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楚辞的艺术特色

论述楚辞的艺术特色（共5篇）

1.论述楚辞的艺术特色 篇一

唐代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兼容并包，中外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唐代士人开阔的胸怀、恢弘的气度、积极进取的精神，而这些则直接影响着唐文学的风貌。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能将山水田园景象跃然纸上的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人，也出现了将边塞生活写得瑰丽奇伟的王昌龄、高适、岑参。尤其是王昌龄的边塞诗更是在发情、造景、写意等方面达到了顶峰，赢得“七绝圣手”之盛誉。

现存的《王昌龄集》共收录诗181首，绝句占了将近一半，七绝占了五分之二。本文以《王昌龄诗注》为底本，共摘出21首反映边塞生活的诗歌。其中五言12首(《变行路难》、《塞下曲四首》、《塞上曲》、《从军行二首》、《代扶风主人答》、《箜篌引》、《从军行》、《胡笳曲》)，七言9首(《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其中除《代扶风主人答》外其余诗歌均为乐府旧题，借用乐府旧题来抒发感情是王昌龄边塞诗创作的一大特色。

总的说来，王昌龄边塞诗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隐藏于内容背后的则是诗人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力，主要有以下几大艺术特质：

一、意境开阔

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为了充分地表现将士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爱国豪情和英雄气概，王昌龄把战争的背景安置在青海湖至玉门关这条相距千里的战线，突出战线之长和地域之广，不仅强化了爱国主题，而且使得诗歌的意境异常开阔。又《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以时空作背景，上溯秦汉，下迄盛唐，引出重大主题：谴责朝廷用将不当，斥责边将守备无能。“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则借用李广的典故反映了人民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愿望。短短四句二十八字，总结了历史教训，提出了现实问题，意境开阔，气象雄浑。

二、高度的概括力

七言比五言虽只是两字之差，但在内容的丰富及感情的表达方面却难度更大。王昌龄以他卓越的概括能力，于区区四句之中，读者能由其所写推见其未写，由其部分可以推见其全体。

《从军行七首・其五》，写洮河大捷，诗人没有绘声绘色地描写双方激战的过程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只抓住“生擒吐谷浑”这一幕，便完成了对洮河大捷的精炼概括。读者从“生擒吐谷浑”的战果，便可想象出战斗的激烈和将士们杀敌的英勇，以及胜利后欢呼雀跃的情景。同样，《出塞二首・其二》，诗人只通过“鼓声犹振”、“刀血未干”两个细节，便告诉了我们致胜之速、将士们的武勇超人。

三、情与景的完美融合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①典型意象的选取与独特边塞环境的刻画使得王昌龄的每首诗俨然成为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而画面的深层寄托的则是诗人深厚炙热的情感。这在他著名边塞组诗《从军行七首》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这组诗“可以说所写的绝非哪一场具体的征战，诗人从古往今来的边陲战事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再由艺术形象真切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它能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原因”。②在这组诗中王昌龄刻意选取了最能代表边塞风情的事物，如烽火城、百尺楼、琵琶、关山、青海、孤城、玉门关、楼兰、大漠、胡瓶等，使人读后便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广袤苍茫的边塞场景。在这场景之后有反映边人思亲还乡的(其一、其二);有表达对将士们深切同情的(其三);有渴望战争胜利、昂扬斗志的(其四、其五、其六);还有单纯描写塞外战场景色的(其七)。另外，他还善于摄取富有边塞生活特色的场景，具体刻画出征将士的.内心痛苦，传达人们共有的厌战情绪。如《从军行七首・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可谓将征战之苦写到了极点。驻守边塞的将士们，为了御敌保境，虽已身经“百战”，连金盔铁甲都被漫天的黄沙所穿透，可还是没能归回自己的家国。“终不还”，终不得还也。

刘勰说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人的感情通常是在物的触动下生发的。例如《从军行七首・其三》：“关城拾叶早筑黄，日东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秋塞外，抒情主人公眼前出现了一片荒凉凄惨的古战场景象：塞上关城，榆叶黄落，云沙日暮，尸骨纵横，联想到自古以来的战事，又想起葬身塞外的士兵，因而对不恤士兵的统治者充满怨恨，并提出悲愤的控诉。《塞下曲四首・其二》，在寒水、冷风、平沙、黯日、白骨、乱蓬组成的边塞生活图画中，就包含着诗人的复杂情绪和深沉感慨，既有对历史的咏叹也有对现实的批评，更有对征人的眷念和同情。这样的意境，充分发挥了意的统帅作用，做到了情景交融，情思缜密流畅。

