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管理的影响(共8篇)
1.儒家思想对管理的影响 篇一
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现在企业管理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儒学的创立——孔子
在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世道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遇到乱世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自我发挥的世道,这些知识分子就选择出世;如果遇到太平盛世或者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知识分子就会选择入世。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其先祖都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就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逝,母亲把孔子拉扯成人,由此孔子的精神和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一,孔子本人对家庭的责任;第二,孔
1,子对鲁国的责任。他的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等论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二)儒学的发展——孟子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二、儒学思想及其于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经典代表著作有“四书”和“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在此,我们就儒学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并结合现在企业管理的需求进行剖析。
(一)五常——仁、义、礼、智、信
1、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仁字,表现为“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仁”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整个企业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在追求高绩效的同时,也要适时为员工着想、关心其生活,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对于员工来说,在工作上要真诚踏实,取得领导的信任,帮助身边的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整个企业在社会上也要扮演“仁”的角色,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仁,对于近期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负面事件来看,都是企业缺乏“仁”的一种表象。
2、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4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要求企业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危扶弱的社会责任,例如汶川地震之后,全国的企业纷纷捐赠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义”的表现。
3、礼:礼者,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礼”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应该正立于社会中的形象,做到遵纪守礼,树立品牌影响力。并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客户以礼相待,对于面向顾客的一线人员来说,也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待人接物的知识与技巧。
4、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智”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让企业当中的人都能够不断的学习与提高。
5、信:信者,不疑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表现为“人”和“言”,人言不悔,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信”对于现代管理也尤为重要。企业经营诚信是第一位的,同样也适用于企业
内部的管理方面,企业管理者要建立威信,不能朝令夕改,员工之间也要坦诚相待,不能尔虞我诈。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就是在“信”上出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逐渐扩散的社会的其他层面。
(二)《中庸》——中庸之道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5其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小人而无忌惮也。”○
倚,谓之中庸,此乃中庸之道。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孟子曰:“民
6”强调了以人为本、注重和谐。另外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注重企业团队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2、三达德
靠什么调节五达道那些人际关系?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三)人和 自强
1、《孟子》——人和
7由此可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想要办成一件事,都离不开“人和”的理念。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一语道破真谛:“现代的企业,必须使公司反应更灵敏,更易与人沟通,并鼓励员工同心协力,为越来越挑剔的客户服务,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故企业要通过各种措施,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女里营造融洽的公司内部氛围,才能更好更快地使企业走向成功。
2、《周易》——自强
8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便奉行刚《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一)重伦理而轻科学,导致保守思想长期沉淀,不利于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中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易对现代企业管理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的消极影响。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不利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设,更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三)重均同而轻个性,易使企业产生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在现代企业管理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
(四)重人情而轻法制,不利于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导致有法不依,制度被人扭曲的现象。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从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企业甚至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
(五)重中和而轻竞争,不利于良性竞争的发展。中庸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品德,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一味地求“中和”,将严重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发展、进步。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积极影响,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资源宝库。充分利用其精华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发展的方向。但一些负面思想也已成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企业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注释:
1《论语·卫灵公》 ○
2《论语·雍也》 ○
3《孟子·离娄上》 ○
4《论语·里仁》 ○
5《中庸》 ○
6《孟子·尽心章句下》 ○
7《孟子·公孙丑下》 ○
8《周易·乾》 ○
参考文献:
[1]《中庸大全集》,子思,雅瑟,新世界出版社,2010(1)。
[2]《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3]《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
[4]《管好员工就靠这几招》,宗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
[5]《儒家文化研究》,郭齐男,三聊书店,2012(1)。
[6]《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李宗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
[7]《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李长泰,人民出版社,2012(1)。
[8]《儒家》,百度百科。
[9]《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作者不详。
2.儒家思想对管理的影响 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 包括其他思想在内的多种思想共同组成的。其中儒家思想以礼制、德治、人治等思想为精华, 这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 又包含着人本管理的丰富内涵。通过对这些传统文化的研究, 不难发现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影响【1】。
