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精选8篇）

1.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篇一

国内法律伦理研究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法治进程加快以及在实践中法治困境的凸现,许多学者对诸如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关系、司法实践中法与道德的冲突、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等法律伦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研究,现将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如下:

作 者：陈建明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政治系,江苏,苏州,215009刊 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UZHOU(SOCIAL SCIENCE)年，卷(期)：200421(4)分类号：B82-051关键词：

2.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篇二

关键词：新世纪,语用学,综述

1、引言

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30年代, 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而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则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率先向国内读者介绍语用学的是许国璋先生, 他在1979年摘译了英国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奥斯汀 (John Langshaw Austin) 的演讲稿《论言有所为》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中的三讲, 发表在1979年《语言学译丛》第一辑上。随后胡壮麟先生在1980年以《语用学》为题, 在《国外语言学》杂志上, 从语用学的对象和方法, 各个语言学派, 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语用学规则的研究向读者介绍了语用学。

20世纪80年代左右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以来, 语用学在中国发展异常迅速, 成为外语界学者研究的热点。钱冠连 (1990) 、何自然 (1994) 和沈家煊 (1996) 对国内语用学的发展情况做过综述。本文则结合语用学的最新动态, 综合国内语用学研究的已有成果, 对新世纪特别是对2001年第七届全国语用学大会以的语用学做出综述, 并揭示出语用学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2、语用学的研究领域及主要流派

2.1 语用学的研究领域

何自然根据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不同, 将语用学的研究领域分为三部分:描写语用学 (descriptive pragmatics) 、纯语用学 (pure pragmatics) 和应用语用学 (applied pragmatics) 。

描写语用学是一种对语言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进行描述的语用学。描写语用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伴随着与乔姆斯基 (Chomsky) 生成语言观的争论迅速发展。它描写人们来自经验的有关自然语言的应用原则, 分析自然语言如何同语境相联系。

纯语用学是应用数学方法和逻辑手段对语用推理进行形式化分析, 并探讨语用学的形式和范畴, 以及语用形式化的最适宜的方法。它研究语用的形式化, 涉及语用和逻辑的关系, 探讨语用学理论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方面所起的作用 (何自然, 吴亚欣, 2001)

应用语用学指语用学知识在其他学科中的具体应用。语用学的原则和方法不只是应用于语言学的各个核心学科和边缘学科, 而且还广泛地应用于与理解话语有关的其他领域, 如语言教学, 人工智能, 人类学等, 以解决语言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或障碍。

2.2 语用学的研究的主要流派

当今的语用学研究领域总体来说存在两大学派 (Huang, 2001;陈融, 2005) :英美学派 (Anglo-American school) 和欧洲大陆学派 (European continental school) 。

英美学派倾向于微观语用研究, 或称语言语用学研究, 其范围包括指示语、含意、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这些语用论题。英美学派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在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意义的一门科学, 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何自然, 1988;Huang, 2001) 。它与音位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处于平行的地位, 有自己的基本分析单元。

欧洲大陆学派倾向于宏观语用研究, 主要包括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意识形态语用学。该学派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综观, 即认为语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上都有语用学的问题。欧洲大陆学派认为语用学不仅不能和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相并列, 也不属于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这类跨学科领域。

3. 新世纪语用学的研究概况

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2001年第七届全国语用学大会召开以来, 语用学发展呈现新的势头。以下本文参考新世纪以来各届语用学大会的内容, 从总体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 我国语用学的发展情况。

3.1 认知与语用学

认知语用学作为当今语用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受到了极大重视。何自然教授的《语用含意推理》介绍了语用含意推理的“新—旧信息默契”, 语用含意推理的类型, 包括直接含意推理照应、间接含意推理照应和功能含意推理照应, 并讨论了如何确定语用含意推理的结果。冉永平阐释了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发展概况和趋势作了阐释, 指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 而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认知语用学不应该被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语用学分支, 而应该是一种研究视角或对语用现象的认知的解释。

3.2 汉语与汉外比较语用学

汉语语用学和汉外比较研究, 反映了国内语言学界对汉语语用研究的重视。徐鹏教授的论文《汉语语用学的历史回顾———兼论语用学理论的现状》, 回顾了汉语语用学的历史, 审视了我国语用学研究的现状, 并讨论了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的标准、跨文化交际中可否保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思想感情等问题。作者最后指出, 目前有些语用学理论往往经不起推敲, 有必要加以剖析, 以促进语用学研究健康地向前发展。陈新仁博士的《汉语告示语的语用研究》, 以Verschueren (1999) 提出的语言顺应论为主要理论框架, 首先从言语行为构成规则的角度分析告示语作为一种指令类言语行为的本质属性, 在此基础上, 结合具体的调查统计, 分析告示语的特点及策略取向, 探讨中国城市告示语的现状、趋势, 从而勾画出与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相适应的汉语告示语的语用调节模式。

3.3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在新世纪同样也受到重视。语用学应该在汉外比较及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相结合两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对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特点与发展方向的问题取得了成果, 并试图通过对我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利用的英语交际活动的分析, 找到“中国英语教学周期长、耗时多、效率低”的语用学解释。外交学院武波的《过渡语研究中的语用层面》一文从“致谦”和“拒绝”两种言语行为出发, 就应用语言学研究涉及的语用问题展开讨论, 指出过渡语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以心理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形式出现。作者认为过渡语语用

3.4 新兴议题与研究范围

新世纪以来语用学出现了一些新兴议题与研究范围, 例如:计算语用学、医-患语言、临床语言的语用学研究、话语标记语及语用标记语研究、政治语篇和学术语篇的语用学研究、机构性话语的语用学研究、身份构建的语用学研究等。并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计算语用学 (computational pragmatics) 就是从计算的视角去研究语言使用和语境之间的关系, 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建立对话话语和对话语境之间关系的计算模型。医-患语言、临床语言的语用学研究医疗门诊、临床护理、保健护理 (如产前保健、美容护理等) 、健康咨询等场合下医生与患者、护士与患者、医疗工作者与咨询者、医生-护士等之间使用的专业性话语被统称为医疗话语。话语标记语 (discourse marker) 和语用标记语 (pragmatic marker) 仍是当前语用学的研究热点, 但过去的研究多是狭义的, 也就是说, 人们多限于探讨部分词语、结构等的语境标记与语篇连接功能。机构性话语的语用学指研究警察局、法院、交通局、劳动仲裁中心、保险公司、国会、议会等部门或单位就属于机构性组织, 它们都存在一定的结构组织形式, 说话和行事会受到某些规则的制约。

4. 新世纪语用学研究的成就

综观语用学在我国发展的几十年,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我们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4.1 研究视野的扩大化

过去三十年左右的语用学基本属于语言使用与理解的狭义研究。从新世纪语用学的发展来看, 以传统议题为主线的局面已被打破, 出现了多议题、多视角、多学科融汇的研究格局。语用学与语法、语用学与句法学、语用学与语义学、语用学与词汇学、语用学与语言习得/学习、语用学与计算语言学等之间的交叉研究日渐凸显。寻求研究问题的学科交叉, 理论框架的相互渗透与适应性改造, 已成为语用学等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4.2 语用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是胡文仲开创的。重点是与交际有关的语言文化差异的研究。跨文化交际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系统地介绍给我国外语教学界和语言学界的首推胡文仲教授。语用学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在我国英语界应该是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或英汉语用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重点放在研究与交际有关的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罢了。我国英语界近年来在语用学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成果是丰硕的.王得杏, 洪岗等青年学者所开展的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能力调查, 同80年代的结论相同:语言能力强的人, 语用能力不一定就强, 语言知识高深的人, 不一定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这个结论唤起了我国整个外语教学界对语言 (外语和汉语) 的文化因素的重视。

