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精选9篇）

1.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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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翔所在的镇是个小镇。小镇一共一个学校，那学校好比独生子女。小镇政府生造的一些教育机构奖项全给了它，那学校门口“先进单位”的牌子都挂不下了，恨不得用奖状铺地。镇上的老少都为这学校自豪。那学校也争过一次气，前几届不知怎么地培养出两个理科尖子，获了全国的数学竞赛季亚军。消息传来，小镇沸腾得差点蒸发掉，学校领导的面子也顿时增大了好几倍，当即把学校定格在培养理科人才的位置上，语文课立马像闪电战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只剩下四节。学校有个借口，说语文老师都转业当秘书去了，不得已才……林雨翔对此很有意见，因为他文科长于理科--比如两个侏儒比身高，文科殊儒胜了一公所以他坚持抗议。

作者简介：

韩寒,十七岁，现就读于复旦。“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两篇作文入围<求医>和《书店》。决赛《杯中窥人》获一等奖。其文笔老练，语言犀利。 三月韩寒开始写小说《三重门》，小说出版后，深得读者喜爱。但其成绩一落千丈，被迫退学，此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前途甚忧。

2.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二

在缺少最基本的文化传播媒介的古代, 绘画更像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这种被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体可以被称为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时, 绘画的可读性保证了即使是没有任何文化、连字都不会写的老妪或村夫, 也能毫不费力的读懂其中涵义。绘画不仅因其简单易懂受欢迎, 它还集各个地域特色为一身, 将不同时代、地域的人民智慧结合, 使得绘画又成为了一部带有综合性的文化大辞典, 是人民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老百姓由绘画认识尚未知晓的世界, 文化因绘画而薪火相传。

在中国绘画史上, 人物画从来都脱离不了伦常道德主题, 从周秦到汉魏直至隋唐, 人物画的源起与兴盛, 画面中的教育甚至说教成分一直存在, 并呈现出长盛不衰的局势。中国历代绘画十分重视道德伦理作用, 就连曹植、谢赫、张彦远等名士也在典籍和绘画作品中无不推崇和宣扬戒恶思贤的观念。绘画中人物画多有表现帝王英雄、贞女顺后、烈妇孝女的形象, 以这种直观感性的形象描绘, 感染和教育观众, 最终达到成教化、助人伦、净化心灵的效果。

以唐朝为例, 这是中国美术大发展时期, 绘画艺术焕烂备至。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 其代表作品《历代帝王图》描绘了从汉代至隋代的十三位帝王像。因其政治影响和历史作为而有区别性的刻画, 比如汉光武帝、魏文帝等都画得仪表堂堂、面容焕彩, 对隋炀帝等则画得容色委顿。显然, 对明主的歌颂和对暴君的批判, 这两种相对立的态度, 对观者起到鉴戒贤愚的作用。在唐代有了这样的基础, 为以后文化发展和道德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的朝代都设有画院, 绘画此时被变成实施统治、教育臣民的工具, 都多多少少免不了道德教育的部分。绘画的道德教育作用已被统治者充分的认识和利用。

宋以后, 随着人物画发展的衰败, 山水画和花鸟画异军突起, 才基本结束了人物画占据中国画坛主导地位的时期, 画样分科变得丰富起来。对于人物画的教育作用的理解, 明代吴宽就有这样的认识, 他说:“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 可以补世道者, 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 而古意荡然。”在他看来, 古画之所以以那些圣贤贞妃作为主角, 其作用是“补世道”, 让人们在看画的时候有一种不自觉的道德约束, 在平常的生活中能够做到“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绘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人们通晓古今、明理晓义的载体, 没有电视机、网络、手机、展览等手段和媒介, 那些生活在信息与沟通相对闭塞的古代人民, 只能依靠壁画上那些看起来生动有趣的图画来感知事物、认识自然, 绘画就是他们了解未知世界的最好途径, 因此绘画作品成为道德观念的渗透的方式之一, 也就不奇怪了。

可能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大众愿意相信和遵从这些绘画的内容呢?唐代张彦远说:“从有虞就开始作绘画, 彰施五彩。有助于礼乐大阐, 兴成教化。”首先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绘画的作用, 其次是绘画本身与诗词歌赋在表现形式上就有巨大差异, 历史记传、诗词赋颂虽能歌咏美德、传情达意, 但没有办法直接表现人物形象面貌, 唯有绘画, 既能使人看到形状容貌, 又能了解画中人的丰功伟绩, 让人有直观的认识, 印象深刻。这体现的是绘画的特殊性, 也是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在制礼, 咏史、吟赋的同时, 还如此重视绘画的根本原因。画者将忠臣孝子形象图之于壁, 目的就是让观者在对绘画的观赏中, 风化幽微, 以训将来。以让人们受到教化作用为主旨, 绘画的形式、色彩、技巧只是附加的条件, 锦上添花而已。

“成教化, 助人伦”如果单从表面上看, 旨在强调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 即道德教育。看似弱化了绘画怡情悦性的部分, 实则是在把绘画当作统一人们思想工具的同时, 对绘画题材的扩展和功能的应用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并形成中国美术中典型儒家传统精神, 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绘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一种传统精神, 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 到了当今社会仍然还继续发挥作用, 并逐渐演化成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

中国流传千载的绘画, 雅俗共赏, 长盛不衰, 并日臻成熟。它承载民族情感、传承信仰。在封建社会里, 它扮演了众多角色, 而其中道德教育作用更是凸显;德育晓之以理, 美育则动之以情, 情与理的结合是中国绘画中道德教育成功的关键。

摘要：中国绘画绵延千年, 长生不衰, 是中国艺术中不可缺少的门类。绘画不仅能装点人们的生活、纪录社会风貌, 其中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利用绘画来实施统治、教育臣民;很多古代优秀的绘画作品都成为人们理解和接受道德教育的途径。可以说, 中国古代绘画对普通人的道德教育影响深远。

关键词：绘画,道德,成教化助人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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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树村.中国民间画诀[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03.

