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精选7篇）

1.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篇一

《浙江省城乡道路客运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之一

2015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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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典型县市发展情况比较

一、海宁市

2002年，海宁市选择了城区连接观潮胜地盐官作为改造试点，同时抓住境内所有客运经营期限到期这一契机，制定了《2003年市境内到期客运班线配置意见》和《海宁市农村客运公交改造实施意见》，明确2003年6月30日前到期的境内客运线路经营权到期全部无条件退出，重新以服务质量评议面向全市4级资质以上客运企业择优配置。主要做法：

一是规范经营机制。彻底消除产权分割、承包、租赁、变相股份合作的弊端。建立产权一体、经营责任、服务规法、诚信为本，真正意义上公车公营经营模式。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来配置城乡公交线路资源。

二是站点设施统一。在改造农村公交的同时，将“港湾式”候车站列入规划之中，根据线路走向，行政村区域位置，客源分布，建造统一款式，不同规格的候车站。

三是财政补贴。包括购车补贴、运营补贴、科技投入补贴等内容。补贴政策以专项补贴为主，明确了补贴按照服务质量考核分档给予补贴，且规定了补贴总额与营业额的关系，能够较好的区别企业的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2011年和2012年财政分别补贴2391万元和4333万元。

四是服务监管。按“五定、四统一、两保”（定班次、定线路、定时间、定票价、定站点；统一排班、统一调度、统一结算、统一票价；保零距离换乘、保安全有序运行）的要求规范运行，提高公交服务质量。《海宁市公交行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将公共交通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还拟组织有关部门对公交补助实施绩效评价，并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机制。按照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确定配置改造经营企业，从而完善了行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点评：当地政府通过出钱向私营企业购买服务，制定适当的低票价政策，将公共交通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既让百姓得到了实惠又与当地财政能力相适应，较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基本建立起城乡客运一体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还有待得到缓解，市场供求调节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通村线路的严重亏损给公交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的困难，2011年城乡公交经营性亏损达到1400万元左右。原有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扶持力度已明显不足，企业发展缺乏后劲。

二、绍兴县

2002年，绍兴县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县境内道路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当年实现“镇镇通公交”，2004年，实现了“村村通公交”。近几年以“公交优先”为指导，积极整合城乡公交资源，市县公交启动国有一体化改革。主要做法：

一是统一体制，全面统筹。在省内率先实现了对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实行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通过“八个统一”（即统一政策法规、统一发展规划、统一资源配置、统一税费政策、统一运价标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经营方式、统一优惠政策）基本实现了公共交通服务的均等化。

二是财政补贴。①政策性亏损补贴：起步价下调和IC卡刷卡打折补贴。②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补贴：执行老年人免费、优惠乘车和残疾人免费乘车补贴。③企业营业额2%补助，2010年起改为每年100万元服务考核奖。④车辆更新及智能设施20%补助。⑤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如快速公交、夜公交、市场专线、城区公交无人售票线路1元补1元。⑥1小时以内公交换乘减五角的补贴。2012年县、乡财政补贴金额达到7000万元除20%的购车补贴外，其他的补贴都直接惠及乘客。

三是服务考核规范。出台《绍兴县城乡公交安全营运和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并专门安排100万元资金对优胜企业进行考核奖励，通过开展日常检查，每周通报班次执行情况，每月发布服务质量通报，每年考核公交服务质量。

点评：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制定低票价政策，将公共交通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等制度，快速地发展了城乡道路客运，提高了服务质量，让百姓得到了利益和实惠。但其补助政策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同时过低的票价导致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补贴。

三、义乌市

2010年11月起正式实施《关于义乌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意见》，编制了城乡公交客运一体化规划，制定了公交发展五年行动计划。义乌市公交线网实行二级公交网络管理，其中城区公交和乡镇公交为一级，农村支线公交网络为二级。目前由恒风交运（国有）和万方交通（民营）两家公司经营。主要做法：

一是统一体制，加强规划。义乌市公交线网由原来的城乡公交、乡镇公交、农村支线三级公交网络变成了二级公交网络，将城区公交和乡镇公交融为一体。重点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公交管理、运营机制，以及对近中远期城乡一体的公交线网、场站、车辆系统进行规划。

二是建立补贴机制。政府对企业低票价、各种票价优惠等政策因素造成的公交企业亏损进行补足，并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公交企业合理利润率定为3%，当企业利润率低于3%时，由政府补贴补足。镇街小面的纳入公交企业的政府补贴范畴。2012年义务公交补贴已经过亿。

三是实行成本核算。义乌市公交补贴实行标准成本制度。每年根据企业实际车辆数和运营情况核算标准成本，标准成本由人工费用、能源燃料、车辆折旧、保养修理费、行车事故损失费、场站租赁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等9个方面组成。财政补贴额度根据标准成本来确定。

四是建立公共交适度竞争机制。实行公交线路经营权公开招投标制度。在线路经营权到期或新线路开发时，通过公开招投标引进营运效率高、服务质量好的其他运输企业。目前义乌公交行业保持在3-5家企业适度竞争的状态。

五是开展服务质量考核。建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局，负责对公交企业进行服务质量考核，包括按计划增加开通公交线路的执行情况、车辆购置、新增运力、公交车运行公里数、载客数、公交车运行班次间隔时间执行情况等内容，并将考核结果与政府补贴相挂钩。

点评：义乌市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实行二级公交网络管理，既提高人口稠地区的公交运行效率，又兼顾了农村支线人口稀少的现实。当地政府通过出钱向企业购买服务，制定低票价政策，将公共交通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让利于民又与当地财政能力相适应。但政府采取对企业政策性亏损进行审计的亏损额进行补助，该补贴机制不利于发挥企业降低成本的积极性，且成本考核难度较大。同时过低的票价政策造成了财政补贴压力更大。

三、余姚市

2012年余姚市共有城乡道路客运企业3家，全市基本形成相互衔接、资源共享、布局合理、方便快捷、畅通有序的城乡一体的公共客运网络运行机制。主要做法：

一是分片织网。以城区以东、南、西、北四个站为依托的城区内公交客

运网络；以东、南、西、北四个站与乡镇村连接的城乡客运网络；以乡镇为依托的区间客运网络，主要解决村与村、村与镇之间的群众乘车。

一是政府主导。2012年共投入财政资金2.1亿元，分5批次依法终止了6家客运企业70条市境内农村客运班线的经营权，254辆市境内、95辆毗邻县市客运班车相继退出经营。改造后，区域内的城乡道路客运统一由国有公司来提供，采用低票价的供给方式，干线公交实行2元一票制，乡镇区域支线公交实行1元一票制。