4.3 语用翻译的研究

翻译理论与语用学研究相结合会把“汉译西化”、“西译汉化”的研究引向深入。在这方面引起广泛兴趣的有文化与翻译, 语用与翻译, 翻译中的语义对比。近年来, 我国翻译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索一种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译论。据语用学的观点, 中国人阅读外国作品时大都有“移情”的心理准备, 知道自己在读译本, 译本里讲的是外国人, 外国人说的是外国话。与主张来一点“汉译西化”差不多同一时候, 我国又有学者提出能否来一点“西译汉化” (黄金棋:1988) 。叶子南先生发表了“论西化翻译”的文章 (1992) , 指出汉英两种语言互译时可能出现相互渗透现象。他说“西化”或“汉化”肯定都会存在积极面, 但告诫我们警惕绝对化, 避免走极端。

4.4 强调基于语料库的语用学研究

新世纪语料库的语用学研究 (corpus-based pragmatics) , 其中包括基于书面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的研究。从各类涉及语言使用的语料库中寻找语用现象, 尤其是语用范式, 探询语用现象存在的各种语境条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语用学阐释。语料库语用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 及其未来目标等。其中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有口语中情感表达的语料库研究, 单语语料库对机器翻译的贡献, 跨文化交际的语料库研究, 会话的语料库分析, 指使、赞扬等言语行为类型及实施策略的语料库研究等。类似研究有助于寻找语用现象存在的语料佐证及语境条件, 还有助于发现新的语言使用特征和语用现象的分布及模式。

5. 结语

国内的语用学基本上映射了国外语用学发展的过程与趋势, 但是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没有国外的研究深入, 无论是在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 还是在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 国外语用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同样存在。从整体上看, 国内的语用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对语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偏少。2国内语用学界的研究领域偏窄。3理论引进很不完善, 理论创新还不够。4外语界和汉语界缺乏沟通。

3.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篇三

关键词：“来”和“去”；空间参照位置；语用研究；特点启示

趋向动词“来”和“去”使用频率高，语用意义复杂，语用研究主要涉及参照点、交际对象（说话者、听话者和第三者）和语用意义三方面。其中，参照点是重要的概念。语言学界对“来”和“去”空间参照位置有大量研究，呈现纵向加深的趋势。

一、“来”和“去”空间参照位置语用研究

1.普通施事者、受事者及第三者

施事者指发出动作的主体，受事者指动作的对象。与“来”和“去”搭配使用时，若概念混淆，则会引起使用的混乱。比如，

（1）谢晋从影五十周年图片展剪彩仪式和电影回顾展开幕式·隆重举行·发来贺信。（《解放日报》，1998/10/23）

（2）上海美国学校浦东校区·落成·发来贺信。（《新民晚报》，1998/10/24）

（3）上海市澄衷中学迎来建校100周年校庆发来贺信。（《解放日报》，2000/8/17）

屠林明认为，三句中不适合使用“发来”。动词后用“来”表示动作趋向，对象是受事者，而报纸既非实施者，也非受事者；而且受事者（上海某单位）、实施者（上海领导机关）以及第三者（报纸）都在上海，“发来”不适合使用。

文章虽然未提到“参照点”的概念，却使用了“施事者”“受事者”和“第三者”，具备较清晰的“来”和“去”空间方位概念。“来”立足于受事者，“去”立足于实施者，客观上承认“来”和“去”的“参照点”概念。但从语用角度看，“来”和“去”的空间方位实应更复杂。

2.空间位移理论与实施者、受事者及第三者

“空间位移”是指“句子中的某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的位置变化。‘另一个物体’其‘参照位置’的作用。”若按此理论，则“来”和“去”的立足点可能相同。如“他拿来一杯水”和“他拿去一杯水”。“受事者”都是书，可动词有“来”，也有“去”。空间位移理论客观上否定了只看参与者、而忽略参与者自身行动方向与说话者的主观视角的观点，因而更全面、更具说服力。

3.说话人、听话人及其处所

随着时间推移，研究内容加深。当参照点概念真正被提出时，情况变得复杂了。“在相当数量的对话中，‘来’的方向并非朝向说话人，而是离开说话人朝另外的方向”。

第一，当说话人和听话人不在同一处所，说话人告知听话人将要离开自己所在位置，既可以选择“去”，也可以用“来”。

第二，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同一场所，“来”表示离开双方共同所在地方朝另一地方进发。

因此，明确将空间参照位置用于“来/去”的语用研究，是对传统“‘来’表示移向说话人”“‘去’表示远离说话人”两概念的进一步补充。“来”的参照点由说话者转向说话人心理虚拟前往的处所，目的是消除与听话人的距离，或是显示自己是彼地的主人身份。

4.参照点的选择与语体

“来”和“去”语用研究的另一个观点是结合参照点理论分析其使用频率。在实际语料统计中，“来”和带“来”的复合趋向动词要比“去”和帶“去”的使用频率高。参照点与叙事语体中的人称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当第一人称“我”为参照点时，向我移动用“来”，背离我移动用“去”。两者使用频率均等。当以第三者叙述时，则以语篇叙述主体为参照点，向着叙述主体用“来”，背离用“去”。这时使用“来”的频率要比使用“去”的频率高。

这说明“来”和“去”的参照点选择还受人称的限制。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要涉及选择参照点的问题，而制约参照点选择的因素之一，就是“你、我、他”等他观、自观和旁观角度的叙述主体。

二、研究特点和启示

近几年，“来”和“去”空间参照位置语用研究基本达成一致：

第一，说话人，听话人、地点等概念包括其中。

第二，标准化理论的应用为“来”和“去”的研究带来新鲜血液，把空间参照位置从传统的单一视角（即“来”以说话人为立足点，“去”以听话人为立足点）延伸至同义和反义的多视角研究范畴。

总之，在现代汉语中，“来”和“去”的使用广泛，内涵丰富。两者的研究必将生机勃勃。

参考文献：

[1]屠林明.“来”还是“去”[J].语文建设，2001（5）：25.

[2]齐沪扬.空间位移中主观参照“来/去”的语用含义[J].世界汉语教学，1996（4）：54-63.

[3]张正石.浅析动词“来”的方向在话语中的变化[J].北方论丛，2003（2）：93-95.

[4]高艳.趋向补语“来”“去”使用不对称的语用考察[J].晋中学院学报，2007（4）：36-38.