3.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三

关键词：艺术；传统绘画；教育

中国传统绘画是凝聚中华传统文化和审美艺术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等多重文化的传承载体。然而，在当前国内的中小学美术教学中，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却较为缺乏，难以满足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本文对中国传统绘画和当代美术教育现状进行阐述，对中国传统绘画在中小学的美术教学中的影响及现实意义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将中国传统绘画融入美术教学中的合理化建议，以期提高国内中小学美术整体教学水平。我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美术教育是一门能够提高人的审美能力、陶冶情操的教育课程。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学生对传统美术的接触非常少，传统美术在美术教育中被忽略。中国传统美术主要指中国传统绘画，而现在中小学美术教师很少是中国传统美术专业出身。而且中国传统美术学习起来难度较大，这也就限制了教师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在美术课堂上，教师选用的教材一般是水彩和素描，更说明了传统美术在美术教育中的地位较低。

中国画是在中国范围内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绘画形式，其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囊括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建筑、雕塑等方面，从小学美术到高中美术的教学中，中国画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画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能否被重视，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中国画是我国的传统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习中国画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产生良好的艺术氛围，对学生整个艺术修养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中国画教学，使学生认识中国画、了解中国画、喜欢中国画、会画中国画、产生美的悟性和创造力，学习中国画有助于学生的诗词教学。

中国画具有广阔的胸怀，能容纳百川。像西方的绘画技巧可以取其特长运用到中国画的绘画技法中，使之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像我国近代绘画大师徐悲鸿先生，就能够融合中西方绘画之优点，使中国画得到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艺术主张其中就有“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 在中国画欣赏课教学中，利用作品的创作背景、反映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爱国名言和爱国事迹，来教育学生、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徐悲鸿大师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他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徐悲鸿笔下的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态。在对中国画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学生学习起来就更加主动了。在中国画笔墨练习教学中，墨色的交融，干、湿、浓、淡、清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既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种国画技法训练。通过教师在宣纸上演示以墨撞水、以水撞墨、以色冲墨、以墨冲色、泼墨、甩色、点色、吹色等用笔用色技法，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学生开始练习时，教师要巡视指导，不要求具体绘画内容，只是随意画，用毛笔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纸上自然交融，再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笔触，产生奇特的韵味，使学生在无意之中学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没有认识了解这些，就觉得它神秘无比，了解这些知识，我们才能让学生从小认识并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将来才有可能继承、发展、创新！可见在当代大量学习西洋画的时代，中国传统绘画对美术教育的影响是何其重要呀。

在中国美术史上，向来都有书画同源之称，在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书法艺术。小学开设中国画，更有利于孩子对其自身修养的锻炼，学中国画能够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能力；观察能力等。小孩子能无拘无束的去临摹，临摹画的能力较强，想象力丰富，记忆力好，同时也可以锻炼书法。书法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大书法家如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全等，也有很多书画家。会写得一手好字未必会画一手好画，可是会画画的人一定要写得一手好字，这也是学习中国画必须学习的一个环节。

中国画自古以来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合成一种浓郁的文化底蕴，如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是将诗画在视觉、听觉上融合到极至，苏东坡以“诗画一律”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学习诗词一味的死记硬背是不会体会到真正的韵味。在低年级的美术教学中培养中国画能力，可以使学生诗书画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对诗词的领悟能力，在小学开设中国画，更让孩子在综合学习过程中相辅相成、不断提高自己。

在中学教育阶段，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古代传统绘画教育是中学美术教育领域中一个重要方面。首先要让青少年学生对中国画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了解中国画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法。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临摹入手，从学生感兴趣的事物画起；努力感受中国画特有的笔情墨韵，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并充分利用国画欣赏课提高学生的思想情操和美术素养。其三，让中国书法与中国画进行有机的结合，把学习书法过程中掌握到的把握和塑造线条的能力运用到中国画对线条的创作中来，提升中国画的笔墨情趣和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绘画中蕴含着深厚的道家伦理思想，它使学生在直观感受作品意境的同时，也能掌握一些传统绘画的笔墨技艺，更能帮助学生认识真、善、美、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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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四

试论佛教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影响--从道德教育手段的角度

中国佛教的道德教育手段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大都具有通俗化、形象化的特点,它不但能够弥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在手段上的不足,而且也给予中国传统道德的教育及其传播以很大的`影响.

作 者：汪增相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安徽,阜阳,236032刊 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Y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年，卷(期)：“”(4)分类号：B94关键词：佛教 道德教育手段 传统道德教育 传统道德

5.中国现象学运动论纲 篇五

的实验教学模式。对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实验室应实行全天候开放制, 使学生能够合理利用时间, 自行安排实验计划, 随时可以到实验室进行实验, 大大丰富了教学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需求。开放式实验教学可由学生自己选定实验内容, 制订实验步骤, 选择仪器设备, 处理、分析实验结果和实验数据等,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解答实验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服务, 主要是起一个把关作用。在开放式实验教学中, 教师的主导作用应着重于启发、引导, 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教师应指导学生放手去做, 鼓励学生多尝试。在教学评价方面, 对学生实验能力的评价, 不能只重视实验的结果, 更要重视实验的过程, 特别是实验过程中学生所表现的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意识等。

除以上几种教学方式之外, 我们还对五年制临床本科专业学生进行了双语实验教学, 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 掌握必要的专业词汇, 为学生英文文献查阅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多元化实验教学方法能发展学生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改革实验考核方法

传统的实验考试只依据每次实验报告成绩, 操作能力和实验技能在实验成绩中没有体现, 造成学生对实验课过程不重视, 实验操作只求结果, 敷衍了事, 最后抄一下实验报告就行了, 使得实验课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为了完善对实验的考核, 不能仅仅依靠实验报告成绩, 必须全面考核, 包括出勤、操作、口试、实验报告 (包括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等各个环节, 对每一项考核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口试重点考核学生对实验设计基本原理、常规仪器设备的使用与注现象学通论》, 1994年, 第一届中国现象学研讨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 同时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1995年10月,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出版。从此之后, 中国的学术界与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与现象学有关的事件:2001年10月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成立, 随后相继成立的有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等。依笔者之见,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 3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也有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现象学运动——中国现象学运动。

一中国现象学运动和西方现象学运动一样, 在运动的过程中都有几个重要的活动据点、小组或团体及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德国的现象学运动中, 分别有哥廷根小组、慕尼黑小组和弗莱堡团体。哥廷根小组的重要成员有雷纳赫、英伽登、施泰因等人, 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阅读《逻辑研究》

意事项等掌握上。实验操作考核需包括基本操作是否规范, 观察玻片标本的能力, 临时制片的能力等。严格实验考核制度后, 虽然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但是从各个方面确保了实验成绩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增加了学生对实验课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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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以富]而得到现象学训练的, 大约在1907年开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学圈子。慕尼黑小组的核心人物是普凡德尔, 道伯特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在1902年骑自行车到哥廷根见了胡塞尔, 胡塞尔发现他是第一个真正阅读和理解《逻辑研究》的人, 道伯特时年25岁。

而中国现象学运动本真意义上的先驱是孤独的李幼蒸先生。这位中国思想界罕见的独立学人, 在体制外研读思索了20年, 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在冬日里拥被夜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且, 李幼蒸先生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现象学”和“胡塞尔”两个重要的条目撰稿人。可以说, 李幼蒸先生对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也可以说, 他是当下中国的胡塞尔和西田几多郎。

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几个重要据点中, 北京大学算一个, 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以熊伟先生为导师的海德格尔研究核心。其弟子陈嘉映、王庆节在他的影响下于1987年译出并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代》。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中的王炜、靳希平两位先生于现象学均有建树。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张祥龙先生是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 他学贯中西, 断言现象学是打通中西方或东西方哲学与思想的关键, 而且这一打通是中华文化复兴之可能的阿基米德点。

