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名言（共3篇）
1.托马斯阿奎那名言 篇一
托马斯・阿奎那的社会思想简论
托马斯・阿奎那在修改早期自然法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思想.他强调人天生具有社会性,以此解说人类社会的起源;他认为,人天生是不平等的,以此来论证现实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他提出一种社会有机论,以此说明个人从属于社会,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阿奎那的社会思想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以及西方教会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
作 者：黄忠晶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法政学院,江苏,无锡,214063 刊 名：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INA（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20(5) 分类号：B503.21 关键词：托马斯・阿奎那 社会性 不平等 社会有机体2.托马斯阿奎那名言 篇二
一
托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第一, 人有理性, 人天生是社会政治动物, 国家的建立是人类合群生活的需要。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承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拿人与动物比较, 指出动物虽有伶牙俐齿、皮毛角爪, 能奔善跑, 但却没有理性, 只有人才有理性, 人才有推理能力, 人才能创造各种工具和器皿。动物只能运用其自身的本能趋利避害, 而人由于拥有理性, 则可以通过推理获得并发展必须的知识。同时, 教育和传授知识是“只有人才掌握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他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内容告诉另一个人”[1]。人有理性, 懂得孤独的生活既无法战胜其他动物, 也无法满足人生各种各样的需要,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人生的一切必不可少的事项时, 我们就显然看出, 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 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1]
阿奎那认为, 人的结合出于人的理性, 但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 他解释说, 一个人的为人如何, 以及他享有什么东西或能有什么成就都必须与上帝发生某种关系。至于国家的统治权, 亦是上帝赋予的。因此, 在阿奎那看来, 国家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上帝的意志, 阿奎那乃是在神意的前提下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在家庭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说法。
第二, 政治的首要目的在于和平与团结一致, 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阿奎那提出, 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 在于和平与安宁, 而君主制最能保证社会的团结一致与和平安宁, 所以它是最好的政体。首先, 凡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的, 就比多样体更容易产生统一。为了要实现社会的团结统一, 就必须把政府权力交给一个人来掌握, 其次, 最接近自然的过程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在自然界, 支配权总是操在单一的个体的手中的, 最好的政体也应该是由一个人来掌握政府权力。经验也证明, 多数人统治常使国家发生纷争, 陷于分裂。
第三, 国王是上帝的仆人, 王权是上帝的赐予。阿奎那认为, 一个君主应当体会到, 他对他的国家已经担负起类似灵魂对肉体, 上帝对宇宙的那种职责。他一方面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另一方面又要求君主在管理政府时要施仁政。世俗君主要专心致志地领导他所支配的社会走向幸福生活, 尘世的安宁和幸福生活的目的, 乃是为了将来享受天国的安宁和幸福生活, 因此君主在保障和促进人们世俗幸福生活的同时, 还有责任引导人们追求天堂的幸福生活, “坚持一切能导致这一目的的行动, 尽可能不做任何与这一目的有矛盾的事情。”[1]
