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7篇）

1.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篇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研究室是否属审判业务部门的复函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４日法函［１９９５］６２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１９９５］１３４号《关于法院研究室是否属审判业务部门的请示》收悉。对此，最高法院法（研）发［１９９１］４５号文早已明确，现再重申如下：

调查研究是审判工作和法院其他各项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和各级领导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正确决策，指导工作，正确执行法律和政策，做好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各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主要职责是：办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事务；参与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研究和修改；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起草司法解释或提出需要作出司法解释的建议。参加对疑难案件的研究、讨论；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调查研究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报送有关信息；预测趋势，总结经验、提高领导水平，及时有力地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研究室是一个综合性的审判业务部门，其人员属于审判业务人员。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的条件的，均应任命审判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2.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篇二

近年来,政府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如同公司治理对公司经营发展之重要性一样,政府治理影响着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效果。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系统以量化形式向公众、政府提供财政、经济方面的信息,为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政府审计则具有监督、鉴证和评价功能,促使政府履行其公共受托责任,是整个国家财政体系的“免疫系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我国自2000年开始的政府会计改革,改革动力偏弱并未触及会计核算的核心。2015年初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时,方案提到要完善相应的审计配套规划。政府会计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成本以及风险,其对政府绩效的改善则可能被弱化,这就更加需要政府审计发挥其作用。政府会计与政府审计的协同效应得到广泛的认同,政府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审计本身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路径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这为本文研究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的政府治理绩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60个国家,以其2007-2012年政府治理数据为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作用,以及政府审计在此过程中的协同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会计改革是由政府财政部门主导的,旨在降低政府交易成本、提高各部门经济绩效的行为。现阶段,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相比于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能够进一步优化收入、费用的确认与配比,从而提高绩效考核的及时性、科学性,并避免利用确认时点问题进行收入费用的操纵。会计师国际联合会也主张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体系的核算基础,更准确的反映政府部门的财务运行状况,有效的反映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评价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情况,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管理提供数据支持,解决政府债务隐性风险难以计量、控制的问题。因此,提出本文假设1。

假设1: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能够提高政府治理绩效

政府审计作为国民经济的“免疫系统”在现有政府治理系统中作为一种独立的体系一直发挥着预防、监督的功能。政府审计作为整个政府会计改革的配套制度,既是政府会计改革的推动力量,又是政府会计改革的受益者,两者之间在目标、原则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内在联系,政府审计通过履行监督职责推动政府会计改革顺利进行并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政府会计作为整个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政府审计的监督对象,提高政府会计的信息质量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目前政府会计系统由财政部领导,而政府审计由审计署负责,在实际工作中政府会计与政府审计存在着许多业务上的交叉,审计部门通过长期大量的经验总结,掌握了大量政府会计运行的一手资料,对于政府会计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细致的了解,能够为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路径提供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政府会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所提供的经济数据是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对于以财务信息为审计线索的政府审计而言,推动政府会计改革,提升政府会计信息质量和治理效应又是政府审计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是提升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政府会计改革需要政府审计体系的跟进,在完善的政府审计配套机制的作用下,政府会计改革将进一步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促使政府会计在业绩评价、债务风险管理等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提出本文假设2。

假设2:政府审计增强了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尚未进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因此,本文研究数据为国际上已经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国家开始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改革,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进行了相关的调研,本文从调研数据中选取2007-2012年的数据,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剔除2007-2012年数据不全的国家或地区;剔除未建立政府审计的国家或地区;剔除发生战乱或剧烈政治动荡的国家或地区。经筛选后共选取6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通过查阅OECD的《国际预算措施和程序数据库》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政府会计改革以及国家政府审计方面的相关数据,通过查阅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网站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采用国际公共会计准则进行核算的情况。查阅世界银行的政府治理绩效“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获取样本国家公告治理相关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政府治理绩效(GMP)。政府绩效的计量应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综合考虑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目前,对政府治理绩效较为权威的计量是Kaufinaim等设计的全球治理指标,本文选择的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从六个维度对政府治理绩效进行评价,这六个维度分别是话语权和问责权(GMP1)、政府有效性(GMP2)、政治稳定性(GMP3)、规制质量(GMP4)、法治指标(GMP5)以及反腐败(GMP6),由于数据库给出了样本国家各项指标的得分,因此,本文直接以得分数据作为政府治理绩效在某一方面的评价得分,以六个指标相同的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值作为政府治理绩效的综合评价得分。

(2)解释变量。政府会计改革:从目前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会计基础的选择,即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的基础,还是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现有研究表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能够更好的反映政府对资产的使用效率、政府承担的负债的风险水平,并能够提供更多的决策支持信息。政府审计(GAUD):本文根据OECD的《国际预算措施和程序数据库》中有关政府审计的调研报告及相关数据汇总为依据,通过分段赋分的方式对各国政府审计有效性进行计量见表1。

(3)控制变量。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因素还包括其他经济指标,参照现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基础设施越完备,越有利于政府绩效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国或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本文选取GDP指标的自然对数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水平越高,公众参政议政的意愿越强烈,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越强,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贸易开放度(TRA),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地区经济发展和治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越大,促使政府职能转型,进而对政府治理绩效产生影响,本文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计量。政府负债率(DEB),以中央政府负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计量衡量负债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所示。

(三)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模型(2):

表示公司治理绩效的留个子指标,即话语权和问责权(GMP1)、政府有效性(GMP2)、政治稳定性(GMP3)、规制质量(GMP4)、法治指标(GMP5)以及反腐败(GMP6)。

以政府审计为调节变量,加入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审计的交叉项,构建模型(2)检验政府审计对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

采用STATA11的非连续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进行多元回归统计,以模型(1)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以政府审计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2)检验政府审计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政府会计改革的均值为0.3633,表明采用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国家数量占样本总数的36.33%,自2007年以来,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新趋势,经过近10年的发展,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不断发展完善并在一些国家趋于成熟。与此同时,政府审计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政府审计的平均得分为56.3354,表明各国政府审计系统处于一个相对完善的水平上,而程晓(2014)年利用该指标体系评价我国政府审计的完善度得分为55分,我国政府审计体系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得分的均值为59.5712分,最小值12.15,最大值97.65,标准差为22.1254,表明世界各国在政府治理绩效方面的差异明显。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判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对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变量政府会计改革变量(GAP)与政府治理绩效(GMP)的相关系数为0.7219,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绩效。政府审计完善度(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政府审计对于政府治理绩效具有提升效果。同时,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3633,可以判断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统计。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

(三)回归分析

(1)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采用模型(1)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别统计政府治理指标加权平均值以及六个子指标与政府会计改革的相关情况。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回归统计结果见表5。政府会计改革变量(GAP) 与政府治理绩效(GMP) 的相关系数为20.1421,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显著提升了其政府治理绩效水平。验证了假设1。同时,政府审计(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315。进一步分析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六个指标之间的联系,发现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的六个方面均正相关,其中,政府会计改革与“反腐败”的相关性最高,表明政府会计改革提高了政府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尤其是三公费用的使用情况得到有效监督和控制,有利于发现腐败线索,继而形成对贪腐人员的威慑,有效遏制政府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使得政府债务水平能够更准确、科学的量化,避免了部分政府部门为了业绩,不顾债务风险,片面扩大投资而带来债务风险过高、投资收益低下的问题。同时,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以“各项交易或事项是否发生作为确认依据”,政府债务不能转移到下届政府,有效抑制政府部门的面子工程,倒逼政府加强配套法律的修订完善,拓宽政府公共事务的透明度,从而增强了公众的话语权和问责权,提高政府有效性,增强社会政治稳定性,提高社会规制水平和法制水平。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多方面的系统支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公众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有助于促使政府提升治理绩效。贸易开放度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政府债务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负相关,表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会给政府正常运行带来风险,风险过高本身就是治理水平低下的表现之一。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括号内数值为p值。

