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共10篇）

1.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一

（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五）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2.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二

关键词：建构主义,中职英语,教学视角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最早由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 综合了维果斯基的 文化心理学理论、奥苏泊尔的意义学习理论和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等多种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知识观、学生观、学习观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见解, 核心思想是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学生的学习是对知识的主动探究和主动建构过程。

知识不是对现实纯粹客观的反映, 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 是随着人们的认识程度的深人而不断发展的。同样的知识不能被不同的学习者同样理解;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是基于自身的经验而建构起来的。

每个学生都有广泛的知识和经验, 而不是空着脑袋进行学习的。学习中的师生、生生之间的协作活动对于意义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的作用是协助学生建构知识。

学习是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经验背景, 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对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过程, 不是由教师简单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是进行学习的基础, 是新知识的生长点;学习过程是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作用过程。

教师应从知识的灌输者、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指导者。

二、建构主义理论的中职英语教学理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针对传统教学理念的缺陷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法, 其核心观点是: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维时空, 使其主动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 培养其自身的创造力。将建构主义的认识观纳入英语教学之中, 对优化英语教学过程、促进素质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教学理念

建构主义认为, 知识是由个体建构的, 它内在于人的心灵, 而不是外在于世界, 学习者的心灵具有自觉能动性, 能积极主动地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因而,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而得到的,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社会文化背景下, 借助重要人物如教师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

2.学习理念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 学习不再是一个同步的, 而是一个异步的、发散式的思维过程, 不同的学生沿着不同的学习途径, 完全可以建构出相同的结果。知识学习不是由教师向学生灌输, 而是学生积极主动地自我建构, 学习者不是被动的刺激接受者, 而是对自己知识的主动建构者。英语学习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人、存储和提取, 而是学生通过“同化”与“顺应”来改变其知识体系的意义建构过程, 是新旧经验之间的双向的作用过程。

学生与教师关系理念:建构主义把学习者看成是个人探索者、民主探索者, 与教师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 师生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 教学相长。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主观因素, 尊重其个体差异, 力求从他们的原有知识、经验背景出发, 联系现实生活, 多用启发式对话, 少用注入式讲授, 向学生提供富有个人意义的学习经验, 由学生自己从中建构英语知识和能力。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中职英语教学

1.确立教学目标

新的语言知识不是孤立出现的, 不存在与已授知识无关联的新知识。英语课的教学应以解决结构不良问题为目标, 即以不计模式、分析情境、组合原有经验来建构具体的解决方案。教师在备课时应多从分析新旧知识的关联来确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确保学生获得新经验而非纯粹的新知识。

2.利用适合的教学手段

英语学习的课堂应成为进行有意义语言活动的自主空间。教师应提倡一种“独立思考、主动交流、互相合作、合理推断、努力理解”的课堂气氛。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协作”学习、进行会话商讨, 英语学习只有在思考与运用中学习才能使学生形成真正的、有用的知识。英语教学手段是沟通与交流。传统语言教学也强调交流, 但目标是单一的, 即通过师生交流形成统一结论。建构主义的交流追求高水平的沟通, 学生之间围绕某个主题展开讨论, 随着交流进而形成认识。交流是以学生的想法为基础, 而不是教师在控制。

3.合理使用教材

在认识意义上, 活动和感知比概括更为优越。既然建构主义的语教学手段是沟通与交流, 那么其教学材料当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情境。英语教师应以情境为语言教学的出发点, 把知识经验的形成作为指针, 把教材作为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材料。情境与教材相关, 应使学生通过情境中的交际 达成对教材的认同。

4.改革教学过程

英语课的教学是以解决结构不良问题为目标, 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与传统教学相似, 但次序不同。传统教学是先讲原理、先学后做, 而建构主义的外语教学则相反: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教师应精心设计好有价值、有代表性的问题, 让学生去思考、解决, 学生可以讨论。可以得到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并查阅资料来做出判断, 教师再进行提炼和概括。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更新与升华。

5.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

传统教学的调控者是教师, 学生围绕教师的预设来进行活动。知识在教师的预设中逐步呈现, 最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的主体性基本体现在教师预设的空间中。建构性学习注重学生的自我感受, 英语教学的调控者是学生本身。教师预设的教学任务具有一定的弹性, 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反思, 判断新知识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从而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6.以教师为主导引导反思

