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精选8篇）

1.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一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也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大学生容易感到困惑和疑问较多的问题。国内外的某些言论曾引起一些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和迷惑。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如刘晓波之流,竭力美化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殖民地理论，说什么“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叫嚷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论调在一部分大学生中产生了恶劣影响,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倘若鸦片战争提前100年，今天的中国就是现在的香港”。因此，为了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认识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而应该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和深入、具体的剖析。

探讨的问题：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范书林，略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对近代中华民族工业的影响[J].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5（03）

[4]马子辉，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与祸害的总根源[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1997（01）

[5]方文, 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J].湖南党史 1997（01）

[6]张玉乔，试论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1997（02）

[7]李伟迪，论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J].益阳师专学报 1999（03）

[8]周志初、李琦，也谈西方侵略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9]杨沐喜，怎样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革命[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08)

[10]王晓秋，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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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曹童心，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J].时代经贸：中下旬-2008（09）

[12]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J].时代经贸：中下旬-2008（03）

2.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二

关键词：农民经济,马若孟,华北

在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中, 对华北农村和农民经济生活的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对此领域的研究以黄宗智、杜赞奇等学者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 (简称“满铁”) 于1939年到1943年间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所形成的资料——《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对华北农村社会经济进行研究, 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介绍及评价已有很多。但在这里主要提及的是另外一个学者及其代表作:马若孟 (Ramon H.Myers) 及他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 1890-1949》。

马若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同样以满铁资料为主要史料, 于1969年 (其研究比黄宗智提前了十多年) 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 1890-1949》, 他是除日本学者以外, 最早也最全面开发利用这批史料的学者, 撷取了这批史料中关于河北省顺义乡沙井村、栾县寺北柴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村和恩县后夏寨村等四个村庄的资料, 阐发了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诸问题如组织形式、职能及长期演变趋势等的深刻认识。他的研究开启了西方学界对满铁调查资料的兴趣,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热潮的形成。

在本书之前, 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研究都普遍持一种观点, 即村庄地权越来越不平均;在中西通商后, 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恶化;农民受到集镇上富有阶层残酷剥削, 由于这些原因, 农民失去土地, 农民债务增加, 佃农数量上升, 还有人认为, 农业不能进步是农场太小, 农村人口太多, 小农经济太保落后, 不能掌握新的耕作方法。以上原因, 导致近代的中国农民是最贫穷、最无知的社会群体。在这样的认识下表现出来的是两种极端, 一是由一种他们一直受剥削的无可非议的感觉引起的同情, 另一端是在断定农民太无知太可怜, 不能改善他们状况的基础上产生的蔑视。

然而在此书中, 作者放弃了以往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 通过资料的深入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发现华北的农民经济那个时期有了显著的成就, 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养育着膨胀的人口, 为不断扩大的城市经济提供了劳动力, 向城市输送了粮食和工业用作物;著者也认识到由于缺乏任何促进农业技术迅速进步的制度, 使得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进步只不过是最低程度;作者还认为事实上中国农民是有理性、有远见、有知识、有经验的。近代中国是多灾多难的, 中国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自己的节俭、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远见在贫瘠的土地上, 不但维持着自己的生计, 还要为城市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粮食和农业作物;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 长期学界认为近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导致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平民的缺地和无地, 进而阻碍了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然而本书对华北的个案分析却发现, 近代中国农村中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让土地分配更不平等;关于生活水平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着悲观派和乐观派。本书著者应属乐观派, 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降到让人们无法生存的地步, 相反地他们的生活水平长时期以来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可以维持基本生存)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

该书分析了四个村庄的土地、土地所有制、资本、劳动力、借贷、市场、土地继承、村行政组织及村和县的财政等问题, 对其共性和个性作出归纳, 指出:村庄在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农户生活水平、农场平均面积、依赖非农业收入的农户百分比、负债等方面存在差异, 其经济发展可分为五种形式。而村庄的共同点在于都存在由分成地租向定额地租的转化、土地继承制度、赋税增加以及村界模糊、村组织缺乏等现象。

然后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土地利用和商业发展等方面讨论了农民农场结构, 分析了华北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得出了除了特殊时期外农户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家庭农场平均面积下降等重要结论。做出如下农民经济概况:从劳动力方面, 农户的劳动力供给直接与农场面积有关, 农户把可利用的劳动力在田间工作和非农业工作间进行分配;从资本和技术方面, 华北农民有理性地、精于算计地利用有限资源, 从土地获得生活资料。农户以最大的能力运用资源和积累的农业知识, 使收入最大化;从土地利用和商业发展方面, 农户经营的土地分为不同的的用途, 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农户为了防止土壤肥力下降而提供追加资本的能力。农户把农业和非农业收入的储备用来购置土地, 扩大农场面积。超过一定的农场面的后, 把土地租给别的农民, 把自己的财富贷款出去或投资手工业及商业。结果显示土地的稀缺没有达到危险状态, 农村劳动大军没有由于失地和无地农民而过分膨胀。没有证据显示农村中有较大范围的地区贫困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生活水平低于19世纪90年代的程度。