(2)政府审计完善度、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公共治理绩效改善。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绩效的提升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审计是整个治理框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能够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对政府会计系统的监督、咨询功能,更好的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为了检验政府审计对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利用模型(2)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统计,结果见表6。交互项(GAP*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显著正相关,即政府审计能够强化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且在加入交互项后整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在不同政府审计完善度截面上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关系的变化,本文研究GAUD变量均值的三个连续性条件变量取值上,政府会计改革变量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的差异情况。表7的统计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政府审计完善度的提高,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不断提升,表明政府审计强化了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向效应。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与权责发生制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的差异从26.38逐步增大到31.09,且P值为0.000,表明不同会计核算基础对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改善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随着政府审计的完善,两者的差异程度增大,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审计对于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验证了政府审计完善度与政府会计改革之间的交互效应,如果不存在交互效应,在每一个截面上,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与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的均值差异就应当是相同的,而政府治理绩效均值差异的变化就表明了交互作用的存在。随着政府审计完善度的提高,均值差异变大,表明了会计核算基础选择差异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逐步增强。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审计的完善能够更好的发挥鉴证、咨询功能,提高了政府会计系统的效率并提供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系统效果远不如权责飞。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即政府审计强化了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的正向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括号内数值为p值。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国家是否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来衡量一国的政府会计改革情况,如果改革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作为本国政府会计核算的基本准则,则IPSAS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替代本文的研究变量GAP,按照上述分析过程进行回归统计,结果同样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DECD数据库为基础研究了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完善度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更全面、清晰的反映企业的资金流动、债务负担,更明确划分经济责任,便于进行绩效考核,增强了政府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促使法律法规修订完善,有效制约了政府人员的寻租行为。政府审计作为国家运行体系的“免疫系统”,对政府会计系统具有监督、鉴证、咨询的功能,因此,能够提升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政府审计与政府会计具有协调效应,政府会计改革为政府审计提供更高质量的财政数据,而政府审计则为政府会计改革保驾护航。

(二)建议

3.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篇三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政府规模;经济发展的阶段

在当代的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主体,而这存在着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回避的。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在国家与经济的互动中由好的政府型塑出来的。近代社会先后出现了“守夜人”、国家干预主义等等。但是无论是那种主义,都没有彻底的解决这一对矛盾。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如何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无论是从自身发展轨迹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要素来看,规模都是不断增长的。我国政府规模是否适度,不仅关系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寻求和实现适度政府规模是各国纷纷追求的目标, 特别是对已经被机构臃肿和“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困惑很久的中国政府来说,构建一个高效廉洁、规模适当的政府更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么,何谓适度政府规模? 人们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进行界定,笔者以为,适度政府规模就是由政府职能规模和机构规模为主要决定因素,以政府合法性为底线,以经济、效率、效益为原则,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政府与公民权利均衡,政府资源最优配置以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良性互动的政府规模状态。据此,文章拟从理念转变、职能构造、组织结构、公共预算体系建设四方面论述适度政府规模的构建路径。

世界经济的发展普遍存在着四个阶段:经济起飞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政府起到的作用应当是不同的。因此也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应对当时的经济局面。

1.经济起飞时期

以我国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系中,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不能接受市场经济这种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经济形态。当时社会,许多政府尽管支持自发的市场行为但由于担心党的路线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因而未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而是代之以视而不见的默许态度,这也就是一种支持,尽管有些消极的成分。但是今天看来,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度的的确确给全国的市场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在这一时期中,由于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政府去完成。例如,政策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与修改、基础建设的实施、市场行为的引导、唤醒全民的经济意识。因此政府部门需要一定幅度的增加。

2.快速发展时期

在经历了起飞阶段,经济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政府的职能就会有所转变。而政府部门未能处理好二者关系,或者由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会使整个市场元气大伤,造成了市场的无序与混乱,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这一阶段时,政府应当进行机构重组,把一些在经济起飞时期其重要作用,而在当时不再能够做出贡献的部门裁撤,转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建立新形势下,能够满足即时需要的部门中去。

3.经济发展成熟时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各项制度、原则都以基本定型,市场自身调节的功能日趋完善,不再需要政府时时刻刻进行调节。

4.经济衰退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周期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20 世纪曾两次陷入困境,30 年代的大萧条和70 年代的滞胀问题分别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得到了缓解,促成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就说明了政府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在经济衰退时期,经济发展无力,大量企业倒闭破产,此时政府的规模需要适度减小,这样一方面可以削减开支,毕竟政府本身是不会创造利润的。另外一方面,在经济处于衰退时期大量企业减产甚至破产,许多政府部门工作量变少,甚至无事可做。如此一来,政府裁撤机构,有利于增强政府的灵活性,并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新的棘手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中起主体作用的应当是市场,而政府的角色则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其发挥作用的区域应当是那些市场无法发挥功效,即出现所谓“市场失灵”的领域。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上所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四个阶段:经济起飞时期、快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衰退时期。在这四个时期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从而也就决定了每个时期的政府规模应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1]拉尔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M].王根蓓,陈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金红磊.论适度政府规模的构建路径[J].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08.

[3]马力宏.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浙江模式[J].浙江行政学院,2008.

4.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篇四

——以北京中关村科学园区为例

摘要：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通关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关键词：政府；企业；知识经济；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得世界的焦点再次聚焦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我国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制度朝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修正，使人民的生活不断获得改善。政治与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密不可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逐渐分道扬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分工也愈来愈明显；但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许多经济学者投入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学者投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政治经济学通常有三个层次，一是国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国家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是国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者讨论的焦点都是所谓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在现今科技强国的背景下，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些产业的功能与作用，使得高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政府带来更优化的经济利益，促进和谐共生的发展，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中关村为例，在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不仅扮演前导性的角色，设立相关研究机构，并进一步制定适宜的政策与建议，同时还为企业提供经费补助与政策性支援。由此可知，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牵动着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成长。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大陆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30% 以上的增长速度，也是北京税收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大陆53个国家 级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表现最傲人的地区。一九九九中国大陆国务院对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报告》作出批复，于是，国内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新经济的代名词，成为国内资讯产业和高科技的象征，和最受关注的区域。这也是本为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分析的主要动机。

本文的目的在于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介于此种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二是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三是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四是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导向性建议。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即通过具体的物质实体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现况来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限制

本研究的范围是以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亮点在于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能够以具体的事例来展现政府与企业的互动，2 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深究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此同时，本文的的限制在于仅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文探讨对象的“全面性”，如果说限制的话，这算是本研究的一个限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政府竞争力

