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历史演变

国际贸易的历史演变（通用8篇）

1.国际贸易的历史演变 篇一

诗经的历史演变

两千多年来，《诗经》曾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时代，《诗经》在社会生活中就有广泛的应用，《左传》中就有大量引诗用诗的例证。实质上，《诗经》是先民继承前代文化遗产、领略礼乐文明精髓、掌握社会交往准则的经典文本。对于立志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来说，学《诗经》无疑是获取话语权的初阶，所以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学《诗》，不只记诵字句，更要经世致用。

孔子建构起“六经”经学体系之后，《诗经》又承载起独特的文化功能，两千多年之中，《诗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诗经》学之兴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诗经》中的大量篇什，描写了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赞美既文质彬彬又胸怀抱负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谁不愿拥有这美好的瞬间?可以说，一部《诗经》阅读史，未尝不是一卷人间心灵史。这才是《诗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成为经学要籍之后，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汉、宋、清三朝的成果最为显著。现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古诗序》(或称《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阐释著述。到汉代，著名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学，起初是显学。《毛诗》后出，是古文学。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诗》定于一尊，从而形成了《序》、《传》、《笺》、《疏》的严密体系。在注重对字义、名物的训诂和考据，着力于经文本义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释的基础上，将诗歌与政教相联系，宣扬王道礼仪，功利色彩浓厚。宋代虽然有“疑经之风”，但由于经学归于朱子之理学，《诗经》学仍在严密连贯的解说体系之中。《诗经》的史料化是学术转型的一面，汉代以来的分经而治，转变为分科治经。分经而治是每一经自成体系，以经为中心，并不与“通经”相悖;分科治经则以学为主(参林久贵、周春健《中国学术史研究》)。

清代开始全面整理与研究传统典籍，《诗经》自然不会例外。清初，学术界响起复古征实的呼声，《诗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说为宗，注重训诂考证;或以《诗集传》为宗，专注推阐诗意;或不主一家，兼采众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戴震的《毛诗补传》堪称佳作。嘉道间，更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部名著问世。晚清时期，《诗经》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今文经学，著述颇丰。维新派(今文学派)和革命派(古文学派，或称国粹学派)“都必然地趋向变革，而变革的结果，都是取消了传统经学”(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接续这一变革、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启超。梁启超说:“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固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五四运动”以来，以文学治《诗经》者，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自称大胆的郭老，“选译”的是彻底的离经叛道(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被定为“文学作品集”，摇身变为“先秦三百”，仿佛是《唐三百》的直系老祖。探讨《三百篇》的“真”(科学实证)与“美”(文学审美)，便自然成了研究的康庄大道。“如果只是把《诗经》当作单一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恰当的。单一的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全面体现《诗经》的价值，而且会让《诗经》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诗经》被文学化、史料化后，现在更成为各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无疑使曾经是整体的《诗经》日渐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与推翻传统经学这个权威的“革命”思路是一贯的。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现代人?获得审美享受之后呢?了解先民生活情状之后呢?答案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给出。因为《诗经》是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其价值在于展示，又似乎与我们毫无关系。

诗意在自由，而反对权威是现代人的自由德性。“权威在于阐释的唯一性”，现代人乐于将“诗无达诂”视为传统内部的反叛而作为自由阐释的根底。但《春秋繁露》所谓“诗无达诂”，乃以“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为根本，“大义”被解释为现代的“诗意”，现代人的空疏可见一斑。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从《诗经》到“三百篇”，被“革”掉的正是经学之“大义”，亦即善恶之别。“五四”学者们艰难地在清代《诗经》学术传统中?绎出“科学精神”和“审美价值”，却轻易地放过传统经术的最关键之处:有识之士心中的“经学无用”论(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在现今看来无疑是“道德无用”的讽刺，我们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迈入了善恶朦胧的现代。经学在现代的尴尬，其实是现代人品质平庸的尴尬。孔子曰:“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2.国际贸易的历史演变 篇二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城市广场”如是描述:“广场 (Agora) , 古希腊城市作为市民活动与聚会的露天场所。”它说明了广场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古希腊。它最初源于古代人的庆典与祭祀活动, 是人们进行供奉、祭祀、宗教等活动的“广”而“空”的场地。古希腊从民主制国家的政治基础出发, 富于智慧地将其国家政体形式体现在他们的城市公共空间里, 广场由此诞生。在希腊城邦里, 它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要素, 成为民主和法律裁决的象征。

到罗马时期, 君权的地位开始在西方政治生活里突显出来, 君权主义也开始在广场的设计和建造上体现。在有效继承古希腊城市广场的传统影响的情况下, 从君权主义立场出发, 这一时期的城市广场多以体现政治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为设计目标, 它们大多被某一特定的大体量的建筑物支配着, 因此获得建筑前广场的特征——这一空间的转变, 可以从古罗马帝国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得到解释:君主专制主义要求人必须屈从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 古希腊城市广场传统中的公共自由特征减弱, 广场多用建筑群或围廊为界面围合封闭, 强调建筑群所围成的实用空间, 突出广场的形象, 将古希腊广场自由、不规则、多少有些零乱的空间塑造为城市中最整齐、典雅、规模巨大的开敞空间。