四、丰富的表现手法

纵观王昌龄21首边塞诗，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是他反映上述思想内容的一大载体。具体而言，他善于运用夸张、丰富合理的想象来充实诗歌意境，如《从军行七首・其四》中的“孤城遥望玉门关”;运用第三人称角度将自身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客观地描写了边地风光及战士的生存状态，如《从军行七首・其一》;同时，大量典故的运用则为诗歌思想内容的揭示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于婉转隐晦间反映出诗人的态度。

王昌龄边塞诗中借用的典故不下十处，《从军行二首・其一》“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借用定远侯班超的典故。“定远笔”《后汉书・班超传》载：“(超)家贫，常为官拥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③后终以通西域之功封定远侯。“将军树”，《后汉书・冯异传》载：刘秀部将冯异“为人谦退不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④以上两句意为虽弃文就武，投笔从戎，但仍未建立功勋;《代扶风主人答》“长铗谁能弹”用孟尝君门客冯谖弹铗而歌的典故，意在说明将士久客无以为家、有情无处可诉的内心;“将军降匈奴”中的将军指“李陵”，《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天汉二年(前)秋，武帝使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以伐匈奴，单于以兵八万围之，陵力战数日，矢尽援绝，遂降匈奴。”⑤此句借汉事言当朝之事。《胡笳曲》有“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世说新语・雅量》：“刘琨为并州刺史，胡骑之数重。琨夕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思;向晚又吹之，贼并弃围奔走。”

本诗借由此典故透漏的是渴望征战胜利，早日归还家乡的情感;《出塞二首・其一》 “龙城飞将”借用卫青、李广的典故，意在说明王昌龄对卓才将领的渴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⑥载，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至龙城，斩首虏数百。《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塞下曲四首・其四》借用霍去病前后六次伐匈奴的英勇事迹代指立功边塞的将军。《塞上曲》“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出自《汉书・匈奴传》，载称：“宣帝本始二年(前72)，遣御史大夫田广明等五将军，分别自西河、张掖、云中、酒泉、五原同时出兵以伐匈奴。”⑦等等。典故的大量运用实则是为诗歌主题服务，王昌龄以怀古的“无意”来鞭挞当朝官员的行为，实为精妙。

王昌龄的创作题材多样，除了边塞诗外，还有以《长信秋词》、《西宫春怨》、《西宫秋怨》、《春宫曲》、《长信秋词五首》等为代表的表现宫中女子孤独内心、对女子深切同情的“宫怨诗”;以《闺怨》、《春怨》为代表的描写闺中女子爱情生活，反映其内心世界的“闺怨诗”;以《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为代表的表达对友人思念之情也是在七绝中所占比重最大的“送别诗”(32首);以《甘泉歌》、《杂兴》、《咏史》为代表的“讽刺诗”;以《宴春园》、《龙标野宴》、《殿前曲》二首等为代表的表现饮酒宴会的诗歌;以《听流人水调子》、《河上老人歌》、《题朱炼师山房》等为代表的抒发个人感慨的诗;另外还有《青楼曲二首》这类的“怀古诗”和描写民间妇女形象的诗歌，如《采莲曲二首》、《越女》、《浣纱女》等。题材的广泛正是王昌龄功力深厚的印证。

总的看来，王昌龄是盛唐有较长赴边从军经历并大量写作边塞诗的第一人，他的21首边塞诗以其思想内蕴的深刻丰厚、复杂及艺术的卓绝，大大超越了之前的边塞诗，为盛唐边塞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极高的典范，称他是边塞诗派中的领袖人物亦属当之无愧。

注释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4257.

② 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62.

③ (宋)范晔.后汉书・班超传・全十二卷・列传第三十七[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④ (宋)范晔.后汉书・冯异传・全十二卷・列传第七[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⑤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列传第四十九[M].张大可，辑评.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⑥ (汉)班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列传第二十五[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⑦ (汉)班固.汉书・匈奴上・列传第六十四上[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参考文献

[1] 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 司马迁.史记[M].张大可，辑评.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5] (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宋)范晔.后汉书(全十二卷)[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李江华.王昌龄边塞诗的思想特色[J].社会与经济信息，(4).

[9] 张琨.试论唐代边塞诗[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

[10] 杨兰.浅论王昌龄边塞诗的艺术特色[J].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11] 欧阳德威.王昌龄的边塞诗[J].武汉师院咸宁分院学报，1982(1).

