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燃情岁月

我的燃情岁月（精选8篇）

1.我的燃情岁月 篇一

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那凋落的叶子在地上铺散开来。那些鲜红的叶片，呈现在眼前，秋天果然是个落寞的季节。轻轻踩踏上去，那叶片发出吱吱的声响。我脑海中忽然涌现出一个场景：如果我轻倚在那棵承载满红色叶片的树下，手环抱住双脚，闭上眼，聆听风吹过树叶飒飒的声音，叶片凋零化为尘埃，感受秋天里的精灵在这个凄美的季节里跳舞，那应该是个那么美妙的感觉啊。 我发现我喜欢上了懒散的阳光，庸散的倾斜在身旁，暖暖的;喜欢上了一个人静静的在阅览室品味书本的感觉，陷入无限遐想里;喜欢上了漫步林荫小道，带有些潮湿和绿色的气息; 喜欢上了秋日的早晨，草丛中闪砾着晶莹的泪珠，冰凉的风夹杂炊烟的气息，窗外，生锈的铁扎栏带着腐烂的味道，偶尔几声刺耳的喇叭声打破这份宁静…

除却树叶的变红和凋落之外，我几乎不能感觉到秋天的来临，等我恍惚察觉时，它已经快要消逝了。也许因为昆明是春城的缘故吧，周围的花还开的正艳，小草的绿依旧那么显眼。很多人都认为春城是个好地方，这里感受不到夏季的炽热，冬天的严寒，所以它受到人们的赞美。我却不那么认为。我喜欢四季分明，那么我就可以在春天感受到生机勃勃，万物苏醒，在夏季感受阳光的妩媚，在秋天感受秋的凄美，在冬天感受雪的洁白，风的刺骨。

细雨星星点点的飘零下来，刺骨的寒风徐徐佛面迎来，我恍惚觉得，冬天已经离我越来越近了。当寒冬深深扎根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已经冻得不行，里里外外全包裹成了一个胖胖的小猪，呼出白白的雾。周围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张牙舞爪，伴随着刺骨的风，向我席卷而来。洗好的衣服晒了一星期拿回来还拧出一趟水，然后我对冬天失望之至。之前就写过了《我的冬天有点冷》，的确，我害怕夏天的燥热，更害怕冬天的刺骨，可是不知怎么的却有点喜欢这冰冷的冬天。它的冷，减少喧闹，让缤纷的世界淡了又淡，浮华的心变得平静起来。

天气的冷，刺入心扉，冷风徐徐吹来，我仿佛觉得冬天还未曾离我而去。 初春的到来，让我有点小兴奋。我看到了冒出枝桠的小树，看到了发绿的小草，看到了散落漫天的樱花，一切都是那么的诗意。春天还真是一个撩人心弦的季节，四周的景物纷纷绕绕，生命全都苏醒过来，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失意是与之不相符合的.。我却在这个热闹的日子里黯然消魂，借用朱自清的话来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我有的只是无人知晓的片片悲凉，和那追寻不到的梦想。春雨细细的飘零着，给干涸已久的大地带来灵魂般的洗礼，我慢慢散步与这细雨中，感受它的那份清冽。雨珠顺着脸颊，滑落进身体里，冰冰凉凉。我的灵魂步入尘世太久，沾染了少许尘埃，请为我洗去吧，我厌恶已久。

燥热，身边的物和人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夏季带着它的躁动一同进入我的生活里。夏季的开始，又有了鸟语蝉鸣。我常常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坐在那片青色的草地上，听着梁静茹的《宁夏》，然后思念的感觉便蔓延开来，我开始怀念过去。我会忽然想起高三上体育时找个阴凉的地方和婷安静的听歌，在燥热蔓延全身时贴着墙壁上课，在枯燥无味的课堂上昏昏欲睡。这个季节里我所有的记忆都是阳光。阳光很明媚的照射在每一个角落里，除却阴影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穿着很凉快的衣服，喝着避风塘的奶茶游走在大街小巷里。

我所感知到的便是季节里的花开落了，然后进入下一个轮回。这篇文章在很早之前就写的了，每次写到一半便进入无限遐想和回忆的悠长里，等回过神时，一个季节已经从我身边流走过了。我依然在追寻那些触及不到的东西，尽管梦里的花开落了四季。我想这篇文章该结束了，今天就由我来把它截止吧。那些触及不到的，遗失的，流落的，忘不掉的，要和你说再见了。

我的岁月。

2.我的燃情岁月 篇二

那时候,一直记得你写在作文里的句子:在宇宙看来,星星的死亡只是造就了陨石的重生。在蚌母的心里,沙粒和珍珠亦无不同。除了那些凌乱的小文艺,你还会把墨水滴在白纸上,用指尖一点点晕开,你就这样勾画着在你眼中有几分俏皮的我。虽然这种作画的方式并不优雅,但是我总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挑剔。那些年你就是光,柔和了硬生生的岁月。

离别时我问你:“许犹,以后你最想去哪里?”

