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新格局

生态治理新格局（8篇）

1.生态治理新格局 篇一

凝聚乡贤正能量 构筑基层治理新格局

崇明区中兴镇

【工作背景】

乡贤者，乡中贤良之士也。自古至今，乡贤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兴镇具有丰富的乡贤文化资源，既有近代抗日英雄“蒋队”队长蒋煊洲、台湾十大作家之一蒋君章等近代乡贤，也有“文化名人”顾此彼、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崇明扁担戏第三代继承人朱雪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根艺美术学会理事陈企衡等当代著名乡贤，更有生活在群众身边、退休未敢忘忧国、热心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顾静莲、何妙祥、何其荣等优秀志愿者。中兴镇注重发挥乡贤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把乡贤文化作为精神地标，大力弘扬乡贤精神，凝聚乡贤力量，积极培育现代乡贤文化，多举措发挥乡贤文化在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作用，使乡贤成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主要举措】

一、挖掘资源，凝聚乡贤力量

1、是制定乡贤标准。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乡贤“三大标准”即：思想品德好，崇德尚贤，以实际行动弘扬乡土文化，涵育乡风文明，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为乡亲、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有着较强奉献精神和较高的道德威望；能够投身文化建设，热衷公益事业，推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等。

2、是划定乡贤范围。根据本镇实际情况，将乡贤划分为三类：一是“古贤”，即中兴镇历史上“爱国爱家、勤俭守德、扬善敬礼、泽被乡里”的仁人志士；二是“今贤”，即注重从两类人群中挖掘符合乡贤标准的人才资源，主要是本地优秀基层党员干部、道德模范、“五老人员”等贤达人士和在外经商办企业、从政、求学等成功人士；三是“新贤”，即能够见贤思齐、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分子。

3、是建立乡贤人才库。在广泛听取党员、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符合标准的乡贤编入中兴镇乡贤人才名录，目前，共有古贤、今贤及新乡贤共计153人。

二、搭建平台，推动乡贤共治

一是老娘舅工作室，化解社区矛盾。何其荣老娘舅工作室2015年1月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市老劳模黄文荣、上海市优秀志愿者、“瀛洲好乡贤”顾静莲、文艺积极分子马秀芳、热心公益的社区志愿者陈虹等众乡贤参与组成。自成立至今先后调解社区大小矛盾纠纷40余起，成功率达95%以上。二是轩香读书社，重塑乡村文化。“轩香读书社”成立于 2013年11月，由一群具有读书看报、吟诗作画、挥毫泼墨等共同兴趣爱好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企业家等乡贤组成，成员已达50余名，他们每月向社区群众自办一次主题讲座，目前已举办讲座27次，自办社刊《三叶草》，每季度推出一期，至今已出版9辑。三是市民巡访团，传播文明风尚。由顾静莲、黄文荣等五位乡贤组成的市民巡访团，坚持每月一次市民巡访，对全镇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巡查、督查和评估，对创建文明城市的问题进行跟踪督查和反馈，带头参与“五星级”文明户创建，积极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四是参与关工委，关爱下一代。中兴镇邀请何妙祥、黄文元、陆祖尧等20多位乡贤积极加入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深入社区假日学校、汲浜小学、大公中学，为中小学生开设中兴镇抗战史、家风家训、扁担戏传承、根雕艺术、家乡方言等主题课程，积极引导培育未成年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培育文化，推崇群众自治

一是成立乡贤文化工作室。以轩香读书社为依托，成立乡贤文化工作室，由何妙祥等新乡贤通过招商引资、社会捐赠、培训收益等途径，自筹资金建立“乡贤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支持乡贤文化工作室挖掘乡贤资源、与乡贤保持沟通联系、研究传播乡贤文化，推动中兴镇乡贤文化不断发展。二是举办乡贤文化传播课堂。定期邀请顾鸣超、俞中华等今贤回乡，为中兴镇党员群众开展专题讲座。2015年6月12日，中兴镇乡贤文化传播课堂正式开讲，邀请家住中兴镇胜利村7队、曾长期担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国家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的顾鸣超为中兴镇轩香读书社成员作了一堂主题为“中国当前经济走向”的讲座。三是鼓励乡贤文化创作。鼓励乡贤结合农村工作实际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弘扬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升群众的自我管理能力，乡贤顾此彼创编了崇明方言小品《戴口罩》，向群众宣传秸杆禁烧，保护生态环境；乡贤何妙祥、陆祖尧等创编了《改革乐中国梦》，谱成崇明洋钎说唱的形式，由乡贤黄文荣到全镇各村巡回演唱20余次，该节目还被上海市委讲师团微信公众平台推出，向全市党员干部进行宣传。