中世纪的欧洲, 统一而强大的宗教政权大行其道, 教堂常常以庞大的体积和超出一切的高度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 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布局。作为进行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的地方, 该时期的广场多围绕教堂来布置建设。由于贸易活动的兴起, 中世纪的广场还具有市政和商业两大功能, 它们一般被叫做集市广场。在中世纪城市里, 集市广场、市政厅和教堂相依为伴地构成城市及城市生活中心的景观非常常见。

16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反教会、反封建、反专制的人文主义将欧洲意识形态由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 人们的创造进取精神焕发了出来。这一点在城市广场的建设和设计上也得到了体现, 广场的形式趋向多元化, 方的、圆的、椭圆的, 而其风格更注重空间的整体性。中世纪那种以一个集市广场控制整个城市空间的结构被彻底打破了, 诞生了多个广场共存或构成广场组群的格局。特别在文艺复兴后期, 城市广场还有些中世纪的影子, 周围建筑布置比较自由, 空间具有较强的围合性, 雕像多设在广场的一侧。设计追求人为的视觉秩序和庄严宏伟的效果, 对形式的追求近乎于完美。该时期的城市广场设计过程亦由中世纪的“渐进式”改变为“自上而下”的有计划的“决定论式”, 注重构图的完整性, 透视原理、比例法则和美学原理等古典美学法则被广泛地运用, 追求完美的广场平面形状和舒适的空间尺度和比例, 设计手法娴熟巧妙, 空间艺术完美成功, 科学性、理论性的程度明显得到了加强。

17—18世纪, 在法国兴起的古典理性主义风靡全欧, 自然科学获得了初期的重大发展成就, 在美学上, 唯理论甚嚣尘上。以法国为例, 当时巴黎的城市规划建设表现出了对秩序的绝对追求,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空间艺术成就被推向颠峰, 新的严密的逻辑与理性和更为纯粹的几何结构与数学关系被运用到城市空间中, 城市版图追求对称和协调, 强调主从关系, 突出轴线。广场是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尤其是纪念性广场有了很大的发展, 作为城市地标, 它标榜君主和国家的理性精神, 其绿化、喷泉、雕像、建筑小品等进入统一规划的视野里, 注重于和周围建筑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广场形象以封闭的、规则的几何形为主, 以宏大的尺度、一色的房屋界面和明晰的轴线突显规范化的特征, 突显秩序、组织和理性的永恒至上。

18世纪下半叶, 工业革命爆发, 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工场, 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大城市的兴起。同时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建筑高度密集、城市建设趋向无序、汽车抢占广场空间、绿地减少、居住条件恶化等, 城市广场的发展在此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低潮期。这一低潮在19世纪20年代的《雅典宪章》出台时为最甚, 所谓的“现代主义运动”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 使得广场丧失了最初作为市民社会场所的起源意义, 变成了无人性的空间, 其对人的关怀和对城市生活的积极意义也未能体现。

3.挂职的历史演变 篇三

边区人民政府曾大规模选派知识分子、干部和学生下乡，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这被学界视为干部挂职锻炼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经常以下派工作队的形式选派干部深入基层。

1991年9月6日

中央颁布的《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提出，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特别是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选派他们到基层去任职锻炼。

1993年8月

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国家公务员实行交流制度，交流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

2001年4月

中央下发《关于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的通知》，选派100多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和其他局、处级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两年。

2006年1月1日

当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可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2007年10月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提高年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

2010年9月

《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把干部交流同培养使用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干部向艰苦地区和艰苦岗位交流。

哪些人曾挂职

学界：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2011年9月16日挂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光谦（青海大学校长）：2011年挂职北京水务局副局长。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006年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厅副厅长。

政界：

丁向阳（国务院副秘书长）：来北京就任北京市發改委主任之前，曾挂职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戴均良（北京市副市长）：2007年至2009年，挂职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林克庆（北京市副市长）：任东城区副区长期间赴企业挂职，任北方服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文体界：

牛群（演员）：2000年12月29日挂职安徽省蒙城县副县长。

谢军（北京国际象棋队“棋后”）：2007年4月30日挂职北京西城区教委副主任。

张政（央视主持人）：2008年10月21日挂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助理。

挂职者说

曾经在河北短期挂职，是自愿去的，为的是增加阅历。一开始的障碍是对当地的人员、情况、工作方式方法不太熟悉，感觉就像“倒时差”一样，但很快就适应了。几个月下来，也独立开展了不少工作。由于不能经常回家，人际交往少了很多，空余时间看了不少书，也算有收获。

——北京一名基层公务员

我所在的部委里，挂职的人群大概呈现“枣核形”，两头少，处级干部和局级干部居多。近年每批大概都有十来人去不同地方挂职，我去的是山东一个比较贫困的县。感受最深的是，和在机关里工作不一样，在基层挂职需要时常在村子里跑，外出调研的时间长，坐办公室的时间少。

4.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篇四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5.七夕节的历史演变 篇五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古代的典籍中很早就有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大载礼记·夏小正》说：“是月织女东向，盖言星也”，也就是说，至少在汉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织女星在天空中的运行规律，以七月显得最为突出。而此时织女、牵牛只是天上两个星座的名称，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东汉时期，无名氏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迢迢牵牛星》，从中可以看出，牵牛、织女已是一对相互倾慕的恋人，不过诗中还没有认定他们是夫妻。到了南北朝时期，梁代的萧统编纂的《文选》中，《洛神赋》有一条注释：“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和七夕相会的情节，已经初具规模。

在《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一会。”