2.论述楚辞的艺术特色 篇二

一、屈原和楚辞《九歌》

屈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并在195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屈原的楚辞代表作《九歌》 备受瞩目,其不仅仅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的戏剧歌舞发展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曾以“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评价《九歌》在中国戏剧歌舞史上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屈原的《九歌》不仅仅是中国戏剧歌舞史上一部完整古老的歌舞剧,更是中国民间戏剧创作的滥觞。

作为楚辞中的代表作之一,屈原的《九歌》原本是原始中国汉族的神话传说之一,屈原在融合了民间祭祀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将其进行了改编和加工,最终编写而成了格调高雅、韵律优美的诗篇。 《九歌》主要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章内容。“《九歌》者,屈原所为作也……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 愁思沸郁。”(王逸《楚辞章句》)由此可见,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楚王放逐江南时所作的。然而,当今众多学者则认为《九歌》实际上在屈原南下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在《九歌》的十一章内容中,山川自然、英雄史诗、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是其主要内容,大多是用来表达被流放之后的屈原忧国忧民、感伤时事的愁闷心情[1]128。

然而,《九歌》之所以成为屈原楚辞中最具魅力和最为精美的诗篇,其主要在于屈原善于在优美韵律的基础上,利用草木寄情、 引性情于“风其上”的表达方式,让读者在优美的韵律中引发情感的共鸣。

在传统的祭祀活动当中,歌舞戏剧作为通达神灵的重要方式, 是必不可少的,故而《九歌》也是戏剧题材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构成了中国戏剧发展的起源。由于歌舞原型是祭祀歌唱表演的重要形式,《九歌》实际上是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性质的歌舞作品。“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 (王逸《楚辞章句》)王逸对《九歌》的宗教性质和材料来源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对楚国巫蛊之风对其影响进行了探寻[2]274。

二、屈原《九歌》中歌舞剧艺术特征和角色特点

《九歌》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带有戏剧特征的歌舞剧形式之一。在《九歌》中,歌舞角色具有很强的祭祀故事特征,并在语言表达、形态表演、情节演绎等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

1.《九歌》中形象丰满的故事情节。由于《九歌》是祭祀歌舞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必然会包括祭祀神灵的独舞、乐舞、群舞、双人舞等艺术形式。然而,这些歌舞却并非独立而存在的,其通常都是伴随着丰满、曲折的故事情节的。既然出现了故事情节,就必然会出现角色扮演等内容,这些角色会促使《九歌》由单一的祭祀歌舞逐渐发展成为歌舞剧和戏剧的艺术形式。

屈原《九歌》的开篇之作《东皇太一》,整体风格庄严肃静、隆重博大,将祭祀活动情节和风格特点都详细地展现出来。《东皇太一》 在描绘了祭祀的场面和祭礼的仪式的同时,还讲述了祭祀远古神祇东皇太一时的场景和故事活动。“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对故事的时间进行了确定“;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则是屈原以兰花、桂花等香草植物来隐喻品节高尚的诗句。“扬桴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则是祭祀者们载歌载舞地祭祀天神的行为,让整个祭祀活动达到欢愉的高潮,最终祈求国家和民族的平安康乐。而在这种环境背景下,祭祀活动主角的表演也备受关注。“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便是该故事活动中主人公的外貌形象, 即主人公身上配有长剑、玉佩,带着优美的步伐出场,环鸣玉吟,声音悦耳,为观者们展现了良好的视觉盛宴。另外,在《湘夫人》和《湘君》姊妹篇中,屈原也设计了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舜帝死于苍梧, 在九嶷山下葬,他的妻子娥皇和女英二人一直相伴左右,哭泣不止。娥皇和女英二人行至沅湘二地,眼泪落在了当地的竹子上,结成了斑点,故而成为“斑竹”。在《湘夫人》的歌舞剧当中,“湘夫人” 的角色由男巫装扮而成,其衣着华丽、身披香草、体态优美,表达了对夫君的思念,并发出了“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的感慨。《湘夫人》和《湘君》两章一样,情节顺畅紧密、惆怅之情溢于言表,娥皇与女英的“烈女”角色形象更是十分突出。

