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共7篇）
1.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 篇一
谷家泉小学“大手拉小手
破除封建迷信”
活动总结
为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树文明新风”活动，我校根据上级文件的要求，在学校开展了“大手拉小手
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明确指导思想
为净化校园环境，确保我校青少年学生免受封建迷信侵害，建设“平安校园”，我校根据省市部门文件精神，紧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在全体师生中开展了以“崇尚科学 破除迷信”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活动目的明确，内容具体，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成立领导小组
为配合此次教育活动，我校专门成立了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长：张鹏
副组长：侯兆寅
陈学斌
组员：于淑香、杨华及各班班主任
三、建立健全学校反封建迷信教育工作制度
1、建立健全学生监控报告制度。如发现学生有从事封建迷信、邪教活动，必须尽早制止、教育，或立即报告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反邪教部门，并采取相应措施。对学生邪教活动隐瞒不报或有意迟报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健全学校回访教育制度。学校在家长会上，要适时、适度地向学生家长开展反迷信宣传。
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封建迷信教育活动
1、通过故事讲演活动，使学生能正确的观察、认识社会和辨别是非。懂得封建迷信活动是有害的、骗人的，会对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
2、通过少先大队广播、黑板报等活动让学生们懂得科学是反对迷信的思想武器。
3、通过手抄报、征文等活动深化学生对封建迷信的认识，让学生懂得科学是反对迷信的思想武器。
4、通过观看图片展、影视片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学生的反封建迷信意识。开展“三个一”活动：①读一本好书籍;②观看一部专题教育片;③手抄报展。
5、加强与社区、学生家庭反迷信教育的合作，通过社区、家长学校开展教育宣传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反封建迷信活动，形成学校为主、社区配合、家庭合作的教育社会化体系，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总之，破除封建迷信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我们将提高警惕，及时而有效地向学生宣传科学精神和进步知识，用科学知识来武装头脑，信科学，讲科学，积极打好反邪教的战役，努力营造一个健康、活泼的学习和生活氛围，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谷家泉小学
2017年2月27日
2.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 篇二
1 云南一些地方封建迷信的表现形式
迷信, 本来是指人们对事物盲目信仰和崇拜, 如迷信书本、迷信金钱、迷信人等。封建迷信是我国解放后约定俗成的一个专用名词, 专指人们相信星相、占卜、巫医、风水、命相、鬼神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东西有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就产生了, 但由于它们盛行于封建社会, 因而人们称其为封建迷信。它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歪曲反映, 是唯心主义的论调。封建迷信活动, 则是指在这种思想影响下, 神汉、巫婆、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以封建迷信思想和行为骗人钱财者及一般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有关活动, 它包含的内容很多, 五花八门。包括抽签、卜卦、算命、看相、测字、扶乩、请神、驱鬼、看风水、符水治病等。云南地处云贵高原, 位置较为偏僻而且多山, 交通相对落后, 经济不太发达, 各方面的条件也不如其他省份, 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 这些条件成了封建迷信活动产生的温床, 也为其在云南一些地方的泛滥打下了基础。
1.1 封建迷信在农村的表现
首先我们看看封建迷信对农村发展的危害:种种陋习使农民不堪重负, 扰乱农村治安稳定, 神婆巫医威胁农民健康等等。总之, 种种封建迷信活动使农民负债累累, 甚至家庭破碎。也许你也曾见过, 一个巫婆将自己的手伸进滚开的油锅却不会被烫伤, 当时觉得世界上最神奇的事情莫过于此, 竟然把人的手伸进那么“烫”的油中都会没事, 旁边围观的人们同样也感到不可思议。那表演的巫婆就声称自己是多么的有本事, 也就开始大大吹嘘自己已达到她骗钱的目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不断增多, 后来终于明白那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物理原理, 只要在有油的底下加入一种比油重却比油的沸点低很多的液体, 比如, 醋。这种液体的沸点一般只有几十度, 当温度达到这么高的时候这种液体就会先沸腾了, 在这种液体干之前, 上面的油温度都不会增加, 让人们看起来却像是油真的沸腾了一样。那个巫婆就是用这个方法骗了很多人的钱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做即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最多也就是损失点钱财, 称不上有多大危害。但这种做法却使人们相信了世界上真有这么神奇的事, 让这种迷信的思想在人们心里扎了根。
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有的人仍然相信命运之类的东西。比如说, 有的人为了求运气、姻缘、寿命等, 则去相信一些跳大神的活动, 相信那样做了之后, 就可以让自己官运亨通, 大吉大利等。所谓的跳大仙, 则是指一个巫婆在跳一段时间让人看不懂的舞后, 就开始祈福, 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就开始装作是与所谓的神仙交流沟通, 再和去的人说神仙说了你这事应该怎么怎么办, 让你照着去做, 她把人们聚集在周边, 使人们相信此仪式的确沟通了无形鬼神, 借来了它们的力量为人们消灾降福。以达到祈神安鬼、逐崇除疫的目的, 借此使人们上当受骗, 进而骗取大量的钱财。在玉溪市新平县的一个叫做太平村的村子里有一户人家, 家境贫寒而且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 送到医院治疗了一阵子病情不见好转, 也无力再承担高额的医药费, 最后无奈出院。回到家后, 他的父母听从一邻居的建议去找一个“巫婆”来看看, 巫婆看过之后, 说是他家儿子被鬼怪符了身, 需要她做法驱鬼, 接着就举行了一个驱鬼活动, 小孩被那巫婆用棍子打, 用符水喷等。这一次驱鬼, 花去家里借来的钱不说, 更是对小儿子的病情毫无帮助, 甚至从那以后, 那个小孩心灵受创, 整天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也害怕家人的接近, 病情日益严重, 最后不治而亡。在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的一个小镇上, 一户姓陈的农户家, 他家有一个不学无术的儿子, 长大之后整天流连于酒桌和赌桌, 且逢赌必输, 家里为数不多的家产都被他输光了。有一天他去算命, 算命先生告诉他, 他赌博赢不了是因为他家的房子风水不好, 而且是他父亲克了他。那天他喝醉酒深夜回家, 自己放了一把大火把他的家烧毁了, 而他的父亲也在大火中丧生。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 有的人不仅不懂得一点科学知识, 而且愚昧无知。仅凭一个算命师的几句话就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现在科学发达, 有知识的人自然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但一些人仍然利用鬼神、风水等欺骗愚昧无知的人。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大多发生在农村。这是因为农民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 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也无法解释。才让那些所谓的大仙有机可趁。但目前许多学生也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 也加入到其中去。这似乎让人无法理解。“笔仙”或许大家并不陌生, 说不定还有很多人玩过这个游戏呢。
1.2 封建迷信在校园的表现
