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共8篇）

1.中国古代思想流派 篇一

【屈宋】

屈宋指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他们都是“骚体”的创始者和代表作家。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诗人，代表作品有《离骚》等。宋玉写有《九辩》《风赋》等。他们的诗篇在艺术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多用楚国方言，多依楚国音律，大都具有奔放而华美的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高度评价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不过，屈宋虽并称，也有共同之处，但成就的大小却不能相提并论。

【汉赋四大家】

汉赋四大家是指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这四人都有多篇代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三曹】

三曹指汉魏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因他们父子兄弟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都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南朝三谢】

南朝三谢是对南朝三位谢姓名士的称呼，分别是谢灵运，谢惠连，谢朓。

【元嘉三大家】

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南朝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他们在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方面有相互类似之处，被称为“元嘉三大家”。元嘉是刘宋文帝的年号。

【竟陵八友】

“竟陵八友”指 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中最有成就的是沈约与谢朓。

南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文人。

【文章四友】

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个人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他们是：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

四人的作品风格较接近，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

【苏李】

苏李是唐朝文学苏味道和李峤的并称。苏味道是初唐政治家、文学家。九岁能诗文，少与李峤以文辞齐名，号“苏李”。苏味道李峤二人对唐代律诗和歌行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唐代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吴中四士】

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在初、盛唐之交，四人齐名，他们又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一带在古代也叫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

四人中贺知章、张若虚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张旭是书法家，也是诗人，包融所传诗不多。诗作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为著名。“四士”性格狂放，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新的情趣，体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点。

【沈宋】

“沈宋”是初唐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合称。他们所创作的五七言近体诗标志着五七言律体已趋于定型。

【温韦】

“温韦”是晚唐时期文学家温庭筠、韦庄的并称。他们是唐末诗人和词人，温庭筠和韦庄都有很高的地位，成为文人词的奠基者，同时也是花间派两位最重要的代表诗人。

【酒中八仙】

指唐开元年间长安市上的八位嗜酒好仙的“酒仙”：一仙贺知章、二仙汝阳王李琎、三仙清和县公李适之、四仙崔宗之、五仙苏晋、六仙李白、七仙张旭、八仙焦遂。出自唐杜甫《饮中八仙歌》。这首诗描述了当时长安市上“饮中八仙”的醉后之态。

【四大边塞诗人】

四大唐朝边塞诗人分别是高适、王昌龄、岑参、王之涣。

边塞诗人，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人，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其中以高适、王昌龄、岑参、王之涣四位善于边塞诗创作，作品较为出名，因此史学其并称为“四大边塞诗人”。

【高岑】

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的合称，为盛唐边塞诗歌代表诗人的专称。但“高岑”并称，则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而才学堪比沈约、鲍照，原非专称。

【王孟】

王孟，指王维和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因此也称王孟诗派。

【韩孟】

韩孟是指唐代中期的诗人韩愈和孟郊。他们的诗虽然风格不一，但都在形式上刻意求奇，形成一种险怪的诗风。

他们还主张以文为诗，议论人事，如韩愈的《师说》，使诗有散文化的倾向。不过他们在扭转大历以来平庸文风上起了一定作用，也写出一些好诗。与韩孟风格相近的还有贾岛、卢纶等。

【元白】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韦刘】

韦刘是指唐代中期的诗人韦应物和刘长卿。他们的诗多描写山水田园，被看作“山水诗派”。

【刘白】

刘白是唐中期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的并称，两人友谊深厚，写有大量酬唱诗，白居易曾以“四海齐名白与刘”自夸。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大李杜】

“大李杜”是唐朝大诗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并称。

【小李杜】

“小李杜”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的合称。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中唐诗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的合称。

大历十才子”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流派，他们既无共同的组织，也无共同的宣言，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审美趣味，遵循着共同的创作原则，又相互唱和，交往密切，所以将他们看作是一个流派。

其称号及所指人名最早见于姚合的《极玄集》：“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

【皮陆】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并称。皮日休为苏州从事，陆龟蒙是苏州人，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合编为《松陵集》，这是皮、陆并称的一个由来。

【中国古代四大才女】

中国古代四大才女是指蔡文姬、李清照、上官婉儿、卓文君(有争议为班昭)。她们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女子，才华横溢、德才兼备，令多少后人无比向往、敬仰这些红颜，真正揭示了一句话——谁说女子不如男!

【三苏】

三苏指的是北宋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

父子三人在文学成就上各有建树，因此被人合称为“三苏”，清代名臣张鹏翮撰大门联赞三苏：“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最为大雅。

【苏门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合称。四人都出自苏轼门下，最先将此四人并称加以宣传即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玘书》)。

【苏梅】

苏梅，北宋诗人苏舜钦与梅尧臣的并称。

苏诗趋向粗犷豪迈一路，梅诗则多委婉闲淡之作。因此，欧阳修《六一诗话》品评道：“圣俞(梅尧臣)、子美(苏舜钦)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这个意见是恰当的。

【济南二安】

济南二安指宋朝时期两位著名词人辛弃疾和李清照。因两人都是济南人，字号中都有“安”字，于是后人将他们合称为“济南二安”。

【苏辛】

苏辛是北宋的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二人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曰：“宋各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 自晚唐“花间派”以来，词以婉约为正宗，诗庄词媚，几成定格。到了苏轼，才以豪健纵放之笔，创豪放一派，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获得了解放。

【苏黄】

中国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的并称。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诗风格的体现者，影响都很大，因而自北宋末以后，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常常以“苏黄”并称。

【宋四家】

宋四家是中国北宋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合称。这四个人大致可以代表宋代的书法风格，而且成就最高，故称“宋四家”。

