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选7篇）

1.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篇一

论思想自由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 杨守森

向往自由，痛恨禁锢，是人类，也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其它生命个体不同的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向往身体的自由之外，还渴望着心灵自由。故而被法学界视之为“背景性权利”，构成知情自由、隐私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法理基础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理想境界的基本标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为问题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灵。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挣脱强权与横暴之手，漫游于无垠的天地之间；思想者可以被投进监狱，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穿透囚室，飞越高墙，站在阳光下的枝头上傲视邪恶；思想者可以被处以极刑，而无法处死的思想精灵，则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赋权利。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按说，人类这样一种天赋性、本原性、自主性、个人性的内心活动，原本是没什么办法为之划定禁区的，也是无法用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据此看来，思想自由，也许本来应该是一个不需要探讨，也没有必要争论的假问题。

那么，思想自由为什么又会成为问题呢？其关键原因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论自由。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思想自由”的解释即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在更为普泛性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不受任何干涉地发表言论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类的言论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私人场合的言谈，公众场合的宣讲，或以文字形式出版发表文章。看不见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个人行为，而作为思想之外显的言论，则是能够对现实与他人产生影响的，是能够导致相应社会效果的。而这样的思想言论，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类言论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论，故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文本中，虽然都开列了言论自由的条目，但同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法律条文中亦有“不能对他人予以名誉伤害性攻击”之类限定，司法解释中亦有：“最 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历史上的某一非常时期，有些言论往往也要受到严格控制，如在战争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允许自己的国民发表有利于敌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特别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论。第三，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之需要，总要不惜一切手段，镇压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第四，当一个社会因问题积累太多，各类矛盾有激化之势，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执政集团总会竭力压制言论自由。第五，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伟大、最正确的，芸芸众生只有膜拜服从的份儿。而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一定权力，出于维护个人自尊，或是缘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总会想方设法压制他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假借“国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义，横加罪名，疯狂迫害思想家。

言论自由，当然不等于不负责任，不顾公共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胡说八道。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不具备正当的思想性，故当不属“思想自由”的论题之列。言论自由，也不可能脱离时空背景，不顾现实，毫无界限，比如在中国的抗战期间，对于背叛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汉奸言论，当然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在一个新政权创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论有可能引发新的**，重置民众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暂时牺牲言论自由的策略，来换取社会稳定，亦可以被视为面对两害而择其轻。由此可见，在上述五种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中，前三种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个社会面临某些危机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上思想言论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关言论中，可能不无偏激之词，不无有违情理之处；其言论者中，亦可能不无别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应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并顺势而行，切实采取修正与改革措施。否则，如果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回避矛盾，过分注重通过控制言论而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往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即使能够赢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缓历史进步乃至历史倒退的代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万无一失。我们中国人总结得好，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而这也许正是“民主”社会体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个人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获得认可”的一种本能欲望。对于一般个体而言，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无碍于社会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某些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约束的权力的人来说，这一本能有时就是危险的了。正是由于“获得认可”本能的驱驶，他们极易自以为是，总在设法强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权力与国家机器，蛮横地压制他人的言论，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的悲剧。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覆亡，东欧某些政权的顷刻崩溃，中国“文革”期间的浩劫，均可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明鉴。

正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一幕幕悲剧证明，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在通过严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国家与社会的言论的同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即使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纯然的思想活动，有时也会遭到严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曾被视 2 为纯化人的内在思想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关，逼迫一个人交代所谓思想问题，也就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时常在暴发着革命火花的灵魂会是怎样的灵魂？当看不见的“思想”也被判定为有“问题”（有时实际上是被判定为“有罪”）的时候，一个人的大脑还会怎么运转？１９７９年，被关押审问了２０多年的胡风出狱时，曾经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可见即如胡风这样的硬汉子，经由长期的思想迫压之后，也会陷入怎样的绝望之境。正是通过胡风这样的悲剧个案，可以看到，限制纯然的思想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以摧残大脑的方式，摧毁人的意志与思想能力。由胡风这类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卫护纯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论自由，有时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夺人的纯然思想自由的意图与行径并未绝迹，而且谁也难以保证在未来的历史上会永远绝迹。

