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

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精选6篇）

1.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 篇一

上浦发展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大力发展乡镇经济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如何加快发展以乡镇增财力, 农民增收入为重点的乡镇经济做上浦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上浦镇经济发展的现状

上浦镇地处浙江上虞西南，曹娥江、104国道、上三高速公路纵贯全境。全镇地域面积86.6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人口2.6万人，现有耕地面积21974亩，山林面积64305亩，水域面积3163亩，是一个山清水秀、湖畈沃野、物产丰富的江南鱼米之乡。2008年全镇实现国内总产值10.01亿元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6.2亿元万元，利用外资 670万美元,引进内资 9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616元。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工业卫星镇和科技星火示范镇，省百强、绍兴市三十强乡镇等荣誉称号。截止 2011年末,在全市乡镇综合考核中位居前六名。然而, 上浦镇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后续财源不广，经济发展压力大，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龙头企业不多;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 招商引资的力度不够等。

二、制约上浦镇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

1、工业企业小富既安

上浦镇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发展较慢, 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 相对比较保守, 不能勇于开拓创新，做到富而思进，全镇经济的快速发展缺少强大动力。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和认识上的超前性，思想观念上对发展乡镇经济也不够重视 , 小富既安。因而在实践中，广大企业家 缺乏参与市场经济大竞争、大融合的长远眼光, 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项目少。

2、农业经济没有特色

上浦镇的农业, 仍然停留在以种养业为主、分户耕作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上, 产业结构没有形成特色, 高效生态型农业没有突破性进展, 集约化经营农业没有迈出大的步子, 农产品深层次加工少, 没有树立有影响力的品牌。此外, 因为缺乏对本区域农业的科学研究, 没有将农业生产与地方特色有机结合, 引导作用十

分有限。以上因素导致了农业综合经济效益低下, 发展缓慢, 农民增收困难。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措施。虽然上浦镇近年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 但由于多种原因, 东山大桥要今年开建。另外,镇级网的建设滞后,在今年自来水网铺设好，污水管网建也是制约我镇经济又一瓶颈。全镇13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不错，近二年在镇党委、镇政府正确指导下，改变二个村的集体经济，村级经济任务较重。

4、城镇建设水平低

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发挥工业企业所必需的聚集效应。美国经济学家巴顿分析了工业企业在小城镇聚集的原因, 将之归纳为十个方面的聚集效应,如充分利用城镇的销售市场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企业专业分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等。近年来上浦镇加大财政投入, 新建一批公共设施。但由于没有有效管理,部分设施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一部分道路的设施有损坏严重,全镇外来人口只有3000多人，对城镇化助力不大。

5、缺少知名品牌

品牌是企业为使自己的商品区别于其它企业商品所作的特殊标志,是企业形象特征最明显的外在表现。知名产品或者说是产品品牌的聚集, 必然促进资源的共享以及各种要素在地区中的聚集, 从而使企业茁壮成长, 地区经济也在品牌聚集过程中壮大实力,提升品位。目前上浦镇企业的知名品牌很少, 这就使得进一步提升乡镇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受到了阻碍, 也制约了上浦镇经济的发展。

三、上浦镇经济发展的理性思考

1、立足区域的大开放战略

要使上浦镇经济获得较快、较大发展, 还要突破区域的概念局限, 从更高更广的角度充分利用好天时地利等因素。上浦镇上虞市上浦工业区位于上三高速上浦出口处，距上虞市仅14km，交通便利。四周道路与省道、国道、杭甬高速公路和上三线高速公路相通，交通方便。工业区基础设施已基本形成，区位优势明显。发展上浦镇经济, 完全可以充分借助这些天时地利条件, 实施立足上浦镇的大开放战略,搭上顺风船, 做好大文章。

2、乡镇经济协同发展战略

研究上浦镇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具体对策,并不是将我们的目光局限在上浦镇这一个乡镇行政辖区内。因此, 这里进一步强化这一理念,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 提出乡镇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所谓乡镇经济协同发展, 是指各乡镇以及辖区内的经济组分之间协和共生,形成高效和高度有序化的整合, 实现各乡镇及其经济组分之间的一体化运作与共同发展的乡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说, 上浦镇应该主动出击, 加强与周边乡镇的交流与合作, 立足自身优势,扬长避短。

3、特色经济兴镇战略

发展乡镇经济必须因地而异、各显特长, 即上浦镇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情况、优势发展自己的经济。切忌经济发展趋同, 否则就会浪费资源, 导致乡镇经济之间的恶性竞争循环,从而对乡镇经济的发展不利。上浦镇风机、轴承块状经济初具规模。同时, 上浦镇在全市四季仙果之旅的在大背景下的自己特色农业经济。上浦是一个旅游文化胜地。进一步挖掘曹娥江沿线旅游资源，积极实施旅游活镇战略，加快构建城市后花园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东山是东晋名相、著名军事家谢安“东山再起”前的隐居地，来自五湖四海的谢氏传人每年都要来此祭祖。具有300多年历史的东山国庆寺大殿建造已初具成形，江浙沪一带的香客慕名而来。东山佛事区现已被列为上虞四大景区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小仙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青瓷发源地，现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望成为上浦的一张金名片。

4、可持续发展战略

要确保上浦镇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做到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去发展经济, 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 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主要有三大原则 ,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因此, 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去发展经济, 是实施可持续的乡镇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四、上浦镇经济发展的实践对策建议

1、观念创新

一是各级领导特别是乡镇领导要对乡镇经济的作用、意义有清醒的意识,并在认识上高度一致, 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乡镇经济的发展给予积极的长期的重视和

支持。二是树立生态学观点。既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顾产值, 不顾效益, 只求数量, 忽视质量, 也不能完全按市场原则只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顾忌长期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我们发展的乡镇经济必须是低能耗、无污染的绿色经济。三是引导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振兴乡镇经济，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广泛筹集社会资金搞经济建设, 一方面, 要深化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 要大跨度、多渠道地扩大开放, 最广泛地吸收各种内外资金

2、培植现有骨干企业, 壮大支柱产业

支持现有的规模企业扩大其规模和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市场占有率;维护其他企业的发展环境, 作强作大一批支柱产业;紧密结合实际和国家产业政策, 新建一批朝阳产业。

