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散文

2024-09-18

林徽因散文(精选7篇)

1.林徽因散文 篇一

林徽因散文《一片阳光》

放了假,春初的日子松弛下来。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澄黄的一片,由窗棂横浸到室内,晶莹地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地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琤琮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误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幻,那种动,柔谐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儿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

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懒者常似静,静岂懒者徒”,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倚榻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

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始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共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质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这样说来,谁该鄙弃自己感觉上的小小旅行?为壮壮自己胆子,我们更该相信惟其人类有这类情绪的驰骋,实际的世间才赓续着产生我们精神所寄托的文物精萃。

此刻我竟可以微微一咳嗽,乃至于用播音的圆润口调说:我们既然无疑的珍惜文化,即尊重盘古到今种种的艺术——无论是抽象的思想的艺术,或是具体的驾驭天然材料另创的非天然形象,——则对于艺术所由来的渊源,那点点人的感觉,人的情感智慧(通称人的情绪),又当如何地珍惜才算合理?

但是情绪的驰骋,显然不是诗或画或任何其他艺术建造的完成。这驰骋此刻虽占了自己生活的若干时间,却并不在空间里占任何一个小小位置!这个情形自己需完全明了。此刻它仅是一种无踪迹的流动,并无栖身的.形体。它或含有各种或可捉摸的质素,但是好奇地探讨这个质素而具体要表现它的差事,无论其有无意义,除却本人外,别人是无能为力的。我此刻为着一片清婉可喜的阳光,分明自己在对内心交流变化的各种联想发生一种兴趣的注意,换句话说,这好奇与兴趣的注意已是我此刻生活的活动。一种力量又迫着我来把握住这个活动,而设法表现它,这不易抑制的冲动,或即所谓艺术冲动也未可知!只记得冷静的杜工部散散步,看看花,也不免会有“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的情绪上一片紊乱!玲珑煦暖的阳光照人面前,那美的感人力量就不减于花,不容我生硬地自己把情绪分划为有闲与实际的两种,而权其轻重,然后再决定取舍的。我也只有情绪上的一片紊乱。

情绪的旅行本偶然的事,今天一开头并为着这片春初晌午的阳光,现在也还是为着它。房间内有两种豪侈的光常叫我的心绪紧张如同花开,趁着感觉的微风,深浅零乱于冷智的枝叶中间。一种是烛光,高高的台座,长垂的烛泪,熊熊红焰当帘幕四下时各处光影掩映。那种闪烁明艳,雅有古意,明明是画中景象,却含有更多诗的成分。另一种便是这初春晌午的阳光,到时候有意无意的大片子洒落满室,那些窗棂栏板几案笔砚浴在光蔼中,一时全成了静物图案;再有红蕊细枝点缀几处,室内更是轻香浮溢,叫人俯仰全触到一种灵性。

这种说法怕有点会发生误会,我并不说这片阳光射入室内,需要笔砚花香那些儒雅的托衬才能动人,我的意思倒是:室内顶寻常的一些供设,只要一片阳光这样又幽娴又洒脱地落在上面,一切都会带上另一种动人的气息。

这里要说到我最初认识的一片阳光。那年我六岁,记得是刚刚出了水珠以后——水珠即寻常水痘,不过我家乡的话叫它做水珠。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那个感觉至今还印在脑子里。也为这个缘故,我还记得病中奢侈的愉悦心境。虽然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样,那次我仍然是孤独的被囚禁在一间房屋里休养的。那是我们老宅子里最后的一进房子;白粉墙围着小小院子,北面一排三间,当中夹着一个开敞的厅堂。我病在东头娘的卧室里。西头是婶婶的住房。娘同婶永远要在祖母的前院里行使她们女人们的职务的,于是我常是这三间房屋惟一留守的主人。

在那三间屋子里病着,那经验是难堪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尤其是在日中毫无睡意的时候。起初,我仅集注我的听觉在各种似脚步,又不似脚步的上面。猜想着,等候着,希望着人来。间或听听隔墙各种琐碎的声音,由墙基底下传达出来又消敛了去。过一会,我就不耐烦了——不记得是怎样的,我就蹑着鞋,捱着木床走到房门边。房门向着厅堂斜斜地开着一扇,我便扶着门框好奇地向外探望。

那时大概刚是午后两点钟光景,一张刚开过饭的八仙桌,异常寂寞地立在当中。桌下一片由厅口处射进来的阳光,泄泄融融地倒在那里。一个绝对悄寂的周围伴着这一片无声的金色的晶莹,不知为什么,忽使我六岁孩子的心里起了一次极不平常的振荡。

那里并没有几案花香,美术的布置,只是一张极寻常的八仙桌。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那上面在不多时间以前,是刚陈列过咸鱼、酱菜一类极寻常俭朴的午餐的。小孩子的心却呆了。或许两只眼睛倒张大一点,四处地望,似乎在寻觅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那片阳光美得那样动人?我记得我爬到房内窗前的桌子上坐着,有意无意地望望窗外,院里粉墙疏影同室内那片金色和煦绝然不同趣味。顺便我翻开手边娘梳妆用的旧式镜箱,又上下摇动那小排状抽屉,同那刻成花篮形小铜坠子,不时听雀跃过枝清脆的鸟语。心里却仍为那片阳光隐着一片模糊的疑问。

