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留学毕业证的翻译问题解答

英国留学毕业证的翻译问题解答（共2篇）

1.英国留学毕业证的翻译问题解答 篇一

留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选择了留学就意味着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和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但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前，能否正确评估自己的目标、能力、资格、性情、价值观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尤其对于那些在读的或者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来说，由于缺乏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足够的认知，从而不能真正地了解和认识自己，以至于无法对自己做出准确判断。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大家正确评估自己，艾迪国际的教育专家提醒您必须认真思考以下七个问题：

1、我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在未来的就业领域或人生价值等方面，我所申请的留学专业是否能帮助我实现这些未来期望值?

2、我所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和学校是什么?我需要在这个专业的学习上准备花费几年的时间和资金来完成它?

3、我放弃了国内的大学，而去国外留学，两都之间有何利弊?应该如何取舍?

4、我是否具备在国外学习、生活的能力?在除了具备基本能力外，我还需要增强什么能力，应该从哪方面着手补充这些能力?

5、我是否对锁定的目标专业和学校有相当多的了解?对于申请该校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

6、我是否有足够的动机、自律、自信进入这所学校?

7、在留学期间除了要学本专业外，是否还要增加其他方面的学习计划?

以上这些问题既现实又尖锐，但这些问题却能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指导我们选择方向。如果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和确定的答案，那么就会对自己未来的留学计划有更为理性的选择和判断。

2.英国留学毕业证的翻译问题解答 篇二

中国的佛经翻译始于汉魏, 在隋唐时达到顶峰, 到宋元时结束, 其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圣经》翻译最开始是从希伯来语到希腊语, 再由希腊语到拉丁语。而《圣经》的英语翻译 (主要是在英国进行) 起源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 “但最早的译文或已失传或以手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 算不得原译” (谭载喜, 1991:44) 。虽然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英国的《圣经》翻译在时间、空间、原译语和原译语读者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多共同之处。本文拟将中国佛经翻译与英国《圣经》翻译的翻译手法进行比较, 旨在探讨宗教文献翻译的共通性。

一、中国佛经翻译的翻译手法分析

从汉魏到宋元, 我国的佛经翻译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 代表性的翻译家有:安世高、支谦、竺法护和支谶, 这是佛经翻译的草创阶段;第二阶段是从东晋到隋, 代表人物有释道安、鸠摩罗什和真谛, 这是佛经翻译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唐代, 代表人物有玄奘、不空, 这是我国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第四阶段是北宋, 是佛经翻译在中国的收束时期 (马祖毅, 1998:22) 。在佛经翻译中, 翻译家们常把“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所谓“文”即辞采 (修饰原文) , 而“质”即朴质 (紧扣原文) 。从广义上讲, “质”大体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直译”, 而“文”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译”。纵观历代翻译家所采取的翻译手法, 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归纳为“直译—意译—直意译结合”的过程。

在佛经的早期翻译中, “质”的译法处于主要地位, 主要表现为:译者将梵语不作任何改动直接译为汉语, 甚至还采取了音译的方法, 所以这一时期的译文大多晦涩难懂。汉桓帝时的安世高是我国翻译史上直译法的最早代表, “他讲求‘贵本不饰’, 既注重内容, 而不注重文字修饰” (王秉钦, 2004:6) 。到了三国时期, 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的说法, “可以算是我国最初的直译说了” (陈福康, 2000:8) 。但支谦自己在译经时却“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 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 “过分追求美巧, 不免离开原著” (马祖毅, 1998:28) 。从这里可以看出, 当时的佛经翻译已经渐渐有了“文”派译法的萌芽。到了东晋, 直译派的代表人物释道安总结了前人的经验, 提出了“五失本, 三不易” (罗新璋, 1984:24) 的原则, 详细阐述了汉梵双语在翻译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释道安不再把“文”与“质”看成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认为“翻译始终由文质两派, ‘质派’近于原著, 但文辞不雅;‘文派’适于今俗但难辨原文, 故他主张译胡为汉应特别慎重” (楼宗烈、张志刚, 1998:28) 。

此后, 由于佛教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而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 佛经的翻译逐渐从以前的晦涩转为通俗, 以求平民百姓也能看懂, 所以佛经翻译家们也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文”而不是“质”, 佛经翻译也从以前的“直译”逐渐转向“意译”, 后秦僧人鸠摩罗什就是“意译”派的主要代表。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中“主张‘曲从方言, 趣不乖本’, 追求以曲折的方式用汉语表达, 但不违背原意, 达到辞旨婉约、自然流畅、声韵俱佳的效果, 所以他的译作有‘文辞流便’的盛誉” (王秉钦, 2004:11) 。梁启超先生曾评价说:“凡什公所译, 对于原本, 或增或削, 务在达旨。” (罗新璋, 1984:60)

到了唐朝, 佛经翻译进入了鼎盛阶段, 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为杰出的翻译家玄奘。玄奘运用自己深厚的佛学知识、丰厚的汉梵双语功底, 主张“即须求真, 也须求俗”, 开创了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一个新局面, 他的译文也被后人尊为“新译”。梁启超先生曾评价说:“若玄奘者, 则意译直译, 圆满调合, 斯道之极轨也。” (罗新璋, 1984:62)