4.禁烟令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四

一、国外禁烟研究现状：

1.禁烟必要性研究

在禁烟意识未被公众大量接受前，国外有关人员对烟草的危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研究人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进行了上百万人的调查，结果发现：从肺癌的发病率来看，每日吸烟支数越多，肺癌的发病率就越高。每天吸２０支烟以上的人，其肺癌死亡人数是不吸烟者的１８倍。每日吸２５支烟以上的人其肺癌死亡人数是不吸烟者的３１倍，烟草还会显著提高肺部、口腔、咽部、喉部、食道、胰、腺、膀胱和肾盂患癌的危险性，也有引发鼻腔、鼻窦、胃部、肝脏、肾脏、子宫颈的癌症和白血病的可能。他们的危险性由吸烟者的吸烟时间和数量决定。有研究表明，从防癌的角度应该戒烟已成定论，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长南希·戴维森透露,目前,1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吸烟有关。导致癌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遗传、饮食、缺乏锻炼及化学暴露等,但最大的祸首却是吸烟。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上，2003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一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在全球控制烟草危害、共同维护人类健康提供了法律框架。

2.各国禁烟实施研究

在禁烟实施过程中，各国都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新加坡经研究决定，从1986年12月1日起，将不吸烟列为国民守则内容，严禁在公共场所吸烟，有违反者处以高额罚款，高的可达2000新加坡元，吸烟者报考学校不予录取，如是汽车司机吊销执照，由于禁烟的规定，现吸烟人数已下降到人口总数的15％，成为世界上吸烟率最低的国家，它们正努力争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烟国； 马来西亚政府从20008年3月起开始实行新条例，全面禁止18岁以下的青少年吸烟、买烟，18岁以下青少年吸烟及拥有香烟者可被处以最高罚款1000元。沙特阿拉伯政府成立了反吸烟委员会，规定：凡是香烟中尼古丁超过1mg的不准进口。巴基斯坦总统下令不准在医院病房、诊所、教育机构、影剧院、图书馆吸烟，禁止在车、船和飞机上吸烟。日本文部省决定全力开展中小学生不准吸烟运动，在日本到处都有“禁烟”标语、“禁烟”区。各国都相继出现了一股股禁烟研究浪潮。

一、国内禁烟研究现状：

我国在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号召下，各地区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措施积极响应，研究人员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各地禁烟现状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调查研究。

为了解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游客对公共场所禁烟的认知与态度,为制定相关禁烟法规提供依据。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上海市黄浦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采用拦截式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南京路步行街600名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合文献《环境与职业医学》，以江月英、傅华为代表的研究人员提出：部分公众对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认识存在不足,应积极倡导有效的无烟政策,提高公众对于100%无烟公共场所的支持力度,减少烟草对人群的危害。与此类似，为了解秦皇岛市市民对奥运场所禁烟的知晓情况与态度,为控烟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以任

敏、耿笑霞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在秦皇岛市随机抽取了20个调查点,对每个调查点遇到的前30个愿意合作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对奥运场所禁烟的知晓情况和态度以及知识的来源途径、一般控烟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吸烟危害的认识。研究提出：控烟工作者应借无烟奥运的推动力量,积极配合主流媒体,开展多种多样的控烟宣传教育活动,使控烟工作进一步加强。

同时，为分析目前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现状,探讨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对策，有关部门人员对四川、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疾病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以及健康教育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性访谈,并结合文献综述，研究表明:尽管我国公共场所的禁烟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公共场所彻底禁烟不仅需要烟民的自觉禁烟,也需要政府有关法令的力行实施,更需要全社会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

为做好控烟履约工作，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卫生部和武警部队卫生部2009年5月联合发出《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要求今年在军地所有卫生行政部门和至少50％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建成无烟单位，确保2011年实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目标。

5.国内多源遥感数据融合研究综述 篇五

国内多源遥感数据融合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针对广泛应用的多源遥感数据融合方法,如IHS变换、主成分变换、小波变换法、神经网络法等进行简要介绍.概括了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指出了遥感图像融合技术的`关键是图像之间的空间配准,发展方向是多源遥感数据融合模型的普遍适用性.

作 者：李菲菲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刊 名：山西水土保持科技英文刊名：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ANXI年，卷(期)：“”(2)分类号：V557+.2关键词：遥感数据源 数据融合技术 IHS变换 主成分变换 小波变换法

6.近30年来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篇六

杨学平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天津 300071）

摘要：本文对三线建设背景、区域、评价、调整改造、经验教训、与西部大开发关系、与领袖人物关系研究等七个方面，简要梳理近30年的研究概况，并对其学术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的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不断增多。据对1980到2010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论文的统计（截止2010年12月31日检索），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三线建设的论文大致有241篇。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一、三线建设的背景研究

三线建设的动因是复杂多样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肖敏，孔繁敏认为三线建设动因一是立足于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弹战争，抢时间、争速度。二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业布局。①持此观点的还有马英民。②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动因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人类历史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使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特别是邻国日本战后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期阶段。所以中国“三五”时期继续用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③

王培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三线建设的原由。一是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二是三线建设的决策，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三是要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四是毛泽东出于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也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④

黄荣华认为，三线建设从决策形成到得以付诸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国防原则的绝对化；二是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延续和发展；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的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四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五是出于均衡生产力布局的需要。⑤

董宝训认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从国家安全、工业布局、反修防修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运行规律等 ①②肖敏,孔繁敏.三线建设的决策、布局和建设:历史考察[J].经济科学,1989(2).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J].北京党史研究,1997(1).③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2).④王培.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J].北京党史研究,1997(1).⑤黄荣华.三线建设原因再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六个方面对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①

三线建设的背景研究呈现出不断细化的现象，这是研究深入的体现。但是要取得更大的突破，还有待于发掘更多原始档案文献。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将会寻找到三线建设动因的更多因素。二、三线建设区域研究

以独立的省份或城市为单位进行三线建设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三线建设的热点。分省进行区域研究涉及到了所有三线省份。

戴安林以湖南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认为湖南省西部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湖南的三线建设经历了全面铺开，掀起高潮，逐步结束三部曲。它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湖南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

晁丽华是研究云南三线建设最权威的学者。认为云南处于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防一线，同时又是我国地缘国防战略的大后方。既是“一线”又是“三线”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赋予了云南三线建设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在1964年至1980年的云南三线建设历程中，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这场特殊的“备战经济”建设，为保卫边疆安全、巩固国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运用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真实再现各个阶段的规划部署、实施过程，分析出现的问题，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③

祝德桂认为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建立了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工业基地；二是贵州的生产力布局有了很大改善，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是贵州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四是建成了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网创造了贵州经济腾飞的交通条件；五是三线建设的成就是

④贵州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坚实基础。张才良也从贵州入手，回顾了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贵州三线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其成败得失，得出了对西部大开发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启示。⑤

汪红娟回顾了甘肃三线建设，得出甘肃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状况及资源条件，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同时提出理性地分析甘肃三线建设的得与失，对我们当今的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借鉴意义。⑥代宏刚认为甘肃是三线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三线建设对加快甘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防工业布局、促进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及带动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

⑦步，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孙燕京，岳珑认为陕西工业的发展、变化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紧密相关。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强力度的直接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扩张，使陕西工业跳跃式地进入现代工业化的行列。与此同时，以现代国防工业为主体的陕西工业经济结构日益完善。但是，陕西工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存在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正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确立，陕西工业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又一次新的历史机 ①②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戴安林.20世纪60-70年代湖南“三线”建设述评[J].文史博览（理论）,2009(12).③晁丽华.“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J].学术探索,2009(4).④祝德桂.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J].贵州文史丛刊,1995(3).⑤张才良.贵州三线建设述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4).⑥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J].河西学院学报,2008(3).⑦代宏刚.论三线建设对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遇。①岳珑从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的关系入手，总结了“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陕西城市化提供借鉴。②