你说:“远方。”

透过公交车的玻璃,我们相视一笑,也许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真的长大了。

后来,田景路的公告栏上你捏着粉笔触摸过的痕迹,已经模糊不清。很多个午后我都在那里修补着高三时你的宣言。明明应该将那些励志的口号刻在桌子一角,或者淹没在五颜六色的青春里。但是,我始终怕这怕那。怕风声过隙嗽嗽的落叶,怕窗外某一角的盆景不再开花,怕黑板擦落位之后我们就后会无期。

记忆,总是在细细品味时,方才知道别离时的酸楚并不是只在别离的时刻。它同时间老去,也同时间醒来。

3.我的风雨岁月 篇三

从1964年至197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处于风口浪尖，刘冰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之一，亲历了这场铭心刻骨的风雨，而其中的众多内容系首次披露，如上书毛主席。本刊从2008年第10期开始，对刘冰新近再版的《风雨岁月》一书中的部分文章进行选载。

与迟、谢的斗争公开化

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8月中旬，学校教改处的负责同志在市委听了邓小平同志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回校向我作了汇报。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讲了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他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听了汇报，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对学校工作，尤其对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我决定按市委规定，于当天下午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作了传达。我在会上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学校，他们安在党委办公室的“钉子”向他们报告了下午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同志8月3日讲话的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而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就传达呢?”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这明显是无理取闹，以势压人。我压着怒火，先请她坐下，然后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议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你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吗?”在我强烈的反驳下，谢静宜语无伦次地喃喃地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你应当先告诉我们一声。”我回敬说：“传达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呢?难道就因为没有事先告诉你们吗?”我的尖锐反问使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站起来扭头走了。

当天晚上，我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通报了上午我和谢静宜，当面锣、对面鼓干仗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紧张地研究草拟向毛主席告发迟群的信稿，我和谢静宜的正面冲突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柳一安同志说：“你顶得好，就要她谢静宜知道，违反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刘冰这样的老同志是不好惹的。”吕方正同志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同志说：“她是帮助迟群的。”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我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把她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最后我们商定还是维持原议，对两人有所区别。

策划给毛主席写信

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写信的最早发起人是柳一安同志。当时，柳一安同志受上级指派，进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于迟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从1973年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开始，迟群明显地投靠了江青，充当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锋，柳一安同志从社会上和干部中听到了不少对迟群的非议和责骂。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对这些精神，迟群非常抵触，背道而驰。那时候，无论是学部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都是在迟群的直接领导下，柳一安同志在迟群手下工作，要贯彻中央精神感到非常难办，思想上很苦闷。1975年6月之后，老柳患严重失眠症，经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觉，就把在学部办公室工作的李兆汉(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的干部，后曾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任彦申(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诉说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分析政治形势，议论对迟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种对策。在日复一日长时间的议论中，逐渐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迟群怎么看。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迟群是站在江青一边，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

第二个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同迟群的关系。如果继续跟着迟群走，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如果跟迟群保持距离，进行决裂，要冒很大的风险，准备可能被打倒。但宁可选择后者，也不能跟着迟群干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何种行动。柳一安同志曾经提出要找迟群当面谈话，把社会上和党内对迟群的意见统统端给他，用压力加规劝的办法迫使迟群改弦更张。李兆汉同志认为老--柳的办法不可用，他说：“要看透迟群的本质，这个人心狠手毒，他如果知道你有二心，必然把你置于死地。迟群在清华大学一手遮天，称王称霸，单枪匹马地同他斗争，肯定不行。在清华领导班子内部，反对迟群的人是多数，但敢怒不敢言，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迟群的问题，唯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他认为，要在中央直接过问下，才能解决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反映迟群的问题。当时清华大学是毛主席抓的点，是“斗、批、改”的样板。向中央写信要避开“方向”、“路线”问题，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为线索，集中反映迟群有野心、骄横、搞阴谋诡计、破坏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优良传统等个人品质和作风上的问题。

就这样，1975年7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告发迟群问题的构思形成了。对此，李兆汉、任彦申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柳一安找惠宪钧、吕方正同志商议，意见完全一致，并决定联合上书。

这三位同志意见如此一致，断然作出这一抉择，决非偶然。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解放军，长期受到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影响这些基本方面的原因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三位对于迟群专横跋扈、阴一套阳一套、背离党的原则的恶劣品质早已不满。