2.《九歌》中集多种表达形式于一身的歌舞角色。《九歌》以“楚舞”艺术为主要表演形式。楚舞亦为“楚乐舞蹈”,是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楚舞”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楚国位于南北方的交界处“,楚舞”在融合南方蛮夷之风特征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传统风格。因而,楚舞既能反映南方巫蛊文化的原始活力,同时也具备了中原传统文明的理性文明。随着时光流逝和空间演变,楚舞仍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与它综合南北方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王国维认为“,大戏”“、小戏”是戏曲萌芽最初的两种形式,而两者都包含了说唱、歌舞、杂耍、俳优等基本的歌舞戏剧艺术形式,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起源于巫术祭祀活动的《九歌》,包含了大量的歌舞、配乐、念白等艺术表演形式。因而,《九歌》中的表演角色也成为集各类舞台表达形式于一身的艺术形象。《山鬼》是《九歌》中的代表性乐歌,讲述了一位山林中的神女故事。尽管,《山鬼》这部作品只是“小戏”,但是其中却涵盖了大量的艺术形式,舞蹈、演唱、旁白等演绎形式尽归其中,展现了楚舞演绎故事的基本特征[3]58。

3.《九歌》中“程式化”的歌舞角色。原始歌舞与巫术礼仪、图腾崇拜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原始歌舞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拟态,也是凭借巫蛊装扮而形成的程式感歌舞种类之一。《九歌》虽然是一种巫术礼仪,但其仍然是以仪式形的角色扮演为主要艺术表达,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角色扮演[4]314。

首先,《九歌》中角色的“程式化”表达主要体现在歌舞剧角色的道具、衣着、脸谱等外在形象的设定。例如,在《东皇太一》这一篇章中,就要求歌舞表演者要按照“抚长剑兮玉珥”的要求参与表演。王逸曾经在批注中有“垂众佩周旋而舞动,鸣五玉锵锵而和”的记录。另外,由于《九歌》中有着鲜明的“植物文化情节”,主角的衣着、服饰也多与植物有关,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薜荔、 女萝、若英、杜衡、石兰等都是美好品德的象征。故而在演出的过程中,歌舞表演者们都需要身着各类彩衣,彩衣之上以香草为装饰,对角色的身份、性格、地位具有标示作用。另外,歌舞表演中的水、花、火盆等道具也是极其固定的,这对表演者的表演也是起到了自觉的规范作用。

其次“,古傩”也是屈原《九歌》展现人物角色特点的重要形式之一。所谓“古傩”,即歌舞表演中的面具,其类似于京剧中的脸谱。在 《九歌》中,歌舞表演者们通常会以夸张的艺术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身份地位。同时,由于《九歌》有着深厚的巫蛊文化背景,古傩上的画面也会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以此来体现了威严的宗教氛围,帮助祭祀行为的最终完成。

4.《九歌》中“代言式”的歌舞角色。所谓“代言体”,主要指的是在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为了表达所演角色的特征而诉说和表演的行为。通常情况下,歌舞剧都是通过角色的语言和情感来推动此类故事情节的,以此完成对故事的叙事性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第三者的叙述功能就会被大量地运用,角色扮演者们现身说法的表演方式和表演能力也会进一步加强[5]496。

《九歌》中有多种方式的“代言”,其中既包括以各类神灵口吻所表达的内容,也包括祭祀者们的代言。这类代言就需要各位男巫女巫装扮成神灵,并为神灵代言,唱出各类祭祀者的心声,祈求神灵的庇佑和保护。以《山鬼》为例,这篇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讲述的悲情故事。这位痴情而美丽的女神相约自己的情人在某个地方相会, 但是由于路程遥远、荆棘满地,她相会的旅程满是艰辛。但是在经历了漫长、艰辛的旅程到达相会地点之后,这位女神也最终没有等到情人的如约而至。天色渐晚、风雨交加,女神一人独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心中感到莫大的悲伤。该女神以“君思我兮然疑作”“、君思我兮不得闲”等代言式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悲苦之情。在《河伯》篇章中, 主人公为祭祀者,该角色和河神一起开启了“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的旅程。立于昆仑之巅的祭祀者在这种环境下的形象也十分威严,让人感受到肃穆的祭祀氛围。

“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九歌》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突出的巫楚特征对我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歌舞表达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尽管屈原的《九歌》并非是纯粹的歌舞剧形式,但是它对后世诸多的戏剧创作和表演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催生了歌舞剧中的艺术形象,并成为中国近代戏剧歌舞发展的起源。

摘要：作为我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以其享誉中外的楚辞《九歌》展现了浓郁的巫楚文化的特征,并为中国的歌舞剧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在研究了楚辞《九歌》的起源及其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歌舞剧中的角色演绎艺术风格、表现特征等也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歌舞剧角色的程式化、故事性和代言性的风格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键词：楚辞,《九歌》,戏剧,歌舞剧

参考文献

[1]齐森华.中国曲学大辞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林和.九歌与沅湘的傩[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

[3]汤炳正.楚辞今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黄天骥.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3.论述楚辞的艺术特色 篇三