近年来, 学生中流行玩“笔仙”游戏, 这不仅影响学业, 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专家指出, 这是古代占卜术扶乩的一种“变身”, 纯属封建迷信行为。而经过调查, 发现学生中玩“笔仙”的现象并不少, 一年前, 在玉溪市华宁县盘溪镇的一所学校里, 有几个女同学曾经连续几个晚上不敢睡觉, 大白天也经常是精神委靡, 情绪低落。最严重的一个甚至辍学回家了。到后来才知道, 她们几个女生在那几天晚上一起在宿舍大玩“笔仙”游戏, 而听说玩这种游戏中间不能中断, 一定要“有始有终”, 否则就会发生什么“笔仙请来而送不走”的情况, 到时那“笔仙”就会成为厄运一直缠着你, 还会折阳寿。她们就是因为在玩的时候因不得停下来, 所以才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发生。后来有许多人表示:“都说玩‘笔仙’不能中途停下来, 可是我因为不耐烦曾停下来过好几次, 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才知道这完全是唬人的。”那么, 这种所谓的“笔仙”游戏是什么样的呢?它的玩法是:两个人对面而坐, 各伸出一只手采用特殊手势持一支笔, 让笔尖轻轻触在平铺的一张纸上, 然后轻声念诵一阵“神奇的咒语”后, 就可以开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据说“笔仙”会通过写文字或画图形的方式, 一一回答各种问题。玩完游戏后, 还要把那张纸烧掉, 否则就可能“笔仙”上身。“笔仙”游戏实际上是基于人体心理暗示的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行为。所有此类游戏比如“碟仙”、“筷仙”等都是如此。追根溯源, 它们应该是古代占卜术扶乩的一种“变身”, 是完完全全的封建迷信行为。
2 封建迷信在一些地方泛滥的原因
封建迷信之所以能在云南省一些地方产生并泛滥开来,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历史、心理思维、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有密切的关系。
2.1 历史的原因
传统的愚昧迷信思想的积弊太深, 严重影响了人们积极向上的心态。愚昧迷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神秘的文化现象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根基。我们所说的封建迷信, 一般是指占卦、算命、扶乩请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阴阳风水等。这些迷信从古代产生以来, 都没有形成过什么理论, 始终不过是一种庸俗低劣的、反科学的任意编造。同时, 自然界中一些尚待科学探索及解释的现象, 愚昧迷信和宗教神学往往超前并非常容易地给出极具欺骗性的解释。如宇宙起源的问题, 究竟起源于大爆炸还是其他原因?即使科学证实了宇宙始于大爆炸, 但对普通公众来说, 要理解这些理论的确具有很大难度。面对神学中的简单解释“上帝创造了世界”, 人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2.2 心理思维方面的原因
封建迷信活动在云南省一些地方的产生和泛滥与人们的心理、思维是分不开的。就拿扶乩请仙、驱鬼治病来说吧, 所谓的鬼神观, 它的产生与人们怕死的心理密切相关。人怕死, 从一定意义上讲,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即是一部人类求生奋斗史。世人编出无数个鬼害人命的故事, 即越怕死则越怕鬼。而且, 鬼观念产生与人的梦境幻觉有极大的关系, 人梦到死去亲友, 或出现奇特怪异形象, 许多人无法明白, 就用鬼神的说法来解释。总而言之, 鬼神观念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 它与人类的心理思维是分不开的。
2.3 经济条件上的原因
目前, 虽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在云南省内仍有许多地区是贫困落后的, 尤其是在农村里, 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高, 农民还面临着看病难的问题, 是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正因为这样, 人们遇到特殊的病情时, 用一般的药品无法治愈, 但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正规医院就医, 就只好去相信一些所谓的巫婆、神汉的话, 出钱请他们来家中, 希望他们以帮助其减轻甚至治愈疾病, 可结果却越帮越糟。
2.4 文化原因
受教育程度不高也是迷信活动在云南一些地方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精神糟粕以及一些人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 为愚昧迷信的泛滥提供了市场。特别是在偏僻的农村, 很多人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 接触的仍然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不健康、不科学的思维和做法。现在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 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仍然有封建迷信存在, 原因有很多, 主要是当地人文化知识的浅薄, 比如说科学知识。在这个大的前提下, 才导致了人们因为不怎么懂得科学而上了那些“神汉、巫婆”的当。大多数骗人的迷信活动都是利用一些物理学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来蒙骗无知的人群, 如果人们对一些迷信活动的实质, 即物理原理有所了解, 就不会受骗上当。所以说, 封建迷信在云南一些地方的泛滥与当地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分不开的。要想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就必须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3 制止封建迷信活动的有效措施
封建迷信是一种腐蚀剂, 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轻者造成经济损失, 重者造成家破人亡, 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封建迷信活动, 我国一贯的政策是坚决依法取缔。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封建迷信。我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封建迷信活动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和引导, 采取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制止封建迷信活动。
3.1 加强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是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管理好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巫婆、神汉、阴阳先生、算命先生。对那些经多次教育都不改的顽固者, 可按我国《刑法》第165条规定:“神汉巫婆借迷信进行造谣、诈骗财物活动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次要严格管理和严厉打击非法印制迷信书刊出售者, 积极组织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顿, 制止甚至没收, 对不听劝阻和闹事的, 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那些乐意接受封建迷信活动的人们, 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及时制止, 引导他们相信科学, 走上正确的道路;对多次不听劝阻者, 可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3.2 加强宣传教育
各级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学校要充分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 把精神文明放到更加突出地位, 进一步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战线的各项工作中去, 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保证。由此可见, 各级党委、政府、学校必须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要积极努力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宣传唯物主义, 宣传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加强各种道德素质教育, 勇于揭露和批判封建迷信的欺骗性、危害性。通过广大宣传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 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比如说, 相关部门可以把一些常见的封建迷信活动做成一些宣传漫画之类的在农村、城镇等地区做大量的宣传;也可以定期不定期地举行一些讲座, 让人们对其行骗方式有所了解。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人上当受骗。
3.3 加强迷信心理的自我调试
要破除迷信,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要做到:首先, 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等综合素质。愚昧和无知是迷信的基石, 科学是战胜迷信的有力武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真正迷信的人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妇女、老人。要解除迷信, 首先就要以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 知识能帮助人战胜愚昧, 自觉抵制不良之风。其次, 要树立唯物论的坚定信念, 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云南省甚至全世界也有些文化人信迷信, 主要原因是没有确立坚定的唯物史观, 意志薄弱, 看不到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 我们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还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 磨练意志, 不能人云亦云, 要做一个有主见的人。最后, 要培养自身健康向上的业余爱好。例如体育锻炼、社交活动, 下棋、弹琴、书法等。丰富多彩的业余爱好, 既能陶冶性情, 充实人生, 又能抵御迷信活动的侵蚀等, 可谓一举多得。