汉代以来，民间开始有七夕乞巧的习俗，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汉族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图为国画：桐荫乞巧)

随着民间的乞巧习俗风行，这一节日也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的歌咏。如唐代诗人杜牧有《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宋代词人秦观有《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七夕好去处

山西普救寺：寻访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

有“中国情人节”之称的七夕节，如今受青睐程度并不亚于西方情人节。每年七夕之前，一些与浪漫爱情故事有关的旅游目的地都是情侣们最向往的地方。马上就到七夕节了，特别推荐一些经典爱情故事或爱情传说的发生地，趁这个周末，和你的爱人一起去寻爱吧。

爱之说：普救寺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发生地，这里记载着崔莺莺与张生相识、相爱百转周折的爱情足迹。

寺庙历来都是清静之地，与风月爱情扯不上关系，唯独这里，被贴上了爱情的标签。普救寺位于山西晋南永济市(古称蒲州)西北的蒲州古镇里的西厢村，该寺距市区12公里，始建于隋朝初年。普救寺西侧有一座13层、高40米的古塔，叫莺莺塔。莺莺塔具有奇特的回声效应，在塔附近以石相击，人们在一定位置便可听到“咯哇、咯哇”的回声，类似青蛙鸣叫。莺莺塔与北京天坛回音壁、四川潼南石琴和河南三门峡市的蛤蟆塔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回音建筑。此外，还有莺莺坟、莺莺桥、白马将军庙等景点都值得一去。

七夕情人节的送礼物

1、一束玫瑰加一盒巧克力

大多数女人在收到一大束鲜花都会很惊喜开心，何况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收到一束代表浓浓爱意的玫瑰呢，再加上一盒巧克力，甜甜又蜜蜜。虽然这一招不是很有新意，但普遍适合，如果是不会挑选礼物的男生，建议照这个方法做，不会有问题的啦。

2、送适合女友风格的衣服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了一件衣服，这就说明衣服对女人来说是可多而必不可少的东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送衣服不仅能送到女友心坎上还很实在哦，会让女友觉得你是个实实在在的男人。当然如果你的女朋友喜欢惊喜的话，这招恐怕不适合哦，不然会觉得你很闷的。

3、一场浪漫的约会

6.现代新儒学的历史演变 篇六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演变

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创立期、奠基期、内外开展期和海外发展期4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从新儒学的奠基者到当代海外新儒家,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种从表面比附到内在融合,再到融入现代西方哲学思考的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维护儒学传统到将儒学知识性化、逻辑化,最后到将新儒学投入到社会生活实践领域的.越来越现代化的过程.

作 者：文启华 作者单位：湖北农学院宣传部,湖北,荆州,434025刊 名：湖北农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AGRICULTURAL COLLEGE年，卷(期)：22(6)分类号：B26关键词：现代新儒学 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 哲学思想

7.抽象环概念的历史演变 篇七

抽象代数是结构数学的重要分支,而环论则是抽象代数学中最为深刻的一部分。抽象环的概念是由一些具体数学分支中的具体的环经过公理刻画和一般的抽象而来的。起源于戴德金(Dedekind,R.1831~1916)和克罗内克(Kronecker,L.1823~1891)关于代数数论的研究,后来被希尔伯特(Hilbert,D.1862~1943)在代数数论的研究中正式提出,因此环概念的产生与代数数论的关系很密切。而环的系统理论则是由德国女数学家E.诺特(Noether,E.1875~1959)于1926年确立,她的工作是抽象代数形成的标志[1]。环概念的提出不仅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代数系统,而且成为研究其他数学领域的强有力工具。

环的理论实际包括代数理论、理想理论、模论等,一些代数抽象地看都是环,当抽象环的理论形成之际,这些具体的代数就被吸收和推广。环与群和域如同孪生姊妹相伴而生,又共同成长在数学的大家园。但与群与域的历史研究相比,环的研究相对滞后,与多年来其研究一直囿于其本身范围有关。但现在环论研究在与群表示论、代数数论、代数几何、代数拓扑等核心数学学科相联系的方面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而且近几年来代数学与几何学、物理学相结合的趋势使环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且凸显了环论的价值。比如,对多项式环性质的研究现在被称之为多项式理想子环论,与代数几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函数环和变换环则在泛函分析上起着基本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对抽象代数中重要的一环,即抽象环,进行历史的分析和剖白。

一 抽象环的萌芽

最早的环概念的萌芽始于德国数学家戴德金。戴德金为了弥补一般数域中算术基本定理的不足提出等价于环的体。一个数集D,若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则称为体,即戴德金体[2]。

(1)D是一个由包含n个数的有限集生成的模,且这n个数生成一个数域,作为参照结构。

(2)D对乘法运算封闭。

(3)I∈D。

这样,代数整数环就是一种特殊的体。虽然戴德金只关注具体问题,没有涉及一般的环,但为此后E.诺特对具体的环进行抽象刻画奠定了基础[3]。而真正将环概念引入数学的第一人则是数学界的无冕之王希尔伯特。

希尔伯特主持过历史上人才荟萃的格廷根数学研究所,这里一度聚集戴德金、F.克莱因、E.诺特等享有盛誉的数学家。希尔伯特是少有的通才,研究领域宽广。代数不变式、代数数论和公理化无不闪耀希尔伯特智慧的光芒。他在代数不变式中给出了著名的希尔伯特基定理(每个多项式理想具有有限基)。他在公理化中给出了公理化方法。而对于代数数论的成就更为可观,既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综合与统一,又为抽象环论的建立写下伏笔。