12月4日下午，在我校化学实验室组织学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旗帜----学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还有《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学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通过此次学习使我体会到中国梦正是与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相承接，与当今中国发展大势相契合，昭示了党和国家走向未来的宏伟图景，顺应了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反映了全体中华儿女包括海外同胞、全世界华人梦寐以求的共同心愿，也展示了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良好愿望。提出实现中国梦，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和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担当。

十八大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棒交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里。这是一项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战略决策。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和考验非常之多。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对这一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的深刻认识和勇敢担当，鲜明地体现在总书记讲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兴衰成败也在人民。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根本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对这个问题，总书记讲得最多、讲得最深。十八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他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在甘肃省调研考察时他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和奉献，要更多关心、关爱农民工，特别是不能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凡此等等，都表达出心系人民、热爱人民的鲜明立场和真挚情感。半年多来，人们从总书记探访艾滋病患者、看望出租车司机和清洁工、深入农户和普通百姓家中问寒问暖等行动中，看到了一位亲民爱民的领导人形象。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是贯穿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思想主线。2012年5月，他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这是一篇我们党的领导人系统论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文献，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坚持实事求是，就要用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形势。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做到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总书记在谈到改革开放的科学方法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总书记还指出，作决策、办事情，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些重要论述，都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4.艺术概论(作品分析和论述题) 篇四

世界三大园林体系包括中国式园林，法国式园林，阿拉伯式园林，都有极高的艺术性，尤其是中国古典园林独特的风格和造型。他最突出的特点是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将自然美和建筑美结合起来，这正是艺术意境的体现。

法国式园林，西方园林的造园艺术，完全排斥自然，力求体现出严谨的理性，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发展，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成为西方造园艺术的指导思想，这正是艺术典型的体现。总之典型与意境是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

绘画是造型艺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从体系来说分为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和以油画为代表的西方绘画各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

一、中国画的特点首先是在工具材料上，采用的是中国特制的毛笔，墨或颜料，在宣纸上作画。

二、中国画在构图上不受焦点透视的束缚，采用散点透视。使得视野更加辽阔，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三、绘画与诗文，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相互补充，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画独特的内容美和形式美。

四、从根本上讲，中国画的特点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美学思想。如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不朽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以五段连续的画面来构成一幅长卷。又如北宋张择端的著名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以散点透视法将汴河两岸数十里的繁华景象分成三段，分别展现了天界，人界，地界的不同景况。

西方油画则是西方绘画的主要画种，他是用油质颜料在布或木版上画成，其颜色丰富鲜艳，能够充分表现物体的质感，使描绘对象显得生动逼真。除了油画外，版画也是一个重要的画种。它采用笔画和刀刻的方法，在选定的材料进行刻画。17 18世纪，欧洲美术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举世闻名的创作如《最后的晚餐》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从中西绘画的比较来看，我们更能发现《韩熙载夜宴图》的独特之处西方油画中虽然有组画的形式，如英国18世纪油画家荷加斯的《时髦婚姻》就是六幅画组成的，讲述一个婚姻故事。但这种组画毕竟是由多幅画共同组成《韩熙载夜宴图》却是一幅完整的作品。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艺术与科学联姻，有着三个辉煌时期。第一个是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以及音乐里的数量比例关系，并且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第二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期间，自然科学有极大的发展。这个时期一些大艺术家本身就是大科学家，他们把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理运用到

艺术创造中，促进了艺术的完善与发展。艺术与科学联姻的第三个辉煌时期，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当今社会中，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更是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为艺术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大众传播媒介，而且创造出了新的艺术种类和艺术形式，如电影艺术，电视艺术等，尤其是21世纪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给我们的电影，电视，动漫，游戏等多个领域带来十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方面，科学技术与艺术已经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知识的总和，艺术是人类进行审美创造的最高形式，从目的上说，科学求真，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艺术求美，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审美需要，从思维方式上讲，科学主要运用抽象思维，强调理性因素，艺术主要运用形象思维，强调情感因素。送具体操作来讲，科学应当客观冷静地对待事物，准确的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艺术则是一种主观色彩很浓的创造活动，成果上讲，科学理论应当具有普遍性，艺术作品必须有独创性

向日葵18世纪后印象主义画家反高的代表作品，画面上向日葵的色彩浓烈，展现出画家热爱生命的激越情感和强烈的艺术个性，整个画面平面处理明确，形象均用单线勾勒，光线明快，笔触鲜明，丰富了视觉效果