摘要：在云南省一些地方,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 但是近年来, 封建迷信活动却沉渣泛起,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五花八门, 其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 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这一不良现象, 应该从各方面加强管理和宣传, 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封建迷信,泛滥,表现,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刘建.宗教与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2]王宝坤.信仰与迷信[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85-87.
3.破除颜回式的迷信 篇三
想到这里，对颜回这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一部人类思想史，尽管高峰迭起，群星灿烂，但不论任何人，哪怕是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他可能树起一座理论丰碑，但绝不可能堆起一座后人永远不可攀越的“绝对真理”的“顶峰”。他们的理论尽管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某些规律，但又不可避免地深深打着某一特定时代，甚至是某一特定区域的烙印，显示出相对真理的特性来。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浩瀚无际的海洋，那一个个思想家的理论就只是汇聚而来的涓涓细流；如果把人类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比作一道永无尽头的天梯，那一个个思想家的学说就只是拾级而上的一步台阶。同人类认识世界的总体过程相比，任何思想家的学说都相形见细，并夹杂着在所难免的错讹和缺陷。孔子作为儒学始祖，在春秋末叶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确实是影响颇大的权威之一。“至圣先师”的冠冕固然是后代权势者加上去的，但儒学较之百家之说，论理之严，容量之大，大概也是事实。可是颜回把孔子的学说吹捧为至高无上，这就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违犯科学的迷信和阿谀之词。
迷信和吹捧，对一个思想家及其学说有百害而无一益。据传，孔子当年曾向许多老师学习各种知识。但是，他把老师的学问融会贯通，大胆扬弃，加以创造，发展成崭新的儒学体系，一下子站到老师肩头上去了。我这么想，倘若孔子也象颜回迷信老师那样，认为竭尽五官之力，怎么也跟不上，恐怕孔子的思想大不过只是他的几位老师学说的杂乱无章的堆积，含量颇大的儒学也不会诞生，孔子的声名也早已湮灭，哪里传得这样久远？对颜回的盲从和迷信，孔子也有过觉察，并作了批评，说他“于我言，无所不说(悦)”，“非助我者也”。孔子是看到了别人一味恭维，对自己丰富和发展理论毫无助益这层道理的。但这个批评，比起批评那几个离经叛道的学生的雷霆之怒来，那是轻淡多了。
4.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作文 篇四
去年冬天，我因运动时不慎骨折，在家休养。妈妈将这事儿告诉了姥姥，她还说我以前也经常会受伤，姥姥听后脸色大变，说：“听咱们老家的一位“神仙”说，小孩子经常受伤是有鬼上身，得先用筷子蘸水往身上洒，然后用水果刀穿过报纸向受伤部位拍打，最后把那张报纸烧了，才可以将鬼从身上赶跑。”
我得知后，决定用科学的`方法把姥姥“救”回来。
那天，我看见姥姥又在房间里拿着蜡烛转来转去，还神神秘秘地在嘴里念着“咒语”。“这可真是一个好机会。”我心想。
我先用姜黄水往黄裱纸上涂抹，又将碱水浸没一把玩具刀，我拿到姥姥跟前，对她说：“姥姥，看我给您施个法术。”话音未落，我就对着黄裱纸砍了一刀，纸上立即出现了一道红血印。姥姥高兴地说：“没错！没错！那位“神仙”就是这样做的！真的是有鬼啊！”我看着姥姥惊讶的表情，认真地讲道：“姥姥，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您瞧！我是在刀上抹了碱水，还在黄纸上涂了姜黄水，因为姜黄水里含了姜黄素，它一碰到碱水就会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现出血红色的印记。同样，墓地里出现鬼火等等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个神仙就是玩了一些小把戏，从而骗你们这些老年人的钱。”姥姥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着我把姥姥从迷信中“救”了出来，我也很高兴。
5.要做破除迷信和移风易俗的模范 篇五
坚持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一明显主题，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把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重要的战略部署提了出来。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明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加之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各地各民族都形成了一些独具特点的文化和风俗。总的来看，这些传统文化和习俗大多是积极向上的，其中有不少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是千百年来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生生不息、团结统一的坚强纽带。对于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民俗、民风和由此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我们党历来是十分尊重的，而且一直号召我国人民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像《云南映象》的展示和演出，就是把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精华推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的统治和小生产的社会环境中，加之经济和科学技术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中，时而会出现一些落后的甚至于糟粕的东西，比如热衷于封建迷信、遵从陈规陋习都是这些不健康文化的反映。看起来这些都是小事，但是一旦形成一股风气，汇成一股势力的时候，就会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号召，刚刚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破旧俗，树新风的轰轰烈烈的活动中。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为一代新风的树立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并没有放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没有放弃对全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要求。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大，都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对教育和引导农民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会陋习、树立社会新风的意义和方针尤为关注。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要引导农民树立新风，革除陋习，要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禁止黄、赌、毒。可见，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始终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制定的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陈规陋习、封建迷信对社会有哪能危害？