二是建立补贴机制。采用的一事一议的专项补贴机制，如增加网络密度、延长服务时间、鼓励车辆更新等。

点评：余姚市通过政府主导对个体承包、挂靠的农村客运进行了国有改造，实现城乡客运一体化，避免了农村客运经营的恶性竞争，让百姓得到了实惠。补助政策以及服务质量考核机制等政策还有待建立，加之实行过低的票价政策，使政府财政补贴压力较大。

四、湖州市

2004年8月市府常务会议通过《湖州市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方案》，2004年12月，市区第二层次（市区至各大镇）17条线路，130多辆城乡公交车驶进中心城区。2005年7月，湖州市区首条乡村公交线正式开通，第三层次（镇到镇、镇到村）城乡公交一体化进入实质阶段。城乡公交系列采取统一外观标识，使用不同颜色进行区分。2006年12月，湖州市最后一个行政村公交线正式开通，历时三年的湖州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工程胜利完成。2011年，市区6家公交企业整合重组成为2家公交企业，实现公共交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主要做法：

一是体制统筹。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的湖州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湖州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

二是财政补贴。市财政每年安排市区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不少于5000万元（不含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对公交企业执行政府公共政策造成的经营亏损或收益减损给予合理的补贴、对公交企业购置符合政策导向的公交车辆给予适当的补助；在维持公交企业财务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对提供合格服务的公交企业给予合理的投资回报。财政性资金对城乡公共交通进行补贴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的政策性亏损、车辆及设施设备发展补贴、符合服务质量要求的合理投资回报等三个方面。

三是服务监管。《湖州市城乡公交一体化质量管理标准》、《湖州市城乡公交形象体系标准》和《湖州市城乡公交停靠站标准》，各分管所制定辖区内与该标准相配套的《城乡公交一体化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城乡公交一体化服务质量考核细则》。

四是政策扶持。减免乡镇至乡镇、乡镇至各行政村之间的公交车辆通行费；各县区将农村准四级客运站、港湾式停靠站所需建设用地统一纳入公路建设用地范畴，享受公路建设用地政策。港湾式停靠站地基建设由公路建设单位按标准负责建设，建设资金列入乡村康庄工程建设项目，对港湾式停靠站站棚建设给予相应补助；各县区政府将适度减免公交企业有关税费,并视当地情况，有条件的对公交企业购置客运车辆的贷款给予贴息。

点评：湖州市制定了严格的服务监管机制，并将考核结果与企业补贴挂钩。制定的适当低票价政策，既让百姓获得了利益，又与当地财政能力适应，同时按里程为主要方式的补助方式和服务质量考核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市场失灵。行业退出机制还尚未建立，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但片区经营的原则导致企业的垄断经营，无退出机制，不利于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五、龙游县

2012年全县15个乡镇街道已全部开通城乡公交，通三级以上公路的中

心村也全部开通了城乡公交。龙游县城区由一家公交企业负责提供公交出行服务，此外全县还分为塔石、湖镇、横山、溪口四个片区，四个公司按片区经营。主要做法：

一是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抓住第一轮农村客运线路经营权到期的有利时机，通过线路的服务质量招投标，重新配置农村客运线路经营权，对农村客运企业重新进行“洗牌”，建立了对农村客运线路车辆残值进行评估退出市场的机制，建立了客运企业经营退出机制，确立了市场的竞争机制。

二是公共服务提供及补贴。针对城市公交提供的对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政府暂定按每年40万的标准给予财政补贴；城乡公交营运企业开通学生接送车，由政府按实际接送人数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点评：龙游县率先在城乡道路客运中引入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在招标之前对所有营运车辆进行残值评估，实现了经营权与财产权的分离，保障了企业退出的平稳过渡，并以片区打包方式对城乡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配置改造，建立了服务质量考核机制并与准入退出机制挂钩，较好地解决了市场恶性竞争问题。但由于客运成本上涨较快，以及农村客源的流失，导致偏远线路经营举步维艰，出现减少班次甚至停运的现象。

六、泰顺县

目前泰顺县共有9家客运企业开通县境内农村客运班线66条，班车通村率为80%。主要做法：

一是鼓励实施公司化片区经营模式。从2003年下半年始，将全县短途客运规划为7个片区，一定区域内线路经营权到期的经营者，按相关股权，按一片一公司方式进行筹建，实行股份化合作、集约化经营、员工化管理、公司化运行、区域化经营的“五化”模式，实行一个片区一个公司、一种车型，建立产权

一体化、经营责任化、管理统一化、服务规范化的全新运行机制。

二是坚持冷热线合理搭配，允许灵活组织运力。对各个片区内的客运班线进行冷热线捆绑配置，确保经营者有效益，各片区企业可以根据不同农村群众出行的季节性和时段性，对片区的客运班车进行合理调配；另一方面，根据农村群众早晚进出客流量明显，“两头多，中间少”等的乘车习惯差异，投放出不定班、一车多线，不定时、随时预约或是在赶集日进出村的区域经营的“康庄小巴”等多种形式。

三是灵活调整客运票价。

点评：泰顺县通过实施公司化片区经营，有效提高了行业的规范化运行。为应对客运需求的时空分布不均，坚持冷热线合理搭配，允许灵活组织运力。适时灵活调整客运票价有效应对成本上涨，对财政紧张的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足之处是城乡居民出行成本相对较高，也不利于鼓励城乡居民公共交通出行。

第二篇典型县市城乡客运发展经验的启示

综合上述六个典型县市城乡客运发展情况，浙江省城乡道路客运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政府主导模式。如余姚、义乌等。这一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在城乡道路客运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国有企业，为城乡居民出行提供服务。如余姚市投入巨额财力开展全市的城乡道路客运公交化改造，以国有企业收购的方式，完成了城乡道路客运公交化改造，并在全市域范围内实现城乡公共交通低票价政策。义乌市采用了“城乡一体、适度竞争”的城乡道路客运供给方式，境内由两家企业提供城乡道路客运服务，并完成了主导行业的公共交通企业恒风交运的国有改制工作。

政府主导模式的优点在于：

①政府对于城乡道路客运企业有强的控制能力，政府指令的执行力较强，市场见效快。

②实行较低的票价，不仅百姓得到了更多实惠，而且还吸引城乡居民公交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和促进城乡沟通等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