在讨论了相关问题之后, 作者在第四篇“华北的农村和集镇”中分析了地权分配的变化、农村借贷、村庄管理等问题, 论述了主佃关系、高利贷者行为、官民关系、农村和集镇关系等, 并从整体上阐述了此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关于土地分配制度的变化, 作者从现有的资料看出, 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 而是日益平均, 佃农的数量大致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在讨论租佃关系时, 作者认为, 四个村庄的租佃制度主要有货币地租、实物定额地租和实物分成地租三种, 每个村庄都根据需要使用一种或几种地租形式, 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农作物收获情况, 因此主佃双方关系是基于地缘或血缘纽带所形成的, 是风险共担的经济伙伴关系, 而非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在看待华北农村和集镇关系的问题上, 他认为农村和集镇来往密切, 互为依赖, 资本、劳动力、产品、贸易等在二者之间流动循环, 还进一步指出, 由于农户依赖着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获得非农业收入, 除了自然灾害和“偶然发生暴力行动”事件外, 卷入市场经济的农户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轻微的改善。

从以上书的内容总结中, 我们可以看出本书呈现的观点和看法非常独到, 他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是否同意, 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研究给我们新的启发, 提醒我们改变单一思维的定势, 从多角度去看待那个时期我国的农村和农民生活问题。其观察角度、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等对我国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 可以说马若孟的相关研究引领了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农民经济研究的一个新高潮, 他的研究成果是对近代中国农民经济的另一种解释。

参考文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2]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3.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三

【关键词】近代中国；妇女状况；解放问题

在近代之前的漫长父权制社会，中国女性在经济领域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在思想领域一方面承受着“男尊女卑”的压迫，一方面又理所当然地以此要求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见，在历史上，中国妇女一直承受着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在近代时期，中国社会尴尬地承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身份状况，在欧风美雨浸润下的思想领域，中国妇女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改变，于此相伴而来的妇女解放问题也呈现出了中国近代独有的特色。

一、近代中国妇女的社会状况

由近代开始，中国的社会转型又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痛苦呢？不能否认，西方“男女平等”、“女士优先”等民主平等思想帮助了近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就连曾国藩也强调“联姻不必富贵名门”。这些可以从近代中国妇女的婚姻生活、家庭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及成就上进行分析，看出近代中国妇女的逐步觉醒。我国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对不幸婚姻的大胆反抗并对革命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不懈追求。当时一些能够出国留学的女子，回国后也将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带回了中国，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

由于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性，近代中国绝大多数的妇女在教育、就业与婚姻三方面仍不能绝对自主。原因恰恰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主体并没有根本动摇，加之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妇女在教育权利的享受上，普及面是十分狭窄的，只有极少数达官显贵家庭或有特殊背景的女子才有读书学习、接受西方文化式培养乃至留学的机会。

中国近代妇女人格的范型经历了从戊戌时期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到辛亥时期的“女国民教育”，再到五四时期的“超贤妻良母主义”等一系列转换，最终完成了资产阶级对女性人格范型的探索，这三种范型的转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体现了不同时期先进妇女的精神觉醒和人生追求。

二、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方思想的传入而兴起的。近代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较大的思想交锋有三次：第一次是戊戌变法时期，第二次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三次是新文化五四运动时期。

19世纪末的维新派在中国最早接受并宣扬“天赋人权”观。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批判了传统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束缚，并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兴女学。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女学》中进一步阐发了兴办女学的思想。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已开始形成了集结意识。秋瑾即曰：“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还指出了女子的参政问题，“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

戊戌政变以后，刚刚兴起的妇女解放思潮暂时沉寂下去了。20世纪初，清政府为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实行新政。教育上的废科举，兴学校，奖留学造就了一大批新知识分子。他们热心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介绍给中国，西方资产阶级的妇女理论也随之传入中国，妇女解放思潮再度兴起。资产阶级从天赋人权的角度出发，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

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和依附性。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广大妇女的生存状况，但是教育、婚姻、就业、经济不能完全独立的现实，又使得那些率先觉醒的女性感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深切的痛苦和困惑。

近代女性作家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加剧的社会大变革、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和妇女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扬弃了旧式女性文学传统中的弊端，逐步超越了传统闺秀诗圈中说书、写字、操琴、弈棋、吟诗、作画、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浅唱的情调，拓宽了女性文学的创作题材，逐渐从闺阁和庭院中的多愁善感、空虚脆弱及闲情幽怨中走出来，反抗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提倡妇女教育，鼓吹妇女权益，将女性文学创作与民族乃至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谱写了一系列充满爱国激情和革命动力的不朽篇章。

20世纪初的一批女性作家更是走出国门，出国留学或到世界各地游历，并在外及时将自己的见闻与经历记录下来。这批人包括秋瑾、康同璧、吕璧城、薛绍徽、单士厘、张昭汉、张汉英、燕斌、陈撷芬、何震、杨庄、汤红绂、薛琪瑛、吴弱男等人，其中以薛绍徽和单士厘成就最高。这些“走出去”了的近代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体现出了创作视野的更为开阔、文体选择的更为灵活、艺术成就上的更为多姿多彩。

妇女的解放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在近代的中国更显得突出。在这些影响中，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总的说，积极的影响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作用，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时无法忽视的。无论褒贬如何，逝去的总是历史，让我们在研究我国近代时期妇女状况与解放问题的同时，牢记妇女解放事业的重要性，使得我们的妇女解放问题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被不断地重视、改写与优化。

参考文献：

[1] 何越. 社会性别理论与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以著名美国汉学家的妇女史著作为例[M].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2] 刘堃. “理而性”的选择：论梁启超早期女学思想[M].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3] 肖海英. “贤妻良母主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主流[M]. 社会科学家，2011.

