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精选8篇）

1.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一

2008年奥运会中国男篮与美国男篮快攻战术对比与分析

1比赛中两队快攻总体运用情况分析

中国男篮场均快攻8次，成功数3.5次，成功率只有43.75%。而美国男篮场均快攻有20.3次，成功16.5次，命中率高达81.28%。不管是快攻的发动次数、成功次数还是成功率都显现出中国男篮和美国男篮的差距。一个真正的强队，它的快攻是重要的杀伤武器。显而易见，美国队的快攻已经对世界的各个队伍造成了巨大杀伤。而中国队队对快攻的利用还处在萌芽状态，并没有充分对此进行训练。

2快攻发动形式分析

篮球比赛中发动快攻的机会很多，但各种机会都稍纵即逝，关键在球队的快攻欲望和争取与创造机会的意识。按照前人总结，快攻发动形式一般有三种：

（1）抢获后场篮板球发动快攻（2）抢断球快攻

（3）利用发端线界外球时发动快攻

中国男篮通过篮板球快攻场均5.1个，和美国男篮差距过大。由此可见，中国男篮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自己的后场篮板，同时，利用篮板球发动快攻的意识也较弱。而美国男篮充分的发挥出了自己通过篮板球发动快攻的方式来取得优势。在抢断快攻方面，中国男篮只有2.7次，中国男篮并没有利用对手的失误发动多的快攻，更多的是抢断下来打阵地进攻，在这方面意识也较薄弱，美国男篮与之相反，抢断球快攻高达8.5次，利用对手失误抓住机会发动快攻。由各种数据来看，中国男篮快攻意识比较薄弱，没有利用较多的机会进行快攻。发端线球快攻中国队为0.2次，中国男篮对发端线球快攻的意识基本是没有的，应多加训练。快攻战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形成一种习惯，多参考世界强队的快攻技战术，弥补自身不足。

3快攻推进形式分析

篮球比赛中，快攻的推进形式多样且作用不同，总结起来快攻推进形式主要有短传推进、长传推进和运球突破推进三种，故快攻分为长传快攻、短传快攻和运球突破快攻。

3.1短传快攻的分析

短传快攻在比赛中是被各队时常运用的一种战术。他是由2～3人参加，利用快速短距离传接球向前推进的一种快攻方法。但运用这种手段具有比较高的危险性，因为多一次传球就有可能加大一次丢球的危险，这样很有可能在传球的过程中或被防守队员断掉；还有就是队员和队员之间进行相互传球配合不默契，再加上是在快速的跑动中传接球，都有可能导致短传快攻的失败。

短传快攻需要多个人进行传接球，运用自身的速度，队员和?员之间的相互默契的配合。短传快攻会使防守不知所措，尤其是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队员与队员相互传接球抓住机会投篮得分。它的优势就是能使防守队员眼花缭乱，让对手失去防守的目标方向。其劣势我们在上面的也分析中也提到了，由于短传需要对个人的相互配合协调，传球的次数就会增加，这样就会增加失误的次数，多一次传球就有可能给对手带来多一次的断球的机会，也就有可能失去一次好的进攻机会。根据表3数据所示，中国男篮场均短传快攻总次数有4次，成功次数只有1.7次。而美国男篮场均有9.5次，成功次数有7.3次。中国男篮与美国男篮在短传快攻方面差距巨大，且中国队成功率较低。应该多像美国男篮学习，增加短传快攻，提高快攻成功率。

3.2长传快攻的分析

快攻总体来说都是在人数、位置上的优势所进行。可以说长传快攻是比赛中最直接，最为实效的一种进攻手段，相对于其他快攻，进攻时间最短，在时间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长传快攻发动时球的飞行线路和飞行时间相对比较长，很容易被对手截获。这也是本次比赛成功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根据表3所示，中国男篮的长传快攻在比赛里面运用较少，场均只有1.8次，成功次数只有0.8次，成功率只有25%。美国男篮场均4.1次，成功率85.37%。应该对此多加练习，形成有效的长传快攻。

3.3运球快攻的分析

运球快攻是比赛中运用最多的方法之一，主要是因为在位置、人数上占优的情况下，队员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速度、娴熟的运球技术，凭借个人的能力进行单打独斗。在运球快攻方面，美国男篮在这方面做得极好。个人运球能力强，得分能力也十分突出。中国男篮应加强对个人运球能力和进攻能力的锻炼。

3.3.1运球快攻的优劣势

运球快攻在优势上的表现主要突出个人能力，一旦突破成功，前方就会出现一个以多打少的局面。同时，因其他同伴可以集中主要精力依据当时的攻守情况迅速向有利于协助进攻或接球的地域分散行动，因此在结束阶段往往能形成一个点多面广的攻击态势。在比赛中运用运球快攻也要注意场上的情况，照看全局，也不能一味过于自信，埋头单干，因为这种快攻是把双刃剑，失败同样会给本队的士气带来损伤。也有可能会分化与队友之间的配合关系，这也就是要提到的劣势。

3.4快攻结束对比分析

较为有效的理想快攻是在结束阶段形成人数上的多打少。可随着篮球的发展攻防转换速度的加快，往往出现进攻方与防守方人数相等的进攻或进攻方少于防守方的以少打多的快攻模式。

中国男篮发动快攻结束方式多以2v1方式结束快攻的。中国男篮场均1v0次数1.8次，成功次数0.7次，成功率38.89%。1v1次数1.5次，成功次数0.6次，成功率40%。2v1次数3.4次，成功次数1.7，成功率50%。3v1次数1.3次，成功次数0.5次，成功率38.46%。反观美国男篮，可见美国男篮发动快攻结束方式都比较突出。美国男篮场均1v0次数4.2次，成功次数3.7次，成功率88.1%。1v1次数5.4次，成功次数4.1次，成功率75.93%，2V1次数5.1次，成功次数3.8次，成功率74.51%。3V1次数5.6次，成功次数4.9次，成功率87.5%。

根据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男篮快攻结束方式主要以2v1为主，其他方式都比较薄弱，而且成功率很低。造成的原因可能是个人能力，体能，配合等出现问题。相比美国男篮，不管是1v0，1v1，2v1还是3V1都比较突出，而且成功率很高。说明美国男篮个人能力，体能，配合都是中国男篮无法抗衡的，需要中国男篮不断学习和锻炼。