③国有经营、城乡一体，有利于城乡客运线路网络规划，也有利于减少市场矛盾。

但是，这种模式也有一定的缺点：

----国有改造付出的成本较高，低票价政策也给财政带来较重负担；

----政府与企业的边界较为模糊，“政企不分”，政府可能越位，并过分干涉企业行为；

----国有企业对于市场的信号敏感度相对较差，容易带来营运低效率，决策失误等，可能过度提供公共服务，导致资源浪费；

----国有独家经营，企业缺乏活力。

需要加强的方面：

①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②建立科学的补贴方法，健全相关补助制度，为企业提供确定的、可预

期的政策环境；

③建立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政策挂钩；

④完善信息公开机制，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加强民众对行业发展决策的影响力。

2、政府引导模式。如海宁、绍兴、湖州。这种服务提供模式下，区域内往往由民营企业提供城乡道路客运服务，而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更多的以政策影响企业行为，借助票价管制、财政补贴、服务监督等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引导行业发展。海宁市采用了“城乡一体、区域垄断”的市场供给模式。绍兴市采用了“城乡一体、区域经营、适度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供给模式。湖州市本级采用了以“城乡一体衔接、区域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供给模式。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

①建立了较为清晰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企业主体健全，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企业的服务效率较高；

②建立的适当低票价政策，财政负担相对较轻；

③区域经营，城乡一体，有利于线网规划；

④完善的服务监督评价机制，评价结果与财政补贴向挂钩，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较高。

该模式的缺点：

①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在服务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偷懒等低质服务倾向。

②府指令的执行力相对较弱。

需要加强的方面：

①建立科学的补贴办法，健全相关补助制度，为企业提供确定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③善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政策挂钩；

③完善信息公开，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

④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3、市场主导模式。如龙游、泰顺等。这种模式中，政府倾向于与市场划分更为清晰的界限，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更多的通过制定标准和规范来引导行业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龙游县多家农村道路客运企业实行“区域化经营”。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紧张，对于城乡道路客运服务没有或仅有较少的财政补贴。泰顺县鼓励实施公司化片区经营，有效提高了行业的规范化运行，为应对客运需求的时空分布不均，坚持冷热线合理搭配，允许灵活组织运力，适时灵活调整客运票价有效应对运营成本上涨。

该模式的优点：

①家企业区域经营，引入了竞争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城乡道路客运的进出和市场恶性竞争问题；

②企业主动性较强，能按市场信号调整和提供运输服务；

②府财政压力较小。

该模式的缺点：①企业按市场信号经营，在开行冷线、提高服务水平方面的动力不高，容易产生市场失灵。②票价相对较高，对吸引城乡居民公交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和促进城乡沟通不利；③市场竞争激烈，容易产生市场矛盾。

需要加强的方面：①根据地方财政能力，建立适当补贴制度，对企业开辟冷线及特殊人群服务提供适当的补助；②建立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和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政策挂钩；③完善信息公开机制，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

综上所述，城乡道路客运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取决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行业的定位和财政能力。但以下基本点是我们在工作中应当坚持的。

1．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是保障城乡道路客运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乡道路客运行业主要表现为严格的政府管制，但行业供给却很难满足市场需求。然而，随着后来政府对行业管制的放松，行业生产的主导权逐渐由政府转向市场，使得行业供给飞速增长，并很快满足了大部分的客运需求，主要还是在于市场机制强调打破行业准入屏障，使企业的收益与其经营效率挂钩，促进了行业竞争，有效地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尽管完全依靠市场会导致一些市场失灵问题，但如果放弃了市场机制，就相当于放弃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由此，发挥市场机制是保障城乡道路客运健康发展的基础。

2．地方政府责任到位是促进城乡道路客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虽然，依靠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解放城乡道路客运行业的生产力，促进行业供给，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也会导致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满足人们出行需求，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同时，地方政府还应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并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具体而言，由于市场机制难以提供冷线 的客运供给，对此政府应提供基本的财政补助，以保障这一地区民众的客运出行。而对于热线的恶性竞争，政府应加大行业监管，以保障乘客的出行权益不受损害。同时，政府应避免对客运行业的不当干预。

3．国有、民营企业都能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出行服务。

国有企业执行力强，但由于与政府间责权关系不够清晰，使国企对政府存在依赖。民营企业经营高效，但其逐利性也会导致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放弃冷线经营。由此可见，国有、民营企业在解决市场失灵，满足居民出行的过程中各有优缺点。所以，为了促进城乡道路客运行业的有效发展，应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政府管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各种企业的优势。

4．票价和补贴政策要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票价和补贴是城乡道路客运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实施行业管制的重要手段。政府制定和执行票价、补贴政策，一定要遵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据当地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相适应，并借助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合理的量化和组合，以实现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发展的正向激励，保障城乡居民的出行服务。

在平原发达地区，人们出行需求多样，地方财政实力比较雄厚，城乡道路客运需求较多，且行业的发展目标主要是提高出行吸引，发展绿色、高效节能的客运出行体系。基于这一情况客运票价和补贴的制定主要应考虑如何提高行业服务水平，促进行业绿色、高效、节能发展，如将服务质量考评与行业补贴挂钩，补贴绿色节能车辆，通过实施优质优价发展多元化的客运服务以吸引更多类型的出行者，尤其是小汽车出行者。

而在山区欠发达地区，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实力一般，城乡道路客运需求较少，且行业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保障居民的基本出行。基于这一情况客运

票价和补贴的制定则主要应该考虑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以及客运服务的基本保障，如提供基本的财政补贴，适当提高票价以维持企业的运转。

5．提高服务质量是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为城乡居民提供出行服务则是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行业发展的成败。提高服务质量，实施行业服务监管是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对于欠发达地区，城乡道路客运行业趋向于公共物品，服务监管的主要责任是维持客运出行的安全和可达。而有效的服务监管必须建立完善且可操作的服务监督指标体系，并实施严格的服务监督机制。当然，为了更有效地保障服务水平，城乡道路客运行业有必要建立基于服务质量考评的行业准入退出以及补贴机制。

第三篇浙江省城乡道路客运的发展方向

一、城乡道路客运需求分析

目前浙江省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把小城镇的发展纳入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这也就意味着，大城市的人口流动逐步趋向稳定，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承载体。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城乡道路客运市场需求将在不同的区域呈现两种分化，由此使得城乡道路客运的供给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一方面，经济发达的农村平原地区将在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镇或者中心村，由此带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当地人们的出行方式由分散、随机向集中、规律转变，城乡道路客运则越来越倾向于私人物品特征。小规模，低服务的道路客运供给将很难满足这一需求。取而代之的则是大容量，高效率，高服务，低碳节能的客运供给。