[4] 沈奕斐. 被建构的女性 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 刘建凤，于作敏.中国近代女性人格范型的转换[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8] 罗冰冰.中国近代女性生活之转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7）.

[9] 毕新伟.暗夜行路：晚晴至民国的女性解放与文学精神[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10] 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4.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四

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 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 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 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2、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形成的过程①鸦片战 争后, 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 坏,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 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 封社会。②第二次鸦片战争 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演变, 中国领土 主权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③甲午战争的爆发及 《马关 条约》 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 路上越陷越深。④八国联军 侵华, 《辛丑条约》的签订 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正式形成。《南京条 约》割占香港,勒索白银 2100万银元,规定开放广 州、厦门、福州、宁波、上 海等 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 岸, 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 物的税率,要有中英两国 “秉公议定则例, 是使中国 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天津 条约》 又开放了 10个口岸, 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 各通商口岸转口, 而不需要 重新课税, 允许外国公使常 驻北京;《北京条约》割九 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 开放 天津;《中葡会议草约》规 定葡萄牙 “永驻管理澳门”。《马关条约》 割去中国台湾 和澎湖列岛, 勒索白银 2亿 两, 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

办工厂。中俄《爱晖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 分西北界约记》、《中俄改定 条约》 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 定书等共侵占中国领土 150 多万平方公里。《辛丑条约》 规定, 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

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 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 12 处“留兵驻守” ,勒索到 4.5 亿两白银, 强迫清政府作出 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 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 承诺, 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 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 “弹压 惩办”不力, “即行革职, 永不叙用”。中英《五口通 商章程》 和中美 《望厦条约》 取得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 的范围。3 社会的特点①政治上:中国 不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国 家, 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 严重破坏, 司法于行政的统 一不复存在。②经济上:中

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 业, 但传统的自然经济仍然 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③ 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表现 出极大的不平衡性。⑶主要 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 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 众的矛盾。⑷中华民族的主 要任务:①推翻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统治, 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②彻底改 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实 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 裕。

4、2 的手段:军事侵略、政治控 制、经济侵略、文化奴役。

⑵危害:列强的侵略使中国 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领土大 量丧失, 司法主权遭到严重 破坏, 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 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的国 际地位一落千丈;巨额的

战 争赔款加剧了广大劳动人 民的贫困;列强在华开设工 厂, 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 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腐朽文 化入侵, 传教士犯罪活动猖 狂。⑶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 略的斗争历程:① 1839年林 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是中 国禁烟运动的胜利, 他向全 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 民族尊严和反抗外来侵略 的坚强决心, 是近代中国反 侵略斗争的起点。②三元里 人民的抗争斗争成为近代 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 斗争的第一面光辉旗帜。③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各地 人民为反抗英、法和沙俄的 入侵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④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 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⑤ 19世纪 60至 90年代各地接 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⑥帝 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之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3、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所起 的作用加以剖析①帝国主 义入侵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是主要的。政治上,中国的 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领土大 量丧失,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 半封国家;经济上,列强进 行商品和资本输出在华开 设工厂, 严重阻碍了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 上,西方腐朽文化入侵。② 从客观上说, 列强入侵对中 国的发展也起了一定客观

作用。中国的大门从此被打 开,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 救国救民的道路;列强入侵 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逐 步瓦解有利于中华民族资 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先进的 文化和先进科技传入中国。但这决不是列强入侵中国 的主观愿望5、4 路的早期探索,失败的原 因,教训。①农民阶级的斗 争-----太平天国运动。洪秀 全创立拜上帝教, 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建立政权,颁 布了《田朝田亩制度》 ,平分土地;后期,洪仁玕制定 了《资政新篇》 ,主张发展 资本主义,但最终失败了。失败原因:主观原因,农民 阶级和历史局限性(革命思 想、革命纲领、革命计划。客观原因:敌人力量强大, 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教 训:农民阶级不可能成为领 导阶级。②地主阶级的自救------面对严重的 内忧外患, 部分地主阶级提 出了“自强” “求富”的洋 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民 用工业,建设新式海军,新 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失败原因:只凭借引进西方 先进技术而不改变腐朽的 封建制度, 这种 “移花接木” 的做法是肯定要失败的。教训:地主阶级不可能成为 领导阶级。③资产阶级上层 的改良运动------维新运动。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 以康 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上 层掀起了著名的资产阶级 改良运动——戊戌变法, 主 张效法西方的君主立宪制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兴办新

式学堂,发展新思想。失败 原因:维新派所代表的民族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 性教训:自上而下的改革道 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5 从其失败中你能得出什么 结论。原因:客观原因,中 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主观 原因, 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 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 性所致。他们缺乏坚决的反 帝反封建的勇气, 提不出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 领和正确的革命策略, 并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抱有 幻想;他们没有形成坚强的

领导核心,组织涣散,派系 纷杂;他们没有依靠和发动 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 只依靠少数人孤军奋战;他 们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武 装, 而只是争取新军和联络 会党。这样,虽然建立起资 产阶级共和国,但不能巩 固,最终宣告失败。中国仍 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结论:中国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已判定不能经过 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 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 成。6 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①先进中国人探索国家出 路的必然结果。②工人阶级