【二程】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南宋四大家】

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诗人(也可以称为中兴四大家，但经常称为南宋四大家)，是中国南宋前期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位爱国诗人的合称。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是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形成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温州古为永嘉郡，遂称之为“永嘉四灵”。

【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四位元代杂剧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因此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前七子】

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中国明代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公安三袁】

公安三袁(又称三袁)是指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兄弟，他们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长安里(今中国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岭南三家】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番禺县人)、陈恭尹(顺德县人)、梁佩兰(南海县人)的合称。三人居里邻近，时相过从，在创作上互相推重，在当时岭南地区最享盛名。

【江右三大家】

江右三大家，即清朝中期诗人、散文家、文学家、文学理论家蒋士铨、袁枚和赵翼的并称，三人齐名，并称乾隆三大家。三大家造诣主要集中在诗及散文创作上，诗论(文学理论)也有独到之处。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是中国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的合称。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大家。

【南施北宋】

南施指安徽宣城的施闰章(1618—1683)，北宋指的是山东莱阳的宋琬(1614—1673)。二人是较早在清庭应仕、出仕，主要生活在顺治康熙时期的诗人。有关两人的成就，大诗人王士祯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

【南袁北纪】

“南袁”指的是袁枚，号随园老人。“北纪”指的是纪昀，纪晓岚。

【南朱北王】

南朱北王，即清代学者朱彝尊和王士祯的并称。

2.中国古代思想流派 篇二

1 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源起

中国兵家思想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与炎帝的长期斗争中，黄帝采用了推行德政，整肃军队，发展农业，扩展疆土，教练士卒的措施，然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所采用的这种战法，被后世谋略家视为“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利”的谋略范例。到夏、商、周三代，中国兵家思想进入早期发展阶段，军事战争中的许多原则、指导思想已经被总结出来。从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被称为东方文化神秘殿堂的《周易》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乾卦”爻辞中，以“潜龙勿用”，“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隐喻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环境、态势，采用不同策略。又如“履卦”爻辞中说，有人既瞎又跛，却自认为视力好，腿脚健，结果一迈步就踩在了老虎尾巴上而被老虎咬伤。这就揭示了在谋略中必须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周易》中的谋略思想，不仅提供了重要的谋略方法论，而且成为后世兵学理论的源头活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与变革所导致的丰富的谋略实践，为兵学思想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合纵连横”、“围魏救赵”、“田单破燕”……数不清的谋略家、军事将领留下的数不清的事迹，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幅能勾起人无限遐想的历史画卷。

中国历代兵书见于著录者有4200余种，堪称世界之最。早在西汉初年，汉宫室所藏兵书竹简就堆积如山，张良、韩信受命“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宋朝，官方颁布《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为军事教科书，另外御批官修《武经总要》，计两集四十卷之多。除了这些直接的兵书外，还有记叙诸侯战争之事的史籍，也被当作兵书阅读。三国争雄，孙权劝吕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流风遗绪，明清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同样也被中国现代将领们用以琢磨指挥游击战争之兵法。如此频繁激烈的战争，如此丰富发达的兵法，这足以表明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高度繁盛与发达。

2 战争社会的演变推动着中国武术技击思想的发展

中国武术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庞杂繁复的文化系统。仔细探求武术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受文化理念的影响，武术技术发展过程中蕴涵着众多的兵家思想因素。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在冷兵器时代，作为士卒军事技能之一种的武术，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为了求得战争中的主动权及最后的胜利，军事指挥者重视实力的培养，对士兵进行系统严格的武术训练，以提高其完成军事任务的能力。可见战争实际上推动着中国武术实效功能的发展。这对于武术而言，就决定了其技术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实用性、实效性的走向。

较之于武术技击和战争而言，武术技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缩小的战争。战争和武术技击都是以克敌制胜为目的的，因此，用于战争中的制胜的战术、方法、措施都可以引申转用到武术技击术上来。在先秦时期的《庄子·说剑篇》中，即有对有关武术技术和兵学思想结合的记载：“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可见，其剑法中已具备了兵学的思想。《孙子兵法·计篇》指出：“能而示之不能，用人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十三条“兵权谋”的指导思想也被用于武术的技击中。即在实战中，效仿这十三条建议用于诱敌，通过身体的示形变化来制服攻击对方。少林功夫所说的“手是蝴蝶手，让人捉摸不定，全靠脚打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武术技击思想的发展本身即是兵学思想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兵家谋略的影响，显然不会形成今天如此繁复的诸多武术拳种和丰富各异的巧妙技法。

3 兵学思想对中国武术技击思想的影响

3.1 兵学思想萌生出中国武术“诡异多变”的技击思想

《孙子兵法·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深刻地阐释了变中求胜的思想。中国武术在技法层面上则全面接受了孙子的种种战术思想。“中国武术诸内家者，多不露于外；其妙用有形者少，专重于无形，是以多暗手，少明手；多险招奇招，少猛招烈招。自古以内家擅长者，往往伤敌于不知，败敌于无形。”作为内家三拳的八卦、形意、太极在诡诈诱敌上的讲究更是有独到之处。“八卦在天成象，天有不测风云，八卦掌以变求胜；形意在地成形，直来直去，手脚齐致，在不变中求变化以制敌；太极效法人和，在人不知不觉求空求圆。”讲出了三家拳法在技法中诱敌的精义。八卦掌以弧形步转圈为主，扣摆转身快，横走竖撞。金蝉脱壳，脱身化影，走马回头是其常用的散招。形意拳也主张“形不破体，力不出尖，发手莫有形，身动勿有势”的特殊诱打方法。而太极则力图运用轻灵多变的手法来乘人之势，借人之力，攻人之隙，没有明显的主动形诱，而是进行意诱和劲诱，力争达到“妙处全凭能借力，得来全不费功夫”。