另一方面，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山区将会成为主要的人口输出地，地区城

镇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其区域功能将主要定位于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地或者是作为城市后花园的旅游景区。作为农产品生产地基本不会产生太多的客运需求。而作为旅游景区则会在周末或其他节假日吸引大量乘坐小汽车出行的周边市民。无论是哪种功能定位，我们认为经济不发达农村山区的客运需求将继续保持量少、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城乡道路客运则更多地呈现出公共物品特征。如果继续对其提供大量的定点、定时、定班、定线、定票的客运服务，无疑将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从行业发展的效益性考虑，政府在提供补贴的同时，应考虑借助更多灵活安全的客运供给方式。

二、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定位

进入“全面推进城乡融合”新阶段，浙江的城乡道路客运发展应实现以下定位：

（1）保障基本出行。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覆盖面广、可持续运行的城乡道路客运体系。

（2）促进城乡融合。当前，客运发展仍处在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的历史阶段，客运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比较大。以促进城乡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减少城乡的社会隔阂，推动城乡一体发展。

（3）确保安全运行。城乡道路客运出行，安全是基本保障，但到目前为止，安全工作仍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制度建设缺失、道路等级不够、站场设施落后、车辆老旧严重、驾驶员理念落后等，均严重地制约了城乡道路客运的安全发展。在行业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安全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方式转变的效果，提供更加安全的出行服务将是下阶段客运发展的主要任务。

（4）引导绿色发展。通过形成完善的城乡客运网络体系，使城乡客运

成为农村居民的重要出行方式，解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同时，通过发展新能源，加大绿色能源车辆，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城乡客运的组织化水平及运行效率，引领低碳交通发展。

（5）实现持续发展。新时期城乡道路客运必须是市场环境良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融洽、分工明确，票价票制体系合理、补贴机制健全和监管考核有效并相互充分协调的，有利于行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城乡道路客运服务体系。

三、不同区域对城乡道路客运发展的目标定位

结合浙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及城乡客运行业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特征，不同区域城乡道路客运发展的侧重点应当有所差异。

1、平原发达地区构建区域公交客运体系。

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农村与城市的界限已日趋模糊，城乡联系紧密，城乡道路客运需求旺盛，客运行业倾向于私人物品。考虑到发达地区私家车较多，交通拥堵日益突出，该区域城乡道路客运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以提高居民的客运出行品质，提高客运吸引力，引导安全、绿色交通为主要目标，加上政府的合理干预，进一步制定并规范城乡道路客运的服务标准，建立营运与票价、补贴、监管、考核等政策相协调的行业可持续发展机制。

2、山区欠发达地区构建形式多样的农村客运。

农村客运服务是保障山区欠发达地区老百姓基本出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居民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出行方式。山区偏远地区往往山多、路崎、人稀，城乡道路客运的营运成本较高，客运企业出于收益考虑通常不愿意在这些地区经营，最终导致居民的基本出行难以得到保障。该类地区的城乡

道路客运发展应该以保障居民基本的安全出行，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此政府除了提供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还应该适当放松行业管制，发挥市场机制，发展形式多样的农村客运加以补充，如：康庄小巴，电话叫车系统等。

三、城乡道路客运发展基本思路

城乡道路客运发展应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梯度推进的原则，平原发达地区构建区域公交客运体系，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山区欠发达地区构建形式多样的农村客运，实现城乡客运一体。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政府管制、社会监督、评价考核等方面，通过利用市场机制，科学实施政府干预，以有效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出行，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最终实现行业的安全、便捷、高效、节能、绿色、可持续发展。

1、政府主导模式的完善思路。一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二是建立科学的补贴方法，健全相关补助制度，为企业提供确定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三是建立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政策挂钩；四是完善信息公开机制，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提高民众对行业健康发展的影响力。

2、政府引导模式的完善思路。一是要建立科学的补贴办法，健全相关补助制度，为企业提供确定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二是完善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政策挂钩；三是完善信息公开，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四是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3、市场主导模式的完善思路。一是根据地方财政能力，建立适当补贴制度，对企业开辟冷线及特殊人群服务提供适当的补助；二是建立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补贴和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政策挂钩；三是完善信息公开机制，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

四、基本任务

1、建立适度竞争的市场经营机制。建立健全适度竞争的城乡客运市场机制，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从事城乡道路客运经营；鼓励通过片区经营，解决冷热线问题；鼓励城乡客运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探索建立行业服务质量招投标机制。

2、建立科学的票价调节机制。结合地方政府对城乡道路客运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客运票价机制。实行公益定价的地区，要结合地方财政能力，建立科学的与财政能力相适应票价机制，既起到引导城乡居民公交出行，又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投入；实行成本定价的地区要从城乡道路客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合理制定线路票价，并加强对运行成本的监测，建立随成本变动的票价调节机制。

3、建立公共财政投入城乡客运的长效机制。加快建立以地方为主，省级资金倾斜欠发达地区的城乡道路客运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建立与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的、科学的、多层次的财政补助办法，健全相关补助制度，为企业提供确定的、可预期的补助政策环境。通过财政补助投入城乡道路客运，提高城乡道路客运通达深度、广度和服务水平，增强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探索政府向企业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和机制，通过建立契约关系，规范政府与企业责权，破除政府财政不能补助民营企业的落后观念。

4、建立与补助政策挂钩的服务质量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健全城乡道路客运服务质量规范和质量考评体系，加强对城乡道路客运服务质量监督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补助政策和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相挂钩。通过服务质量考核与补助政策挂钩引导企业强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5、建立多元化监督评价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城乡道路客运的多元化的监督评价机制。鼓励和广泛吸引民众、民间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考评，建立民

众、民间组织参与的城乡道路客运行业监督管理评价机制。首先要完善内部监督，一是审计部门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二是交通运输部门对服务提供的监督。其次还应建立独立、多元化的外部监督和评价机制。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督与评价，以及通过信息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

城乡道路客运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城乡居民公共出行的重要途径，发展城乡客运不仅是惠及千万民众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展望浙江省城乡道路客运未来：以城乡客运规划为先导，线路网络布局合理，站场站点设施完备，与城际客运、城市公交等其他运输方式便捷换乘，并有效缓解城乡区域交通拥堵的服务行业；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行业集约发展，企业充满活力，市场适度竞争，信息公开透明的服务行业；以政府科学监管为保障，票价合理，财政补助与当地社会经济相适应，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化、契约化，企业适度赢利，安全机制健全，行业队伍稳定的服务行业；以机制与科技创新为推动，实现安全、便捷、绿色、公平的现代化道路客运服务行业。