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会间休息时，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把我拉到休息厅一旁的座椅上，告诉我他们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要犯错误，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因为我是位老同志，信得过，因此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早就考虑同迟群、谢静宜要进行斗争，但一直没想好斗争的方法，此时三位宣传队的负责人“杀”了出来，真是太好了，“正合吾意”。我当即下定决心要与江青在清华的哼哈二将公开较量，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他们三位的主张，并自告奋勇，由我来牵头。

政协礼堂的干部会后，当天晚上在惠宪钧同志的办公室，柳一安、吕方正我们四人，就给毛主席写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给主席反映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粗心或不实。

信稿审定之后，决定由惠宪钧把稿子交给军代表安恩奎同志，嘱咐他尽快复写几份，争取尽早发出。鉴于过去寄给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又议论了如何保证信能让主席看到的方法。经过研究，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之手，信应经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只要小平同志能在我们的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接着又研究信如何能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

1953年到1956年，我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

曲折投书，胡耀邦助一臂之力

信复写了几份。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夫人李昭同志告诉我耀邦不在家，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告诉她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点钟到家里来好了。”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老太太在他们家好多年了，我来过几次都看到过她。老人家热情地接待了我，说：“耀邦上班去了，你到房里休息。”她一边说一边领我穿过院子来到过厅旁边的书房里，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茶水。我向她表示感谢，问：“今天是星期天，耀邦还上班呀?”她说：“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来，带个饭盒，午餐时让人给热热就吃。他呀!对自己严格啊!”老太太离开后，我靠在沙发上，陷入了往事的回忆：1964年我来看耀邦，那时他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对农村“四清”一些“左”的东西有看法，受到批评、责难和排斥，回京呆在家里。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我说：“对基层干部要有正确的估计，在我们党领导下，大多数基层组织，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遍地是虱子，到处有问题，我们党在农村取得的伟大成绩怎么解释?!我历来主张对人对事要公道，要实事求是。”1974年我来看耀邦，“文化大革命”中批了他好几年，那时还未分配工作，又是待在家里。见到我，他说：“我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王明路线是1931年到1934年共四年，林彪从‘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讲话)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五年多一点，这两次都使我们党受到大损失，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这次受到的损失比王明路线还严重。这是教训啊!”耀邦同志的深刻分析，至今言犹在耳。就是这次谈话，他说到了迟群、谢静宜，想来他不会料到，今天我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两个人的事。我看到他书桌上放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走过去翻了一下，看到书中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用红铅笔画了圈圈杠杠，很显然，他是在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问题。联想到1974年我来看他时，他正在读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在书中画了许多圈圈、点点、杠杠。那次他从这本书说到王明和林彪，说到他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现在他有事干了，更是要看书想问题了，这是耀邦的习惯，也是他的性格。

“啊!刘冰来了!”是耀邦亲切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我说：“4点钟我就来了，你星期天还上班?”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两人的问题概略地讲了一下，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耀邦从茶几上拿了一支烟，边找火柴边说：“记得去年我给你说过这两个人，刚才你讲的他们那些事是必然的，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吸了口烟，接着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他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我说：“耀邦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要用事实说话。”“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是形容词，是空话嘛!”耀邦回答说。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他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时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我

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他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耀邦笑了：“这样吧，你从邮局给寄去，行吗?”他问我。我说：“那样不牢靠，我怕丢了。”他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耀邦告诉了我王瑞林秘书的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送国务院。”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他说：“你从邮局寄也行。”我说：“我怕信件遗失。”他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和王秘书再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那你就寄嘛!”耀邦恳切地说。“不能寄，我不放心。”我回答说。他说：“我看你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街X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6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你说的办吧!谢谢你。”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我告诉司机回学校。在返回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办?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车子到了家门口，停了下来，我还坐在车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回到家里，我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8点在办公室等我。在老惠办公室，我把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作了通报，并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听后，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表示赞成我提出的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给参谋长打电话问问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了。”接着老惠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参谋长得知是送信的事，他热情地告诉老惠，是他们师负责警卫。然后，他告诉司令部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驻地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的警卫部队负责人打电话。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副参谋长电话告知惠宪钧，要他第二天上午9点准时赶到，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下车后告诉警卫人员自己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警卫员会接待他的。按照副参谋长的嘱咐，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从清华园出发，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老惠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对排长同志的支持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排长请老惠休息，他进院里送信去了。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他转告清华的同志，信收到了，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邓副主席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说的了。他再一次感谢排长和警卫同志后告辞了。对老惠的送信之行，我们三人和他一样，“高兴得没说的了”。