3.2 兵学思想繁衍出中国武术“奇正相生”的技法思想

兵法中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中国武术追求“整、爆、敏、变”，每个动作都要求敏捷迅速，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但技击中也要求应变，要在变化中搞乱对手，引导对手，直至战胜对手，武术的各个门派在其高级阶段，都追求多变，从自有拳法或套路中引申出其他变化，以战胜对手。《孙禄堂武学录》中深刻论述了奇正之变的相对性：“所用之虚实奇正，亦不可专有意用于奇正虚实。己手在彼手之上，用劲拉回，如落钩竿，谓之实。己手在彼手之下，亦用劲拉回，彼手挨不着己手，谓之虚。奇正之理亦然，奇无不正，正无不奇，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之变，所用无穷。”可见，武术技法中有许多虚实招法，其目的在于试对手的反应应变能力，对手不变我为实，对手变换我可为虚，这是技法理论中的制胜法宝之一。

3.3 兵学思想酝酿出中国武术“重意轻形”的技击思想

兵法云：“兵法无法，以无法为法，此乃兵法之上乘境界。”中国武术则追求：“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与兵法一样，中国武术招式技法的变换只是操作层面的“有形”的表达，是一种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东西，尚未从本质规律去把握武术的真谛，只有那些有感皆应，浑然无迹的神明脱化，才是闪耀着武技之道的真精神。

“传统武术由‘招熟’进入‘懂劲’，再由‘懂劲’进入‘神明’时，原来的形式招架逐渐化为习武者‘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的情景之竹，这就是一个由形及化的悟道，亦是一个由‘有形’升至‘无形’的过程。”一切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对手为转移的随机策略性，乃是中国兵法与武术技法的精髓所在。其目的都在于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

3.4 兵学思想衍生出中国武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技击思想

“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思想源于《司马法》的“上谋不斗”，后来由孙武正式提出，孙膑等人继之提出“心战”策略：“伐国之道，攻心为上。”这既是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阐释，又是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改造。它突出了“心理威慑”含义，抓住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质。《六韬》吸收黄老道家的思想，屡屡阐述“不战而胜”与“全胜”思想，主张在战争爆发之前即消灭战争，认为最高明的战争指挥者就是不战而胜。它说：“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又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真正的武林高手也一样，平时满面谦和冲淡的气质，目光止水无波，但真遇到了系生命于呼吸之间的情况时，其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杀气，以及透过目光所传递出的令人诧异的、饱满的精气神又会让人不寒而栗，真可谓“以意击人”。往往不用动手，或凭借本人在武林中的威望，或凭借自身功力的一次展示，就可达到从心理上给对方造成巨大心理威慑的效果，从而阻止一场暴力冲突的发生。“兵”与“武”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将来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4 结语

3.中国古代治国思想 篇三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儒家、道家、法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即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

一、儒家的治国思想：礼治和德治

1、礼治思想

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一是竭力维护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维护宗法伦理观念，这也是“礼治”的最核心要素。在中国的皇权统治中，君臣父子关系是主要的构成要件，在宗法制度下，君臣、上下、长幼、贵贱都有严格的等级序列，礼就是用来维护这种等级序列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治就是借君臣、上下、长幼之规则，来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国家、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二是宣扬“性善论”。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祟尚道德修养，重德教。主张“养民”以“宽”为主，宽猛相济。孔子曰：“为政以德”，孟子倡导“仁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乎治天下”。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统治者布德于九州、牧民于四海，对臣民进行礼德教化，臣民要修身养性、尊尊尚德、休浴圣化，老老实实依‘礼行事，做统治者的顺民。”三是主张贤人治国。礼治思想主张“贤人政治”，即统治者都是真龙、天子，是真理的化身，是圣人、贤人，是“替天行道”者，亦即要用贤能之士治理国家，而绝不能让恶人当道，从事政治。

儒家的“礼治”国家治理思想在维护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礼”的治理作用。中国有王朝更替的历史，研宄每一新兴王朝的开国史不难发现，礼乐几乎都是其开朝初期整治的首要，目的就是以礼乐来规范社会关系，实现有效的统治。

2、德治思想

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来看，“德主刑辅”、“为政以德”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尤以儒家的德治思想最为典型，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其思想要点有：其一是为政以德。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才能为天下人所认同，并被天下人所效仿，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讲为政者若具有高尚的道德，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人民就会拥戴他。毋庸讳言，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赋予儒家德治思想新的内涵，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二、道家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

道家以“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的核心理念，这一治理理念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实践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汉唐盛世、明仁宣盛世、清康乾盛世都曾借用过道家的无为政治。这一学派由封建没落贵族所创，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封建贵族丧失了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只能听命于自然的摆布，提出了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1、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开创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以自然道作为治国的最高价值取向。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指天、地、人的组合，实际上都是“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就是最高法则是自然而然。正因为“道法自然”，所以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无为，因而，用这种理念来治理国家，就是要顺应自然之道，要清心寡欲，即要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是道家学说中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也是道家治国思想的核心，道家的一整套治国理念都是围绕这一治国思想展开。正如老子所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亦即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人。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可妄为，不要强为，要顺其自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要知民意、顺民心，让百姓自然发展。