2.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篇二

关键词：民营企业,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辽宁省,浙江省

一、辽宁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情况分析

1. 辽宁省民营企业出口情况

“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民营出口企业新增4000家, 2008年辽宁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127.79亿美元, 其中出口93亿美元, 占全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的2.45%, 占本地区出口总额的22.12%。2010年以来, 辽宁省民营出口企业生产强势反弹, 恢复性增长态势明显, 出口交货值持续大幅增长。2010年底, 辽宁省民营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670亿元, 是2005年的2.1倍。出口交货值500万元以上企业达到2290户, 增长48%, 年均增长8.2%[1]。2011年, 辽宁省外贸出口保持较快发展, 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出口交货值1760.6亿元, 同比增长17.18%。民营企业出口124.9亿美元, 增长21.3%, 集体和个体私营等企业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26.2%;辽宁省民营企业化工、机电、食品加工类产品出口增长较快, 对日本、韩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基本保持稳定, 对欧盟、美国出口增长迅速[2];2012年, 辽宁省民营企业出口217.12亿美元, 同比增长61.68%,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37.5%, 高出国有企业15.5个百分点, 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2013年, 辽宁省民营企业出口281.74亿美元, 同比增长44.28%, 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35个百分点[3]。

2. 辽宁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民营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 民营中小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形成了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 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已“走出去”到境外投资兴业, 拓展了市场空间。在境外资源开发、海外并购和对外工程承包等方面, 涌现出了抚顺罕王傲牛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丹东曙光集团等一批成功“走出去”的民营企业[4]。2010年全省民营企业合同利用外资额52.05亿美元, 是2005年的1.89倍, 年均增长13.6%, 占全省合同外资额的20.3%;实际利用外资额36.9亿美元, 是2005年的2.24倍, 年均增长17.5%, 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额的17.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省境外投资的主力军, 辽宁省境外投资由“十五”时期全国排名第15位上升到第5位。2011年辽宁省共核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10家, 同比增长49.32%, 投资额8.08亿美元, 同比增长132.5%。2008—2012年辽宁省民营企业累计对外投资64.22亿美元, 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80亿美元, 年均增长160%。“十二五”时期辽宁省民营企业将延续“走出去”战略, 未来重点地区是非洲、东南亚、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5]。

二、浙江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情况分析

1. 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情况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 民营经济一直是浙江省经济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从20世纪末开始, 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日渐成为浙江省外贸的主要增长点, 其作用越来越重要。自我国加入WTO以来, 浙江省民营外贸企业异军突起, 外贸出口额连年增长, 2003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企和外企, 占全年全省出口总额的36%, 到2009年此比重上升到55.1%, 在全国各省 (市、区) 名列第一。2004—2011年, 浙江省民营企业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 民企总量从2004年初的26万户增长到2011年底的72万户, 8年增长了近2倍。民营企业占比也从2004年的55%上升到2011年的83% (超过广东的79%和山东的78%) 。这期间浙江省共新设立私营企业72.2万户 (每年新设立的私营企业近10万户) , 新设立个体工商户334万户。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2009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额较2008年下降了8.6%, 但仍然达到了732.3亿美元。2011年, 民营企业出口额1294亿美元, 占60%, 成为浙江省出口创汇的主力军[6]。2012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额1408.8亿美元, 同比增长8.5%, 居广东省之后, 列全国第二位;2013年前9个月, 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额1232.70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19%, 在全国排名第二, 而辽宁省民营企业出口额则排名第三 (见表1) 。

2. 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十一五”时期, 浙江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占总额的90%左右, 吉利、万向、华立等一批著名民营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已成为国际化经营的佼佼者。截至2010年底, 浙江省已有7个境外园区, 其中国家级合作区项目3个, 园区累计投资额2.4亿美元, 带动入区企业68家, 累计投资5.2亿美元。2011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跃、拓展国际市场成效明显等特点, 国外经济合作营业额首次突破30亿美元, 亚洲仍是浙江省对外投资流量聚集度最高的地区。2011年浙江省民营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境外投资项目共有45个。2011—2013年浙江省每年境外投资增幅都超过20%, 经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6444家, 居全国第一。

三、辽宁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中与浙江省存在的差距

1. 缺乏龙头大企业、大集团

2012年, 在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了142席, 连续14年居全国之首, 已有5家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亿元。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 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动力。在2013年的500强榜单中, 浙江省有139家企业上榜, 继续领跑全国, 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7]。而辽宁省在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共有11家企业上榜, 占全国的2.2%, 其中沈阳远大企业集团位列第223, 前100名中只有1家万达, 大部分在100强之外, 甚至落在榜尾[8]。

2. 对外拓展能力不强

“十一五”期间, 境外营销网络和生产基地是浙江省进行境外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向。据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统计, 2009年浙江省企业新建了约400所境外营销机构, 而2010年上半年, 浙江省又新增经商务部门核准的境外营销网络186家, 占同期全省经核准的新设境外企业和机构数的76%。2012年底, 浙江省在境外建立了50个省内具有优势的地区营销总部, 着重扶持100家特色龙头企业建立起营销网络, 主要功能是推广自主品牌、实现营销接单、售后服务以及物流配送, 境外网络营销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相比之下, 辽宁省民营经济总体上开放程度不高, 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还较缓慢, 加强国际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强。

3. 缺乏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园区平台

截至2010年底, 浙江省已有7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工业园) , 规划面积15.94平方公里, 累计投资2.4亿美元, 带动入区企业68家, 累计投资5.2亿美元, 境外经贸合作区 (工业园) 作为浙江省企业集群式境外投资的有效平台, 成为浙江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而辽宁省民营企业则缺乏通过经贸合作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平台。

4. 品牌效应不够明显

浙江省有5万多个注册商标, 其中有778个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辽宁省的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也创造出了一批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知名品牌, 如“盼盼”牌防盗门、“鲁冰花”牌饮料、“博林特”牌电梯等, 品牌效应初显。但与浙江省相比, 辽宁省民营企业的品牌效应还不够明显, 很多中小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比较淡薄, 缺乏打造品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上市公司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品牌, 其海外经营也大多靠贴牌生产, 不利于企业自主品牌建设[9]。

5. 企业研发能力不强

如今浙江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已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从以专业市场、贸易代表处为代表的传统“走出去”形式发展到今天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 建立生产基地等形式, 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然而, 辽宁省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规模、低水平运作, 有的技术设备落后, 有的技术设备虽然先进, 但硬件不配套、软件开发滞后, 造成了产品在创新、研制、生产环节上与国内外同类产品在结构、功能方面都存在差距。