徐凯希认为三线建设时期，湖北因交通便利，位置适中，成为大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之多，居三线各省前列。围绕建立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而展开的五大会战，形成了湖北的钢铁、汽车、石油、电力、化工五大产业基地。不仅湖北工业的整体实力和布局得到明显改观，同时也为今天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③

蒙爱群，覃坚谨对广西三线建设发展的历程作简要回顾，以考证史实，理清脉络，为广西三线建设的研究提供资料参考。④高新生对新疆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建设概况做了初步探讨和简要评价。⑤樊丙庚，分析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情况并总结了其经验教训。⑥

张凤琦以重庆城市化为切入点，认为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如果说“一五”时期的恢复性发展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的基础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三线建设时期则促成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三线建设对于促进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特定时期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⑦

刘吕红，阙敏突破以省份为对象来研究三线建设，从更微观的角度选择了攀枝花市进行研究。认为，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与三线建设紧密相关。攀枝花城市形成路径以攀钢基地为基础而形成攀枝花城市。影响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形势判断是背景；资源禀赋是基础；区位特别是条件；政府组织是动力。⑧

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些高校研究生还把此课题作为毕业论文来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都是以某个省为研究对象，很少有人把某个城市、县城为研究对象。三线建设兴起了一大批城市，不应该忽视这些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三、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作为建国以后的第一次西部开发，并将它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以比较研究，得出为现今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这方面发挥了能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成为推动研究三线建设的巨大动力。

于霞认为三线建设是六七十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建设、进行战备而作出的一项战略部署。当年的三线建设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总结三线 ①②孙燕京,岳珑.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与陕西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岳珑,王涛.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一五”计划、“三线”建设与陕西城市化初探[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1).③徐凯希.湖北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④蒙爱群,覃坚谨.广西三线建设的概况[J].传承,2008(2).⑤高新生.新疆三线建设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⑥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J].城市规划,1988(6).⑦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J].重庆社会科学,2007(8).⑧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J].唐都学刊,2010(6).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今日的西部大开发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①

李相合，陈红认为三线建设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中央政府的战略指导和扶持，是西部开发的保证；基础建设是西部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引进科学技术和培育科技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决策者思想观念更新是西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不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主体单一化，会束缚经济的发展；资金渠道的单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忽视地区特色经济，会使经济缺乏增长点。②

刘占祥，吕峰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建设与开发——三线建设入手进行了研究，客观地分析了三线建设的得失，并据此探讨了新形势下如

③何搞好西部大开发的有关问题。

史向军总结三线建设的得与失，既可以史为鉴，在西部大开发决策过程中避免出现新的误差，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在西部大开发推进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

④问题、新情况，使得我国西部大开发更好、更深入地发展。

王庭科认为在酝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不

⑤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黄莉认为三线建设是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运动；而西部大开发，则是指发生在20世纪末并将延续下去的，对中国西部地区新一轮大规模的开发。对比研究两次西部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冷战”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内经济状况，使中国两代领导人制定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由“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线建设是国际局势突变，周边形势紧张和国内经济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西部大开发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内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提出的，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三线建设实现了西部经济的第一次快速发展；新一轮的西部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三线建设为新一轮西部开发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借鉴。⑥

王卫方比较了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两个战略，认为二者具有大部分相同而小部分不同的地域范围，面临着既相类似又相区别的时代背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开发方式，而后者对前者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三线建设为西部开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⑦

李相合，曹霞认为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但西部大开发绝不是三线建设的简单延伸或重复。西部大开发在开发背景、开发体制、开发内容、开发布局等多方面都存在与三线建设时期不同的特点。要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必须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西部开发与资源的合理利用相结合、西部开发与地方经济特点相结合、西部开发 ①②于霞.“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长白学刊,2001(1).李相合,陈红.“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的经验与教训[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③刘占祥,吕峰.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④史向军.从“三线建设”看西部大开发[J].理论导刊,2001(10).⑤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党的文献,2000(6).⑥黄莉.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贵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物科学版),2002(5).⑦王卫方.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1(7).与少数民族地区科教的发展相结合。①

汤子琼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以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开发运动。三线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起来的工业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决定在新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文章还认为在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中，三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②

在国家新的又一轮西部大开发正进行之际，加快三线建设与第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对比研究，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这是研究三线建设学者又一个全新的使命。四、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研究

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少，主要以李彩华和陈东林为代表。

郦锡文，张苹认为三线调整改造己取得初步成效，如：国家补助投资与项目建成进度大体同步；部分调迁项目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军民结合的新路上升了一个台阶；稳定了队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不足与投资超概算并存，导致建设拖期；一些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有的项目确定关停，报废损失过大。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和建议：三线调整改造的领导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性问题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适当增加国家对三线调整改造的投资；军民结合要选准产品，适应市场需求；迁址要慎重抉择，以迁入中小城市为宜。③

李彩华认为20世纪80年代，三线建设遗留下来的问题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愈发不协调，国家着手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主要内容与方式是中观和微观的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一线、三线合作等方面；三线调整改造具有布局调整为主与其他方式兼顾、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等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经济、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④

李彩华还指出三线调整改造的实践证明，国家下决心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决策是正确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第一，基本解决了三线建设在布局上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救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和处境艰难的停缓建单位，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二，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调整、改造、搬迁、军转民，成长起一大批优秀企业，使一批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一批新兴产业和企业集团。第三，稳定了三线建设单位员工队伍，使人才流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充分肯定三线调整改造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实事求是总结调整中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发掘三线企业潜能，为西部开发服务有重要意义。问题主要有下面两方面。从宏观看，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急剧东移，对已经形成格局、但配置并未完成、综合生产能力也未最终完成的三线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影响了三线企业效益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从微观看，三线企业的过度搬迁是三线调整的另 ①②李相合,曹霞.西部大开发与三线建设比较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汤子琼.三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③郦锡文,张苹.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一点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90(11).④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一失误，有的造成了更多的损失。三线确有少数企业非迁不可，但已经在当地落户的一个个增长点和工业区，通过完善交通和其它配套条件完全能发展起来就不应搬迁。过度的搬迁，搬走后，厂房遗弃或使用价值小，搬迁后建新厂，使企业背上债务包袱，造成巨大的浪费。许多企业由于没有形成新的产品和生产能力，重新陷入困境。①

陈东林指出1983年中央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1986年开始，历经三个五年计划，从布局、产品方向、产业结构和技术改造几个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了调整改造，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稳定了职工和科研队伍，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体制转变，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准备。②陈东林继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拨乱反正、重新发展的机遇。经过两年徘徊中的前进，在深刻的反思中，对三线建设决策和过程的评价，引起了一场争论，中央的表态及时地稳定了三线地区的人心。但是，三线究竟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这一地区的亿万群众和成千上万的企业，而且是全局意义上、更深层次上国家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问题。1978年至1983年，邓小平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了“军转民”的大战略，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带动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两个大局观，三线地区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等，为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为踟蹰不前的三线地区找到了根本出路。③

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也是后期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研究的分量上显得很不足，这是学术界不可忽视的一块。五、三线建设评价研究