2、以民为本

在道家的治国理念中，“民”、“百姓”占有很突出的地位。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里的“贵”与“高”指侯王之类的统治者，“贱”与“下”指被统治的广大百姓，老子以广大百姓作为侯王之“本”之“基”，充分说明了道家以民为本的治国情怀，如果没有这里的“本”和“基”，我们说，便没有国家政权的存在。因而，老子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就是说，君主治理天下没有固定模式，应以百姓的需要作为施政的逻辑前提。

三、法家的治国思想：法治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与儒家宣扬“人性善”不同，法家信仰“人性恶”。在法家看来，人是自私的，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是不足以制止纷争、维护社会稳定的。因而，法家主张必须用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治”是治国的最好办法。

首先，“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法家认为，好利而恶害”是人的本性，因而，用儒家的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无济于事，只能用法令刑赏才能奏效，实行“法治”是适应人性的必然选择。商執认为，人类会历经上世、中世、下世、今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治民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对于处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需“秉权而立，垂法而治”。韩非子认为，“有名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4.中国古代财政思想.2 篇四

财政是国家的生命线,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成为传统税收文化的最高境界,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民本思想则成为传统财政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公共参与国家的财政预算,以此提升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增加国家能力,是我国的财政精神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所在。

一、传统财政文化中的轻税思想古代中国,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在我国古代长期占居主导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颁发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的劝农诏。在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古代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赋、工商税收和官产专卖收入,而在这三者之中,工商税收和官产专卖收入的数量很难有持续的增长,田赋成为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支柱性财政来源,所谓“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可以说,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田赋收入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家,对于农耕文明的依赖,一方面使得古代君王可以更加轻易地凭借权力获得田赋收入;另一方面,也由此催生了很多田赋征收过程中的财政腐败,而古代思想家立足于国富民强、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轻税”主张,则可以看做是传统财政思想的精华

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是贯穿中国古代财政史的主要内容。财政制度的确立在先,财政政策的制定在后。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朝代,均由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制定和推行了指导国家财政经济活动的财政政策。纵观历代主朝的财政政策,都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以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思想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儒家的财政思想主要是重“仁”、“义”、“罕言利”,主张薄赋敛,均节财用,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法家的财政思想贯彻“法治”主义,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重财利”,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二是以“人”为制定政策的中心。历史上的一些理财家,其为政与否对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重大影响.三是财政政策的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土地制度、力役制度、赋税制度、官营专卖制度、工商业政策以及货币制度等,财政政策往往构成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尹

5.专题三 古代中国思想演变 篇五

古代中国思想演变

撰稿教师：赵利剑

审稿老师：李明赞

责编：陈敏

专题概述

中国古代思想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与学术体系，其基本学理和精神都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这个伟大的轴心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正统地位得以确立。魏晋时期，儒学受到佛教、道教思想冲击。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局面。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心学新阶段，成为官方哲学。明清之际则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传统儒学焕发生机。

专题结构 阶段 特征 内容 春秋战国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产生众多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的学派 诸子百家的兴起及“百家争鸣 秦汉 文化一统时代；儒家逐渐替代法家、道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秦：“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汉：董仲舒的新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魏晋南北朝 文化多元时代；宗教盛行，儒家独尊地位受到冲击 道教和佛教兴盛 隋唐 文化隆盛时代；儒家继续面临挑战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儒学正统地位遇到挑战。韩愈提出复兴儒学 宋元 新儒学产生，向内省、精致趋向发展 理学兴起；心学产生 明清（鸦片战争前）沉暮与开新的时代 心学广泛传播；早期启蒙思想产生

专题梳理

一、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儒学的形成 ①孔子的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说；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的社会现实，他又强调以“礼”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号召“克己复礼”，即恢复理想中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以实现社会稳定，同时以中庸思想和“和而不同”来协调礼和仁的关系；他反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出现的苛政暴政，要求统治者“以德治民”。

孔子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兴办私学，“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扩大的教育对象的范围；他以“成人”、“君子”为教育目标，提出“因材施教”等诸多重要教育原则。他整理编订古代文献，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传承。

②孟子的儒家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代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以“性善论”作为其思想理论的基础，并发展了孔子“仁”、“以德治民”的观点，提出较为完整的“仁政”理论，要求统治者停止兼并战争，减轻赋税，制民之产，尊贤使能；他还提出了以“民贵君轻论”为代表的民本学说，成为其思想体系中最为宝贵的成份。

③荀子的儒家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代表，他认为人性本恶，但通过后天的教化可以教人向善。他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提出礼法兼治、王霸并用的主张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2.秦汉时期：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秦朝推行以 “焚书坑儒”为代表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儒家为首的先秦各家学派（法家除外）遭受沉重打击。

汉初借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恢复经济。随着汉朝进入鼎盛时期，汉初很多社会遗留问题如王国问题、匈奴威胁等，具备了解决的条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对统治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董仲舒是汉代最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借鉴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学说，对儒家进行重大发展，其理论核心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他宣扬“天”是万物主宰，以天子统治人民，后者应无条件服从天子，而天子须听命于“天”。这套理论为皇权披上神权外衣，使君王行使权力有了合法的依据，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他还提出了“大一统”的理论，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迎合了汉武帝以思想统一巩固政治统一的需求，因此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魏晋隋唐：儒家面临佛道挑战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原，随后道教也在民间兴起。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生痛苦，人民易接受宗教。汉、唐儒学偏于训诂、注疏，墨守定论，对古代经典不敢有所突破，面对魏晋乱世也束手无策。而由于佛、道长于对宇宙、自然的深层思考，为儒家所不及，也吸引了大量社会上层人士。其间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也曾大力扶持宗教。自汉以来儒家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4.宋明理学：儒学的复兴