二、为什么要思想言论自由

正当的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直为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的国会致词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为坚实的基础。”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结论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国人也已越来越意识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陈独秀也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具体来说，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权利、人性培育、文化创造等多方面见出。

思想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使人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人也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总会有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空间，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会有各自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角度，而正是赖此才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显然，如果人类纯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控制，人类也就只能被纯化为机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强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端压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蔑视。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和谐，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和谐，最基本的标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3 诚信与互爱。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如果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又何谈平等？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打入另册，谁又敢于诚信？如果时常心存禁忌，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有时可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时，当发言者在会议上宣讲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时，当新闻记者发表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讯报导时，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诚信？建立社会的诚信？相反，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动辄因言获罪，又怎么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反，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戒备，相互欺骗，乃至相互敌视。像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那样，由于言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对什么”、“诬蔑什么”、“攻击什么”，就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决裂的现象也就寻常可见了；由于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判处死刑，而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则反而会被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故而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冤假错案的累累而生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创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事实证明，人类思维活跃，英才迭现，智慧喷涌，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如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春秋时代、“五四”时代等等。这是因为，只有破除了思想与言论禁锢，才能激发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力。相反，一个缺少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必将是科学精神匮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之所以圪坷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论的权力总是操控在少数领袖人物手里，丰富的国民智慧遭到了禁锢与压抑。我们虽也提出过“百家争鸣”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一直是一家独鸣。最高领袖毛泽东曾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过领导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而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虽然一直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视的主要是思想占领、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个真正应予以高度重视，关乎国家福祉与民族命运的字眼却被回避了，这就是----思想创造。由于思想占领常常是散射着火药味的，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严酷性的，因而中国人很小就在潜意识中产生着对思想自由的恐惧。而所谓思想教育，则往往是以灌输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思想的匡拘。显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护

１９４９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不管当时的海德格尔说这番话时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守护孤独之思，守护思想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应予进一步高扬的旗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4 思想自由，虽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对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对思想自由的守护。

守护思想自由，国家的责任无疑是第一位的。国家的责任在于：要真正从全民族的而不是从某些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确保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权力资源，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在惩治诬陷诽谤、泄露国家机秘等与言论相关的罪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出以公心、爱国心、学术目的或无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一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社会公众对思想问题的敏感与恐惧，创造出宽容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有利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此外，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等。高等学府与学术机构，本应是激发智慧创造的场所，激励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摇篮，在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态萎缩，一个国家的思想创造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要完成上述职责，某些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习惯于用思想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即使对于某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见解，也应注重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应如罗素所主张的“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设性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二元对立之标准。因为在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中，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份。事实上，如果为了遏制错误思想的产生，而严加控制，正确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杀于思想的摇篮之中了。第三，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识分子，因此，应充分相信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轻易怀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特别是打破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思想禁区。因为人类的许多思想观念，正是因其与政治关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价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进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养，政治就会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绝了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恶之路。

思想自由，当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护。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机制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守护的意义更为重要。就其自我守护的方式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消极卫护与积极卫护两种情况来看。

消极守护是指，当个人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时候，宁可选择沉默，但也决不放弃，更不应言不由衷地屈从某种权势。康德当年因发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学的言论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虽然表示不再写此类文章，但同时又宣称：“我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但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康德的表现，曾被讥讽为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在卫护思想自由，就是对做人的良知底线的坚守。由于见风驶舵，奉迎权势，常常是知识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为安全也最为轻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消极守护，亦实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守住这一底线的，又有几许人也？

积极守护是指，敢于抗争，勇于直言，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卓有贡献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达尔文、李卓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风等正是这样的勇者。他们的思想本身，也许并非完美无瑕，但他们守护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基石。

守护思想自由，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胆量的比拼，还要具备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论之自由，不是情绪化宣泄，不是义气化用事，不是信口开河。思想，是一种基于丰厚学养基础上的精神观念的创造，是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学理化思考，是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邃透视，是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的构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视能力，思考能力，构想能力，即使在最为充分的自由环境中，恐也无话可说，又遑论守护？而这，抑或才是所谓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篇二