四、树立典型，引领群众德治

一是设立乡贤展示馆。2015年6月25日，中兴镇乡贤展示馆在镇文化活动中心正式开馆，其中包含立功立言、贡献国家的施彦士等的饱学之士，抗日英烈蒋煊洲、世代良医姚梦鹏、捐资助学、热心公益的黄汉斌、捐资造路的黄汉江等近代、当代及新乡贤共计30余人。二是开展道德讲堂。由赵承宗、张惠芝等众乡贤组成讲师团，推动“道德讲堂”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并且邀请上海市优秀志愿者陈伟平，区精神文明好人好事陈德威，社区党员志愿者陆小妹等众新乡贤组成合唱团队，在“道德讲堂”上教授广大群众传唱公民道德歌，号召村民群众自觉践行道德规范，弘扬正风正气。三是设立乡贤工作室。近年来，中兴镇先后设立顾此彼文化工作室、陈企衡根雕艺术工作室、陈伟平工作室、陈德威工作室等一大批乡贤个人工作室，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乡贤形象，号召广大群众学习乡贤、传承文明。

【取得成效】 一是领导给予肯定。2015年6月25日，中央文明办一局局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及区有关领导来中兴镇考察、指导乡贤文化建设发展情况，对中兴镇发挥乡贤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给予了肯定。

二是社会评价良好。中兴镇乡贤文化在宣传文明、传播法治、参与基层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相关事迹先后在中国文明网、上海文明网、崇明报、东方城乡报等媒体上刊载十余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是氛围初步形成。近年来在乡贤文化的引领下，中兴镇先后涌现出了荣登中国好人榜的上海市劳动模范马菊松、最美崇明人黄成超、最美崇明人提名奖全国模范调解员陆锦飞、“崇明好人”陈德威、杨柏生、黄君娟、陆祖尧，上海市优秀志愿者陈伟平，崇明区十佳好人好事何其荣，“瀛洲好乡贤”蔡光天、黄成超、黄汉江、顾静莲、何妙祥、陈企衡及“瀛洲好乡贤”集体轩香读书社等一大批新乡贤模范典型，形成了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良好社会效应，形成了“人人敬乡贤、人人学乡贤、人人争做乡贤”的良好社会氛围。

点评：中兴镇深入挖掘本镇的乡贤资源，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在乡贤这支队伍的示范引领下，中兴镇形成基层治理的新格局，社会治理成效在文明创建、文化发展、关爱未成年人、道德培育等领域逐步显现。

2.生态治理新格局 篇二

1 全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新格局的重要性分析

1.1 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我国倡导节约型社会, 建筑业作为实现节约经济的微观技术层面, 在工程管理活动中节约资源, 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 其核心思想就是如何最有效的节约资源, 维护生态环境平衡, 确保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 在建设行业高效、合理的体现节约型经济发展观, 就是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工程项目的管理活动。因此工程管理必须站在更高的层次, 站在项目所处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层次来进行管理, 应用新的生产方式, 实现项目的系统目标, 解决生态环境与发展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1.2 建筑活动自身特点要求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筑活动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 也是消耗自然资源最大的生产活动之一。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和空间, 建筑材料的生产、加工、运输与建成后维持功能必须的资源, 以及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和排放等都对生态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它所完成的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所创造的价值也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带动建材、冶金、轻工、化工、机械、运输等许多相关部门的发展;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我国未来建筑业, 既要大力发展, 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又要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1.3 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能够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