队伍的壮大和斗争发展的 需要(经济斗争、政治斗争 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转 变的需要③论战中,实验 碰壁后——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⑤苏

俄政府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 魅力。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 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是经得 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7、论述五四运动的意义。①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 史意义, 它使辛亥革命失败 以来连续几年的低潮结束 了。新的革命高潮以雷霆万 钧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 给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 的一页。②五四运动中,中 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 舞台, 并在运动中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 促进了中国工人 阶级的迅速发展与壮大。③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的广泛传播, 并且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 的结合。及其历史必然性。历史意 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 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 光明和希望, 也使中国人民 的革命斗争有了科学的指 导思想。它所提出的纲领和 奋斗目标, 代表了中国社会 发展的正确方向, 代表了中 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 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自从有 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 面目便焕然一新了。必然 性: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成 长,工人队伍的壮大。思想 基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 义的广泛传播。干部基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提高了工人的觉 悟性。组织基础:各地纷纷 成立共产主义小组。9

过程及新道路理论的内容。探索历程:三大起义的失败 表明苏式的城市道路在中 国行不通;八七会议纠正了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 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 策的总方针, 并把发动农民 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 主要任务;毛泽东领导的湘 赣边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 进军开始把党的工作中心 转移到农村, 建立革命根据 地,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 道路确立。新道路理论的内 容:①必须建立一个巩固的 农村根据地。②必须坚持武 装斗争, 建立一支为巩固和 发展根据地服务的军队。③ 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团结广 大农民。④必须建设一个马 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⑤根据地的波浪式推进和 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⑥(可能性首先,中国政治 经济发展不平衡;其次, 红色 根据地的发生和存在是由 于中国经过了大革命, 有些 地区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10 何提出的?① 1938年 10月 毛泽东历史性的提出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② 20世纪 30年代前后,党 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 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 重存在, 对中国革命的主观 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 发生, 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 活力, 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 路线错误 , 几乎葬送了中国 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抗战开始后, 如何在中国 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 应用马克思主义, 并在应用 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 就成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 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 要求。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问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 的展开, 不仅反映了中国社 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 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标志 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质的飞跃。

11、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占领黔 北重镇遵义后于 1935年 1 月 15日至 17日在这里召开 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 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 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

当时占有决定地位的军事 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结束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 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 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 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的正确轨道上来, 是中国共 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 的党的重要标志。此后,中 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 胜利发展的道路。

12、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在抗 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战争

防御阶段:① 国民党领导 的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 场,国民党成为抗战主力, 起了重要作用。第一,粉碎 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 的梦想, 大量消耗了敌人的 有生力量, 促成了相持阶段 的尽早到来;第二,客观上 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 击战略的实施;第三,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 献。②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 战场虽不

是主战场, 但它进 行的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了 正面战场的作战, 钳制了大 量敌军,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 创建了世人瞩目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战争相持阶 段:① 敌后战场逐渐上升 为主战场, 成为抗战的中流 砥柱。1941年以后, 侵华日 军转移其主要兵力扫荡根 据地巩固占领区,至此,抗 日战争的重担完全落在共 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解 放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情 况下抗战, 成为抗战胜利的 台柱子和生力军, 也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②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 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只依靠 政府和军队作战, 使以国民 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 全面溃败。蒋介石在国民党 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反 共方针,对外消极抗日,对 内积极反共, 破坏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加强了日军的 侵略气焰。谈谈自己的感受。侵华暴 行:①“九一八”事变、七 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②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 , “治安肃政” 运动, 进行 “大 检举” ,厉行十家连坐法, 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细菌 试验, 丧心病狂的逼迫中国 妇女充当“慰安妇”。③在 占领区实施“统制经济” , 垄断中国经济, 肆意强占农 民土地。④在东北大肆推行 奴化教育, 摧残中华民族文 化, 妄图消灭东北人民的民 族意识。原因、经验。意义:中国抗 日战争是一百年来中国人 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 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战争, 它洗雪了鸦片战争 以来的民族耻辱, 使中国收 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 去的一部分主权, 也收回了 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大部分 失地,被强割出 50余年的 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 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赢得 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成为 26国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 之一, 成为联合国 5个常任 理事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 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再次 振兴的转折点, 它对中国革 命的发展, 对亚洲乃至世界 的和平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被 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 立了光辉的旗帜, 极大地推 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 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中 国共产党坚持全民族抗战 路线;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 支持。经验:必须建立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统一战线中, 共产党必须坚持 独立自主的原则, 实行正确 的政策和策略, 不断巩固和 扩大统一战线, 保证抗战的 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必须 坚持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 战略方针, 在敌强我弱的形 势下,放手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争, 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 地,积小胜为大胜,最后战 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加强共 产党的自身建设, 在民族矛 盾为主, 同时还存在着错综 复杂的阶级矛盾的斗争中, 共产党必须把马列主义基 本原理同抗日战争实践相

