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精选9篇）
1.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篇一
19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20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20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21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作 者：蒋广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210093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新民说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20世纪中国思想史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篇二
关于新闻改革的目标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 新闻自由是新闻改革的目标, 是富国强民的基础。但严复着眼于新闻自由在内的整个自由对政治制度变革和民族素质的价值;而梁启超的论述更具针对性。
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 严复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作了论证。他认为, 于国家, 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强国的基础, 因为西方人强国的命脉“苟扼要而谈, 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 吾行之而常病者, 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1) 。于个人, 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 “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 其存也不如亡, 亦荣辱贵贱, 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 (2) 。他认为, 新闻改革既是治国之“标”, 能发展“理财、经武”之事, 又是治国之“本”, 能解决“立政养才, 风俗人心”等根本问题。严复在清末敢于主张改良体制, 强调新闻自由是强国基础, 摆脱了洋务思潮对时人的束缚, 体现出其爱国情怀和深刻远见。但他的新闻改革思想, 缺少公众利用新闻自由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义项。
相对于严复而言, 梁启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他明确表示:新闻事业的价值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 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3) 。梁启超同样认为, 新闻自由是其他文明的基础, 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和传播文明的三利器 (学校、报纸、演说) 之一。因为促进西方文明创造的因素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此三大自由者, 其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之现象, 皆其子孙也” (4) 。新闻自由的价值在于:众多报馆参与议事能保证意见的正确性, 因而可以凭借操纵舆论来达到批评监督的目的。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及用人类的理性去驱除时代的黑暗, 从而获得相对真理。这个认识, 在那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因为他不仅明确提出“言论自由”, 而且跳出前人偏执于报刊抵御外辱的功能说, 开始对新闻改革的理性价值进行阐释。然而, 他没能把新闻自由作为人的目的, 而仅仅视之为强国的手段, 结果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 他要为了强国而实行新闻改革;另一方面, 所维护的王权势必会扼杀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改革的内容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 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严复还主张实现知情权, 并要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他人自由;梁启超则强调新闻改革要保证新闻舆论独立于政府。
严复认为, 新闻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指公众拥有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这可从他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褒扬中得以证明, “自其 (西洋) 自由平等以观之, 则其捐忌讳, 去烦苛, 决壅蔽, 人人得其意, 申其言, ……是无法之胜也……” (5) “人人得其意, 申其言”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在他看来, 言论自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 一不为古人所欺, 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 使理真事实, 虽出之仇敌, 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 虽以君父, 不可从也” (6) 。尽管他认为“人得自由, 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 (7) , 但他主张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器的思想, 反对因言治罪, 报馆在此方面的尺度理应放得更宽, “既开报馆, 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 与其不议, 不如勿开” (8) 。他委婉地提出了“知情权”的要求, 对于反对封建专制, 扩大资产阶级的话语权, 具有一定的意义。
梁启超则认为, 新闻自由是新闻领域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1899年, 他首次明确阐述新闻自由的内涵:“人群之进化, 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 皆备于我焉。” (9) 他从资产阶级宪政观点出发, 认为报纸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报馆为“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 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报馆者, 国家之耳目、喉舌也, 人群之境也, 文坛之王也, 将来之灯也, 现在之粮也。” (10) 由此可见, 梁启超不仅把新闻自由看成是一切文明的源泉, 而且是国家立政的根本, 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他从创造文明、维护民权的价值观高度看待新闻自由的合理性, 符合西方新闻改革理论的内核, 为其后对新闻改革的具体阐述打下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闻改革的条件
严复和梁启超认为新闻改革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但严复主要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外在条件, 而梁启超则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