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历史实践及发展现状
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 启用人的目的、标准和途径方法同我们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古代的用人思想及实践, 总体上是着眼于为统治阶级得天下、保天下、兴天下服务的, 人才只是君主图强的工具。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本, 可以再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2】。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不仅仅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 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占有较大比例的人不能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以及想法来选择职业, 同时企业也没办法招聘到适合所需岗位的相应人才。第二, 在职人员的频繁跳槽、人才频繁的流动性对于企业和个人双方面都会造成损害【3】。
三、儒家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儒家思想, 又称儒学, 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 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 自汉代起指孔子 (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1. 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的观点认为创造性和积极性不可完全依赖外在因素, 而是应侧重主体本身的自发性。重视习惯、循序渐进才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正是如此, 我国现代企业才越来越重视对员工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业务素质的提高。无论是孟子主张的“性善论”抑或荀子倡导的“性恶论”, 最终都是希望人们能够向善为君子, 这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都有着启发意义。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伦和谐, 对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和为贵、是一种动态平衡, 是企业伦理道德的至高追求, 是企业管理所需遵循的准则【4】。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 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 因此, 对于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最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原有的管理制度条例的基础上以德服人、使现有的制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更为的人性化、更为的适合我国国情。
孔子所要实现的君子人格, 内要以“仁义”为本质, 外要以“礼仪”为行为原则, 只有这样, 才能养成“恭、宽、信、敏、惠”的优秀品质, 进而才能在管理实践中运筹帷幄。儒家思想中的内外兼修与文质并重的君子理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非同寻常的价值。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讲求人情世故的国家, 因此, 它的管理更应该重视人治, 这样就需要做到清理兼顾的管理之道。若一个企业仅把自己的员工看做是被管理者, 而并非是一般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对待, 那么这个企业终究会出现人的异化。
2. 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负面影响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思想强调做人要文质彬彬, 有仁有义, 讲究外在和内在的协调统一, 这有如此才能称之为君子。然而这样的思想却忽视了对个体地位认可以及个体的需求。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表现在:
首先,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制定管理制度和条例上趋于一致性, 缺乏个性;其次, 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上, 追求公平, 但不追求效率。尤其是在工资分配上, 按照岗位定工资水平, 不按贡献不同分配工资, 如此以来就会造成对员工劳动积极性的挫伤。长期以往, 将对这个群体造成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状态, 缺乏个性的发展以及主动性的促进;再次, 过去对于企业职工的个性发展, 人们更倾向于共同性, 群体性, 使员工长期处于封闭的固化状态, 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 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主意行为。结果, 使一些企业早早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生机。
儒家理想讲求“忠孝、礼义”的传统思想, 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倾向于传统而较少的去变革, 传统思想在默默地改变着企业管理者的想法。因此, 我们在对员工进行培训时, 应尽量避免儒家思想带来的的负面影响, 鼓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改革的意识, 鼓励他们勇于突破传统模式, 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由此可引申出人力资源在管理中的对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的另一问题即:文化的包容性。不容否定的是中国儒家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发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但它终究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局限性。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应该是:求实进取、改革创新、发展攀高。
四、结语
通过对儒家思想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对儒家理想中的一些思想进行剖析、扬弃, 将其中合理的、适应的部分与现代西方科学的管理精神融合, 同时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现状, 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模式, 进而才能更好地处理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难题【5】。
摘要:文章通过对儒家思想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入分析, 拓展出儒家经典思想对现代我国企业正面与负面的双重效应, 进而提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思路和观点。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春胜, 娄继春.人力资源管理[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3-11.
[2]王益灵.电子文献.中国古代用人之道及启示.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2001.
[3]石飞,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对策[J].经济师, 2009年第4期:31-33.
[4]唐凯麟, 曹刚.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350-351.
3.浅析儒家美学思想对设计的影响 篇三
【关键词】儒家美学思想 中庸 道德 美善 设计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儒家思想是作为古代的主流思想存在的,同时,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也影响着传统的文化发展。在这样的融合下,中国传统美学成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学系统。在这个相对完整的美学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设计有了理论基础。
古代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因为其文官选拔制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学思想,文官作为社会的掌控点,又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层次,所以儒家思想便成为了人们的文化信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士阶层又是当时设计的主要消费群体,导致文士阶层的审美取向最大程度地影响了设计美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儒家思想对古代设计美学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的意义。
1 “中”之道