结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 是夺取抗战胜利 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把基本 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原则上, 依靠自己的 力量打败敌人, 同时也争取 国际援助, 建立广泛的国际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5、为 什么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共和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 择?(为什么选择了共产 党?我们党成为执政党, 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 择。辛亥革命后,在 20世 纪前半期的很长一段时期, 中国存在着建立一个什么 样国家政权的选择, 各种势 力由此进行激烈的斗争。一 是由北洋军阀及后面的国

民党集团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专政, 这种政权 使中国继续走向更加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一是 某些中间派别和中间人士 代表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 使中国社会走

向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 路, 这种政权只能代表少数 人、部分人的利益;一是共 产党代表的建立有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并经 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 会主义社会。几番较量,几 番选择,经过反复检验,第 一种道路被彻底抛弃, 推翻 了蒋家政权。第二种也得不 到人民的赞同。只有第三种 最终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 众, 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 的政治代表的拥护。中国共 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中,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中逐步为人民所信 任,并经受长时间的考验, 最终成为人民所选中的政 治领导。所以说共产党执政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是人民 的必然选择。失败?①中国民主党派和 民主人士作为中间社会势 力的政治代言人, 所依靠的 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 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经济 上、政治上异常软弱,并不 具备实现第三条路线的资 产阶级建国主张的能力和 勇气。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 既定的历史事实, 也是第三 条路线和第三大党运动失 败的主观原因。②国共两党 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 政治力量, 在围绕国家政权 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政治决 斗的关键时刻, 都不允许游 离于自己阵营之外的所谓 “中间派” 及其政治路线存 在。这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必 然法则, 也是第三条路线和

第三大党运动失败的根本 原因。③人民群众作为创造 历史的动力, 已将代表他们 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作 为主心骨, 不允许在中国建 立任何类型的资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政权, 这就注定中 间社会势力的资产阶级建 国主张失去赖以实现的群 众根基, 也是第三条路线和 第三大党运动失败的社会 原因。④解放战争作为中国 历史进程的火车头, 在胜利 发展中越来越昭示出中国 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的说 服力、吸引力、感召力,促 使中间社会势力迅速放弃 旧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向新 民主主义的立场。这是中国 时局朝着有利于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的重 大表现, 也是第三条路线和 第三大党运动失败的直接 原因。⑤美国和苏联作为国 际上两大对立阵营的代表, 基于各自的对华战略目标, 都不支持代表中间社会势 力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执掌中国的政柄。这是当时 国际势力角逐中国的必然 态势, 也是第三条路线和第 三大党运动失败的外部原 因。

17、重庆谈判 为了争 取和平民主, 毛泽东不顾个 人安危,于 1945年 8月偕 周恩来, 王若飞赴重庆与国 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 10日, 双方签署 《政府与中 共代表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 定, 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 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 避免内战”。在 1946年 1月 10日 , 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 , 实现了双方的停战.18、中国 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 战场。中国的抗战牵制和 削弱了日本的力量, 使之不 敢贸然北进, 从而使苏联得 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 避免 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

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 时间, 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 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 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 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中 国坚持持久抗战, 抗击和牵 制着日本陆军主力, 大大减 轻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 压力, 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 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 者的主要国家啊。中国作为 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 作战的重要后方记得, 还为 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 和军事情报。总之,中国 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 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 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

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 抗日战争中, 为了自己的解 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 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19.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高涨之际, 中国共产党及时 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上半年, 中国共产党 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 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 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 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 双方停止敌对 性行动。1936年 5月, 中共

中央发布 《停战议和一致抗 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 的口号, 第一次公开把蒋介 石作为联合的对象。9月日,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 明 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 “逼蒋 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后, 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 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 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进而全国各界民众以 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 战。20、国民党军队

在对 日 抗 战 中 的 积 极 作 用 从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 到 1938年 10月武汉失守,中 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 阶段。在此阶段,以国民党 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 担 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 主要任务,先后组织了淞 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 等一系列大战役。国民党正 面战场的抗战是比较积极 的, 对日寇造成了一定的消 耗。在战略相持阶段,也 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 大 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 方地区。

21、民主革命时 期中共的土地革命路线、方 针、政策 路线:坚定地依 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 限制富农, 保护中小工商业 者,消灭地主阶级。方针:以乡为单位, 按人口平分土 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 行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具 体过程:1928年 12月,毛 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 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 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

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1929 年 4 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 制订第二个土地法，将“没 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 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 土地”，保护了中农的利益 使之不受侵犯。1931 年 2 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 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 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 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 得的田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 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 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 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 卖。

22、毛泽东思想形成 标志 1930 年 1 月，毛泽东 写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一文。标志着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 路理论的基本形成。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 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 的初步形成。

23、新文化运 动的两阶段及内容 第一阶 段：1915 年 9 月到 1919 年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 内 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 文化的斗争。基本口号— —“民主”与“科学” 当 时提倡的民主：一是指民主 精神和民主思想；二是指资 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当 时提倡的科学：一是指科学 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 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二是 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 识。主要武器:进化论观点和 个性解放思想 基本内容：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 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 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 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 以前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 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 正统思想—孔学，因而排 孔、反孔成为观念形态革命 的起点。第二阶段：五四 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内 容：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 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

导 作用了。民主不再是指狭隘 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 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 主。科学指除自然科学外，就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指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传播 逐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主流。继续并发展了反封 建的 启蒙运动。