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另一据点以倪梁康先生为核心。倪梁康教授原本在南京大学, 现转到了中山大学, 加上后来从香港中文大学转来的刘小枫先生, 这就有了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南方据点。倪梁康翻译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两卷三本, 还著有《现象学及其效应》《自识与反思》等专著, 成为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当下泰斗。可以说, 与早期西方现象学运动一样, 中国现象学运动也是群英荟萃, 新人辈出, 但是总体水平还不高, 思想原创性的人物并不多。

二与西方现象学运动一样, 中国现象学运动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作为重要标志

西方现象学运动中的刊物是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 从1913年开始出版, 到1930年停刊, 共出了11卷。这份刊物上发表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和《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20世纪哲学名著。而中国现象学运动中的《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从1995年出版第一辑, 至今也是出版了11辑 (不包括3个特辑) 。这份刊物的编委都是中国两岸三地 (大陆、台湾、香港) 的当下中国哲学界的精英:邓晓芒、刘小枫、张祥龙、倪梁康、关子尹、张灿辉、蔡铮云等, 这些当下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们对这份刊物寄予厚望, 即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办成中国版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这份刊物的宗旨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进行现象学的探讨。它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什么是现象学精神?它能否以及如何与中国人文精神相结合?从目前已出各辑的内容上看, 已体现了这个宗旨。各辑的内容分别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现象学方法;现象学与语言;现象学与社会理论;现象学与中国文化;艺术现象学、时间、意识现象学;现象学与伦理;发生现象学研究;现象学与纯粹哲学;现象学与政治哲学;空间意识与建筑现象等。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现象学者对该刊物的莫大期望和良苦用心, 这份不定期刊物对中国现象学运动及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性, 甚至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 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呈现。

三使中国现象学运动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在于这个运动的内容, 也就是其本质所在

20多年来, 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思想者们在现象学的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虽然, 它与世界现象学运动相比, 水平还不是很高, 但也有相当的成果和高度。李幼蒸先生较早地意识到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 将它应用到德法伦理学研究领域, 著有《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张祥龙先生在研读海德格尔学的基础上, 将海氏的思想与中国天道观相比较, 写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张再林将现象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相比较, 写出《中西哲学比较论》;孙周兴教授翻译了大量海德格尔的著作, 著有《语言存在论》;余虹教授专心于海德格尔诗学研究, 写出多部现象学文艺批评专著, 如《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思与诗的对话》等。更为可贵的是, 非现象学专业的学者也加入了现象学运动之中, 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钟音写出《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意向存在的可能性研究》, 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郭勇健先生著有现象学美学的研究专著《文学现象学》, 中国美术学院设置了艺术现象学博士点, 把现象学引入美术领域, 等等。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现象学运动方兴未艾。

四与西方现象学运动一样, 中国现象学运动也有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

虽然现象学理论属纯哲学领域, 但现象学理论的现实意向非常明显, 对于西方现象学运动之父胡塞尔而言,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危机时代, 这个危机不是一般的危机或暂时的危机, 而是根本的危机、全面的危机。这个危机从表面形式上看, 是科学的危机, 即科学失去了基础, 但从根本上看, 却是欧洲人生活的危机, 也就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胡塞尔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 面对礼崩乐坏的世界, 想要通过找到确定可靠、普遍永恒的东西, 来重新给文明奠定基础。对于柏拉图来说, 观念就是这样的东西, 而对于胡塞尔来说, 则是通过给科学奠基挽救科学, 挽救欧洲人的人性危机, 胡塞尔认为: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 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成为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而对于中国现象学运动而言, 现象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与当下中国文化危机的现实密不可分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在经济体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经济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人们也付出了环境和精神上的巨大代价。自然的水土流失与精神上的水土流失双重并举、日趋剧烈。这样一来, 摆在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思想者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 进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 这是中国现象学运动的终极关怀和它得以生发的原动力, 也是当下中国现象学运动推动者的行动纲领和人生关怀。例如, 李幼蒸先生在充分解读现象学精神的基础上, 写出了《仁学解释学》。他认为,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仁学传统, 经过现象学还原和解释学的解读后, 有可能成为普适于现代人类 (当然包括当下中国人) 的基本伦理范型之一。刘小枫教授对舍勒的宗教现象学的解读充满着他对当下中国人信仰缺失的终极关怀。更值得一提的是, 张祥龙先生认为, 现象学为实现东西方哲学的平等交往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交合点。这些都是中国现象学运动从学术领域到现实关怀的意义显现。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现象学研究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有了自己的活动据点及核心人物, 有了一个现象学研究的核心刊物作为重要标志, 有许多学者对现象学的诸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了对当下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意向关怀。所有迹象表明, 中国也有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现象学运动——中国现象学运动。

关键词：现象学,现象学活动,中国现象学运动

参考文献

[1]李幼蒸.结构与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M].北京:三联书店, 1994

[3]张祥龙等.现象学思潮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6.韩寒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篇六

质疑声纷纷而来:他不就是写了几部《三重门》之类的“边缘”小说嘛,怎么就有了那么大的“影响力”?有人甚至提醒韩寒,这不过是《时代》的陷阱,目的是使你成为众矢之的,或者变成向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陷阱”之声,怎么听都觉得苍老到韩寒出生以前的年代,因此不值得一评。诚然,单凭那几部小说,影响力不仅有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在人们的淡忘中日衰。可是,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深圳讲演时竟然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这虽然未免溢美和夸张,但足见韩寒的影响力之一斑。那么,他的影响力何以保持并且日隆的呢?答案在他的博客上。

在众多关注韩寒的人眼里,“作家韩寒”的影响力早已经让位于“博主韩寒”。从2006年开始写博客至今,除了赛车生活,对有关部门的批评和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成为韩寒博客的主打内容,“钓鱼执法”、“绿坝”、“日记门”、电影《孔子》上映……当韩寒用自己犀利的文笔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的时候,俨然成了沉默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他因此而被人们称为“意见领袖”。

据统计,韩寒的一篇博文,平均有877 070人次阅读,16 653人次评论,甚至他在微博上只写了一个“喂”字,短短几分钟内就收到了5 000余条回复。他在千千万万的粉丝眼里,是一个具备社会良知、“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的声音”的形象。那么,他的影响力既然如此巨大,他的博文肯定就非同寻常了。有网友整理出了“韩寒语录”:

◎和吃喝玩乐有关的,不用考虑预算,和群众安全有关的,考虑不用预算。

◎我们不能借着管理的名义欺负压榨一些穷苦百姓,也不能借着无法管理的名义放纵一些贪官贵人。如果像城管抓小商贩一样抓中国的大小腐败,那社会肯定更加和谐,国家肯定更加强大。