3、推进全民创业行动全面动员, 精心组织, 激发创业热情,优化创业环境, 营造创业光荣、发展有责的氛围。始终以“亲商、安商、富商”为己任，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全力维护上浦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具体思路为: 明确两个目标(经济实力增强、社会事业进步);紧抓两大主题(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激活三大产业(稳定一产、壮大二产、丰富三产);实现四个一批(引进一批、盘活一批、做强一批、发展一批)。

4、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农民素质

农村教育水平不高导致了农村人口素质偏低, 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原因, 也是制约我国乡镇经济的瓶颈。上浦镇的教育事业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得益于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的战略导向。但我们仍认为, 上浦镇当务之急是在抓好农村九年义务基础教育的同时,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技术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加强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农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学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上,应该建立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民技术教育培训体系, 做好农村的科普工作。

5、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 发展工业园区

小城镇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可以使工业步入以小城镇为依托、与城镇同步发展的良性健康轨道。小城镇体现了人口集中、生产集中、消费集中、财产集中、技术信息集中和政治文化集中的特点, 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园区的建设, 可

以发挥市场的聚集效应, 也是为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当然, 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园区的建设, 必须避免分散发展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提高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规划和设施建设的标准, 走相对集中的城镇化道路, 建立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其中特别要注意小城镇和工业园区信息通道管网的建设。

6、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政府在市场经济社会扮演的是服务者的角色,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就是政府首先应该提供的。我们认为, 上浦镇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 机关工作人员应把自己定位在服务者的位置, 尽职尽责。二是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投资方式、开办条件和经营范围, 对外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只要能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安排就业, 都应该大力支持。三是要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 牢固树立 帮助投资者就是帮助自己、服务投资者就是服务经济、关注投资者就是关注发展的新观念。四是要建立经济信息平台, 搞好信息服务。镇政府要全方位搜集和捕捉各种经济信息,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宣传媒介向民众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促成全镇现代信息的大流通, 现代经济的大融合。

2.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 篇二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组织提供,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公平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尽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和结构有明显的改善, 但仍滞后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 然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存在缺陷, 笔者认为, 非政府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一、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缺陷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他们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参与政治的, 笔者认为, 政府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同样会导致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存在缺陷。

㈠政府的短期行为

第一, 弄虚作假。政府决策者为了满足政绩和利益需要, 短期经济行为倾向严重。有些政府决策者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挂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高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 弄虚作假, 大搞“美化”工程, 从而出现大量的“豆腐渣”工程, 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第二, 权力寻租。权力寻租就是把权力商品化, 以权力为资本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 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 而这种利益并非是生产的结果。政府凭借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垄断地位进行权力寻租就造成了社会非生产性成本增加, 损害了社会公共资源。权力寻租导致国家用于农村公共事业的资源配置呈现扭曲状态。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短缺, 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公共资源浪费。

第三, 监督不力。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这种转移支付目前尚缺乏科学、标准、规范的预算程序, 预算的透明度和刚性也不够, 对财政资金的监管还比较薄弱。部分国家专项资金被挤占、侵吞, 非生产性消耗浪费了大量的支农资金, 而真正用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资金有限, 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实质供给与形式供给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造成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低下。

第四, 效率低下。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是垄断经营, 缺乏竞争机制, 缺乏硬预算约束, 使得政府缺乏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的内在激励机制与动机, 导致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计较成本, 过分投资, 机构扩张, 效率低下。

㈡公共管制者的偏好缺陷

公共管制者对一项目的主观评价不同, 会出现了两种结果:一种是可能过高地估计了项目带来的好处, 而过低估计不好的方面, 导致该项目批准并执行;另一种是可能过高地估计了项目的缺陷而过低地估计所带来的好处, 导致该项目被禁止。由于信息有限, 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不可避免时, 公共管制者宁愿犯第二种错误而不愿犯第一种错误。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管制者的偏好缺陷。

㈢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完全

公共选择理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认为民众按照成本——收益进行计算决策, 在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完备的情况下, 处于“理性无知”的杂乱状态, 而公共决策者们由于信息垄断, 与外界的沟通产生障碍, 导致信息缺失, 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决策失误。

㈣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不明显

农村公共产品建设中, 尤其是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大型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作物良种的开发和培育、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预告等, 以及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软公共产品具有资金占用量大、周期长、见效慢、收益低等特点。任何一届地方政府和官员都希望在任期内能避免风险, 求稳求快, 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 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有可能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产出, 理性的选择必然使得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㈤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

目前, 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负担起履行职责所需的全部费用, 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问题, 同时市场筹集资金的机制尚未形成, 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量受到资金的约束较大。因此, 公共决策中的经济人行为会导致政府决策时会倾向于自己生活所在地的城市公共产品提供, 这样做自己总会率先得益。

㈥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动力不足

农民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和信息的不对称, 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需求, 对于所要接受的公共产品是否是自己的真正需要, 自身是否有成本支付能力等信息缺乏全面地了解。这就造成了政府所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根本不适合农村的发展, 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

二、非政府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必要性

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并非唯一和最完美的制度选择,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有限的, 并且政府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时存在着低效和无效的弊端。此外, 市场在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存在着失灵并不意味其不能提供其它的公共产品。可以说, 提供公共产品虽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但并不排斥其它组织更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

㈠理论上的可行性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进行非政府制度的选择并非人们凭空想象的结果, 而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 即“市场供给论”和“非政府供给论”两种理论。一是以科斯为代表的“市场供给论”者认为,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 只要产权明晰化,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能消除外部性, 解决公共产品生产与消费中的“免费搭车”问题, 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二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非政府供给论”者认为, 公共产品应该由自治组织、志愿组织等第三部门进行供给, 代表理论有“俱乐部理论”模型, 即在没有政府强制下, 处于私利的一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 能够通过自愿协商方式, 达成一种联合供给的契约, 来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只要满足一些严格假定条件,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各自私利的最大化, 而且能够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另外, 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多中心公共经济下的效率解;萨尔蒙等公民社会理论的学者, 则提出了第三部门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模型及慈善经济学模型[1]。