①理学

背景：北宋时期，儒家学者致力于复兴儒学、抨击佛道，又冲破汉唐儒学束缚，融合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既要回答佛、道关于宇宙、自然的深层思考，还要把这些思考与传统儒家对人生的关怀结合起来。

代表人物：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著有《四书章句集注》。

思想观点：

“理”是世界的本源，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则是儒家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但被后天欲望所蒙蔽，因此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强调通过接触世间万物，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 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即“格物致知”。

②心学

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理学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不满。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只需反省内心即可得到天理。

明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尖锐，统治危机严重。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天理，天生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外求，只要克服私欲，即可恢复良知。他提倡“知行合一”，用良知指导自己的行为实践。

③评价

理学以三纲五常维护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的自然欲求；但也重视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有积极作用。5.明清之际儒学的新发展

①背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跃，市民工商业者力量发展；君主专制加强，禁锢思想，吏治腐败，积弊丛生；理学盛行，推崇孔子。

②代表人物

明朝思想家李贽否定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权威，认为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批判道学家的虚伪说教，肯定人的正常需要，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开朴学先河。

王夫之继承并发展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

二、不同思想的交流与融合 1.儒家之外其它重要思想

①道家

春秋时期老子创立道家学派。他以“道”为万物之本原；主张“无为而治”，建立“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双方可以互相转化。

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庄子把世间万物都看作相对的，主张放弃一切差别观念可获得精神自由。

西汉初年，民生凋敝，国力衰弱，恢复经济成为统治者当务之急。提倡“清静无为”的道家受到重视，成为“休养生息”政策的理论基础，故道家名重一时。但随着西汉国力增强，对匈奴威胁和王国问题的解决日益提上日程，道家不能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地位逐渐被儒家所替代。

东汉后期，道家学说的某些内容与阴阳五行之说以及民间流行的巫术结合，逐渐形成道教，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颇为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②法家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等人。战国时期李悝、商鞅等人均以法家思想指导变法。战国末年韩非子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汇集了早期法家“法”、“术”、“势”等派学说，主张三者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

法家推崇君主的地位及权力，适应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因此成为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但法家提倡的“严刑峻法”也使秦朝政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点，是秦朝短命而亡的主要原因。汉代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在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多采取儒法并用、“外儒内法”的统治方术。

③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出身于平民阶层。他的主张有“兼爱”，即消除亲疏、贵贱的分别，同等爱人；“非攻”，即反对兼并战争；“节用、节葬”，反对奢侈浪费；“尚贤”，即反对任人唯亲，主张选举贤能。他的主张代表平民百姓的愿望，在战国时代具有很大影响。

2.思想交流与融合

①儒家对法家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以礼乐教化使人向善。其学生韩非子继承“性恶论”，但认为礼乐教化吾无力约束人性中的“恶”，而应以强制手段，如“严刑峻法”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②董仲舒的“新儒学”：西汉时期，董仲舒将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大一统”等主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③宗教对理学、心学的影响：汉朝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也在民间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对儒家独尊地位造成严重冲击。北宋时，儒家学者为复兴儒学，一面抨击佛道，一面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理学的“天理”说、“格物致知”说、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等观点，均受佛道影响。

④北宋时期，王安石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精神领导变法，具有鲜明的“援法入儒”的特点。

三、重要的文化现象及文化政策 1.百家争鸣

①背景

战国时期是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井田制彻底崩溃，土地私有制在各国先后确立，各诸侯国兴起变法运动，官僚集权政治代替贵族政治。百家争鸣正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这些巨大变革。

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素材。

春秋以来，私学兴起，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诸侯纷争，社会动荡，为知识分子流动和思想自由创造了社会环境，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造就了一批有见解的思想家。

战国时社会变革也促使阶级关系变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各阶级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批评对方，以确立自己的学说，这诸多因素导致“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②表现

诸子：各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百家：泛称，形容诸子之多，有儒、墨、名、法、阴阳、道、纵横、杂、农等家。

百家争鸣：诸子各家之间所展开的互相驳难、互相论辩的学术局面；士对各国诸侯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

③影响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

2.焚书坑儒

①原因

秦朝建立了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集权体制，以政治手段压制战国以来繁荣发展的诸子学说。由于儒家具有厚古薄今的历史观，儒生以古非今的言论被秦统治者认为不利于其统治，故有“焚书坑儒”之事。

②过程

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一些儒生批评秦始皇滥施刑罚。秦始皇下令追查，活埋460名儒生。

③后果

钳制思想，摧残文化。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①原因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汉初的遗留问题如王国问题、匈奴威胁等必须加以解决。汉初所推崇的道家“无为”主张落伍于时代。而统治者的“有为”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上升。儒家“仁政”、“民贵君轻”等学说则可以缓和矛盾，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挥，更进一步适应了神话和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有利于以思想统一维护政治统一。

②表现

汉武帝启用儒生参政，以儒家推崇的“孝、廉”等品德作为选官标准，又以儒家经典作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并设五经博士，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各郡县设学校。

③影响

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成为两年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利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自由活跃与竞争。

4.八股取士和文字狱

明清沿用科举选官制度。由于科举发达，对考试标准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严厉控制读书人的思想，明朝规定科举命题集中于四书五经范围内，考生答卷不得有个人见解，必须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使儒生只知埋头攻读经书，不讲求实际学问。一旦考中大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八股取士败坏了明清两代的学风，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文字狱指因文字著述和言论而得祸、立案入狱的案件。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为巩固统治，加紧进行文化专制，打击异端，钳制思想。知识分子或因具有“反清复明”思想而获罪，或因触犯皇帝权威而招祸，更有大量穿凿附会之事。清代的文化专制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埋头于古书堆中做考据之学，学术思想死气沉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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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在每小题所列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2分，共60分。）