高科技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探讨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相关，值得被现代的学术研究所重视，政府期待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但知识经济在为政府创造有力发展的背景下，也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正也彰显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知识经济的冲击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根植于一九七零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而却发源于二十世纪终结前十年的一九九零年代。90年代以来，以知识导向经济为特色的全球化趋势，影响各国的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和新的就业关系，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改变国家角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根源于一九七零年代以来欧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以及针对此危机而由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主义式重组策略；尤其以英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策略强调国家解除管制与经济自由化，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并为一般政府带来剧烈的挑战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虚拟化的现象。此外，二十世纪末知识经济的发展强调企业创新、互动学习和工作弹性，也让我们必须重新从理论上思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随著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及工业与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促成传统资本主义的解组；其具体表现在工业、财务金融与政治上的变迁。工业解组显现在工业产品必须导向资讯化、市场多元化，讲求个人品味与自然主义；工业也因利润下降而必须外包其生产者服务的部分或缩小公司规模以从事弹性特殊化的生产。在金融方面，自一九六零年代开始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国际化凌驾了美国的金融影响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加上一九七三年美国采用浮动汇率，更造成国际资金快速流动与国际金融的不稳定；这同时也代表冷战时期在“美国霸权 3 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之崩溃。

另一方面，企业也同时纷纷要求政府解除资金进出管制。因此，在工业与金融均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下，政府对其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国内政治的变迁则表现在新社会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兴起，政治发展不再完全基于阶级差异，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如环保与妇女运动）等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影响政治。总之，高科技公司的全球运作、政府解除管制所助长的跨国投资与投机，和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同时造成全球市场的扩张与不稳定；尤其当前资本市场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证券化、解除管制和电子化，更使资本市场（包括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延伸至全国与国外空间，而不再被镶嵌或局限于具体时空。

另一方面，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界也分别从技术创新、组织形式及生产方式等变革，去除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等僵化现象，期待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知识经济大浪潮的冲击，政府究竟该如何面对呢？

政府到底如何应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呢？提倡国际竞争力、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就工作福利国家而言，则是着重在创造工作机会、工作弹性、再训技能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反身性（即依审美观和认知而决定生产和消费）。故政府必须在全球层次与国际脉络下针对这些重点而对国内做策略性、供给面的介入。

关对知识经济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人才、法制、社会伦理而发展；知识经济尤其需要有创新能力和冒险进取精神的人才；知识经济的重点不在知识，而在转知识为利润，也就是利用科技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利润。因此，他强调在发展知识经济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伦理建设及法治建立等，这显然表示政府仍须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技武装强国的战略武装下的我国，必须以科技力量为武装，核心技术为依托，合作共赢为前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增加筹码。

第二节 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指一个地区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条件。它的内容 4 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教育水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及人口素质等。在一些人的意识或潜意识裡认为影响投资的，只是地区经济实力、政策环境以及现代化设施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经济环境、人才环境、商业环境有着重要影响，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在一个有着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和传统的地区，虽然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但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复杂，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之下，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也不尽相同。共生于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使用体，需要考量多重因素，以求制定出最科学合理的政策，因为面向未来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调控的发展。以税收为例：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精神发出通知，从自行开发软件产品、技术转让、科研资助、高新技术产品有关的进出口和科研机构转制等5个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通知》自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通知》的下发执行，将会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对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向产业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通知》明确规定，对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征营业税，不征收增。

国家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角色。

税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一般的需要，以此达到社会财富重分配之目的。税收是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众多机能的运作全部有赖与税收收入的支应。因此，为确保国家机能正常运作，宪法乃将纳税订为人民之义务。宪法规定，人民之自由权利，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时，均受宪法之保障。综上所述，根据宪法所保障的一般的行为自由，原则上，纳税义务人得自由安排其事物，减 5 少税额支出，就是说在多数法律形式中，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之税法上效果的形式。简而言之，这是人民的权利。人民应该重视重税，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而纳税义务人所缴纳的税额，多数为纳税义务人辛苦赚取的收入，若未进行任何规划，或因不谙税法之规定而多纳税额，无疑于白白放弃自身的权利。所以，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前提下，怎可轻易地放弃节税的权利。努力钻研税法的相关规定，用心设计节税之策略，以减少税捐的支出，也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增加，因此，纳税学者谓“纳税筹划”指为使纳税负担达到最适最轻，所为之规划，就是即对纳税负担进行的规划。

具体对于企业的步骤如下：

首先，确立明确目标。选定负责筹划的负责人之后，必须与该人确立所需进行筹划的范围，也就是说针对何种税目进行筹划进行明确的目标确定。

其次，完整评估环境。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除考量纳税义务人本身所具有之条件外，还必须要估量整体的税收环境。

再次，增加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纳税筹划，是纳税义务人为使纽税负担达到最低、最合适的程度，在适法之范围内，选用最有利的规定或方法。因此纳税义务人必须十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才不至于违法。

最后，保证计划的有效落实。完成纳税筹划可行的租税策略后，为达到所预期的效益，必须确实执行，但纳税筹划有时长达数年之久，必须保证策越具有弹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或法令的变更，如此，才能在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做可持续的纳税筹划。

第三章 中关村科学园区简介 第一节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概况简介

“第三次工业革命”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并且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中关村科技园区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首，北京市经济核心，中国大陆之知识产业首先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略见雏形。但仔细比较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悬殊，中关村科技园区之知识产业发展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建立适宜的制度和环境是决定中关村未来走向的关键。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已经聚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 6 万家，形成了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第二节 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预测

中关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没有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关村科技园区不可能达到如今这种发展规模，未来，中关村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利经济发展潮流，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中关村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也一定长久占有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领地。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的方向是一定明确的。

一、从自发走向自主

美国硅谷的掘起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树立了科硏、教学、生产紧密结合，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新典范。但是由于自发性科学园区缺乏总体规划和协调管理，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住房紧张等问题。为此，后来者以此为鉴，政府积极参与到科学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当中，把园区发展方向、基础和公共设施布局、市政、交通、通训、环境等问题同时考虑的总体规划的作法，它也成为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计新建科学园区所遵循的原则。

二、从模仿走向独创

科学园区对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上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兴办科学园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于，经过一番模仿美国硅谷的热潮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 府悟出，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一个或几个高技术领域的硏究开发，进而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是建设科学园区的经验。

三、从国内走向国际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园区呈现出明显国际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合办硏究开发机构，到国外科学园区设立分支 机构和企业、成立国际科学园区组织。

这也是中关村园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这一趋势，可帮我们更好的把握政 7 企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才有可能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好，助力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章 政府与高科技企业关系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

第一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了解高科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就必须要明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看法与态度，这一先导看法将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二是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这一实际印证政府对其的看法与态度；三是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态度与看法

高科技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透过科技与文化，创造出利润，同时，利用其经济商机，尽可能的进行商品化，并在商品化过程中，以科技为媒介，生产出文化性的产物，即文化商品。其实，如今高科技的科技产业包含两种观点，即科文化与经济，从文化观点上看，文化商品集聚人类的知识、感性、想法以及创意力等文化性因素，且透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提高国家形象，从经济观点上看，由于智慧经济、服务产业的核心领域，创造出高附加值、雇佣、新产业、新市场，且随数字技术与媒体发展而成长，能响应全球水准的 IT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多频道、多媒体时代以及环保型工业(无烟窗工业)时代。因此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科技产业。政府改变了对于既有科技产业政策态度，其政策重点从督查与限制更多的转换为扶持与支援，但由于不齐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及产业环境，科技产业政策并未获得成效，在1997年末期所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导致中国高科技产业处于萎缩的困境中。政府开始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且界定其角色与任务为扶杭文化产业，展开科技产业的支援政策。政府营造有利企业活动的周边环境，同时，让具有创意性想法与规划的企业开发与制作科技产品，提高科技商品的竞争力，且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政府助力于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曾印发《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切实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大型银行充分利用机构和网点优势，加大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8 建设力度。引导中小型银行将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结合，科学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14年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他说，“这里既有服务业增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激发了大众的创业激情。”李克强强调，从眼前看，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是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一招”；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招”。