希尔伯特从1892年到1899年间研究代数数论。他博采众长,研读克罗内克、戴德金和韦伯,同时开始自己的研究。1893年,在慕尼黑德国数学年会上,希尔伯特宣读的第一个数论结果——关于素理想分解定理的新证明,赢得了与会者的赞扬。1897年4月,他发表“代数数域理论”,即《数论报告》。

报告远远超出数学会的初衷,本来只需综述现状的报告,却成了指引下个世纪代数数论航向的明灯。用他宽广的知识、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视角,在统一的观点下,将以往代数数论的成就铸成一个结构严密形式宏伟的整体,不但用全新而强劲的方法解析已知的结果,而且引入一些创新概念,建立真知灼见的定理,描绘出宽广深远的代数数论蓝图。

他在《数论报告》的前言,简要叙述了代数数论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果,重点论述了它与其他数学学科的相互关系。他认为高斯(Gauss,C.F.1777~1855)、狄利克雷(Dirichlet,P.G.L.1805~1859)、雅可比(Jacobi,C.G.J.1804~1851)等人都对数论和代数问题(即多项式方程的求解)的密切关系唏嘘不已。他指出二者之所以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代数和数论在代数数域理论中的来源相同,还指出数论已具备现代数论的最基本要素。

与一百年前高斯的《算术研究》相比,希尔伯特的《数论报告》主要是综合了数论及其未来发展的范围和影响。由于希尔伯特侧重代数数论的研究,所以尽管此前人们就已经用统一的方法给出了群和域的定义,但是《数论报告》很少提到群,而且与戴德金和韦伯(Weber,H.1842~1913)一样,只是给出了域的定义。希尔伯特第一次引入环的定义,把环作为独立的概念来研究。希尔伯特在“一般数域理论”一章的最后一节给出了环的定义:

令θ,μ,…是任一代数数集,它的有理域是一个m次域K,那么系数为有理整数的全部整函数所组成的集合θ,μ,…称为“数环”、“环”或“整环”。

希尔伯特在脚注中解释道:这个概念与戴德金的体对应,所以它满足体的一些性质。环对加、减、乘三种运算封闭。如果ω1,…,ωm是K域的一组基,那么由这一组基生成的环是域K中最大的一个环。事实上,它是由域的所有代数整数组成的环。此外,域中的每一个环都有一组生成基。因此,希尔伯特认为环是已知域的代数整数组成的集合,并且对上述三种运算封闭。这样,他所定义的环仅是数环,而不是抽象环。

在给出环的定义之后,希尔伯特接着分析环的特征,特别是给出环中的理想的定义。这里,他引用了戴德金的几个结果。但是,希尔伯特没有把环看成是带有另一种运算的群,或者除法不满足某一性质的域,也没有把域中的理想看成是环。他的理想仅限于数域中,未把理想与数域和多项式集合统一起来。理想不是数域和多项式集合的因子分解的抽象工具,也不是代数数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因为技术能力达不到,而是因为他还没有代数结构思想。这是数域和多项式集合在抽象环论中统一的关键。

1900年,希尔伯特在《数学百科全书》上发表关于代数数论的另外一篇文章。文中,他给出整环,即域中的环的定义之后,说明最初用来研究域的一些概念可以转化到环当中去。他给出了模的定义:对加、减两种运算封闭的整数集、域中的环或环中的理想。与戴德金一样,没有把模(本质上是数论概念)与群等同起来,不过,对他来说,二者在形式上是等价性[4,5,6,7]。

总之,希尔伯特把域作为代数数论的研究对象,把群、理想和环当做工具。他的观念仍是19世纪的古典代数观念,而不是代数结构思想。与此同时,其他的数学家也都为抽象环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比如克罗内克曾提出相当于代数整数环的序环,并在其上建立了除子理论。但因为影响不及戴德金和希尔伯特的环,所以我们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希尔伯特的环不仅对代数数论的发展还是抽象代数学的产生都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另外,他的公理化思想促使人们用公理体系定义数学理论,为抽象环的定义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 抽象环的建立和完善

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回归具体。抽象环的概念同样由具体的概念演化而来,除却希尔伯特的数环,还有一种特殊的多项式环,同样为抽象环概念的诞生铺陈推进。

1914年,弗兰克尔(Fraenkel,A.H.1891~1965)发表一篇论文,首次介绍了环的公理化定义,系统地讨论了环的性质。他给出环的定义:

已知一个有对等关系的集合R,如果其上可定义两种抽象关系:加法和乘法,加法满足群公理,乘法满足结合律,加法还满足分配律,R对加法至少包含一个单元。另外还满足下面两条公理:(1)每一个正则元素(不是零的元素)对R的乘法来说一定可逆;(2)对任意a,b∈R,存在一个正则元素αa,b,使得a·b=αa,bb·a,且存在另一个正则元素βa,b,使得a·b=b·aβa,b,那么就把这个集合叫做环。

弗兰克尔主要研究零因子的因子分解性质以及依据一些基本的零因子对抽象环中的元素进行加法分解,没有考虑整数环,没有发现他的抽象环与戴德金体的关系。从现代代数的观点来看,模和理想都属于抽象环。弗兰克尔也没有得到环与理想、模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希尔伯特只是讨论过理想与代数整数环的关系,直到1920年以后,随着克鲁尔(Krull,W.1899~1971)和E.诺特的工作,理想论才并入抽象环论。