1.《论语·乡党篇》记，一次孔子家马厩失火，孔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马夫属“圉”，为最下等级之人。孔子关心人而不关心马，这体现了

A.孔子主张平等对待下人

B.春秋时奴隶地位提高

C.孔子“仁”的主张

D.孔子反对等级差别

2.孔子思想中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的是

①“仁者，爱人” ②贵贱有“序” 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④“有教无类”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④

3.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对其教育活动叙述不正确的是

A.孔子讲学的教本是四书五经

B.孔子讲学注意“因材施教”

C.孔子讲学主张“有教无类”

D.孔子教育学生要“温故而知新”

4.有关老子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①主张在政治上“无为而治”

②主张进行社会改革

③开始对宇宙本源的探讨

④其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①③④

5.战国时期我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

A.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思想比较活跃，善于思考

B.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变革，为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条件

C.周王室衰微，思想控制不力

D.各诸侯国政府的大力提倡

6.有的学者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想流派分别描述为：“全面归服自然的隐士派”“专制君主的参谋集团”“劳苦大众的行动帮会”“拥有无限同情心与向上心的文化人的学派”。这些流派按顺序应是

A．儒、道、墨、法

B．道、法、儒、墨

C．法、儒、道、墨

D．道、法、墨、儒

7.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后世尊称他为“亚圣”，并将他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的观点中，成为中国早期民本主义的思想基础的是

A.“奖励耕战”

B.“崇尚自然”

C.“民贵君轻”

D.“无为而治”

8.一对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外偷了东西，如果按照荀子的理论，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应是

A.认为孩子的本性是恶的，但只要好好教育，孩子会改正错误

B.认为孩子的本性是善的，他犯错误只是一时糊涂

C.认为孩子的本性是恶的，必须严厉地惩罚他，使他因畏惧而不再犯

D.认为孩子犯错误不是恶，“大盗窃国”才是恶

9.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下列思想体现儒家民本思想的有

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

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③“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

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⑤“天下为主，君为客”

A．①②③⑤

B．①②③④⑤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⑤

10.“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是下列哪一思想家的主张

A．孟子

B．韩非子

C．墨子

D．庄子

11.下列主张属于墨子提出来的是

①选举贤能 ②今胜于昔 ③无为而治 ④兼爱非攻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④

D．③④

12.汉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采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这种统治思想源于

A.法家思想

B.儒家思想

C.墨家思想

D.道家思想

13.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曾言：“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从董仲舒的这句话中可以发现，他

A．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认为民性本善，君权天授

C．建议以礼入法，以礼入俗

D．感叹人性本恶，呼唤王道

14.董仲舒为儒学增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内容，后世皇帝的下列行为不属于这一理论应用的是

①皇帝即位要举行祭天仪式

②确立“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

③把自然灾害与天意相结合④“奉天承运”是诏书中的常用语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5.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继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这主要表现在 A．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

C．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地位不可动摇

D．认为人君要爱护百姓,如果残暴,天将降灾祸于他

16.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是

A.彻底抛弃法家思想

B.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C.向西域传播儒家思想

D.使儒生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

17.儒家思想在战国受到冷落，秦朝遭到封杀，自汉武帝以后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思想。这表明

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②事物是发展变化的

③事物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④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逐步扩大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①④

18.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共同点是

A．理气一体,理先气后

B.心外无物，心即理也

C.纲常伦纪，即为天理

D．内心反省，以致良知

19.下列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表述，正确的是

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 ②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提出理是万物的本原 ③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维护统治 ④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20.“智者不以无过为喜，人之大德在于改过，作一新人。”王阳明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

A．勉励人谨言慎行,避免犯错

B．说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C．指出智者以有过为喜,以重生为荣

D．强调知过改过,日新月新的重要性

21.明清的民主思想将抨击的矛头指向程朱理学，是因为程朱理学

A．束缚和摧残人性

B．破坏传统文化

C．反对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D．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22.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可否再嫁？”程颐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下列思想家中，观点与程颐对立的是

A.李贽

B.黄宗羲

C.顾炎武

D.王夫之

23.明末清初之际，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民生之本”的观点，其社会根源是

A.黄宗羲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

B.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必然结果

C.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

D.统治者重视工商业的反映

24.顾炎武认为：“王（阳明）学末流背离孔门为学宗旨，不习六艺，不综当代之务，而专心于内，已非儒学之正宗。”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

①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的学风 ②顾炎武批判心学的空谈 ③顾炎武批判心学对儒学的背弃 ④顾炎武主张废弃儒家思想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25.明末清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A．都反对君主专制

B．都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C．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映

D．都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6.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其进步性在于

A.反对私有制

B.反对君主专制

C.反对中央集权的制度

D.要求建立平等的社会

27.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下的解释正确的是

A．孟子和黄宗羲都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

B．三种主张都与当时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C．三种主张都遭到当时统治集团的轻视

D．三种主张都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的剧变

28.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主要得益于

①思想体系根据时代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

②统治者的提倡

③儒家思想没有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

④官办教育对儒家思想的大力传播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29.下列我国古代反映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包括

①《春秋繁露》 ②《四书章句集注》 ③《春秋》 ④《天下郡国利病书》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30.下列说法，可以代表士人的经世致用思想的是

①“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

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③“出而为帝王师，处而为天下万世师”

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A．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二、非选择题

（第31、32题12分，第33题16分）

31.阅读下列材料：（12分）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李斯上奏）“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1）以上材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界怎样的发展趋势？（2分）原因何在？（2分）

（2）材料表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自战国到西汉的统治者和学者先后采取了哪些措施？（3分）