关键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图书馆,管理

蔡元培自1917年1月执掌北大,就提出大学应该成为“有高深学问的学府”的目标。他借鉴西方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将它贯彻到北京大学管理的实践中,形成了北大独具一格的学术品格和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既奠定了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他的这种理念至今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内涵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和对中国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十一年的留学生涯,使蔡元培极为推崇西方的教育经验,特别是德国的办学制度。德国的大学实行教授可以讲自己想讲的,学生可以学自己想学的学制,这种教授自由讲授,学生自由学习与研究,正是蔡元培所心之向往与追求的。同时中国儒家经典中的“和合”,“会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都有兼容并包的思想含义。蔡元培在阐述这一方针时,常以《礼记》中的名言为据:“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因为这一方针融合中西文化,有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辩证思维的深厚根据,所以它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历久常新,耐人寻味。

概括起来,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所谓“思想自由”,即不得以自己的思想、学说束缚他人;也不要用他人的学术思想捆绑了自己;即“至理之信,不必须同他人;己所见是,即可以之为是”[1]51。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平等地对待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派别,即使是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相反的观点和派别,也应该让其自由发展。

第二“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为只有“思想自由”,才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学术派别;反过来,只有“兼容并包”,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派别才有可能存在,学术和人才才会自由发展。

第三“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必须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追求真理,而对真理的认识,总是带有相对的性质,如哲学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文艺理论上的理想派与写实派,人生观上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等。只有不同学派和观点之间的共同讨论或竞相争辩,方能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并在对立中相互推动而接近真理。

二、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表现

“兼容并包”在北京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师资建设上的“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上,坚实地履行“兼容并包”的理念,他认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应当拥有一批在专业领域造诣高深的学者,只要对方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而不问其政治倾向和学术见解。他曾“三顾茅庐”邀请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破格聘请“无大学学历,因一篇文章见功底”的梁漱溟进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续聘“拖长辫而持复辟论”的怪人辜鸿铭授英国文学。

蔡元培在人才使用方面,不偏持派系观点,而采网罗众家的方针,在短时间内使硕学鸿儒聚集一堂。例如在理科方面集中了夏元瑮、秦汾、李四光、丁燮林、王星拱、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翁文灏、朱家骅等著名学者。在法科方面也汇集了王宠惠、罗文干、王世杰、周鯁生、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陈启修等著名人物。

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文学、哲学界,出现了主张完全不同的“新”、“旧”两派,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也包括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介石、陈汉章、崔适、梁漱溟、马叙伦等政治上保守的旧派人物。可以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完全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

“兼容并包”的思想也有助于形成互相批评的学术风格。梁漱溟在教学时,曾对蔡元培的论“仁”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他的学问非常赞许。在“兼容并包”思想的氛围中,北大逐渐形成了“自由探讨、吐故纳新”的教师队伍。据1918年初统计,全校共有教员217人,其中教授90人,教授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朱家骅均为26岁。这一支年轻而又充满生机的教授队伍,为北大带来了朝气,是蔡元培先生进行各项改革赖以依靠的支柱[2]157。

2. 人才培养上的“兼容并包”。

“兼容并包”的思想也为学生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独立思维和求真创新的科学氛围。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包括社会人士,都可以在北大自由听课。这种科学氛围,不仅让北大学子受益匪浅,而且让那些贫困而不能上学的青年,包括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课堂听课,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

沈从文1924年起在北大旁听,选修过日文、国文、历史、哲学等课程。他甚至冒充正式生,坐进考场,不仅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的奖金,成为一件趣事[2]182。沈从文一边旁听,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书籍,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许多以前在乡下一无所知或迷惑不解的东西,此时豁然开朗。正是因为有了北大的旁听,再经过艰苦生活的历练,沈从文终成为中国现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成为北大名教授。1918年9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利用在北大的良好学习环境,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当然在北大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隔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3]41