这些年来，提倡“移风易俗”的声音变弱了，有的地方根本听不到了。于是，一些本已绝迹了的旧风俗、旧习惯又慢慢 地抬头了，有的陈规陋习也开始纷纷卷土重来，尤其是在“婚丧嫁娶”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和明显，一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很是盛行。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可精神上却更加贫困了。于是间，请客送礼之风重新走俏，修坟造墓、婚丧嫁娶时大操大办、算命卜褂流行、风水先生生意兴隆、摆宴席、做道场，无论红白喜事都要吹吹打打好几天，说起来是“热闹”，实际上把活人折腾个半死。有人说，现在是婚结不起，连死人也死不起。当地的领导也是“顺应民意而听之任之”，不少人却是打肿脸来充胖子，群众是怨声载道，一部分人是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什么孩子满月、过生日、参军、上大学、搬家、起名、剃头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更有甚者，连儿子从拘留所、看守所甚至刑满释放也要大请宾客。一些人辛辛苦苦“打工”挣了点钱，也都在这“人情来往中”和“不情愿的礼常往来中”打了水漂。一些人也盲目攀比，使其大操大办风越搞越隆重。这种现象同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广大老百姓深受其害，不堪重负。故此我们有必要展开讨论，重提移风易俗，并要向社会广泛宣传这些不良风气带来的社会危害，带头制止和不参与，带头抵制和坚决反对。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建迷信活动猖獗的地方，人们有病不去医院看，而是求助于看相算命，相信鬼神会消灾保佑；地方上建学校没有钱，而修庙宇、塑泥像则舍得投入；有的地方装神弄鬼、耽误了生产；有的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
２、打着宗教的旗号，个别地方宗族活动抬头，形成了农村基层组织以外的权力机构。宗族活动盛行的地方，它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纽带，把宗族利益置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特别是在基层政权选举中表现突出，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力和战斗力，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也给一些作案、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３、黄、赌、毒泛滥，严重毒化社会风气。近几年来，“卖淫嫖娼、聚众赌博、贩毒吸毒”等陋习陈渣泛起，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危害。这些剥削制度下的产物和丑恶现象在新中国建立后已经灭迹，这些年又死灰复燃，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犯罪也损害着人们的心灵，特别腐蚀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大毒瘤。
４、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久盛不衰，这个风气不仅在农村盛行，在全县也有漫延之势。我们的党员，党的基层组织是见怪不怪，很多人也是听其泛滥成灾。个别地方也成了农民自找的一个负担，甚至由此而欠下了“高利贷”，本来就已贫困的他们，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脱贫；
５、“重男轻女”的陋习影响基本国策的执行。早婚、非婚先孕、多生、抢生、超生的旧观念导致个别人参与婴儿的拐卖活动。使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执行，使一些地方党群关系恶化，人口形势十分严峻，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以上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和陈规陋习如此危害社会，不仅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影响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而且对三大文明建设造成巨大的破坏。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祸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国民中有许多人不信科学信鬼神，才使“法轮大法”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如果我们还不认识其危害，不同陈规陋习决裂，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有张洪志、王洪志冒出来危害社会。
三、共产党员要做“破除迷信”和“移风易俗”的模范
移风易俗，作文明的带头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在我们全县树立文明风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靠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的思想引导；另一方面，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的“自律”和带头；其次，还需要党风廉政建设各项纪律的约束和监督有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所有共产党员要在社会上发挥表率作用，党的领导要在全党发挥表率作用。共产党员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战士，在各个方面理应成为群众的表率，在精神文明的创建上也应如此。我们不能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如果我们的党员对不正之风不反对、不抵制、甚至于参与其中，就会助长歪风邪气占领市场，也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相反，如果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对腐败之风说“不”！对陈规陋习说“不”！对封建迷信说“不”！对大操大办说“不”！不仅自己不参加一切有悖于社会文明和不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活动，而且也教育自己的家人和周围群众放弃陈规陋习，一切封建迷信活动就不会有市场，一切文明和进步的东西就会得到弘扬，一个崇尚科学、崇尚文明的社会风尚就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文明之花就能在建设小康盐津的进程中开满城乡。
今天，盐津县妇联根据县委、县纪委的要求组织了这场座谈、研讨会，就在于通过我们对陈规陋习的剖析，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负起的责任、义务，从自己做起，带头反对大操大办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吃喝风、赌博风，带头移风易俗。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从以下方面去发挥带头作用：
（一）、共产党员要做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的模范。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自己不能参加任何封建迷信活动，而且还应在群众中宣传“无神论”，用科学去占胜迷信，“愚昧无知是贫穷落后的根源，文明开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只有用三个文明去战领城乡的文化阵地，健康文明的环境才有可能建成。
（二）、共产党员要做反对宗族活动的模范。
共产党人是姓“公”的，应当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时刻要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共产党员要带头根除头脑中的宗族观念，一定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决不做违法乱纪的宗教活动和参与狭隘的家族称霸活动。
（三）、共产党员要做同“黄、赌、毒”斗争的模范。
“黄、赌、毒”是犯罪行为，共产党员一旦染上，就会丧失人格、党性，也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共产党员只是洁身自好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自己周围的人远离“黄、赌、毒”。眼下我县城乡不少地方赌博风较盛，一些党员、干部也在参与赌博，认为是“耍小钱”不碍大事。其实，那些大赌、豪赌者其实都是从小赌开始的。对共产党员来说，最好是不要参与，即使是“小赌”一把也是很危险的，极有可能把自己带入歧途，也会越陷越深的，就会丧失共产党员的资格。
俗话说“不破不立”。我认为破不是惟一的目的。我们在破除落后的观念和习俗的同时，还必须倡导和树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应的科学文明的生活风尚和良好道德情操。这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除了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外，还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全体人民的参与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因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要带头破除迷信和移风易俗，还必须带头更新观念，带头树立科学文明的新的风尚。
（四）共产党员要做学习的模范。
政治上的清醒来源于思想上的坚定，而思想上的坚定是要靠不断学习和思想上的不断改造才能实现的。我们的一些党员之所以会去参加赌博和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精神空虚所至。只能从迷信和低级趣味中寻找慰藉。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学习一切对人类进步发展有用的东 西，只有人的头脑充实了，才不会被荒谬的东西左右自己的灵魂，才能在政治风浪中和关键时刻把握自己，才能在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中发挥带头作用。