时间经过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又是这样一泄阳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议流动的而又恬静的瑰宝,我才明白我那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事实上仅是如此:一张孤独的桌,一角寂寞的厅堂。一只灵巧的镜箱,或窗外断续的鸟语,和水珠——那美丽小孩子的病名——便凑巧永远同初春静沉的阳光整整复斜斜地成了我回忆中极自然的联想。

2.林徽因散文 篇二

20世纪30年代, 林徽因是当时诗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是新月派后期备受关注的女诗人 (虽然诗人不认为自己属于新月派) , 凭借其精湛的诗艺赢得读者的喜爱。新月派研究者蓝棣之先生曾说:“林徽因写诗不算多, 但艺术成就很高, 很有魅力, 她那清丽的深藏的抒情, 她那些清新流动的意向, 她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感受, 使她成为诗坛一颗令人神往的明珠。”[1]可见, 林徽因诗歌最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是融合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为一体的双重光彩。

一、双重性的渊源

林徽因出生于1904年, 其父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风流才子, 又是畅言民主政治的政治家, 与梁启超交往甚笃。可以说林徽因的才情禀赋, 乃至于个性都深得其父的真传。林徽因的出身以及成长环境决定了她的精神与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渊源。她所成长的20世纪初期乃是社会环境复杂多变、个性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 而林徽因本人的经历又决定了她必将受到西方思潮的浸润及影响。正如卞之琳评价道:“林徽因一路人, 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 在中西领域之间, 文化之间也都来去自如……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 也为之萦绕不绝。”说他们“深通中外文化, 却从不崇洋, 更不媚外。”[2]无可否认, 林徽因的诗歌创作深深烙上中西文化合璧的印记, 这也令其为人称道的诗歌艺术展现出异样夺目的光芒。

二、唯美画卷

林徽因明确反对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传声筒”, 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中曾写道:“我想到普罗文学是毫无道理的, 优秀的文学就是优秀的文学, 无论作者的意识形态如何。”林徽因与其他新月派诗人一样, 主张“纯诗化”, 坚守文学的独立品格, 追求的是一种生命的诗学。林徽因在散文《究竟怎么一回事》中阐述了自己对诗歌写作的理解:“一方面是惨淡的经营———至少是专心致意, 一方面似是藉力于平时不经营的储备, ‘下笔有意’的妙手偶然拈来, 忠于情感又忠于想象, 更忠于那一串刹那间内心整体闪动的感悟。”[3]的确, 写诗不仅需要“专心致意”, 同时也需要“妙手偶得”的瞬间灵感。这表明了林徽因作为女性的非理性的、审美的、内省的创作观。而这一切均来源于她那对人对己“诚实”的文学观。在给《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撰写的“题记”中, 林徽因说:“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 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她反对作家“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 来骗取读者的同情。”如:

情愿

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

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

或流云一朵, 在澄蓝天,

和大地再没有些牵连。

……

诗人只是采用质朴无华的几行诗句便将遗憾与惆怅以淡雅的方式表达出来, 那是一种含泪的馨香与无奈。林徽因正以她亲身经历的情感历程, 用诗歌的方式铺洒出一幅幅动人的唯美画卷, 通过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民族审美情感向传统复归。

(一) 诗中有画

人们常用“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来肯定王维的诗画作品所达到的情景交融、唯美清新的境界。然而, 不管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诗, “诗中有画”的意境确是优美诗歌令人神往的一个重要特点。古典诗歌讲究的是“韵味”二字。林徽因的诗几乎全都是抒情诗, 可她并没有采用五四时期新诗写作者喜欢运用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 而是吸取传统诗学的营养, 加之个人在美术方面的才能, 将真挚的感情与幽微的感受绘出一首首晶莹剔透的诗篇, 从而使情感获得含蓄的表达, 委婉而灵动, 在精美的诗行间绘画出一幅幅饱含古典色彩的美丽画面。

早年学会绘画的林徽因对生活中的美有着特殊的艺术敏感, 对于自然界的普通景物有着细腻的审美感知。众所周知,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当之无愧为林徽因诗歌的代表作。作者把美丽的春景比作心中的“你”, 并对春天的景象进行点染和描摹, 给读者展示出一幅色彩鲜明的诗歌画面:随着春日的到来, 大自然开启了她甜美的笑颜, 微风轻拂过的声音便是春天的笑声, 氤氲的水汽幻化为笼罩杨柳、山川的云烟。这里有百花的鲜妍、嫩草的鹅黄、新芽的翠绿, 还有那梦中的白莲, 更有那“细雨鱼儿出, 微风燕子斜”的古典意境。同时, 同属暖色调的“鹅黄”、“芽绿”、“莲白”协调一致的搭配与融合, 更产生了极具和谐的层次美, 给人以审美快感。