24、三民 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 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 包括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 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 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 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 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 家” 民权主义：。“建立民 国”。即推翻封建专制主义 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国。民生主义： “平均地 权”。即通过平均地权的办 法，避免贫富悬殊，预防将 来的社会革命。其核心是解 决土地问题。

5.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五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素质的培育。没有农民现代素质就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

序。

一．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评析

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而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则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现代法律意识指的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包括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维权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道德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敬法守法意识等。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经济建设等颇具现实意义。

（一）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立法

法律意识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农民法律意识在农村立法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具有“评价”与“校正”功能。所谓对立法的评价是指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评价标准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是否具有正义性、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农民评价法律总要具有某种评价的尺度和标准，而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水平。农民法律意识的立法评价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农民心理认同，从而影响到立法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一体遵循。此外，如果立法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背离，不能得到八亿农民的广泛认同，就可能导致法律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法律意识的这种对法律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的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是农村立法的重要补白。法律意识对立法具有“补白功能”是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然，因为农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些因素常常导致立法难以跟上农村和谐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出现某些法律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而在这些无法调整或法律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意识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农民往往根据他们的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把法律意识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准法律功能”或“补白功能”。

（二）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施

在农村社会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对农村社会法律规范持认同、支持态度（坚定的法律信念）对农村法律的高效益实现以及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极具正面效应；与之相反，与现行农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识（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厌诉心理、权力依附心理等）却是农村法律实施的巨大障碍，是与农村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

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农村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农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将会为滥权与专横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基层法律机关法律信仰的缺乏，则会使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遭到无情的嘲笑。“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持神圣性的过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国民普遍的服从，信仰法律是“普遍服从”的前提。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的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当今中国农村，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使广大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对农民的确存在不公正之处，最后导致农民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如此现状，何谈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谐社会建设工程中的基本支撑力量。没有农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谈不上农村和谐社会中法律实施效果。

（三）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中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法权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被扭曲，发生变形或畸形现象。

事实证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含诉讼法律意识、契约

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农民将这些法律意识和观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农民的民事行为之中，农村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否则，农村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就会被扭曲和变形。如没有诉讼法律意识，农民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就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更谈不上培育“寻求法律救济”的法律心理；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公平正常的进行；没有诚实信用的观念，农村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制假卖假、不履行合同等现象；没有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农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动中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觉承担民事活动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责

二、制约中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难时，曾经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上述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极具障碍功能，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从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开始，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房管、村委会等等，伴随着农民的一生，它们依法运转是农民高质量生活的保证。行政法治之实现程度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秩序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亦是中国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表征。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行政侵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等法外行政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周广立现象（四年内免费代理行政官司251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农村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无怪乎百姓感叹道，在基层，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不仅仅是我们，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员！如此法外行政行为普遍存在，其对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推进之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法治社会，必然是权力、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但目前在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观念仍在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将行政视为对民众的一种绝对权威支配，无权力受限意识，法外行政行为屡见不鲜。根据徐显明先生著名的“权力权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行政权扩一分，公民的权利便少一分。如何唤起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及对法的理性遵从，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法治化之关键。法外行政的泛滥

（权力的无限性）必然导致民众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相反，若在权与法的较量中，权力不再是一匹放纵不羁的野马（法律成为控制它的缰绳），必然会使农民产生还是“法大”的质朴感觉，消除“法大还是权大”的困惑，对权力的迷恋就会被对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执法粗暴、司法腐败

作为农家子弟，曾亲眼目瞩了那些父老乡亲是如何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

我曾多次见过县里、乡里组织的法制宣传，一辆大卡车停在村口，大喇叭对着村子高声吼叫着譬如抗税、漏税负什么责任，违反计划生育负什么责任，违反土地政策负什么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规定，这些规定全部是凶巴巴的禁止性条款。而车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会去吃狗肉、喝烧酒去了，时不时还传出些行酒令和划拳声。可以想象，农民能对这些断章取义、只见义务责任不见权利保护的“法律”感兴趣吗？再看看那些铁路公路沿线的标语吧：“谁失火，谁坐牢”、“计划生育也是法，违法要罚款”、“横穿铁路，轧死不赔”……如此这般变异的“普法运动”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五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去打工先交大笔钱“买”了暂住证、未婚证再说，去深圳的还要边防证，否则算成“三无人员”，被联防队员用绳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着家里拿钱来赎吧。然而，当他们被无故开除，被联防队员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不去进行被城市人讥之为的“跳楼秀”时，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却形同虚设。这时，法律在农民权利保护的正义时空中却

“无故”缺席。

对于这样被异化的“恶法之治”，他们宁愿选择礼治。如果有一天，中国九亿农民不怕法律了，欢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断言，真正的法治便为期不远了。到那时，农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谐社会。否则，我们仍将在“初级阶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

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争议的解决，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诉讼作为一种法律赋予的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本可以构成民间冲突、官民冲突合理裁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来，“对簿公堂”是违背“和为贵”之祖训的，正如《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一场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是传统国民以“曲则全”、“和为贵”、“不争”为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订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注：[法]加勒·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之所以不愿诉诸法院，依然存在厌诉心理、“包青天”意识，除上述传统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今中国农村法律运作的残酷现实使然：首先，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起诉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一场官司从一审到二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其次，农民没有能力克服自卑。农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则，农民是不会自信地走进法院，讨回公道的。再次，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多数情况下唯有在无奈中选择委曲求全，接受强势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亦是影响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较之前面的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最不该责备的了。