第四, 法是人类的行为准则, 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 永恒法高于一切。阿奎那提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1]人既然是理性的动物, 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尺度便是理性, 因此, 即使是国王, 他在发号施令时也因受理性的节制。他说:“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 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 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然而, 只要考虑到公民的福利, 它就具有法律的性质。”[1]法律必须以整个社会的公共幸福为其真正目的。他说:“任何力量, 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 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1]为此, 他把法律分为四种:永恒法, 自然法, 神法和人法。永恒法即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即理性动物所分享的永恒法。神法即神的启示。人法即人们行为的准则。永恒法高于一切法。阿奎那提出, 君主虽然制定法律, 但 (下转236页) (上接207页) 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
二
通过对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全面审视, 其蕴涵着一些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应有之义。
1. 国家一切法律和权利来自于人民。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中内在包含了法律和权利来自于人民这一民主思想。实在法的真正基础是社会的意志或社会的同意。他说:“人类的意志可以根据共同的同意是本身并不违反自然正义的任何事情而具有法律价值。这正就是实在法的范围。”[2]阿奎那给法律所下的完整定义, 蕴涵着法律来源于人民的思想。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权力起源于民众的思想, 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关于“民权”问题的讨论, 促进了中世纪的宪政主义的发展。阿奎那还指出, “关于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权力的正当安排, 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点是大家都应当在某一方面参与政治……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涉及到政体或管理政治事务的形式。”[2]他充分肯定了人们参政的重要性, 认为人民参政既保障了社会内部的安宁, 又可使权力获得正当的安排。毋庸置疑, 参与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2. 追求自由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
基督教神权高于王权的理论, 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将王权排除在信仰领域之外, 以免王权因其利益需要而控制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亦即为人类的自由保留了一块必不可少的领地: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教会强调神权高于政权以及政教分离的历史实践是近代西方人们思想自由的渊源。可见, 阿奎那的神权高于王权理论所蕴涵的自由是其政治思想中的又一现代意蕴。阿奎那指出:“基督教徒即使征服了他们并俘虏了他们, 后者仍旧会有信仰基督教与否的自由。”[2]这里, 他表达了基督教信仰自由的思想。不仅如此, 他还关注着精神自由。他说:“一个人为此而受制于另一个人的奴隶状态只存在于肉体方面而不存在于精神方面, 因为精神始终是自由的。在尘世的状态中, 我们由于基督的恩惠得以在精神上没有缺陷。”[2]
3. 实施依法治国。
托马斯·阿奎那作为神权政治论的主要代表, 将神学的法制理念与古典政治哲学和法治思想相结合。一方面阿奎那把法治看成是社会的产物。他认为, 为了对付人恶的本性便需要法治, 国家依法统治是使人们能过上有德生活的重要保障。由于人性总是具有邪恶的弱点, 所以制定的人法应该有两个特点:第一, 人法具有“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第二, 人法还具有“强制力量”的特点。这就将法律的引导和强制功能紧密地统一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把法治看成是一种良好政治的保障机制, 对于防止腐败具有重要作用。阿奎那指出法治具有良好的政治维系功能。君权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权力只能依照法律来行使。他强调:“无论何人, 如为他人制法律, 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就法律的支配能力来说, 一个君主的自愿服从法律, 是与规定相符合的。”“事实上, 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 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2]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神学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与法治理念巧妙融入, 对近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44-150.
3.托马斯阿奎那名言 篇三
关键词：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托马斯·阿奎那；友谊观
一、引言
从古至今，“朋友”和“友谊”都是人们永恒称颂的话题。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朋友都是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正如我们中国人的一句友谊格言所说：“没有真挚朋友的人，是真正孤独的人！”美国人对待友谊的看法也有类似的格言：“Without a friend， the world is a wilderness.（没有朋友，世界成了荒野。）”。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人而言，朋友有多么重要。