◎世界上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

◎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可恶的,其实,最可恨的却是拉完了屎还要占着茅坑。

◎电瓶车是这个城市里倒数第二弱势的人群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往往是疲于奔命的人,你不能让他们以70迈的速度去送命,你也不能让他们以15码的速度去奔命。无论如何,我认为相关部门不能再多收他们一分钱了。有些人可以吃鲍鱼,但不能因为看见吃咸菜的人吃太多咸菜而制定一个标准,说你每天必须吃规定量的咸菜,否则太咸了有害身体健康,但解决的办法又不是给人家肉吃,而是将人家已经多吃的或者即将多吃的咸菜按照肉来收费。你以为人家那么乐意吃咸菜吗,你吃一个试试。当然,可能你偶然吃咸菜还觉得挺好吃,就像xx省省长偶然在机动车道里骑自行车上班一次感觉很不错一样。

◎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居然还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理想是什么,自己喜欢的是什么,那真是教育的失败。

……

韩寒的这些言论说是针砭时弊也好,说是发牢骚也罢,其所引起的共鸣既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表达了最广大人群的情绪和心声,他的影响力日渐隆盛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是,公允地说,他的这些言论又实在算不得“非同寻常”,很多不过是在表述一种“常识”, 或者看似非常尖锐的观点,在国外已经是大多数人都身体力行的事情。用韩寒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一介书生,在这个又痛又痒的世界里写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而已。一个写东西的人,你不这么写,还能怎么写?尤其是写杂文。你不这样写杂文,你还能怎么写杂文?歌功颂德?我干的是本职工作,竟然成了意见领袖,那就证明太多人不务正业。——诚哉斯言!

关注时事,仗义执言,甚至发发常识性的牢骚,就能使韩寒显得鹤立鸡群、影响力巨大,由此我们不难管窥到当今中国的诸多现状,比如舆论环境、知识分子的担当、“名人”正面表率的欠缺、社会越来越凸显的种种矛盾以及精神阵痛。

一个作家,一个比普通百姓多一点儿话语权的作家,如果只会一味地吟风弄月、涂金抹粉,而不去理会世事、关心民生,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良知。在这一点上,韩寒的良知有目共睹。然而,无论他敢于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口诛笔伐,还是为平民百姓的疾苦和不公打抱不平,正如他自己所言,那不过是他的“本职工作”而已。

韩寒只是因为做了“本职工作”而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在为韩寒高兴的同时,应该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这反衬出有那么多的人是多么地不称职!

韩寒在得知自己候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后,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影响力”的呢?节录一些他在博客上回复关心他的人的话:

首先,我非常感叹和惋惜,为什么别人有这样的新闻媒体,当《时代》周刊弄一个人物榜的评选的时候,能够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起波澜。我多么渴望我们中国也能有类似的一个新闻媒体。可惜我们并没有……

我没有辽阔的远见,我唯独只想让相关部门善待文艺和新闻,不要给他们过多的审查以及限制,不要用政府的权力和国家名义去封杀或者污蔑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者,这样的话,不用你们花大价钱,这个国家会自动生产出输出到西方世界的文艺作品和新闻媒体,我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读者听众观众网民市民国民都能同享荣光。

……总有正方和反方,总有甲方和乙方,如果我们国家能做到话不投机一拍两散,而不是话不投机把你封杀,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巨大进步。

最后说回到所谓的影响力,我经常非常地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

我要说,韩寒的这些话,依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说的是真话,真话就是影响力!

7.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七

关键词：汉语 英语借词 西方文化

引言

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语言和文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语言和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语言是对文化进行反映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也会反过来对文化的发展造成影响。随着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加深，当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引进外来词汇的时候，其实也将外来语言背后的文化引入了。从汉语中借用的英语词汇可以看出，随着英语在汉语中的应用，西方文化也在这些语言中传递，与此同时也引进了这些外来词汇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结合其他的语言体系，不同的语言之间会产生交汇。对汉语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英语逐渐融入进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语中对英语的借用，其实是借用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变通。本文尝试着将汉语借用英语词语现象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探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汉语借用英语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语词语主要是通过五种途径进入汉语中的，在这几种途径中，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融入也十分明显。

一、媒体中的英语借词透露的西方文化分析

（一）电影和电视节目

英语电影和电视节目传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英语的普及。英美电影的制作，无论是题材本身的内涵，还是各种电影技术的应用，都领先其他地区，因此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都十分广泛。英语电影和电视节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英语的普及。另外，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电视也是一种十分经济地获取信息的方式，电视节目中英语新闻、娱乐节目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们在观看电影以及电视节目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学习了英语，学习了英语语言中的文化。这些文化以及艺术方面的词汇是结合了汉语和英语产生的一种新词。

（二）通过新闻和媒体进行文化渗透

新闻是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世界新闻领域，英美新闻也处于垄断地位，比如美联社、路透社等英美主要新闻机构，每天都在向全世界传输大量的时事消息，这些消息的覆盖面也十分广泛，涵盖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另外，当前互联网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消息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在互联网上，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其他国家的信息，则必然会接触到英语，因此，在英语的传播过程中，文化也蕴含在其中。

（三）消費文化的渗透

除了通过媒体、电视节目、电影等进行文化渗透之外，西方的一些国家也在极力推销自己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模式，一些国外的产品品牌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几乎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比如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这些外国的公司在推销自己的商品的时候，也将他们的文化推销给中国人。虽然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中文，但是在使用中文的过程中往往还是会结合英文，借用一些英语词汇，也成为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

二、粤语中的英语借词体现出的西方文化分析

我国的语言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地域辽阔，我国的语言种类很多，五十六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我国的粤语受到英语的影响最为深刻。广州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主要阵地，有资料记载，早在1637年英国就派出商船来到广州，而且在广州设立了相关的办事处，此后与中国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密切，很多广东籍的华侨以及定居在香港的同胞在与家乡的人民进行交流的时候，英语就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英语的影响也渐渐深入到每家每户，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广东与香港之间的距离很近，因此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居住在香港的居民几乎都会英语、汉语和粤语，加上改革开放的影响，使得很多广东人开始像香港人一样，在讲粤语的时候也会夹杂一些英语，并且渐渐地将这些英语使用得十分流利和顺畅。对于广东人而言，这并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时尚，更多的是为了减少语言的隔阂，使得交流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而且这种语言方式也已经渐渐成为人们使用语言的一种习惯。随着香港的回归和广东经济的发展，粤语对普通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粤语中的英语借词现象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很多有特色的英语词汇也渐渐在大陆的其他地区开始应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些常用词汇，比如巴士就是借用英语单词“bus”，的士就是借用英语的“taxi”。在“的士”这个外来词的应用过程中，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词汇，比如“的哥”、“的姐”、“面的”、“摩的”等，分别指代的是开的士的人、以小型面包车作为的士的人、以摩托车作为的士的人。