6. 专业化协作与配套水平不高

目前, 浙江省有601个年产值过亿的“块状经济”块, 其总产出占全省工业产值的64%。“块状经济”又被称为区域特色经济, 温州鹿城区的眼镜、鞋、服装、打火机, 宜山的纺织, 柳市的低压电器, 义乌的小商品, 玉环的小农具, 安吉的转椅等都是浙江省极具特色的“块状经济”。然而, 目前辽宁省多数民营企业的产业关联度较低, 互补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充分, 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具有高度分工合作关系的产业发展链条。一些民营工业园区或民营企业群落虽集中了大批企业, 但上下游产业关联很小, 专业化分工协作和配套程度很低。

四、加快辽宁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1.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2011年辽宁省实施扶持民营企业的“345”腾飞计划。“345”腾飞计划是指, 到2015年辽宁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3万亿元, 年均增长22.6%;上交税金4000亿元, 年均增长26%;企业户数200万户, 年均增长2.2%,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5万户。辽宁省需全力支持民营龙头企业的发展, 打造民营“百强”企业, 培育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选择100户重点民营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贷款担保等方面予以扶持[10]。

2. 提高企业对外拓展能力

辽宁省民营企业可以参考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做法, 建立自己的海外网络, 其形式主要包括海外办事处、连锁店、贸易公司、贸易中心等。为了充分发挥辽宁省对外经经济与贸易工作的优势, 辽宁省外经贸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助力企业“走出去”:一是突出抓好工程承包大项目;二是突出抓好在国内的境外投资培训。为辽宁省企业赴境外投资搭建信息、政策服务平台;三是突出抓好境外工业园建设。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境外并购。

3.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2013年辽宁省组织了“中韩企业贸易洽谈会”, 组织了近20家对口企业与韩国的11家企业对接洽谈;组织企业分别参加了“辽宁省美国经贸合作洽谈会”、“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工业园投资论坛”。辽宁省应继续支持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中小企业与成套设备商或工程总承包商联手扩大出口, 逐步提高出口比重;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加强与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合作, 推动辽宁省中小企业与上述国家 (地区) 企业的合资合作;建立辽宁省中小企业国际交流网络平台, 搜集境外中小企业合资合作需求, 组织与辽宁省企业合作项目对接活动。

4. 加强企业品牌建设

辽宁省需支持民营企业利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发展进出口贸易, 加快培育跨国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境外并购等对外投资业务, 收购技术和品牌, 带动产品和服务出口;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积极研发科技含量高的技术产品,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树立品牌竞争意识, 培育国际化品牌, 从根本上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设立辽宁省支持出口品牌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5.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辽宁省需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 争创名牌产品, 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制定中小企业重点产业发展目录。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推动民营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升级步伐, 淘汰落后产能。

6. 加强企业产业集群建设

目前, 辽宁省已有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上百个各具特色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 需依托正大力兴起的产业集群, 集中全省现有各类园区的资源, 打造一大批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度高、出口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突出、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基地。

参考文献

[1]辽宁民营企业出口强势反弹[EB].新华网, 2010-07-22.

[2]2011年辽宁外贸进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B].中商情报网, 2012-01-27.

[3]辽宁非公经济比重越来越重[N].中华工商时报, 2009-10-19.

[4]民企成为辽宁省对外投资主力军[EB].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11-04-05.

[5]李东.应该高度重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投资风险问题[EB].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投资指南, 2013-01-07.

[6]张波.中国民营企业外向国际化的风险、模式与战略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7]2013中国民企500强出炉浙江139席领跑全国[EB].中国网浙江频道, 2013-08-29.

[8]中国企业500强发布辽宁地区惨不忍睹[EB].新浪财经, 2013-09-03.

[9]营造理想发展环境促进民营更大飞跃[EB].辽宁经济信息网, 2007-08-08.

3.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篇三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

一、社会主义非公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界提出了诸多非公经济发展理论，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生产力落后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1.“生产力落后论”

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沿着这种理论追溯下去，当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则不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了。这是典型的“养猪理论”，养猪是为了吃肉，先把猪养肥，然后宰了，吃猪肉，这种理论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做某个历史阶段的事情，显然是错误的，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个体私营企业主担心政策的变化性，如果回到老体制，政府会第二次革命，没收其财产，于是不再追加投资，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长远发展。

2.“生产力多层次论”

认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要允许非公有制存在与发展，这种理论把不同层次生产力与不同的所有制机械地相匹配，落后的由个体来经营，稍微先进一点的可以办私营经济，更先进的就办公有制经济，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虽然不能设想所有地区、产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处在同一水平，然而并不是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就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匹配，或者先进生产力就能对应公有制经济，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的变革，将导致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个体小规模经济只能采用落后生产工具的说法失去了意义，其实有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已经装备先进的生产设备，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这一点和国有企业是相同的，生产工具本身并不带有公私性质。

3.“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1956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间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需要“补课”，对资本主义改造不是不对，是太早了，应该补课，补课完成之后，再消灭。按照这个理论，生产力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总要被消灭，所以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

4.“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这种理论认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在所有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一句空话，如果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必须有多种所有制，其中包括多种非公有制和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这是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

二、十七大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这是党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最新表述，也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贯彻落实好这一方针，才能大力发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论上的新突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两个平等”的思想，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①解决市场准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消除一切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歧视现象；②解决资源配置上的市场不公，革除一切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③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④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

4.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研究 篇四

一、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认识问题

1.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不言自明，有工人群众的地方就要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队伍。我们知道，党在执政前的历史就是这样，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就是到非公有制经济中去，那时哪有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工厂、矿山？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解放以后，我国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党成了执政党，我国的工商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都成了公有制的企业，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党的党建工作自然就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建党的问题。现在情况变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存在着，难道我们就是因为这些经济组织的性质不是公有的国有的，而放弃我们党的这块工作阵地？丢掉我们党的这个阶级基础？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利的。未执政的时候我们党都能冒着危险秘密地到那些资本家办的工厂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现在我们党是执政党了，反而不能、不想、不愿到非公经济组织中去抓党建工作，说不过去，没有道理。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才能贯彻落实，如果不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在某一方面党的领导就会落空，这样势必削弱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2.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由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所决定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我们讲，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可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不让非公有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也不可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早就做了结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大二公三纯”并不能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反而会束缚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既然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会是这样，那么，我们党就要责无旁贷地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领导，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从而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发挥它特有的作用。

3.是保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坚持生产经营的正确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否则，其发展之路将会走偏、走歪、走窄，甚至走进死胡同。同是非公经济，在不同程度下，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的壮大发展只是有利于资本家个人聚敛财富，更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加剧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的壮大发展可以有利于社会，壮大国家的实力。因此，我们的党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是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路问题