㈡现实中的可能性

第一, 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特性。虽然市场在纯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存在着“市场失灵”, 但是并不等于其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在一些规模小的、涉及数量有限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消费者可根据一致同意的原则通过市场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有效提供。在一些具有排他性特征的“俱乐部产品”的供给上, 市场可以利用一些排他性技术将“搭便车”者排除在外, 大幅度地降低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费用。

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在于它更易接近被服务的对象, 更能灵活地对服务对象作出反应, 积极地改善经营管理方式, 以较低的成本、最大的效率提供公共产品, 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政府的得力助手, 和政府合作将会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第二, 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首先, 居民收入提高的马太效应。近年来, 广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 大量具有雄厚资金能力的私营企业迅速崛起, 社会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为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提供了可能。其次, 对民间投资的政策松绑和鼓励。新时期, 由于政府对资本收入的认可, 民间资本以其天生的逐利性而进入国家基础设施行业和农村集体所有的资产投资领域, 获利渠道的合法化, 为市场供给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 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撑。首先, 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在理论上, 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负责提供, 而对于准公共产品, 政府提供与否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 既可以由政府提供, 也可以由私人厂商提供, 还可以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 即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私人投资能够获取利润。其次,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投资建设的一些基础设施,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同时, 国外非政府组织如世界银行, 为农村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次, 农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市场意识的觉醒和观念的转变, 为农民自己通过市场解决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在一些地区, 对于当地农民急需的, 而本地政府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 农民自己组织人员, 出资修建, 然后由出资出力者共同使用,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三、非政府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途径

㈠建立多元竞争的公共产品提供体系

改变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模式, 构建有效的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 将私人和社会资本引入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在供给主体、资金来源和提供方式上实现多主体、多渠道和多方式共存的提供模式,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一是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系统。在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范围的同时, 要积极探索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等创新形式, 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 采取各种优惠政策, 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进入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 并保护他们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二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除政府财政资金外, 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村社区的集体、个人、企业和银行的资金投入。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中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不高的公共产品或服务, 应分步骤、有保障地按市场原则引入非政府组织成为供给主体之一。三是多元化的供给方式。实现政府或农村社区的直接供给、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给、政府补贴私人或企业的供给等多元供给方式。

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非政府提供中, 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 维护市场秩序, 政府必须不断制定、维护和完善法律。明晰产权, 确立利益有效而公平分配的机制, 消除市场垄断和“不经济”现象, 保证公共产品的公平享有。帮助农民组建相关的自治性组织, 加大集体行动的力量, 以维护农民自身的利益;对弱势群体予以补助, 使其能消费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产品;保障投资公共产品生产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政策和信息服务, 帮助投资者规避市场扩张风险, 使经济人能够建立确切的交易预期, 降低交易成本。

㈢深化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公共产品的提供实质上是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是政治市场中多方利益相互博弈过程。尤其在农村公共产品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中, 需要深化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为其创造生存的社会环境。一是推进乡镇机构, 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三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公共产品提供决策机制, 保证农民表达自身偏好的多渠道;四是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建立全方位的保障体系, 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消费成本, 促进农村平稳发展。五是完善农村的教育体制, 全方位提高农民素质, 增强农民对制度变迁的反应, 对公共产品选择的能力。

随着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和人们需要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 仅靠政府来供给公共产品是无法应对这一局面的, 必须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笔者认为,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 强调依靠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 不是要否定或取代政府的功能, 而是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弥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 使二者取长补短、相互分工合作、协调配合, 共同致力于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3.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 篇三

论文关键词：人的发展;理性思考;误区分析

“教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它就将永远加快自己的速度。”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这句名言，早已为社会发展的事实所验证;在被称为“信息时代”、“知识社会”、“教育世纪”的当代，更显示出预言一般的魅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其实质和关键是教育优势的竞争，培养人才的质量的竞争。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教育长期受到困扰，片面理解人的全面发展，使学生的个性不能得到生动活泼的充分发展。片面追求升学率，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时间和质量划等号，以至于“日光加灯光”、“时间加汗水”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学生自进校到出校，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基本上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一、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

关于人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目标问题。从教育史来看，在古希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和以后的一些先进资产阶级教育家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人的发展的探讨

1、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人的发展包括多个方面，即德、智、体、美、劳诸要素的发展。在过去，重视德育，而忽视了其它各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今天，虽然强调教育要培养学生全面的和谐发展，其实质还是不可避免以智育为主的畸形教育。

2、从教学论的观点来看，人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开来。各育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维中也存在着某些片面的观念，认为课堂教学只要培养学生的智能，不必考虑其它各育的发展。如：认为德育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只有美术课才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途径等等。

3、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的发展的各方面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相互统一的。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个性，但现实中，学生个性的发展常常受到压抑。

4、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而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故人的发展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观念。教育要培养足够数量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既要有各方面发展的通才，又要有在各个领域有专长的各种类型出类拔萃的专才。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涵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学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一是全面发展教育。下面我们来具体谈谈人的全面发展。

1、全面发展是指人的身心的几个重要方面都能有所发展。这里的“几个”究竟是指什么?一般认为德、智、体是最基本的三个方面。有的人认为是德、智、体、美。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教育学》中提出劳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把全面发展看作包含德、智、体、美、劳。现在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心育”，即心理教育，并论证了它的重要性。

2、每“育”又有个全面发展的问题。每“育”本身又有许多方面，都需要不断地发展。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的知识在不断地广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具学科都属于智育的范畴。自然科学又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社会科学又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其他方面也无不如此。如美育，有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德育有道德品质教育，还包括通过各种学科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团队活动也是进行德育必要的途径。

3、全面发展不只是知识技能的广度问题，还有深度和高度的问题。例如智育，不仅有知识的数量与质量问题，而且也包含着智慧的高低与能力的大小问题。不仅每一育的深度和高度与全面性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发展，而且各育的发展深度和高度及全面性，彼此之间也是互相影响。衡量一个人是否全面发展，不仅要看他所已达到的水平，而且还要深入分析在发展的高度、深度方面，是否达到他可能达到的那个最大限度。