2.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二

近年来,国际的徒手搏击术飞速发展,诸如欧美的自由搏击、泰国的泰拳以及日本的K-1都以频繁的赛事、强大的攻击力和震撼的宣传效果风靡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终极格斗(UFC)集观赏性、娱乐性、竞技性为一身,其比赛的惊险、刺激最接近于实战搏击,是拳击、泰拳、柔术、摔跤等各种武技的完美结合,堪称搏击运动的十项全能,代表着世界搏击术的最高水平。

1 中国武术散打的技术特点

散打运动作为我国传统民族体育和武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渐产生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归纳、整理、舍弃,找出规律,即通过规整中国各拳种门派的拳法、腿法,从中总结出它们的基本运动形式,通过拳法、腿法、摔法等技术表现出来。拳法以“冲、贯、抄、鞭”为主;腿法以“蹬、踹、鞭、扫”为基本技术;摔法则根据“快摔”的要求和“无把”的特点,主要把握住“破坏重心”和“抡圈”的要点,创新出“接腿摔”的方法,形成了“远踢、近打、贴身快摔”的散打技法特点。

2 美国终极格斗的技术特点

作为搏击类对抗性体育项目的顶级赛事,美国终极格斗(UFC)的技术非常广泛,包括:拳法、掌法、腿法、肘法、膝法、寝技(其中又有打击技、关节技、绞技)等都无所不用其极。UFC包含并吸取各门派功夫的精华,拳击、柔术、泰拳、功夫、摔跤等技术方法都在比赛中有所体现,使得UFC迅速成为搏击类对抗性体育项目的排头兵。它讲究兼容并蓄、综合全面,以KO或者制服对手作为获胜的目标。它的主要技战术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站立对抗技术和地面绞杀技术。

3 中国武术散打与美国终极格斗技术对比分析

3.1 两者拳法和腿法的对比分析

中国武术散打和美国终极格斗的拳法本质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终极格斗的拳法深受美国拳击的影响,很多终结格斗运动员都接受过拳击的训练,拳法技术相对细腻。由于美国终极格斗的拳套是很薄的分指手套,所以终极格斗的拳法就更有杀伤力,以拳法KO对手的战例不胜枚举。也就导致了终极格斗的运动员训练拳法攻防技术上也投入较大精力。中国武术散打的手套相对较厚,杀伤力略显不足,而且明显击中对手得1分,互相击中或者抱缠击中不得分,所以散打拳法技术的重要性要比腿法和摔法略低。在拳法的对比中,中国武术散打不占优势。中国武术散打的腿法技术较为丰富,正蹬、侧踹、鞭踢、下劈、勾踢、扫腿、转身后鞭等等技术运用多样,而且为了不让对方实施接腿摔的技法,散打腿法要求快击快收。散打比赛中常常出现精妙的腿法,也不乏直接以腿法KO对手的战例。美国终极格斗的腿法相比较而言,运用不多,特别是美国运动员多偏好以拳法结束比赛,美国终结格斗运动员的腿法防守技术和接腿摔技术没有散打运动员表现出色。在腿法中,中国武术散打略胜一筹。

3.2 两者肘法和膝法的对比分析

散打比赛为了减少受伤率,在规则中禁止使用肘法和膝法,只有个别比赛,如“散打王”和“中泰”对抗赛开放膝法和肘法。终极格斗肘法和膝法的使用率和KO率都很高。在肘法和膝法方面,中国武术散打无法和美国终极格斗抗衡。

3.3 两者摔法的对比分析

散打规则规定摔法中如果缠抱超过三秒,裁判就要暂停比赛,并把运动员分开,再重新开始比赛,而且规则还规定运动员只要有除两脚以外的任何身体部分被动接触地面就算倒地,一方倒地后,不容许另一方再进攻倒地方,所以散打中摔法多是非常巧妙的接腿快摔和近身快摔。由于摔倒对方得3分,分数很高,教练和运动员都非常重视摔法,因此许多散打战术的运用都围绕摔和防摔技术而制定。

终极格斗的摔法没有三秒的限制,摔法技术没有散打摔法技术巧妙,摔法简单,但非常实用。终极格斗中摔倒对手不是目的,目的是制服倒地的对手,有些运动员主动倒地利用关节技或者绞技降服对手,有些运动员将对手摔倒后并不再进攻,选择让对方站起来,因为对方的寝技比自己强。

散打的摔法是最终技术,对方倒地,本方就得分了,而终极格斗的摔法只是一个为实施寝技(地面进攻)的过渡技术,两者的出发点和总体风格都不尽相同。但是从摔法技术的丰富程度上,散打略占上风。

3.4 两者寝技的对比分析

中国武术散打禁止进攻倒地者,所以散打没有寝技,也没有在寝技中占有较大部分的关节技。其实中国传统武术四大技法“踢打摔拿”之一的“拿”被武者视为珍宝,密不外传,继承者不多,再者擒拿都是利用反关节进攻对手,容易造成伤害事故,所以中国武术散打剔除了武术的精华——擒拿技术。不难看出,中国武术散打确实存在对传统武术继承上的不完整性和对国外搏击术借鉴的封闭性。

寝技是一种主要以地面格斗为主的扭斗的武术。与中国擒拿技术比较类似,也是通过控制对方的关节或者攻击对手的薄弱部位,使对手失去抵抗力的技术。一旦进入地面格斗,格斗者的主要武器——拳和腿被有效地弱化了,终极格斗的勇士们可以骑在对手身上击打对手,可以使用关节技把骑在自己身上的对手扳倒在自己的身下,或者直接使用关节技将对手降服,还可以使用绞技让对手丧失反击能力而拍垫子认输。美国终极格斗的寝技内容丰富,实用性非常强,视觉效果好。

在技术层面上,中国武术散打与美国终极格斗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寝技,当然在配套装备上美国终极格斗运动员戴分指手套,散打运动员使用不分指的散打手套。分指手套比散打手套更薄,更具有杀伤力,而且手指活动灵活,方便选手使用缠抱、摔法、绞锁等技术。如果散打运动员和终极格斗的运动员同台竞技,恐怕散打运动员都抵挡不住终极格斗的地面寝技进攻。