1.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特别是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所有制结构以后，在党建工作领域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任务、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传统党建理论和党建经验不能完全解释和解决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践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党建理论和方法。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努力探索，才能找到一条新路。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方法。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客观上存在着这样一些实际：一是在数量上无上级主管的企业占多数；二是运作机制上市场化特征十分鲜明；三是其存在具有较强的流变性；四是其发展具有趋势性，因此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逐步地、不断地找到符合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实际情况的党建新途径、新方法、新模式。

2.必须弘扬创新的精神。

5.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篇五

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某些地方公有制企业不足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未来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必须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新的作为。

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在我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动关系需要

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有个比较确切的表述即劳使关系。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新中国历史上，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此后的几十年里，非公制经济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社会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动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地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广东某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忧郁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过劳死”的案例时有报道。“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动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动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为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30年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动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打工仔”用脚投票，致使其“民工荒”的现象足以说明劳动关系的对立紧张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工会且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化，情况或许就不至于这样。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残酷的压榨和无情的剥削。不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一个筹码;发达国家的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员工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的联合后有工会组织的联合。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融入经济的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6.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篇六

一、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组建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党组织的建设滞后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面对新的形势，各级党组织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认识还不够到位，工作措施还不够得力，党组织组建工作滞后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

问题之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性质决定了党组织组建工作存在一定困难。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特别是非公企业有别于国有、集体企业，它的财产具有私有性，员工具有“雇佣”性，业主对企业领导有绝对的权威。因此组建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业主的认同。由于部分业主对组建党组织工作认识不一，心态比较复杂，有的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导致这些企业的党组织组建工作难以顺利实施。

问题之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自身的不稳定性，不同程度地制约和影响着党组织组建工作。非公有制企业从业党员流动性大，数量不固定，党组织不够稳定。就我市而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以小企业为主，占以上。由于企业规模小，党员数量少，地域分布广，党员流动性大，“朝增暮减”的现象比较普遍，致使部分企业党组织组建后得不到巩固。

问题之四党员数量较少，比例偏低，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覆盖面不广。虽然少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组建党组织，导致覆盖面无法扩大。另外，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员人数偏少，与员工数量相比比例偏低，致使党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问题之五受客观因素制约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书记人选缺乏。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由于党员人数少有的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发挥作用不够明显，在他们当中选拔党性强、熟悉党务工作、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群众威信的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和委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难题。

问题之六隶属关系不明确，管理责任不到位，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组织隶属关系主要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但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尤其是尚无党员的企业）党建工作无人管理的现象。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机制还不够健全，党委工作部门工作力量薄弱，职责不明，个别地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其党的建设存在多头管理现象，遇到问题时互相推诿，党的建设工作尚未形成有效合力。

二、扎实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组建工作的对策措施

通过近几年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我们认为当前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要把组织建设放在第一位，作为首要任务和突出重点来抓。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必须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特点出发，既要坚持原则，理直气壮，又要讲求方法，稳步推进。具体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严格把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党组织的原则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党的建设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遵循党章和中央其他有关文件规定。总的要求是：有利于开展党的工作，有利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领导，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特别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具备名以上正式党员。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立在党员人数方面，没有上限，却有下限，即正式党员不得少于人。从目前现状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都不是很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中的党员不足人，且党员流动性很大。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党员人数方面的规定。

二是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存在着生生灭灭、关关停停等实际问题，如果在经营状况不稳定的企业组建党的组织，就很难保证党组织的稳定性，也很难保证企业党组织有所作为，相反可能会带来消极的甚至负面的影响。

7.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篇七

工业革命以来的200 多年,人类对自然资源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成倍增长,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引起了一系列相关的全球问题。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保持着令世界惊羡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模式,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资源需求呈迅速递增的态势,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已经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资源“瓶颈”日益凸显,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昂贵,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迫在眉睫。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动转型升级是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的重要保障。《“十二五”中期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中对“十二五”中期(即2011-2012 年)中国内地31 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综合排名,2012 年江苏位列全国31 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第一名。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和排头兵,江苏确立了“强富美高”的发展目标,提出要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型,努力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省。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评价的方法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环境变量的引入成为必然。

1 相关文献综述

对于生产效率的研究,最常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最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传统工业效率的测算,不考虑能源约束和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污染,这些研究忽略了能源消耗和环境对生产的约束[1]。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如果无视这些约束,就会扭曲对社会福利和经济绩效的评价,从而误导政策建议。一些学者认识到忽视资源环境约束分析的不妥,从而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到效率的分析框架中对中国工业的效率进行研究。王兵、罗佑军[2]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 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吴慧萍[3]通过对已有研究中建立的工业环境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梳理,结合对工业效率的理解,建立了一套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工业环境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对于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选择,张伟[4]等采用了工业废气排放量这一单一指标,王维国[5]等使用估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袁晓玲[6]等则把工业三废、烟尘、粉尘、SO2排放量按熵权法综合为一个指标。齐亚伟[7]根据区域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的突破作用,以区域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沿着由要素集聚到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再到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的时空演进路径,系统阐述了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区域创新能力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机制,并从时空的维度揭示环境约束下要素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段海啸[8]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是污染物的排放。在此基础上,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长三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无约束条件下均低于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测算出的值,其主要原因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现阶段相关研究充分考虑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围绕数据包络方法建立了一些模型进行效率评价的研究。但是,在企业和地区进行自身效率评价过程中,往往会逆向选择更有利的评价方法,为突出这两者的区别,本文通过对有无环境因素的效率评价结果的比较,突出显示了环境因素在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影响,从而为江苏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模型介绍

DEA方法是通过一定的线性规划约束,评价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是否有效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9]。它通过对多个投入和产出比率的综合分析,找出各决策单元与DEA有效前沿面的偏离程度,从而评价投入———产出比的效率情况[10]。DEA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是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11]假设DMU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既考虑技术有效又考虑规模有效;BCC模型[12]假设生产规模报酬可变,只考虑规模效率。

其中 θ 为DMU的效率值,满足0≤θ≤1。λj为相对于DMU重新构造一个有效DMU组合中第j个决策单元DMU的组合比例;S-,S+为松弛变量。当某个DMU存在最优解 θ=1 且S+=S-=0,则DMU有效;若θ<1,则DMU无效。(1-θ)就是可以减少投入(或称浪费)的最大比例,因而 θ 越接近1,说明DMU的效率越接近有效[13]。

同样,CCR模型也采用这样的思路,由于不考虑规模效益[14],相对BCC模型,CCR模型不考虑这个约束条件。

当 θ<1 时,DMU非DEA有效,可通过投影分析构造一个新的决策单元,使得新的DMU为DEA有效。即假设DMUj0为(x0,y0),则由规划问题最优解 λ,S+,S-,θ 构成的相对于原DMU有效,也就是DMUj0对应的(x0,y0)在DEA相对有效面上的投影。通过可以看出:

若DMUj0为非DEA有效,则

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改变(Δx0,Δy0)可以使原DMU趋于有效。投入冗余量,产出不足量 Δy0=S+。

3 实例分析

3.1 指标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

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的评价系统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系统,要综合准确地对其进行评价,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原则[15]。同时,从人力、财力、物力3 方面考虑输入指标,从直接产出和经济产出方面考虑输出指标,设置如表1 所示的输入、输出指标。

本文采用江苏省所有地级市作为DMU,同时加入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金华4 个地级市作为参照,即DMU数量为17。由于最小样本容量(17)仍大于投入与产出指标之积的2 倍(4×1×2=8),所以可以认为DEA评价结果会有合理的区分度。此外,决策单元为各地级市,故可认为它们属于同类型的DMU,满足DEA分析的要求。本文均选用工业方面的数据,数据来源于2013-2014 年《江苏统计年鉴》及浙江部分地级市统计年鉴。

3.2 基于DEA模型的江苏地区工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效率分析与评估

3.2.1基于DEA模型的江浙各地级市2013 年和2014 年可持续发展效率比较分析

以江浙各地级市工业用电量,从业人数为投入量,SO2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为非期望投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作为输出量,基于DEA模型分析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构建表2。其中规模效率=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规模效率分析规模报酬增减情况。

(1)综合效率分析。

2013 年综合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55931,综合效率有效的地级市为扬州、宁波,其他市均未达综合效率有效水平。2014 年综合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631125,综合效率有效的地级市为常州、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其他市均未达综合效率有效水平。这两年苏南苏北的各市在综合效率方面平分秋色,并且经过一年的发展,江苏省达到综合效率有效市的数量增加了,说明苏南、苏北正在齐头并进,提高工业投入产出效率并重视环境保护,优化工业发展结构。

(2)技术效率分析。

2013 年技术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893443,技术效率无效的地级市为无锡、常州、南通、镇江、泰州,其他市均达到了技术有效水平。2014 年技术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902234,技术效率无效的地级市为无锡、湖州,其他市均达到了技术有效水平。说明常州、南通、镇江、泰州经过一年的努力显著提高了工业的技术效率,总的来看江苏全省的工业技术效率较高且差距不大。

(3)规模效率分析。

2013 年规模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55931,规模效率有效的地级市为扬州、宁波,其他市均未达到规模效率有效水平,说明扬州、宁波已经达到了投入的最大生产规模且保持规模收益不变;除了常州、泰州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扬州、宁波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水平上,其他各市均为规模报酬递增。2014 年规模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644569,规模效率有效的地级市为常州、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其他市均未达到规模效率有效水平,说明常州、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已经达到了投入的最大生产规模且保持规模收益不变;除了常州、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水平上,其他各市均为规模报酬递增。经过一年的努力,江苏全省无一市为规模报酬递减,说明江苏各市投入的资源都没有浪费,对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市,可增加工业产出投入和环保投资数额,以实现在环境和产出的双重标准下的最优生产。

3.2.2 基于DEA模型的江苏地区各地级市2014 年可持续发展效率研究

根据统计的指标数据,结合以上的DEA效率评价模型,利用软件LINGO可以计算出江苏各地级市2014 年的可持续发展效率值(同时加入浙江部分地级市作为参照)。为了更好地体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此基础上还计算了不含非期望产出的DMU效率值。由于投入产出的变化,相对效率值无法直接比较,采用将效率值排序的方式来比较。如表3 所示为部分名次变化较大地级市的名单。

从排名变化角度看,南京、连云港、淮安的非期望产出对其综合效率影响较大,这3 个地级市的污染排放相对较高,严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效率。盐城、镇江名次略微下降,说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泰州、常州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有所提高,即相对于江苏其他地级市,这2 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好。而连云港在综合效率下降同时纯技术效率反而有较大的提升,为了更好地分析影响这部分地级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因素,采用投影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分析这部分地级市的产出不足和投入冗余情况(常州、扬州、镇江、泰州、金华达DEA有效,其余地级市为非DEA有效)。

投影分析结果表明:在12 个非DEA有效地地级市中,除宿迁以外的11 个地级市都产生了排污冗余,引起这11 个地级市非DEA有效的主要因素就是非期望产出冗余。南京、徐州、连云港、淮安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SO2排放量都产生了冗余,说明相对于产出量,这4 个地级市的排污量较高,环境投入成本较大,严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宿迁未达到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人数过量和产出不足,可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管理。除宿迁外其他11 个未达到DEA有效的地级市都需关注环境保护,关注可持续发展,减少污染排放,充分利用环境资源。表4 列出了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相对投入产出的百分比,直观地表现出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程度。

由表4 可以看出,苏州、杭州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冗余过半,即苏州、杭州在创造同等产值时工业废水排放量相对达到DEA有效的地级市多出一倍,苏州、杭州创造的高工业产出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是不可取的。南京的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冗余超过40%,同时还产生了近20%的SO2排放量的冗余,工业用电和就业人数并没有产生冗余,产出也不存在不足,从提高可持续发展生产效率角度来说,南京需约束污染排放,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工业。盐城的废水排放冗余率超过40%,同时产出不足率也超过40%,不同于南京和苏杭,盐城需要多方位的提高,不仅要重视对污染排放的控制,还要提高管理水平,减少资源浪费。

4 结论和建议

本论文运用DEA方法对江苏、浙江地区各地级市工业生产效率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大部分地级市工业生产效率已趋向饱和,增长幅度较小,但工业纯技术效率正不断提高。根据对江苏、浙江各地级市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可以从2 个层面得出结果。首先,从区域层面分析,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工业纯技术效率普遍较高,但综合效率相对较低。江苏苏南、苏中地区各地级市工业生产效率普遍高于苏北地区地级市,经济发展稳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苏北地区生态污染问题较严重,制约了工业经济增长。其次,从时间层面分析,分析两年数据,结果表明:高新技术、环境治理、资源储备、人员流动都是影响工业综合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高新技术、资源储备与工业生产效率呈显著正相关,人员流动、环境治理与工业生产效率呈弱显著负相关。

摘要：可持续发展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传统粗放式生产方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生态污染问题的加重,区域生产效率的评价往往会忽略环境因素的影响。文章将环境因素结合进可持续生产效率评估方法中,对江浙区域地级市2013-2014年间的工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计算,采用投影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具体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苏州等经济发达地级市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大;常州、扬州等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较小;宿迁、连云港为了提高工业产值付出较大的环境代价却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