(二) 韵外之旨

“新月派”诗人尤为看重在古典艺术中“蕴藉”的运用。闻一多先生在《律诗的研究》一文中叹服在古典抒情诗“一唱三叹, 独饶深致”的“蕴藉”之风, 表现出了对古典艺术所具有的含蓄美的抒情方式的偏爱。他所追求的便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而深受新月派影响的林徽因在诗歌创作时也注意了这种“意化之境”的刻写, 得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旨”、“味外之旨”, 诗人运用一个个意象来传达内心的复杂感受。如在《别丢掉》这首小诗中, 作者用委婉的笔调描绘出在已逝的二人世界中的“流水”、“松涛”、“月明”、“灯火”、“满天的星”, 风景犹在, 而斯人已去。虽然诗中并未指明“山谷中留着”那回音的内容是什么, 但我们仍能从诗中所勾画的景物中体味到作者所要表达的超出文本的涵义。此诗较为成功地取得了“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其意”的艺术效果。

同样, 在诗歌《一首桃花》中, 作者写道:“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 “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首看似写景的灵动小诗, 在诗人表面吟咏那株摇曳在三月春风中嫣红娇艳的桃花笔下, 实际上传达的却是充满青春气息、柔媚多姿的少女风情。在写出“殷红”、“娇艳”的静态美的同时, 也道出了“含着笑”、“生姿的顾盼”的少女的动态美。生动刻画出婀娜多姿、温柔纯情的美貌女性, 构成优美的诗境, 耐人寻味。

三、现代性构建

二十世纪初期, 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在为新格律诗创造诗坛秩序的同时,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也开始吸收象征主义的西方文艺精神, 为新诗的创造开拓另一征程。正如龙泉明先生所说的那样, 新月诗派分化以后转向现代主义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他们的诗歌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他们在诗艺的追求上, 曾经既表现出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尊崇, 又表现出对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诗艺的广泛吸纳……其他重要诗人朱湘、陈梦家、孙大雨、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都写了一些类似现代派的诗歌, 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倾心。以下, 本节以“现代性构建”为线索, 论述林徽因的诗歌艺术。

(一) 现代手法的运用

纵观林徽因的诗歌创作, 可以发现, 其新诗创作的“现代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意象的设置, 象征的运用, 以及大量采用隐喻、比喻、比拟的手法和现代主义的人生焦虑等方面。

林徽因曾说:“诗中意象多不是寻常纯客观的意象, 诗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 常有人性的感情, 同时, 内心的人性的感触。”其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意象即是为情绪的表达所找的一个客观对应物, 这与波德莱尔认为艺术是“创作一个同时包含客体与主体, 外部世界与艺术家自身的提示性的魔术”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 她在《风筝》里所描绘的那“一点美丽”、“几片颜色”的风筝, 却可在“太空里闪”, 于“天地间认得方向”, 但在高飞的背后, 风筝“猜透了不是自己”, “它知道, 知道是风”在“高高推着它舞去”。表面看来, 作者只是在描写风筝这一具体事物, 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涵义远非停留在物体本身, 而是借此来表现这一意象与自己内在感知之间的某种审美完形, 抒发自己对人生的真切感叹, 并用此来象征切身的生命体验。当然, 这一现代手法的运用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方法有着共通之处。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 象征手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具有类似表征的物象而获得的, 而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采用的是西方隐喻的表现手法。林徽因诗歌创作后期的一首诗《静院》中便依稀有着现代主义隐喻手法的影子:“黑的屋脊, 自己的, 人家的/兽似的背耸着, 又象寂寞在嘶声的喊!”她把“黑的屋脊”比喻成“兽的背”, 又比喻成“寂寞”, 反过来, 这黑的屋脊就是寂寞本身。此比喻将虚实合而为一, 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手法的巧妙运用。

同时, 在林徽因诗歌中也不乏对现代人生的忧虑以及对时间与历史、生命与死亡的哲学思考。较为典型的有《六点钟在下午》、《一天》等诗作。“用什么来点缀/六点钟在下午?/六点钟在下午/点缀在你生命中/仅有仿佛的灯光/褪败的夕阳, 窗外/一张落叶在旋转!” (《六点钟在下午》) 从中可看出诗人有着多于、深于常人的思考与困惑, 加上长期在西南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的诗人又摆脱不了疾病的折磨, 表露出来的沉静、凝重、迷惘的现代主义色彩。在这里, 现代主义的艺术影响和艺术借鉴, 与具体、实际的中国人生融合在一起。

(二) 建筑之美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为新格律诗的创作提出了包含“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其中的“建筑美”就是要求诗歌形式要做到节的匀称, 句的均齐, 以求达到具备建筑物那样的美感。林徽因在此时期也创作了不少整齐匀称的诗篇, 像《深夜里听到乐声》、《山中一个夏夜》、《深笑》、《昆明即景》等诗都在诗歌外在形式上给读者留下对称均匀的美感。试看:

深夜里听到乐声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轻弹着──

在这深夜, 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

静听着──

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

然而, 诗人并不拘泥与刻板的诗歌形式的排列, 而是创建出摇曳多姿的诗歌样式, 此样式在《中夜钟声》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钟声, 敛住又敲散