弗兰克尔没有给出理想分解的研究框架,只是介绍了一种特殊的分解性质,这种性质后来没有并入环的研究中去。他1916年和1921年的文章同样没有理想的因子分解。而理想论是抽象环论的中心,所以他的问题与抽象环论中的主流问题不同,他的抽象环论的价值只在于E.诺特在其早期文章中采用了他的定义,并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思想。

在格廷根学派的影响之下,1905年,拉斯克尔第一次明确提出素多项式理想,抽象环论中的素理想就来源于此。他运用多项式的一些性质给出因子分解定理的证明。麦考莱在1913年对拉斯克尔的结果进行补充,不但给出了因子分解的唯一性的证明,而且给出了具体的算法。

正是由于环概念在数论和多项式论中的产生和发展,促使E.诺特在吸收总结的基础上,加入自己强有力的哲思和分析,用全新的代数结构观念进行研究,直接导致抽象环概念的成熟。人称代数学之母的德国女数学家E.诺特,竭尽一生为数学和科学事业而探索,在她未婚的看似孤独的一生中,在与学生谈笑间完成与数学的亲密接触,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尤其是对抽象环论的建立功不可没。她用统一方法研究代数数论和多项式论中的因子分解问题。之前的戴德金研究的是数的性质,其中数在复数域的子域当中。E.诺特与戴德金不同,把环作为核心,以抽象公理化理论为基础[8]。

1920年她与施梅迪勒(Schmeidler,W.1890~1969)合作发表第一篇关于理想论的论文,探讨差分算子。她们二人为研究多项式中的因子分解,引入单侧理想。首先给出了右理想和左理想的定义,定义了单侧理想的剩余类。这些类的集合对加法构成群,而对乘法不构成群。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这个剩余类加群。她们在因子分解方面重点讨论了单侧理想的乘法分解与它们的商群的对应加法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E.诺特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采用戴德金的方法。她综合分析一些概念,比如,算子、理想、理想类群,利用同构这个基本的工具充分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她只是具体地使用这些概念,没有对它们进行抽象化,把“通常的原则”(意思是实数的代数)作为讨论的基础,按照是否满足全部“通常的原则”来刻画数学主体,或者按照是否满足除一个原则(例如:除乘法交换律)之外的全部原则来刻画数学主体。

总之,文章探讨了微分算子的因子分解性质,并与多项式(更为人所知)进行了有限的类比,同时强调了这些性质与一个具体群集合的性质的密切关系。文章重点讨论上述一些概念的类比和分析[9,10,11]。

1921年,E.诺特勇敢地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富有创建性的工作,她摒弃前人,也克服自身,迈出关键一步,改变了上述等级关系。她发表重要论文《环中的理想论》,标志着开始对抽象环的结构进行研究,同时,她的聪明才智受到广泛认同。她高瞻远瞩,从抽象环概念出发对已有结果进行综合。弗兰克尔给出的抽象环具有局限性,没有指出抽象环与因子分解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其他人当时还没有对抽象环形成初步的印象。E.诺特深入思考,广泛开拓,把代数数域中的因子分解定理进行推广,使其在一般环中仍然成立。

E.诺特侧重讨论有限的交换环(这个环一般不含单位),即环中的每一理想都有一有限基。E.诺特第一次对有限性条件与升链条件给出等价的证明。她陈述并证明了四个因子分解定理。虽然以前多项式中已有这四个分解定理,但证明过于依赖由实数和复数的性质推导出来的多项式本身的性质。而E.诺特认为没有多项式的性质作为前提,同样能证明因子分解定理,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结构,即升链条件[5]。

虽然E.诺特仍主要关注分解问题,但她用抽象公理来给出研究对象的定义。虽然史坦尼茨在抽象域中也有过一些类似的做法,但E.诺特将这些具体的问题建构在了更为一般的体系当中,使得这些问题统统纳入到一般的体系当中,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E.诺特在1926年发表《理想论的抽象结构》,运用更加成熟的抽象公理结构,着重探讨自古以来数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因子分解问题。一开始就假设升链条件成立,没有明确个别公理与定理的联系。从一个交换环R开始,通过逐次介绍加法定理(当个别证明需要的时候),证明了一系列分解定理。

E.诺特在文章中介绍了五个公理,这五个公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现在所称的戴德金环,即环中的每个准素理想都是一个素理想的幂。她在文章伊始,介绍了这五个公理:

(1)R满足升链条件;

(2)R中的理想的每个真降链是一个有限链,其中每个理想包含一个已知的非零理想;

(3)对R的乘法来说,存在一个单位;

(4)R中没有零因子;

(5)环R的分数域是整闭的(即分数域的每个元素,对R是一个整数,事实上在R当中)。

因为素理想和准素理想的定义以环的乘法交换性为基础,所以克鲁尔在其1935年关于理想论的专题文章中,相对于加法理想论,把它归于乘法理想论。E.诺特的文章既重视代数运算观念,也重视结构观念,而且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她的乘法方法主要受到了戴德金思想的启发,继承了戴德金的最初思想,同时又发展了许多数学结构的重要核心思想[12]。

E.诺特开创了环的一般性研究,使环逐渐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研究对象,促使结构问题应运而生。

通过抽象环概念的演化,我们发现随着解决问题的需要,代数系统不断地扩张,数学的对象也在不断地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方法的转变。抽象环是把一些具体的环进行公理化,进而结构化,形成严谨的概念和理论,与群和域共同谱写了抽象代数的辉煌,在新世纪依然蓬勃地发展,且以崭新的面貌应用到其他学科。而结构的观点不但使公理化方法更上一层楼,也导致对数学中更一般的抽象结构范畴的研究,对数学的统一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胡作玄,邓明立.20世纪数学思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12-117.