三、中外交流中的英语借词体现出的英语文化分析

在古代，我国就已经与西方的一些国家有交流和沟通，近代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背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个过程中，民族矛盾之间的激烈碰撞，也为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中西方的交流逐渐增多，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在汉语中借用英语词汇，使得汉语的词汇量不断增加，从侧面推动了汉语的发展。比如“丽丽穿上今年最in的迷你裙和同学一起去看芭蕾。但是到了剧场之后发现演出取消了，因此两个人只好去附近的跳蚤市场血拼，两人又去麦当劳买了一杯可乐和一支冰激凌，去网吧玩了会电游，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GG，发了一个伊妹儿，拜拜之后各自回家。”在这段中文文字中，就有很多由英语词汇派生出来的汉语语汇。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时尚的借词，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使用这些词汇，这些词汇的背后更多的是一些文化的传递。以这段话为例，这些词语在汉语中本身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英文的传入，使得这些词汇开始普及，随后便产生了相应的中文对应词，渐渐对这些词语背后的文化也进行了接受。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也与各种书籍、文学作品等内容的翻译有关，在我国历史上就有一大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的科技、经济著作进行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很多英语借词。后来，这种翻译又延伸到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对我国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的词语。这些英语词语在应用的过程中，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这样的词汇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这些词语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顺便附带几个英文单词，让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而且文化的交流也逐渐加深。

结语

“文化全球化”指的是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一个重要过程，包括很多方面。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英语是一种最为广泛的语言，所以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自然会选择英语作为首选的交流载体，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使得英语所代表的文化也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在汉语的使用过程中借用英语词汇的现象较多，在我国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借用英语的情况将越来越多。随着当前世界文化交流逐渐增多，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融合使用也越来越多，比如很多人会在使用汉语的时候也夹杂使用一些英语单词，汉语在借用英语的过程中，也传递了很多西方文化，这些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以及语言的发展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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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八

十年间,来自日本、印度、德国、美国、韩国、阿根廷等国的“外援”作曲家们,②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大踏步地登上了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的历史舞台,着实引起了世人的驻足关注。其中,《赤壁》③(2008年)、《姨妈的后现代生活》④(2007年)、《色·戒》⑤(2007年)、《2046》⑥(2004年)和《宋家皇朝》⑦(1997年)的音乐还在各重要电影奖项中获得音乐奖,成为业内外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喜多郎和兰迪·米勒(Randy Miller)合作的《宋家皇朝》配乐,以外国人看中国的独特视角,在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洋管弦乐这风格迥异的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有力地推动了该片的剧情发展。另外,该片主题音乐由于脍炙人口,常常被国内的众多电视媒体作为背景音乐使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受众对该片音乐创作的认可。

“外援”作曲家大大加速了中国商业电影及其音乐创作的“国际化”进程,并已然初见成效。2008年,陈凯歌、王家卫、徐克、侯孝贤等中国电影导演先后在著名国际电影节中折桂或跻身于评委会主席的行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显然,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有着今天的国际地位,应该说与“外援”作曲家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群体对中国商业电影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参与音乐创作的层面上,而更多的是冲击了原有的处于静态的本土化的电影音乐创作,在激起层层波澜的同时,也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商业电影创作迈向“国际化”的脚步声。

一、“外援现象”成因

“外援”作曲家在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领域异军突起,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背后有着诸多的深层次原因。

(一)西方商业片和外籍作曲家的辉煌业绩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大片”制作体系,且其所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的“奥斯卡”和“金球奖”这两大国际电影评奖,成了世界各国电影人衡量自己“国际地位”的标杆。因此,各国都争相将有限的资金投在“大片”上,并打破国界之分,组建包括知名外籍作曲家在内的“国际化制作团队”。一些一流作曲家和导演屡次合作并屡获成功,成为“强强组合”的固定搭档,如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等。与此相似的是,“外援”作曲家和中国导演的“强强组合”模式在中国商业电影创作中也不鲜见,例如梅林茂和王家卫的组合等。

十余年前,当中国商业电影开始迈向国际化征程时,由于受制于资金和视野,还无暇将青睐的目光投向那些知名外籍作曲家。彼时的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依然是本土作曲家雄霸天下。而西方商业电影“列强”在中国“抢占滩头”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送来了欧美乐风,并对本土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启示。这引发了中国电影界的思考——与其“被启示”,不如直接邀请“外援”加盟。于是乎,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的“外援现象”越来越多,一批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陆续登上了中国商业电影的舞台。其中,亚洲其他国家的作曲家首先闯入中国电影人的视野,如印度的拉曼(A.R.Rahman)。①

(二)中国商业电影跨出国门并赢得世界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艺谋、陈凯歌等中国导演尽管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留下了足迹,但其作品面向小众的创作理念,使得中国电影始终未能融入西方的主流电影界。直至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②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配乐等多个奖项和提名,中国电影似乎才真正意义上“跨出国门”并令世界瞩目了。《卧虎藏龙》就像一扇窗户,通过它,西方电影界开始真正关注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而中国电影人也着实体会到“大片”对中国电影的意义和“大家”对中国电影的作用。在此后,一批中国导演先后加入到“大片”的拍摄中,且不遗余力地组建“国际化”创作团队,包括对“外援”作曲家的青睐。

由此,中国商业电影这扇窗户越开越大,频频出入于各大国际电影节,使得世界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与日俱增。国际性的电影节评委会也更多地关注中国电影及其音乐——这除了是对作曲家才能的肯定外,还传达出一个信息:世界正在更多地了解中国。这让中国电影人对进军西方主流电影舞台满怀着憧憬,也让国际电影界对中国电影音乐充满了期待。

(三)中国本土作曲家相对“低调”

“外援”作曲家的“西风东渐”,既给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也给本土的作曲家们施加了一些压力。于是乎,中国的电影受众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作曲家干什么啦?”自中国有声电影诞生以来,本土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一直人才济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作曲家们有机会、有条件去学习和了解世界电影音乐创作的动态,这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如施万春的《孙中山》、《开国大典》等电影音乐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成功解决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能够“脱离”电影作为独立的“纯音乐”作品存在,并带有悲壮的史诗特点。赵季平则通过《霸王别姬》、《梅兰芳》等作品显示出其驾驭交响乐、戏曲和民间音乐等不同音乐语言的能力,在东方素材和西方载体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交汇点。

此外,谭盾①、叶小纲、金培达②、王黎光等作曲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中坚力量,并开始引起国内电影界的关注,但一时尚未获得“国际地位”。而中国作曲家的“国际地位”直至2000年才得以体现——谭盾为影片《卧虎藏龙》谱写的配乐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等一系列奖项。③谭盾“国际地位”的崛起历程足以说明“墙内开花墙外香”④对于本土作曲家的重要性。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优秀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也不乏可以称之为“配乐大师”的大家,而诸作曲家之所以没有闯入有着“征服世界野心”的中国电影人的视野,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作品尚未在世界一流的国际电影节中斩获奖项。

二、“外援现象”的特点

随着外籍作曲家加盟中国商业电影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其对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朗,并呈现出较清晰的特点。

(一)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外援”的加盟,使得在一部电影中出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有了更多可能。当然,此种状况并非“外援”首创,在好莱坞影片《艺伎回忆录》中就已能很容易地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约翰·威廉姆斯成功地通过运用尺八、太鼓等传统日本乐器营造出东瀛风情,并巧妙地将其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融为一体,从而在东、西方电影受众的审美习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由此可见,好莱坞除了资金雄厚外,还有着宽阔的“胸怀”——能够放手让一个美国作曲家为一部异域题材的影片配乐。鉴于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外援”加盟呢?