马赛曲 法国浪漫注意的代表人物吕得的代表作品。作为这组雕像核心的自由女神，身披铜甲，张开双翼，右手挥剑，左臂高举，召唤着为自由后而战的法国人民，这座浮雕具有强烈的浪漫注意色彩

巴尔扎克像罗丹与1891年创作的雕像。在这个作品中巴尔扎克的全身，包括他的双手。都被一件宽大的睡袍包裹起来，突出了巴尔扎克硕大智慧的头颅，使观众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到头部，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浓密的头发，充分体现出巴尔扎克偾世嫉俗的性格

思想者罗丹创作与1880年地狱之门组雕的一部分，后翻制成铜像，罗丹是旧时期古典主义和新时期现代主义的艺术源流的传承者，作品塑造了一个弯着腰，屈着膝盖，右手托着下颚，表现了痛苦的情绪，凝视着人们正在经历的苦难，包含着艺术家自身的悲痛与同情之情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的著名风俗画长卷，更是以散点透视法将汴河两岸数十里的繁华景象分成郊区，虹桥，市区等三段，通过这种分段式的构图展现北宋首都汴京从城郊到城内街市的热闹。分别展现了天界，人界，地界的不同景况。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时期画家顾闳中所作通过韩熙载在宴会中忧郁的神情，反映出个人内心矛盾和精神的失落，体现出这一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深刻性，也充分显示出画家顾闳中传神的精湛才能和卓绝功力。

5.论述楚辞的艺术特色 篇五

近日，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祝捷教授撰写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的语言艺术》，发表于《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作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系列论述不仅立意深刻、内容丰富，而且对于语言艺术的拿捏也十分到位。语言的内容与形式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与完美的融合，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新战略、新思想和新理念，在语言艺术的使用和发挥中，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也更能为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所认知和接受。习总书记对台系列论述的语言艺术，已经和其中深邃的战略思想一样，成为理解习近平对台战略思想必不可少的环节，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本公号特将文章整理于此，供各位专家学者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的语言艺术

祝捷

十八大以来，台海风云变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严峻挑战。面对日趋复杂的台海局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新思想、新战略和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已经构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对台工作建构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目前，学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已经有了较多的讨论，但对于语言艺术的研究尚付阙如。语言是讲者思想的载体，语言艺术既是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是说服听者的策略，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说到底都是以语言的力量去说服、打动听者。一个思想成熟的讲者，必然是一位语言大师。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既体现习近平一以贯之的语言风格与特点，又结合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具体情况，具有针对性、启发性和指引性，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的必要方式和路径。

高屋建瓴：精确凝练标识性概念统摄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标识性概念是构建话语体系的观念，是统摄理论体系和战略体系的关键，也是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能不能叫得响、传得开、有人信的关键。一个高度凝练、表征明确、内涵丰富的标识性概念，将起到“纲举目张”的良好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概括凝练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围绕这些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言说、政策铺陈和策略展开，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的基本方法论。在这些标识性概念中，“两岸一家亲”构成政策基础，“两岸命运共同体”构成核心理念，两个标识性概念精准定位、相互关联，为新时期对台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岸一家亲”构成大陆对台政策制定的认知基础和事实基础。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强调，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4年5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再次以“两岸一家亲”为主轴，提出只要两岸双方都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当前，两岸尽管仍未完全结束政治对立，“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依然呈“坐大”之势，但两岸的紧密的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没有变，两岸民众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与情缘关系没有变，“两岸一家亲”概括了这种两岸民众基于地缘、亲缘、血缘和情缘结成的关系，描述了两岸尽管尚未结束政治对立，但无论在历史渊源、现实关联还是未来联结上，都是“一家人”的亲密关系。十八大以来，尽管两岸风云变幻莫测，但大陆对台政策依然立基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两岸关系的红利惠及绝大多数两岸民众，用切实的情感交流和利益共享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这些都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的政策抉择。

“两岸命运共同体”构成大陆对台政策的核心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两岸命运共同体”作为标识性概念，能够统摄两岸历史、现实和未来：1、201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台湾各界代表人士时，强调“透过近代历史风云，两岸同胞深刻体会到，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是对于近代以来两岸共同面临的历史遭遇的总结，正是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构成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2、2015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朱立伦时，提出国共两党应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并就此提出了五点意见，这五点意见涵盖坚决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实现两岸利益融合的宗旨、推进两岸交流的重心、国共两党交往相处的关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等方面，从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当前两岸交往的推进思路和主要框架；3、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我们将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将两岸命运共同体上升至两岸交往目标层次的高度。“两岸命运共同体”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上，廓清了两岸关系的历史渊源、现实纠葛和未来目标，是对于两岸关系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因而足以统摄两岸关系发展的全局。