(三)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学生个性

发挥特长，发展特色，实际上是发展个性问题。“个性”一词原指希腊罗马时代的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戴的假面具。后来心理学家把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及其种.种行为的心理活动，看作个性的表现。人的个性是由体力、智力、思想、情感、意志、性格、情绪等等熔成的一种最复杂的“合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科学得到高度发展。教育上强调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个性，这和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科学上的百家争鸣，其精神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共同一致的基础上要有差异。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是用一个模子铸造“标准件”，而是要他们在共同的健全或比较健全的基础上不断地放出异采。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学校要做到以下几项要求：第一，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门特别喜爱的学科，要“超大纲”，要在同学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第二，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项入迷的课外活动，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到为他准备的“角落”里去探索和钻研。第三，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他自己最喜爱阅读的书籍(包括文艺著作和科学著作)，要有几十本他喜欢反复翻阅的书。而且强调指出，如果一个学生在十二、十三岁还没有在上述几个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倾向，教师就应当感到焦虑，对他施以强有力的影响力。

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心、美、劳等方面。如果只注意这几育的均衡发展，忽视每个人的特长，并不一定能出人才。在全面发展的概念中，不仅不排斥每个人的个性问题，而且是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发展是对学生的统一要求，是共性;每个学生的特长是不一致的，是个性。我们不能避开共性去讲个性，同样，也不能离开个性去谈共性。因此，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具体来说，全面发展是个性的全面发展，是特长发展的基础;个性发展是全面发展的补充，这两方面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具体地、辩证地统一起来。

二、传统教育模式下人的发展的误区

(一)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普通学校教育始终没有摆脱培养少数“读书做官”的文化型人才教育的轨道，受教育者基本上按照“读书——考试——升学”的三级跳模式打转转。只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忽视其它各育。有的虽然谈德、智、体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中只是流于形式，没能落到实处。有的把各育孤立地割裂开来，有的只教书不育人，有的只育人不教书。

(二)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个性发展

在传统教育的模式下，家长、社会、舆论、教育行政部门都用一种评估标准——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的最基本标准。于是导致：只看学生的考分高低，按学生各科考试总分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任意取消音、体、美以及一些文字副科的教学。一些各门功课考分很高，却学得比较呆板，缺乏生气，实际操作能力和创造力不强的学生，常常受到表扬，而那些学有特色，却因为某一方面略有不足的学生，常常受到责难。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愈演愈烈。题海战术，猜题押题，死记硬背，实则是阻碍学生的发展，摧残人才。由此使得多数升学无望的学生厌学，甚至逃学、辍学，导致严重的“流生”现象。

(三)学校教育严重划一化

我国中小学教育模式单一：“千校一面，万人一书”。普通中小学在组织形态、教材、教法上趋于一致。划一教育严重不适应和脱离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利于学生的个性、才能、创造性的充分发展。

(四)忽视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4.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 篇四

“网管论坛”从下期开始，将就“网管员”作为一种职业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系列讨论，希望各位网管员积极参与。

近年来，我国的校园网建设发展很快。目前，全国70%～80%的大学都已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而且多数都在申请专线上internet。但仔细分析当前校园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又不得不让我们理性思考中国校园网的持续建设和发展。

当前校园网存在的主要问题

先进的设备与相对滞后的教学思想之间的矛盾制约了校园网的持续发展。

校园网建设成功与否应该从四个方面考虑：网络环境建设、网络教学资源、网络应用和网络畅通保障机制。而目前，我国校园网建设成功的经验不多，人们对校园网建设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网络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教学工具，绝大多数情况下老师学生仍是用传统方式进行教学。

重“硬”轻“软”，行业标准去年才颁布，严重制约了校园网效能的发挥。

在校园网建设过程中，软件、资源、教师培训所占比例甚微。按国际上通行的30%资金用于软件工程（软件购置、教师培训）相去甚远。没有将信息技术深入地应用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一方面是资源建设内容不足，而另一方面，由于建设方式的不同，在不足的资源中又难以回避冗于信息，难以快速找到有效资源。如电子图书馆和以前的传统文献没有实现数据对接或仅有少量对接；同时，由于《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去年才颁布，致使各校园网间信息交流很不方便。

教学模式尚未信息化。

我们大力提倡搞好校园网建设，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师生都能掌握应用网络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这样的体制与模式下，培养出更强的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与信息加工的能力。同时，这种教学模式应该完全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不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式，甚至可以指导教师按照学生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也可以进行协作型教学，还可以将“个别化”与“协作型”二者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主动性、积极性。而现实离目标还有相当差距。

教学结构尚未变革。

虽然70%～80%的大学都建立了校园网等先进的教学设施，但这些都只是教学手段的改革。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这类改革的同时，我们也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改革―教学结构的改革。使得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几十年来长期限制了学校的课堂，从而抑制了几代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才的成长。

对校园网缺乏完善的维护和管理。

随着校园网功能的不断拓展，牵扯的专业技术面也越来越宽，网络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维护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对网络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管中心又缺乏网络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出现的异常现象不能正确处理和在系统遭到破坏后不能及时进行恢复，无法保障校园网正常运行。

持续建设和发展校园网的对策

转变观念，提高校园网利用率。

校园网的建设，对教学改革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的实时性、交互性、广泛性等优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人力、物力资源，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教学效果及效益。因此，应对教职员工实施有针对性地培训，以尽快转变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提高教育技术素质。对于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和教员，重点应放在培养计算机及网络应用意识上，注重培训操作计算机及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对于年轻机关干部和教员，则要求他们掌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基础知识，掌握网络基础知识，重点培养他们利用计算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利用软硬件技术解决本专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

对于教员还要侧重培训多媒体应用技术、多媒体课件制作技术。对机关干部则应侧重培训办公自动化的管理能力。

严格执行《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

随着校园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标准的统一非常必要。数百个学校的资源要共享，若各个学校在网络建设过程中五花八门，就势必会造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好在教育部于去年9月23日发布了《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作为一种行业标准，它将为教育部门对教育数据进行总体的规划和组织、建立起统一的数据平台提供有力的技术保证，将带动教育管理信息存储、访问、更新、传递方式的变革。所以，各校应严格遵照执行。