德国作曲家克劳斯·巴代特(Kluse Badelt)在电影《无极》长达2个小时的音乐素材中表现出对中国民族音乐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其对二胡、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画龙点睛式的运用和对大编制交响乐队的熟练驾驭,使得该片配乐呈现出“不中不西”的意境和氛围。而日本作曲家久石让似乎更能够领会中国电影导演的意图。面对充溢着隐喻和遐想的影片《太阳照常升起》,他一展其所擅长的歌唱性乐思,用带有良好画面感的音乐“图解”姜文导演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力——也许是因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并交流频繁,受众几乎感觉不到此音乐是出自一位东瀛作曲家之手。

可见,“外援”作曲家一方面为中国商业电影音乐输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电影音乐创作不拘一格,在风格上显得愈发多姿多彩。

(二)“时代性”色彩淡化

中国商业电影界过于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诸“洋和尚”读解中国电影脚本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近十年来大投资青睐于“武侠”、“历史”题材的大环境下。武侠题材的“外援”作品,主要集中在川井宪次(Kenji Kawai)和梅林茂二人身上。而历史题材的“外援”作品则没有武侠题材那么集中,作者相对分散一些。这些配乐在给中国商业电影带来光环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共有的弱点——“时代性”色彩的淡化。

由于“外援”作曲家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实存在“距离感”,其创作的部分“外援”影片音乐难免总是有点隔靴搔痒之感。在《色·戒》中,虽然编导为了加强影片的历史真实感,特意在剧情中巧妙地穿插了聂耳的《毕业歌》、贺绿汀的《天涯歌女》等多首在抗战时期广为流传的歌曲,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但仍无法遮掩配乐“时代性”色彩淡化的局限。该片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和上海,音乐却“全篇是古典浪漫主义的音乐”,⑤令人很难将听觉和视觉效果合二为一。就这一点而言,《色·戒》比诸多由本土作曲家担纲的历史题材电影要有所逊色。但如抛开“时代性”色彩的话,该片配乐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音乐之作,尽显作曲家“好莱坞式”的配乐风格——对弦乐群音色的情有独钟,并辅之以钢琴、小提琴、竖琴等独奏乐器的点缀。

(三)呈现出“区域性”特点

也许是文化同源之故,在“外援”群体中,日本作曲家在数量、质量上都显得令人瞩目,甚至足以称之为“日援现象”。一批在国际舞台上成绩斐然的日本作曲家纷纷参与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如岩代太郎、川井宪次、梅林茂、喜多郎、久石让和半野喜弘(Yoshihiro Hanno)等。诸日本作曲家的加盟,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业电影赢得国际关注。

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的创作在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吸纳19世纪末以来的流派纷呈的西方作曲技法,这对后来其他日本作曲家创作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在电影《七剑》、《宋家皇朝》、《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海上花》等作品中,日本作曲家们找到了文化融合点——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交融、日本音乐和中国音乐的交融、动画式音乐和好莱坞式音乐的交融……尤其是对于梅林茂、川井宪次、半野喜弘等屡次加盟中国商业电影的作曲家而言,每合作一次就在以往的基础上朝着进一步理解的方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然,仍然难免有部分“日援”作品呈现出音乐与电影的“中国造”身份不够吻合的状况。

三、“外援现象”的影响

十余年里,“外援”作曲家成为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并“立竿见影”地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一)中外艺术家的互补

一部优秀的电影其音乐未必也优秀,反之亦然,音乐优秀的电影其本身未必也同样优秀。就中国电影而言,自从“外援”作曲家加盟后,此种状况略有改观,逐步出现了一部分电影和音乐双赢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外艺术家的互补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在影片《画皮》中,日本作曲家藤原育郎(Ikuro Fujiwara)与中国的词人和演唱者(陈少琪作词、张靓颖演唱)及莫斯科交响乐团共同演绎了该片主题歌《画心》。在大提琴牵引、钢琴相随、交响乐队陪衬下,演唱者“一字一音”地对该歌曲成功地进行了二度创作,如泣如诉的歌唱极大地模糊了音乐的“国籍”,令人在“泛东方”的意境中感受到音乐对电影主题的升华。正是这一点,使得《画心》既具有流行歌曲的特点,又不乏艺术歌曲的气质。

(二)与西方电影音乐的距离在逐步缩小

随着“外援”作曲家的逐步“渗透”,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呈现出以往难得一见的新面貌,与西方电影音乐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观念变化“外援”的加盟直接带来的变化就是给中国电影界“洗脑”,进一步改变了电影音乐“可有可无”的一贯成见,强化了对“音乐进入电影,成为电影的音乐”①的理解。

队伍壮大“外援”作曲家一方面给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加快了本土作曲家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使得本土商业电影音乐创作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手法多元与“外援”加盟前相比,如今的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不再拘泥于原先的要么全部为民族管弦乐队演绎,要么完全是交响乐队铺陈,要么仅由单一的电子合成器支撑的做法,而以三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取而代之,既能体现我们的民族风格,又能兼顾“国际化”的大众审美惯性,呈现出一派创作手法纷繁、多元的新格局。

制作精良品尝到“外援”力量的“国际水准”后,中国的电影制片人和导演不仅关注音乐创作的人选,也开始重视其后期制作的水平。为此,多部中国商业电影将音乐的录音、合成与原声大碟的制作要么送至有着良好制作水准的国外公司,要么交给国内最优秀的制作团队来完成,可见一片良苦用心。

(三)减少了优秀本土作曲家的机会

中国固然地大物博,相应的商业电影及其音乐的市场也很大,这就给中外作曲家们提供了一个可大展宏图的舞台。然而,再大的舞台毕竟仅是一个舞台,不可能是无边无际的星空。换句话说,中国商业电影为中外作曲家们提供的机会是有限的。这块蛋糕一共就这么大,被“客人”吃掉了一部分,“主人”能吃的也就所剩无几了。当诸成绩斐然的“洋”作曲家们纷纷染指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这块蛋糕时,其实也在无形中抢占了优秀本土作曲家的阵地和机会,使得后者只能望“洋”兴叹,感慨自己不是“外来的和尚”。尤其是川井宪次、梅林茂、喜多郎、久石让和半野喜弘等日本作曲家屡次加盟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并在中国电影音乐界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澜,这令一部分中国优秀本土作曲家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