3.5 两者总体技术风格的对比分析

美国终极格斗强调KO制胜,以力服众,UFC允许任何门派的武术(如空手道、泰拳、相扑等)也包括奥运会的体育搏击类项目(如拳击、柔道、摔跤、跆拳道)参加比赛,并在统一的规则下决出哪种功夫最厉害。美国终极格斗是在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它的核心和灵魂是强者争雄。美国终极格斗崇尚一种强者哲学,主动进攻、快者赢、强者胜、以力克敌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早期的美国终极格斗比赛中,选手往往不带任何护具,比赛也没有时间限制,胜负以一方认输或失去反击能力来判定,经常有选手在赛场上受伤甚至失去知觉,这既反映了强者理论,又使得场面颇具竞争性、惊险性、刺激性和残忍性。

中国武术散打技术风格侧重于技巧而不是力量,在胜负评判上以打点得分为主,采用积分制,运动员在比赛中多是以抢点得分为战术指导思想,不强调制服或KO对方,而强调智取、巧取对手。所以散打的技战术多以灵巧变化为主,强调避实就虚,实施巧打得点获胜。另外,大部分散打比赛时运动员必须带上赛会指定的护具,如:拳套、护头、护齿、护胸、护裆、护腿等;再加上规则禁止使用肘、膝、寝技等杀伤性强的技术,都导致了中国武术散打直接对抗相对较少,运动员的抗击打能力不强,而且普遍存在体力弱、肌肉类型差、缺乏KO能力等弱点。

4 结论

从以上五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武术散打和美国终极格斗的拳法相差不多;在腿法和摔法方面散打略占上风;散打基本上没有肘膝法和寝技也就缺少KO对手的重武器,仅仅从这两个技术环节来看,中国武术散打就很难与美国终极格斗同台竞技。总的来看,散打虽然技术精湛、战术灵活,但相对文弱。虽然近些年与泰拳、空手道等国外武技同台对抗,文弱之风已经大有改观,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能与美国终极格斗相抗衡的水平。中国武术散打要代表中国搏击走上世界搏击舞台就必须在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前提下,适当改革,采用分指手套,开放规则,开放技法,开放思想。中国武术散打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宝贵的传统武术技法,包括中国摔跤及各种武术门派拳种;另一方面更应该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技击方法和经验,使中国武术散打技术在踢、打、摔、拿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士英.武术散打[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2]张峰.武术散打国际化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6(6).

[3]武术散手竞赛规则(2004)[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3.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三

一、中、日、英持有美国各类长期证券份额的对比分析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分类，外国持有的美国证券分为权益和债券两类，债券再分为国债、机构债和公司债三类。其中机构债券的大部分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发放的抵押支持债券。

（一）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的份额比较

1978—2007年，美国长期债券的外国持有规模从1000亿美元扩张至9.14万亿美元，扩大了90多倍。在美国长期证券的外国持有中，中国的持有份额在逐年上升，而英国的份额则呈下降趋势。

1978年，我国只持有约500万美元的美国长期证券；2002年的持有规模已达1687亿美元，在外国持有规模中的份额达到4.3%，进入外国持有的第六位；2006年的持有规模又扩大到6818亿美元，持有份额达到9.5%，超过了持有份额8.7%的英国，排在外国持有的第二位；2007年的持有份额升至9.8%，仍排在日本之后。

中国（含港台）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规模在1978年只有6.2亿美元，持有份额为0.6%；2003年的持有规模达到4014亿美元，份额达8.9%，超过位列全球第二的英国；2007年的持有份额达12.5%，超过了12.3%的日本持有份额，位列外国持有之首。

（二）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债券的份额比较

美国长期债券的外国持有规模从1978年的500亿美元快速扩张至2007年的6万多亿美元，是1978年的119倍。在美国长期债券的外国持有中，我国的持有份额在逐年上升，而日本和英国的份额则大致呈下降趋势。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并不持有美国长期债券，但到2002年的持有份额达到6.5%，持有规模超过了第二位的英国；2007年的持有规模已达8700多亿美元，占外国持有总规模的14.5%，仍排在日本之后。中国（含港台）的持有份额在2006年达到18.6%，超过同期持有份额17.9%的日本，列外国持有之首位。

（三）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国债的份额比较

1994—2007年，美国长期国债的外国持有规模从4600亿美元扩张至1.96万亿美元，增加了3.2倍。在美国长期国债的外国持有中，我国的持有份额逐年上升，而英国的份额则明显下降。

我国持有美国长期国债在2002年时的份额达10.5%，超过了持有份额持续下降的英国，列持有规模的第二位；2007年的持有规模已达4665亿美元，占外国持有总规模的23.7%，排位仍在日本之后。中国（含港台）的持有份额在2007年达28.8%，超过日本28.2%的持有份额，居全球之首。

从目前的美国国债持有规模看，截至2008年10月，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已达3万亿美元，其中我国持有规模为6529亿美元，占21.5%；日本持有5855亿美元，占19.2%；英国持有3602亿美元，占11.8%。2008年8月，我国持有规模为5424亿美元，比处于第一位的日本少436亿美元。9月份爆发金融风暴后，我国增持了1105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位列首位的美国国债持有国。

（四）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机构债券的份额比较

1994—2007年，美国长期机构债券的外国持有规模从1100亿美元扩张至1.3万亿美元。

在美国长期机构债券的外国持有中，我国的持有份额逐年上升，英国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而日本的持有份额多数年份保持在16—19%。1994年，日本是美国长期机构债券的最大持有国，占外国持有规模的36.2%；而我国的持有份额只有0.5%。2004年我国的持有份额达18.6%，开始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美国长期机构债券持有国。2007年我国的机构债券持有规模达3763亿美元，持有份额高达28.9%，超出日本11.4个百分点。

（五）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公司债券的份额比较

1994—2007年，美国长期公司债券的外国持有规模从2800亿美元扩张至2.74万亿美元。1994年，日本和英国是美国长期公司债券的两个最大持有国，占外国持有规模的份额分别为10.9%和8.2%；到2000年，英国成为持有美国长期公司债券最多的国家，日本则位列第六，持有份额分别为15.5%和3.2%。2002—2007年，英国的持有份额呈升势，从8.3%升至14.8%，位居全球第三，但日本的持有份额则降至4.4%，排名落至第18位。