一街的荒凉。

听──

那圆的一颗颗声响,

直沈下的

时间静寂的

咽喉。

像哭泣,

像哀恸,

将这僵黑的中夜

葬入

那永不见曙星的空洞

──轻──重, …

──重──轻, …

这些错落有致的排列方式, 传达出诗人复杂多变的内心流程, 避免落入“豆腐干体”的俗套, 充分体现出诗人在新诗现代性的外在形式上的聪明与灵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 林徽因还别出心裁地将古代建筑物作为意象融入到诗歌当中, 给人意想不到的美感。例如, 诗歌《深笑》“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 诗人用“百层塔”、“琉璃的檐边”来映衬笑声的甜美, 巧妙地把视觉与听觉交融在一起, 这些古建筑不再是一堆生硬的木料、石砖, 而是被作者赋予生命的灵动之音。

四、美中不足

当然, 一方面由于诗人的主要志趣并不在诗歌写作上, 另一方面受战争、疾病的阻碍以及建国后种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诗人并没有把自身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与才华发挥到极致。正如蓝棣之先生所说:“情诗写的比较得体, 不失身份, 含蓄温婉的, 要算林徽因, 但也止于抒写小姐隐秘的情事。”[1]虽然蓝先生的评价不甚贴切, 却从侧面反应出诗人对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缺乏有力的把握而导致题材范围较为狭窄。有人评论说:“她如同一个出色的建筑家在一块瓦片上雕刻出精美的亭台楼榭, 池园花墙, 虽美不胜收, 毕竟是块瓦片, 欠胸襟, 欠视野, 欠气度, 欠广度, 她的诗作正如瓦片上的精美艺术, 单一而狭窄, 从而影响她的艺术成就。”[5]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 笔者予以赞同。

五、结束语

梁从诫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母亲林徽因:“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点文艺复兴色彩的人, 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 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3]我们不能过多地苛责它们远离人民斗争, 诗歌中听不到人民与时代的呼声, 因为其中包含的深刻的人本内容, 刻画与展现的个体独立个性以及诗歌中深深蕴含的人生感受、生命体验, 使得这些诗具有清新耐读感。

林徽因写诗不多, 但起点很高, 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格, 在诗艺上, 不步后期“新月”诗人之后尘, 从容地徜徉于古典与现代之间。“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格律诗, 在这里, 在林徽因手里运用得游刃有余, 在艺术上与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写的最好的格律诗相比并, 也是没有愧色的。”[7]从邵燕祥先生的高度评价中, 我们便能理解这位“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才女林徽因是如何巧妙结合中西文化而使其诗艺得到完美体现的, 从而经受岁月的锤炼, 在新诗史上熠熠生辉。

摘要:林徽因的诗几乎全都是抒情诗, 可她并没有采用五四时期新诗写作者喜欢运用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 而是吸取传统诗学的营养, 加之个人在美术方面的才能, 将真挚的感情与幽微的感受绘出一首首晶莹剔透的诗篇, 从而使情感获得含蓄的表达, 委婉而灵动, 在精美的诗行间绘画出一幅幅饱含古典色彩的美丽画面。

参考文献

[1][4]蓝棣之.新月派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38-39.

[2]陈钟英, 陈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328-329.

[3][6]林徽因《.林徽因诗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110.

[5]高秀芹.一个被遗忘的女诗人——林徽因[J].山东: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4.

[7]邵燕祥.林徽因的诗[A].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347.

[8]波德莱尔.象征主义·意象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5.

3.回忆林徽因 篇三

当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几岁,年轻而美丽,幸福地同梁思成结为夫妻,刚刚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和一个新生小男孩子的妈妈。但是就在那几个月内,她却接连遭受了两次悲剧性地打击。正是这种悲剧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经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创造性:一次无谓的空难,使她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诗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时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症。在后来的岁月中,疾病耗尽了她的精力,并使她在本应是最富成果的年华中逝世了。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年轻的时候,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后来,在她的一生中,视觉艺术设计也曾经使她着迷。然而,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字艺术,不论表现为语言还是写作。它们才是使她醉心的表达手段。

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地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我同她的友情与她和其他挚友们的还不同些,因为我们的交流完全是通过英语进行的。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师了。毫无疑问,若不是有着这样的语言媒介,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里,有不少人是掌握两国语言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过他们的本国语言,而我们两人在单独的交流中却选择着英语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久我们便发现彼此有着无数的共同语言,使我们得以交换彼此的经验、维护自己的论点、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语方面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如此自由地交流,而她对使用英语的喜爱和技巧也使我们在感情上更为接近了。

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此前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

在战前最后的那些相对和平的日子里,她的心里充满诗情和文思。我不知道当时她究竟写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发表过。我也不知道她的时间曾受到过多少杂事的挤占。她要为两个幼年的孩子负起母亲的责任,要操持一堆复杂的家务,要照应许多亲戚和朋友,当然,还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乐于从事的主题。

一九三四年夏,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个能够使她暂时摆脱日常家务的机会。我和丈夫在一个偏僻的山西农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并说服了梁氏夫妇来这里做了一次访问。她感激地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不受打扰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们四个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筑调查旅行。为此,她曾为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写了一篇充满诗意的《纪实》。

此后不久,我们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去,分别对于我们四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曾通过许多精彩的通信而继续维持达十五年之久。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我们曾经短暂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们之间始终不断的联系纽带。徽因用英文写,文如其人地、亲切地让我们共尝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胜利和悲哀。也许这批信件是她惟一的英文作品集。它们体现了她那独特的个性,并反映了她在英文表达自己思绪时是多么的流畅和自如。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富兰克林。