建构主义学习中, 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 但并没有无视教师的指导作用, 任何情况下, 教师都有控制、管理、帮助和指导的职责。学习过程是一种发散式的创造思维过程, 不同的学生所采用的学习路径、所遇到的困难也不相同, 教师需针对不同情况做出适时反馈;学生自主学习中, 面对丰富的信息资源易出现学习行为与学习目标相偏离的情况, 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设置关键点, 规范学生学习, 引导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 评价和反思, 从而升华所学知识。教师指导下的反思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潜能, 使教学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 篇三

朱先生首先把1640年以来的世界近代历史上的革命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英美革命的类型，一种是法俄革命的类型。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革命只在政治领域(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没有进入文化领域，而后者是进入到了文化领域的革命，“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这样，中国的两个文化革命就被归属到了法俄类型了。朱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比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翻版。

“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也许是整理者整理得不够好，所以这一段读来有些费力。我觉得还是读明白了其中的深意，无非是法俄类型的革命走错了路。这些我都同意，而且这两种类型革命的划分和分析，令笔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深为折服。我不能同意的是具体到中国的革命分析，对中国两个文化革命的关系的观点。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业余感兴趣，也写过一点关于“文革”的和文化创新的小文，对这方面有点看法，与朱先生的观点不同。这里提出商榷，也求教于方家。

1、“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

我理解的朱先生的意思是，我们要把“文革”向纵深里分析，这没有错。但是，纵深到把“文革”的始作俑者这样大的责任推给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新文化运动人物，实在是太牵强了，笔者决不敢苟同。朱认为以“戊戌变法”为界，之前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由于“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开始转向，把问题归为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五四运动“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转向“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力的美学光芒。”于是，“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的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现在我们先不谈文化对人的影响(当然朱先生是反对文化决定论的，认为是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现在先来分析一下中国两次在朱先生看来一脉相承的文化革命是怎么样的“貌似而神异的”，是如何表面看来都是文化的革命，但骨子里却本质上不同的。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提出并在知识界进行的，是文化人在干文化人的事情；而十年“文革”是政治家，魅力型领袖，国家领导人发动的。尽管梁启超、胡适都做过大官，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看作知识分子的，他们本人也会这样看自己吧。毛泽东尽管写了那么多优秀的文章，诗词，甚至哲学著作，我们仍然更要把他的角色定位为政治家比较合适。这些恐怕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管是梁启超，“胡适也罢，鲁迅也罢，茅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他们都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自己的小说，杂文，剧本，以及演讲等来影响人，让人们在百家争鸣中自由的选择各自的声音，形成自己的观念，从而实现文化的革命。而毛的“文革”却是用政治权力、专制权力，甚至让军队作后盾，强行进军文化领域进行所谓的“革命”。这是两个质的不同的东西。我同意朱先生关于政治领域的东西不能拿到文化领域里用。当年蒋介石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有了“新文化运动”就一定会发展出“文革”来吗?朱先生把“文革”的前奏曲推移到“新文化运动”，实在是很牵强。因为，在每个历史关口人们都在做选择，不只是一条路可走。“五四运动”没有必然发展到十年“文革”因果关系。这是简单的逻辑，也是常识。虽然“文革”不应让毛负全责，但也不能随便推给他人。

第二，“五四运动”是解放个性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而“文革”是压制个性的，是万马齐喑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如同当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一样，各种派别、主义、观点都在搭台唱戏，论战不休。无政府主义所以也可以在这个混水里摸鱼。朱先生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确实是“观念的个性解放”。但朱先生接着说，“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就不符合实际了。婚姻法的出现是不是妇女的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吗?而“文革”呢?对不同意见者的残酷压制是不用再说的了。毛是忠诚于五四，还是“背叛”了五四，结论不是呼之欲出吗?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在开民智，发挥着文艺复兴的启蒙的功能；而“文革”是愚民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欧洲脱离中世纪有他们的文艺复兴，英国也有他们的宗教改革。所谓的新教对英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后来世界的发展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宗教改革就有着解放人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开民智。“美国革命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的，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可是，别忘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已经为他们文化上的变动做了热身运动，为起跑做好了准备。而所谓的十年“文革”，决不是什么启蒙，不是为后来的发展做什么文化上的准备，而是愚民政策的实施。毛最不喜知识分子，自比为秦始皇。所以，进行“文革”不是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而是背叛。