对于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 严复从常态和殊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常态, 即国家无外侮内乱时, 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是“ (民众) 其力、其智、其德诚优” (11) 。在殊态, 即国家处于危亡时, 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国家自由, 而“小己自由, 尚非所急, 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 求有立于天地之间, 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 乃国群自由, 非小己自由也” (12) 。有意义的是, 他认为“力、智、德”诚优是实现新闻改革的前提, 与洛克主张“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13) 相似, 提倡用良法保障新闻改革, 符合民主法制的要求;反对“一哄之谈”, 坚持“其不容立异”, 不可“与为正论笃言”。 (14) 但他关于“其时未至, 其俗未成, 其民不足以自治也”, 及今不可弃吾君臣的思想, 却是不可行的, 与西洋类似时代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相比, 其彻底性相去甚远。
梁启超认为, 实现新闻自由要设置独立于政府的报馆。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家之保护报馆, 如鸟鬻子……报馆愈多者, 其国愈强, 喉舌不通, 病及心腹” (15) , 所以“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 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 (16) 。报馆的独立性就是准许报道各类事实、议事及批评政府。这是因为“世非太平, 人性固不能尽善, 凡庶务之所以克举, 群治之所以日进, 大率皆借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 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权力既如此重且大, 苟复无所以限制之, 则虽有智圣, 其不免于滥用其权, 情之常也” (17) 。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 那么就不能控制行政权的滥用, 就不能保全民权。在此, 梁启超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 超越了洪仁玕、郑观应等人要求准许设立报馆、报道各类事实、批评政府的新闻改革思想。但梁启超将报馆视为新闻自由的唯一主体, 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天赋人权, 其主体具有普遍性, 而不是局限于新闻从业人员。尽管其新闻改革思想和西方类似时代的新闻改革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我们还应对其予以肯定, 毕竟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关于新闻改革思想的异同根源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都是西方新闻思想和中国近代新闻实践相作用的产物, 是当时的历史和理论导致其思想的异同。
严复新闻改革思想源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因为他“尝入法庭, 观其听狱, 归邸数日, 如有所失。尝语湘阳郭先生, 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 公理日伸, 其端在此一事, 先生深以为然” (18) 。不仅如此, 他还“多看西书, 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 而治国明民之道, 皆舍之莫由” (19) 。二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的刺激。彰显清末严复新闻改革思想的文字都是在甲午战后所作, 有的甚至是战后即作, 这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刺激了严复新闻改革思想形成的直接证据。三是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他主张废除专制, 崇尚资产阶级法治, 提倡资产阶级的平等、宽容, 要使“人人得其意, 申其言”。这些是严复思想形成的理论证据。
梁启超新闻改革思想明显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新闻改革思想, 二是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到了西方新闻业的报道内容、报纸种类和出版周期、报业地位和管理制度等。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决定他既有反封建的一面, 也有不彻底、不完全的一面。反封建方面在于, 他反对清廷搞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 主张打开报禁准许设立报馆, 提倡报馆报道各类事实, 以求开风气、开明智、去塞求通之效;不彻底、不完全方面在于, 他既没有根本触及推翻帝制这个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 也没有视开民智为一种民生意义上的民权, 而仅仅将其视为强国的一种手段。
总之,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识到新闻自由具有重要价值,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核心内容, 又都没有正确区分言论自由的主体、出版自由的主体和新闻改革的主体。但他们对新闻改革也有不同的认识:严复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新闻改革的外在条件, 梁启超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严复多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物, 进行宏观分析, 论述更为抽象深刻, 梁启超则多以新闻实践为基础, 立足微观分析, 论述更为具体深入。
参考文献
[1][2][5][6][7][8]王栻主编：《严复集》,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2、23、22、134、132、510、27、981、118、145、957页。
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篇三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67—03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因此选取的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3],甚至官至公卿高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3] 因此,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張。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梁启超曾有 “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 “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 。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同时他明确的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11] 大力兴办女学。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当然他的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虽然思想有过反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在“教育救国”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啟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184页)(上接168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1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23.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1.