结语

纵观十余年来的“外援”电影音乐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题材选择上显得比较单一,几乎全集中在“历史”、“功夫”等领域,鲜有其他题材出现。在前者中,“古”有《赤壁》、《满城尽带黄金甲》、《天地英雄》,“近”有《海上花》、《宋家皇朝》、《色·戒》,诸作品题材的特定历史背景给作曲家的挥毫泼墨做了必要的“留白”;在后者中,《七剑》、《霍元甲》、《神话》和《天脉传奇》等影片配乐秉承《卧虎藏龙》突出中国元素的主旨,并希望能够从中寻找到成功的契机。遗憾的是,当这些影片不约而同地“撞车”于同一题材时,音乐创作的空间就变得狭小,路也就越走越窄。换言之,进一步丰富创作题材,以带动音乐创作的多彩,是中国商业电影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

“外援”作曲家可以“短、平、快”地加速中国商业电影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但如果完全将遴选作曲家的目光投向这群“洋和尚”的话,势必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中国商业电影“Made in China”的分量。上述《七剑》等影片配乐之所以在艺术性和影响力方面没有超越《卧虎藏龙》,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注脚。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也不应被视作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更何况这一点已经被实践所证实。我们应该在不排斥“外援”的同时,适时地、有步骤地将本土优秀作曲家纳入遴选的视野,使其和“外援”作曲家共同成为中国商业电影音乐创作的中坚力量。

印度“宝莱坞”的电影配乐作曲家常常兼任影片的“音乐导演”。之所以有如此惯例,就是因为“宝莱坞”充分意识到音乐对于一部电影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中国商业电影无疑是一个启示。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能够花重金邀请“外援”作曲家,比起二十年前显然是有所进步,但也不得不承认一点:我们首先是看重“外援”作曲家在国际舞台的知名度,至于他们的音乐是否适合电影脚本则居其次。因此,希望我们的作曲家也出任“音乐导演”仅仅是时间问题。

“外来的和尚”固然会“念经”,但长远地看,本土作曲家更需在中国商业电影音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仍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磨合与调整。如,“外援”作曲家们,以及一些知名的好莱坞作曲家,在创作异国题材配乐时不受自己所生长的文化的束缚,若中国本土的作曲家也参考借鉴这一点,用一种更包容的文化胸怀来创作,如此,在不久的将来,或可与“外援”作曲家并驾齐驱,共筑中国商业电影音乐的“生态平衡”。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国内电影制片人和导演更加意识到音乐对于电影的重要性。为了加快中国商业电影“国际化”的步伐,电影界开始邀请成绩斐然的外籍作曲家参与电影音乐创作——“外援现象”由此形成。本文从“成因”、“特点”、“影响”三个方面剖析了“外援现象”,并试图为今后的商业电影音乐创作及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9.论韩寒现象中国教育的影响 篇九

一、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现行择校政策的反思

仔细分析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现行的择校政策, 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假设:即择校违背了教育公平, 择校导致了教育乱收费和教育腐败, 因此, 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必须“就近入学”, 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只要教育资源配置均衡了择校现象就自然可以消除。表面看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1.择校违背了教育公平?

择校违背教育公平, 这就是对择校问题的定性。北京教科院文旣教授认为, “‘择校’加剧了校际间差距的扩大。要说‘竞争’, 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竞争;要说‘效率’, 这是不公平的效率, 是损害大多数学校、学生的效率。……这是有悖于义务教育平等性、公正性原则的。”[1]然而, 论者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资源内部配置极不均衡的现状。按照论者的逻辑, 不择校才是公平的, 不择校才能维护大多数学校和学生的利益。那么我们可以反问,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资源内部配置极不均衡现状下的不择校就是公平的吗?由于地区之间、城乡这间、校际之间巨大差异的存在, 不择校根本就实现不了维护教育公平的重任。由于重点学校数量极其有限, 大多数农村学生和城市薄弱学校的学生的利益仍然被这种人为的重点学校政策所损害。可以说现阶段造成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择校, 而于长期以来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择校在现阶段并不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践踏, 恰恰是部分学生和家长追求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能够保障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使择校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择校就不会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而是每个公民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2.择校必然导致教育乱收费和教育腐败?

择校一定要收费吗?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上学的原则。在国外, 很多国家的政府用“教育券”的方式资助学生择校, 学校招收的学生越多, 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财政支持, 学生个人则不用缴费 (私立学校除外) 。然而, 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不仅要收费, 而且存在着乱收费、多收费的现象, 有的学校甚至让学生家长用钱买成绩。这样, 择校就不再是以学业成绩为标准而是以金钱为标准。更有甚者, 有人凭借关系和手中的权势进行择校。利益的驱动使择校成为一种教育异化现象, 失去了作为教育的本真意义, 甚至走向了教育的反面。但我们应该看到, 无论是“以钱择校”这是“以权择校”, 应该遭受谴责的是这两种不当的择校方式, 而不是择校本身。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指出“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 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2]可见, 造成教育乱收费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 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择校和乱收费勾结在一起, 使择校成为教育乱收费的“替罪羊”。同样, 教育腐败的根源在于体制的不健全和不规范, 在于存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政府和那些所谓的权贵们所组成的教育寻租的利益集团, 也不在于择校。

3.“就近入学”能造就教育公平?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治理择校的法律依据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就近入学”的原则。但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背景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教育发展的严重不均衡。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想通过强令禁止学生和家长的择校来减少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改善薄弱学校的生源状况, 以便于对薄弱学校进行改造。然而这种无视学生教育选择权, 强迫学生无条件接受学区内质量差异悬殊教育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就近入学”以户口为依据, 难免会掉入“胡同定终身”、“人生而不平等”的“血统论”和“出身论”巢窟;而采取电脑派位、抓阄式的随机分配教育机会, 只能导致庸俗的平均主义, 使学生产生“人算不如天算”、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哀叹, 同样也无法保证教育的公平。“就近入学”只能保障学生入学机会的均等, 它保障了教育起点的公平, 但忽视了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 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平等。若将这一策略放到具体的学生身上, 就会看到它实质上是非常不公平的。当优质义务教育享有权与户籍制度挂钩时, 城市儿童享有的, 农村儿童就不得享有;发达地区儿童享有的, 落后地区的儿童就不得享有;重点学校周边儿童享有的, 薄弱学校周边儿童就不得享有。所有这些, 都在揭穿一个事实:那就是“就近入学”绝非是造就教育公平的万能钥匙。

4.择校现象能被消除?