焦急盼望主席的回信

紧接着，我们研究了信送走后的工作。我们认为，虽然已与迟、谢公开较量了，但不能大意，要谨慎，在未得到毛主席对信的指示之前，从组织原则上不能给他们留有空隙，对这两人即使表面团结也要注意。同时还要注意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学校工作今后主要靠我们来做，一定要按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抓工作。现在开始准备，一个星期后去向市委报告这两人的问题。到市委一个“台阶”也不隔过，要按组织顺序，先向科教组负责人口头汇报，然后把给吴德同志的信交给科教组转呈，并请科教组负责人转告黄作珍(分管高校的书记)、吴德，我们随时听候召见，争取向他们口头汇报。一切研究妥当之后，真是如释重负，美美地睡了两晚上好觉。我们精神上的愉快，尤其在于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认为主席马上要看到我们的信了，主席定会惩恶除弊，定会使我们大喜过望。

信送出已经一个星期了，按原定计划该去北京市委了，但主席是否看到了信呢?如果还未看到，去市委是否有点早呢?还是慎重为好，在时间上要有足够的保险系数，做到十拿九稳，等主席看到信后，再走第二步。这样就往后推延了两天，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去了市委。那天下午2点半，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和军代表接待了我们。因为迟群、谢静宜一向就不尊重市委科教组，在工作上常给他们出难题，相互之间有着较深的隔阂和矛盾，所以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时，显露出格外高兴的面容。肖英同志说：“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对迟群的传说，那是从别的学校传来的，好像大家对这个人都有意见。”军代表说：“我去看看丁国钰同志是否在办公室，请他也听一下汇报。”我们表示非常赞成，常务书记丁国钰也能来听听，那是最好不过的。但他使我们失望了。军代表回来说：“老丁在办公室，他说工作忙，不听了，让我们听汇报时作下记录。”这位丁书记是真的那么忙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推脱的遁词罢了。在那个年代，一些干部用这种办法回避矛盾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我们也就不介意了。在肖英同志主持下，汇报了两个小时，我们主要讲了信中写的那些问题，所不同的是，口头讲的比文字更详细。汇报完了之后，肖英表示，要把记录整理一下，向市委作汇报，有什么意见和指示，他一定及时转告我们。我们当然对肖英和军代表耐心听取我们的汇报表示感谢。因为这件事对清华来说关系重大，因此我又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反映清华领导班子中的问题，我们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先给科教组汇报，并请你们也向市委汇报，肖英同志刚才说的，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因为关系重大，除口头汇报外，我们还给吴德同志写了信，请你们二位务必把信转给他；第三，黄作珍同志是分管高等学校工作的书记，请你们二位将我们的汇报也报告给他；第四，我们要求吴德同志接见我们，随叫随到，我们静候通知，如果他没空，委托黄作珍同志也行；第五，请肖英同志和军代表给我们保密。肖英对我说的几点，表示凡属科教组的，他们都可办到，至于吴德接见的事，他们只能转告。

回到学校，我们除了负担着紧张的日常工作，天天都在盼望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日复一日，但没有任何消息。我想，毛主席已是耄耋之年，日理万机，对于我们的信，可能不会马上处理，我们要耐心等待。可吴德同志尚在壮年，最多60岁，又是我们的直接领导，难道他会对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负责人反映的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不予理睬吗?如果那样还谈得上有群众观点吗?还像一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吗?经过思考，我否定了无根据的猜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吴德同志的接见，但一直没有音信。

4.我的成长岁月作文 篇四

xxxx年xx月xx日，“哇......”多响亮的哭声啊!那是我在向世人宣告：“我来到这个世界啦!”

出生后的半个月，我特别的贪睡，一天到晚都懒洋洋的。饿了、渴了、尿湿了我会哭几声以提示妈妈。一天中有两、三个小时我也挺精神的，我会睁开眼睛看看抱我的人，活动活动小脑袋，我还会逗大人笑呢!瞧，我的妈妈看着我笑的.多开心啊!

到了满月的那天，家里来了好多人，好奇怪哦!他们都争着来看我，这个阿姨抱抱我，那个叔叔逗逗我，有几个小姐姐还亲了我的小脸蛋呢。真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啊!那天我可高兴了，连妈妈哼催眠曲哄我都睡不着。

过了八个月，我会叫爸爸、妈妈了，不过叫的不是很清楚，妈妈抱着我串门子时，我见了谁都叫“爸、爸、爸......妈、妈、妈......”逗的大家哈哈大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要长牙齿了，有两个已经冒的老高了，以至于我拿了什么东西都要放在嘴里咬，真的是“牙痒痒”。我不能吃太油的食物，只能吃奶或喝点稀饭。我好想吃几块爸爸碗里香香的肥肉哦，那样我就长的更快了，就能向姐姐那样到处跑着玩，而现在我只会爬。

一岁生日那天，我终于会走路了，真高兴，所以我到处跑，不管地是高的还低的，平的还是洼的，都挡不住我的小脚丫，我走路的样子实在叫人担心，活象个“酒醉汉”，奶奶只好做我的“跟屁虫”了，累的她真够呛。这次的亲朋好友更多了，我打扮的像个公主被妈妈放在一个圆桌上，周围放着好多玩具、学习用具、钱......她们都高兴地叫着：“抓、抓呀”，吓的我直哭，可是我不抓她们就不罢休，我只好随手拿了一样。妈妈可高兴了，亲了我好几下，因为我抓的是笔记本，据说这样就预示着我喜欢学习，长大会有出息。

四岁的时候，妈妈就把我送进了幼儿园，去幼儿园的第一天，好多小朋友在哭，吵着要回家。回家有什么好玩的，这里有这么多小朋友，还有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认字，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爱幼儿园!