所谓“中”,其意义便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论语·雍也》中有“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的描述。“中庸”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之一,它主张人在做事做人等方面不要太过,也就是不要激进,不能超出也不要不足,什么事情做到适中的程度即可,“无偏无倚”(《礼记·中庸》)。儒家思想中的“和”同样阐述了处事的原则,作调和之意,“执两用中”以求其和。这种“中”与“和”之道就明确指出了在艺术创作和设计中,避免出现极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才不失为一件好的作品。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协,迁而不淫,负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圣德之所同。”《左传》中这样来描述形容《颂》乐的美好,说它把音乐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调和得恰到好处,让它们趋向于完美、和谐,既不过又无不及,恰如其分。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业;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也。”孔子对《诗经》做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审美评价。以上观点都是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中之道的文字表达。这种“中”、“和”的思想是一种美的体现。在艺术表达中,创作者在设计创作中不能片面、偏激,要在表现内容上给予作品温柔舒适的品质,让整个作品的每一处相和谐,相互融合,不让欣赏者产生在喜、怒、乐任一种情绪上的“过”。这种“过”不仅影响到作品的本身,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社会的稳定,“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只有这样,“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强烈的激情、怨而怒、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能洗涤人心的苦难、虐杀、毁灭、悲剧,给人以丑、怪、恶等难以接受的情感形式便统统被排除了。情感被牢笼在、满足在、锤炼在、建造在相对的平宁和谐的形式中。即使作谓粗犷、豪放、拙重、潇洒,也仍然脱不出这个‘乐从和’的情感形式的大圈子。”(李泽厚《华夏美学》)
这种美的思想体现在设计上,就要求设计作品不能让使用者生理上和心理上感到不和谐,不能在作品的任何一方面走向极端。如若过于强调某一点,就会打破这种平衡,而工艺品在本质上就需要达到一种稳定、和谐以及节制,以意为先,意韵所到,即谓之美。例如古代精美的工艺品——马踏飞燕,对于马和飞燕的刻画并没有完全表现出其各个细节,像鬃毛、羽毛等,都是将细部特征进行一笔带过,即展现了美的结构形态,又没有给人一种繁琐的视觉效果,马与飞燕的动态生动地描绘出来,极富张力。精炼的曲线线条将马踏在飞燕上的状态映射到人的视知觉中,点到即止,准确地传递了马踏飞燕的意味,既不“过”又不“空”,恰到好处。又例如中国印章中的汉印,从印面来看,多呈规则的几何形状,再从印章中的文字来看,文字的结构又是那么均匀对称,但其中所包含的方圆兼备又使整个印面不失灵动。过多的规矩修饰则使印面显得呆板,所以适当加入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既不“过”又不“空”的创作思路,才成就了汉印独特的端庄肃穆、气势沉稳的、平衡的、美的艺术风格,经久不衰。
2 “美”与“善”
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张美与善的高度统一,孔子的所有艺术观点都建立在美与善的基础上的。孔子认为,善就是一种美,是美的内容,是美的体现,所有不“善”都是不“美”的。《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未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用的是武力,而在孔子眼中的至德是“以天下让”的泰伯、文王二人。所以可以看出,孔子眼中的艺术也是要符合政治教化和倡导高尚的伦理道德的,否则不管在艺术上有多完美,依然是欠缺的、不完整的。
从设计上来讲,功能为设计的第一原则,即只有满足使用功能的东西才可称之为“善”,而这样具备“善”的特征的作品,在古代中国的设计当中才是美的。在儒家思想中,“善”与“美”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还是等同的,不善则不美,善的概念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纲常上。春秋的伍举认为,“夫美者也,上下、外内、大小、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以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力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他将“无害”认作是“美”的,而将“瘠民”这种道义上的“不善”认作是“不美”的。孔子将这种观点借为己用,强烈要求将自己所推崇的“仁”、“礼”、道德、伦理态度当作“至善”,渗透到各种艺术和设计的审美价值判断中,并希望以此来“美教化”(《毛诗序》)。
孔子以古代圣王的礼乐传统为基础,加之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思考得到“仁”的道德准则,建立了一套完整、成熟、系统的美学理论体系。对于“善”的理解,体现在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生活上大至建筑,小至日用物品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学上以礼治国、人人以德自我约束,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器物、建筑的设计就会最大程度蕴含“德”的思想,道德的善也就成为了美的评判标准。其讲究井然有序,主次分明,注重规整不乱,是一种大气稳重的价值观,是善的体现。
在各个建筑中,外观布局倡导的是规规整整,房屋排列井然,四四方方,这就是一种道德的善的体现。例如紫禁城,是最具代表性的,整个城墙以规整的方形为基本外观构架,四平八稳,宏伟壮观。在城门与内部主要建筑的排列中,以中轴线为设计思路,居中十字形建造,强烈呈现了伦理教化准则。这种“善”正是当时的美的表现。
古代的家具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家具都以方形为主,在古代设计中的圈椅,四腿为方,椅靠为圆,但各处的比例都相互制约,达到一种明确的秩序,不失为一种美善。而这也是中国传统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儒家美学特征。
结语
不管是在古代的设计中还是现代的设计中,我们都需要持续地将这种传统美学思想贯穿运用,在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对设计作品进行审视,避免其走向极端、片面。在人的社会性方面,多多借鉴“美善”以及“中和”的思想理论,将我们的设计及设计思想得到深层次的提升,这也是我们弘扬新时代民族风格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3]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4]《孔子.论语》.
4.儒家思想对韩国文化的影响 篇四
【摘要】: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 ,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已有近4000 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 ,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就已影响深远 ,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古代朝鲜半岛;韩国现代化;韩国当今社会 【Key words】:China’ s Conf ucianism;ancient Korean Peninsular;Korea’ s modernization;Korea’ s modernsociety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 ,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已有近4000 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 ,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 ,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 ,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 ,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 500 年创立的。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 ,这一思想经治国安邦长期锤炼成为系统而又精纯的思想和博大而严谨的理论。儒学的历史沿革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去世后,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后来形成了儒学基本范式 ,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 ,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二)秦汉儒学。汉代初期 ,前几代统治者在思想上奉行 “黄老之术”(即道家创始人黄帝和老子的学派),直到汉武帝继位后 ,在推举 “贤良对策” 时 ,采用了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主张 ,儒家思想便成为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三)魏晋儒学。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大都把儒家的 《周易》 和道家的 《老子》、《庄子》 作为基本思想资料(合称之 “三玄”),以老庄思想揭示儒家经典 ,后世称之为 “玄学”。(四)隋唐儒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间 ,儒家思想一直处于衰微的状态 ,但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 ,儒家学术呈现出统一趋势 ,儒家的地位得到提升。到了唐代科举制度盛行时 ,儒学再度官学化 ,儒家经典已占支配地位。(五)宋明儒学。在宋、元、明时期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 ,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 ,对儒家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这个复兴魏晋儒学或玄学的运动 ,发先声于隋唐之际 ,由唐代中期后续 ,又至两宋时期 ,程颐、朱熹重新译释 ,并对儒学作了较大改造 ,形成程朱理学。[1 ]明朝期间 ,又有王守仁阳明心学 ,究其哲学思想 ,渊源是先秦时期孟子的 “尽心、知性、知天” 及 “良知”,近源则是宋朝陆象山的 “心学”,它是在对先秦至宋明期间各种类型的 “知行说” 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2 ]儒家文化持续到元、明、清三朝。即使在元蒙、· 2 6 ·满清政权时期 ,儒家文化都未曾废断过 ,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 ,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 ,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3 ]据文献记载 ,在远古时代 ,中国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就不断移居朝鲜 ,互相来往。