二、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探讨

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政企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因为开放民主的政府既期望和谐稳定的关系，又总试图掌控企业的发展。所以，和谐的表面下也经常涌现着诸多矛盾。总的来说，政府在政企关系中，主要有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价值选择的引导者、行业标准的主导者、市场行为的监管者、价值冲突的协调者五类角色。

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不同于以往高科技企业注重投资环境和利润，如今政府主要以引导推动的方式积极促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为企业社会责任搭建舞台，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效果，让社会民众也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价值选择的引导者：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一方面需要企业的自觉，更需要外来力量的驱动，必须加强扩大并帮助企业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并且提高企业覆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行业标准的主导者：主要指的是一个技术联络和管制的工具，企业必须从此规范里来得到保障而才能从中得到发展，也能做到交易公平合理、减少纠纷。

市场行为的监管者：各个国家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企业自律此实施主体为企业，其二为行业自制此实施主体为行业协会，其三为政府管制此实施主体为政府，一般理想的状态是此三种层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价值冲突的协调者：现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但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容易造成负面、消极的影响，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政府公共理性的角度出面协调，促进并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价值。

三、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相比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灵活而多元的角色，高科技产业在政企关系中则要被动得多。实际上，这种被动似乎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对市场风险的背负、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等三方面上：

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策执行可分为三大模式，包括：第一代的由上而下模式、第二代的由下而上模式与第三代的整合模式。一个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没有执行，就无从达成其政策目标，如执行不力或选择错误执行工具，轻则政策成效不彰，严重则可能导致政策失败，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可见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执行是一种将政策付诸行动的过程，包括组织活动、解释活动、应用活动三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制定合理的策略，诠释政府的政策、并能有效的执行。

市场风险的背负者：与政府的多种角色不同，任何企业的经营都是以生存为主要任务的，其中环境风险是企业营运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企业为了有效管理个体，需要尽量在合理可行的代价下，尽最大可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预期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能够减到最低。所以，企业在对风险进行管理时，有可能会悄悄的避开政府的政策，或者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规避有可能承担风险的政策，潜在的可能造成政企矛盾。

社会责任的履行者：首先，不必说，政行执行何种的权利就也应予以承担责任，政府在执行权力上必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达成社会福祉；其次，高科技企业一方面要作为社会公民它除了要面对政府、市场与整个社会且为公众利益不断努力，制度的行成以及公共利益的实践，此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覆行社会责任也需要政府给予的舞台才能发挥，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企业就没有覆行的条件与背景。

从政府与企业的不同角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复杂的、模糊的，不是一两句简单地话可以概括的，这一点既反映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又为我们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现实性依据。而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遵从双方可能的、潜在的利益，走上相互合作的道路。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政企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还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说银行的资金支持，10 银行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各项高科技企业信贷支持政策，不断创新高科技企业金融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全力帮助高科技企业客户成长壮大。深入洞悉高科技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全面推出相应的服务品牌，建立完善高科技企业信贷机制，推进专营机构建设和业务服务流程优化，为高科技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灵活、专业的金融服务。建立高科技企业批量经营模式，提高融资效率。

但因服务的定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一连串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行动的程序表现交错组成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但能使消费者满足其需求；服务通常与实体产品一样，是由互动的双方透过某种程度接触，进而达到双方的目的。品管大师曾说，“服务”是“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银行服务品质乃是银行提供正确、迅速的业务服务，并且对于顾客的应对及建立互动关系的维持，甚至包含营业环境及银行提供无形及便利的服务以满足顾客期望需求的满意程度。也是因为银行业亦属于服务业之一，有四大特性，即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可变性、易逝性。当市场需求变动很大时，银行服务则立即面临考验，例如月底和发薪日以及假日症候群，不仅银行营业厅人满为患之外，金资中心也常因为处理资料过多乃至拥塞而发生突发事件。

第二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探讨

任何一种关系的背后牵扯到的都不仅仅是有关双方，更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博弈。在政企关系的背后，所加持的不仅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核心利益，更是相关问题方的正面较量。因此，我们难以忽视政企关系背后所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政府方来看，问题有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的缺失三方面。从企业方来看，主要是政策执行的不利的问题。而双方在背负公共利益时，都偶有疏忽。

首先来看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管理的是复杂而多元的国家实体，尤其在我国面临全面发展转型之际，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处理大量棘手的问题，对民众和企业来说，政府是坚实可靠的保障，对国家来说，政府是忠实可信的执行力量。但在处理与高科技企业的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对的是三方面的问题：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等问题，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此赘述。

同时政府还要确保共同资源的分配，共同资源是指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人的 11 资源。因为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大众，所以人人都有权可以使用，人人不必支付代价或支付很低代价就能使用，故大多数人可能都倾向尽情使用，最后造成使用过度或无法有效使用。此外，当不同企业共同开发同一资源时，如石油或鱼群，将无任一企业有足够的经济诱因去维护这些资源。在管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业者将争先开发原油或鱼群，而政府之管制将可避免过度开发或浪费，以延续共同资源使用年限或有效使用。

而外部效果不管有利或不利，都会造成缺乏效率的市场结果，因其会造成边际私人成本不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致造成市场失零。所谓外部效果是指市场交易的结果对非交易的第三者所形成的影响，又称“第三者效果”，亦非交易第三者承担了交易成本或效益。当此一影响为有害时，称为负的外部效果或外部成本。外部效益的例子如：教育、国防、道路等。外部成本的例子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等。不论是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受影响的第三者都是非自愿的。当这些成本被外部化且由社会大众來共同负担，并未直接转移给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产品价格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生产成本。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过少（具外部效益）或过多（具外部成本）的产出，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与效益只反映了市场交易双方的成本与效益，没有把受影响的第三者之成本与效益列入所致。所以，只有在污染此一外部成本必须加诸于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才会设法减少污染。当外部成本能反应在产品价格中时，消费者将会避免消费高污染的产品。

一般而言，经济管制是政府为了解抉造成市场失灵所的公共材、外部性、自 然独占，以及资讯不对称之问题，以维护大众利益，经由立法及其执行，管制企 业行为，以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干预方式。

其次来看企业方的问题。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主体不同是分开的，政策执行过程乃是政策制定之后的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两者之间有其任务界限，政策执行者是非政治性之技术官僚，政策执行的性质是中立、客观、理性与科学的。也就是说，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基层的企业，企业的执行能力与行为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这也是落实政策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政策执行是行动者的复杂互动结果，高科技企业不仅仅接受上级指挥命令，而是具有裁量权，政策执行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互动的过程与产出，决策者与执行者透过妥协、议价、协商或结盟的活动达成共识，故彼此互惠远比上下指挥更为重要。