4.梁启超哲学思想四题 篇四
梁启超哲学思想四题
对梁启超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作了初步分析,指出他的自然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仍有进步意义;他的重变化发展的社会观,是以<周易>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他的`历史观虽然以英雄造世为核心,然而也有一些闪光的珍珠;他的慧观认识论则是陆王心学的直接发挥,实际上是一种灵感思维.
作 者：李平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刊 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0(1)分类号：B259.1关键词：自然观 社会观 历史观 认识论
5.梁启超的名言佳句 篇五
2、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3、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4、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5、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6、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7、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约。
8、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9、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10、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11、历览各国产业发达这顺序，皆以农为本。
12、今之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
13、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
14、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15、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16、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17、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18、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6.论梁启超民族思想的特点 篇六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思想,特点
“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系统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1]作为中国民族学的一位拓荒者,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具有的特点值得探讨。我们认为,梁启超民族思想具有出于反帝救国的需要、理论成系统、思想富于变易性和启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
一、出于反帝救国的需要
梁启超的思想多变、易变,但其爱国心一生始终未变。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的文章,关于神州大地面临瓜分陆沉的紧迫感和对国民麻木不醒的痛心之情溢于言表:“欧人中国分割之义,倡之既有年,迄于今而其声浪愈高,其视中国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将如阿非利加矣,……中国之运命,殆在于旦夕。”[2]文集三,48“执豕于牢,尚狂掷而怒嗥,今数万里之沃壤,固犹未割也,数万万之贵种,固犹未絷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谓是自求祸也。”[3]112满纸的怒号与悲呼,一腔的心酸与血泪。梁启超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爱国心不竭地寻找“危亡之故,振兴之道”[2]文集二,13。
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就认识到,向20世纪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进入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以民族或民族国家为单位对外扩张,进行侵略;中国面对强大的、以民族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民族帝国主义,想要避开世界民族国家的竞争体系已经不可能,中国要想图存,就必须顺应潮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有建立了民族国家,才能与资本———帝国主义竞争,在抗争中救亡图存。“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2]专集四,4在伯伦知理民族建国理论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大民族”思想,即合全国各民族组建成民族国家,共同对付外来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尽可能组建一个稳固的、万众一心的民族国家,有效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梁启超从各个层面论证各少数民族(包括满族)自古就是中国民族,早已被汉族同化,是与汉族同族一体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既然同属中国民族,同为中国国民,那么在应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就应利害与共,一致反帝排外。于是,梁启超反对视少数民族为外来民族的说法,坚决反对排满。他认为,视少数民族为外来民族和排满不但损害了当前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而且有加深各民族之间的隔阂,甚至相互仇恨、杀戮的可能,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形成资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他说,严满、汉之界,是“聚六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一事”[2]文集五,35。因此,梁启超指责革命党人,认为他们提倡满、汉分治,以革命来排满,“驱逐鞑虏”,是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者。梁启超希望中国“有特识”的人抛弃“仇满论”,而向反帝救国这一共同的最高目标一同迈进。
梁启超这种联合汉、满、回、苗、蒙等各个民族构建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才能救中国的民族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民族思想。梁启超的“联小我以成大我”的民族思想完全出于反帝救国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激发近代中国各民族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为国家的救亡图存、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理论成系统