四、风易俗必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力度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同样，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也必须要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陋习和恶俗就如同一匹骏马坏掉的马蹄铁，必须去掉。要正确地认识哪些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的习惯和风俗，抹掉这道丑陋的风景线，并不是否认一个民族的伟大，而恰恰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更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一个讳疾忌医的地方，一个抱残守缺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与时倶进、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增强移风易俗的责任感、紧迫感，敢于查找和正视我们自身不符合现代文明的习俗和陋习，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自觉树立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
移风易俗，不仅是与时俱进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然选择。我国著名科学家高士其针对我国国民随地吐痰的习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人能个个革除随地吐痰的恶习惯，疾病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病的负担一除，穷的负担就可以减轻，民族的健康复兴，国民的经济能力也就增进了。所以，改变陈规陋习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是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我们能够用双手砸烂一个旧世界，也能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去打造一个移风易俗、和谐发展的小康社会。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移风易俗的问题上也要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向一切违背社会道德的习俗挑战，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打一场移风易俗的人民战争。
五、风易俗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的文明新风，不是从天上吹来的，封建迷信之类的旧风俗、旧习惯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不健康、不文明的旧风、旧俗一形成势力，就会麻醉人们的头脑，腐败人们的心灵，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工作中，我们总是一手硬一手软，有时针对出现的不正之风，我们的领导、干部、党员、公务员都是态度暧昧，随波逐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热衷于参与，推波助澜。实际上，哪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不良的风俗习惯，如同精神鸦片，吸食久了是不能自拔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移风易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和容易改正的事，单靠行政命令或发几个文件是不能奏效的，我个人认为可从以下入手加以必要的限制，并要坚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1、必须坚持和保证党的领导，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考核运行机制，要真抓而不是只喊口号，必须是全社会共同参与；
2、加大其对危害社会的宣传，让广大民众都知晓；
3、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取代不良和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
4、要尽快建立起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新风尚、新秩序、新道德、新理念，消除其滋生的条件和土壤；
5、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普及到我们城乡各地，占领农村、城市的一切文化阵地；
6、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纪律约束、法律追究和党纪监督并用；
7、通过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和统一，使其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减少和控制其发展；
6.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 篇六
毛泽东破除迷信亲挖红井——红井故事的发源地沙洲坝
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里边有一篇课文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说的就是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有一首歌，歌名叫做《红井水》，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红井是党、红军和苏区人民血肉相连的见证，红井水是幸福水。
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村庄，当时村民非常迷信，认为挖井会破坏当地的风水，因此没有哪家村民敢擅自开挖，群众平时要到几公里外的小河里挑水饮用，农忙季节只能挑村前的脏塘水。村外的人都说：“沙洲坝、沙洲坝，三天不下雨，无水洗手帕，旱死老鼠渴死蛙，有女莫嫁沙洲坝。”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主席毛泽东就住在这个村子，他发现村民饮水困难后，召集了全村的人开了一次解决饮水困难的村民大会。大会上许多群众说：“这个地方不能挖井，挖井会受到报应，就是挖也不一定能挖出水来，这个地方是旱龙。”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迷信不可信，这井我来挖。”
9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在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了水源的勘探，并破土动工，群众见毛主席亲自在开挖井水，也纷纷带着工具一起动手，在挖到5米深的地方，一股泉水喷涌而起，井终于挖好了，并用鹅卵石砌成，此后，其它沙洲坝的村民也纷纷开挖井，村民们的吃水问题终于解决了。
7.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 篇七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渠敬东：说社会科学是一门有关经验现实的科学，倒也没错。不过，今天很多研究讲现实、说经验的时候，总带有一种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也没有相似的命运承担。其间所谓的客观性，好像成了一种疏离感，越研究现实，距离现实就越加遥远。
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这并不是要反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说只拿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基于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基于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你所说的“失语症”。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义的泥潭里，但人文学科何尝又不是呢？当哲学只剩下逻辑分析，史学只剩下材料和计数，恐怕最终也会沦于剩余学科罢。
什么是方法主义？就是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今天社会科学更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方法论危机，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方法主义的神话也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并一直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
方法主义的好处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明晰。从方法入手来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学，特别容易标准化。
