文化建设与道德培养是辩证的关系，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有着不同的内涵、形式和特点，在互动中发展。混淆两者关系，既导致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优化配置，也导致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工作的成效。

三、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互动的意义

（一）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互动研究还有待深入

纵观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历史现状不难发现，一是目前学界对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的关注较少，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很多研究者将道德培养纳入到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中来考察其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关系，在新形势下这一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三是研究者虽然意识到两者的关系，但侧重校园文化建设对道德培养的单向关系，侧重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单向关系，忽视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双重作用机理，忽视了高校道德培养的重要方面师德建设。然而，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相生相起，相互促进。正视二者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在培养高等人才过程中的关系，有助于合理配置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资源。文明向上的高校文化建设势在必行，优良卓越的道德品质亟待推进。

（二）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互动意义

1.两者互动的必要性

高校文化建设是实现道德培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拓展大学生道德培养的方式。道德培养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师生处于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深受文化精神的感染，道德情操得到提升，这是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道德培养自身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教育目标。明确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相互作用更有利高校各方面的建设。在知识型社会，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是整个知识社会的重要组成，能动处理好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实现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互动显得尤为必要。

2.两者互动的重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深入发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推动高校文化建设、道德培养的有效进行，必然要寻找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高校校园文化植根于校园物质和文化环境，与道德培养所存在的环境、目标、对象、发挥的功能相吻合。因此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从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关系的角度切入，用辩证的观点审视和处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关系，实现两者的互动，显得至关重要。

【注释】

[1]陈乃林，梅泽铭.校园文化与大学生道德建设[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03）：142

[2]夏湘远.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道德养成教育[J].大学教育科学，2006（03）：91

[3]彭巧云.校园文化建设在营造道德培养环境中的作用[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