企业的经济责任被视为是企业传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企业股东的责任。大致而言，企业经济责任所指的是“追求组织最大利润”，这是企业经济责任的首要目标，企业得利，其股份持有者、公司员工等也会因此而受惠。“利润先行”的主导原则让企业在全面深入的渗透市场进行发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牺牲。除此之外，企业还背负法定、道德等责任。

最后，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政府来说，政府并非“非营利组织”，政府是运行管理国家的重要媒介与工具，除了可获得有形的实质经济赞助之外，还可以从中学习企业部门的经营精神与技术，更希望能够透过彼此合作互动的机会，让企业部门感受到政府内在的使命与理想，进而愿意负起社会责任，为社会整体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同时，政府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对企业而言，过去企业部门参与公益活动只是纯粹扮演金钱或物资的赞助角色，对于公益活动的实质内容鲜少深入关切或参与讨论。受到外在环境改变，以及企业理念也以经济利益为前提，逐渐转变为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以自身的力量或透过和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积极主动的参与公益活动。

一方面，对企业来说，除了为获得实质的经济支援之外，无形的技术与人力之辅助，也是一项额外的附加价值。更深层次地来说，高科技企业期待能够透过与企业部门的合作，将其理念宣导给企业部门与社会大众知悉，让企业部门愿意负起社会责任。这是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在运作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有形与无形资本，以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单单只是来自企业部门营运的结果，也包括来自于社会大众及企业部门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因此，企业部门的发展与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企业必须承担整体环境下所负载的社会责任。

未来高科技产业究竟路在何方？

一、完善顾客管理体系。顾客关系管理日益备受重视，顾客关系管理是一种 13 管理顾客的方法，指企业透过有意义的沟通来瞭解和影响顾客之行为，以达到增加新顾客，防止旧有顾客流失、提高顾客忠诚度和提高顾客获利的一种手段，是一组技术；也是一种反复将顾客资讯转换为正面顾客关系的过程。顾客关系管理的本质是一 种企业策略的执行。目标则是为顾客创造长期价值，同时达到企业利润极大化。透过积极使用资讯，将顾客资讯转化为顾客关系管理的互 动过程。顾客关系管理是从建构顾客知识开始，让银行建立长期的与资源管理的顾客关系和顾客互动。顾客关系管理的定义是透过资讯科技，将行销、客户服务等加以蝥合，提供顾客量身订製的服务，并增加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用以提升顾客 服务品质，达成增加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企业能够经营成功均有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不是产品而是顾客。随著时代的演进，企业与顾客互相沟通、信任、互动、相互定位；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顾客关系管理，才能够增进企业的投资报酬率。

二、提高顾客忠诚度。顾客忠诚度就是是顾客对于事后服务满意之后的一种行为表现，当顾客对某一产品产生忠诚度时，即顾客信任该企业，甚至愿意承诺继续与该企业往来，重复地购买科技商品外并且免费银行正面做宣传，也会推荐该产品给其他顾客，为企业带来更多新客源。当顾客对某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感情、依赖与认可，形成偏爱并坚持长期重复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会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表现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种高度信任与忠诚的程度，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在根期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优势评价。通过提升售后服务与服务品质来满足顾客的需要，维持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网络，最重要是要让顾客对企业产生满意度、忠诚度，这也是高科技企业经营策略上一大课题。

三、确保售后服务。事实上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企业品牌形象表示业者给予顾客的保证与保障，顾客才能够安心放心有信心产生冉次回瞋意愿，更会快乐地向他人推荐与之往来。相对而言，如果劣质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负面企业品牌形象，顾客将会产生愤怒、悲伤、担忧与害怕，随之拒绝往来，更甚至于大肆负面宣传，导致其他金融商品投资人资金抽离，公司灾难可能因此而发生，在秉持“稳徤、前瞻、专业、热忱”的品质政策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大众与永续经营。这是也正是未来所有高科技企业该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原因解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企关系矛盾背后隐藏的利益的追求的异化，那么，政府和企业到底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在企业部门的“营利”目标与政府之间的“非营利”目标之间，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提升资源应用的效率，创造更高的运作效益，并让自身能够在需要的时机被主动发掘，并自身应致力于提升为被企业投资的对象。因此，两者间若能在社会责任与企业营利的矛盾中找出平衡点，且在企业利益和公益维护的折中过程中做出最有效的运用，对企业而言，应能共创双赢的局面。政府也可以透过建立彼此的伙伴关系而获得进入市场的管道，同样地企业也可借由与政府的合作，达到提升企业形象，促进组织成员反思的目的。所以，双方还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获得彼此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对方的技术、对问题的分析或管理风格等而期待建立良好的、共生的互动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关系，本文也提出了如下策略，仅供参考：

第五章 建议

进入大数据时代，受益的不仅是高科技企业，政府也是受益者，政府监管部门的覆盖规模与精确定位能够同步实现，这让监管更有底气。其实，在法治社会中，企业与政府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传统的婆媳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价值就在于法治秩序决定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江湖式企业经营与随意性的治理监管都是非健康的市场成长模式，在权力制约的角度，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严格划分；但是从职能服务的角度，政府与企业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而为了更进一步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就对其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科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政府管理下的公共利益需要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本质是行公共之政，而公共最早在希腊有二个意思，其一是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一个人能同时考量公共精神和意识到参加公共事务的表现。其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和互动中能互相照应和关的一种状态，由此二者都可以看出其意境都是在群体生活的背景，有群体生活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而这裡的公共也就是社会的一种，二者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指众人所享有的，也涉及了国家利益与广大社会公众福址的利益，它并非简单的集体利益，而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公共管下的出发点和目标。

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说的其实是公共利益，社会是一个企业作为依赖和发展的 15 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企业也需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企业除了为社会也必须为政府管理的框架下，承担应当的社会责任，其主要也有二大原因，其一为企业需要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养份，离开社会，企业将不存在。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渐渐转移至企业、机构、团体的手中，有政府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共利益价值导向下公部门管理的需要，也是企业想要永续发展下必然的趋势。

（二）政府管理实现治理理念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国家对于治理理念的兴起，提出了一套理念与制度架构，其认为管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下公共事务诸多的总和，是一种衝突与调合持续的过程，也有特定的权力与执行力使人们服从，然而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它也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但他不可能是绝对的，也没法替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良好的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管理、参与，而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它的本质其实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也是二者的最佳状态，也可以说，良好的管理也是是国家向社会回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的主要公民之一，必须提倡公共精神和责任的意识，积极承担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是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当然责任，只有所有企业都能够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出现稳定、和谐、良好的局面。

（三）政府公共管理结果的责任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徵是在于它的公共性，对公民负责是最根本的义务关系。西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力图建麽一种责任机制，而这种责任机制要求的其实是实现顾客满意，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满意，另一种管理主义责机制是在该模式中加入了对公众的直接责任，前者其实和企业私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相关，后者则和政府公共管理相关。许多公共产品的顾客满意度也和各企业直接相关，例如：空气质量问题。从上述也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下所追求的顾客满意目标，如果少了企业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这裡才会说明为什麽政府公共管理的结果也需要企业一起来承担，从这裡企业不只是在法律或出自内心自觉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企业如果有其行动，如慈善捐款，那也会产生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能缓和其矛盾还能够使得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下的信任，实现社会和 16 谐。