[2]Edwards H M.The Genesis of Ideal Theory[J].New York:Springer Verlag,1980,23:322,324,337,353.

[3]Edwards H M.Dedekind’s Invention of Ideals[J].BullLondon Math Soc,1983(15):8-17.

[4]王淑红.早期代数数论的历史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2010,40(6):1120-1123.

[5]Corry L.Modern Algebra and the Rise of MathematicalStructures[M].Berlin:Verlag,1996:92-103,149-150,221-253.

[6]Weyl H.David Hilbert and his Mathematical Work[J].Bul-letin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1944(50):612-654.

[7]Hilbert D.Mathematical Problems[J].Bulletin Of AmericanMathematical Society,1902:437-479.

[8]Kimberling C.Emmy Noether and her Influence[J].inBrewer&Smi-th(eds.),1981:3-65.

[9]Van der Waerden B L.A History of Algebra—From al–Kharizmi to Emmy Noether[M].Berlin/New York:Spring-er,1985.

[10]Kline M.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Times[M].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2.

[11]Kimberling C H.Emmy Noether[J].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1972(79):136-149.

8.“贞操观”的历史演变 篇八

近期，“贞操”再次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从“贞操女神”的网络征婚，到某人大代表的“贞操陪嫁论”，再到几家知名电视台就此展开的专题节目。隐藏在“贞操”背后的是人们对性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近代以来，伴随西风东渐，“贞操”便成为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交锋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阵地分外显眼的原因有二：一是该话题最广泛的可参与性，无论老少贫富，人人都可以就此发表看法；二是话题本身的半透明性，当代中国虽然不再是谈性色变，但性仍然是不便言说的领域，而当命题被置换成“贞操”，人们便可以公开谈论了。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贞操观”发生了不小变化，人们对于贞操的态度已经比先前宽容了许多，人们通常将此归结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那么，西方有没有“贞操观”呢？贞操的寓言15世纪尼德兰画家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 1430~1495）有一幅画作《贞操的寓言》。在这幅画中，汉斯•梅姆林描绘了“贞女”的形象。画面主体部分描绘了两头披着铠甲的雄狮守护着山峰上“圣洁”的贞女，山峰四周被深渊环绕，贞女孤零零矗立在山巅，画面以远处繁华的城市作为背景。从梅姆林存世的作品来看，宗教画占了多数，如有《圣母的欢乐》等，但这幅画传递出的信息却让人颇为费解。雄狮斜睨的眼神和脊背上金光闪闪的铠甲，让我们想到中世纪欧洲的“贞操带”，这种令人发指的“贞操带”却是当时风靡欧洲的贵族妇女的饰品，在一些“贞操带”上饰有黄金、象牙、白银等贵重材料制作的精美图案。“贞操带”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仍然有人使用贞操带，并被一些医生用作戒除手淫的医疗器械。如今，我们还能从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里，看到作为历史陈迹摆放的各种贞操带。 “贞操带”表明西方人的性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极端保守走向开放。禁欲作为中世纪的标志，使这一时期被视为西方最黑暗的时代。而远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的性行为却大体上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对待同性恋都十分宽容。为什么到了中世纪，人们开始视性如洪水猛兽呢？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为了寻求答案，开始撰写长篇巨著《性史》，但随着福柯的溘然去世，原定六卷本的《性史》写作戛然而止。根据福柯的遗嘱，最先完成但未经他本人亲自审定的第四卷《肉体的忏悔》不能发表，这一卷探讨的正是中世纪禁欲观念的形成过程，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属于该卷的一篇佚文《为贞洁而战斗》。此文主要根据隐修制度的创立者卡西安（360~435）倡导的“贞洁之战”而撰写。让我们从这第四卷仅存的片断中，看看中世纪教会禁欲制度的内容。 早期基督教对于婚姻和性爱并不持禁忌态度，虽不鼓励，但允许教士结婚。以耶稣为例，耶稣与门徒曾一起兴致勃勃地参加迦拿的婚宴，并当场点水成酒，耶稣对待通奸的男女也表示了体谅。但到公元4~5世纪，基督徒开始将极端的禁欲生活作为高度宗教德行的标志来提倡，通过旷野隐修，借助禁食、禁欲等对肉体极度苛刻的要求来完成其修行，卡西安便是隐修生活的倡导者，他对于教会中禁欲制度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公元415年，卡西安在马赛创办女隐修院和圣维克隐修院，并撰写了《隐修生活规则》，将禁欲隐修进一步制度化。之后，经过教会的逐步推广，直到11世纪，教皇圣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禁止教士结婚的禁令，禁欲从基督徒的理想和信念，一变而成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和宗教规范。卡西安曾号召僧侣们向私通精神展开“贞洁之战”，因为私通是所有罪恶中最可耻的，所以需要通过对身体施以苦行来克服，而这种苦行比克服贪食更加艰难。卡西安倡导的六个阶段的精神战斗和贞洁的进步，其实是倡导修行者从肉体到灵魂的极度苦修，即便在睡梦里，也不能有一丝懈怠，要时刻驱赶危险的欲念。 福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倡导贞洁，而是通过解构卡西安的“贞洁之战”来反对基督教的禁欲制度。福柯指出，在贞洁苦行中，修行者其实远离了性道德，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的无限苛求，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禁闭。但即便这样，单凭自我的力量也无法完成修行，必须通过忏悔等方式借助他者的力量才能完成修行。