【注】费慰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梁、林二人的终生挚友。

心灵物语

美丽、高贵、优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可以在林徽因的身上得到最好的诠释。她是一代才女,她是一个传奇,费慰梅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一个他者的观点告诉我们她眼中的林徽因。她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拥有精致的洞察力,这成就了她的文学。她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知识,使她站在了专业领域的巅峰。她的热情让她成为人际交往的中心。妻子、母亲、学者、作家,多重身份她都努力做到最好,生命中涌动着的活力使她具有独特的魅力。她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无限彷徨的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了最好的注解。

4.林徽因散文 篇四

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四周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抑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哽,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

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

火车禽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

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怆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噤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

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筋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

信仰只一细炷香,

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

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

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

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地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地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地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

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的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论定,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论评,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平;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现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儿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个注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哪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做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地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

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的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简单地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先得明了的。

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地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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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徽因:年关 篇五

那里来,又向那里去,

这不断,不断的行人,

奔波杂e的,这车马?

红的灯光,绿的紫的,

织成了这可怕,还是

可爱的夜?高的楼影

渺茫天上,都象征些

什么现象?这噪聒中

为什么又凝着这沉静;

这热闹里,会是凄凉?

这是年关,年关,有人

由街头走着,估计着。

孤零的影子斜映着。

一年,又是一年辛苦,

一盘子算珠的艰和难。

日中你敛住气,夜里,

你喘,一条街,一条街,

跟着太阳灯光往返,――

人和人,好比水在流

人是水,两旁楼是山!

一年,一年,

连年里,这穿过城市

胸腑的辛苦,成千万,

成千万人流的血汗,

才会造成了()象今夜

这神奇可怕的灿烂!

看,街心里横一道影

灯盏上开着血印的花

夜在凉雾和尘沙中

进展,展进,许多口里

在喘着年关,年关……

6.试探林徽因诗歌思想艺术特色 篇六

林徽因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主题丰富,主要歌颂了爱、自然、生命,反映了对时世的感怀,她是一位集敏锐的诗人感受与哲人的长于思索于一身的诗人。其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而林徽因诗歌中丰富的主题恰好体现出了诗人对内在生命的多重体验。

一、生命的体悟,智性的思考——思想内蕴

1. 内外兼顾的题材

在较为狭窄的个人生活空间里,林徽因的诗歌在取材上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内心抒发类”和“现实关怀类”。

“内心抒发类”。这类诗歌主要通过写景或写人来表现诗人内心的情绪起伏和波澜,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也有感悟人生和生命等严肃的人生话题的。在抒发个人感情类别的诗歌写作中,诗人大都为了直接表现自我内在的情绪体验,或抒发热烈的爱情,或呈现迷惘的苦闷,感情表现既真挚直爽又婉约细腻。其中以《那一晚》《莲灯》《别丢掉》《一串疯话》等为代表,最为典型的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那首《别丢掉》。诗歌主要描写对于一段逝去情感的缅怀和追忆,而诗人在抒发的过程中并非直话直说,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对自己的感情进行了一种审美的处理,使一段本来沉痛不堪而又不便表述的伤情变得摇曳多姿、意味无穷。而在后一类对于感悟人生的诗歌写作中,诗人以自己感性的人生体验为基本的诗歌材料,引发自身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真实感悟。如《中夜钟声》《秋天,这秋天》《风筝》《山中》《昆明即景》等代表作,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不以景物自身为描写目的,她的重点在于借助景物对象与自己内在感知之间的某种关系,从而抒发自己对于现实人生的真切感悟。

“现实关怀类”。这类题材主要源于诗人所遭遇的现实社会生活,总体来看数量比较少。在林徽因的后期生活中,“30年代那些安逸、婉约的格调已不多见,而开始发出某种悲怆、沉郁,甚至是枯涩的音响。诗也不再限于捉摸个人心绪的沉浮变化,而渐渐出现了更多尖锐的社会乃至政治主题。”1因此,诗人的许多作品还是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表现,如《微光》《年关》《“九·一八”闲走》《旅途中》《古城春景》《病中杂诗九首》《哭三弟恒》等等诗歌,既真切动人,又意味深沉。

2. 丰富多元的主题

林徽因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具有丰富的主题,纵观其其诗歌主题,主要反映了对自然、爱、生命的歌颂,抒发了对时世的感怀。

对自然的吟咏。通读林徽因作品,不难看出她对自然的钟爱。《一首桃花》中,诗人选取了春日里常见的意象“桃花”,用“一树的嫣红”“朵朵露凝的娇艳”写出了桃花高贵精致的静态美;用“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写出了它婀娜多姿的动态美。在这片充满大自然美景的诗歌世界中,诗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风景描绘者,她更多的是借助于自然使自己的情绪得到释放、心灵得到舒展。透过诗人笔下的自然景物,我们可以窥探出诗人心中的几丝敏感与多情。