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然评价不一。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三线建设是失大于得、是有得有失还是得大于失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联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通过有关部门解密的档案，了解到当时各方面情况，逐步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这样评价三线建设“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宋毅军认为，江泽民的评价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评价。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见解和认识会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客观性、正确性，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④而学术界的研究就呈现出从单一的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到更加全面辩证的评价过程。

周民良则认为，三线建设是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⑤

孟仁忠对三线建设持完全肯定态度。他认为三线建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不光是增强了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⑥

①②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得与失[J].当代经济研究,2005(6).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③陈东林.20世纪8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调整[J].党史博览,2004(5).④宋毅军.论中共领袖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得大于失[J].军事历史,2007(5).⑤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政策思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4).⑥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兼谈新时期军事经济建设[J].军事经济研究,2001(1).宋宜昌从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角度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他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比较高的代价，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并迫使他们付出了几十倍的高昂代价。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对三线建设和兵工事业策划者、实施者和建设者表示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感激之情。①

李宗植认为三线建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第一，基本建成了我国战略后方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第二，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使之逐步趋向合理。第三，推动了三线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明显地改变了那里的落后面貌。肯定成就同时，留下了许多短期不易解决有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第二，难于形成生产能力，更难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第三，农轻重、新老企业、新老基地、生产生活等比例关系不够协调。第②四，经济效益差。

李久林认为从总体上看，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三线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三线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过分突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决策比较匆忙，对改变生产力地区的布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认识不足；建设规模过大、项目过多、要求过快过急，具体布局分散；有些项目没有按照程序办事，建设前准备不足，设计过于简单，追求工程进度，忽视质量。③

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评价研究越来越客观。然而，这并非就是终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其评价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再认识。六、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研究

辛文认为三线建设中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四点:一是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三线建设的决定过于匆忙。二是建设规模过大，内容过多，搞得太全，要求太急。三是缺乏磨前顾后，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四是在厂址选择和布点方面，没有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针多建设一些中小城镇，而是过分强调“山、散、洞”，结果把工厂搞得过于分散，一个工厂分散达几公里，甚至一、二十公里，给企业组织生产和安排职工生活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多困难。④

任健，陈谟指出中国进行三线建设是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的一项伟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可否定。但要正确看待战备与战争的关系；正确看待备战布局要相对分散以求生存与发展经济要相对集中以求效益的关系；从战区独立作战的后勤保障看，三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能简单地把三线建设看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包袱。⑤

李曙新认为三线建设不仅在当时具有备战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经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均衡方面，对三线建设在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改变我国在1949年前形成的东部地区相对发达、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工业畸形布局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在效益方面，既认为三线建设在防止外敌入侵方面的作用是一种最大的效益表现，又对三线建设投资回报率不高的问题进行了辨析。最后得出的启示是:在任何形势和条件下，都必须妥当处理好均衡目标与效益目标的关 ①②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战略与管理,1996(3).李宗植.我国三线建设及其得失浅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③李久林.对三线建设评价问题的再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2003(5).④辛文.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82(8).⑤任健,陈谟.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军事历史,2001(1).系，努力求得两大目标的协调发展。①

李彩华，姜大云认为中国大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是确定包括三线建战略后方的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提；二是改善生产力布局，是艰巨、长期和循序渐进的任务；三是战略后方的建设要尽量遵循经济规律；四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中国全局力量的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三线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②

沈贯力认为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增强了西部经济的实力，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三线建设又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首先要正确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其次要改善生产力布局不能非此即彼，要协调发展；最后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③

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很多文章都有所涉猎，但是把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为单独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大多只是在文章末尾顺便做几条简单总结。这样得出的经验教训大都都千篇一律。作为当代中国建设史上奇迹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有待于总结。

七、领袖人物与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倾入了国家许多领袖人物的心血。以此对领袖人物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陈立旭认为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他关于三线建设的思路是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为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物质、精神、经验三方面的遗产。④

张晓刚认为，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全国要搞大后方；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不但要注意大三线建设，同时要注意小三线建设，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三线建设要有两手准备，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了，要将战备和内地长远建设结合起来；建设战略后方，要贯穿“为人民”的思想。⑤

韩洪洪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党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在三线建设实施过程中，他多次到西南、西北三线工程较多的地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许多重大项目的决策都与他有关，许多困难是在他直接过问下解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和党中央作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战略决策，使三线军工企业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得到协调发展。⑥叶菊珍也认为邓小平在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中起过十分关键的作用，并在新 ①②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③沈贯力.三线建设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J].传承,2008(7).④陈立旭.毛泽东与我国的三线建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J].探索,2003(6).⑤张晓刚.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概述[J].军事历史,2001(1).⑥韩洪洪.邓小平与三线建设[J].党的文献,2005(4).时期三线建设的整改、转型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①

宋毅军，孙彦波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三线建设中，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三个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一是努力建立中苏两党、两国团结关系，争取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研究制定了以备战为中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三线建设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三是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指导实施三线建设计划。②

此外学术界对李富春③和程子华④与三线建设也有研究。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三线领袖人数的研究还是多集中在少数几位中央领导，对各省、各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物还少有研究。

参考文献

7.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篇七

元分析是一种定量式的文献综述方法,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经济学、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就开始运用该方法进行文献的分析和评价(Glass 1976),但在二语研究领域,却相对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方法。在国内,除了一些硕士学位论文(比如李晶2008),只有刘文宇和高荣寿(2011)及蔡金亭(2012)等少数几篇介绍性文章。在二语语用学研究界,使用这一方法综述文献的则更为罕见。从我们掌握的文献看,国外仅见的一篇述评是Jeon和Kaya(2006),他们选择了13项研究的数据为对象,考查二语语用干预的效果和影响干预2效果的因素(比如干预方式和干预时长),发现相对于隐性语用教学(其效果量均值为0.44),显性教学更为有效(效果量均值为0.70);相对于小于5个小时的语用干预(其效果量在0.42～0.49之间),大于5个小时的干预时长的效果要好得多(效果量在0.82～2.22之间)。本文尝试在Jeon和Kaya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容量,增加对更多相关变量的考查。除了考查国外的研究,还要看国内的研究;除了分析语用干预的效果,还要考查干预的后续效果;除了从总体上探究干预效果,还进一步看语用水平各个层次的干预效果。影响因素方面,不仅考查干预手段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总体水平的影响,还要考查它们对语用水平各个层次的影响。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二语语用教学研究文献中的数据为依据,探查国内外课堂二语语用干预的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的相对强度。具体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国内外课堂二语语用教学实验研究的干预效果如何?