七岁了，我终于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每天我背着小书包上学，可神气了!这可是无上的光荣啊!

5.纪念我的岁月 篇五

文/勤敏予人

“广州”这两个字一向伴我成长。

小时候，“广州”是一个让我神往的地方，从小家里穷，没有踏出过生长的那座城市，当其他同学说他寒暑假能够去广州玩一玩的时候，心里总是万分的羡慕，自己是多么地想去，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却不允许……

靠着刻苦努力，最后让我考上大学，在佛山度过我两年忙碌的大学生活，到了毕业那一年，我最之后到了广州校区。当我这么近距离的与这座城市接触的时候，我却茫然了……灯红酒绿的夜景，四通八达的交通，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切的一切似乎让我有点无所适从。

我开始反思，这个让我期盼已久的城市，为什么当我真正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却那么的无助，我大学几年一向很努力去提升，为的就是能够让我更好的适应它。这让我迷惑不解。

我开始把我的疑惑和身边的朋友诉说，我最后和一位朋友找到了这样的“知心人”，暂且把这个人叫做“星星哥哥”吧，当我把疑惑和星星哥哥交流时，我发现每次自己都会流泪，而流泪过后却能够收获感动与真诚，随着不断的交往谈心，让我把大学时很多的疑惑都弄得清楚，拨开一层又一层的迷雾，我发现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定位开始清晰。

以前的.我也很努力，但很多事情就是道不明说不白，因为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去认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更不懂如何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去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此刻的我已经毕业了，此刻的生活能有点空间，过得比较潇洒，那是因为我放弃了传统的打工的生活方式，有更少的时间去赚取生活所需，而用更多的时间去提升。“回不去的农村，扎根不下的大城市”，这是很多年轻人的写照。

而“广州”这座城市也深深扎根在我的骨髓里，观念的改变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的牢笼，坚定要在广州闯出自己的天地。

6.《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 篇六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 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场。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经验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 ‘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判所谓“所谓的学术著作”;尺度的混乱导致对所提及的诸种著述都缺少应有的尊重(误读也是一种不尊重)还是很表面的问题，我说的“内在”是指一本好的回忆录应是一部优秀的精神传记和心灵自传，而不只是身体和经历的纪录，欧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者，作为“中国公共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实践者，作为海外“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欧梵先生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值得、也引起了无数的关注，人们有理由对欧梵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提出更高的期待。舒平试图否定这种期待不仅没有抬高反而降低了这本书应有的品格。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以西方精神为背景、在俄罗斯思想烛照下的真正的“狐狸”，而不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中栖身或逃避的供人玩赏的画了大花脸的波斯猫——难怪舒平先生那么津津乐道。

最后还是回到欧梵先生的这本新书。为写这篇文章，我把《我的哈佛岁月》又仔细读了一遍，无论是知识还是情感，在这本随性的小书中都很丰富，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是几篇回忆老师的文字，如《史华慈教授》、《普实克》，《退休记事》也颇为感人，然而毕竟《我的哈佛岁月》是本匆促写成的书，没有来得及耐心地打磨，里面确实存在正如徐慈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不妥之处;至于书中“每每津津乐道的男女情爱之事”，徐慈威认为“未免不够恰当”(作为知识性的回忆录)，舒平则认为是“率真”，是“真性情”的流露(作为个人的自传)，我不作判断，而更愿意把它看作“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过舒文中说“今年终于读到了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我还是觉得有些夸张了，如果舒先生真得这么以为，那实在是井中之论;而在其文末还有一段近似挑衅的话，我看后触目惊心，真真无言以对，其实舒先生多看几遍《我的哈佛岁月》中所论的书与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东汉马援在《戒兄子严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以为是，并同样以此为戒，愿与舒平先生共勉：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重之爱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7.微视角下《燃情岁月》的自然主义 篇七

《燃情岁月》是一部讲述亲情、爱情、背叛的大片。片中的环境、配乐、人物及主要事件等都有着一股自然的味道。大自然给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 却也成为了人类的最终归宿。本文将以微观的视角, 从影片的环境、配乐、人物和时代背景等方面, 对贯穿全片的自然主义风格进行深入地分析。