2010年，即马克·吐温逝世100周年，《马克·吐温自传》正式出版。在这本自传中，马克·吐温也同时描写了他的众多好友，如容闳、格兰特将军、威廉·豪威尔斯、亨利·哈尔·罗杰斯以及海伦·凯勒等等。马克·吐温的诸多好友中，不仅有事业上成就卓越之人，更不乏品德高尚的贤人雅士。不同于现代人的注重利益的交友原则，马克·吐温的交友原则是追求精神层面上的德与爱，而这也与托马斯·阿奎那提倡“爱德”及“仁爱”的友谊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马克·吐温的交友原则之德性之交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代表了经院哲学的最高成果，是中世纪神学与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几乎吸收了当时所知的所有思想资源，并且成功地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庞大体系中。阿奎那无疑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他在短短49年的生命中撰写了百部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在他的时代，阿奎那的主要贡献或许在于他化解了那个时代的神学与哲学的冲突，让神学接纳亚里士多德主义。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阐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友谊”范本之一，直到当代，哲学家们对友谊的讨论仍然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亚里士多德的众多后继者中，阿奎那或许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位，不同于西塞罗①等思想家，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友谊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到的友谊观。
阿奎那充分承认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分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谊分为三种，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爱的对象或原因。“为人所爱的事物必定具有某种善或好，或者自身是善、或者其善在于愉悦，或者其善在于有用。爱他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或者因为他人自身就是善，或者因为他人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或快乐。”在这三种爱他人的活动中，我们分别以他人的德性，利益和愉悦为对象。友谊作为爱的活动，因为爱的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对应三种爱的对象，产生三种友谊：高尚的、快乐的和有用的友谊，俗称为德性之交、愉悦之交和有用之交。在此基础上，阿奎那认为只有第一种友谊才是完善的友谊，它是德性上相似的好人之间的友谊。高尚的友谊的基础不是他人具有的偶性的东西，而是持久的特征——德性。高尚的友谊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比另外两类友谊更持久。单纯基于利益或愉悦的友谊不是完善的友谊。
马克·吐温崇尚的正是阿奎那极力赞扬的德性之交。吐温在交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方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益或快乐，而是对方的高尚品德深深打动了自己。吐温的好友容闳、格兰特将军、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哈尔·罗杰斯以及海伦·凯勒等都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容闳为了祖国的留学事业鞠躬尽瘁，堪称爱国之典范；海伦·凯勒不仅是著名作家，而且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马克·吐温崇尚的正是阿奎那极力赞扬的德性之交。吐温在交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方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益或快乐，而是对方的高尚品德深深打动了自己。吐温的好友容闳、格兰特将军、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哈尔·罗杰斯以及海伦·凯勒等都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容闳为了祖国的留学事业鞠躬尽瘁，堪称爱国之典范；海伦·凯勒不仅是著名作家，而且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