二、英国《圣经》翻译的翻译手法的分析

最初的《圣经》翻译是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 然后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由于英语在当时不是主流语言, 所以《圣经》的英译史起步较晚, 始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 但因为当时的译本多以手抄本出现, 现在大多已经失传。虽然《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 但如果仔细分析, 就会发现它们在翻译手法上有惊人的相似, 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直译—意译—直意译结合”的方法。

据谭载喜先生《西方翻译简史》记载, 最早的《圣经》译本是于公元前285年至公元前249年间完成的《七十子文本》, 但此译本恪守“译文要准确”的翻译原则, 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的完全是“直译”的手法, 所以“译文词语陈旧, 简直不象希腊语” (谭载喜, 1991:17) 。

而英国的《圣经》翻译由于开始的年代比较晚, 这个时候《圣经》翻译的手法较于《七十子文本》时已经比较成熟, 开始跳出完全“直译”的框框。而且当时基督教在西方极为盛行, 所以很多英国《圣经》翻译家都开始用较为通俗简单的文字来翻译《圣经》。英国最早明确采用“意译”手法来翻译《圣经》的是阿尔弗里克 (Aelfric, 955?—1020?) , 他在翻译时只用“纯属本民族的语言、疑似清楚明了的词语”, 提出“拉丁习语必须让位于英语习语的原则”, “尽可能使作品富有吸引力” (谭载喜, 1991:46) 。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圣经》翻译是从威克利夫 (John Wycliffe, 1320?—1384) 开始的。1382年, 英国出版了威克利夫在1380年到1381年主持翻译的《圣经》, 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面向平民百姓的完整的《圣经》英译本。威克利夫在翻译中采取了“意译”的原则, 把很多拉丁语结构改成了通俗常用的英语结构, 所以在当时广为流传。到了十六世纪, 英国《圣经》翻译得到了蓬勃发展, 出现了著名的《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 (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廷代尔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 “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 文字纯朴自然, 无学究气息” (谭载喜, 1991:101) 。他用此纯“意译”手法翻译出来的《圣经》风行一时。

到了十七世纪, 名震西欧的《钦定圣经译本》于1611年出版, 让英国的《圣经》翻译达到了最高峰。此译本是四十七位当时最优秀学者的集体劳动成果, 并参考利用了十六世纪所有《圣经》英译本, 取长补短, 所以“译文质朴、庄严、富于形象, 韵律也饶有声咏之美, 发挥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 独具一格” (谭载喜, 1991:140) 。《钦定圣经译本》在内容上完全忠实于《圣经》原著, 在较为艰深的宗教术语方面却利用简单的英语表达, 实为“直意译结合”的典范。

三、论宗教文献翻译的共通性

根据上文对中国佛经翻译和英国《圣经》翻译在翻译手法上的对比,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两个不同时空、不同文本的翻译会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呢?仔细分析, 我们会发现这种翻译手法上的变化是根据该宗教的普及程度而改变的。在任何一类宗教文献翻译的初期, 由于翻译者通常都是该宗教的信徒, 在翻译时常常不敢妄自改动被他们看为“神圣”的经典, 采取的方法是“字字对译”, 连原文的措辞、句序都没有丝毫变动, 所以在任何一个宗教的翻译初期译本通常都佶屈聱牙, 晦涩难懂。这一时期的这种译本通常都受到该宗教里权威人士的赞赏, 认为遵循原文, 保持了该宗教文本的真实;但对于一般人群里来说, 这一类的译本稍显艰深, 所以不利于该宗教在普通人群中的传教与发展。随着该宗教的逐渐普及, 为了使该宗教更深入平常百姓, 译者在翻译宗教典籍时会逐渐采用变通的手段, 利用一些比较简单通俗的语言甚至是译入语的通俗语言, 以宣传自己宗教的教义, 提高其流行度, 所以这个时期的译本有时会为了通俗不惜篡改原文, 并尽量向译入语文体和行文措辞方式靠拢。该宗教发展到最鼎盛时期时, 译者在翻译典籍上又有一点返璞归真的味道, 不仅要求语言上通俗易懂, 更注重在内容上与原本保持一致, 以维持该宗教的纯洁性。

由此看来, 虽然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英国的《圣经》翻译在外在条件上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因为两者都是宗教文献类的翻译, 所以两者在翻译手法上所出现的惊人相似就情有可原了。

摘要：中国佛经翻译和英国的《圣经》翻译虽然在时间、空间、原译语和原译语读者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两者却有惊人的相似。本文拟从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的翻译手法进行比较, 旨在探求宗教类文献翻译中的共通性。

关键词：中国佛经翻译,英国《圣经》翻译,翻译手法,宗教类文献翻译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2]楼宗烈, 张志刚.中外文化交流史[A].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3]罗新璋.翻译论集[A].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6]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