三、转型时期对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几点思考

（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克服传统法律心理消极影响，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我国农村法治社会的建构，说到底是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样式对传统社会的逐步改造。其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是法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强大动力源泉，是培养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级意识、权利淡泊意识、畏法与厌诉心理等滋生的温床，同时亦是培养现代法律意识的巨大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苛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

识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推毁小生产方式及传统法律心理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更不可期望社会正义制度化。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自主活动，而不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靠权力和被动的服从来活动。在自主性经济中，农民有自主权，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而培养权利意识和自主精神；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经济，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平等竞争，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价、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老大、“集体”老二，“先公后私”。这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平等意识与习惯；市场经济是契约性经济，市场主体靠主体之间的契约联结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契约（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广大公民在合同的订立、履约和违约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在与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亲身体验着法治的优越，培养着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为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契约精神等法治意识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缔风俗习惯的暴力性和政治风险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要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

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严厉打击了农村原有民间组织。在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对各种传统观念和民间知识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过强制性改造运动把旧时的农民改选成新时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但事实上却证实了孟德斯鸠预言，乡规民约依旧以其合理性在农村社会顽强地生存着，同时亦验证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实上，当法律抛开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试图强行介入农村时，国家的正式法律在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气”（根基）。因为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毕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在一个文明与落后同在的国度，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我们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的成长土壤与社会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条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页。）善待好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注：田成有：《乡土社会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我国法制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送法下乡”的运动，的确不能完全消除和摈弃人们心中认可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现阶段的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所谓现代法治的视角形而上学地指责和讥讽农民们的“合理不合法”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重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社会的调节社会关系之作用，并不是说农村社会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农村社会中彻底退出。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农村从遵循村规民约向信仰国家法转换是必然之事。这既是乡规民约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挤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进而使之退出农村社会。此外，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优秀”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与“善”的国家法相结合，方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

（三）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从根本上为培育农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识提供条件

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程度；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在农村运行的状况；法律法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为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我们既要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又要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就目前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使农村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内行政”，杜绝权力私化现象。而要防止和杜绝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等现象，仅仅靠自身所谓的党性、法律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因此要根本制约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之恶行，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以保国家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观任意的支配，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而要实现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一方面，党政机关坚持“权力法定”的原则，即要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可随意推定（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党政机关的专门监督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中国目前的确有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但其人事、财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级党政机关，让依附者去监督被依附者，堪称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

第二，改革现有的农村诉讼体制，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数农民对“告官”之事是敬而远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农村现有诉讼体制的弊端突出体现为诉讼成本（全方位的）太高。这正是农民申冤不得不在无奈中绕开国家法、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此还想提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认，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范围极小的“施舍”，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按需分配”呢？除了个别死刑犯或标的很大的当事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外，又有几个农民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呢？可以想像，一个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农民，他能信仰法律吗？ 第三，加强农村失业、医疗等社会救济立法，国家应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

至今为止，我国始终没有考察农村的失业问题。按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维持目前的农产品产量所需劳动力不超过现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个月，没有兼业，又没有资本的农户，只能在贫穷中度日。“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对九亿农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政策，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使农村失业、社会救济制度化，还农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这方面湖南省某县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农村医疗保险，由县镇政府、农民个人按比例投资保险，农民可以到县镇政府的卫生部门报销医疗费，其上限为每人每年报销不超过一万元，尽管如此，但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强教育经费立法，国家应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

6.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六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7.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篇七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验

从1840年开始, 中国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 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历史任务, 并开始了异常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扩张, 中国人民奋起抵御, 显示了广大中华儿女奋起抵御外侮、精忠报国的高尚气节。1921年之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建立了新中国, 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家里,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经验, 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南的政党,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 建立了独立、稳定、充满活力的新中国, 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正确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怎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辉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创造性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才能奏响改革和发展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不断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既不能被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束缚住, 也不能固守已有的成功模式不思创新。要不断解放思想,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 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 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 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解决的方法, 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因此,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推进“五个统筹”,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上世纪,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 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天,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还需要后代子孙继续地艰苦奋斗。因此, 我们要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风险,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

8.浅析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 篇八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大同思想；民生主义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60-02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它与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对来自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抗议相适应，代表了力量较弱的无产阶级的诉求。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而在欧罗巴，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由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地域风俗习惯不一样以及理论家在创立发展这个理论时的个人特点，空想社会主义自然也就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空想社会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所面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传统与西欧各国天差地别，因此，要在中国生根壮大，就必须适应中国国情。

一、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壮大

初期的资本主义阶段孕育出了空想社会主义，它是萌芽时期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形成了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

（一）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

1.公元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和近代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条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面临的的主要历史任务。中国近代社会的这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的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是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根本条件。