1994年以来，我国对美国公司债券的持有份额一直相对很低，远低于英国，也低于日本较多，多数年份的持有份额不足1.1%，持有份额最高的2006年也只有2.9%。

二、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结构的对比分析

在美国证券持有的国别结构分析基础上，我们再就三国的美国长期证券持有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一）美国长期证券的外国持有结构

美国长期证券的外国持有规模在1994年只有1.24万亿美元，到2007年已增至9.14万亿美元，规模扩大了6.4倍。

平均来看，美国长期债券的持有额大致占外国持有长期证券总额的2/3，股票等权益持有额占1/3，国债持有占25.9%，机构债持有占11.7%，公司债持有占26.3%。1994—2007年，外国持有的美国长期国债比重呈降势，从37.3%降至21.5%；而机构债和公司债的持有比重都大致呈升势，分别从8.6%和22.1%升至14.3%和30%。

（二）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的结构

1994—2007年，日本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规模从2302亿美元扩大到规模1.12万亿美元，其中债券占80.4%，国债占49.4%，机构债占20.4%，公司债占10.6%。平均来看，日本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中，债券占79.2%，国债占53.8%，机构债占15.3%，公司债占10.1%。

1994—2007年，英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规模从1677亿美元增至8966亿美元；其中国债和机构债的持有比重呈降势，分别从27%和6.1%降至4.8%和3%；债券和公司债的比重则呈升势，分别从46.6%和13.4%升至53%和45.2%。截至2007年6月，在英国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中，债券占53%，国债占4.8%，机构债占3%，公司债占45.2%。平均来看，英国持有的债券占47.9%，国债占11.9%，机构债占5.2%，公司债占30.8%。

从债券和机构债看，日本的持有比重最高，开曼群岛的比重其次，英国的最低。从国债看，日本的持有比重也最高，英国的比重其次，开曼的最低。从公司债看，开曼的持有比重最高，英国的比重其次，日本的最低；其中开曼和英国的持有比重大大高于日本的比重。

1994—2007年，我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规模从182亿美元增至8990亿美元，增加了48.5倍；所持长期证券中的国债比重呈降势，从94.9%降至51.9%；而机构债的比重呈升势，从2.7%升至41.9%。我国2007年的美国长期债券持有比重虽然是最低的，但也达96.8%，且其中绝大部分为国债和机构债券。

（三）中、日、英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的结构比较

从平均持债情况看，我国的美国长期债券持有比重为98.7%，分别高出日本、英国和外国平均持有比重19.5、50.8、34.7个百分点；国债持有比重为63.4%，分别高出日本、英国和外国平均9.6、51.5、37.5个百分点；机构债比重为30.6%，分别高出15.3、25.5、18.9个百分点；公司债比重为4.7%，分别低于日本、英国和外国平均持有比重5.4、26.2、21.7个百分点。

从2007年的持债情况看，我国的美国债券持有比重分别高出日本、英国和外国平均16.5、43.8、31.1个百分点；国债比重分别高出2.5、47.1、30.4个百分点；机构债比重分别高出21.5、38.8、27.6个百分点；公司债比重则分别低于日本、英国和外国平均7.6、42.2、26.9个百分点。

从持债结构的对比看，我国持有美国长期证券中的债券、国债和机构债的比重都高于日本、英国及外国平均比重，但公司债较之日本、英国和外国平均的比重都低。

三、我国与日、英持有美国长期证券对比的若干结论

从对我国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的国际对比可得到以下三点分析结论。

一是我国在外国持有美国长期证券中份额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从持有份额的对比分析看，我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份额逐年上升，而日本和英国的持有份额则在趋势上是下降的。日、英两国持有份额的降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持有份额的持续上升有关。尽管我国在1998年就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方针，但并未改变对美国长期证券持有份额的上升趋势。从未来若干年的发展看，只要我国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不发生大的变动，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趋紧密，对美国长期证券持有份额的上升势头有可能减缓，但上升趋势恐难转向。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认识，深入研究如何平衡因美元贬值而带来的损失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问题。

二是我国对美国长期证券持有结构的调整难度较大。从对比分析看，我国对美国长期证券持有结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债券持有比重过高，而权益持有比重过低；二是国债和机构债持有比重过高，而公司债持有比重过低。与其他三个经济体相比，日本的持有结构与我国的更接近。我国和日本的持有结构实质上都是贸易维持型结构。两国都是对美贸易的顺差国，大量持有美国债券特别是国债表现为维持对美经贸关系而不得已采取的调整措施。而英国和开曼群岛的高权益和高公司债比重的持有结构则是一种金融融合型的结构，这种结构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融合力强，当然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较大。由于我国的贸易维持型结构既与长期发展模式和战略联系紧密，又受中美经贸关系的制约，所以调整起来难度较大，从贸易维持型结构向金融融合型结构转变的可能性极小。

三是我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结构反映出在持有策略上偏于保守。从风险收益关系看，通常是证券持有的风险高，则持有的收益也高；而持有的风险低，则收益也低。在证券持有上，通常权益持有的风险高于债券持有；在债券持有中，公司债的持有风险高于机构债持有，机构债的持有风险又高于国债持有。与其他三个经济体相比，我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持有结构是典型的低风险、低收益的持有结构，也是偏于保守的持有结构。从长期发展看，有必要适当转变持有策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继续重视风险控制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美国证券中的权益持有比重，特别是适当提高美国公司债的持有比重。

4.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来自14702班，代表第三组进行演讲。我们组成员的分工如下。我们收集近十个国家的资料，总计数万字，比较各方，最终选定美国与古巴作为分析对象。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后来团队的分工有序，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打磨作品。至于收获，最后来谈。

最近美国大选的话题热度不减，看一下案例：来自新浪网，美国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吗？探讨大选背后的利益集团。以及，奥巴马称将向古巴施压，古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来自于新华网。体现两国领导人的交锋。另外还有来自于央视新闻30分栏目的视频，都已发送至邮箱，时间有限不细说。接下来具体说说美国与古巴。

美国的主要政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民主党为“左派”，共和党是“右派”。与民主党相较，共和党在社会议题上倾向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接近自由意志主义。这是竞选时的红州与蓝州，民主党为红，共和党为蓝。两党分别以驴、象为徽，两党竞争也被称为“驴象之争”。除两大党外，美国还存在一些较小的党派，如自由党、共产党等。而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唯一合法政党。宪法规定古共是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比起其它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更执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和计划经济模式。