第四，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文革”是毛想借文化的力量使自己的政治作为合法化。因为文化可以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化或者叫作公义性基础，政治也需要这个东西；但政治权力无法为文化提供文化认可的标准，如果硬来，就是强权和压迫。“大跃进”等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错误，死了多少人。但是他又是个争强好胜，崇尚斗争哲学，明知错误也不愿悔改的超人，王若水的回忆为这一点提供了很好的依据。不改错还要解释为什么没错，于是，毛要扛文化的大旗，用他编织的一套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要将“思想”统一到他所谓的“文化”的大旗下，别的文化一律在被革之列。从这一点看，也决不是什么五四知识分子的“遗毒”的后果，而是毛的策略选择。但是，很不幸，政治一到文化的领域，破坏力巨大，建设性难寻。这一规律和毛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下的推断)只能是带来惨祸，并以失败而告结束。

总之，两个文化革命不是朱先生所说的那种一个脉络的递承关系(尽管朱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十年“文革”是假借“新文化革命”的名誉来掩盖自己的真实丑恶的面目。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责任可负，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而是后者玷污和背叛了前者。

2、“文化决定论”不对，“制度决定论”同样错误

笔者反对任何类型的决定论。朱先生在演讲的最后部分说了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笔者同意这一句的前一部分“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但对后一句“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则难以苟同。朱先生已经下了大力气驳斥了“文化决定论”，但又陷人了“制度决定论”的泥沼。先生可曾研究过历史上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的制度选择的影响，基督教对西方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的影响，印度的文化和等级制，以及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影响等等，都可以看出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和制度到底谁决定谁?只能说是互动的，互相影响和协调的过程。我认为丁学良先生的观点比较正确，没有任何决定论，只是各种因素的搭配问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说万事中哪一样不重要，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东风”是对事情的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庸俗的唯物论相信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些文化偏执知识分子就是文化决定论；时下流行制度决定论，认为只要制度好了，一切皆好，而没有想到制度是如何受历史文化以及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的。正像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嵌入性”观点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嵌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一样，任何制度也同样嵌入在具体的文化传统里。工业救国和文化救国一样都无法单独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总之，任何抽象的决定论都是武断的，都是错误的。

3、法俄革命也在作制度选择

笔者觉得朱先生认为的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就是英美类型的革命是在做制度选择，而法俄类型的革命，重点放在了文化改造，而不是制度选择。笔者认为正是俄式革命做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之后才有了这一选择下的一套文化改造，以符合他们选择的制度的要求。这一点不多做阐述了，只是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

4、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朱先生划分并分析的两种类型的革命可以看出，政治改革是可以独立于文化的，政治是不应侵入到文化领域的。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朱先生说：“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是的，我想从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出发继续讲一点这种关系。

卢曼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提出了社会的分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或者现代社会的多重语境(poly—contextruality)的概念。复杂性是指“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高度分化的潜在可能。”而解决这种复杂性的关键是增加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现代社会由诸如经济、政治体系、法律、宗教、科学、艺术、大众传媒、教育、卫生健康、体育、家庭以及亲密隐私等社会子系统构成。而所有的子系统都对社会的再生产发挥着作用，任何一个都不能取代另一个。“政治不能取代经济，经济也不能取代科学，科学也不能取代法律或宗教，或者宗教取代政治，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没有任何子系统高居上面和中心的社会。而任何子系统都是自我指涉的自生长系统。这种进化方式并不能保证做出最好的选择和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从卢曼的理论看，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是相对独立，而且是自我再生产自己，自己通过自我复杂化来解决本系统内部的问题。其他子系统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4.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四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唯有把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顺利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和文化事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有的改革和开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就难以推进，发展也难以实现。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相当复杂，既面临大好机遇，也遭遇严峻挑战。只有团结一心，保持稳定，我们才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确保稳定，才能抓住和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确保确定，才能渡过改革难关，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为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确保稳定，才能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确保稳定，才能妥善解决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5.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总目标总方向。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制约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条件，是关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兴衰成败的决定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总目标总方向的应有之义、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失去了本意。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两者的实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是它们的灵魂和精髓。当然，其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原因，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和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伟大事业和实际运动，是需要不断推动、推进和实现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成果，是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泛指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观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党的七大才首次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使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要突出它的中国属性，强调从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