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落实政府公共管理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公共管理的介入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与社会互动中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为不良行为承担结果，任何企业的互动对象总是有限的，供应商、销售商、广告商、管理咨询者、学者、顾客、潜在的顾客、社区、潜在的员工以及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社会大众都会有一定的界线，以上几种我们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这些能和企业直接互动的对象实际上就像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公众之一部分，而这些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公共利益。而企业的外部行为能直接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而企业内部行为则能间接地对公共利益造术影响，前者就好比是企业的排污行为，后者就像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行为，企业就像是社会的主体一般，它的行为总是和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麽政府要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要求政府加强立法与监管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如果有效率的使用资源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以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去消费产品，企业就实践了企业社会责任。故为了推动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公共管理必须加强相关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要有一个稳定、效率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制度，除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外，也应加强政府的执行力，甘此才让企业意识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取向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的激励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动机很多，但真正能够吸引并业承担社会责任，吸引他们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其实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企业使用资本来产出最大的价值，有一隻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引导他们去促进另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原本想追求的价值，也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因为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单方面想达到利润最大的情况下反而会为公共利益带来伤害，这也是执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问题之一，而想要化解此一情况达到双赢的情况，只能依赖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激励制度。然而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企业追求自身利，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政府能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与企业二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政府应在何种意境扮演什么角色来辅助、规范、协调企业，而企业又应在什么什么条件下回应政府。双方都必须要拥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实践出真正的结果。“平等对待、共同奋斗”是政企关系的深层次润滑剂，也是长远深度发展的要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5.乡村政府债务状况研究 篇五

摘要：

近年来，村级债务问题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而不断显现，沉重的债务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村级债务引发的村级干群纠纷、农民上访、贪污等问题时有发生，影响了党的各项农村政策的落实，激化了干群矛盾，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解决好农村债务问题，能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乡村债务的现状分析

全国村级债务目前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据，据2006年上半年农业部的抽样调查统计，截止2006年上半年，全国村级债务已达到4000亿元。另有学者估算，我国村级债务在6000-10000亿元之间。此后，没有资料表明再进行过全国性的村级债务调查工作。目前比较认同的全国村级债务不低于6000亿元。

（一）乡镇债务的主体

1、乡村政府。乡镇政府在运行过程中，为实现其政府职能，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乡镇政府负债实际上就是乡镇财政负债。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权组织，要行使政府职能，必须有财政收支，当政府财政支出超过其财政收入，这时就出现了财政赤字时，如何弥补赤字，债务资金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乡村范围内，乡镇政府是乡村债务形成的主体。

2、村级组织，即村级经济组织。本文所提到的村级组织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有一定收入及支出，当支出大于收入的时候，就形成负债，成为乡村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3、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包括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现在的乡镇企业被农民所兴办，从事商品生产、交换、服务的盈利性组织。从兴办的性质划分，一般是农民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不同经济成份混合所有制三种。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乡镇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举债方式筹集资金，也成为乡村举债的主体

（二）债务种类

乡村负债一般体现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有银行贷款、农金会或其他基金贷款、统筹借款等；隐性负债一般有欠发工资、欠发公务费、欠付楼堂馆所等基建资金、欠付修路铺桥等公益项目资金、财政担保和其他方面可能形成的债务。

从债务的表现形式来看乡镇债务主要有欠上级财政部门的调度款、周转金借款、银行借款、各类工程欠款，以及向一些企业、个人的借资；村级债务主要体现在银行借款、工程欠款、欠单位及个人款项，以及欠村干部工资款。这些债务的比例因各乡村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

乡村债务的产生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大类原因。直接原因造成了乡村债务的刚性增长，而间接原因则强化了这种刚性增长，使内在矛盾进一步显性化。

（一）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1、政策性负债。政策性负债主要是乡村完成各级政府下达的任务而产生的非自愿性负债。一是“达标”活动项目繁多。上级政府的“达标”要求具有强制性，从实践来看，主要有小城镇建设、村建运动、校舍、办公、党建等名目繁多的达标活动。农村各种行政命令达标升级项目繁多，由于这种达标升级与当前的政绩考评办法及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关系很大，迫使乡村集体超越经济实力举债达标。二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教育完全由乡村负担的实施方法与教育“达标”活动的合二为一，成为乡村负债的重要原因。“普九”在达标过程中的“楼房化、道路硬化、计算机化、运动场所软化等”一些脱离实际、超出当地财力的较高标准的要求，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靠农民集资不够，只好举债进行超前的建设。三是借债上缴费税。迫于压力为完成各种税费任务，由村干部借款垫交税费而形成负债。由于完成各种税费任务时间要求过急，村组干部为按时完成各种税费上缴任务，只好采取借债垫付的办法。

2、诱导性负债。乡镇企业的普遍兴办及破产。乡镇企业的倒闭与产权不清、“集体”概念定位模糊的结合，造成了乡村巨额债务。发生这类债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乡村贷款办企业或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而造成的。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没有效益，甚至垮掉了，又享受不到国家有关企业破产的支持性政策，结果便形成了债务。

3、公益性负债。正常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负债。它是由目前我国乡村自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与乡村社区发展所需支出的刚性共同导致的。农村公共建设如修路架桥等大多采取“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农民出资兴建，国家给予少量补助。但在实际具体操作中运作困难，跨村、乡的项目基本难以实现，乡村干部借钱进行农村公共建设的很多，举债成为普遍现象。

4、体制性负债。乡镇行政机构的人员膨胀、工资补贴的刚性增长与预算内财政赤字的矛盾导致乡镇的高额负债。乡村干部的行政支出主要是针对乡镇层次而言的，虽然村级人员的行政开支也占一部分，但所占比例较少。

（二）乡村债务形成的间接原因

造成乡村债务形成的间接原因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乡村债务的发生，但是这些间接原因都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乡村债务矛盾的激化。因此，对乡村债务形成的间接原因的分析非常必要。

1、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弱化，间接造成了村级组织债务的产生。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不仅直接形成对“三农”的剥夺，而且导致农村人才、资金和资源的外流，而且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还呈下降趋势。在这种不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的弱化便成为必然的结果。

2、无法收回的各种债权。这部分债权绝大多数都是逾期债权。对于乡镇级债务来说，大部分是以前所办乡镇企业的欠款，有关企业已经倒闭，其回收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三、乡村债务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的影响

1、乡村债务对和谐新农村稳定的冲击。某些地方，一些债权人由于要债无门、讨债无果，采取请人强行讨债、越级上访、聚众闹事等过激行为，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安全隐患；免征农业税后，一些债权人看不到偿债的希望，加紧了追索债务的步伐，围堵乡镇政府和学校的事件时有发生。

2、乡村债务消弱了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为了缓解沉重的债务压力，乡村不得不压缩经费开支，以至于正当的公务活动经费受到挤占；有时甚至先让办事人员自己垫付，个别乡镇甚至已达到“工资停发、发票停报、汽车停开、电话停打、食堂停办”的地步。在维持运转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主要靠转移支付发放干部工资和支付日常办公开支，更是无力还债。群众骂乡镇政府是“借债的政府，不还钱的衙门。”债主逼债现象使基层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受损，严重一点，乡村等基层负债问题已经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定，消弱了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

3、乡村债务腐蚀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在上级政府和债主的压力下，乡村政权组织往往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的对立情绪大为增加，由此引发的上访、告状接连不断，甚至有群众不惜使自己成为“黑户”而远走他乡。国家对农民的一些直接补贴，镇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截留。