2 自然主义

张雪梅曾对“自然主义”做过深入而具体的探究, 她概括“自然主义源于古典哲学中的概念, 19世纪中后期, 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等学说的影响, 产生了新的自然主义, 它认为人与动物一样是自然中平等的一员, 是自然界中的动物, 它强调了人的动物性”。

3 环境与配乐

3.1 壮观的景色

《燃情岁月》的电影场面壮观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真实地捕捉了生机盎然的大自然, 辽阔的平原、蔚蓝的天空、高贵的战马、高耸的山脉等。观众们在被大自然的风貌所深深吸引的同时也对全片从外景到人物与大自然的融合更多了一分认同。

3.2 悠扬的旋律

本片的乐曲来自英国的本土音乐, 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采用了日本洞箫的演绎。精彩的编排生动地呈现了美丽的大自然和传奇的英雄形象, 使得主人公的野性得到了完全地释放。难怪《燃情岁月》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4 人物分析

4.1 Tristan

4.1.1 Tristan与熊的神秘相遇

(1) 第一次相遇。

Tristan愤世嫉俗、洒脱不羁, 是狂野自然的象征。除了One Stab, Colonel Ludlow和Alfred, 唯一能影响Tristan命运的是灰熊。这头熊在与他的第一次邂逅时便与之搏斗, 小Tristan勇敢地砍下了一只灰熊的爪子, 他的胳膊上也留下了三条血腥的划痕。此时Tristan的血液和熊的血液相融合, 他们成为了一体。在一些美国本土的传统中, 熊是神圣的动物, 具有难以置信的变革力量。因此, 与熊深度融合后的人也会变得不同, 他会变得如灰熊一样的强大而勇猛。有时, 我们甚至可以把Tristan就当作是一头熊。

(2) 第二次相遇。

Tristan第二次遇见灰熊是在附近的牧场, 他并没有向灰熊开火, 而是静静地待它离开。此时的灰熊似乎就是Tristan精神和肉体的象征。面对灰熊, Tristan仿佛就听到了他内心召唤的声音。灰熊、Ludlow上校、One Stab就是不朽的传奇。而灰熊则可以被认为是这传奇的驱动力。它是野生的, 且它正代表了Tristan不朽的牛仔精神。

(3) 最后的相遇。

Tristan最后一次遇到灰熊, 在与之激烈的搏斗中他被熊的利爪所伤并结束了生命。可见, 熊不仅是他的生命之源, 也是他的掘墓人。这头灰熊出生在大自然, 成长并在那里结束生命。Tristan在他生命的终了又遇见了灰熊, 他终于自由了, 终于回归到了属于他的大自然, 这就是他生命的真相。

4.1.2 Tristan的野性

(1) 牛仔形象。

Tristan在剧中就是一个扎着鬃发、活力四射的西部牛仔形象。他禀赋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概, 且从不向任何罪恶妥协。他就像一只勇敢的猎鹰在空中飞旋、像一匹骏马在草原驰骋。Tristan永远都是观众的焦点。他性格豪迈、勇猛魅力, 居住在森林的深处、栖息在广阔的蓝色水域。

(2) 强大内心。

Tristan的样貌总是和所有的迷人风景交织在一起。在他无忧无虑的气质之下也总是深藏着一种对祖先和对本源的向往, 因为那是他成长的故乡, 也是他内心的牧场。可以抵制或摧毁一切, 他可以发泄所有的愤懑。虽然相比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他显得如此的渺小, 却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坚持自我。

(3) 驯服母马。

生长在这荒芜崎岖、一望无垠的美国西部, Tristan无疑就是大自然的儿子。因此, 他天生就具备了与所有野生动物交流的天赋, 似乎在他的内心有一种声音正在指引着他与灰熊融合、让母马变得温顺。

4.2 One Stab

4.2.1 One Stab———故事的陈述者

One Stab———故事的陈述者, 也是一名不朽的战士。虽然他在片中的角色很模糊, 却是美国印第安人文化精髓的代表。他从不盲目追求英雄的形象, 行事均靠自己的智慧。他赋予了Tristan作为一个勇士和原始人的信念以及大自然的秘密。同时, One Stab也是唯一目睹Tristan从出生到死亡这一完整生命过程的见证人。他似乎是上帝派来操纵Tristan这个自由人的生命的使者。

4.2.2 Tristan与One Stab特殊而紧密的联系

(1) Tristan与One Stab的相处。

One Stab是Tristan的精神支柱。他就像是传奇的创造者, 丰富着故事的内容和意义。他帮助William Ludlow抚养了上校的三个儿子, 并将印第安人的智慧传递给Tristan, 教他自然法则及生存技巧。