梁启超的民族思想还具有理论成系统的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民族”概念的正确认识和使用上。从1899年到1922年,梁启超从不知“民族”为何物,到提出民族的心理特征或主要特征———“民族意识”;从使用“民族”与“种族”“国家”“国民”等概念经常含混不清,到能将它们清楚的区分,他对“民族”概念的认识逐步清晰。梁启超对“民族”概念的认识还越来越科学。他说:“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可包含无数种族。”[2]专集四十二,1这一界定,说明梁启超已辨清“民族”与“种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差异,他根据伯伦知理的相关理论,理解一个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也可以组建多个国家,同时,一个国家由一个民族建成,也可以由多个民族共同组建。因此,梁启超明确了“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可以组建国家,但民族不等同于国家。梁启超还清楚地区分“民族”与“国民”的不同,他说:“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然而“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2]专集四十二,1,即:一个民族可以是多国国民,一国国民也可以包含多个民族。根据以上不同概念的区分,梁启超科学地认识“民族”的概念。他认为,血缘、语言、信仰,不是区分民族的必要标准,而是民族确立的有利条件而已;只有立足于共同文化之上的民族意识才是区分民族的根本标准。梁启超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特异的“文化枢系”,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的生活中形成的;“民族意识”不但可以加强本族类共同体的自我体认,也能“对他而自觉为我”。这与我们今天讲的民族意识——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非常接近。梁启超强调区别“民族”的主要标准在于民族意识,这就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客观内涵,科学地解释了“民族”的概念[4]。
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具有理论成系统的特点,其次表现在他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态度和看法比较科学、客观。梁启超早在1901年针对革命派提出的满、蒙等各少数民族是外来民族的观点,从历史、地域等方面翔实地论证了各少数民族同属于中国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国家,而非仅由汉族组成。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相比较同时代不承认中国民族包括多个少数民族的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梁启超进一步认为,“元灭宋清灭明”是中国亡国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朱氏被清朝爱新觉罗氏取代,只是易姓而不是亡国。梁启超说:“满洲人在明时实为中国臣民”,“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见不鲜者,而亡国问题,安自发生耶!”[2]文集十八,56、59梁启超关于中国不曾亡国的看法,彻底否定了只有汉族人才配做中国皇帝、汉族人才是中国人的所谓“正统”观点,对革命派提出的中国是汉族人的中国,要求光复汉人国家的说法,也给予彻底驳倒。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大民族”的观点,即建立合汉、满、蒙、回、藏等各个民族为一个大民族,认为满族等各少数民族为中国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员。
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具有理论成系统的特点,最后表现在梁启超对中外民族关系的看法上。他在1890年“知有五大洲各国”[3]22之后,日益了解各国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1902年,他将世界人类分为两大人种: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把能自相结合,“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骎骎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的族群体,称为历史的人种;反之,把那些不能自相结合来对外扩张,却“日以陵夷衰微”,“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的族群体,视为非历史的人种。他认为在地球上只有“黄白两族”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梁启超还以世界史的人种和非世界史的人种两类来划分人类群体。“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2]文集九,12—15显然,梁启超衡量族类的优劣是以文明程度的高低、军事力量或扩张的强弱为标准的。
梁启超根据白种人与其他种人的性格差异,认为白种人比其他种人更优越。“由此观之,则今日世界上最优胜之民族可知矣。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2]专集四,9梁启超还根据达尔文天演之公例,强存弱亡的自然之理,认为中国民族自身的落后与劣根性,是外国民族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因此,梁启超要求劣势民族自新、自强,向优等民族学习。他认为,中国民族理应如此,“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2]专集四,6“不可不求诸白人,不可不求诸白人中之条顿人,不可不求诸条顿人中之盎格鲁撒逊人。”[2]专集四,9只要“使吾四四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注:帝国主义)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2]专集四,5梁启超认为,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途径在于自新、自强,向强者学习,这颇有见的。然而,对于西方所谓文明民族的侵略性,梁启超则有所忽视,这可见其民族思想也具有局限性。
三、思想富于变易性
梁启超的民族思想还具有变易性的特点。其变易性的表现之一,是认识的多变或者说思想逐步完善了。梁启超对“民族”概念的认识逐步深入,从片面到科学,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其民族思想具有变易性的特点。