4、乡村债务影响农村公益事业发展。乡村债务沉重的偿债压力使得乡村的公益事业发展步履维艰。乡村的公益事业如乡村道路、水利基础设施、乡村中小学教育、农民医疗保健等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巨额的乡村债务使得乡村公益事业发展水平和能力大打折扣。为债务所累，乡村没有资金来解决教育和卫生上的经费缺口，从而引发上学难、就医难的矛盾。

四、新农村建设环境下乡村债务的化解

（一）明确化解乡村债务的指导思想

2003 年 4 月 3 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对各级政府化解乡村债务问题提出了总的要求：“防止新债，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年化解。”这项要求仍然符合当前我国乡村债务问题的实际，是对我国以往乡村债务化解工作的客观总结，同时也给各级政府彻底解决乡村债务问题指明了方向。

（二）化解乡村债务的政策考虑

1、从债务成因出发，分类化解。对于上级下达任务形成的债务，应该由各级党政组织认真清理文件，根据曾经下达到县以下和乡村的文件内容，核定所应该承担的债务，并且明确保证今后如没有足额经费就不再下达任务。对于中央政策变化导致的债务，这本来就不应该由地方和群众承担责任，应该由决策部门负责解决，建议补充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或者直接由中央财政部门逐年予以核销。

2、从债务来源出发，分类处理。针对不同来源借款采取不同办法化解：（1）对于私人贷款，债权人和债务人要从实际出发，协商解决还款问题。通过降息或停息，可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或更低的利率重新计息，并规定一个停息期限。（2）银行、信用社贷款，对于发生暂时性偿付困难的乡村组织，可以采取降低利率和延期偿还的办法；对于实在无力偿还的，可以停息挂账或协商消减。（3）财政周转金借款，对于归还无望的建议予以核销，由财政承担。

3、保护农民利益为先，杜绝摊派。乡村债务的成因很复杂，许多债务不是因农民直接欠债形成的，有些项目虽然花了钱，但农民却未必能直接受益。把乡村债务分摊到农民头上，农民难以接受的。同时，必须看到我们的农民还很穷，生活还很难，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农民刚刚松了口气，不要卷土重来，把党对农村减负的成果给葬送了。要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向农民转嫁乡村债务的做法。

6.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篇六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断扩张引致风险积聚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地方政府性债务, 在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推动下迅速膨胀。这一过程中, 地方政府利用自身主导的融资机构聚集银行贷款, 用于地方政府的融资项目, 使大量银行资金在极短时间内流入地方政府各种融资平台。受信贷政策紧缩控制的影响, 地方政府纷纷转向银行表外融资方式, 大量资金通过信托计划、基金、融资租赁等渠道变相地流向地方融资平台。这种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方式, 其核心是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 在业界被统称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城投债、基建信托、平台贷款等。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全国城投债8800亿元, 信托资金7551亿元, 至少超过1.6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以“影子银行”为渠道。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中, 其潜在风险亦显而易见。

(一) 投资效率低

地方政府债务投资效率普遍不高, 社会资源配置效果不佳, 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如在公路上投资上的建设项目建成极可能被淘汰, 给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二) 债务约束软化且社会信用环境恶化

地方政府性债务展期、拖欠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无法按期清偿还会动摇投资者信心, 使得政府性投资项目后续建设受阻。

(三) 地方政府性债务积患沉重

地方政府性债务期限错配、以债养债、偿债能力较弱等问题一直存在, 问题逐渐长期化, 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并诱发中央政府层面对宏观经济走向的不良判断及决策措施。

(四) 规模化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积累了庞大的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的存在, 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最终必然转移至金融机构, 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和风险趋向复杂化之际, 地方投资冲动无疑会给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同时也引发国家层面的担忧。

二、地方性政府债务风险推动政府会计改革

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 希腊、冰岛、美国加州等欧美地区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 使得人们意识到债务管理与政府会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政府会计的制度变革将有助于增强政府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更有利于防范政府的财务风险。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及政府会计核算实际情况来看, 尚存在以下不足。

(一) 权责发生制会计确认基础未得到广泛应用

希腊主权危机揭示了收付实现制下隐匿真实债务状况, 并最终引致偿债风险的事实。我国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财政总预算会计无法准确记录和反映政府的负债信息, 使得债务负担率失真, 甚至导致部分地方基层政府在负债实际超过当地生产总值的情况下依然继续举债, 因而缺乏对政府负债义务的计量基础, 实质上掩盖了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较表内弱的事实。欧洲部分主权债务国家在金融危机后, 都充分认识到传统收付实现制的严重不足:收付式会计基础下, 无法全面反映财政财务状况、运营情况, 不足以提供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信息, 权责发生制虽不一定能全面解决债务危机, 但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的负债、义务情况。我国政府自2009年在海南试点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后, 理论和实务工作成果显著, 可以预见海南模式下权责发生制的成功应用, 将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政府会计改革工作中推广。

(二) 财政财务透明度低, 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不明确

我国财政预决算管理程序中, 只限于披露直接显性负债信息, 且历年财政预决算报告也只反映了政府主体期间内部分债务收支情况, 未反映债务余额情况, 揭示出的债务信息缺乏延续性, 因此社会各界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具体规模更是无从得知。目前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最权威的数据披露基本以2011年7月审计署公布的《2011年第35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为基础, 公报显示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在经历2011-2012年政府债务消化和结构调整后, 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及变化趋势则又成为一个相对模糊的数据信息, 这也给宏观政策部门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决策上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而反观西方国家, 均以通过改良政府会计对负债确认、计量、报告的程序, 实现了债务信息的明晰化, 达到了及时掌控政府负债义务及风险的目的。

(三) 地方政府财务报告未能有效揭示债务潜在风险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有效防范离不开高质量的政府会计信息, 由于正式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尚未建立, 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鲜有定期公开对外披露。我国财政预决算报告侧重于反映每年的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对部分表外负债、或有负债等均没有记录或披露, 这不利于政府财务状况的有效评估。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在债务信息披露上的缺失, 极大降低了政府财政财务管理信息公开性和可靠度, 同时, 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中未相应披露地方政府费用和负债情况, 削弱了会计系统揭示潜在风险的功能, 掩盖了地方政府财务管理的问题。从公共财政角度看, 社会公众需要且有权从政府会计信息系统中获悉政府资产、负债等相关财务状况信息, 建立充分、有效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对政府负债情况进行定期公开, 也符合公共财政、公共决策的需要。

(四) 债务投资主体项目的总体绩效评价体系缺乏《预算法》

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自行发债, 除上海市、浙江省等试点地区外, 由于举债权受限, 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未能满足地方政府财政预算, 财政收支缺口扩大使得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投融资平台等举借债务, 由此也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膨胀。在投资项目的核算上, 财政预算会计只能反映当期的项目收支, 而由于负债不在表内反映, 使得项目的资金来源与项目收支相脱离, 无法将债务资金的使用进行单独的收入成本匹配, 不利于真实反映投资项目本身的成本收益信息。由于缺乏债务资金投资项目的体的成本费用配比信息, 作为财政绩效管理的相关支持信息缺乏, 导致各级政府在对投资项目进行评判时, 不能真实地对项目进行绩效考评反馈, 并确保债务资金效用最大化。且由于债务资金对应成本费用信息无法合理体现, 地方政府在债务融资时亦缺乏对应的效益意识和监督, 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不利于控制投资项目的负债风险。