《史记》 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 ,称其为“古朝鲜”。[ 4 ]韩国学者张志渊认为 ,韩国的儒教始于中国殷朝的箕子。[5 ]儒学产生后 ,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 ,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 “韩半岛”)北端 ,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 ,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 ,地理位置非常接近。据学者研究 ,公元前7 世纪左右 ,古朝鲜就与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有了贸易往来 ,随后与燕、西汉之间也有较多贸易往来。古朝鲜人通过贸易往来接触汉字 ,汉字的传入带动了儒学的传入。中国秦末汉初 ,燕地人卫满率领移民到达朝鲜半岛西北部 ,并于公元前 194 年推翻古朝鲜政权 ,建立卫氏政权。汉人的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及文化道德再次在朝鲜半岛传播。公元前 108年 ,汉武帝发兵远征朝鲜半岛 ,灭卫氏政权 ,在半岛北部建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每郡又有若干县 ,乐浪郡为中心地带。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正式拉开了儒家文化道德大量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帷幕。公元 1 世纪前后 ,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 “三国鼎立”。儒家文化道德首先传入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 ,尔后传入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和东南部的新罗国。据 《三国史记》 记录 ,公元前 19 — 公元前18 年 ,高句丽国的琉璃明王二子解明、好童的孝行故事 ,与透出儒家色彩的 “孝行” 故事内容相一致。据朝鲜古籍记载 ,高句丽 372 年(小兽林王 2 年),中央设立以培养官吏为目的的 “太学” , “太学” 教授儒学 ,于是儒学在高句丽国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百济与高句丽一样 ,到了公元 3 世纪 ,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 ,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据 《旧唐书》 中 《东夷传 ·百济》 载: “其籍有五经子史 ,又表疏并依中华执法”。南北朝时期的梁朝陆诩还专门去百济国讲学 ,传授 儒学。[6 ]新罗国接受儒学虽晚于高句丽、百济 ,但在公元 7 世纪中叶(676 年),新罗国第一次统一朝鲜半岛后 ,儒学发展得很快。新罗王在统一前就选派了留学生到唐朝首都长安学习儒学。《三国史记》载:640 年(新罗善德女王 9 年)夏 5 月 “往遣子弟于唐 ,请入国学”。统一后 ,在选派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还参加了唐朝的科考 ,如崔致远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了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据 《东文选叙》说 ,崔致远以下共有 50 多人 ,这些儒家文化的饱学之士 ,在朝鲜半岛传播儒家文化道德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元 10 世纪 ,高丽王朝代替了新罗王朝。高丽国虽然宠信佛教 ,以佛教为国教 ,但在政治、文学方面却依赖儒教选拔官吏。光宗 9 年(958 年)高丽以唐制开设科举 ,睿宗 14 年(1119 年)设养贤库 ,从此教育和取士皆以儒学为基础。高丽初期 ,名儒崔冲(984 — 1068)致士后开私塾 ,以儒家经典育人才。尔后许多学者效仿 ,风靡全国。至此 ,儒学一时大盛 ,正统得以树立。1392 年李氏王朝代替高丽王朝 ,改国号为朝鲜 ,到 1876 年 “江华岛条约” 签订的 400 多年间 ,是儒家文化在朝鲜本国化最为彻底的时期 ,朝鲜半岛都以儒家文化道德为立国教民之本。这前期大约是中国儒学在明朝的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交相辉映的阶段。后期到了清朝 ,尽管清王朝是 “夷狄” 所建立的政权 ,但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达到了最高峰 ,在将自己表现为儒家君主的典范方面超过了明朝。这一点为当时朝鲜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如 18 世纪李朝学者朴趾源在他的 《热河日记》 中反驳了 “夷狄” 论 ,提出“师清” 论 ,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扫清了障碍。[7 ]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 ,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 ,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 “近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 ,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 ,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 ,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 ,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 ,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 ,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 ,是以 1876 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 ,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 ,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 年 ,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 “大韩” ,[ 8 ]1910 年被日本吞并 ,此后逐步· 3 6 ·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 ,1884 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 ,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 ,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统治阶层以精通汉籍、娴于汉文汉语为荣;在教育体制上 ,只有教汉文的学校 ,没有交本土语言的学校 ,更没有洋学。本土语言是从家庭父母那里学的。本土语言的学习不被认为是教育,只有懂汉文的人才 ,才被视为是学者。无奈的传教士们只能采用 “谚文”(谚文是 15 世纪朝鲜人运用中国音韵学知识研究出来的拼音文字)翻译 《圣经》 和撰写传教书籍 ,并探索着 “谚文” 的 “罗马化” ,即引进西方的注音原则来注音 “谚文”。这表明 ,当时所推行的韩文 ,其实就是汉字与谚文相结合的一种书写方式。因而 ,一些明智的传教士们主张或支持使用汉谚混合文。再者,当时朝鲜李氏王朝已经与西方立约开放 ,虽然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文明 ,并开办西学学校以培养人才,但是这些学校仍然是按汉学规则 ,通过科举考试录用官职人员。因此 ,出现了某些外国教师因不满这种旧式管理而相继辞职的现象。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日本大力推进 “皇民教化运动”,要求所有朝鲜人尊崇天皇 ,供奉天照大神 ,学习日语 ,改姓更名。朝鲜志士则拿起儒家思想武器 — — —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所有如此种种情况都表明 , “大韩”近代文化发轫也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现代史 ,以 1919 年爆发的朝鲜 “三 ·一” 运动为界,朝鲜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时期。在此期间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8 年朝鲜半岛分裂 ,8 月朝鲜南半岛成立了大韩民国 ,9 月 9 日朝鲜北半岛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半岛的现代史,就是朝鲜半岛民众在儒家思想的鼓舞下抗击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史。“三 · 一”独立运动拉开了朝鲜半岛现代史的序幕 ,整个运动充分显现了儒家思想的爱国精神在朝鲜半岛民众中的凝聚力。这次独立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但儒家文化道德已经深植于朝鲜半岛民众思想之中 ,无法抹去。在朝鲜半岛民众看来 ,儒家文化道德是本国的传统文化 ,而日本的 “皇民殖民文化道德” 是外来文化,结果是 ,儒家文化道德胜出了。1945 年以后 ,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 ,带来了欧美文化道德。从那以后直至现在 ,欧美文化道德以西方影视、书刊、音像、传媒互联网为载体 ,大肆登陆韩国 ,但是韩国人又以孔子 “和而不同” 的思想加以反对。孔子的“和而不同” 思想 ,即是要承认 “不同”,在 “不同” 的基础上 ,使不同的事物形成 “和平”(“和谐” 或 “融合”)相处发展。韩国前外交部长潘基文认为 ,对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要兼收并蓄 ,这样才能成就大的事业。韩国人也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 ,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同时 ,清醒地看到了欧美文化中 “金钱万能”、“个人至上” 和 “人情淡薄” 等弊端 ,并尽力避免之 ,坚持以儒家文化道德治国安民 ,使韩国儒家文化道德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至今没被欧美文化道德所同化。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后 ,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 ,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 ,抓住机遇 ,紧追日本 ,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 ? 