3. 文化发展上的“兼容并包”。

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他积极聘请在世界各国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到北大执教,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舞台;同时作为一种制度,北大的教师工作满一定年限,可以带薪出国研修,吸收国外最新科学成果。在课程建设上,文科方面,要求不但要学旧文学,还要学本国近代文学及世界新文学,矫正偏重英语的陋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并将世界语列为选科;理科方面,要求教材必须吸收该学科世界各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提倡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他想方设法,积极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北大讲学,其中包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知名教育家杜威,法国著名数学家班乐卫,以及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等。北京大学还曾授予杜威、班乐卫等人名誉学位,开创中国大学向外国人颁授学位之先声,在蔡元培先生的努力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古今兼陈、中西并蓄,可谓融合中外新旧于一炉。

在蔡元培先生全面改革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术思想活跃,新思潮勃兴,新文化空前发展,学生思想大为解放,爱国热情大为高涨,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心,以及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发源地,为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使然,然而蔡元培先生本人和他超越未来的思想功不可没。

三、“兼容并包”思想的启示

“兼容并包”思想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指导价值,目前运用“兼容并包”理念探讨图书馆工作的文献还较少,下面结合作者的专业谈谈“兼容并包”思想对于图书馆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1.“兼容并包”与专业人才培养。

笔者认为,图书馆管理者运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来管理人才比传统的严规重罚更有效果。首先要确立每个人都是人才的思想原则,尊重图书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哪怕是清洁工,由于图书馆进人渠道的多样性,造成图书馆员队伍的参差不齐,有临时工、集体工、家属工等工种,图书馆管理者在工作中更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工作人员。其次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每一个岗位都安排合适的人员。根据馆员不同特长、兴趣、现状安排恰当的工作岗位,以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同时要营造健康的人才成长环境,鼓励馆员努力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等,以适应数字时代图书馆管理和读者服务工作的新要求。第三个要坚持的原则是唯才是用,大力培养人才。不分资历、学历、党派、亲疏关系,只要有能力,都要得到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管理者还是视工作轻重、利益多少、孰亲孰远来安排工作,孰不知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最终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当然在人才的培养上,管理者可根据图书馆人才结构和实际工作的需要,选拔一批思想素质高、专业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馆员,有计划地实施人才培养战略,造就一批图书馆专业学术带头人或现代化技术应用的领头羊。总之图书馆管理者在人才使用和培养上要尽可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切勿千人一面,排除异己。

2.“兼容并包”与图书馆文献建设。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的立身之本,也是提供其服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应用于文献资源建设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文献资源建设要广覆盖,满足不同思想层面、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需求。人类精神文化成果博大精深,形成多样。高校图书馆既要重视纸质资源的积累和优化,又要重视数字资源、电子资源、音视频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从广度上满足读者需求,即所谓包罗万象。二是文献资源要深累积,文献资源建设不仅要有面,更要有点。既要满足学校基本教学需要,更要服务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等,还要为少数冷门专业提供详尽的资料,如地方民俗、地方曲艺等,都要及时跟进,及时获取。三是文献资源要精品化,图书馆要组建具有相关文献情报专业知识和网络计算机操作技能的专业团队,从事特色文献的收藏与发掘。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下,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要做到广而深,深而精。

3.“兼容并包”与管理服务。

当前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面仍然是只面向本校师生,即使是公共图书馆对读者的身份也有诸多限制。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应开放社区服务,高校所在地甚至外地的群众只要有使用图书资料的需要,我们都应该提供服务,不应设置诸多限制,以增加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广泛性。服务工作难做,作为图书馆的一线工作人员,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往往习惯于用同一标准刻板地为读者提供服务。但实际上,我们的某一种做法在不同读者身上会产生不同回应。例如有时我们的一句“同学,把书放回原处”,大部分读者会做出良好回应,但极个别读者会做出不同反应,甚至会迸出“我放好了,要你们管理员干啥”的激烈言辞,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除了包容还能做什么呢。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围绕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来开展服务工作。在工作中,不应偏向于图书馆自身利益的关注和维护,而漠视读者的感觉和权利,摒弃在服务过程中把个别读者的不良行为无限放大,将所有读者当作潜在的违规者加以防范,一味以惩罚、限制为手段对待读者的理念。不同思想、不同个性、不同层次的读者,我们可以运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和手段来做好服务工作。