（3）如何评价秦汉时期的这些措施？（7分）

32.阅读下列材料：（12分）

材料一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韩非子》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的解释是：“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材料三

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1）三则材料反映的政治观点有何不同？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6分）

（2）材料一、二和材料三有何本质区别？（2分）请结合韩非子、董仲舒和黄宗羲三位思想家所处时代的特点，分析造成三者思想区别的原因。（4分）

33.阅读下列材料：（16分）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孔子所奠定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几经演变，充实着和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态：

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关于强国之道的求问时，指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材料二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有关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的策问时，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材料三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1）据材料一，指出孟子的基本主张是什么？（2分）

（2）汉武帝时，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在中国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根据材料与所学的知识，分析儒家为什么能在西汉取得独尊的地位？（4分）

（3）据材料三与所学的知识，指出宋代理学的突出特点。（2分）

（4）结合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实，说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各派别是如何对待传统儒家学说的？并分别指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6分）

（5）运用哲学观点，简要回答在新时期对儒学应该采取的态度。（2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C

2.B

3.A

4.D

5.B

6.D

7.C

8.A

9.A

10.B

11.C

12.D

13.B

14.B

15.D

16.B

17.C

18.C

19.B

20.D

21.A

22.A

23.C

24.B

25.A

26.B

27.B

28.B

29.B

30.A

二、非选择题

31.（1）趋势：由百家争鸣到思想统一。(2分)原因：国家由分裂割据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2分）

（2）战国时期，诸子力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秦朝“焚书坑儒”；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分）

（3）均是以思想统一实现和维护政治统一。（2分）秦朝钳制思想，摧残文化；（1分）西汉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思想，推动了教育和儒学的发展，但不利于思想的自由发展（2分）

32.（1）韩非子主张法治，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君主专制的建立；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有利于以思想统一加强政治统一；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他的思想对后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有一定影响（6分）

（2）前两人的思想客观上为君主专制服务，而黄宗羲的思想则带有反君主专制的民主色彩。（2分）韩非子：战国时期，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董仲舒：西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巩固与发展时期；黄宗羲：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专制制度强化，传统社会逐渐衰落（4分）

33.（1）“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强调忠信的伦理道德。（2分）

（2）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能适应统治者需要。而且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核心，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和大一统的需要。（4分）

（3）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其将“天理”引入儒，强调“天理”是世界的本原。（2分）

（4）维新派的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革命派提倡民主共和，反对儒家传统道德。

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批判儒家旧道德，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

维新派力量弱小；为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袁世凯掀起复古尊孔逆流。

（6分）

6.盘点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 篇六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代表作品：《道德经》

2、孔子-中国古代最著名思想家-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作品:《论语》

3、孟子-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发扬人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代表作品：《孟子》

4、庄子-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发扬人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代表作品：《庄子》

5、墨子-中国古代墨家学派创始人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代表作品：《墨子》

6、荀子-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 “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代表作品：《荀子》

7、韩非子-中国古代的法学大家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代表作品：《韩非子》，其中韩非子的著作中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闻的成语：如，自相矛盾，讳疾忌医，三人成虎等;

8、晏子-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本”思想家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代表作品：《晏子春秋》

9、董仲舒-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是他将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代表作品：《春秋繁露》

10、朱熹-中国古代著名理学家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7.中国古代人才选拔思想考略 篇七

古代人才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晚期, 就出现了尧、舜、禹禅让, “选贤与能”的传说, 开辟了选贤举能的先河。春秋时期, 各国诸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特别注意收罗人才, 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 其中最著名的是创立道家学派的老子和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 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思想, 把我国人才思想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战国时期, 有远见的诸侯国君都认识到“得士者昌, 失士者亡”, 争相养士、用士, 招纳天下贤能之人, 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著名思想家, 以儒、墨、法三家的人才思想最为丰富。两汉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在建立和巩固政权中的作用, 在使用、培养人才方面从政策上和制度上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措施, 并出现了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等著名思想家。三国时期各国之主都能用人,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刘备三顾茅庐, 诸葛亮鞠躬尽瘁, 成为我国古代求贤用贤的佳话。两晋创业期间, 尚能坚持“用人唯才”的政策, 但后因分封诸王, 贾后专政, 导致八王之乱, 最后君降国亡。隋王朝在政治制度、人才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 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代之以科举制, 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失天下人心的教训, 在人才理论和人才实践上都有重要建树。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 重要的一条是采取了正确的人才政策, 并且训诫后世子孙不杀士大夫。忽必烈是元代的第一个皇帝, 他重用各族知识分子, 对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取天下, 求贤若渴, 知人善任, 网罗了大批人才。清王朝从康熙到乾隆135年间为清朝的鼎盛时期, 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 与康、雍、乾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各类人才不断涌现, 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前代水平。

二、古代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之道

1. 察言考行。

古人不仅十分重视辨才的意义, 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要听其言, 观其行。孔子曾经说过:“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荀子认为:“口能言之, 身能行之, 国宝也。口不能言, 身能行之, 国器也。口能言之, 身不能行, 国用也。口言善, 身行恶, 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 爱其器, 任其用, 除其妖。”孔子与荀子主张的听言观行, 是识别人才最基本,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元朝大臣胡祗认为必须“心公识明”, “察言考行, 识所以, 观所由, 察所安, 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取德以实行, 取才以实效, 详以理, 悉以义, 虽万态亿状, 眩耀莫之或欺, 为人之任亦重矣。”这说明, 听言察行, 即可去伪存真, 达到选君子、弃小人的目的。其次, 举之以众, 取之以公。孟子主张:“国君进贤”, “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 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 勿听;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孟子主张的公论面已经达到整个国人, 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程颢、程颐也主张欲纳“四方之贤”, 必须靠“公论推荐”。康熙则认为“官之贤否, 或操守清正, 或贪污不肖, 必难掩于百姓, 必难逃于众论。”古人主张的取之以公, 就是出以公心, 公正地看人、选人、用人。离开这一条, 从个人的亲疏好恶出发去观察人, 很容易导至忠奸不辨, 弃贤舍能, 任人唯亲, 后果不堪设想。