要高度重视教学资源建设。

5.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理性归位 篇五

摘要：推进科学发展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优化，应在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的前提下，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迁及其对地方政府职能取向的影响;并结合我国改革与发展实际，调整和改革现有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促使地方政府职能在顺应中央宏观发展目标基础上的理性归位。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地方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基于地区利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竞争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创新，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诸如职能错位、竞争机制不完善、地方利益追求与国家宏观发展目标不一致等方面的消极因素，已经并正在影响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总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由此，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及转型话题日益成了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研究与总结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与转变更具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论及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及转型，势必要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一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更为关键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宏观发展战略的支持与配合，或者说需要地方的利益目标与中央的利益目标尽可能一致;只有地方的发展结果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国家的经济与社会事业才能协调发展。正所谓：“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两次分工：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二是政府内部的分工。”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克服其利益目标与中央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促使其职能的转型与优化，必然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利益关系、由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所引致的地方政府职能取向，并结合我国改革与发展实际，调整与改革现有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职能在顺应中央宏观发展目标基础上的理性归位。这是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型与优化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

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中央政府处于最高也是最核心的地位，它代表全体民众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地方政府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是全局性的、维护的是国家整体利益，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定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基础性、全局性的制度与条件。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政令的执行机关，既要贯彻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意图，同时也要体现与代表地方利益，因而它的职能定位是在执行中央政府宏观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公共服务，它的职能的行使既是对中央政府职能的承接，也是对中央政府职能的延伸。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地方政府过多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而诸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诚然，地方政府职能的这一行为取向与我国的分权改革、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政绩评价机制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从市场中退出，否则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造成经济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同时地方的发展结果也不能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正常衔接。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演进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建立适应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我国对传统的中央与地方职能定位进行了调整，实行了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4年分税制施行之前。为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认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要大胆放权，此后，中央逐步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利益和经济管理

自主权，由地方政府决定和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等一系列较为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利益的制度和做法，大大激发和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觉性，于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凸出，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地方财力大大增长，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所以在转轨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政府尽管没有合法的市场地位，却在相当程度上从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中摆脱出来，成为事实上的经济主体”。放权让利改革战略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造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即在地方财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受到了损害，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年减少，“与地方财政实力相比，中央财政实力十分弱小，已经呈现了‘弱中央强地方’的基本格局。‘七五’期间(1986—1990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左右，而地方政府占60%”。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以财政实力为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的走弱。

第二阶段是1994年至今。为了增加中央的财政实力并改善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进行了重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从过去单纯的放权让利向按照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划分财政权限，应该说，“财政的公共财政化倾向开始体现”。在新的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被重新划分，在保证中央政府获得国家财政大头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获得了充分发展地方经济的自主权限，但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的地方性事务增加了，地方政府除了要努力提供与发展像地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外，还要努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事实上，全国很多地区的地方财政收人难以满足地方开支所需，地方政府逐步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应对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财政困境，大多地方政府陷入了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的“泥淖”，具体表现就是与市场化的根本要求相违背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

二、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博弈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

从上述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简要演进历程来看，改革后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地方利益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获得了较大增长，“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了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

博弈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变，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行政性分权的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自己的财权与事权，有了比较独立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为了发展与维护地方经济与社会利益，地方政府及官员会倾向于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方案。布坎南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他说：“政治家和官僚的行动与经济学研究的其它人的行动并无不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也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按个人面临的诱因行事”。其结果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基于利益关系的博弈。一旦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关系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地方政府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便会与其“应然”意义上的职能以及公共利益导向产生程度不等的背离，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早在“九五”时期，中央政府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发展战略，但由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利益，时至今日，粗放式发展仍在各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以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博弈对地方政府职能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化取向思路的指导下，自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打破中央高度集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实施了旨在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重构，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采取“财政包干”的财政体制，赋予地方更大的财权与事权。这样一些做法改变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地方由于财政自主权的获得、地方财力的增长，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社会利益。在这一新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较之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根本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再是执行计划指令的中介，而是日渐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之一，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个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的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获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客观地说，地方政府职能所发生的这个转变对于“文革”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它表明了这样一个理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是地方政府应有的重要职能。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职能在实践中也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弊病，根源在于各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增长的同时客观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而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我国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迥然相背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区间相互封锁、分割市场以及对本地企业实行行政保护等行为已经成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重大障碍，以致有人把中国经济称为‘诸侯经济’”。“诸侯经济”在发展实践中为打破市场割据平添了许多阻力，而且在“财政包干”体制下长期过分追求地区利益的发展也导致了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使得全国性公共物

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可见，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改革所引致的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起到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关系一定程度的形成，如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浙北地区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然，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弊病也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在财政实力上造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强地方弱中央”的利益格局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给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滞，于是又展开了新的一轮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博弈。

1994年新财税体制改革的实施按照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职能划分财政权限，中央通过分税制重新掌控了财政收入的大头，在这一轮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博弈中，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区域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但其财政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中央则通过给予地方补助或财政转移支付来规范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以1994年新财税改革的实施为主要标志的新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同样也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疲于应付的财政窘境，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当作了自己的重要职能，实践中纷纷把能够做大GDP的产业作为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二是在中央政府以财政实力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引导与控制下，地方政府的职能开始从聚焦经济转向社会领域，不得不将发展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教育、科教、文化、卫生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三是在现有的干部任命与政绩考核体制没有实现根本变革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及其行政官僚为了基于自身利益的政绩最大化，过多地卷入了本应由市场来主导的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经济发展中以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在发展实践中忽视了自身应该履行的职能，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职能行使上的“越位”与“缺位”现象。

总结上述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化对地方政府职能取向的影响后，我们发现，在1994年新财税体制实施前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是“藏富于地方”的“强地方弱中央”，这种利益关系影响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制约了全国的协调发展。通过利益博弈，在1994年之后逐步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是中央政府对国家财政的绝对控制，但这种利益关系状态又使得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与中央政府展开了博弈，地方政府的职能或明或暗地与中央政府的宏观目标产生了差异与冲突。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陷入了“困境”，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困境”使得地方政府深陷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发展实践表明，对于政府内部的分工，决定分权的合理程度仍然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目标，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并非一件易事。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政府的宏观发展目标趋于一致将是一个艰巨与复杂的现实任务。