扩大图书馆读者的范围,包容形形色色的读者群体,在服务工作中运用不同的服务手段,既要以读者的平等权为重,又要考虑照顾到读者的特殊性,是我们当代图书馆人要努力做到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思想之一,不仅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仍可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M].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金林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饮自由之水 息兼容之荫 篇三

“汝等崇洋媚外，置老祖宗于何地？”

“梁任甫先生要评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不快去看看！”

……

这是发生在1919年北京大学午餐时的一幕，那时的北京大学已在蔡元培先生的执掌下度过了两年的光景。其实这场午餐时的激论，早在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时，便亲自践行过；而北京大学，则给了蔡元培更广阔、也更艰难的舞台。

面对妄求升官发财的学生、执念专己守残的老师，蔡元培积极改革，聘请新教员，改革学生观念，变革学校风气。短短几年，让教育界中的一潭死水变成激荡中外思想、培育干城之器的圣地。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无疑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办学思想，蔡元培不止一次地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做过阐述。早在1918年11月撰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这样写道：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与林纾的公开争论中，他又对这一办学方针作了简明扼要的表述：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种“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的办学思想，让北大开风气之先河，汇集国内外大师，激荡东西方思想。

挥舞思想自由大旗的北大自然招揽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既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也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陈介石、陈汉章等著作等身的旧派学者。尽管他们派系不同，意见相左，但他们各本所学，各抒己见，出现了北大历史上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盛况。

当时求学于北大的校友王昆仑曾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要知道，黄和钱都曾师从章太炎，是一起同窗读书的师兄弟。

这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在当时的北大“并非罕见”，甚至互相公开批评。比如胡适就曾指出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中的一些可疑之点，而梁漱溟也不甘示弱，在学校大礼堂公开演讲，为自己的简介辩护，并指出胡适批评欠当。梁启超在大讲堂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满纸荒唐，以至于胡适不得不以晚辈的姿态恳求梁启超嘴下留情……这一切都是蔡元培最想看到的，而这也是对当时北大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最好诠释。

除了讲课自由外，北大的听课制度也异常自由，学生可以随意选择听课。“两相反对之学说”之所以在北大并存，其目的就是为了“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启发学生的思路，提高学术能力。

而“自由选择”也吸引了大量非北大学生随意听课，以至于“旁听生”的数量远远大于正式生。从湘西初来北平的沈从文也曾有过旁听生的经历，甚至冒充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得高分拿到一笔不小的奖金。那时的他一定不曾想到，几年之后，自己竟手执教鞭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还和自己的学生谈了一场旷世恋情。

不仅如此，蔡元培希望北大“囊括大典，网络众家”，自然也包括对中西文化的兼容并蓄。在1918年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演讲中，他就明确说道：

“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正是鉴于以上观点，蔡元培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交流。在课程设置上，提倡世界新文学，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课程，吸收世界各国最新科研成果，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程等等；在师资力量上，积极延聘中国留学生回北大任教，规定北大教师工作满一年即可带薪出国研修等等。

蔡元培还竭力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名流来北大讲学。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都曾来北大交流讲学。

如此种种，使得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古今兼陈、中西并蓄，“融会中外新旧冶于一炉”。

4.自由思想的解析和借鉴 篇四

自由思想的解析和借鉴

西方自由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否定的自由到肯定的.自由再到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统一.中国的法治进程中,自由思想对其有着积极的意义,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对西方自由思想进行解析,也好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进行解构,使中国在吸收了合理的自由思想后更好地达到法治进程.