因而，在“贞洁之战”中，苦修者无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福柯正是籍此解构了教会的禁欲制度。如果将这篇佚文放入《性史》中做整体观照，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性观念变迁的历史，从一种自然开放的状态进入人为控制、乃至禁锢的状态，这表明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将人的一部分天性禁锢起来。文艺复兴之后，近代西方社会中禁欲与纵欲的斗争从未间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 当代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1926~2005）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风俗有出色的描绘： 在那个时代，妇女们的衣服把肉体遮得比任何时代都严实，……在那个时代，任何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的著名文学作品，在色情描写上从来都不超过接吻的程度。……在那个时代，人体的某些器官是从来不提及的，否则会被认为有失体统；……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和解放，而唯独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欲方面却受到苛刻的控制。 小说的女主人公莎拉•伍德拉夫小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只要住上六星期就“足以把任何一个正常人逼进疯人院”的人家做家庭教师。这家的女主人读的是剔除了“雅歌”的洁本《圣经》。在这种禁闭的环境里，不少中产阶级妇女的性欲被压制，以至于患上精神官能症。小说里的萨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有点神经错乱，当她将感情的闸门打开后，便背上了不光彩的恶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福尔斯利用维多利亚时代压抑沉闷的社会氛围，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女人和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萨拉作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是福尔斯刻意塑造的一个反抗的女性形象，而那个时代女性真实的生活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苔丝可见一斑。 苔丝的悲剧源于贞操的丧失，这不是苔丝的错，她被诱奸，然而无论苔丝自己，还是她的未婚夫，以及她周围的人，都不能原谅她的失贞，将此归结为她的过错，最终将她推向绞刑架。最让人难忘的是苔丝在临刑前，不忘弥补自己的“过错”，让妹妹代替自己嫁给克莱。如果说苔丝是贞操制度的牺牲品，那么，小说试图告诉读者现实的残酷、道德的无情以及不公平的两性待遇。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克制自己，秉持努力、勤奋、忠顺的信念，以获取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理想，性行为是审视一个人品格的重要依据。因为那一时期的人相信：只要一个人在性方面是純洁的，他一定是勤勉的、简朴的、有节制的和举止适度的；反之，如果一个人在性方面不纯洁，那他就会酗酒、投机、鲁莽行事。当然，在贞操方面，社会舆论对于男性的要求远远低于女性。苔丝与克莱婚前都有失贞行为，但苔丝轻易地原谅了丈夫，而克莱对于苔丝的失贞却始终无法原谅。《苔丝》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暗示苔丝内心的纯洁，但无论苔丝如何努力也无法通过赎罪式的苦行来弥补失贞，苔丝的悲剧揭示了宗教、伦理关于贞操规定的荒谬性。“另一类维多利亚人”如果说苔丝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还存在“另一类维多利亚人”，即精神病学家、心理医生、犯罪学家、性教育者、教士等。这些“维多利亚人”通过鼓励人们言说性、坦白性，制造出福柯笔下的“性话语的爆炸”，形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性机制，即一种借性压抑来言说性、繁殖性话语的机制。正如福柯所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福柯引用了一则阿拉伯寓言来说明这一点，这篇名为《泄密的首饰》的寓言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苏丹从神魔那里得到一个银戒指，把它戴在手上，只要转动上面的宝石，就能使所接触女人身上的性开口言说。显然，“会说话的性”被用来喻指西方社会的性机制。福柯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性观念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愿意将自己视为“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愿意奉行那个时代的生活规范，自愿接受“性压抑说”，而拒绝其他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潜在的战略意图，即把性压抑作为一种反抗现存权力的良好借口。 其实，正是在性压抑最严厉的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性解放思想的萌芽。英国的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可谓性解放的先驱者，霭理士写下了七卷本的《性心理研究》，提出将性与道德部分脱离。因为宗教、道德、法律、习俗的力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对两性行为加以控制和诱导，而决不能完全抑制它。霭理士认为，把形形色色的性行为看成“不道德的”或是一种“罪恶”，不但徒劳无功，反而使人对道德的制裁力量失去信仰。所以，他主张以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性。霭理士的性伦理观包括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女子性责任自负、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等。在当时，这些主张可谓惊世骇俗，尤其是“性应该由私人自由裁决，和公众并不发生关系”的观点。这意味着只要没有生育关系，性行为便和其他生理行为一样，只要不与社会发生关系，公众也就无权干涉；但若已有子女，情况便不同了，子女是未来的社会公民，社会便有权利要求当事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霭理士的主张后来得到林赛、罗素等人的赞同。 美国法官林赛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时，提出了具有道德色彩的建议： 开始拥抱接吻的人，有一半是无法加以制止的，相反，他们愈陷愈深。这样，不如促成他们走向性的解放——这当然与纵欲淫乱有别，……毋庸赘言，性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危险问题，是成人非常注意、常加训诫又无可奈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自觉自愿地遵从习惯的约束，即让年青人自身认可并接受有关教育，从而真正具有实实在在的自制力。 