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 ,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 ,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 ,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 ,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 ,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 ,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到了近代 ,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 ,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 ,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 ,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 ,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 ,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 ,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 ,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 , “群体内的和谐” 与“群体外的竞争” 密切结合 ,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 ,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9 ]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起飞开始 ,总统朴正熙就运用儒家 “忠” 的思想指导经济。从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不难发现儒家思想与经济生活密切结合的几个特征: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观 ,二是忠孝一致的伦理观 ,三是重农抑商的经济观。中央集权的政治更便于后进国家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 ,忠孝观念培养了团队和集体忠诚奉献精神。只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观念似乎与韩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甚至与韩国人表现出来的商品意识· 4 6 ·水火不相容 ,但是韩国人有意识地寻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吸收传统的有用之处并在韩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下 ,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 ,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就是 “东亚发展模式” 的典型 ,即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也可被称为 “儒家资本主义”。[10 ]所以说 ,在儒家文化奠定国内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础上 ,结合鼓励个人竞争的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 ,带来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最终成就了韩国的现代化。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 ,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 ,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 ,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 ,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 ,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 ,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
传承。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 ,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以近100 年韩国儒学研究为例 ,早在日本帝国殖民时期开始就有以张志渊为首的儒教研究;1925 年后 ,各大学相继开设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印度哲学和清代哲学课 ,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解放后 ,还有研究道家、佛家、阳明学的著述问世。然而 ,据韩国哲学研究会的调查统计 ,在 1945 — 1992 年间 ,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 ,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 240 ∶70 ∶4 ,论文数量为1 100 ∶385 ∶17。这个事实足以说明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已在韩国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 ,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 1960 年起 ,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 “道德课” 上 ,要求学生在家 “敬老孝亲”;在学校 “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 “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 “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 等。韩国对大学生的 “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 “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 的内容 ,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 ,再开化 “自主自立思想” , “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 ,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 ,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还保持着支配地位。韩国高丽大学在编写的 《韩国民俗大观》 序言中说: “至今 ,儒教在韩国社会中还占有绝对的比重 „„事实上 ,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 ,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 ,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 ,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 在韩国当今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中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 ,如今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尊孔子为精神导师 ,他说: “在我的一生中 ,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 ,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他一直在努力从 《论语》 等中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经验和为人处事的原则 ,无论是履行公务 ,还是处理个人私事都是如此。[11 ]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 “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 “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 ,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 ,现在韩国近80 %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2005 年 7 月 ,中国 “孔子学院” 在韩国挂牌。2006 年 6 月 ,延边大学在韩国设立忠北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人对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不减。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 ,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 “礼”和 “孝” 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 ,使家· 5 6 ·强烈冲击韩国 ,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 ,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 ,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 ,即使因就业的需要 ,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 ,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 ,使整个国家在 20 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 ,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 ,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 ,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 “和谐”、“和平”。《尚书》 讲的 “惟德动天 ,无远弗届” ,孔子讲的 “和为贵”,孟子讲的 “大同” 等都是 “和平” 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 ,以儒家 “和为贵” 和 “仁者爱人” 的思想 ,凝聚民族精神 ,促进国家兴旺发达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 ,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 ,韩国都坚决反对 ,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总而言之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虽然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过冲击 ,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剔其糟粕 ,吸取精华 ,借鉴韩国经验 ,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参考文献】