三、政府会计改革推进措施

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渠道的扩展、融资规模的膨胀, 潜在的偿债风险受到监管层及各方的关注。改革现有政府会计工作机制, 是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防范财政风险的迫切需要。

(一) 循序渐进推广权责发生制, 完善政府会计确认基础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体系, 在实践中已显现出无法全面反映政府财政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的弊端。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制度改革, 可以提供政府在债务问题决策上财政可持续性的信息, 在债务危机问题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2009年3月, 财政部发布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 基本实现了将隐性债务显性化的目标,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危机, 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地方隐性债务的扩大化问题。因此, 应改革现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制度, 循序渐进地逐步引进权责发生制, 统筹分步地在资产、负债等要素确认中执行权责发生制, 最终建立起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 据实反映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及或有负债的状况、债务项目的建设及绩效情况, 强化债务借入、支用和偿还全过程的管理与监督。通过全面、可靠地对政府负债情况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实现政府会计及时提供政府负债的信息, 便可实现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目标的实现。

(二) 债务收支管理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建立健全政府会计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管理经验表明, 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政府预算管理也是增强债务透明度的有效举措。要尽快制定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预算管理制度, 在项目分类、核算规则、科目设置等方面进行修改, 要将预算监督以外的各类地方政府性债务逐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中来。在地方政府年度预算编报中, 要单独建立债务预算编报体系, 对债务情况进行记录、反映, 不仅体现当年的债务情况, 也应包括债务数量、金额、结构的变动, 这也将有利于对预算表中的财政收支情况形成一个更全面和客观的评价。此外, 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后, 地方政府直接负债、或有负债等均将纳入预算管理, 将有助于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及时掌控负债情况, 并通过严控财政支出达到对债务实施源头管理。在此基础上, 以完善财政预算会计体系为契机, 修正政府负债纳入表内核算的确认、计量、报告工作程序, 实现预算会计能全面、真实反映政府所控制的资产、资源和实际承担的负债义务, 逐步建立、完善政府会计工作体系。

(三) 借鉴国际经验, 全面推广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从国际上公共财政改革的方向来看, 建立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是大势所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已经有部分国家渐进式推进了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保持原有日常的基础核算工作中以收付实现制为主, 年末再根据权责发生制进行调整、数据转换, 据此再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年度综合财务报告。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财政部于2010年年底启动了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 亦采取了上述改革思路, 2012年该项工作已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地方政府普遍推行。

(四) 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不论是地方政府直接债务、或有负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亦或影子银行等各类渠道形成的潜在地方政府性债务, 地方政府实质上充当了最后偿付人或间接担保人 (保证人) 角色, 绝大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均依托于地方财政, 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会计改革的配套措施, 要尽快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识别、分类, 理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流程, 研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债务偿还机制以及风险预警机制, 把防范地方财政风险与建立长效机制相融合, 深入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制度。

(五) 强化国家审计职能, 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

政府审计与政府会计改革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二者协同效应较为明显。审计署2011年审计公告首次以官方口径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进行了明确, 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 达到了揭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隐性风险, 弥补了政府会计核算的不足。近期, 审计署亦公开表示, 2013年将再次对2011年到2012年间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专项审计。因此应加强审计机关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专项审计调查, 通过政府审计对资产负债信息的核查, 可以充分了解政府的财务状况, 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潜在风险进行跟踪分析, 及时揭示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改进建议, 以维护经济安全运行, 避免出现地方政府性债务危机。

(六)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透明度建设, 稳步实施政府绩效评价工作

IMF《财政透明度手册》 (2007) 规定“会计制度应该为收入、承诺、支付、欠账、债务与资产的跟踪提供可靠依据”。地方政府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动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而透明度是规避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 可见政府会计在公开透明揭示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上作用显著。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并不透明, 且存在多头举债和管理的无序状态, 以致披露的政府负债情况不尽准确, 潜在的债务更是无法获知。因此,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作为政府会计改革的驱动因素之一, 应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公开机制, 涵盖在政府公务信息中定期公开, 接受社会各利益相关主体的监督, 同时, 应逐步对债务资金的使用进行绩效分析、评价考核, 以确保债务资金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张琦、张娟:《供求矛盾、信息决策与政府会计改革——兼评我国公共领域的信息悖论》, 《会计研究》2012年第7期。

[2]肖鹏:《基于防范财政风险视角的中国政府会计改革探讨》, 《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

7.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篇七

摘 要：政府公信力指的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通过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获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的程度。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在当下具有相当热门的关注程度。可以将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为打造服务型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政府职能；政府公信力；公信度

一、政府公信力的意义

作为始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公信力最初指的是新闻媒体获得社会的认可、信任或赞誉的程度。而政府公信力则是指执政的政府获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支持的程度。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公信力”是一个来自中国人原创的概念。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英语中的“公信度”一詞被国人所改造，其意义更侧重于强调要主动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取得公众信任。在200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有 “要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说法。这样一来，“政府公信力”一词就首次得到了正式确认。因其适应了中国特有的现实环境，能够帮助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和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公信力”一词得到广泛的使用。更是出现了“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和“行业公信力”等诸多的提法。

政府公信力这一词的内涵在于：政府掌握了公共权力，如能在施政过程中合理地分配资源，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就能获得公众对其的信任。即如果政府代表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则自然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反之，如果政府与人民大众的期望相背离，自然便会失去公众的信任乃至执政的合法性。可以说，政府公信力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社会资源。而政府的主动作为正是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来源。我们知道，一个政权能够建立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部分阶层的利益。因此它在建立之初便拥有一定的公信力。但是，这种初始性的公信力往往是短时的，如果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不能有良好的主动性作为，这种公信力便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固性。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二、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来提升政府公信力

1.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要求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便是政府职能。在当代强调民主与治理的社会，政府职能更注重的是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大欠缺。

比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民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但是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时代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模式。事实证明，这种落后的模式已经无法再适应现实公共行政的需要。而且尽管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供给不断增加。但相比高速发展的经济，还是存在着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公共投入短缺，供给总量不足，分配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其中部分问题的形势还相当严峻，比如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无法享有或很难平等的享有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长此以往，无疑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和满意度的大幅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2.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通过上面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公信力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反过来也会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在这一步骤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首先，要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应以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念为指导，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与协商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政府应尽快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面貌，将权力自上而下的单一运行，转变为政府与社会上下互动的过程，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拓展与公民沟通的渠道，使公民更直接便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政治自由。只有在公民真正参与到公共行政的过程中，政府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公民的需求，更有效地吸纳民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无疑也会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而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其次，要加强政府的作风建设。一定要克服政府里存在的“单边主义”，即一切政府“说了算”，比如信用缺失，表里不一，糊弄群众；工作中随意性强，缺乏连续性；工作态度粗暴；透明度不够等。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当切实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群众身上，深入群众与群众沟通，这对提高政府威望和公信力有极大帮助。

第三，还要纠正当下盛行的各种不正之风。廉洁自律是我党传统的优良作风，更应该是每个政府工作人员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必须要保证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只有在思想上和作风上保持清廉，在工作上脚踏实地，才能在人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真正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这不仅是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和公共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总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的关键必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合理地调整政府职能重心与管理权限，才能有效的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占乐.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探析.《长白学刊》，201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