作 者：孙科浓 SUN Kenong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33 刊 名：井冈山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8(6) 分类号：B1 关键词：自由思想   市民社会   传统文化  

5.解读蒙台梭利自由教育思想 篇五

关键词：蒙台梭利；自由教育；教师

在世界幼儿教育改革的大潮中，蒙台梭利教育法或成为许多国家重要的幼教模式，或被成功渗入到其教育模式之中，对当今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珍尼特•沃斯(J eannet te Vos)和戈登 •德莱顿(GordonDryden)在 《学习的革命》 一书中，将蒙台梭利教育法称为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思想” 和 “世界上一流的幼儿教育”。

同样，蒙台梭利教育法对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早在二十世纪初，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就传到了中国，她的有关著作被译成中文，江苏还成立了蒙台梭利教育研究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蒙氏教育法并没有在我国得以推广。直至世纪八十年代，蒙台梭利教育思想重新受到我国幼教界的关注。近几年，“蒙台梭利教育”逐渐成了一个在行内很流行的词汇，出现了一些蒙台梭利幼儿园，很多教育机构成立蒙台梭利研究机构推行蒙氏教育法，并且培训蒙氏教师，这是我国学前教育逐渐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证明。

一、蒙台梭利自由教育思想的内涵

自由教育思想是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键组成部分。科学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将是学生的自由，允许个体的发展和儿童天性的自由表现。简单的说，蒙氏认为强制的“教”法，对儿童——特别是学龄前的幼儿，有害无益，除非把孩子的头脑解放出来，否则这些民族幼苗的发展不会健全。

同时，蒙台梭利认为：独立是自由的根本所在。因此，儿童个体自由的积极表现，首先必须通过自发活动引导他走向独立。蒙特梭利每次在演讲时，总会提出这么一句话：“Help me to do it by myself”。任何教育活动，如果对婴幼儿教育有效，那它就必须帮助孩子在独立的道路上前进。因此，蒙台梭利教室中的教具，大都有错误订正，目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去改正；成人不可急于帮助纠正，要学会等待，给孩子独立学习的机会和时间。

所以，蒙特梭利认为“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但是，蒙氏教育的自由却不是放任或为所欲为。在蒙氏教室中，孩子并没有被允许去做任何他喜欢的事。孩子的自由应以不损害集体利益为限度，从各方面考虑，这应该是教养孩子的良好方式。因此，只要孩子冒犯或干扰他人，对他人有粗野行为，就应加以制止。

二、蒙台梭利自由教育思想的实践

自由是蒙台梭利一直十分强调的词，她是如何看待自由的呢？她认为幼儿早期教育的自由概念必须理解为，他们的环境必须适合幼儿个性最有利的发展。“自由”该如何教育呢？蒙特梭利认为以自由为基础的教育，教师须掌握三大原则，即：预备符合成长需求的环境；协助与观察孩子在环境中的需求；订立明确的行为规范并时常提醒孩子自我控制。

蒙台梭利在“儿童之家”观察到一件事：一天，孩子们在水盆旁围成一圈，水盆里漂浮着一些玩具。有个刚两岁半的小男孩，独自一人站在圈外。看得出来，他充满了好奇心。他开始慢慢走近其他孩子，想挤进去，但他没有劲，挤不进去。于是他就站着向周围看，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一把小椅子上，显然他决定把椅子搬到圈外，然后站上去看个究竟。正在这时，老师走过来抓住他，把他举过孩子们的头顶，让他看水盆。还说：“来，可怜的小家伙，你也看看吧！”

毫无疑问，尽管这个小孩看见了漂浮的玩具，但他却没有体验到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征服障碍所获得的快乐，剩下的只是一种“别人会替他做事”的孩子有的那种呆板表情。

因此，对孩子应该以教育他们能独立为前提，允许儿童依其“内在需要”，自由的去选择教具，自由地进行工作（操作）。蒙台梭利表示：你只要冷静观望，保持一种尊重孩子的行为态度，使孩子在获取经验时，有完全的自由，在他们工作时不要干扰他。