接下来谈谈两国领导人产生制度的历史。美国现行总统选举制度于1788年第一次实行，其间曾有几次变化，但大体沿用至今。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首先必须是某政党领袖，接着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然后选举人团投票，若相同，则众议院投票选出。而古巴。1961年5月1日，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向狂热的人群喊道：“你们需要选举吗？”人群爆发出“不”的叫喊。卡斯特罗宣布不再通过选举产生官员。苏联剧变前，古巴仿照苏联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人民政权体制，并于1976年进行完善。根据1976年宪法，国务委员会主席由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

接着我们来看两国最近一届领导人产生过程。首先是赢得2008年美国大选的奥巴马。第一步是党内初选。奥巴马与希拉里在民主党内均支持者众多，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奥巴马获胜，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奥巴马开始在各州间进行竞选活动。最终奥巴马以349票大幅领先麦凯恩163票当选为美国第56任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有着独特的“阶级烙印”。他有一半黑人和穆斯林血统，但他的教育环境代表了殷实的上流白人文化。他还是典型的“环太平洋”产物，与美国政治上层主流的欧洲文化背景相距颇大。然后我们来看古巴。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劳尔的文件，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由劳尔•卡斯特罗接任。劳尔无疑是一名无产阶级者，继续哥哥的道路，致力于社会主义本土化，从不动摇科学社会主义。

美国与古巴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相同点是产生的领导人既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具有实权。相较而言，美国的选举机制已较为成熟，而古巴还在探索之中。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但两党在本质性议题上的立场相同，围绕资产阶级利益做出决策，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一党执政”，有一定的片面性。而古巴，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小国，其社会主义制度却能经受住美国长期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并在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式的剧变之后依然巩固，还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离不开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的努力。尽管卡斯特罗兄弟二人才华出众，这种“兄终弟及”的领导人接力方式仍然是不妥的。我们无法预测古巴会走向民主，还是堕入朝鲜“家天下”的魔咒，古巴亟需完善更加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

1835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在今天仍然适用。同样，研究古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世界很大，却可以用双手拥抱，世界艰深，却可以用一笑描写，世界奇异，却像祈祷中那些古老真理的回声。”通过研究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我们应当以小见大。我们看到了专制走向民主这样的历史潮流、统一性，也看到了各国民主政治的多样性。我们意识到，要对世界多一些关怀，不说了如指掌，至少不至于茫然无知。

5.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五

所谓主权债务指的是一种以国家信誉作为主要担保方式通过债券的发行而形成的债务形式，一般情况下发生在主权国家中。但由于这类债务主要产生在国际的相关机构或者是国外的政府中且多为货币的形式，所以这种债务形式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借款主权国家自身的信誉降低，那么主权债务危机就可能因此产生。基于此，主权债务危机的定义应为以国家信誉作为主要担保方式的债务国不履行或无法履行债务责任而产生的风险。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成因对比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

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首先，由于货币形式的逐渐统一，往往会导致那些使用同一货币的国家跋足现象的产生，除此之外，受欧洲央行对货币统一调控的影响，这部分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虽然这部分国家使用的是统一的货币形式，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还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优劣明显，对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限制；最后，在危机发生时，欧洲这部分使用统一货币形式的国家仅能依靠其他成员国的帮助，这导致危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国家众多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往往需要各国民众共同决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危机解决的时效性。

（二）美国债务风险的成因

相较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言美国债务风险有着其特殊性，其主要成因包含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美国货币在国际上占据着相对较高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债权范围的扩大提供有力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潜藏危机的出现；其次，受“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扩张新政策思想的影响，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的都是这种政策形势，但从实质情况来看，这种政策形势往往只能适用于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但美国在具体实施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这一前提条件；最后，财政赤字也是造成美国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财政赤字，主要是美国的财政结构存在明显的刚性特征，影响了其收入的增长导致美国不得不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的危机。

二、我国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方式

（一）我国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方式

首先，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以欧元为货币形式的国家经济其发展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为有效应对这一危机，这些国家往往会采用对外贸易的形式，此时作为经济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无意外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首先目标，对此，我国必须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现状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在做好对外贸易的同时，有效避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间接风险。

其次，人民币升值是现阶段国际市场非常明显的预期，因此，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时我国可能会迎来大批量的短期资本，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在这一时期内所承受的冲销压力，极易造成资金流动过剩的现象产生。基于此，我国就应当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为刺激经济的增长及危机的退出制定相应的对策，以避免因资本的短期增长而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再次，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为提高自身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稳定性就必须以多元化的方向为引导，增持以欧元为主的.外汇资产。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使欧元会出现贬值甚至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的贬值，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以多元化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难度。除此之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元的地位，这给我国货币形式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最后，尽管相较于其他的主权国家而言，我国的债务问题明显距离国际所界定的L险标准还有着一定的距离，但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金融危机发生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全面性的，基于此，我国则应当提高警惕，针对我国实际的财务情况制定相应的预警机制，以及时有效的对风险做出应对。

（二）我国应对美国债务风险的方式

首先，根据国际经济市场形式及时转变本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确保从根本上减少我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基于美国债务风险，我国的金融形势应快速实现外需到内需的转变，并采用有效的激励方式鼓励激发本国内部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从根本上减少国内企业对外贸易的依赖性。

其次，通过有效的方式对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管理来提高国内经济形式的安全性。针对美国债务风险的产生，我国针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可采用藏汇于民的方式，基于实际条件允许的背景下，在确保企业可持有外汇的同时给予其充分的支配权。除此之外为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安全性，基于外储投资我国应转变以往仅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局限性，而选择更加多元化的投资目标。

再次，提出合理的附加条件。就目前来看，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越发频繁，因此选择美国国债对我国而言反而更有安全性，但为了从根本上预防经济危机的产生，提高国家经济的安全性，基于还需购买美国国债，我国还应再提出科学合理的附加条件。比如，可设计相应附加条款明确规定美国需赎回其全部国债的条件并针对两国的贸易往来要求美国减少其国内的保护政策。

最后，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形式的转变我国应随时给予关注确，确保能及时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形式的转变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我国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对国际上的各类热线进行监控；另一方面，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形式的转变制定有效的调控机制，确保将国际金融市场形式转变下资产的波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而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稳定性。

三、结语

无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国债务风险，都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相应的不稳定因素，且会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的债权大多来源于美国，因此相较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言美国债务所带来的风险程度往往更大，因此如何做好经济调控规避风险时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04）.