对爱的歌颂。林徽因的60多首诗中不少诗篇是描写爱情的。如《深夜里听到乐声》中,表现的爱情是一种忧伤的等待、焦灼的顾盼;在《别丢掉》一诗中表现的爱又是十分热切和执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情可谓情真意切,缠绵执着;在《一串疯话》中,表现出来的爱较之前者则更为大胆和热烈。由此看来,单是爱情在林徽因笔下就形态各异,恋爱中少女的千姿百态被她刻画得淋漓尽致。

对生命的体悟。读林徽因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其始终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方面,都可以品味出其运用自身特有的智慧对生命哲学的解读。相比于冰心的哲理小诗,林徽因的作品有着更为丰富的哲学底蕴,展现出一个睿智博学的知识女性更为广泛、丰富的情感世界。在林徽因的人生长河中,体验过父亲林长民的战死、好友徐志摩的坠机身亡等亲密之人的意外之死,而她自己又身患肺病,早就被医生宣布了死刑。面对这种种残酷的“造物的工匠”,即使是高傲的她也不得不低下“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惨的变换!”(《秋天,这秋天》)。但林徽因之所以能与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区分开来,在于她面对这种种生死时并没有完全沉湎于悲哀与宿命的无奈之中,没有在人生的悲剧中丧失自我;相反,她正是在重新确认了生命悲剧的价值以后,满含笑意地去拥抱生活。

对时事的感怀。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林徽因在创作后期清醒地认识到了个人的局限,她力图突破生活的限制,与时代的洪流交汇,因而诗人在创作后期开始将穿过重点置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上。“九·一八”事变以后,她愤怒地写下《九·一八闲走》,作者在诗中为自己能和千百万民众一起经受战争的磨难和严峻考验而自豪,她认为“只要大家都能为祖国忠贞地活着或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会永远地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

二、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艺术特色

20世纪30年代初,“新月派”诗人闻一多主张新格律诗的创作应包含“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定律。而林徽因正是在“新月诗派”的影响下开始走上文坛,在诗歌意象的创造、意境的营造和诗歌的结构上对其理论充分加以实践,并保持着个人的独特风格。她的诗歌融合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三者的精髓,而在语言上又同时呈现出高雅矜持、理智冷静的特色。

1. 美轮美奂的意象

诗中有画。林徽因的诗几乎全都是抒情诗,可她并没有采用五四时期大多写作新诗的诗人喜欢运用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早年学会绘画的林徽因对生活中的美有着特殊的艺术敏感,加之其吸取传统诗学的精髓,将真挚的感情与幽微的感受结合,描绘出一首首晶莹剔透的诗篇。如林徽因的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作者把美丽的春景比作心中的“你”,并对春天的景象进行点缀和描摹,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幅美轮美奂的古典意境。此外,色彩运用也是绘画中的一种重要手段,林徽因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再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将同属暖色调的“鹅黄”“芽绿”“莲白”进行协调一致的搭配与融合,整个画面极具和谐性与层次美,给人以温馨感人的视觉审美快感。

2.“蕴藉”含蓄的意境

“新月派”诗人尤为看重在古典艺术中“蕴藉”的运用,而深受新月派影响的林徽因在诗歌创作时也运用了这种“意化之境”的描摹,采用一个个意象来传达内心的复杂感受。以《别丢掉》这首小诗为例,作者用委婉的笔调描绘了“流水”“松涛”“月明”“灯火”“满天的星”等意象,营造了一种已逝二人世界的意境。我们可以从诗中所勾画的景物中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超出文本的内涵——风景犹在,斯人已去。此诗是较为成功地取得“作者得于心,览者会其意”的艺术效果的典范。

3. 富有“建筑美”的结构

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的专业研究对其诗歌艺术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

林徽因受闻一多“建筑美”理论的影响,主张建筑艺术是“凝固的音乐”。她要求诗歌自身结构既要符合力学的要求,富生动的理念于造型之中,又要通过特定的结构来表现理念。如《笑》刻画的是一个少女的笑,但是林徽因并不像一般诗人那样,通过听觉来描写,而是诉诸视觉。而且,从诗形方面看,该诗分为两节,每节内部句与句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是长长短短,九曲回环。这种错错落落的句式,让读者在形象的曲折盘旋之中感受到这位少女的抽象的笑容。

其次,林徽因还将建筑的造诣运用在诗歌格律化方面的尝试。她借鉴了西方的十四行诗和无韵格律诗,如《谁爱这不息的变幻》《记忆》《笑》《无题》等,或不分节,或分成二节,或分成三节,但都为十四行。

4. 典雅精致的语言

林徽因,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拥有丰富个性的存在,为现代汉语文学走向典雅、精致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从林徽因诗歌的具体作品来看,她典雅精致的语言特色具体体现为:语言表现上的高雅矜持和语言叙述上的理智冷静。

高雅矜持。在谈到作诗的标准时林徽因认为“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2它既体现为在情感上的严肃、庄重,更表现为在语言方式上一种矜持。林徽因由于自小就接受古典主义文化的熏陶,她的诗歌自然就具有矜持的特点。而另一方面,林徽因的灵性里始终流淌着一脉隽逸优雅的清流,由此形成其具有典雅气质、远离了市民化的粗疏、滥俗的语言风格。例如诗歌《六点钟在下午》,林徽因“在这里以像唐人绝句或宋人小令那样寥寥几笔,捕捉并表现了诗人主体感受跟客体光影物象相交流的一瞬。”3诗人特有的俊逸典雅的气质由此透出。