三、调整、改革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理性归位

为了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优化，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从而避免由于地方政府职能的偏差而引致全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公地悲剧”之中。如何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笔者以为，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对规范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不是完全推翻现有的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因为改革开放多年来特别是1994年新财税体制施行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事实。理性的路径是对原有制度体系中不符合实践要求的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型政府间利益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中央政府应有的宏观权威仍然要予以保持和强化。这是加强与改善中央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占有财政收入大头的格局必须保持，中央政府运用给予地方财政补助的办法规范和控制地方政府行为的做法是有益的，它最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与中央宏观调控目标相异的非理性的诸如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行为。在全局性的事务方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权威可以克服地方政府微观理性行为所导致的宏观不理性的后果，如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展，推进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有效实施。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新世纪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首先是因为财政体制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使得政府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

第二，现行的财税体制以及宏观政策的制定模式需要进一步改革。先看财税体制方面的弊端。吴敬琏在论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时认为，“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把许多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握的事权和财权，例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和财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分散财政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取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日益增大的支出，同时，以生产型增殖税为主、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的税收体制使各级政府努力运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力量经营产值大、税收多的简单加工业和重化工业的重大项目”。不难看出，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部分财权与事权配置上的不恰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引导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非理性行为，而且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扭转的话，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会充满困难与阻力。

再看宏观政策的制定。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以及宏观调控目标所具有的公共性不容置疑，但在宏观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致使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产生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产生了差异和冲突。就中央政府宏观政策制定的角度来透视，要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取向一致化的目标，推进中央宏观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有关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要合理地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正如胡鞍钢指出的：“需要用决策参与权换取财权，扩大各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机会，使之能够对全社会资源分配具备表达本地区利益的发言权„„有助于地方领导人了解全国状况，增加合作的愿望。”“如果中央政府总是长期忽视甚至剥夺地方的话语权，或明或暗地排斥和阻碍地方政府进入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甚至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完全退出参与宏观调控的分工体系，不仅不现实，而且因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降低，不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更谈不上构建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当然，中央政府在宏观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果再吸收更多的社会主体如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社会大众等主体的参与，相信宏观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与呼应，全国协调发展的阻力将会日渐消除。

第三，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法制化，也是构建互利有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催化地方政府职能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都建立在明确而广泛的宪法和法律基础之上，而且都努力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手段来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矛盾”。现行宪法虽然对于地方政府权力的运行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过于宽泛笼统和原则化，缺乏具体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为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政策性文件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具体职权的划分不是分工式的，而是权力总数的分割;除中央专属的权力外，法律分别赋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几乎是一致和对等的，地方政府俨然是中央政府的翻版，地方政府之间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分工。这种划分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权限模糊不清，职能重叠多变，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和职能的错位，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冲突的出现。一旦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之间出现矛盾与冲突，中央可以随意地干预地方的具体事务或者随意地收放权力，妨碍了地方政府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地方政府也常常出现某些越权和“变通”的行为，使中央的政令难以落实。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在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基础上，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规范化、法制化是未来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该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进行法律基础上的调控，才能保证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调整的规范性，防止中央政府收权放权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地方政府逾越冒犯的可能性”。此外，通过法定程序构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机制也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职能理性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央政府在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监督机制对于控制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意义，要着力改变监督机制一直落后于权力改革步伐的现状，做到法律监督与行政监督双管齐下，尽快制定操作性强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加大对地方政府违规的惩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第四，在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规范地方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仍要注意保护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的合理权益，使其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够始终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环境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地方政府与市场机制一起推动经济发展的现有格局在现阶段的转型期仍具有特定的效率意义，如改革开放后苏南政府在“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创新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正所谓“现存制度的可行性和成本以及技术能力共同决定了某一特定制度的影响力”，试图在一夜之间强行剥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既不现实，也不理性。因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而东欧和前苏联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和社会动荡，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诸多困难和灾难”。因此，现阶段在强调规范地方政府职能的同时，也要注意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切实保护不同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合理自主权益，在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进行监控的同时，要尽可能地给予必要的经济自主权，为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创造基本动力。另外，对一些发展公共服务存在困难的地区，中央政府可通过财政补助、人才支持等手段对这些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援助，使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得以建立，从而使地方政府权力更健康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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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尼古拉斯·斯特恩、金立群：《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的理性思考 篇六

“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s) 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商业环境以及区域竞争力和创新的决定因素正式提出的。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 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 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 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空间范围内, 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 为这些企业的配套的上下游企业, 以及相关的服务业, 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

软件产业是直接从事计算机软件产品制造或软件服务活动的企业的集合, 包括软件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 其中服务是软件产业的主体部分, 并且全球软件产业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服务。软件产业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知识高度集中的新兴产业, 具有客观的规模效益;同时, 由于软件产业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 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

从产业集群“钻石”理论模型分析来看, 我们认为软件产业基本具有以下几个驱动因素: (1) 在资源要素投入方面, 软件产业不需要占用大规模的场地厂房和庞大、系统复杂的设备。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人才, 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高风险的职业, 以及漫长的、复杂的专业综合过程, 使得高级软件人才成为最稀缺的要素。 (2) 在产业互动和需求方面, 软件产业具有高度互动性, 发达的传统产业为软件产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和需求驱动, 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为软件产业占领全球市场开辟道路, 奠定了基础;同时软件产业反过来为传统产业升级、扩张和全球结构调整提供了技术支持, 从而进一步推动软件产业发展。 (3) 在发展战略和机遇方面, 软件产业已成为抢占信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和瓶颈, 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垄断技术及其产业, 软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大降低了我国参与国际化的门槛, 为国内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4) 政府对软件产业的引导推动。近几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扶持软件产业发展政策, 为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

综上所述, 软件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软件产业集群有着与传统产业非常不同的要素结构、组织形式、激励机制以及最终的产业形态, 软件产业集群是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市场创新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同时, 因为软件产业与传统产业也有着共性之处, 因此与传统产业集群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规律, 自然传统产业集群的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软件产业集群。