“两岸一家亲”和“两岸命运共同体”建基于对于两岸历史的深邃思考，立足于对于两岸现实的深刻关切，着眼于两岸未来的深远布局，是对于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全局进行总体判断凝练、抽象而成的标识性概念，发挥着统摄两岸关系全局的重要作用。

善用修辞：用鲜活的语言阐释深刻的道理

语言艺术是说服与被说服的艺术。修辞术作为语言艺术的精髓，其运用对于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表现力和说服力颇有裨益。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话题具有政治的严肃性和敏感性，一些重大提法有着约定俗成的意涵，普通民众可能产生误解或不瞭解，从而削弱语言的力量。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一些新的战略思想政治性强，如果简单使用刻板的政策语言、晦涩的学术语言，可能难以向两岸民众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注意修辞术的运用，综合运用各类修辞手法，或生动形象，或气势雄浑，或文辞斐然，将深刻的道理用鲜活的语言予以阐释。

两岸关系历经**，多有反复，既有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的历史时刻，也有李登辉访美、“两国论”的波折，既有陈水扁执政八年所带来的的伤害与隔阂，也有2008年至2016年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成果与繁盛。2008年后，两岸关系再度发生变化，从“冷和平”到“冷对抗”的态势逐渐形成，“比冷更冷”的情势不断击穿两岸交往的底线。面对复杂的两岸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用人们常见的走路作比，在2013年6月13日会见吴伯雄时提出，两岸关系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据此确定自己的“路线图”，继续往前走；在2014年2月18日会见连战时，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走向民族复兴、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同胞要坚定信心，排除一切干扰，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无论是“路线图”，还是“正确道路”，以及“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都突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强调了这条道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习近平总书记用比喻和类比的修辞法，生动阐述了预先谋划和认真设计对于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也对认识两岸关系的长期性和反复性，鼓足干劲坚定走好这条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坚持“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比喻为“两岸关系之锚”，并且提出“锚定了，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一系列修辞的运用，首先确定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在两岸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将“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的稳定、坚守、维系功能，用“锚”进行比喻，形象且贴切；又用“锚定了”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因果关系，描述“九二共识”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系，事理清晰，逻辑明确，又具有很强的视觉感和画面感。为了彰显中国大陆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六个任何”表明立场。这“六个任何”用排比的修辞方法，对于分裂势力、分裂活动、分裂形式的列举，都是近年来最为严厉、最为全面的，在语气上也是斩钉截铁、气势如虹、震人心魄，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与信心展现无遗。

两岸同胞同属一个中华民族，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感是国家统一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情感维系和心理基础。对于这份血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用“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之相系、情之相融”来加以描述，这十六个字连用四个四字短语，前八个字在音律上具备押头韵的美感，后八个字在形式上讲究对仗的工整，不仅将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讲透彻了，而且具备语音和文字的美感，情真意切，表意准确，意韵深远。对于两岸同胞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又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法，提出“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乱，是同胞共同之祸”，将两岸同胞与民族兴亡的关系揭示得十分清晰。对于两岸同胞的种种复杂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7日与马英九会面的讲话中，使用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述，不仅形象地说明了两岸尽管历经分合、摩擦乃至兵戎相见，但始终命运与共、血脉相连的历史情怀，而且言辞恳切，感人至深，已经成为两岸交往的经典用语之一。

对台工作的政策宣示和立场言说，本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一些重大提法也务求准确。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台论述中，多次运用了修辞的方法，为对台政策宣示和立场言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增强了语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让敏感、严肃的对台工作话语更具鲜活感和生命力。

朴实动人真情实感：鼓舞和凝聚两岸民心

两岸民心承载着两岸交往的航船，民心所想所盼，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方向。如何鼓舞和凝聚两岸民心，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坚持寄希望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动摇所必需。鼓舞和凝聚两岸民心，需要政策引导和宣示，需要利益的释放与互惠，但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以真情实感打动两岸民众，特别是打动台湾民众。习近平总书记对台系列论述，秉持平易近人的一贯风格，以朴实的话语表现真情实感，触动两岸民众心灵，也展现了大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民众的诚意，对于鼓舞和凝聚两岸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两岸民心的凝聚究竟在两岸交往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两岸民心的凝聚要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既是感性的认知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战略问题。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被提高到与形式统一同等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性目标和价值，而且具有了结果意义的价值意涵。心灵契合地位的凸显，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是对“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具体实现形式的创新与发展，也是“一国两制”在历经三十多年风雨后的一次理论飞跃。“心灵契合”用朴实的语言，阐述了两岸统一的民心标准，将两岸民众的相知、相依、互信、互赖的关系清晰、准确地表达了出来，感染力强，传播价值大，已经成为两岸交往的主流用语，在两岸深度传播。