理智冷静。从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觉察出她是一个多情的人,亲友们的回忆文章也提到她是一个集哲学兴趣和哲学思维习惯于一身的艺术家4。这种种感性至上的特点让她也有意识地用理智、冷静的语言去控制自己火热的情感,让它被压抑、冷却在“窗子”5之内。《写给我的大姐》这首诗写于林徽因1947年冬的一次大手术前,面对生的渺茫和死亡之神的阴霾,林徽因却以淡淡的口吻表达了一种从容的生死观。从一个柔弱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常人鲜有的理智与超脱。

三、文学史地位

尽管林徽因留下的诗作不多,但其诗篇的独特审美价值和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思想内容上对女性独立意识的颂扬,推动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五四”以后,女性地位开始得到解放与提升,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开始在诗歌创作中抒写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而林徽因的诗歌也是女性创作的代表,为女性创作注入了灵性之光。一方面,林徽因勇敢超越了社会给妇女规定的性别角色,在诗歌中塑造了有悖传统的女性角色。另一方面,林徽因在诗歌中倡导女性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女性人格,而其一生也都在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莲灯》中诗人将自己喻为一盏小小莲灯,女性的人生价值追求在此得到了完美诠释。

二、艺术表现上中西诗艺的成功结合。相较于“新月派”其他诗人而言,林徽因的诗歌轨迹发生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转向,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已能较好地统一在林徽因的诗作中。她的诗在“古”表现了我国根深蒂固的诗词传统,在“外”应承了世界诗艺潮流的变化,古今中外的文化巧妙地结合在这位才女身上。虽然林徽因不是引领当时诗坛潮流的诗人,但综观整个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她并没有被现代中国某种思潮、流派或创作主张所束缚,走向一个极端。她的创作是基于个人的生存感悟、游走于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她是兼取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之长于一身的诗人,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条跟随时代前进的蜿蜒足迹。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她是能够较为正确地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一位诗人。

参考文献

[1]闻一多.古诗神韵[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2]林徽因.林徽因诗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2006

[3]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410,333.

[4]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A].

7.流年碎影林徽因 篇七

今年夏天,北总布胡同3号,这个曾经名噪一时却又埋没很久的地方,因为拆迁,再次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它已更名为北总布胡同24号。1930年至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曾居住于此。多年来,很多人慕梁思成、林徽因之名,来这条胡同寻梦,却总是失望而归。

胡同里有几处旧宅院,如今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小饭馆,商贩肆意地招揽着生意。在一排蓝色铁挡板背后的废墟里,静默着这个著名的故址,砖头瓦砾、一片狼藉。这里再也看不到曾经满是诗影书香的院落,也很难和那些迷人的往事衔接在一起。

在上世纪80年代初,24号院内主体房屋就已基本被拆除,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里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现代楼房,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坐房的房门被砌死。“严格意义上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一位老街坊说。而对于这次拆迁,有媒体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大女儿梁再冰更是态度“漠然”,2007年时她去过那条胡同一次,现实与记忆的巨大反差,让她觉得“根本不是故居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来自民间的声音仍要求,故居“应予保留”。7月末,市文物局明确要求管理使用部门保护梁思成故居,不仅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拆迁被叫停,梁、林在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的居所——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也将纳入文物保护范围。

北总布胡同6年

梁、林夫妇在北总布胡同这个庭院里只住了6年,但这里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开始了他们卓越的建筑史研究,而且林徽因也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

梁再冰曾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对这座庭院的记忆:这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40来间屋子。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夏末秋初,园中蝉鸣不断,许多红色的马缨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

梁思成、林徽因就住在里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和客厅之间有隔扇。两头是他们的画图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林徽因喜爱窗前的梅花,喜欢摆放的泥塑小动物,还有客厅西北角窗前书桌上放置的毛笔和毛边纸。梁再冰回忆,那段日子她还很小,林徽因常常拉着她的手在北面的院子里散步,教她认字。在她的记忆里,“妈妈年轻,很美,脸颊上有一个酒窝,爱笑,皮肤柔和,还有淡淡的檀香味。”

梁、林夫妇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在国外留学时养成的每天下午4点喝英式下午茶的习惯,所以每到周末下午,总是有很多人来家里,在女主人的款待下喝茶、聊天,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

曾到梁家造访过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记述当时景象:“凡事都由徽因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我们都吃得很慢;餐后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我们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8点半就上床。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徐志摩是少不了的客人。曾一起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亲戚,还依稀记得,徐志摩每次出现都很“戏剧”——“穿件锦缎长袍,脖子上围一件细致的英国羊毛围巾,一副怪诞组合”。“他的外表有几分女性气质,人却是热情奔放的。”

至于其他常客,还包括政治学家张奚若,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

按照费正清的记忆,那时的沈从文与林徽因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当沈从文因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高青子产生爱慕,而与妻子张兆和不快时,“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而林徽因安慰、批评沈的时候,“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