(2) Tristan的印第安人行为方式。

美印第安人作为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居民生活在洞穴里, 以羊驼和狗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依靠打猎、采集和种植为生。他们与自然有着神秘的纽带, 是野生自然的象征。他们相信人世万物皆有灵魂。北美印第安人常以敬拜灵魂、与之沟通, 以表求助或感恩。因此, 笔者认为他们切割猎物的心, 或许是意味着“放飞了猎物的灵魂”;而割下逝者的心脏, 也许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所有被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应该得到极大的尊重, 而不是被随手丢弃, 这才是对他们的尊重和爱。

主人公Tristan呈现了一切, 他是美印第安人的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One Stab影响的结果。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遵循着美印第安人的生存法则, 如Samuel的死是一个晴天霹雳, 在法国战场上, 因未能保护好自己心爱的弟弟, Tristan勇敢地撕开敌人的喉咙, 剥去了他们的头皮。为了复仇并显示他的爱和对弟弟的尊重, 他只能取出死者的心脏, 并放飞他的灵魂。

(3) Tristan对One Stab的尊重。

在Tristan的生命里, One Stab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深不可测, 作为上帝派来的使者, 他知道大自然及其所有的生物。他操纵着Tristan的一生, 赋予他精神上的生命。在Tristan眼里, One Stab就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当酒吧老板因为One Stab是美印第安人而拒绝时, Tristan爆发了, 他疯狂地冲向酒吧主人, 并把他推到。

4.3 Col.Ludlow

面对冷漠和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个体除了去适应环境、去抗争, 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生存之争———优胜劣汰、自然选择。

William Ludlow, 一个理想主义的退伍上校, 因为不满政府和战争, 把家人安顿在偏远的西部山区。他渴望和平, 渴望愉悦的生活。可面对可怕的现实, 他倍感失落, 除了逃避, 他什么也不能做, 即便妻子反对, 他也只能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 离开现实社会来保护子嗣们远离这个堕落的世界。事实上, 回归风景如画的大自然来经营他的农场是Ludlow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选择。

5 一战与腐朽的政府

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集中力量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阴暗与丑陋。自然主义者认为“只有当自然力在阻止人类欲望和阻止人类实现梦想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时, 真正的现实才能被完全发现”。因此, 他们总是倾向于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 写关于贫困、战争、卖淫、犯罪以及所有悲惨生活的作品。

剧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腐朽的政府分别是Ludlow家族悲剧的转折点。Tristan那单纯的弟弟Samuel在一战中英勇牺牲。Tristan和他的父亲又不顾政府的禁令仍在私下贩卖酒精, 这一决策及行为直接导致了最终他们与受贿的警察在海伦娜镇附近的对抗。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 这些事件残酷地扼杀了Tristan身边所有的至亲至爱。

6 结论

《燃情岁月》几乎摆脱了奥斯卡电影惯有的保卫和平模式, 却是增添了更多的艺术气息。其中鲜明的自然主义特色, 不仅突出了人物的个性, 更是丰富了电影本身的内涵, 使观众在被强大的美国人文精神深深感染的同时, 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反思。

摘要：影片《燃情岁月》集壮观的自然气息和浓厚的人文精神于一体, 其中自然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贯穿全片。观众在进行视觉享受的同时, 也被引导着去展开自我的反思——人与自然、优胜劣汰、自然选择。据此, 结合自然主义文学理念, 从微观视角来深度分析影片的环境、配乐、人物和时代背景, 以帮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该作品中的自然主义风格。

关键词：《燃情岁月》,自然主义,微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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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的成长岁月 篇八

那是一个夏日黄昏，西坠的太阳沉入了云层的背后，村里袅袅的炊烟亦渐停歇。村口汇集着一群人。人群中，邻居大伯在眺望儿子归来的方向——他的儿子到县城去考大学了。他们在议论，谁要是考上了大学，就有了铁饭碗，不用再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在一边默默地听着，浮想联翩，一个念头在心里萌動——我也要上学！

快乐的“小尾巴”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教学点，仅供三个村的孩子上一二年级的小学堂。三间土墙灰瓦低矮的平房，两位年轻的代课老师。

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带我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我们自带的凳子摆放整齐，然后就开始上课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一到学校，没等老师发话，就主动扫净教室擦亮黑板，老师乐得眉开眼笑。

早晨，我们经常抢在老师之前来到学校，我坐在教室的门槛上，一个同学坐在我的脚背上，然后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坐下来，掏出语文书读起来。老师来了，见到这情景，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课堂上，我们轻松愉快地读书写字。

那是入学不久的一天，老师教我们书写拼音字母，他耐心地说：“a，小小圆圈，拖下一个小尾巴；o，小小圆圈，没尾巴……哎，你们有尾巴吗？”我张口就说“有”，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笑着说：“你的尾巴在哪儿？”我指指头上的小辫儿，老师越发笑得厉害：“你那是小辫子，可不是尾巴。记着，人是没有尾巴的哦。”