其变易性的表现之二,是梁启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当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对抗外来民族侵略时,梁启超从民族建国这一思想出发,强调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同为中国民族,甚至同族一体,属于一个整体。梁启超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团结国内各族人民组建成一个稳固的、能有效抵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国家。于是,他对待国内各少数民族竭力以平等的态度,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是,在其他场合,特别是对国内民族单独而言时,梁启超则以优劣两别来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他本能地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视各少数民族“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其迁徙内地“纯然为外来征服”[2]专集七十三,109。
对中国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梁启超给予肯定。他说:“外族之错处,于我民族之统一事业,最有助力焉。中国之为一大帝国也,孕育于晋齐秦楚,而秦乃成之。”[2]专集四十一,32“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2]专集四十二,8他明确地肯定各少数民族融合于中国民族,不但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促进了中国民族在学术思想、文化事业方面的大发展;中国民族大规模融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魏晋六朝隋唐这两次学术思想、文化的高峰。梁启超认为,“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2]文集三十九,52。这一认识,比同时代人高出了许多。
但是,梁启超有时又否定少数民族对中国民族发展所做的贡献。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说:“那时东北方新兴的野蛮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接二连三侵入,给我们的文化以很多的胁迫和蹂躏。……我们的文化受了不少的损失。”[2]文集四十一,28—29内徙于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不但没能促进中国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而把中原这一中国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闹得稀烂”[2]文集三十七,2。
因此,梁启超既想平等地对待各少数民族,但骨子里又不能真正给各少数民族以平等地位,这种矛盾的思想充分表明了梁启超民族思想具有变易性的特点。究其原因,可能有内外两点。其外在原因,是由于近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变动迅速,新旧观念错杂交替,人们的思想常处于动荡和变化之中,作为这一时代的人物,梁启超自然而然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他的言论常随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其依附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民族思想也随之多变,因此,其民族思想观点并不稳定,甚至出现前后迥然不同的现象或矛盾的地方。其内在原因,是由于梁启超本人的性格复杂多变。许多研究者指责梁启超是“反复小人”,他的老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甚至他本人也自谓“病在无恒”[5]164。
四、启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
梁启超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中长大成人,受到传统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或“夷夏”思想的影响,作为汉族人,他对少数民族表现出一种高姿态,一种优越性。然而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他又力求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认为汉族相当于其他民族只是“小民族主义”,应当“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实行“大民族主义”,即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相处、共同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吾中国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6]10691902年,他撰文将中国领土划分为本部与属部,以汉族居多的十八行省为本部,视各少数民族居住区为属部。梁启超虽然没有把少数民族和汉族放在同一等级中,但是,他的分法仍然表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属于中国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梁启超一再强调各少数民族同化、融合于汉族。如果各少数民族不同化、融合于汉族,就会遭受到被赶走、消灭的命运。“他族之入而君我者,苟能尽舍其所有而从我,我固安之,而不然者,则非排而去之不休也。”[2]文集二十六,20梁启超还认为,汉族同化各少数民族,但汉族绝不会被少数民族同化。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显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生动、系统地描绘了中华民族(实指汉族)同化、融合各少数民族的光辉历史。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发展历史的叙述和对民族同化、融合过程的描绘,虽然渗透了中国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但是也启发了一条新的民族发展路径,即中国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启发了后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可谓是其萌芽状态。延展开去,即使是民国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仍然继续秉持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理念。”[7]即说明梁启超的民族思想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大团结。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思想具有出于反帝救国的需要、理论成系统、思想富于变易性和启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特点,从中可见中国民族学草创时期筚路蓝缕的状况以及开拓者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安静波.论梁启超的民族观[J].近代史研究,1999(3).
[2]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全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汪平秀.试论梁启超民族思想的形成[J].五邑大学学报,2015(5).