[2]陈欣，马莉.欧美主权债务问题的比较分析与前景展望[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02）.

6.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六

摘 要：“道德领导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对大学校长的道德品格、思想境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美国一流大学――范德堡大学宿舍楼更名事件的解读，发现大学校长在掌校过程中充分展现了道德领导力，表现为：坚持良知，维护大学精神；以身作则，敢于承担风险；高瞻远瞩，保护大学与公众的最佳利益。这一切建立在大学自主和校长人格独立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美国一流大学；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范德堡大学；宿舍楼更名；高登?基

“道德领导力”这个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詹姆士?伯恩斯（James Burns）于1978年提出，一开始针对的是公司主管，后被延用到其他组织或机构的领导者。道德领导力对于领导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领导者自身获得合法性和可信性的基础。领导者只有在管理中真正展现道德领导力，才能确保其所作所为符合认可的伦理标准，才能确保组织或机构的运行合乎道德。[1]在高等教育领域，道德领导力之于大学校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校长在学校内部治理过程中需充分展示个人的德性，即我们所说的“以德治校”；二是大学校长能够就社会上具有广泛争议的道德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引领社会文明和精神。

一、道德领导力对大学校长提出更高的要求

“道德领导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尽管并不要求大学校长成为圣人或伟人，但还是对大学校长的道德品格与思想境界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综合起来，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校长在治校中要以身作则、言出必行。作为一校之长，他/她不仅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行为，而且通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来影响和领导其他人。在涉及伦理道德的议题上，大学校长必须采取立场，说出真理，哪怕这一观点不受人欢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菲利普?克雷（Phillip L.Clay）就指出：“我认为一个合乎伦理道德的领导者，大部分时间要以身作则，做到言出必行；偶尔的情况下，才通过演讲影响他人。对于我来说，它意味着在涉及到伦理或道德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有关正义的问题上，要毫不畏惧地表达个人的立场。之所以要不畏惧，是因为这个时候领导力需要你发声，并亲躬力行。因此，在我看来，（道德）领导力就是通过你的行动和言语，来影响其他人。”[2]

第二，大学校长要以一种与个人深层价值观和信念相一致的方式治校，即做一名真实型领导者（authentic leader）。这要求大学校长做到：第一，不伪装自己，顺从内心，而不是迫于他人或社会的期望；第二，承担领导职责不是为了地位、荣誉或金钱，而是出于一种信念；第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进行决策，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或出于个人短浅的政治兴趣。[3]之所以需要真诚，是因为领导者的个人权威与权力就存在于其领导活动的“真实”之中。道德领导力就是运用这种权力，以赢得追随者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服从，并鼓舞追随者以极高的道德准则行事。对此，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施塔特（James Duderstadt）就指出：“大学领导者的个人诚信与道德如有问题，是不太可能站在制高点指挥他人的，也不可能拥有道德领导力所必须的公信度。”[4]

第三，大学校长需要具有全局思维和深刻洞察力。他/她不仅要促进个体的才能发展，而且要提升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促进全校的发展。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前校长格拉哈姆?斯帕尼尔（Graham Spanier）就指出：“一个大学领导者不应该接受职位，除非他/她已经作好准备：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于学校的最佳利益。”[5]大学校长的洞察力则体现在：他/她对哪些是“好声音”，哪些是“噪音”，能根据自己的良心和学识，作出准确的判断。

二、美国一流大学校长如何展现道德领导力

在不同时代，美国大学校长展现道德领导力的方式有所不同。自美洲殖民地?W院建立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学院的规模很小，学生数量较少（几十到几百不等），教师数量也很少；校长多出身牧师，具有深厚的宗教与道德观念。在那个时代，大学校长展现道德领导力、处理道德议题的主要方式是修辞，即通过类似于牧师布道的演讲或富有感染力的雄辩。

随着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入学人数的膨胀、大学校长来源的变化及其自身角色的复杂化，校长更多的通过决策与行动而非演讲来展现道德领导力。当危机来临时，大学校长如何因应（包括原则、战略和方式），可以集中展现校长的道德领导力。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名誉校长艾尔?耶茨（Al Yates）指出：“危机时刻，人们急需领导力，这个时候失败的风险也最大。不过同时，这个困难时期也提供了改变与进步的绝佳时机。在大部分高校内，这样的危机每年都有一两次（如果实在不幸，可能会更多）。这些危机常常是没有预料的、不请自来的，但它给大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大学可以向公众传递它支持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 [6]类似的，美国萨勒姆学院（Salem College）校长朱莉安娜?思里夫特（Julianne Thrift）说道：“大学校长必须把处理危机的行动与大学基本使命和社会根本价值联系起来。大学校长负有一个特殊的责任，即利用危机向所有选民再度强调基本价值与基本使命。”[7]

下文将以范德堡大学的宿舍楼更名事件作为个案，具体阐述当代美国一流大学校长如何在校园危机中展现道德领导力。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是美国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地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Nashville，Tennessee）。学校创建于1873年，是美国南方的少数名校之一，享有“南方哈佛”的美誉。在201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全美最佳大学排名中，范德堡大学列第15位。

（一）范德堡大学宿舍楼更名事件缘起

7.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七

文献综述

1.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相关文献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贸易附加值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主要包括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两种。

以Mundell (1957) 为代表的投资替代贸易派, 以传统贸易理论中的HO模型为基础, 提出当两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时, 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 从而取代相互贸易。因此,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出口贸易有替代作用。以小岛清 (1997) 为代表的投资互补贸易派认为,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是互补的,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创造和补充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 蔡锐和刘泉 (2004) 、项本武 (2009) 、柴庆春和胡添雨 (2012) 、张纪凤和黄萍 (2013) 通过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对母国出口贸易起促进作用。也有国外学者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Lipsey和Weiss (1981) 表示, 美国对欠发达国家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负相关。Head和Rise (2001) 利用日本企业面板数据,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促进关系。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关于贸易附加值, 蔡恩泽 (2014) 通过附加值贸易核算, 反映出我国在全球贸易中仅是“贸易大国”, 而非“贸易强国”。邓军 (2014) 使用增加值贸易数据, 研究我国出口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地为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份较短, 因此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 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关系提供国际经验。从理论上说, 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密切相关。不同的投资动机, 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不同。