[1 ]
曾志.哲学引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1008398.[5 ]
金柄珉 ,金虎雄 ,姜淳和.朝鲜223.[7 ]
5.儒家思想对管理的影响 篇五
1.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
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
[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2.家长权威的从属关系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3.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4.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6.儒家思想对管理的影响 篇六
姓名:王凤丽 学号:2011416060 院系:印刷学院 专业:印刷工程
【摘要】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进步意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
关于法家思想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
法家吸取五行文化和八卦文化的民生主义原则和辩证思维精神,并综合了儒道两家的文化思想和谋略思想,逐渐自成一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2、“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三、法家思想的正面影响
1、法家主张“法与时移”,因此外国的立法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来及时地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同时,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执法。
2、法家主张“上法而不上贤”,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要达到“刑无等级”的目的。虽然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暴政”的标志,但当时法家崇尚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有严格,公正的司法做保证,否则法律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者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四、法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1、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有其滞后性。如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也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这一纯功利的刻薄寡情主义,曾迅速导致了秦亡。
2、法自君出,实行“独断”,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他们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不得行使,从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事实上,历史上众多的朝代都是因为这一因素而最终导致灭亡。独断专行,并不利于皇权的长治久安。
3、“强国弱民”,在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主张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活时,他们就不会再等待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到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总之,法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让国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被吞并。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法家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既有它强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积极完善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
关于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 3 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对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个人内心品德的自我修养,然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和社会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这与今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有相似性。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怎样做好社会教化,实现“外王”的王道主张,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修身养性、社会道德的准则和标准。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从而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孟子曰:“民贵君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本”“人贵”,尽管其目的和含义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和不同,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家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人的理念早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几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儒家思想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性,这种思想获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欢喜和重视,成为一种冲击旧制度的法宝,因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在于人要有“仁”和“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百事义为先,舍生取义。以“仁”和“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观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内涵,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在社会中得以推及并产生积极作用。
2、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国家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很难发展进步,即使在封建社会,统一不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样也是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保证经济上的发展,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一”和“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纵观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这就印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国家一统、民泰国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追求。
3、儒家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 “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的开天辟地引导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教学理念还在学校开展,这种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对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批实用性人才。孔子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及学习态度更是影响深远,成为千百年来读书人效法的原则,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其它儒家人士的教育思想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一样成为千古圣训,为历代读书人所推崇。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