6.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想基础的一致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二是基本立场的一致性。它们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三是理论品质的一致性。它们的理论品质都是与时俱进。四是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的一致性。根本任务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情况，提出新理论，解决新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做出了科学判断。

7.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加强此的自身建设是坚持领导的应有之义。毛泽东之所以非凡重视这一点，把党的建设作为三个法宝之一，是基于他对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的深刻熟悉。

中国此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时农民成为组织的主要来源。一批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把源于本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带进党内，涣散着党的组织，危害着党的事业。这种苗头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写给党中心的报告中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党的建设，非凡是思想理论建设问题。

建设是在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在《〈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建设18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党的建设与党的斗争是不能分离的。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积累着斗争的经验，加深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熟悉。18年的历史证实，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18年的历史还证实，党对中国革命的熟悉越深刻，党的组织越巩固，就越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的建设面临国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中国内先进思想和不良作风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考验着中国。然而，正是在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处理各种不同矛盾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得到了多方面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作风上，延安整风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实现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24年的斗争史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是中国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实践证实，这种结合进行得好，党就前进就胜利；这种结合进行得不好，党就后退就失败。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作教条，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者又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两种错误倾向都留下深刻教训。因此，把握思想教育，克服错误倾向，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基础。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进行自我评判的重要尺度。党的历史经验证实，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超过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尾巴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因此，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教育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党员每时每刻都不要脱离群众，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开展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解决党内的各种矛盾的有效方法。在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不仅在党外是处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轻易染上小资产阶级色彩。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内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此外，客观存在的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也会在人们的熟悉中反映出来，表现为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清除各种错误思想，维护自身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

在纪念中国28岁生日的时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这时，党的纪律问题再次突现出来。因为，党所领导的战争已经由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转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重申党的纪律。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28年的历史经验的时候首先指出了党的纪律。他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全面概括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

（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建筑工程系监理一班

8.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篇八

一．基本条件

1.社会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基本特点：① 政治：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侵占中国领土并扶植代理人，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② 经济：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与地主、买办阶级勾结，剥削中国人民；③ 思想文化：列强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侵略。）

2.历史条件：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相继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

3.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无产阶级壮大——共产党成立。

二．形成与发展过程

1.初步提出（一大—四大）；2.形成和发展（八七会议—中共七大）。

三．主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1.政治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里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2.经济纲领：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3.文化纲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它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

（三）发展道路

1.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探索（八七会议—井冈山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①．原因：a.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本性质；b.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c.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不平衡。

②．条件：a当时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分裂和战争；b.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地方；c.全国革命形势时继续向前发展的；d.有相当的正式红军的存在；e.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其政策的正确性。

（注意：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①．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无法有效进行，没有武装也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②．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调动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为武装战争提供群众基础，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③．革命根据地是武装战争和土地革命的依托。）

（四）基本经验

1.内容：统一战线、武装战争、党的建设

2.关系：三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只有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支柱，统一战线才能存在和发展；武装斗争以统一战线为基础，才能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党掌握的两个武器，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中心环节。

（五）历史地位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2.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指导思想。

9.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九

——郑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我讲话的题目是《如何理解个性张扬和遵规守纪之间的关系》。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忙忙碌碌地做着我们应做的事。在漫长而又短暂的学生时代中，我们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学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角色负责，不管今天还是明天，惟有认真地对待，才不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那么，如何扮好学生角色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遵守校规校纪，在学校的舞台上充分展示我们学生的风采。