方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积累性。库恩曾讲过，在常规范式内部，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范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个现有的方法，就可以沿着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致的方法。这样的技术化，是可以层累推进的，越精致，越美妙，越会游戏化，越引人迷恋，越容易拿来自慰。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就是方法主义可以建立一种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常规方法最容易标准化，因而也最容易与科层制的学术体制相结合，成为衡量和评价学问的尺度和准则，由此再形成一套对学问的技术治理标准。如今的科研积分、大学排名、论文指标、学生绩点这一套技术治理的标准，都是从我们对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统性体制。
第四，方法主义的影响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它最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权力的维续和资本的扩张都喜欢它，需要它。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体验和认识观念，因而内在地有一种被控制的欲望，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乐。方法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调动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种激情：方法直接转化成工具，进而直接转化成收益，最终直接转化为“名”和“利”。
最后也是更为本质的是，方法主义对人心的损害。方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悖谬，就是以“均值”为基础的方法，最终将操作方法的人变成均值，变成平均价格。整个世界的单极化，使得方法主义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对生活的内在关切——所有这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微小了。迷恋方法的人，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数字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以方法作为整个学术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方式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种种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其实也就没有了实质差别。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说过，社会科学不一定非得要确立极其明晰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会，需要体悟，需要修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甚至这种概念的内在气质，也需要我们从文明的传统中去领会和挖掘。
不过，时下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去衡量中国，就像拿一把蹩脚的尺子来度量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批评本身也是皮毛之见，并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实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就好像中古社会的佛教是其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拿佛教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能说单靠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们要重新追问，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西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首先在于对西方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国。
中国有多样化的传统生活，不止有经学讲的那些原理，还有历史本身的不断变化;我们也有多样的现代生活，包括中国自身传统转换出的现代性和整个世界体系带来的现代性，以及今天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相沟通而构建出来的部分。此外，发自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社会连带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共同世界的构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不过，所有这些要素必须要经过重构，才能形成一种秩序，才能让我们感到心安。而这种重构的能力和动力，恰恰要从我们的内因中去捕捉，去培养。
就西方来说，他们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断基于自身文明的变化而加以扩展理解的，我们不能仅凭杜撰一个典型的西方，就来说中西如何不同。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是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须的工作。方法主义则全盘放弃了这项工作，还自命不凡，说什么理论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教，理论不等于经验，经验远高于理论……殊不知，一个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来源和特质，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鼓噪者，一种学问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脉，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对别人的先辈不尊重，谈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预设的立场做判断，向幻想出来的敌人宣战，这不是审慎平和的学者风格。
对西方文明体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体，我们不进入它的观念结构去理解，也不进入它的现实经验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种体制制度作为整体历史来研究，来对比，这三点缺失以后，就不能审慎地发现其内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对西方的概念时，便会或者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或者全盘拒斥，手拿红缨枪，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在现代体系中，社会科学若没有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就谈不到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国文明走上现代变迁道路的转折、调适和再造中，更谈不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
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要着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去努力认识一种文明内在构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态，即这种文明在它的不同时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体验是怎样的？人性的状态是怎样的？二是要特别关注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现时代的根本困难是什么？有哪些危机存在？寻找过哪些办法来化解这些危机？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处，又有其难处，别人总是自己的镜子，识人，方能自识啊。
以“情理之辨”去寻找
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识人与识己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不过，识人的目的，依然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你一开始就提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都受到了方法主义的严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的社会科学又如何确立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呢？