二、国内外软件产业集群发展成功经验借鉴

(一) 国外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被誉为“亚洲硅谷”的印度班加罗尔是利用产业集群发展软件业, 迅速获得了全球性强大产业竞争优势的典型。目前, 在班加罗尔市2000多家企业中, 1500家是软件企业, 占了印度软件企业的1/2, 其中250家是跨国公司, 世界500强有65家落户这里。1991-1992年, 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软件出口仅为150万美元;2000-2001年猛增到16.3亿美元, 10年了飙升了108倍, 班加罗尔已成为世界上继硅谷之后的又一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爱尔兰软件产业发展经验是选择软件本地化为切入点, 欧洲软件外包市场基本被爱尔兰垄断。爱尔兰企业主要从事面向欧洲的软件产品本地化以及软件产品开发, 因其在欧洲市场的强大影响力被称为“欧洲软件之都”、“欧洲硅谷”。爱尔兰将自己定位为大型软件跨国公司的产品欧化版本的加工基地、许多大型软件公司进入欧洲的门户和集散地, 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本地化供应基地。2004年爱尔兰软件出口达到150亿美元, 其中软件外包占据55%, 达到97.5亿美元,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9.2%。

美国硅谷地区是目前世界上仍最具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自1965年以来, 美国成立的100家最大的技术公司, 有1/3在硅谷, 在1990年, 硅谷的企业就出口了超过11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 相当于美国电子产品出口额的1/3。信息网络技术的大规模普及与利用是硅谷的绝对优势项目, 与此同时, 硅谷也逐渐成为生物工程公司聚集的区域。

(二) 国内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我国软件产业规模增长快速, 2006年全国产业收入达到4800亿元, 实现出口60.6亿美元。近年来, 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40%。我国软件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累计认定软件企业达到13万家, 上千人规模的软件企业约80家, 软件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35家, 产业集聚效应开始呈现。天府软件园、大连软件园、苏州软件园等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年实现软件销售收入超2000亿元。软件产业正在成为信息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一五”期间, 国家科技部将进一步加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创新环境建设, 通过软件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推进软件产业化, 积极支持软件产业基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软件产业化重大核心技术产学研合作研发体系。加强技术创新环境建设, 建立软件技术转移体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产业化服务能力与水平。加强对原生态产业集群的引导, 进一步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培育和促进以行业应用为纽带的软件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构建行业特色鲜明、竞争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强、提升传统产业效果好的软件产业基地。

(三) 国内外软件产业集群成功经验与启示

1、国内外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的特征

通过分析国内外成功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经验, 发现其成功的关键一般都具有如下的共性特征:

(1) 集群内技术人才与大学和研究机构高度密集, 且自主开发能力强, 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率高。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近1/4在硅谷工作, 硅谷区域有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大学, 对硅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可估量。

(2) 地方政府部门对产业集群的发展给予大力扶持, 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金融、中介服务、劳动力教育和技术培训等, 但政府部门严格遵循市场竞争规则, 并不参与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印度班加罗尔园区在当地电力供应困难时候, 仍不遗余力发展IT业搞基础设施建设, 为软件研发人员提供可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的一流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3) 有一个鼓励创新、创业精神的商业环境, 区域内信任度较高, 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低。如硅谷集群内企业衍生能力特别强, 在衡量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时候, 集群内企业衍生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2、启示

国外典型软件产业集群成功发展对我国软件产业集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1) 科技性中小软件企业衍生和聚集能力高低直接决定着软件产业集群的竞争能力, 因此要积极促进创新性的中小软件企业的衍生和集聚发展。

(2) 科技创业人才集聚功能是高技术软件产业集群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关键, 因此要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与集聚效应产生。

(3) 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促进政、产、学、研密切协作。从国内外产业集群发展分析来看, 大多数软件产业集群都是政府干预或引导的产物, 没有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软件产业集群的功能扩展和延伸, 集群内的发展将不具备比较优势。

(4) 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风险投资是软件产业和新经济发展的有力条件, 也是高技术软件企业创业的催化剂。美国是世界上风险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 已占世界风险投资的一半以上, 而硅谷的风险投资又占了美国的1/3强。

三、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路径与策略

徐庄软件园是省市重点工程, 是南京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内涵的重要项目, 也是全力打造软件产业集群以实现“软件名城”产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园区总占地面积3974亩, 市政道路、绿化景观等1224亩, 可规划建设用地2750亩, 发展定位为“集研发、孵化、生产、交易、培训、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软件产业基地、软件出口基地”。其发展目标是2010年达到入园软件企业400家、园区从业人员5万人、软件销售收入200亿元、软件出口2.5亿元, 成为国内一流的软件园区。为确保徐庄软件园区的发展目标的实现, 打造南京软件产业集群的制高点, 必须选择有效地符合园区发展实际的发展模式、路径及策略。

(一) 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

考察国内外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市场自发型模式;二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模式;三是引导培育型模式。各地产业集群选择何种模式, 既与该区域产业发展基础有关, 也与政府和市场竞争的导向有关。

从徐庄软件园的建设和发展来看, 其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属于引导培育型。南京已经把发展软件产业、打造软件名城作为南京的发展目标, 并为此在全市进行布局, 形成了“两园多基地”的产业布局, 但多基地的发展客观上也分散了全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合力, 不利于整体产业发展。从现实的发展路径来看, 徐庄软件园从5年前的落后村庄通过拆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园区物业建设, 已经初步形成规模, 并已有一批软件企业进驻, 目前在国内已初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充分体现了政府引导培育的效果和结果。但在坚持政府强力引导和培育基础上, 更要坚持市场化运作模式, 确保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经济组织形态的优势和合力。

(二) 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分析

1、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总体路径思路

从产业集群发展规律来看, 其一般经历两个演化阶段, 即“产业聚集”和“产业集群”两个阶段。在“产业集聚”阶段, 企业由分散的空间布局走向集中, 这样有利于众多企业共享公共设施、吸引优秀人才、传递市场信息、获得创新源泉等, 企业之间互相提携、互为补充, 以适应复杂的经济环境。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仅仅是分散的企业集中到特定的空间上, 企业之间的关联还是初级和脆弱的, 也没有明确分工协作的默契。政府规划的产业园区, 可以理解为天然的企业集聚。随着特定空间聚集的企业越来越多, 在产业层面上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局面, 企业群落中的龙头企业、品牌企业不断将一些特定的业务环节分离出来, 外包给其它的中小企业, 而中小企业也针对特定的细分市场, 完成了专业分工。或者, 企业群落中的众多企业抱成一团, 通过内部的合理分工及紧密协作, 整体承接国外或外部企业分包出来的业务。这样, 企业群落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产业价值链,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经济生态系统, “产业集群”阶段就到来了。企业集聚不一定会成为产业集群, 只是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产业集群的产生需要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条件。同时, 企业集聚并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潜能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只有在成熟的价值链的基础上构成了经济生态系统, 才能最终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