(2)干预手段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及其延续有何影响,强度如何?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从元分析的角度,考查语用总体水平的干预效果,然后再看文献中关于三个语用水平层次(即语用意识水平、接受性语用水平和产出性语用水平)的平均干预效果。

第二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文献中关于干预手段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有何影响,平均强度如何?我们考查干预手段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总体水平及其各个层次的影响和强度。第二个问题的另一个小问题就是干预手段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的延续性的影响和强度。语用水平延续的指标通过延迟性后测(delayed post test)来衡量,干预对语用水平延续性的影响和强度通过效果量来评估;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延续的影响和强度通过寻找它们的相关性来衡量。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收集

本文所选的文献数据中,国内的为2000年1月至笔者撰写该文(2012年5月)期间中国主要学术文献数据库中(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等)的学术论文,包括杂志论文、重要学术会议论文、论文集文章和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之所以主要搜索这三个数据库,是因为它们对社科研究成果的覆盖面比较大(刘文宇、高荣寿2011)。另外笔者还通过百度引擎搜索相关的学术论文。以2000年作为搜索起点是因为搜索发现在这之前并没有相关的语用教学实验研究,通过搜索语用教学、语用干预、实验研究、pragmatic teaching、pragmatic intervention、experimental research等关键词,得到29篇相关的文献。国外的文献方面,为了和国内的研究有可比性,搜索的时间范围也是从2000年到2012年,搜索的范围包括Elsevier、ERIC、Wiley-Blackwell等几大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的关键词有pragmatic teaching、pragmatic intervention、experimental research。关键词的选择对于文献的搜全性和搜准性很重要。本文在国外文献的搜索中用了以上的三个英文关键词,得到的文献总数为906篇,其中在Elsevier、ERIC、Wiley-Blackwell三大全文数据库中分别得到485、260和161篇。国内的文献方面,除了三个英文关键词,还输入与它们对应的三个中文关键词,总共得到论文997篇,其中在CNKI、万方和维普三大数据库中分别得到318、381和298篇。国内的论文集论文在CNKI和维普全文数据库可以查阅得到,而国外的论文集论文在我们查阅的几大数据库则没有反映,所以就从我们掌握的文献中查找国外2000～2012年间出版的关于二语语用教学研究的论文集,虽然文献信息显示有多本,但是能够真正获得的只有一本,即Rose和Kasper(2001)。确定文献与本研究相关性的办法是逐一研读各篇文章的摘要,把属于二语语用教学实验研究的报告记录下来,以便进一步的查阅。最终得到21篇学术论文。所有这些国内外文章分布的信息见表1[1,1]。

(二)样本抽取标准和样本对象

得到文献总体后,笔者抽取了样本对象。我们根据如下四个标准选取文献对象:研究设计是语用干预对语用水平影响的实验研究,并且是定量研究;实验设计一定要有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报告出来的数据可以计算效果量,即一定要体现语用水平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而不是简单句子单位的频数统计;因变量一定要有语用意识水平、接受性语用水平,或者产出性语用水平中的一项数据报告,而且是体现语用能力高低的连续性的统计数据,而不是以语用失误频次为单位的数据。依据Brown(2006),元语用评估任务,即话语自我评估任务(discourse self-assessment tasks,DSATs),可以引发受试者的语用意识水平,另外,类似于DSATS的各种量表,如通过听力方式进行语用得体性判断量表(比如Li 2012),也可以衡量语用意识水平;多项选择的话语填充任务(multiple-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MDCTs)和对人们实际交际中意图理解的记录,可以认为是衡量受试者的接受性语用水平;书面话语填充任务(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WDCTs)、角色扮演(role plays,RPs)等都属于可以考查受试者产出性语用水平的手段。本文中,我们根据Brown的标准,把由不同的工具手段引发而获得的因变量指标指定为相应的语用水平。不管引发的环境和条件如何,只要任务的形式没有大的改变,我们都把受试者在其中的表现而获得数据指定为相应的语用水平指标。比如通过听力条件收集WDCTs的数据,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收集的表达能力的数据,等都可以设定为是产出性语用水平的指标。依据以上四点规定,国内的研究报告中有17篇符合抽取标准,国外的有7篇符合抽取标准(具体信息见表1)。

(三)效果量的计算和相关的数据统计

我们把各个研究中的数据输入到Rview Manager 5.1 (RevMan 5.1)中[1,1],该软件会帮助我们把各研究的效果量(effect size)、合并效果量及其显著性水平、异质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和95%的置信区间值等都给计算出来。RevMan 5.1提供两种衡量效果量的办法:均差值(mean difference,可以缩写为dm)和标准均差值(standard mean difference,可以缩写为dsm)。本研究中的效果量采用标准均差值dsm。根据Cohen(1988),dsm等于0.2为效果很小,等于0.5为效果中等,大于等于0.8为效果很大。所谓的合并效果量,就是样本中所有研究的效果量的权重平均值(注意不是算术平均值)。RevMan 5.1中合并效果量的办法主要有两种模型: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如果异质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大于0.12,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p小于等于0.1,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果量;如果样本数量小于5,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果量(Hedges&Vevea 1998)。如果合并效果量显著性检验的置信水平小于等于0.05,则可以判断样本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水平有显著差异,反之则说明无明显效果。置信区间(interval confidence,CI)设为95%,它显示合并效果量的把握性范围,如果区间中包含0,则意味着实验组和控制组无显著差异,不包含0则意味着两组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还需要做语用干预效果以及后续效果与干预时长的相关性分析,但是软件RevMan 5.1没有这项功能,因此使用SPSS 11.5进行处理,原始数据见笔者博客中《国内外课堂二语语用干预研究元分析原始表格(二)》的表13至表14。

四、数据结果和分析

针对第一个问题所获得的数据结果,表2显示,语用总体水平、语用意识水平、接受性语用水平和产出性语用水平的异质性检验都呈显著性差异,所以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果量。所有24篇实验报告语用总体水平,6篇的语用意识水平,12篇接受性语用水平和16篇的产出性语用水平的合并效果量分别为为1.45、1.83、1.27和1.49,均远大于0.8,属于大效果量,干预效果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1,所有合并效果量95%置信区间的下上限之间都不包含0,说明实验干预对语用水平的提高有明显效果。

(注:*p<0.05,**p<0.01,***p<0.00001,以下各表格显著性水平的标注与此相同。)

以上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验干预对学习者的语用意识水平的提高最为明显(dsm=1.83),其次产出性语用水平的干预效果(dsm=1.49),最后才是接受性语用水平的效果(dsm=1.27)。可能是由于参与实验研究的大多为在校的大学生(以中学生作为实验干预对象的只有3篇报告),他们是成年的学习者,对元语用知识较为敏感,但是由于缺乏接触,没有获得二语的元语用知识,而一旦对其进行该方面知识的讲授,他们便能够有意识地去吸收,所以教学效果很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中第一个小问题:干预手段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总体水平及其各个层次水平的影响和强度。表3显示,干预手段对语用总体水平、语用意识水平、接受性语用水平和产出性语用水平影响的异质性检验都呈显著性差异,因此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果量。首先看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对语用总体水平的影响,符合二者文献纳入标准的分别有23篇和13篇,合并效果量分别为1.75和0.97,合并效果量显著性检验的置信水平都小于0.00001,说明无论是显性教学还是隐性教学,实验组的效果和控制组的效果有显著差异。

然后看干预手段对语用意识水平的影响。本研究中给出显性干预和隐性干预影响的实验报告符合文献纳入标准的比较少,分别只有5篇。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对语用意识水平影响的合并效果量分别为2.19和1.40,都属于大效果量,但是前者的合并效果量显著性检验的置信水平小于0.01,而后者的显著性检验的置信水平为0.11,大于0.05;这说明显性干预对语用意识有显著影响,而隐性教学对语用意识的影响不大。为什么隐性教学对语用意识的合并效果量很大,可是两组之间又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样本(2005)中出现了极端值,其效果量达到7.13。如果去掉该数据,合并效果量就降低为0.33,属于中小效果量。

下面看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对接受性语用水平的影响。符合二者纳入标准的文献分别有13和8篇,合并效果量各为1.56和0.84,合并效果量显著性检验的置信水平前者小于0.00001,后者等于0.002,说明实验组教学干预的效果明显好于控制组的效果。