渠敬东：没错，今天的西方学术也遇到了很严重的挑战。我前面说过，知晓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知晓他们的现实矛盾和危机同样重要，这需要将理论、历史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本质而言，我认为所谓的理论，就是一种合乎道理的、对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最好的政治构建的理解、期待和想象。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讲法和愿望都会有所调整。因此，对中国本身的理解，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不断去追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同历史时代中最好的社会理想，人们构建它们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机。
中国文明之“本”与“变”，这一问题关乎思想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科学可以找到和人文学科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处理它，但绝不能置之不顾。如果无法还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去感受他在观念和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善好与艰险，我们又如何构想今天现实中美好生活的可能？一切经验现实皆为历史的产物，倘若没有对以往美好生活的想象，没有对任何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没有面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就无法通过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经验生活之本质，以及通向未来的可能。
章太炎先生曾说，现代中国学术，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学科：哲学与社会学。哲学讲人们文明构成的基本原理，而社会学处理的则是一切经验的总体。若在这两个面向上回到中国本身，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学步效颦，也不能天天照着镜子说只有自己好看，只有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文明本原、历史变化和现实经验里去，才能真正使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走出困境，找到理解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话语。
对学问来说，方法论永远是第二位的。好的社会科学，一要“讲理”，讲人们生活的道理，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是什么？世风民情是什么？对这种生活的内在理解是什么？二要“动情”，人若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周围的感情连带，他怎么会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个世界呢？方法主义的最大麻烦，就是让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
我在教学中感觉到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今天即便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总是一股脑地把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意见砸给人家，却无法设身处地去想象和理解人家的实际生活。你没有能力理解你研究的经验对象，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历史中曾经存在的那些人的经验。因此，当下读经典的第一要务，不是为了激扬文字，弘扬理想，而是用那些经典作品恢复我们感知世界的元气，恢复我们的情感和理智。我们要细致辨识和体味那些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文献，那些细微而丰富的感情与激情，以及人与人彼此勾连起来的同情，为所有人付出的仁爱之心。只有通过这种内在的感染、内在的感悟和内在的感动，才能引领人们恢复一种认识自身生活的诚心。
今天教育学生的两难在于：倘若没有充分的经验感受力，我们不容易理解经典理论的关怀;然而对于人的心智来说，又要求在不能有太多社会经验的情况下，才会得以启发。我的看法是，教育要两手抓，从人心及其经验感受出发，将一个人的世界真正扩展开：阅读伟大的人写的书，去经历他们曾经的思想和生活历程;感受平常人过的生活，去体会世道的艰辛和社会生活的乐趣。
读书与调查必须充分结合起来。只读书而没有生活的经验，会把人培养成一个意见世界的僭主，在抽象观念上傲视别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把自己逼上绝路;只有生活经验而不读书，人就不会产生敬意和敬畏感，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分割成鸡零狗碎的断片。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有学识、有见地的“朴素的人”，对于古今中外的文明历程心存敬畏，对于柴米油盐的普通生活怀有亲切。这是我理解的通识教育，我不想把学生教育成这样的人：脑袋里都是高高在上的观念和意见，生活里却像只怯怯的小动物，或是像某种肉食动物那样，把生存斗争当成绝对理想。
就此来说，最理论的东西就是最经验的东西。单纯的经典不能完全替代你的现实经验，而单纯的经验亦不能取消你发现和创造新的生活的可能。从卢梭、孟德斯鸠到斯密，甚至是艰涩的黑格尔，本质上都要让人们回到经验世界本身去。而芝加哥学派所做的大量的社区研究，本质上依然关注的是现代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没有两者的结合，没有朴素的人心回归，那么我们只能要么变成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要么逃到古典世界里去做梦。
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今日社会科学的启示
《文化纵横》：非常感谢你非常直接地谈了对学术和教育的看法，但刚才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似乎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讨论。一是中国社会科学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二是从哪些思想资源出发获得改变的契机。请就第二个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渠敬东：社会科学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并不是完全对接的。从清末开始，中国才有了带有社会科学思维特点的学问方式，其创设与中国现代之变有着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降生之时起，就直接承载着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更承载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内在困难，承载着在这种转变中中国人生身性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局促的，艰难的，却与我们的现代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所以也应该具有两种气质：一是用于正视现实的处境，二是正因为不想做现代的模仿者，而对传统的文明存有敬意和感情。当然，这主要不是针对简单的启蒙所说的。
中国的现代之路还远没有完成，且困难重重。所以说，社会科学必须要尊重现实的变化，更要有耐心去理解中国和西方整个现代构型变化中所有的内在机制和人的体验。我不能说前辈的学术造诣有多么高山仰止，不可企及。而是说这样的研究有生命力，有焦虑，有焦灼，才会动人。
早期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诚如涂尔干所说：“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几种可能的未来”;“只有细致地研究过去，我们才能预想未来，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就某些具体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提出不同的见解，却要对前辈学人的功夫、眼光、见识和情怀肃然起敬。这里所说的不是狭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其实，那一批史学家、文学家也都大量采用了社会科学的视角和视野。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问家，也可以说是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在所谓的社会科学内部，历史学家也是层出不穷，像潘光旦、瞿同祖这样的社会学家，抓住的都是现代变迁中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脉络中去发现其本质。潘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著作极好看，血系研究融合了诸多方法和材料。我们系现在还留存着潘先生一柜子的二十四史读书卡片，试问现在还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在史学研究上下这样大的功夫。瞿先生本科论文就抓住了周代封建制研究的要害，此后的研究脉络从汉代一直逼近到清代。每当读到这些，就不免一身冷汗，由衷生出一份敬意。