通过规划保护城市生态和展现城市文化。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 是建设的“龙头”。城市高品位首先是规划的高品位, 城市规划肩负着实现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统筹安排城市空间及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位的使命。一是注重城市规划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合理确定工业、商贸、住宅、文化、休闲等功能分区。要强化区域意识, 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配套建设。二是高水平、高效率地做好规划管理, 维护规划的严肃性。规划审批要集中和统一,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滥加干涉, 通过规划一支笔审批把好特色关、精品关。三是规划要体现地方地理、文化、民族、生态和产业的特点, 适当规划设计与地方特色相适应的沿街建筑、街头雕塑小品、园林景观, 突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注重现代文化元素的注入, 展现现代城市的文化品位。

2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筑路径分析

2.1 减少场地干扰、尊重基地环境

工程施工过程会严重扰乱场地环境, 这一点对于未开发区域的新建项目尤其严重。场地平整、土方开挖、施工降水、永久及临时设施建造、场地废物处理等均会对场地上现存的动植物资源、地形地貌、地下水位等造成影响;还会对场地内现存的文物、地方特色资源等带来破坏, 影响当地文脉的继承和发扬。因此, 施工中减少场地干扰、尊重基地环境对于保护生态环境, 维持地方文脉具有重要的意义。业主、设计单位和承包商应当识别场地内现有的自然、文化和构筑物特征, 并通过合理的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将这些特征保存下来。可持续的场地设计对于减少这种干扰具有重要的作用。就工程施工而言, 承包商应结合业主、设计单位对承包商使用场地的要求, 制订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尽量减少场地干扰的场地使用计划。

2.2 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环境品质

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大量灰尘、噪音、有毒有害气体、废物等会对环境品质造成严重的影响, 也将有损于现场工作人员、使用者以及公众的健康。因此, 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环境品质也是绿色施工的基本原则。提高与施工有关的室内外空气品质是该原则的最主要内容。施工过程中, 扰动建筑材料和系统所产生的灰尘, 从材料、产品、施工设备或施工过程中散发出来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或微粒均会引起室内外空气品质问题。许多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或微粒会对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和损害, 需要特殊的安全防护。这些威胁和损伤有些是长期的, 甚至是致命的。而且在建造过程中, 这些空气污染物也可能渗入邻近的建筑物, 并在施工结束后继续留在建筑物内。这种影响尤其对那些需要在房屋使用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施工的改建项目更需引起重视。

2.3 实现建筑材料的可持续发展

正确选择和合理使用工程材料, 对整个工程的安全、实用、美观、耐久及造价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设计的初始阶段要考虑到材料的可更换性, 可再生性和耐久性, 生态建材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 其目的是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促进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保证建筑材料具有更好的性能等。生态建材是绿色建筑的基础。如果选用的建材不环保、不生态, 建造的建筑也不可能是绿色的。在生态建材的发展和过渡期, 如何选择建筑材料很重要, 归结起来有三类材料的选择, 即可再生循环的材料、环保材料和过渡性材料, 包括对的一些传统材料的类比和选用。发展生态建材, 建设绿色建筑要在满足人居发展总量和居住品质提升的同时, 加强建造居住环境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转变。应用生态建材与生态工程技术可以延长建筑与人居环境的生命周期, 减少建筑垃圾, 节约建筑材料;生态建材可以降低对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的污染, 有利于社会资产的合理递增。

2.4 实施科学管理、保证施工质量

当前我国绿色施工推行有限, 还未达到系统综合的程度, 绿色施工的作用并不明显。这除了认识上的不足外, 企业管理水平低, 绿色施工经济性效果较差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 实施绿色施工, 必须要实施科学管理,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使企业从被动地适应转变为主动的响应, 使企业实施绿色施工制度化、规范化。这将充分发挥绿色施工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增加绿色施工的经济性效果, 增加承包商采用绿色施工的积极性。企业通过ISO14001认证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实施科学管理的有效途径。实施绿色施工, 我们主张尽可能减少场地干扰, 提高资源和材料利用效率, 增加材料的回收利用等, 但采用这些手段的前提是要确保工程质量。好的工程质量, 可延长项目寿命, 降低项目日常运行费用, 利于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建筑业是耗能巨大的产业, 也是制造环境污染最重要的源头。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发展中保持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社会和可持续文化的协调发展, 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保护历史文化特色, 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资源的节约、再利用、循环生产的生态建筑,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纯净的蓝天绿水的根本目的。