徐庄软件产业园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力引导培育的软件产业集群, 其形成和发展也必须经过“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两个阶段。从徐庄软件园现状来看, 目前软件园尚处于建设和招商共存阶段, 属于“产业聚集”的初级阶段。只有大量的软件企业进驻徐庄, 形成群体性的发展格局, 徐庄软件园才能具备“产业集聚”的态势。一旦“产业集聚”完成, 则徐庄软件园必须在如何打造产业价值链、产业分工协作生态链方面进行探索和发展, 提升园区内企业联盟和合作分工局面, 形成整体的产业竞争实力。只有到了整体产业发展阶段, 才能初步形成“产业集群”。因此, 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必须坚持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集聚”, 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针对措施, 促进企业竞争能力提高和园区整体竞争优势凸现, 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长期目标。

2、徐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路径选择

(1) 坚持两条腿走路, 促进园区更好更快发展。徐庄软件园必须进一步进行运营和管理机制及模式创新, 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两条腿走路, 促进园区更好更快发展。

(2) 高度重视园区软环境和服务的建设。徐庄软件园未来必须高度重视园区软环境和服务的建设, 避免与全国和本地的园区形成同质化竞争, 通过提供健全的高品质的服务, 打造徐庄软件园的核心竞争能力, 提升品牌价值和吸引力。

(3) 大力扶持企业创新。徐庄软件园未来必须大力扶持企业创新, 通过群体性的软件企业创新, 演化和形成软件产业集群的创新, 促进软件园的规模增长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4) 努力提升园区产业集群竞争力。按照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 “钻石”模型是发展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四个内生变量———需求条件、生产要素条件、企业战略与竞争的时空背景、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机会和政策仅仅是两个外生变量,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 外生变量必须对内生变量起作用才行。通过分析产业集团内部和产业集团之间的联系, 规划经济专业化发展模式, 从而获取这些集群在逐步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驱动因素, 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规划, 提升园区产业集群竞争力。

根据“钻石”模型,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徐庄软件园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因素:政府、人力资源、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1) 政府

软件产业已经被列为国家产业发展目标, 江苏省和南京市在软件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了政策倾斜和支持, 在法律规则、产业政策、金融创新支持、税收、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科研、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企业协作、公共服务、商务事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协调并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扶持服务体系。政府政策支持和环境改良, 为徐庄软件产业集群的打造提供了保障和发展动力。

(2) 人力资源

软件产业被称为智力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人才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关键, 软件技术和软件市场的竞争更集中地反映在人才的竞争上。南京作为科技和教育发达城市, 在软件及相关专业人力资源供给方面具有极大的比较优势, 反映在人才的供给数量、知识劳动力的素质、人力资源成本等方面。

(3)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南京已经形成钢铁、石化、电子、汽车等主导产业, 经济发展快, 发展水平高, 为软件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 但传统产业的发展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和土地, 对生态和自然破坏重。南京科技人才雄厚, 科技研发力量强, 产业基础好, 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比较优势。因此, 南京有条件和优势通过提高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软件产业, 在更高层级上参与国内外高科技产业竞争。

(三) 积极完善徐庄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

1、园区发展与周边区域和谐共生策略

注重园区与城市共生共建的问题, 完善园区孵化和配套区, 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把徐庄软件园区建设成为创新型软件产业的集聚地。同时, 将园区发展空间拓展到周边区域或沿线楼宇, 形成以徐庄软件园区为产业集群龙头、多个软件楼宇聚集的整体性的区域集群, 更有效地激发园区和周边区域产业共振效应, 使之和谐共生, 共同发展。

2、机制创新和组织架构调整策略

在创新环境和综合性服务上高质量高标准要求, 引导形成创新经济产生和运转的畅通机制, 以自主创新推动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从优化园区硬件服务环境, 另一方面从制度创新着手, 将园区在注重通过优惠条件、政策吸引资本等的传统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同时注重创新机制的构建, 突出园区服务机构的科技创新服务功能, 改善园区服务体系结构。

3、产业联盟策略

产业联盟组织能够推动市场资源的快速流动, 实现企业资源优势互补, 对产业的良性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而能够有效地推进创新集群的形成。打造产业链整合式联盟, 以共性技术和重要标准为纽带, 通过各种创新要素优化组合的软件产业组织, 促进区域技术创新, 提升园区自主创新能力。如北京由28家公司和机构组成的“长风开放标准平台软件联盟”, 以行业发展内在需求为导向, 标准为纽带, 集成创新为目标, 创造了“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 专业服务机构协调”的运作模式, 引导各厂商加强市场联系, 以完整的国产软件整体解决方案开拓市场, 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4、共同品牌策略

按照产业集群的发展机理, 通过构建完整的产业链, 密切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打造园区共同品牌, 如共同打造软件出口联盟平台和软件服务外包平台, 以集群式的模式面对上下游产业, 使徐庄软件园成为一个特色鲜明、辐射面广、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5、共建服务体系策略

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平台服务、金融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政策服务、园区基础服务等。打造徐庄软件产业集群, 应共同建设相关服务平台和体系, 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知识流动。

四、结论

全文对软件产业集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述, 对国内外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特定、模式等进行了全面探讨, 并结合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 提出了有益的启示。论文从徐庄软件园建设和打造软件产业集群的实践出发, 通过对软件产业集群理论的分析, 探讨了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产业规划、政策、环境、园区管理、竞争与创新、国际合作等的作用, 并借鉴国外软件产业发达国家发展软件产业集群的经验, 提出徐庄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培育的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强力打造软件产业集群。在正确的发展模式指引下, 通过选择机制创新、注重软环境和服务、鼓励企业创新和增强软件园区产业集群竞争能力等四大具体路径, 坚持园区和谐共生、机制和组织架构创新、产业联盟、共同品牌及共建共享服务体系五大发展策略, 最终才能成功打造徐庄软件产业集群, 实现软件园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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