再说一句，今天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到了关键阶段，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到处都是政策分析和数字分析，几乎难以看到经济学家从古典思想那里寻找给养，更别说从历史那里获得启发了。经济史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杳无声息，真是可惜啊。反正简单说吧，历史研究能够提供理解现实经验的契机，或许在今天，只有通过不断恢复自己的历史传统，去其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才能使得还远未完成其形态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完成其自身。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早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有很多启发性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我们自有文明体对于现代冲击的一种反映，一种重构，而不单是一种模仿。
第二个重要视角是，千万不要把中国传统还原成一个纯粹模型化的东西，费孝通同样讲过，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必须是一体两面。中国从来不是以一种标准不变的模式去理解自己的文明结构，而是对于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都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夷夏之辨和夷夏大防，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个文明体既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意义上的政治关联，也不是目前学界常讲的帝国式的关联。研究所谓中国，就必须研究边疆，研究周边不同的文明体系。民国时，至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社会学家，都是双肩挑的，在民族地区研究领域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第三，正是因为中国自身不是纯粹的宗教形态、也不是民族国家和帝国政治形态，中国才有一套构建我们自己社会的方式，其前提是家庭、宗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扩展性的共同体结构。本质而言，西方是在基督教之后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否则其后就不会有市民社会这些讲法。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构成、安置人心的办法，以及政治运行的形态，需要深入挖掘这样的问题。从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到林耀华《金翼》中的家族制度，以及潘光旦的位育概念，瞿同祖对中国法律儒家化中家族部分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原初分析单位的讨论。
我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企业、单位这些现代的构建形式中，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制度目前都是不完善的，无法安顿人心，确立价值。我在研究国有企业师徒制时感到，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其内部结构的构建和人与人关系的形成，之所以能够维续下来，让人们感到心安的关键，还是与中国自身传统的转化有所关联的。我甚至认为，如果实现不了这种转化和关联，那中国走向现代性就是一条死路。这些都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键，也是我们今日理解社会科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对方法的反动走向学术的再自立
《文化纵横》：听到你的这些讲法，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怎样的研究，无论是人文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落实在研究者这个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没有情怀、没有修养，没有眼界、不下功夫的人，研究什么也都是一杯白水。
渠敬东：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本来人文学科可以更直接地把我们带入到一种以情感性、体悟性为基础的学问里，但由于人文学科同样迷恋方法，而使得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想象同样决定于方法，而非基于总体的经验而产生的想象。历史学本身也忽视了历史本身的问题是应从当前经验化的方式去进行，当然也难以带入真切的情感，体会到传统社会中的人的样貌，他们活着的价值。例如在绘画史研究中，现在很少讨论一幅作品内在的精神和德性这样的核心问题，而是讨论画家的日常交往，怎么买画卖画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总要有个实质性的问题来引领。画家们寄怀咏志，意味着在追寻一种理想的人格，单纯依靠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他们就不再是画家了，凡夫俗子而已。
目前，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产生了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反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千万不能把社会科学自身的合理性反动掉。我们用文明性的原理，是可以克服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些问题，但这种思维本身，也易于带来“中国人就是如此”一类的简单意见。在中国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真问题不假，但却是一个不充分的问题。
对方法主义的反动，今天在我看来依旧是不充分的。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也要看到我们一般思维方式的局限，所以必须最终形成观念、经验和历史的链接。这是学问的三个最基本的入手点。或许搞哲学的也需要多了解现实社会，做社会学的也需要读那些哲学原典。虽然今天专业化的学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我依然觉得这将会对学问的形成，甚至对个人的修养，起到极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任何一种学问，都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最好的学问，并不仅是自己最擅长的学问，而是要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学问本身所带来的不足，知道自己内在的界限，才是一种开放的、有着最自然的乐趣的学问。
这么说，不是要取消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最好的研究都是专业化的。差别在于，有的研究仅有方法，看起来“没心没肺”，不感人，不动人;有的研究确实是专业化的，但是它是敞开的、动情动心的，不同学科的人读起来都深有体会。学问不在于专业的差别，而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厚度的差别，能够进入人心的程度的差别。
今天本科生就要写学术论文，研究生就要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学问上未老先衰的体现。一个人过早在方法和主题上成熟，最后做的都是假学问，与研究者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成长没有任何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悖论，就是一个研究社会的人，一旦进入真正的社会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四肢短小、畏首畏脚的人。这就是学问与生活相疏离的结果。梅尔· 吉布森在《基督受难》中所设计的魔鬼撒旦形象，就是一个长着老人脸的孩子，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今天，“做学问”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不动感情、没有内容的生产体系，一个形式化的、积累化的循环，每个人在其中醉生梦死，复制这套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学术发展一点不乐观。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体系的问题。就西方而言，从古典到近代，学术和学问一直在政治与宗教之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从中世纪以来，教会、帝国和学术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三大支柱。对于中国传统而言，中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政教关系，而是政治和教化的关系，教化是由士大夫演进而来的。真正寻找能和权力系统平衡的力量，或许要从道统，也就是中国以往的教化和学术系统中去寻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质问题不是中西问题，也不是古今问题，而是政统与学统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学统，学问不可能有真正的样子。
今天，别觉得在大学教书的人，就是传承学统的人，方法主义者绝不是这样的士人。人不是一个单纯在体制下生活的人，借用钱穆先生的说法，人也是山林中人。这是一种绵延的传统，一代代绵延不绝。读书人修身养性、言传身教，才是文明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