我们学校历来非常重视学生遵规守纪的养成教育。现在同学们适应和遵守校规校纪的能力都比较强，绝大多数同学都能严格遵守校纪校规。但是也有少数同学不能正确地理解制度规则与个性的自由发展，纪律约束与个性张扬的关系，不能很好地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例如：有的同学对校纪校规无所谓，或者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以非理性的方式，甚至是暴力方式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有的同学以对抗老师的管理教育来展示所谓的个性，有些同学对自己的发型也特别的注重，认为染发是一种时尚，或者把发型弄得有些古怪。其实这都是非常幼稚的做法，只能成为成长道路上的障碍，或许有同学会说：“留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是我们的自由，学校不用管它！”有的大人也这样，同学们，是否真是这样呢？花开花落，大自然生生不息，用规则演绎着生命的轨迹。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阶段：童年---开心玩耍的时候；青年---努力学习的时候；中年---认真工作的时候；老年---幸福晚年的时候。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它们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都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珍贵的回忆。是啊，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主题，因而有不同的幸福。这些阶段应有的主题和幸福，或者缺失或者错位，我们的人生都将是悲剧，至少会造成遗憾！每一个阶段，都应有最应该做的事，如果把下个阶段的事提到现在来做，就意味着在两个阶段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且两件事都做不好！你能做到像老师那样天天站着学习吗？你能做到像你的父母那样辛勤的劳作吗？你现在能做到像成年人那样为了生计而奔波吗？不，你不能，因为那不是青少年的同学们所能效仿的，我们是中学生，作为任何一所学校的中学生，遵守校纪校规是理所当然；而违反校纪校规，是一种过错。发型服饰，看似是外表的东西，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也代表了学校的校风校貌。有谁会愿意听到别人说我们的校风不好呢？有谁不愿意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呢？错误的审美观，其实是一种不正之风，是一种不必要的模仿，是一种缺乏真正智慧的表现。我们身为学生，应该有一种浩然正气。

作为学生，我们应当明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学生行为规范》穿戴

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前不遮眉，后不过颈，侧不过耳），女生不穿高跟鞋。备注：除个别学生因为社会关注原因，例如：经常参与签售，公开活动或是社会接待工作。注重形象，个人流派宣扬的诸多原因之外，其他在校学生应遵循中学生日常规范第2条。学校规章制度建立并执行的目的不的限制自由、约束个性，每个人的优点和特长才叫做个性。火车之所以能够奔驰千里，是因为它始终离不开轨道；风筝之所以能高高飞翔，是因为它总是情系着手中的线；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军队的战斗力来自于铁的纪律断了线的风筝，不但没得到自由，反而栽得头破血流；脱了缰的野马，驰骋闯荡，呼啸而去，放纵的自由最终毁灭了自己并危及他人；失去轨道的列车，不但无缘于自由，反而导致脱轨的灾难。寻求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毋庸置疑，在个性、纪律、发展的关系上，张扬个性与统一要求是相统一的，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是相统一的。优良个性，必然包含了遵章守纪、民主法制这一最基本要求的规定性。有了纪律、法制的这一规定性，我们的个性才能对个人成长有益、对学校发展有益、对社会进步有益。否则，这种只顾自己、损害它人的个性只能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教师首先要教育学生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而学生的学习也应该首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之人，学做社会中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无不遗憾的发现，在学校里，不听从老师的教诲，说一些时髦的脏话，穿一些奇特的衣服，留着时尚的发型；不知道认真学习，在校园内大声喧哗，乱扔垃圾。这些行为直接影响同学们的健康成长，也影响了学校的形象。文明礼仪时刻提醒我们周围还有别人的存在，我们的行为会相互影响，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现代化的文明和谐的人际关系！

其实，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就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讲文明语言，做文明学生，平时不讲粗话、脏话；遵守校规校纪，不旷课、不迟到早退、不打架斗殴、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仪表整洁大方，不留长发怪发，不染发，在校期间不化浓妆、不佩戴首饰、不穿奇装异服；尊敬师长，见了老师主动问好；团结同学，互帮互助；爱好花草树木、公共设施，不在桌椅上乱涂乱画；提倡文明上网，科学上网；生活俭朴，不比吃穿，不浪费粮食。

同学们，让我们全校上下，携手起来，遵守校规校纪，让文明礼仪之花开满校园的每个角落，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一流的现代化名校而不懈努力吧！

10.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篇十

一、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梦源于对近代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深刻把握。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个国家，没有理想是落后的，没有思想是停滞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缺少梦想的民族

二、中国梦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重要论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群众新期待有机统一起来，全面系统阐明了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三、中国梦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第一次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三大要素有机统一起来，清晰概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指明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

四、中国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新境界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凝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新的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新的境界。

五、实现中国梦归根结底要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而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要把“认同中国梦、践行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自觉追求，埋头苦干，锐意进取，用劳动与汗水成就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