[5]黄珅.梁启超多变论[J].历史研究,1987(4).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篇七
关键词：梁启超；美学思想；中国近代文化；影响
作者简介：陈艳梅（1967.12-），女，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部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1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袁世凯统治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冲击，古老的中国正在死亡，但人民的新中国还处于诞生前的黑暗之中。在如此深重的危机面前，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与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开始艰难地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梁启超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先驱者之一。
梁启超，这位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倾毕生精力于爱国报国的伟业之中。从他戊戌维新前后活动中，足以见其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精神。政变前夕，梁启超就曾发表演说，对士大夫明知亡国危险而不图变革、无所作为的思想状态大加针砭，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梁启超同他的老师康有为同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顶住顽固派压力与爱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钦佩和赞扬。他克服流亡国外的各种困难，更积极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批判和传播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文章，对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遵宪称誉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梁启超批判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罪恶，致力于剖析国民弱点，力倡“新民”之说，以及如饥似渴的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都是与他豪迈的爱国之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冷嘲热讽，妄自菲薄，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饱含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对中华腾飞于世界的期望。他的思想唤起了国民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有力配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从思想上武装了整整一代人，从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它首次透过几千年文化背景的深层来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实是开五四运动之先声。“诗界革命”中他主张“新诗”须熔铸新理想新意境，这其中就包括反对侵略、挽救国家危亡、誓死保卫祖国疆土的尚武精神和变革旧制度、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抱负和雄伟气魄。这些新内容，使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诗中表现得不只是面对民族危机的悲愤，更重要的是一种要求奋发图强的积极精神：他不仅热情歌颂祖国的伟大、可爱，而对祖国的振兴充满了信心。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同样包含激情，因此他的新小说立足于现实，敢于干预生活、针砭时弊，触及并探索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这时的新小说大都突出了两个主题，即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梁启超，更是注重精神文明对于政治实践的宣传、鼓动及舆论的重要。他认为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他深刻地剖析国民性，以培养国民的元气，即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主张提高国民的思想与能力，“一曰，淬厉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即要求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新思想、新精神，“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迫切要做到“博考各国民族可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且要能使发扬本民传统中优良的东西，与吸收外来富强之道，二者“调和”即融合起来。他明之以理，动之以情，热切地呼唤中国人彻底改变暮气沉沉的气习，振奋无畏的精神。在梁启超那里，传统的东方精神文明已经发生动摇，新思想、新文明的输入已成为改变国家落后和社会空气恶浊的关键。
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梁启超早在《<民国十大元气论>叙论》中已经有过理论上的阐释。他说如果想使我国进步，使与西方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然而，文明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他认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而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觉自任者，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不可不留意也。”他认为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马车、华宴、铁桥、军舰之类都不能谓之文明。“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那么精神是什么？他说政治、法律也只能算是“形质之精神”，孟子所谓的“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才是“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节节，模范其形质，终不能成”。梁启超在这时已经指出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而且认为儒家的思想主张，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个观点，不仅他一贯坚持，渗透到他的美育思想中去成为他人生观和精神生活理论的基础，而且影响了不少人，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建国：《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8.对梁启超的人物评价 篇八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吴其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郭湛波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郭沫若
9.梁启超的童年趣事_名人故事 篇九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望着梁启超急叫：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观察祖父急成那样子，竟又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两句：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快乐大笑，感到乖孙非比平常。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梁启超十岁那年，跟父亲入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家。李家正厅对面有个杏花园，梁启超第二天早晨起来便走到杏花园玩耍，但见朵朵带露杏花争妍斗艳，特别可爱，便摘了几朵。突然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原来是父亲与李秀才来了。梁启超赶忙将杏花藏于袖里，但仍被父亲观察了。父亲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责备儿子，便以对对联的形式来处罚他。父亲吟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仰头凝思，瞥见对面厅檐挂着的挡煞大镜，即念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李兆镜拍掌叫绝，于是道：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赶紧对上：策马入长安。好，好!李兆镜连声赞好。在欢悦的气氛中，父亲饶了梁启超的过错。
饮茶龙上水，写字狗耙田
一天，梁启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时正在厅里与父亲谈着什么。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走进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启超，你过来。客人说，我明白你认识很多字，我来考考你。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提笔便狂草了一个龙字：你读给我听。梁启超看了一眼，摇摇头。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没理他，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梁启超用右衫袖抹一下嘴角，说：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挖苦让父亲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说：令公子对答公整，才思敏捷，真实令人惊疑。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