摘要：建筑工程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们既要大力发展, 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又要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避免重复建设及短命建筑, 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文就我国可持续发展建筑生态建设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同时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相关路径, 以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3.新媒体重塑环境治理格局 篇三

新媒体以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为特征的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更灵活的媒体形态，包括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新浪微博、微信和QQ这类即时通信工具。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和普及，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模式，也使得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自身意愿变得简单快捷。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新媒体助推中国传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从“管理”转向“治理”

我国的治理模式正在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9次提到“治理”；全会通过的《决定》则有24次出现“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凸现了我党执政理念的升华和治国方略的转型。全会《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

治理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一些国家，最早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发展为“公共治理”，现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治理与管理有着明显区别：管理主体是一元的，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管理是垂直的，治理是扁平化的。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开来、铺展开来。管理带有随意性，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治理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控。管理常常是单向度的，治理是体系化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制度化、系统化的改革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形成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等全面的治理体系。相对管理而言，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它更强调灵活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了国家的公平、正义，社会的和谐、有序。

从“统治”到“管理”，从“管理”再到“治理”，这反映了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演变和历史发展的进步。在这种治理模式的变革中，新媒体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早在2013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政府应依法公开政务信息，此举除了让政府和民众保持紧密联系以外，也表明了对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支持，亦有助于政府官员改变作风，从而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信息发布方式和传播效率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传统媒体的环境信息传播机制，通常是基于等级制的纸媒、广播和传统讨论会。政府和企业可借由传统媒体向公众和社区发布消息，但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互动交流的空间。而新媒体，尤其是在线社交网络和微博等社交媒体，都是互动性极强的交流平台，用户可通过各种多媒体形式的自由交流和意见发表，进行即时讨论，拉近了信息与公众的距离。新媒体是改变人们生活的一次重要技术突破，已经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结构和模式，对我国的公共信息传播和个人信息交流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中国传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命令-控制型”模式，进入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运用强化了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赋予各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无论是人们的思维模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总之，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得新知识、创造新价值的源泉，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丰富了普通民众在公共事务领域中的角色，使其成为强有力的参与群体和监督群体，这将对整个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新媒体对我国当前环境治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共拥有6.32亿网民和5.27亿的手机互联网用户，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可以了解大众需求、诉求和意见。现如今，市民用户可通过一系列新媒体平台，如BBS和QQ群，组织和发起对污染排放、废弃物燃烧和基础工程建设等环境问题的声讨和抗议。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和传统媒体时代不一样的光景，公众间意见交流变得更简单，新型意见领袖和市民记者拥有了全新的意见表达平台，公众领域的某些讨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

新媒体对我国当前环境治理带来挑战，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下管理环境事件信息流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那些有显著地区影响的环境事件。高发环境群体事件充分暴露了我国政府在如何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变为依法有序的公众参与方面极度缺乏经验。政策制定者希望关于这些环境事件的信息和意见都能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以影响民意，但并非所有信息都准确无误，一些信息甚至是蓄意的、片面的或只是误传。我国政府在审查和管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相关网络媒体报道方面的尝试几乎都遭到了反弹，激起新一波更强的对抗，加剧了公众对于抗议者的同情和政府公众相互间信任受损。自2012年以来爆发的环境群体事件表明，由于多种原因，公众对于政府所做出的决策，无论好坏，都一律否定和质疑，这使得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进程中困难重重。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使我国当前政府管理环境保护面临严重的舆论压力。

新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获取环境信息、表达自身意愿、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管理执法和表达绿色选择的重要方式，也给传统环境管理模式转型带来了机遇，并正在助推和重塑当前环境治理新格局。全面、有效的公众参与对于重建政府公信力、恢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非常必要。政府部门防止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最有效和可持续的策略是提高信息透明度，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进行相关应对。新媒体应辅以传统媒体，二者紧密结合，共同进行环境信息发布。正如新媒体对传统公共事务管理的冲击，它对当前环境治理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仅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公众参与渠道相对狭窄的不足，还减少了公众参与的时间、金钱、精力成本，实现利益主体之间的快速连接和沟通，为不同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媒体正在重塑当前环境治理新格局。