有时候，老师还把我们带到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背诵课文。到期末时，我们能把语文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天冷的时候，两位老师齐上阵，男老师带领大家围成圈跑步，女老师带领一拨人在圈中跳绳、踢毽子，直到浑身上下都暖和了，老师才带我们回教室上课。

课下，我们又跟在老师的身后，去外面玩儿。有一次，老师笑着说：“瞧，我长尾巴了。”我们一愣，老师数着：“看老师都有多少小尾巴，1，2，……”我们都成了快乐的“小尾巴”。

那时候，我们总能当堂做完作业，送给老师面批。我总能做得又快又对，老师批改完作业就教我唱歌，或者给我讲故事作为奖励。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老师的故事，《田螺姑娘》《牛郎织女》《丑小鸭》等都是那时候老师单独给我讲的。回家的路上，我把故事讲给同伴们听。我是多么羡慕丑小鸭啊——因为长大后，她成了白天鹅。

爱上读“闲书”

上完二年级后，无拘无束的小学堂生活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中心校学习。不能去小树林里的背课文，也没有老师给我开小灶讲故事了。除了上学还有做不完的活，拾粪、割草、放牛、看鹅、生火做饭……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新的快乐。有一天，哥哥带回一本小连环画《神灯》丢给我，并撂下一句：“借你看看，看完给我。”我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借着火光看那本《神灯》。连环画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那种感觉太神奇了。不知不觉中，连环画看完了，饭也煮好了。平时烧饭，我总是担心饭糊了或没熟透，战战兢兢地多次趴到锅沿去看。这一回我却顾不得抬头，《神灯》仿佛给了我神奇的力量，煮出来的饭香喷喷的。连环画的故事情节，我早已淡忘，但那种感觉却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了，那就是读书的快乐。此后哥哥带回来的连环画，我每本必看。烧饭的时候，放牛的时候，我常常带着一本连环画，甚至蹲茅坑的时候，我也手不释卷。我的目光就像蜗牛的触角，除了伸向哥哥，也伸向全班同学，只要谁的手里有课外书，就休想逃过我的“死缠烂打”，一定要想办法借来看。

后来，我和最要好的伙伴一分两分地凑钱买书。买来的书我们看完了就借给同学看。起初我看的只是连环画，后来有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一刊在手，我心里满是甜蜜。清晨或傍晚，我一手牵着牛鼻绳，一手拿着书，牛在美美地吃草，我在贪婪地阅读。有了书的陪伴，生活一下子变得无限美好，总有无边的快乐等着我。看得多了，我写起作文来自然就轻松自如了。听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我的作文，看着本子上的红色波浪，我的心里就会升腾起幸福的云。

爱上“爬格子”

进了中学，学习任务变重了，我依然爱看课外书。好在那时没什么资料，只要把课本学好就行了。尤其是语文，我只读读背背，看看文后的注释，考起试来总是能得心应手。那时看课外书，我也会有意识地摘抄了。

考进师范学校后，可看的书一下子变多了。读着读着，我心里有了隐隐的冲动——我要写故事，写我自己的故事。我的“处女作”《我的老师》发表了。师范毕业时，同学的留言如出一辙——祝愿我将来发表更多的作品，成为一名作家。走上工作岗位——我回到母校当了乡村“孩子王”，埋头默默辛苦地工作。我带着学生做风筝、放风筝，到田间地头找春天，在教室里玩“添鼻子”游戏、扳手腕比赛。有时，我给他们读故事，讲我的故事。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我自己的故事。有了电脑，我开始用键盘叙述我及学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陆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校园文学》《小学教学》等报刊上，我与我的学生一起分享收获的快乐。他们比我还开心，常常问我有没有写故事的秘诀。我告诉他们：“有，那就是我对书的喜爱，对写作的喜爱。”

因为喜爱，我成了生活的有心人，特别爱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生活就是故事的泉源。举个简单的例子吧，那回，班级的窗帘上出现了三个小洞，问清缘由后，我让“肇事者”用布头针线把破洞缝制成一个有点镂空效果的“笑脸”，事后让同学们写日记，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刊登在《德育报》上了。你们如果喜爱习作，我也可以帮你们投稿。

我还告诉他们，只要你爱读爱写，你就拥有更多快乐，你的心境会更高，将来你会走得更远……

[老师登台]

方根秀，女，从小喜爱语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已有24个春秋。工作之余，爱读书写作，作品陆续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安徽文学》《小学教学？语文》《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法制文萃报》《德育报》《安徽日报》《安徽青年报》《江淮晨报》《合肥晚报》《芜湖日报》《大江晚报》等报刊上。多次获各种征文大赛奖，教学论文在全国论文评比中获安徽省赛区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