2. 德才兼备。

古人在主张德才兼备选人标准时, 总是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 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 通为之贤, 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 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进而指出:“才者, 德之资也;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 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 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 所以“与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 可见, 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 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 指出:“取才之道, 当以德行为先, 其次经术, 其次政事, 其次艺能。”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 强调“有司察举贤才, 必以德行为本, 文艺次之”。康熙在《治国圣训》中, 根据切身体会, 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 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 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 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 若止才优于德, 终无补于治理耳。”

3. 知人善任。

古代人才思想十分丰富, “知人善任”是人才思想最本质的内容, 是人才思想的精髓。“知人”是“善任”的前提, 对人知得不准就很难做到“善任”, 而不善于用人, 有了人才也会失去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结果既不知人, 也不能用人。贞观六年, 唐太宗和魏征有过一次对话, 对“知人善任”作了精辟阐述。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 王者须为官择人, 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 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 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 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 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 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 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 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 自古为难, 故考绩黜陟, 察其善恶。今欲求人, 必须审访其行, 若知其善, 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 只是才力不及, 不为大害。误用恶人, 假令强干, 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 不顾其行。太平之时, 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这里唐太宗强调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必须“慎择”, “不可造次”。而魏征在答话中着重论述了选人必须坚持“才”、“行”兼具的正确标准, 用人的目的在于治事, 因此选人的标准应该以治事任务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战争年代, 任务在于克敌制胜, 选人应侧重才能;和平时期, 治事任务要复杂得多, 不但要理财通货, 还要掌管教化, 因此不仅要注意才能, 而且还要注意操行, 必须“才行俱兼, 始可任用”。

4. 不拘一格。

古人在用才问题上, 很注重全面地看人才。在他们看来,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如“尺之木必有节目, 寸之玉必有瑕”。就连古代尧、舜、禹、汤、文、武等这样的圣王、大贤, 也并非无过。《吕氏春秋·杂俗览·举难》篇在论及此事时指出:“以全举人固难, 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 舜以卑父之号, 禹以贪位之意, 汤、武以弑人之谋, 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 物岂可全哉?”明朝大政治家刘基认为:“人非大圣, 鲜有全才”, 主张在选用人才上眼光和胸怀要远大一些。古人的上述主张, 可以概括为“举大节, 弃其小瑕, 随其所能, 试之以事, 用人之大纲也。” (《旧唐书·赵憬传》) 主张舍短求长, 不拘一格, 唯才是举, 才尽其用。战国时期晏子在答齐景公问时说:“任人之长, 不强其短, 任人之工, 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左传》记述子产从政的要领, 将其概括为“择能而使之”。宋朝富弼认为:“善任人者, 必适其所用。善御物者, 不强其不能。”朱元璋则将用人之道归结为“在于随才任使”。古人广辟人才, 主张打破论资排辈, 择优选拔人才。宋朝孙洙在《论资格》中尖锐地指出:“今贤才之伏于下者, 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 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 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政虐暴吏者, 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玩弊, 百官之所以废弛, 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 皆资格之失也。”明朝丘浚在谈到资格之害时, 也指出:“今日用人必循资格, 而人才需选者, 往往老于选调, 而不得及时;及用之, 大半衰老矣”, “衰老之人, 布满天下”, “乱亡之兆也”。丘浚的论述, 更达到了震聋发聩的程度, 确实令人警醒。康熙对吏部说:“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今在京各部满汉官员俱资俸升转, 虽系见行之例, 但才能出众者常以较量资俸超擢无期, 此后遇有紧要缺员, 着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这些主张, 开打破论资排辈之先河, 给古代封建的用人之道注入了新的生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 曾经出现过人才繁盛的时代, 人才思想极其丰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发掘中华古代人才思想的丰富宝藏, 对贯彻党和国家的人才政策,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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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兰兰.“秀才”与古代人才选拔制度[J].文史博览 (理论) , 2009 (5) .

[3]李永鑫.中国古代人才测评思想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 (社科) , 2006 (3) .

[4]杨占武.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思想渊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3 (11) .

[5]陈晶瑛.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及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8 (6) .

8.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历史借鉴 篇八

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也有积极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法与时转”“因时修律”的科学立法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些思想多少触及到了法的进化发展规律，具有历史进步性。后世治国者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制定、修改法律。“不法古，不修今”，积极“变法图强”，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实践较为明晰的一条主线。当代中国立法同样应遵循“法与时转”这一辩证规律，“与时俱进”正是它的现代诠释。

其次是法治胜于人治的最佳治国方式。法家认为，儒家所说的贤人政治的确不错，但像尧舜那样的贤人要千世才出现一个。而且，即使出现那样的贤人，其治理国家如果不是按照“法”，而是凭借“心”，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 如果让一个中等才能的国君治理国家，只要他“守法术”“以法治国”，也可以将国家治理好。这是强调要以法治为立国的基石和兴国的根本。

第三是“唯法为治”“事断于法”的行为准则。古代法治论者将法看成是安邦立国、富国强兵的法宝，在他们看来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行动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应纳入法的规范中。韩非子就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这是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根本精神，并在官吏管理和依法行政方面有着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