新媒体时代要求重塑当前环境治理新格局

早在2012年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就指出，“要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对涉及群众利益的环保规划、决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在新媒体时代，公众参与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更好的沟通和信息公开。如果没有更加透明的信息公开和更广泛有效的公众参与，即公众参与无法有效落实，民众的失望情绪就会通过其他非理性方式来表达，从而加剧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

面对严峻挑战，如何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提高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决策的整体水平，从而为全社会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奠定广泛共识？如何才能把公众对环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主张行动引入法制的轨道，避免其不得不寻找另外一种“无规则互动”的参与方式——走上街头抗议——来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以上种种内容都是我国当前环境治理新格局的重要领域和优先选题。

公众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最广大、最根本的利益主体。只有获得广泛而有效的公众支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广泛而又持久的成果。新媒体对以政府管理为主体的传统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击，对环境保护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新媒体时代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等各类社会主体多渠道多方式高度参与环境治理的一种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首先要把握环境治理的新动向和环境治理的新规律、新方法，要创造全社会共同进行环境治理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安排，其次做好相关科技支撑研究，建立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环境信息获取和互动平台。

为此建议：一，加强依法、有序的公众参与，促使其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二，促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巩固和提升各级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化管理能力，并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立法。三，提高社会各界的意识，制定前瞻、主动、综合的环境治理战略。四，加强现有的公众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力度。五，理解并接受新媒体，采用适合于新媒体语境的信息传播方式；建设有助于应对新媒体挑战的开放式媒体系统，增进官民互信。六，建立完善的环境突发事故和环境群体事件应急响应机制。（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4.生态治理新格局 篇四

****市**区位于**西北部，辖*镇*乡，是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区作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区），以“三聚三促”积极创新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体制，努力构建乡村善治新格局。

一、聚焦党建引领，促基层党组织强起来

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一是实施“三个工程”。实施“书记领谈”工程，压实一把手职责，深化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实施村级后备力量“常青工程”，坚持“选、管、育、用”相结合，储备村级后备力量****名。实施村级集体经济量、质双提升工程，充分开发利用村集体资源，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主体开展股份合作，进一步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二是设立“两个指数”。首创实行基层党组织“堡垒指数”和农村党员“先锋指数”考评管理办法，建立可量化、可评议、可约束的“党员微积分”考评指标体系，有效将党管农村工作原则贯穿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全过程。三是成立“一个大党委”。以乡镇的社区大党委为纽带，以党建联盟为平台，开展网格精细化服务管理，实现基层党组织从“单打独斗”到“联合作战”。*镇解放社区“大党委”按照“区域统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治共享”要求，整合辖区内**个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共化解问题***件，广泛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支持社会治理工作。

二、聚焦共建共治共享，促主体参与多起来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治理，探索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形成多元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新格局。一是推行“三社联动”机制。开展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引导社会组织、企业等多主体积极参与、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刘三姐镇小龙村以打造“**环保妈妈志愿服务”示范点为契机，成立“环保妈妈”志愿服务队伍，以“大手拉小手”方式积极参与清洁乡村。古文村建立公益超市积分兑换机制，作为长效机制确保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热情不断高涨。二是推行新乡贤参与机制。***个村（社区）设置有新乡贤评理堂，评理堂推选评理员*人，赋予普法宣传员、人民调解员职责，让新乡贤评理堂成为普法主阵地、矛盾化解地。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纠纷***起，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邻里更和谐。三是推行“大数据+”机制。采用“大数据+执纪监察”模式，搭建阳光政务监管平台。平台录入了**个部门的***项、****万条、涉及**.**亿元的民生项目资金信息，群众只需手指点一点，涉农资金、扶贫补贴等**项惠民政策实施情况就能一目了然。以“大数据+综治”为方向，推动区、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智能化、多元化、网格化治理新格局。全区共划分网格***个，配备网格员***人,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