综观十余年来我国义为教育阶段的择校政策, 决策者似乎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只要政策合理、方法得当, 择校现象一定能够被消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严禁择校, 采用的是“堵”的方式, 而不是“疏”的方式。然而, 决策者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学生的教育需求和发展是有差异的。即使是教育资源达到了均衡配置, 也只是学校综合教育质量大致相当, 绝不代表着平均、同质和千校一面。有差异就会有选择, 只有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因此, 那种企图消除择校的想法是无视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教育需求和多样性, 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同时, 也压制了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无视公民的教育选择权也是对教育公平的一种践踏。近20年择校现象的屡禁不止已说明了它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社会基础。因此, 我们认为, 择校现象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它, 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的合理性分析

1.择校权是学生和家长的基本人权

我国《宪法》和《教育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复合的法律规范, 其用意在于规定受教育权利是一项不可放弃的权利, 受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权利总是和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尽管在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中对受教育者权利中“自由”、“选择”的属性没有进行明确的表述, 但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利, 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受教育权利理应包含法理上的“自由”和“选择”的属性。我国现行《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但我们应该看到, 这里的“就近入学”是针对政府行为提出的强制性规范, 是政府必须为保障适龄儿童上学持有的底线, 而不是对适龄儿童上学的强行规定。从法理的意义上理解, “就近入学”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只是权利, 而不是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也明确规定:家长有为子女选择合适教育的优先权利。因此, 我们说择校权是学生和家长的一项基本人权。

2.择校是学生及其家长追求教育公平的正当需求

教育要维持其社会正义, 必须包含社会正义的全部涵义:即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同时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前者具有“量”的规定性, 它保证了广大适龄儿童、少年基本的入学权利;后者具有“质”的规定性, 就受教育者主体而言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真正的教育公平既是“量”的平等, 也是“质”的平等, 是“质”和“量”的统一。目前, 我国义务教育基本实现了“量”的平等, 但地区之间、校际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均衡, 远远没有实现“质”的平等。“量”的平等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平等, 只有实现“质”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此, 在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出现的择校现象绝不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踏, 相反, 它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学生及其家长追求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在此前提下, 如果国家仍强迫学生接受这种质量差异悬殊的教育, 以居住地来定终身, 这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无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的追求。

3.择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社会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户口已不能完全表明个人的工作地和生活地。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 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教育公平”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时指出“全国粗略地统计, 现在大概有2 400万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或者叫农民工子女, 其中有800万进了城, 还有1 600多万留在农村, 我们叫他们‘留守儿童’。”[3]除此之外, 我国还有大量因父母工作的暂时转移而随父母流动的儿童。按照目前国家关于择校的政策, 这两千多万儿童都必须在其户口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 但这给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给父母对儿童的监护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有许多儿童就因此成为“问题儿童”。这样的政策显然对这两千多万儿童来讲是极不公平的。目前, 党和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周济指出“今年秋季, 城市义务教育免费之后, 对于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子女, 即对符合规定进城学习的农民工子女是一视同仁的, 采取一样的政策, 这使得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方面获得了平等的学习机会, 能够得到保证的。”[3]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择校现象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

4.择校是保障儿童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不同的孩子由于其遗传、家庭出身、风俗习惯等的不同, 其智力发展水平、兴趣爱好、生理特点、身体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加之不同的家庭对孩子将来发展的期望各不相同, 因此, 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丰富多彩的。“教育必须正视并尊重儿童发展的差异性和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肯定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实现这种自我价值的权利, 尊重人们给予不同社会条件的多样化选择。”[4]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 基础教育已经进入了后普及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教育发展时期, 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有受教育的机会, 人们更多是希望找到一种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那种“一刀切”式的“就近入学”政策不亚于“画地为牢”, 严重违背了教育必须尊重、适应人的差异性发展规律的指向。

三、保障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权的对策性思考

1.正视择校, 转变观念——确立学生及其家长择校的合法性地位

经过20余年的择校与反择校的长久拉锯战, 择校现象愈演愈烈, 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择校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只要有差别, 就会有择校现象的出现, 强令禁止治标不治本, 容易产生怨气, 激发社会矛盾。我们必须转变观念, 不应该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端行为, 而应从其产生的根源中寻求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要站在国家教育战略发展和改革的高度, 把规范和引导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行为作为重建我国公立学校制度、提升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培育教育竞争市场的契机, 将择校带来的问题转化教育改革的动力, 让择校行为不断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2.建章立制——规范无序、失控的择校行为

承认择校的合法性, 并不是要对择校行为放任自流, 在目前我国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 必须有限制、有条件地择校, 把择校上升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调控的规范行为。通过明确招收学校的学校资格、规定择校生入学标准、公开择校生招收的程序、学校信息、招收条件、招收名额和收费标准等方式达到择校生招收的公开、公平、公正。与此同时, 择校生的招收应优先考虑城市流动人口子女, 尤其是农民工子女, 保证其与城市儿童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此外, 择校费必须统一管理, 要按比例上交教育行政部门用于薄弱学校的改造, 其余部分也要专款专用, 专门用于择校学校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调查研究, 了解现状——逐步放开择校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目前, 我国基础教育小学阶段学生人数呈现出大幅减少的趋势, 许多小学已经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生源危机。因此,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 掌握中小学发展趋势, 结合中小学布局调整, 逐步放开小学阶段的择校市场, 激发学校之间的竞争, 撤并一些薄弱学校, 整合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与此同时, 要随着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逐步取消择校费。而初中阶段则需要在严格控制下, 允许部分学生规范、有序地择校, 随着今后学校招生人数的减少, 也应逐渐放开择校市场, 并逐步取消择校费。

4.均衡发展——保障公平择校的基本条件

公平、合理的“择校”制度必须使每一位适龄儿童在其兴趣和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享有平等的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因此,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保障学生及其家长“择校”权的必要基础。首先, 要加大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建立义务教育政府投资补偿机制, 支持经济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和薄弱学校改造。为保障每位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平等教育的权利, 政府必须设立“专项补偿基金”, 在资金投入、人员配备和政策执行等方面给予经济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和薄弱学校适当倾斜, 逐步缩小地区之间、校际间的教育发展差距,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其次, 要实施名校带动工程, 扩大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名校可以通过联合办学、兼并薄弱学校、资源共享、对口支持等方式扩展其优质教育资源。

5.多元建构——拓展义务教育择校空间

因为人们的教育需求是多样化、丰富多彩的, 因此, 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 也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以满足儿童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需求。目前, 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积极推动特色学校建设、建立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特许学校”等方式, 逐步形成我国公立学校, 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私立学校以及普通学校、品牌学校和特色学校等多种类型的办学形式, 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和择校的需求。

6.家长参与——保障义务教育择校主体权利

家长的参与是保障学生及其家长择校权利的关键。合理的择校的制度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 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 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家长作为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必须参与择校制度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 才能保障其择校权利的真正实现。

摘要：择校问题是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 择校现象在现阶段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择校权是学生和家长的基本人权;择校是学生及其家长追求教育公平的正当需求;择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择校是保障儿童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需要。规范和治理择校现象应因势利导:确立学生及其家长择校的合法性地位;规范无序、失控的择校行为;逐步放开择校市场;保障公平择校的基本条件;拓展义务教育择校空间;保障义务教育择校主体权利。

关键词：择校,合理性,规范择校,择校权

参考文献

[1]择校生问题真的剪不断?[N].中国教育报, 2001-05-11 (6) .

[2]教育部负责人批评8省份执行助学贷款不力, 并指地方投入太少致中小学乱收费[N].南方都市报, 2005-08-30 (1) .

[3]周济:对符合规定进城学习的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EB/OL].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8-03/14/con-tent-77876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