马克·吐温与容闳都是关心国家政治心系民族未来的爱国人士。在这一点上，两人可谓是志同道合。加之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和对中国事务的关心，马克·吐温本人也成了留美事务局的常客并与负责人容闳成为了好朋友。1881年后，由于美国政府拒绝了清廷将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的要求（而日本学员却可以），加上美国西海岸的“排华”浪潮愈演愈烈，中美关系一时蒙上阴影，留美幼童计划由此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感到清廷极有可能裁撤留学事务局时，容闳忧心忡忡地向密友马克·吐温寻求帮助。吐温带容闳前往纽约面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希望他能在容闳准备好的请愿书上签字，而格兰特将军也非常慷概，不仅签了字，还亲自写信给李鸿章，希望他能劝谏清庭收回成命。
海伦·凯勒在十九个月时因患急性充血症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在她88年的生命中，却有87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在此时间里，她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石墙故事》。不仅如此，她还致力于建立慈善机构，造福残疾人。马克·吐温在自传中将凯勒称为“奇迹”。凯勒面临如此巨大的灾难却还能取得这样甚至常人都无法取得的成就，吐温在心中由衷地佩服。在自传中，吐温描写了与凯勒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并为凯勒的惊人记忆力所折服。不仅如此，凯勒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即使重病也不忘写信托吐温给予盲人同胞鼓励与祝福。
无论是容闳、海伦·凯勒、格兰特将军、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哈尔·罗杰斯，马克·吐温与他们可谓惺惺相惜。一方面，吐温被容闳等人的高尚品德所吸引；另一方面，吐温的品德也感染者身边的朋友。如作为吐温的知己之一，海伦·凯勒就为吐温的智慧所折服；格兰特将军以及罗杰斯先生也因吐温的人格魅力信任他、帮助他。
三、马克·吐温交友原则之仁爱之交
仁爱是阿奎那友谊观的核心，他说：“仁爱就是友谊。”仁爱是一种以被爱者为目的的完善的爱，它不考虑被爱者已有的价值，是一种力图在被爱者身上创造价值或善的爱。每个仁爱的活动都是由两类不同的“爱”构成——“友谊之爱”与“嗜欲之爱”，简称“友爱”和“欲爱”。“爱”作为一种“欲望”，以被欲望的东西为目的，不过对于人这样兼有理智和欲望的存在者，“爱”不仅仅是对目的的欲望，也因为目的的缘故，欲望达到目的的手段。阿奎那称对目的的爱为“友爱”，即“愿望一个人好”；对手段的爱为“欲爱”，这可以表达为“愿望让他（她）分享自己的善”。只有同时具备两者，才构成仁爱。譬如，子女爱父母，他们以友爱所爱的是父母自身，出于对父母的友爱，他们会欲望（爱）对父母好的事物，诸如健康的饮食、宽敞的居所，并以自己的能力让父母获得这些善，这就是“让父母分享自己的善”。
马克·吐温称罗杰斯先生为“最亲密、最珍贵的朋友”。在马克·吐温与罗杰斯先生长达11年的友谊中，罗杰斯先生以“仁爱”的方式深“爱”着马克·吐温。作为挚友，罗杰斯先生对马克·吐温的爱就像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样。罗杰斯先生“愿望马克·吐温好”，并且“愿望与他分享自己的善”。在马克·吐温人生最低谷时，罗杰斯先生以自己的智慧帮助马克·吐温脱离苦海。罗杰斯先生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果敢决断保住了马克·吐温的版权，这对马克·吐温今后的生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罗杰斯先生不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朋友在生活上能够过得好，而且还在帮助朋友的同时不伤及他的自尊。这一点在马克·吐温的自传中也有提及：“他帮我做这些事并没有伤及我的自尊，也没有让我有自卑感；事实上他在帮我这件事上做得很细致缜密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感觉就像我自己完成的一样。”（吴倩，194）在吐温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罗杰斯先生不但以“友爱”爱之，同时也愿意与他分享自己的“善”即自己的智慧和果断，帮助朋友，为朋友献计献策。
在马克·吐温与罗杰斯先生的友谊关系中，吐温是被爱者，罗杰斯先生是爱者。在马克·吐温的自传中，我们只能看到罗杰斯先生对吐温的“仁爱”，而吐温对罗杰斯先生的“仁爱”却没有描写，但被动的一方接受对方的“仁爱”，就是不反对互享善的交往，而互享善正是友谊活动的本身。如果被爱者也能够以仁爱回报爱者，对爱者具有这两个愿望，那么以完善的“仁爱”互爱，就产生完善的友谊。当然，通过《马克吐温自传》中反映出的吐温的性格与品质，我相信马克·吐温肯定对罗杰斯先生具有这两个愿望。因此，他们的友谊可以说是完善的、仁爱的。
四、马克·吐温交友原则之爱人如己
亚里士多德“朋友是另一个自我”的观念在阿奎那这里转变为“他人是另一个自我”，也可以被表达为“爱人如己”。它指的是爱他人和爱自己的方式一致，而不是爱的程度一致。我们以友谊之爱爱他人不会像以友谊之爱爱自己那样强烈。阿奎那说“每个人爱自己皆超过爱他人；因为与自己是同一个本体，与别人则是在某形式上相似。”本体的同一的强度超过基于爱的结合，所以，一般而言，人爱自己的强度超过爱他人强度。那么，人如何做到爱人如己呢？
阿奎那认为，首先要在情感上和朋友结合，这样才可能把他人当作自己对待。人之间情感结合的方式主要有整体对部分和相似两种。整体一定爱其部分，因为任何部分的善都是整体的善，例如人爱他的手，因为手是人的一部分，手受伤就是人受伤，爱护手也等于爱护人自己。所以对部分的爱就是整体对自己的爱。亚里士多德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爱，阿奎那认为统治者对公民的爱也可能是这样的爱。另一种是基于相似产生的爱和结合，主要有自然产生的相似和选择产生的相似，前者有亚里士多德提到过的亲族血缘的相似，阿奎那还特别提到了全人类共享人性的相似；选择产生的相似包括任何在生活、职业、德性、目标上具有相似之处的情况，比如共同学习的伙伴、旅途伴侶之间等等。相似能产生认同的力量，将他人认同为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从而产生对他人的友谊之爱和对他人的善的嗜欲之爱。