三、聚焦农民群众主体地位，促乡村治理活起来

5.生态治理新格局 篇五

  作者： 龙宏，王纪武 来源：《城市规划学刊》2009，（6）：99－10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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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安全问题评述及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选取等方面㈣，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自然区域或农业生态安全展开：在城市规划领域，城市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问题已引起重视，“反规划”、非建设用地规划、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等都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探索。这些研究都是从某一角度，侧重技术方法的研究，而针对城市生态安全及其空间格局规划尚无系统、全面的研究。城市生态安全及其空间格局

生态安全是维护某一尺度下的生态环境不受威胁，并为整个生态经济系统的安全和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的状态。它包涵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二是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服务功能。生态系统的服务职能涉及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当这种服务功能指向城市时，即产生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城市生态安全强调生态系统对城市生存、发展的保障职能。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用地增长形成的生态干扰，是我国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诱因。生态系统安全依赖于“结构一过程一功能”的有机结合、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城市生态安全的空间存在形式，因而是生态安全和城市规划之问产生对话的有效途径(图1)：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可描述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模型：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某种潜存的空间格局，由一些点、线、面的生态用地及其空间组合构成，对维护城市生态水平和重要生态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的空间格局。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特点

2.1 空间途径与定量分析的结合

城市规划学科在其空间规划属性向社会、经济规划延伸的同时，相关的技术方法也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作为应对城市空间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对策，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必然要借助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以空间规划为途径，才能科学应对用地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例如：通过生态格局指数等的研究，为以格局优化为主要丁作内容的空间规划提供支撑。

2.2对研究尺度的关注——粒度

尺度是景观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只讲逻辑而不管尺度的无条件推理和无限外延，是许多理论悖谬产生的哲学根源。同一城市空间运动过程或格局形态，由于研究粒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图2是杭州城市生态格局(局部)，在200×200m的研究粒度下，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生态斑块相对完整，具有大面积的内部生境和连续的边界，说明城市生态状况良好；在100x100m的研究粒度下．可以看出城市空间拓展的干扰造成了高度的生境破碎化。由此可见，200x200m。的研究粒度导致城市生态安全重要信息的丢失，因而未能真实反映城市生态系统的实际安全状况。选择科学的研究尺度对于城市生态安全研究极为重要。一般来说，随着研究对象范同的扩大，研究尺度呈逐渐增大的趋势，这意味着组织层次高的城市空间往往需要较大的研究尺度，而大尺度的研究往往导致一些信息被忽略。

2.3强调格局与过程的安全

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希望通过空间格局的建构来实现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功能”的有机结合。因此“结构”规划是实现“过程”与“功能”健康的重要途径，“结构”规划除了要考虑关键性的社会要素、生态系统要素（如关键性大型生态斑块）外，更要选择那些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受干扰的生态过程，以及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空间过程，以及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空间过程（如区域城市协作、城市增长模式、人文景观保护等），才能实现空间结构与生态过程、功能的有效对接。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应针对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综合各种重要的社会过程和生态过程，研究潜在生态影响类型及其累积性后果，为城市空间健康发展指引方向。

3.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的空间途径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是目标规划与问题规划的结合，其本质是通过空间途径实现城市生态格局的优化，并对城市空间增长进行生态干扰的控制和引导。因此，具体规划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格局优化的规划和基于干扰分析的规划，并可运用预案研究实现目标规划与问题规划的有机结合。

3．1 目标规划——基于格局优化的规划方法

空间格局优化本身就是城市规划工作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缺乏对生态过程与格局关系的认识，在城市规划中存在将绿地规划“等同于”生态规划的错误观念，导致重要生态过程的保护被忽视，使生态格局呈现出一种慨念化、套路化的所渭“点、线、面”网络格局。基于格局优化的规划方法以生态用地的分类研究为基础，注重探明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态过程及其空间存在形式．实施格局保护和优化。具体方法如下。

3.1.1 背景分析

将建设用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活跃斑块，分析历史时期自然和人为扰动的特点，以及城市斑块增长与生态格局的关系。