最后看显性和隐性教学对语用表达水平的影响。符合二者纳入标准的文献分别有15和13篇,合并效果量分别为1.84和1.20,都属于大效果量,显示实验组的教学效果好于控制组的效果。

表3对比显示,在相应的因变量中,显性教学影响的效果量均高于隐性教学,这印证大多数已有研究的发现:在语用教学中,显性的元语用信息的输入和反馈要比隐性的、归纳性的纯语用语言知识的输入和反馈的效果要好(Jeon&Kaya 2006)。所有这些达到显著性水平的效果量中,显性教学对语用意识水平影响的效果量是最大的,而隐性教学对语用意识水平影响的效果量则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也说明了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成立的:成年学习者知道语用意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很难自己去发现二语中的元语用信息,一旦对其进行讲授,他们会非常重视对这种信息的注意和学习。

最后看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的影响。在所纳入的24篇报告中,有22篇提供了具体的干预时长,按照Jeon和Kaya(2006)的做法,我们求出所有研究的平均干预时长,再统计小于平均干预时长的研究的合并效果量来作出判断。结果是平均干预时长为7.97小时,小于此干预时长研究的合并效果量为1.21,属于大效果量。显然如此分析方法并不符合本研究的实际,因此采用SPSS对各个研究报告中的语用效果量和干预时长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相关系数为0.364,虽然属于低相关,但是也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p=0.01),因此我们具有一定的把握认为干预时间越长,实验效果越明显。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第二个小问题:干预和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的延续性的影响和强度。24篇报告中有5篇做了语用能力的后续测量,符合元分析样本纳入标准的有4篇。分析结果见下表4。异质性校验的结果显示这4篇呈显著性差异,因此采用随机性模型合并效果量,为0.85,属于大效果量,说明实验组语用水平的延续性效果明显好于控制组。干预时长对语用水平的延续性也有积极影响。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78,p=0.001,说明它们有明显的联系:干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语用水平的延续。

(注:虽然符合样本纳入标准的只有4篇,但是各个研究都考查不同层次的语用水平,所以还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果量。)

五、讨论

本研究24篇研究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这表明它们不是在检验同一个假设,还有其他调节变量影响实验干预与语用水平的关系。这可能与各个研究中的受干预者数量、性别和测量因素有关。一般说来,大样本的结果比小样本的更准确。由于本次研究中大部分报告没有提供受干预者的性别信息,也就没有能够做相应的分析。测量的因素(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维度、测量类型、测量的任务量等)也可能引起研究不齐性。本研究中我们把自变量语用干预分为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两个维度,因变量分为语用意识水平、接受性语用水平和产出性语用水平三个维度;但是各自的分析结果仍然显示各个维度上的研究仍然不齐性,可能还需要对测量类型做进一步分类,比如可以再把主观型的测量分为话语补全式、角色扮演式和自然对话式等,来对因变量进行分层。此外,测量的任务量可能也有影响。以主观性测量书面话语填充问卷为例,有些研究中问卷的题项达到20个情景之多,而有些研究只有4个情景。另外,干预与测量的环境和媒介也可能是产生异质性的因素,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

六、本研究的局限和建议

元分析的客观性在于文献的搜准性和搜全性。由于元分析对文献提供的数据有严格要求,往往是获得的总体不少,可是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却不多。Jeon和Kaya(2006)最终纳入的样本也只有13项,本研究纳入的有24项,应该说在样本的范围上有一定扩大,但是国内文献居多,国外文献较少。依据常识,国外课堂二语语用干预研究应该比国内的多,可是文献来源目前只有Elsevier、ERIC、Wiley-Blackwell等几大学术论文数据库,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二语语用教学的论文集(除Rose&Kasper 2006),以及未发表的优秀硕博毕业论文。因此笔者建议将来的研究除了搜全国内的文献,尽量多手段、多渠道地搜全国外的文献,考虑更多变量,进而能够有效分析各研究之间异质性的原因和来源,为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提供更为客观的信息和坚实的基础。

七、结语

8.国内智慧旅游研究综述 篇八

关键词：智慧旅游 综述 中国

“智慧”概念最初来源于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的商业计划，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造快捷、便利、个性、智能、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智慧”理念展示的美好生活愿景开启了全新的城市发展方向。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在信息技术带动下的“智慧”化转型升级发展趋势也初现端倪。2011年7月，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表示，旅游业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战略部署，走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信息化进程的前沿，争取用10年时间，在中国初步实现“智慧旅游”。

“智慧”理念带来的经济行业发展变化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查询整理，力求从总体上说明国内智慧旅游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文献描述

（一）研究文献的数量及来源

截止2014年4月10日，在数据库内限定搜索范围为期刊、硕博士论文、国际国内会议论文，以“智慧旅游”（135篇）、“智慧景区”（16篇）、“智慧酒店”（4篇）为篇名分别进行检索，共获得研究论文155篇。从文献总量来看，对于智慧旅游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研究文献的纵向分布

从论文发表的时间分布看，智慧旅游的研究起于2011年（6篇），2012年（42篇）及2013年（86篇）有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期刊出版特点，2014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至3月15日的当年论文为21篇。

由此可见，智慧旅游的研究是伴随着“智慧”理念的提出、智慧化城市建设的推进而出现的，为配合智慧旅游的深入、合理发展而进行的理论探索。

二、我国智慧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论文进行梳理，认为智慧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及应用模式的构建、针对特定区域智慧旅游的发展研究、涉旅企业或旅游服务的“智慧化”，以及有关智慧旅游技术分析、智慧旅游效果评价和市场影响分析等的相关研究（见表1）。

（一）智慧旅游理论分析和模式构建

对智慧旅游的研究受实践经验的启发，是面对实践先行的产业环境而展开的理论补充，学者一方面着手充实智慧旅游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试图从理论上给出“智慧”化发展的合理方案。

1、智慧旅游理论分析

对于智慧旅游的理论分析多集中于概念、内涵及理论体系的讨论。对于智慧旅游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未有统一的、较为科学并被普遍接受的表述。整理现有文献中的观点，罗列于表2。

现有研究对智慧旅游的阐述多强调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普遍提到了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及便携式的移动通信设备，认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优化了旅游相关者交互信息的过程及结果，即为智慧旅游。张凌云教授从产业总体运行的角度分析，认为智慧旅游是以技术为手段，为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调用和更高的市场满意水平为目标的，以系统化、集约化为特征的管理变革。较多的研究文献采用了张凌云教授的观点。

从内涵来看，张凌云[5]认为智慧旅游是旅游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并提出由智慧旅游的能力、智慧旅游的属性、智慧旅游的应用三个层面构成的CAA框架体系。能力指智慧旅游借助的技术手段，属性关注应用的盈利性或公益性，应用指智慧旅游对应用主体的区分及实际提供的功能。有研究者提出智慧旅游体系涵盖技术、应用、产业、关联四个层面的内容。技术层指可用的技术手段，是智慧旅游的基础和依托，应用层是指技术与旅游要素的融合继而形成的旅游方案供应平台，产业层指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扩展，包括原有旅游要素的智慧化发展演变，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以及新技术下创新的产业要素。关联层指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智慧旅游在智慧城市平台上与其他智慧产业共生，相互借助又相互服务深入融合协作的机制[1]。