林赛已经意识到法律在解决性问题上的局限性，他的主张基于将性视为人的一种天性，需要对此有科学的认知态度。与其阻塞这一自然力量，不如疏导之，对青少年进行适当的性教育。 伯特兰•罗素经历了三次离异，1929年他撰写的《婚姻与道德》一书专门论述婚姻、性爱和性道德问题。书中，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的简化，主张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由此遭到宗教社团的反对，并失去了纽约市立学院为他提供的教职，曾一度生活窘迫。但富有戏剧性的是该书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其“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作出了贡献”。为罗素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西方学界主流对于性解放的肯定态度，因为罗素综合了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基础上，提出在不涉及子女的情况下，将性从婚姻中释放出来。但罗素并非放弃性道德，他认为“无论人们最后接受的是什么性道德，它总得解脱迷信，总得有能令大众承认的、可以证明的、赞成它的理由。性是不能废弃道德的，正如商业、运动、科学上的研究或者任何别的人类活动不能废弃道德一样。不过，假如那道德基于古代的禁忌，这种禁忌是完全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里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民提出来的，那么，对于这种道德我们尽可以解脱。” 罗素认为，因“贞洁”而长期克制肉体，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不利的，会造成青年人的胆怯和拘束，尤其是对女性。他认为妇女智力的低下与性压抑不无关系，这抑制了她们的好奇心，并束缚了能力的发展。对于“找不到一个理想丈夫的妇女”，罗素认为，“终身度着处女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和浪费，的确是很不合理性的”。这让我们想起某电视台近期播出的论争节目“贞操是最好的陪嫁”，正反方嘉宾火爆的交锋场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争论虽然没有最终答案，但嘉宾发言和场外观众接受采访的声音还是有所侧重，反方显然占了上风，而主张守贞的正方却有些招架不住。这显示出当代中国在性观念上发生的变化：一方面，人们对于性、贞操不再持苛刻态度，能够宽容地对待女性的婚前性行为；但另一方面，正方所举的“艳照门”等事件却让人们对于“不守贞”很难持赞同态度。因为尽管“艳照门”发生在较大陆意识更开放的香港，当事人又都是娱乐界明星，但事件背后承受负面影响更多的还是女性。网上的调查数据也以压倒多数的比例，显示出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双重态度，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守贞已经过时，但涉及自身时，不少人仍选择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处女。这让人记起了鲁迅一百年前写下的文章《我之节烈观》。“倒下的贞节牌坊”《我之节烈观》发表在1919年的《新青年》上，鲁迅针对有人提出为挽救世风日下要“表彰节烈”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穿讨论“节烈”的前提仅仅局限于妇女。 在之前的电视辩论节目中，我们不难看到同样的情形，人们仍然习惯性地将贞洁指向妇女，不消说，这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愤怒，就是持传统观念的妇女也无法接受“贞操陪嫁论”。“贞操”能否算作一种美德？鲁迅讨论过“节烈”与道德的关系：“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显然，鲁迅认为“节烈”与道德无关，自然也就不能算作美德。按此推理，“贞操”与道德也是无关的，不能说一个失贞的女人就是不道德的。 一百年前的争论今天仍然被再次讨论，并遭受质疑，可见传统观念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位置。“贞”在《说文解字》中是“占卜”的意思，《周礼》有“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后被假借为“正”、“定”，有端方正直之意。宋代之前，尽管有《女戒》、《列女传》等提倡女德忠贞，但丈夫死后妇女通常有再嫁的自由。到了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贞洁观发展到顶峰，朱熹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是最生动的体现。这种风气延续到明清两代，受旌表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多，统治者认为通过表彰节妇、烈女，可以形成对妇女行为严格约束的社会风气，徽州的贞洁牌坊群便是最好的明证。 从当下热播的电视剧也不难发现人们对“女贞”题材的热衷，从琼瑶的《烟锁重楼》，到《徽州女人》、《包青天•贞洁牌坊》等，贞洁牌坊作为高大坚固的标志性符号一次次出现在屏幕上，象征着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这种宣传“女贞”的影视剧在中国从来不缺乏市场，因为它总能在社会各个层面引起情感共鸣。老年人从观看中体味家族权力的重要，年轻人观看后则窃喜自己幸运地出生在好年代，婚姻幸福者从中觅到治家的良方，婚姻不幸者从中领悟到婚姻不幸的历史渊源。女贞剧热播常常能引发人们对传统道德观的怀念或批判，毋庸置疑，怀念还是占了上风，一幕幕苦情戏将古代妇女的善良、坚韧、恪守刻画得淋漓尽致。影视剧借古讽今的含义不言而喻。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围绕着“贞操”展开的论争反映了当代中国性道德上混乱无序的现状。传统观念已经坍塌，新的观念尚未建立。贞操不再被当作美德来推崇，但中国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使得贞操无法与道德完全剥离，西方的“性解放”又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是“贞操之战”打响的根本原因。那么，今天我们还需要贞操吗？答案是肯定的，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守贞”运动表明西方人对“性解放”的反省。其实，贞操更应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来提倡，这是一种理智的、有节制、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是将对自我的控制体现在对身体的束缚上。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这样自律的精神和开放、宽容的心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nlc2023090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