现有文献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 研究对外贸易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文章非常缺乏, 而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 才能真正反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的创新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贸易附加值, 反映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二是利用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影响作为我国的国际经验, 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参考。

理论机理与模型

1. 理论机理

参考蒙代尔 (1957) 投资替代贸易理论、小岛清 (20世纪70年代) 的边际产业理论, 将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理论影响进行整理。根据投资动机不同, 可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战略资源寻求型、无形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 分布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 因此, 不同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也必将不尽相同。不同投资动机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关系如表1所示。

2. 理论模型

在借鉴张海波 (2014) 、Hausmann等 (2007) 、Zhuad Fu等 (2010) 研究的基础上, 加入出口贸易附加值, 对模型进行拓展,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理。

假设生产部门的投入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 且规模报酬不变、中间投入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函数为:

其中, α+β=1, L为劳动, K为资本, Y为生产增加值, A代表生产技术水平 (A由一国的技术水平决定) 。

Sterlacchini (2008) 提出, 一国的技术能力由内部知识收益D、外部知识收益F、获取内外部知识收益的制度I共同决定。函数可表达为:

其中, B为常数, xd、xf、xc代表内部知识收益、外部知识收益、获取知识收益制度的产出弹性。内部知识收益由一国的教育水平决定, 外部知识收益通过与外部交流获取知识溢出效应。因此, 由FDI、对外直接投资决定。

获取内部知识收益制度, 是一国保障获取内外部知识收益的政策法规等制度体系。将FDI、对外直接投资引入模型:

两边取对数得:

其中, C为常数, a、b、c、d、e、f、g均为系数。

由于一国的教育水平起始年份较少, 内部知识收益制度难以量化, 同时不属于本文要考虑的主要解释变量, 因此下文将内部知识收益及获取内外部知识收益的制度用常数表示, 并将 (4) 式简化为:ln (Y) =lnC+a×ln (odi) +b× (fdi) +c×ln (K) +d×ln (L) (5) 。其中, C为常数, a、b、c、d、e均为系数。Y为产出增加值, 与贸易附加值呈正相关。

由于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与全体经济的劳动力与资本不同, 各国贸易部门的劳动资本指标战时没有统计, 因此假设贸易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与全体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增长方向一致。一国的出口贸易附加值与该国的FDI、对外直接投资, 以及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相关。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 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其中, Yit表示t年一国出口到东道国i的出口贸易附加值, odiit表示该国t年对i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是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fdiit表示t年对i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与对外直接投资一起反映外部知识收益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参考张海波 (2014) 使用资本形成率来表示一国的资本规模, 使用劳动力总数代表劳动规模。因此, Kis为t年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资本形成率, Lis为t年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劳动力总数。

考虑到Yit表示t年一国出口到东道国i的出口贸易附加值, 母国出口到东道国的出口贸易附加值一定受东道国GDP的影响, 因此加入控指标, 东道国在t年的gdp表示为gdpidt。将 (6) 式中的模型修正为: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选取t年母国对东道国i的出口贸易附加值Yit作为因变量;选取t年母国对i国的对外直接投资t、t年i国对母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t、t年母国的资本形成率capt、t年母国的劳动力数量labt、t年东道国d的gdpdt作为自变量。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见表2。

3. 样本选取

由于美、日、中三国数据的详细程度不同, 因此对各个模型选取的样本国家也不同。模型均采用面板序列, 使用eviews9.0进行计量分析。

在分析美国的模型时, 依据样本的可参考性及可获取性, 选择44个国家或地区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这44个国家分布于全球各大洲、分布于各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中包括21个发达国家、23个发展中国家, 因此具有可参考性。

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fdi国别数据较少, 所以根据样本的可参考性及可获取性, 选择28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2005年、2008-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其中包括15个发达国家、13个发展中国家。

在选取中国样本时, 根据样本的可参考性及可获取性, 选取了42个国家或地区2005年、2008-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其中发达国家22个、发展中国家20个。

4. 计量结果

从计量方程的各类检验指标看, Hausman检验值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美国、日本、中国3个模型的调整R2均在98%以上, 表示3个方程的总体拟合优度良好。3个模型的计量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

从表3可看出,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出口贸易附加值有抑制作用, 而日本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附加值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替代关系, 而中国和日本存在互补关系, 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正相关系数小于日本 (中国为0.098, 而日本几乎是中国的两倍0.188) 。另外, 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本国劳动力规模、资本形成率与东道国GDP与美国出口到东道国贸易附加值均正向相关;日本外商投资与贸易附加值关系并不显著, 其余变量与贸易附加值正相关;中国则是fdi与资本形成率与贸易附加值呈负相关, 劳动力及东道国GDP与贸易附加值呈正相关。

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 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受生产成本缩减的意向驱动大于别的动因, 属于效率寻求型中的通过将附加值低劳动力成本或资源成本高的产业, 转移至劳动力或资源具有比较优势的东道国, 会导致美国这类产业出口下降、总体贸易附加值下降。而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受贸易扩展的驱动大于别的因素。一方面, 由于国内市场较小,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属于贸易拓展型;另一方面, 日本尽管技术创新能力十分优秀, 但比美国仍然有一些差距。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无形资产寻求型动机, 希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从国外获取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人力管理模式, 从而带动本国的出口贸易发展。因此,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的出口贸易附加值。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 且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均处于快速发展的国家, 国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美国、日本都还有一段差距。因此,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以市场开拓和无形资产学习为主。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 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蔡锐, 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4 (8) :64-70.

[2]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 2009 (4) :77-82.