2、智慧旅游模式构建

智慧旅游系统的建设，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高天明[8]提出智慧旅游的建设应当理性有序，避免一拥而上，坚持“顶层设计与底层建设的同步进行”，“电子商务、电子服务、电子政务协同发展”的思路，首先在国家层面确定建设标准和平台，设计指导性纲领，避免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造成的巨大浪费，同时对智慧旅游的微观部分，即企业层面提出建设标准、程序及要求，保证系统中有效的信息传递，顶层与底层建设必须同步推进。此外，在智慧旅游建设平台上实现商务、服务、政务系统的共建共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效益。

黄超、李云鹏[1]通过分析认为智慧旅游的应用主体主要包括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省级、市级、区县级）、旅游管理组织、相关部门与产业五类。针对不同的应用主体，智慧旅游的实现路径不同。从旅游者角度，智慧旅游提供智慧的旅游咨询、智慧的旅游预订和购买、智慧的旅游接待和智慧的旅游售后服务。从旅游企业角度，借助智慧旅游平台实现“宽渠道式”营销以及与营销对象“零”距离的接触，同时智慧旅游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共享能力解决了旅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身信息化程度不高的问题，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从旅游目的地角度，智慧旅游优化旅游目的地营销及接待体系。从管理组织角度，智慧旅游优化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率。从相关部门与产业角度，智慧旅游可以是旅游产业的关联效益进一步显现与增强。姚国章[6]认为，智慧旅游的建设要围绕八大体系展开，即制度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信息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应用体系、服务体系、法规与标准化规范体系、信息安全与运维保障体系。endprint

（二）特定区域智慧旅游发展研究

特定地区的智慧旅游研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论文数量占据了文献总数的28%。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发展较为充分的长三角、北京、山东、海南等地是智慧旅游研究的热点地区。从全国范围来说，智慧旅游的建设自2010年起才开始在试点城市启动，历史较短，实践经验和出现的问题还未充分显露。现有研究表明，智慧旅游架构的信息共享解决了过去旅游公共服务供应低效或不足的问题，拓宽了旅游公共服务的领域，并延伸至相关行业如交通、医疗、安全等形成旅游保障性服务[4]。智慧旅游的建设切实实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提升了旅游城市的美誉度和游客满意度。同时也提出，立足旅游目的地产业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总体方案设计是智慧旅游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并强调了政府的总体协调职能[10]。智慧旅游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等特点使政府成为了无可替代的投资主体[11]。

（三）涉旅企业或旅游服务“智慧化”研究

从微观层面来说，涉旅企业如何适应“智慧化”转变，如何利用“智慧化”引导服务也引发关注。现阶段，只有较少涉旅企业的管理者对“智慧”理念有明确全面的认识，大部分管理者认识比较模糊或完全不了解。对旅游企业的智慧化建设水平较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12]。

从酒店企业角度来说，智慧化建设有利于酒店开拓市场，降低成本，带来酒店业态创新，引发管理变革，全面系统的提升酒店管理、服务水平，带来酒店业的重构，催生周边服务、定制服务，延长产业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3]。

从景区角度来说，党安荣等人提出了“3个平台、5大体系、7项保证”的智慧景区建设框架，3个平台包括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共享服务设施，5大系统分别是资源保护系统、业务管理系统、旅游经营系统、公众服务系统、决策支持系统，7项保障包括管理政策、运行机制、资金投入、信息技术、规范标准、人才队伍、安全保障[15]。

从航空运输企业的角度，研究者认为在面临高铁建设及燃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双重压力下，航空运输企业可以利用智慧旅游平台打造“航班临飞前4小时智慧旅游产品”，丰富产品种类，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提升航空运输收益[14]。

从旅游服务的角度，研究人员普遍认可智慧旅游搭建了旅游资源、旅游服务与旅游者直接沟通的渠道，其所借助的技术手段可以完成传统产业模式下的部分人工劳动如向导及介绍讲解，造成旅行社企业的生存危机，但信息平台不具有人工服务特有的亲和力和表现力，也无法满足旅游者在人际交流中的情感需求，可见，人工服务是旅游服务中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智慧平台促进服务水平的提升[16]。

（四）智慧旅游评价及市场影响分析

评价是对智慧旅游运行效果的客观衡量，对智慧旅游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张凌云认为对智慧旅游的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四层模型基础之上，即资源配置层评价、数据采集与处理层评价、业务应用层评价、客户感知层评价[18]。姚国章等人认为智慧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形成科学的框架，才能从理论角度形成说明力，并提出三层指标体系 [17]。刘利宁认为评价指标的选取应遵循系统性、认知性、可比性、可加性的原则，提出智慧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硬件支撑系统、综合应用系统和应用价值评价三部分，并构建了二级指标体系[19]。

在市场影响方面，研究者普遍认同智慧旅游将激活更大的市场规模，同时更深入的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研究也发现，智慧旅游会催生全程互动性的旅游营销方式，扩大旅游电子商务规模，但是智慧旅游平台提供的丰富信息也可能促使旅游者未到旅游目的地而先有旅游感受，使旅游者真正置身旅游目的地后的旅游体验有所残缺或扭曲[20]。

（五）智慧旅游技术分析及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技术分析是智慧旅游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主要来自于信息工程领域，其技术的工科背景超出了旅游学者的研究领域，需要借助相关专业的学者合作完成，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形态可以提供智慧旅游更为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发展分析。

此外，智慧旅游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基于智慧旅游发展给旅游目的地农业生产及相关服务业发展带来契机、智慧旅游服务供应链中竞争企业的进化博弈、智慧旅游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等问题也引起部分研究者关注，但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未形成有影响力的观点。

三、对我国智慧旅游研究的评述

智慧旅游的建设刚刚起步，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旅游理论分析和模式构建、特定区域智慧旅游发展研究、涉旅企业或旅游服务“智慧化”研究、智慧旅游效果评价及市场影响分析、智慧旅游技术分析及其他相关问题研究。研究者在智慧旅游整合旅游产业相关资源、改善旅游产品结构、深层次满足市场需求、催生旅游产业经营管理变革，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达成共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内容方面，相关研究虽然刚刚展开，总体数量较少，但是发展较快，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不断进入该领域，加速了智慧旅游理论研究的完善。从表1看，70%的研究着眼于智慧旅游的体系架构问题，过于集中并且缺乏理论深度，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没有与实践的相互佐证，缺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于智慧旅游系统与其他智慧产业系统的沟通、旅游产业“智慧化”升级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博弈、智慧旅游的建设标准及制度设计等较深层次的问题研究寥寥无几。在未来研究中，还需要不断拓宽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将研究向纵深推进。同时，现有研究中过分关注和夸大智慧旅游的正面效益和发展意义，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关注不足，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合理发展，规避风险，折射出研究的短板。

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侧重于智慧旅游理论、基本概念分析、内涵价值探讨、模式设计、特定地区智慧旅游建设思路和发展战略的一般性探讨，论述基本处于描述的初级阶段，规范分析和演绎分析的运用尚未出现，缺乏体系化、数量化、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以保证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为定性研究的观点提供有力的逻辑支持，使研究更严谨科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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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1980年生，青海民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旅游管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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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1980年生，青海民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旅游管理）endpri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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