三、儒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儒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西欧和北美等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推动了启蒙运动,为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重大贡献。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时至今天,儒家思想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加强。
四、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文化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思想的演变和革新,都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对待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够数典忘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理念发扬光大,把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发繁荣,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
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历代执政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儒家思想也和世界多元价值相互接轨和碰撞,儒家思想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可以有国界,但思想文化的价值没有国界,儒家思想在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7.儒家思想对中医发展的影响研究 篇七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庸思想,中医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保存最为完整者, 又是唯一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学术。儒家文化乃中医药学的精神家园。儒学的思想精华从人本精神、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执中权时、君子人格等五个方面指导和成就了中医药学。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
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儒学创立于先秦时代, 儒学中的许多思想因子在孔子之前是潜在的或不系统的, 是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仁”为中心, 倡导仁、礼并重, 完成了儒家特有的价值体系的构建。
关于儒学发展问题的研究:孔子以后, 子思、孟子、荀子等人对孔子儒学又从不同方面作了发展。子思发挥了孔子“道中庸”、“致中和”的思想, 对孟子有一定的影响。孟子提出性善论, 为儒学的“仁道”寻找到了“天道”的根据, 并据此而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孔孟之学成为后来中国儒学的正统形态。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论, 他在“隆礼”的同时又吸取了黄老道家的政治学说而主张礼法兼治, 王霸并用。由孔子经孟、荀, 由仁和礼发展出来的重视人与人伦关系的两种倾向, 构成了儒家思想的两重性格, 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儒学后来的发展走向, 并成为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关于儒家中庸思想的评价问题
中庸作为一种方法, 通常称为中庸之道。近十多年来, 学术界对中庸之道的研究, 不论在实质内容、价值评估上都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分歧。大体说来, 有以下三种基本评价:基本肯定的评价:首先, 中庸之道既非折衷主义、调和主义, 也不是死板的教条, 它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其次, 中庸之道与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 中庸之道采用了一种中庸适度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事物作两端的分析思考, 寻求一种折衷从而达到双方的融洽。基本否定的评价:论点主要有三:首先, 中庸之道是对形而上学中和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次, 中庸之道是无矛盾原理和形式发展观;最后, 中庸之道的思维特征是形而上学的;肯定和否定兼有的评价:介于上述两种意见之间, 另有学者认为, 中庸之道瑕瑜互见、是非参半。中庸方法论用来分析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时通常比较符合客观规律, 而用来处理对抗性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时, 所提出的主张则背离了社会发展规律, 打上了深刻的没落阶级的烙印。
儒家中庸观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矛盾发展观, 具有既区别于一般形态的形而上学, 又不等于一般形态的辩证法的特征。总之, 如何评价中庸, 学术界颇有争议。以上意见论者各据其理, 相互驳难、吸收, 促进了中庸研究的深入 (杨子吟、邹效维《近十年中庸研究观点介述》) 。
三、儒家思想对中医思维的影响
中医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诸子百家的理论形成之前, 在没有融入阴阳五行元气论等概念之前, 还不能被称为中医学, 只能算是经验医学。中医学理论是在原始的经验积累中引入哲学思想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后才形成的。从历史上看, 儒家的兴盛与中医的兴盛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同一时期, 如:汉代儒家显学地位确立, 与此同时, 标志中医基础理论形成《黄帝内经》等著作成书。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哲学思想的产生和繁荣进步是中医发展的先导。《黄帝内经》重要思想的基本观念——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以及身体与精神作为和谐统一的有机生命整体存在, 如何协调人与环境、社会、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等这些中医学所急需解决的主要课题, 正属“中和”思想的指导范畴。因此, 中医基本思想和理论形成的过程, 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的思维环境——儒家思想的影响, 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核心理论, “中和”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为中医学所接受和吸。中和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医的理、法、方、药中的各个层面, 没有“中和”思想, 就没有中医的理论形成。
四、儒家中庸思想对中医临床实践的影响
儒家“中庸之道”的执两用中以致“中和”这一理念对中医的生理病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内经》就是用这种对立统一失其平衡造成阴阳偏胜偏衰的理论, 来进一步解释寒、热、虚、实等病理变化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 阴胜则寒。重寒则热, 重热则寒”。从人体的生理过程看, “阴在内, 阳之守也;阳在外, 阴之使也”。物质居于体内, 功能表现于外;彼此相互配合相互依存, 这是阴阳平衡的关键。而当这种协调一旦被破坏, 人体即进人病理状态。如果阴阳偏盛偏衰进一步发展, 到了有阳无阴, 或有阴无阳的地步, 就会影响生命, 出现《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说:“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的危象甚至死亡。
以“执两用中”观念为指导的“阴平阳秘”论, 体现了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同一性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没有统一阶段而总是处于斗争状态, 那么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只有矛盾斗争中的相对平衡, 物质世界才能产生各种事物和运动形态, 中医学就是用这种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关系来解释疾病的生理病理变化的。
中医学在生理上强调“阴平阳秘”。疾病的发生, 从根本上说是阴阳的相对平衡遭到破坏, 即阴阳的偏盛或偏衰代替了正常的阴阳消长。因此, 在中医治疗学的治则、治法及用药上始终贯穿着一个调整阴阳平衡的原则, 即“中庸之道”广泛渗透到中医治疗学中。
在治则上也体现了中庸思想中“过犹不及”的内容。“阳盛”或“阴盛”相当于“过”, “阴虚”或“阳虚”相当于“不及”, 这都将产生疾病, 要“无过无不及”亦即“阴平阳秘”, 才能“精神乃治”。针对病因病机, 《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虚者补之, 实者泻之”的治则。以“寒者热之”为例, 针对阴寒内盛的寒实证, 运用温热药物以温散其阴寒以达到“中和”的目的, 亦即恢复阴阳调和的状态, 这符合
下转第228页水等症状, 此为肝脾型血吸虫病 (图3肝门静脉侧支循环) 。
[临床表现]
1、急性血吸虫病
常见于初次感染者, 慢性病人再次大量感染尾蚴后亦可发生。潜伏期长短不一, 大多数病例于感染后5-8周出现症状, 可能是由童虫的代谢产物引起。
2、慢性血吸虫病
急性期症状消失而未经病原治疗者, 或反复轻度感染而获得免疫力的患者常出现隐匿型间质性肝炎或慢性血吸虫性结肠炎。肝肿大较为常见, 表面光滑, 质稍硬, 无压痛。肝功能试验除丙种球蛋白可增高外, 其余在正常范围。脾多数呈轻度肿大。
3、晚期血吸虫病
晚期血吸虫病是指出现肝纤维化门脉高压综合征。由于反复或大量感染, 虫卵肉芽肿严重损害肝脏, 出现干线型肝纤维化, 临床上出现肝脾肿大、门脉高压和其他综合征。腹水型是晚期血吸虫病门脉高压与肝机能代偿失调的结果。高度腹水者可出现食后上腹部胀满不适、呼吸困难、脐疝、股疝、下肢水肿、右侧胸水和腹壁静脉曲张。晚期血吸虫病的主要
目前我国防治血吸虫病的基本方针是“积极防治、综合措施、因时因地制宜”。积极防治是指积极治疗病人和开展各种预防措施, 综合措施是指治疗病人、病畜、灭螺、防护、粪管、水管及宣传教育同时进行的措施, 因时因地制宜是指在不同类型流行区, 根据不同的流行因素, 采取不同的防治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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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淳.论儒家思想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中医药管理杂志.2006:14, (3) .