三、蒙台梭利自由教育思想的误区

1.自由不等于尽量无所事事

在实践中，很多蒙氏教师对蒙氏教具的操作非常熟练，但是一旦观察到幼儿出现的一些问题，却退缩不前，不知道如何处置，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行为和观念。其实，从理论上讲，教师需要站在更高的位置，充分发挥“从容”的精神来完成教师角色的使命。

2.自由不等于对幼儿不干涉

教师要信赖儿童，并耐心地等待，要尊重儿童的自由。蒙台梭利有一次参观某个蒙台梭利学校，看到了一个班级的情况后说：“这里情况已经十分混乱，而我们的教师却依然无所作为。她只是如同幽灵一般地在儿童之间往返穿梭，并时而在某个孩子耳畔低声嘀咕些什么，难道这就是不干涉原则？”同样的道理，在我国蒙台梭利教室中，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教师的不干涉并非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得干涉。而是不要过于积极但要恰到好处，即有必要做最低限度的指导。过于消极，将出出现教师的放任现象；过于积极则会妨碍儿童的自然性。我们必须避免这两个极端的发生。作为蒙台梭利教师的技能之一即是判断什么时候应该干涉，及什么时候不得干涉。其原则是：当儿童沉浸在有秩序的、创造性的自发活动时，教师就要尽量不要干涉儿童的活动；当儿童干扰周围的其他儿童时，教师则要注意并加以阻止。

6.陈鼓应自由主义思想探略 篇六

陈鼓应自由主义思想探略

陈鼓应在对老子的研究中看到了自然无为的.自由;在对庄子的研究中看到了逍遥无羁的自由;在对尼采的研究中看到了创造的自由;在对鼓应存在主义研究中看到了人是被判给自由的,人不得不自由.陈鼓应的学术之路就是追求自由之路.

作 者：余慧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6) 分类号：B261 关键词：自由主义   陈鼓应   老子   庄子   尼采   存在主义  

7.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篇七

然而，现实与理想难免是有一定差距的。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学生普遍缺少的是自由思考的习惯和独立思辨的能力。

一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语文教材中难免会有难以勾起学生阅读欲的文章，其中的甚者是所谓的“主旋律”文章，简言之，就是彰显爱国情结的文章。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第一专题都是这一类的文章。以往处理这类重要考试极少涉足的文章的方式通常有两种：或囫囵吞枣，或略去不谈。但如此一来，学生的阅读取向将更加单调，同时他们也会质疑教材的选文质量和教师的执教能力。因此，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或许会让我们得不偿失。如何将浅显的文章讲出深度，这是我们应当尝试的。

现在的学生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快餐式的，拿到一篇文章之后，他们很少会做独立的深入的思考。以《祖国山川颂》为例，这样的一篇文章，相信绝大多数学生都不会报以太大的热情。笔者在执教这篇文章时，就刻意打破学生的既定思维，让他们从中感受到任何一篇文章都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在实际教学中，笔者故意卖了个关子，让学生初读课文畅谈感受，并进行民意调查。结果如笔者所料，多数学生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一般。后来经笔者提示，学生作再次阅读，才逐步得出思考的成果：我们必须把文章放在它诞生的时空之中加以解读，才能领悟到它的价值。这正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所要求的也是孟子所倡导的“知人论世”精神。

在阅读时，我们不能把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成就割裂开来。在阅读《祖国山川颂》时，学生普遍忽视了它的思想价值，甚至连它的文学成就都没有注意到。当然，随着课堂阅读的逐渐深入，学生不但找到了诸如“黄昏蹒跚在苍茫的原野上。最后看见它好像醉汉似的颓然倒下，消失在黑夜里了。”以及“流水一去是决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瞭望故乡。”这样文学意蕴极为浓郁的语句，也让我们聆听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代的声音。

这就提醒我们，在教学时一定要引导学生做多维度的阅读，在提高文学素养的同时，塑造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此外，学生往往没有带笔阅读的习惯，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样的阅读方式经常导致他们或者无视一些重要信息，或者忽略“美丽的风景”。如《祖国山川颂》的注解中就隐藏着解读文章的钥匙——“1980年”，没有看到这一点，学生很难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也就无法与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