光有相似之处不足以让人爱他人，共有的相似点还必须是为人所爱的善，他才能基于此相似将他人认同为自己。如果我具有某个特点，比如我唱歌很好听，但是我并不喜欢唱歌，也对自己的这一天赋毫不在意，我就不会因为另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天赋而爱他。所以爱与自己相似的人其本质是爱我们自己具有的被我们认同的善。我具有某个特点，如果我觉得它是好的因而是可爱的，当我在他人身上发现这个特点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这个人也值得我去爱，如此才能产生让我欢喜的认同感，才可能在情感上把他人当作另一个自我。通过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的善并且爱他人身上的善，人能和他人共享善，共享善的体验产生情感的结合，也就是爱。
格兰特将军与马克·吐温性情十分投缘，两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人都很幽默。在自传中，吐温描写了他与格兰特将军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当马克·吐温还不是一位知名作家时，有人把他介绍给格兰特将军。两人握过手后，吐温想不出一句可讲的话，而格兰特将军也保持缄默。最后还是马克·吐温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将军，我感到很尴尬，你呢？”等到第二次相见，不等吐温开口，格兰特将军说：“这次我不尴尬了，你呢？”看到这一场景，读者肯定会为将军与吐温的幽默忍俊不禁。除了幽默以外，两人在性情上都十分天真纯良，愿意信任别人。但这样的性格是不适合做生意的。马克·吐温与格兰特将军在生意上都遭人计算，最终破产。另外，两人都很善良，乐于助人。作为美国著名的幽默家，马克·吐温该是十分看重友人的幽默品质；此外，从自传中可以看出，尽管吐温在语言风格上辛辣讽刺，但吐温在生活中就像个孩子一般率真可爱且心地至善淳朴。因此，幽默、天真善良、乐于助人这些品德在马克·吐温眼中尤为重要。所以，基于这些吐温十分看重的品质上的相似，可以说，格兰特将军是马克·吐温的另一个自己。马克·吐温像爱“另一个自己”那样爱着格兰特将军。在格兰特将军晚年生活拮据，无所依靠之时，马克·吐温通过出版将军的回忆录并给予高额稿费帮助将军及其家人渡过难关；此外，马克·吐温还找来一位画家给格兰特将军作了一尊令其满意的雕像，同时也圆了将军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他把将军看作自己的另外一部分。在格兰特将军面临巨大困难时，马克·吐温甘愿与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就像怕失去“另一个自己”一样。
五、结语
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陷入了困境。朋友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淡，有的甚至为了利益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现如今，人们总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愿意主动关心他人，在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才想到别人。一些人甚至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把父母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而当父母年老体弱需要子女照顾的时候，子女却不愿意回报。人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感受。伯牙与子期之知音之交、管仲鲍叔牙之管鲍之交、左伯桃与羊角哀之舍命之交、廉颇蔺相如之刎颈之交等八拜之交在如今早已成为了过往云烟。
《马克·吐温自传》中反映出的马克·吐温的交友原则与阿奎那“爱德”与“仁爱”的友谊观不谋而合，也为现代人情冷淡的交往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符合德性的行为方式要求我们首先和他人建立一种爱德的友谊关系，德性之交使得朋友之间在顺境中相互爱慕，不断完善和提高双方的德性；在困难中也能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使其友谊之树常青；仁爱的友谊观则要求朋友之间做到“两个愿望”，即“愿望对方好”，“愿望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善”。如此朋友之间定会患难与共，同心同德，感情只会愈加浓厚；而爱己如人的交友原则使人超越自我封闭的“小我”，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能如马克·吐温一般爱人如己，把朋友当作“另一个自己”看待，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整个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注释】
①古罗马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散文家，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许多珍贵典籍，《论友谊》便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1]罗素.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3]马克·吐温.吴倩译.马克·吐温自传[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