[3]郑先兴.论中庸.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9, (2) .
8.儒家思想对管理的影响 篇八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制度;礼治
一、早期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史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奴隶制封建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奴隶制的夏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也是从早期刑罚制度,监狱制度的独立发展,形成中华法系这一世界法制史上最耀眼的明珠。
中国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法制史的早期,也就是从夏朝到战国,体现的是古代法律制度对儒家文化形成的影响,尤为显著的是在西周。神权法思想由统治阶级地位到后来的夏商之后就不再占统治地位,但其利用宗教意识来强化司法镇压使臣民屈于君主的统治的思想在后世儒家思想中有很大影响。
二、汉朝法律制度与儒家的融合
汉朝经过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儒家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得到武帝充分肯定。以此为开端封建法律儒家化也正式拉开序幕。汉代儒家思想的发展使封建皇权思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和范围。上请原则由最初的高祖刘邦时“郎中有罪耐而上,請之”到东汉时不满六百石的官吏都可以享受。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汉朝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作证。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此条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这个适用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清末。司法制度上“春秋决狱”为核心的审判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制的指导和影响。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这一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审判根据尤其一些是一些疑难案件的根据。其中论心定罪原则就是以犯罪者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定罪。也即“至善而违于法者”免,“至恶而合于法者”诛。在刑罚的执行上“秋冬行刑”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等儒家学说的精髓“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应施行,清讼狱”。
究其原因,汉初法制儒家化和封建统治的需要是分不开的。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诸子百家理论各有所长,各种理论哲学思想派系碰撞出丰富多彩的理论学说,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经历东周诸侯乱战,秦末纷争,统治者更注重自己封建王朝的稳定,强调封建中央集权于帝王一身,注重治下臣民是否拥护帝王统治。所以这种需要与儒家纲常理论完美契合,统治者以儒家纲常理论确立了中央集权统治正式确立了皇帝制度,制定了对危害中央集权,拒不执行皇帝命令的一些重罪。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当然也需要“仁政,爱民”的思想,孔子的“仁”“德”思想,“礼”的思想,无不宣扬一种仁爱之心,“施以仁政,以德服人”的施政理想和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规范。孟子“兼爱,非攻”的仁政思想也是一重要施政理论。这些施政理论都是统治者需要的维护社会底层秩序稳定,富民强国,俘获民心的重要法宝。
三、唐朝法制儒家化的正式形成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也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最盛时代,是中华法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唐朝立法指导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儒家文化对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充分揭示了唐朝法律强调以儒家理论道德为治国之根本,刑法镇压为辅助手段的理论。唐朝法律是真正的实现了“礼法合一”唐朝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式,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的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言“失礼之禁,着在刑节”把封建道德伦理的精神力量与国家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力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的阶级统治。
刑事法律制度建设方面,隋唐沿袭了前朝“十恶重罪”,创立封建五刑,完善了“八议”“官当”制度,使封建贵族官僚享有例减,听赎,和官当特权。并且总体上唐律刑事制度比前朝各代都轻,死刑流刑数量减少,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其适用刑法以从轻为度,刑法加减原则上也直接体现了从轻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意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重要手段,法律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
唐朝的婚姻成立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也就是尊长的意志凌驾于婚姻当事人的意思之上。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的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意思,如违者杖一百。唐朝对缔结婚姻的限制也有“非同性但有血缘关系尊卑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处以刑罚”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规定以“七处”“三不去”“义绝”为要件。据唐律疏议户婚“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姨妹。”为义绝。因此,唐朝的婚姻制度无论结婚还是婚姻的解除都以家长制为中心,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和家庭秩序而设。继承制度上,唐朝区分了宗祧继承和对财产继承的区分,财产继承上以兄弟均分为基本原则,诸子均分制。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中庸,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将财产均衡宗庙传承作为维系家庭伦理和谐稳定的方式。对于维护社会财富分配平衡,秩序和谐,维护封建统治位和支配权力维护嫡长宗家长制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显著效果和重大意义。
隋唐之后各朝各代都以唐律作为国家立法的规范,国制,法律公务员制等,甚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都在立法思想上“附会汉法”。纵观中国古代家国观无不体现了中国人仁爱,忠信,尊长,敬师的优良传统,无不体现儒家经典文化对中国人深刻影响。家即血缘关系宗祧继承的纽带和载体,家长制和封建伦理纲常。礼教是家族成员的守则,甚至代替了法律的作用来惩罚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公序良俗的成员,即所谓的家法伺候。在如今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下虽然已经抛弃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制指导思想。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精华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二十一世纪的好公民。
参考文献:
[1]张大纯.《唐代刑事法制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2]王彬.《清末民律修订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
[3]宋廷亮.《中国传统法制的伦理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房丽.《汉唐婚姻制度比较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作者简介:
池魁(1991.10~)男,汉族,河南周口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法律硕士201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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