林徽因一生,鲜有女性挚友。但同时代的男子,却都对她倾慕有加。作家萧乾就曾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

1933年秋,萧乾还是个大三学生,他的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当时刚任主编的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接到沈先生的信,说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那几天我喜得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

星期六,萧乾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走进北总布胡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林徽因。“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那以后,萧乾便经常见到林徽因,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

北总布胡同3号里的聚会,倒也不是林徽因在1930年至1937年间的全部生活。1931年2月时,林徽因肺病加重,医生要求静养,遂在香山疗养,同年秋病愈下山。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时徐志摩频繁上香山探林,而二哥梁思成给他的任务,就是陪徐志摩上山。林徽因素来爱美,即便山居养病也着高跟鞋,下山时,常由徐、林二人在两侧扶持,唯恐跌倒。

另外,每年夏秋,林徽因基本上都同梁思成一同出外考察古建筑。尽管身体羸弱,但遇到需要攀高爬低的测绘,她也从来不假人手。两人共同走过晋、冀、鲁、豫、浙等省,考察了赵州桥、五台山佛光寺、山西应县木塔等建筑。

遭暗讽的梁家聚会

1933年,林徽因随梁思成由山西调查庙宇建筑回到北平后,忽然叫人拿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送与冰心,并在以后多年间,一直当做“得意的趣事”。原因何在?据与林徽因私交甚密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说,那是因为,冰心刚刚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绝顶聪明,好强口快,性子直,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的林徽因,“反应很激烈”。

冰心的这篇小说,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很自然地让人与梁家聚会中的主宾一一对应。难怪此事后,林徽因与友人通信,总将“冰心”直译为IcyHeart,暗指其冰冷无情。

在“考证派”们看来,继冰心小说后,“太太的客厅”又被钱钟书先生写进了小说《猫》里。虽说建国后,钱、梁两家成为邻居,钱钟书确是拿竹竿帮自己家的猫“花花儿”,打林徽因家的猫“爱的焦点”,但文学史料上,却并未有钱钟书、林徽因交恶的记录。然而,钱钟书在《猫》里对“太太”的讽刺,倒是不遗余力。

初见林徽因时,那个羞怯怯的萧乾也被钱钟书写进了小说,演绎出大学生齐颐谷初见李太太的场面。钱钟书顺笔提及齐颐谷与寡母相依为命,点的是萧乾是个遗腹子。

至于沈从文,成了《猫》中的作家曹世昌:“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在“考证派”眼里,《猫》之众角色,每个都有原型:爱慕女主人的诗人是徐志摩,政论家马用中是罗隆基,袁友春是林语堂,亲日的陆伯麟即周作人。一番人物上场,便将当年的文化名流一网打尽。

新林院8号的红色记忆

“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思成带着全家逃亡到了昆明,此后又辗转了几处地方,过了九年流亡生活。长期的颠簸让林徽因肺病加重。1946年8月,梁、林全家再次回到了北平,10月,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他们搬进了位于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寓所,一住就是8年。而梁家下午四点半的茶叙,在新林院8号重新开始,而且是每天举行。

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对于过往的记忆便是从这里开始的。1948年,林洙进入清华大学,因为是福建同乡,她父亲便请林徽因照顾女儿。“那天我在她家里看到了她。太瘦太瘦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瘦的人,但她眼睛放射出的光芒还是一下子能把对方抓住。”年过四十的林徽因此时刚动了肾切除手术,肺结核已是晚期。

由于身体孱弱,林徽因每天下午都会发烧,咳嗽得很厉害。可是当有客人来时,她却仍显得生机勃勃。林洙记得,“林先生是茶会的中心,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梁先生则说话不多,总是注意地听着。”那时,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夫妇、陈岱孙这些老朋友依然是梁家的茶客。建筑系的师生们也常来,外语系教授王佐良和周钰良有时也会加入。

新中国成立后,新林院8号成了梁思成夫妇完成历史性设计任务的红色中心。在这里,他们和清华建筑系的教师们开始了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当时的客厅里到处都是红、金亮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梁再冰用“国徽作坊”形容当时的情景。

同时,梁思成、林徽因也在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他们有很多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为了这个美好愿望,林徽因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林徽因肺病几乎说不出话。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留梁思成一人,独自为北京城的古建筑奔走。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只是痛哭。“文革”期间,梁思成有次流着泪对林洙说:“他们(红卫兵)烧了徽音的照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草图也被撕扯了。”林洙记得,之后,梁思成点燃火柴默默地把设计图烧了。“最后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此后不久,梁思成去世。临终前,他叮嘱林洙,台湾回归之际,一定“家祭毋忘告乃翁”。

“文革”时,林洙和子女们被轰出了新林院。如今,她和儿子、儿媳还有小孙女住在一处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梁思成、林徽因两名建筑学家终身租房,名下没有房产。在梁再冰看来:“我父亲想保护的是北京城,而不是他自己的房子。”梁、林夫妇在很多人心中,是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因而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们故居的院落,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好在,有了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

梁、林夫妇在北总布胡同这个庭院里只住了6年,但这里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开始了他们卓越的建筑史研究,而且林徽因也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

林徽因一生,鲜有女性挚友。但同时代的男子,却都对她倾慕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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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总布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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