对于如何通过两岸交往实现心灵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情不仅能够疗伤止痛、化解心结，而且能实现心灵契合。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这句话，突出了两岸亲情在抚平两岸历史伤痛中的作用，也体现出对于台湾同胞的理解与信赖，更展现了直面现实和未来的勇气与决心。对于两岸交往面临到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加深两岸同胞相互信任。同胞有了互信，很多难题就容易找到解决办法。”这句话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却讲透了互信在克服两岸困难中的重大价值与作用。对于两岸青年交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他们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这句话用四个“多”表达了增加两岸青年交往的殷切希望和具体要求，又用两个“感悟”，如同长辈一般，向两岸青年道出了交往时应当注意的要点和目标，极具启发性。这些话语，目的明确、语言朴实、情真意切，表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两岸强化交往、实现心灵契合的希望，在平凡的话语中直指人心。

在两岸交往中，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是达致心灵契合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讲话中，表达了对于台湾民众复杂心态的认知与理解。在2014年2月18日会见连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是几百年前跨越“黑水沟”到台湾“讨生活”，还是几十年前迁徙到台湾，广大台湾同胞都是我们的骨肉至亲。这段话一方面回顾了台湾民众从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历史，表明两岸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大陆对于台湾民众艰辛岁月的认知，体现出对于台湾民众的真切关心与关怀。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有着强烈的当家作主的‚出头天‛的意识，珍视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台湾民众的“出头天”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一个敏感话题，涉及岛内本土主义思潮和台湾意识等复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直面问题，直抒胸臆，表达了对于台湾民众特殊情绪的理解与宽容。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系列论述中，类似于上述朴实无华却情感充沛的语句俯拾可见，情真意切者有之，言辞恳切者有之，嘘寒问暖者有之，传递出对于两岸民众交往的关心与关注，传递出对于台湾民众的关怀与关切，是大陆对台湾地区以及台湾民众情感的真实写照。

引经据典：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凸显同胞情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情感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华文化对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意义。多个讲话中，都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2016年11月1日会见洪秀柱时，将“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作为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植根在两岸同胞内心深处，是两岸同胞的‚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的对台系列讲话，不仅强调中华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引经据典，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凸显两岸的同胞情。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源自《周易·系辞上》，原文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意思是兄弟二人团结起来，凝聚的力量就像锋利的刀一样能够切断金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了这句表述，形象地描绘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于两岸的重大意义。用“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表述两岸关系再贴切不过了：1、“兄弟”描绘了两岸天然而成、不可磨灭的亲缘关系，与“两岸一家亲”等标识性概念相呼应，是对于两岸历史渊源的总结；2、“同心”又包含了对于两岸在现实层面结束政治对立，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期盼；3、“其利断金”表现出两岸携手对于中华民族长远未来的重大意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贯通两岸历史、现实和未来，表达了对于两岸民众携手团结的希望。

“守望相助”，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18日会见连战时指出：“不管两岸关系历经什么沧桑，两岸同胞始终心心相印、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十分形象地描绘了两岸隔海相望的情境，也表现了两岸始终同属“一个中国”的场境，又揭示了两岸无惧风雨、相互扶持的意境。情境、场境和意境同归于“守望相助”的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中，温馨之间更见真情。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出自《尚书.说命》，意指考虑妥善而后行动，行动应当适合它的时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会见朱立伦时，引用了“虑善以动，动惟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难题，国共两党都要勇于面对，汇聚两岸同胞智慧，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双方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关键是要‘虑善以动，动惟厥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目标指向明确，就是国共携手解决两岸间敏感而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分歧和难题。

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大陆一直主张在“一个中国”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使用“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对于解决两岸政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应对方法：1、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应当把握历史大势，考虑周全，不可草率为之，更不可枉顾历史趋势形成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方案；2、推进两岸政治问题的解决，在具体操作上应当把握时机，不可错过最佳的历史机遇。这句话暗含着对于国民党积极采取行动，为解决两岸政治问题积极行动的希望，也表达着中国大陆对于国共交往的战略底线所在，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意蕴，发人深省，意义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系列论述的用典，能够把握经典语句的原意，又在此基础上适当引申与改造，使之更加符合两岸关系的实际需要，既坚持经典语句的本意，又能藉助具体的环境情势暗含引申义在其中，使得经典语句的效果获得升华。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