8.中国美国领导人对比 篇八

关键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模式；风险防范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直以来，商业银行获得利润的途径主要有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中间业务就是不依靠商业银行自有资本，通过利用商业银行自身的信用、人才、设备等为优势，以中间人的身份，为客户办理支付结算、代理业务、银行卡、投资顾问、基金托管、个人理财等业务，并从中收取佣金和手续费。

国外银行，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已经由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把银行的主要重心放在了中间业务的开拓和发展上了。目前，美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种类已发展到了20000多种。业务范围也遍布世界各地。美国商业的营业收入的50%-60%来自中间业务收入。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尽管在最近几年也逐渐重视了中间业务的开发，但是传统的观点根深蒂固，大部分商业银行还是以存贷利息为主要利润来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显著低于利息收入。就连中间业务发展地最好的中国银行，其这些年的非利息收入也只占了营业收入的20%左右。

本文选取美国商业银行作为参照，希望通过对中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比较分析，学习美国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的优秀经验和风险控制，一来为我国创新中间业务模式提出更深入，更具体的发展方案，二来可以提高国内对于中间业务的风险防范，更好地开拓中间业务。

二、中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对比分析

（一）中间业务分类形式比较

按照2001年7月4日央行颁布的有关中间业务法律规定，我国银行中间业务包括支付结算业务、交易类业务、银行卡业务、担保类业务、承诺类业务、代理类业务、托管业务、咨询顾问类业务和其他类中间业务。而美国中间业务从收入的角度进行分类，主要包括信托业务收入、投资银行和交易收入、存款账户服务费、手续费收入以及其他的非手续费收入。

（二）经营种类和占比比较

我国银行的中间业务经营种类还是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传统的结算清算业务、代理业务和银行卡业务，这三大业务占比超过了中间业务的一半。对于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的业务，如私人银行、金融衍生品业务等基本没有。

相对而言，美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目前发展较完善，业务经营种类也较成熟。我们选取花旗银行最为美国商业银行的代表，对其中间业务经营种类和占比进行对比分析。之所以选择花旗银行是因为花旗银行是美国商业银行中盈利能力强，经营范围最广的银行。其业务种类也是最齐全的。美国花旗银行中间业务种类比较齐全，高含金量的业务收入比例大，如投资银行业务和衍生品贸易总收入约占40%。经营种类中除了传统的贸易结算业务，还涉及高技术含量和高含金量的衍生品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信托业务。对公金融服务上不仅有对公理财，还包含辛迪加贷款、贷款承诺等服务。种类齐全，且含金量高。

（三）业务比重及收入水平比较

中国中间业务收入大多来源于传统的支付结算业务、代理业务以及银行卡业务，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种类如衍生品业务，投行业务等几乎没有。但传统的中间业务收费低致使我国中间业务整体业务收入不高。

2013年美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比重均超过40%，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更是占总收入的一半有余。从中间业务中获得的收入已渐渐变成美国商业银行获利的主要途径。2013年中国四大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都未超过25%，其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来自于存贷款利差收入，占比超过75%。而利率市场化和金融领域的进一步放开，我国未来所面临的竞争压力降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强化经营管理的同时，应加快战略转型，注重中间业务的改革与开拓，调整收入结构，加大中间业务的收入比重。

（四）业务增长速度比较

我国四大银行近6年来中间业务总额呈加速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银行业已逐渐关注中间业务的创新。在过去几年我国银行实行经营战略转变，加大中间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张，巩固客户资源，努力优化收入结构。尽管国内中间业务落后的状况有了改善，但是相对于美国商业银行来讲，仍然是远远不足的。尽管美国四大商业银行相继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影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不断下降，但是自2012年起，中间业务复苏，收入呈上升趋势。中间业务总收入始终比我国中间业务收入高。

（五）技术服务和人才团队

技术服务方面，由于中间业务的发展需要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高科技产品，其对计算机、电子通讯计算有比较高的要求。中国虽然目前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电话银行、网银等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这远远不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技术上仍有很多欠缺。支付系统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核算系统，支持中间业务操作的应用软件不健全，通讯和计算机网络设施未能及时更新。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严重阻碍了我国中间业务的发展。

相对而言，被誉为“金融产品百货公司”的美国商业银行在涉及中间业务的技术上极为完善。电话银行、家庭银行、手机银行等技术极为完善。尤其是家庭银行，能够实现足不出户，在家里的沙发上就能轻松办理业务，这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大大降低了成本，也增加了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较强的支付网络、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较强的软硬件设施为美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创新提高了可能。

三、中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模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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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中美中间业务对比分析可知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模式呈现如下特点：业务种类齐全、以市场为导向、高附加值产品种类多、混业经营，分业监管、专业化管理。而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却存在中间业务种类单一，盈利性低，业务管理不集中，市场导向意识弱的缺陷。

四、我国中间业务发展的相关建议

目前，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放开外资银行相关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战略转型，更加积极拓展中间业务，才有可能在存贷利差逐渐缩小，外资银行争夺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下，稳步发展。

（一）加快商业银行创新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金融创新是银行充满活力的源泉，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加快产品的拓展，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创新思维和业务品种，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业务种类。今但是我国银行在创新的同时要时刻关注中间业务创新品种所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创新，努力向高收益率的业务品种迈进的同时，要建立健全风险防范系统。

（二）转变经营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利率市场化逐渐推进的今天，商业银行通过存贷利差获利的空间将逐步减少，我国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转变经营理念，重新制定发展战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间业务上，实现中间业务与传统业务相互促进。以客户为中心，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服务，努力创造集中式服务体系，让客户实现在一家银行就能办理所有的业务。增加客户的信任度，巩固高净值客户人群。

（三）增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和技术开发。中间业务的开发和创新需要一批具有金融、保险、法律、科技、贸易等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除了在人才选拔上关注应聘者的综合知识能力外，还要建立完善的岗前和岗中培训系统。鼓励从业人员继续深造，为员工提供出国学习的机会，聘请国内外优秀人才，增加实战型金融人才储备。另外高附加值的业务品种需要更高端的技术网络支持，因此国内商业银行也必须增加技术性人才，为中间业务的开展提供安全高效的后台技术支持。

（四）规范中间业务管理制度，防范金融风险。美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能够这么发达，美国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中间业务为此提供了保障。纵观我国对于中间业务的有关法律规范，只有2001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办法》对中间业务有所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乏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行业规范、收费标准、竞争机制上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我国完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分工，做好监管，防止因中间业务的过度创新引发的金融危机。

五、总结

我国商业银行虽然近几年中间业务的发展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业务发展程度仍远远不及美国商业银行完善。因此，首先我国应学习美国在中间业务上的先进经验，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开拓高附加值、风险稳定的业务品种，其次在维护好现有客服群体的基础上，要加强高净值客户的开拓。再者，应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一方面对行内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综合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致力于培养集金融、保险、法律、科技、贸易知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中间业务的发展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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