3.1.2 关键地段识别

在城市“社会－生态”过程及问题的分析评价基础上，识别具有关键生态作用和社会价值的生态用地，探明城市生态格局中保证系统健康和服务功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用地及其格局。图3为根据彩色航片（1：1.5万）和数字地形图（1：1万），借助GIS及GPS定位确定样方，对湖州市埭溪镇的生态背景与生态格局的多尺度分析。400×400m粒度的分析显示：埭溪城镇建设用地作为人为干扰因素，已深入山体围合的沟谷地中从维护生态梯度和减少对生态基质内部生境的干扰考虑，未来城镇应向东发展，并避免建设用地将天目山余脉围合的沟谷地的出口处阻塞，阻断各种生态流的循环空间；200×200m粒度的分析显示：埭溪镇的生态基质以山体植被为主。各部分基质的边缘相对完整，生境破碎化的情况微弱，但南北生态基质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100×100m粒度的分析显示：埭溪镇的生态基质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破碎化，且散点状分布的居民点存在蔓延、连接成网的趋势，因此需要对农居点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引导发展。对不同尺度的生态分析进行整合，形成如图4所示的城镇生态格局。这是根据不同的生态功能形成的多尺度生态廊道相叠合的生态格局。生态廊道的交接点是城镇生态格局的战略点，应重点保护。

3.1.3 风险评估

研究城市增长趋势和生态风险的约束因素，将城市用地增量与地区生态风险防治相结合，并落实在用地格局的空间配置上，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提出具体目标。

图5－6为埭溪镇的发展适宜性综合评价分析和生态风险因子评价分析。通过地区生态风险、发展适宜性的分析，结合生态背景与生态格局的多尺度分析，为城镇空间发展及生态格局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3.1.4 总体布局

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保护和建设大型的环境资源型生态用地（作为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所必须的自然栖息环境）、一定数量的小型生态斑块和廊道（用以保护水系和物种流动）。这种格局在生态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是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格局（图7）。

3.1.5 生态属性规划

宜居现状用地利用的特点和问题，结合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属性，进一步明确生态优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调整、优化现有生态用地格局，确定城市生态系统及其组分的发展格局和功能。

3.1.6 空间属性规划

将上述的生态和社会需求落实到规划设计的方案中，即通过生态用地的格局配置，用空间规划的手段对用地斑块的属性和技术指标（如生态用地的大小、形态、边缘的宽度、长度、复杂度的等）、开发建设时序、保护或改造措施进行明确的规定（图8）。

以格局优化为途径的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是目标导向型的规划方法，它重现生态用地的空间格局与重要生态过程的动态关系，并通过提出合理的空间格局来调控城镇空间增长的空间干扰。

3.2 问题规划——基于干扰分析的规划方法

干扰一般指显著改变系统自然格局的事件，它导致生态资源与空间格局的改变和重组。通过空间增长对生态环境问题相应的人为干扰，或通过有益的人为干扰优化生态格局与过程提供支持。

通常的城市规划方法往往忽视对空间增长的生态干扰分析，如图9所示，由高程分析推导出的用地布局，导致建设用地对沟谷、岸线空间的“填充”，不仅割断了山体与水系的空间联系，而且也完全割断了山体与水系的生态过程（如水文过程）。基于干扰分析的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方法是问题导向型的规划方法，针对不同功能的生态用地，从空间干扰的发生和影响特征出发，提出相应的控制对策。城市空间增长对生态环境构成的干扰可分为：1.改变过程的干扰；2.直接影响保护目标的干扰；3.间接影响的干扰；4.产生环境压力的干扰等。干扰分析的规划方法将干扰的引导或排除作为生态安全规划的线索，通过保护自然干扰和适度人为干扰来保持城市生态系统异质性，通过生态用地的格局配置来阻挡不利干扰，进而实现城市生态安全。

基于干扰分析的规划方法通过对人为干扰的分析，识别城市生态系统所受干扰的种类、过程、结果，继而可以作城市生态系统空间管理的支持。对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干扰分析包括：建设用地增长过程中，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主要生态过程的连续性等。这与干扰分析的类型划分和层次划分都是可以对应的。