2.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是空想社会主义出现和壮大的直接社会条件。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西方列强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压倒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潮就在中国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中诞生了。与进步思潮相结合、相伴随，加速形成了具有中国近代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3.中国传统社会中继承下来的大同思想，以及西方启蒙学说和宗教教义的快速传播，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条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以《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另一方面，在历次农民起义中形成了以“均贫富”、“等贵贱”要求为核心的均平思想。这两种传统思想在历史的演进发展中，同时也交织在一起，成为了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这两种传统思想，发展到道光年间，也朦胧地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诉求。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这些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思想，同从西方传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又结合在一起，发展成为具有中国近代特点的社会思潮。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首先学习的是启蒙学说，并以此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伴随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已得到广泛传播。因此，中国近代的先驱们在向西方寻找先进思想学说的时候，自然会接触到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但是，中国当时还不具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当时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们，往往从各自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出发，结合中国传统的大同均平学说，去思考和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潮。其中，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则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在中国近代早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

（二）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萌芽开端于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他领导的金田起义，主要是反抗清王朝压迫的反封建斗争。然而，在中国近代社会条件下，反封建斗争已与反帝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把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推向了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它孕育出了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萌芽。早期的太平天国，洪秀全钻研吸收了基督教等西方宗教教义中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观念，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朴素的平均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以小生产者阶层的均平思想为核心，批判了黑暗的剥削制度，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为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几乎把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思想，都揉合到书中。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康有为的学说已经基本形成。他在《礼运注》中主张“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1902年他流亡印度期间写的《大同书》，则是阐述其大同思想的代表作。在《大同书》中他把批判矛头对准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强烈地声讨中国封建社会，强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黑暗和愚昧。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他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专制社会进步，但同其他私有制度一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非常黑暗，因此资本主义也应该被狠狠鞭挞，基于此，康有为在批判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首先，大同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制，消灭一切私有制。其次，消除了国家、阶级、种族、家庭等不同领域的差别，每一个人都很平等，男性和女性享有同样而平等的权利。再次，大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每个人都参加劳动，按劳动成就分配所有的产品。最后，大同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丰富多彩，每个人的素质和能力都得到较全面发展。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康有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广泛吸取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予以总结和发展，并把它推向新的阶段。

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他固然受到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大同均平思想的影响，而近代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则更是其民生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孙中山是全力向欧美吸收各种思想成果的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当时在欧美主要国家，资本主义早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但是阶级矛盾突出，社会主义运动思潮风起云涌。孙中山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然发生共鸣，并真心诚意同情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设计了改造中国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他的理想蓝图是，一个采用了土地资本国有、消除了资本主义弊端的，具有先进生产力的美好社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峰，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和生根发芽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

二、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上承中国古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下接科学社会主义，同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紧密相结合， 带有明显的中国本土特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传统。洪秀全的革命目的在于“革故鼎新”，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社会。康有为所著《大同书》是“感国难而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也是始于不甘忍受列强的侵略。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就是他们提出的救国救民方案。其次，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是同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相结合、相伴随而形成发展的。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二者不是相对立，而是相伴随，共同构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思潮的主流。最后，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继承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均平思想和传统的大同思想，又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营养，并把它们结合起来，融合到各自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中。

（二）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过程。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要平分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无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既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现实要求，又具有空想色彩的“共产主义的微光”。不可否认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中的禁欲观念、平均主义等具有典型的小农经济理想，甚至是落后倒退的性质，但总的来看，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探索和实践“大同”理想的一次勇敢尝试，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和感召力。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农业社会主义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摆脱了小农生产者的狭隘视野，把先进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虚构的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使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与社会发展总趋势协调一致起来，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第二，在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描述中，在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基础上，使得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丰富多彩。从而摈弃了原先滞后的思想体系，在思想体系上前进了一大步。

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是对洪秀全理想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论”的综合继承与发展。首先，他第一次明确地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同洪秀全通过土地的平均划分，维护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土地政策，和康有为的“公农”理论相比都有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其次，洪秀全和康有为都是以形而上的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史观带有唯物论的成分。他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有比前两人更为深刻的批判，同时鲜明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使他比前两位的主张高明许多。第三，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潮都是孙中山所汲取思想营养，都比洪秀全、康有为要全面和系统，特别是他接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并得到许多启发和营养。最后，在探索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问题上，孙中山把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力图使自己的学说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把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带有科学成分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

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又是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发展的，它们在形式、内容、特点上都有相似点。其一，它们都对旧社会持批判揭露态度，私有制否定，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二，未来理想社会模型都被他们设计了出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辛勤劳动，公平分配所有人的劳动所得，消灭阶级差异和剥削压迫，彻底消灭私有制。其三，它们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者的阵营，因而就不可能找到社会进步的真正源泉——物质力量，很多人都把所谓的人性、神性、理智等当作实现他们梦想的源泉动力，他们选择的救国道路全都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另外，在发展形式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如洪秀全的革命思想与门采尔的理论有共同点，都是宗教外衣下的暴力革命思想，都有禁欲观念、“均贫富”的成分。莫尔的《乌托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有很多共同点，都只讨论了一种理论或者只注重讨论空泛的理论而缺乏联系现实问题，或者根本不可能实施。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殊产物——空想社会主义，还有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是与初期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却是伴随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而产生的，它与反帝反封建密切相关，融为一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表人物往往又同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孙中山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他主要的思想功绩是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创立的三民主义中，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

第二，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救亡图存，，是对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的内容。西方的社会完全没有反侵略的任务，因而没有爱国主义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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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万智：《中西空想社会主义之比较》，理论探讨，2000年06期.

[3]曹锡仁：《论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03期.

[4]陈怀鹏：《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浅论》，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