二

记得杭州一家电视台曾经报道过一则新闻，大体讲的是一些外国友人到杭州一家幼儿园参观，时值圣诞，于是他们请那些小朋友画圣诞树，结果出人意料，不管墙上是否有圣诞树的范本，小朋友笔下的圣诞树都大同小异。这件事情耐人寻味，我们的课堂不应该成为印刷厂，批量生产一些思想匮乏的复制品。“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情感、经验、眼光、角度去体验作品，对作品作出有个性的反应，对作品中自己特别喜爱的部分作出反应，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以《长江三峡》为例，这是一篇基本没有理解难度的文章，学生除了浏览三峡风光之外，通常不会再做过多的思考。教学过程如果到此为止，学生的思维训练根本无从谈起。本文的创作初衷和主旨毋庸多言，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如果学生看到“长江三峡”不会自然地想起些什么，作为教师，我们就更需用心了，我们“要为学生的阅读实践创设优化的环境，提供良好的条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于是，笔者在课堂上向学生呈现了《南方周末》于2002年采写的系列报道《三峡，无法告别》，让学生的思维游走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和“灵魂已逝”的三峡自然与人文风光之间。如此一来，学生思维的火花马上就被激活了，在师生的畅所欲言之中，三峡不再是凝滞于刘白羽笔下的冰冷的文字，而幻化为悠悠的民族之魂和浓浓的文化之道感染着每一颗单纯的心灵，让我们替它欣喜，又为之惋惜，在复杂的情感体验与回味中，每个人的思绪也得以延长。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为学生的阅读创设情境，同样，就像书法作品经常要有“飞白”一样，我们也需要为学生的阅读留足空白，让他们既能做到准确地抓住文本的精髓，也可实现自由的拓展。

三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应该营造一个宽松愉悦的氛围，在和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取得教学相长的双重效果。

新课程改革从理论上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应该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之所以说是“理论上”，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矛盾情况：一是由于学生层次参差不齐，如果学生语文素质整体较差，他们思维的活跃度、敏感度和深广度都会大打折扣，他们会在硝烟还没升起时就缴械投降，主动放弃主体地位，而表现为麻木、迟钝、无所谓和漫不经心；二是个别学生个性偏激，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偏离了道德、法律的轨道。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教师如果持续弱化自身的作用，执着于将学生捧上课堂的主体地位，效果肯定适得其反。因此，教师在顺势而为而不得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做学生思想之路上的明灯。

笔者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对独裁者和战争抱有超人的热情。在讲到有关二战的文章时，笔者请大家畅谈对战争的看法，结果他滔滔不绝地赞美希特勒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学生的大笑有双重含义：一是表达了他们的情感立场，否定了这位同学的观点；一是高兴有戏可看了，他们想坐山观虎斗，看看老师究竟会作何反应。要摆脱尴尬局面，笔者当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首先，肯定希特勒过人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军事才华，他人生坎坷，却成为了二十世纪少有的能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人物，他的《我的奋斗》成为了20世纪少有的产生世界影响的作品；其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生物学范畴的生存法则，应用到人文社会领域需要有道德的牵制和法律的约束。举个例子，这一法则相对适用于春秋时期。“春秋无义战”人所共知，各诸侯国为了眼前利益此攻彼伐、争强斗狠，他们的行为无法简单地用正义和邪恶来加以区分。然而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疯狂侵略的无耻行径和大肆屠杀的发指作为显然为伦理、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对此一味地褒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如果我们能站在受害国的立场上作换位思考，就更加不会听之任之……

因此，尽管教师的课堂作用在弱化，但是在特定场合之下，我们还是应该挺身而出的。

总而言之，阅读是语文教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学生阅读水平的高低是语文能力强弱的直接体现。在语文新课程大力倡导学生自主阅读的背景下，学生能否在保持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实现自由思想，这是我们教师应该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容推卸的责任所在。我们应当营造宽松、和谐、民主、平等、自由的空间与氛围，让学生大胆地表达自己对文本的个性化理解，逐渐成为我们期望的“年轻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