3.3 预案研究

预案（scenario）研究是目前广泛用于区域发胀规划、景观生态规划等领域的一种不确定性规划方法，主要是对未来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并寻求实现途径。其目的不是回答“将会发生什么”，而是考虑“如果这样，将会怎样”。在面临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时，预案研究既能拓展思考范围，又能收敛以抓住问题的关键，从而使不确定性逐渐明晰化。预案研究可归纳出一些不可能发生和不能发生的情况，从而为城市空间增长建立一个空间限制的框架，在这些限制范围内城市用地增长需求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将湖州市埭溪镇的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发展与生态格局规划作为两个预案进行分析比较（图10－

11、表1）。结果显示，常规的城镇总体规划方案对地区生态背景、生态格局、生态廊道等方面的研究和规划缺乏针对性的、深入的研究和应对策略；而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建构的城镇发展规划虽然增加了建设用地规模，但由于考虑了多尺度生态廊道、生态战略点的保护，确保了城镇在生态安全格局框架下的积极发展。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的预案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由下到上（bottom-up）”及”由上到下（top-down）”两种思路的对接来完成。bottom-up方法基于生态干扰分析，研究城市增长的空间需求及生态系统本身的限制因素，以明确城市用地增长的各种生态限制因素及可供选择的范围。top-down方法基于生态格局优化，着眼于控制城市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果及其变化的驱动力与过程。因此可用于把握和限定城市空间增长预案的方向性及可能性。预案研究的top-down和 bottom-up方式正好对应目标导向规划和问题导向规划，将两种规划途径结合，适应于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针对性、系统性和主动性强的特点。

4.结语

6.生态治理新格局 篇六

基于遥感的城市景观生态环境格局分析

借助RS和GIS技术,获取研究区城市的景观生态格局指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各种生态类型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景现格局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揭示了部分生态类型持续减少将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的情况,为城市的职能部门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建议和措施.

作 者：卢伟 李淑 文鸿雁 韦春桃 LU Wei LI Shu WEN Hongyan WEI Chuntao 作者单位：桂林丁学院土木工程系,广西桂林,541004刊 名：地理空间信息英文刊名：GEOSPATIAL INFORMATION年，卷(期)：7(2)分类号：P237.9关键词：景观生态 遥感 定量分析

7.生态治理新格局 篇七

人们在不断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对环境的索取也不断加大, 当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以外, 往往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使原有的生态系统完全退化。 近年来, 随着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的逐渐加强, 恢复和改造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这一工作得到大量的实施。 相对于常规设计而言, 有意识地考虑使设计过程和结果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尽可能减少的设计方式或设计措施, 称为生态补偿设计[1]。

2 项目概况

呼和浩特市职业学院新校区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后罗家营村北高职园区内, 校园占地面积100 hm2。 在对校园的景观设计中, 我们在现场发现有一处采沙留下的大沙坑, 开口面积约110000 m2, 最深处高差在14 米左右, 四周都是裸露的沙石坡面, 结构疏松, 有少量的杂草生长, 现状条件极差 (图1 ) 。

3 设计方法

针对沙坑的现状特点, 直接进行景观设计明显不符合实际。 我们经过多次的方案讨论后, 认为首要的任务是修复沙坑的生态环境, 在沙坑有了一定的生态功能后, 再进行相应的景观改造, 使其最终成为一个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这样, 我们将生态学的内容引入景观设计中来, 通过人工干预自然生态的恢复过程, 指导具体的工程实践。

3.1 设计原则

第一, 投资和生态平衡。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讲求投资成本和生态手段保持平衡, 如果单方面强调某一项, 结果很可能与自然规律不符。对于生态恢复过程的时间性, 不能一味强调资金的高投入所带来的短时间完成恢复;对于生态本身的自我恢复性, 也不能因为过度的依赖生态自然恢复所造成的长时间过程。 最好的结果是以较低的投资成本换来生态效益的逐步提升, 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平衡。第二, 强调对场地多样性特征与功能的尊重。 成熟稳定的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及复杂的功能, 这也是生态补偿设计在景观设计中要达到的最终结果。第三, 强调对场地中的物质及能量的循环利用, 减少资源消耗。 通过设计因地制宜地改造利用各类要素, 使之重新参与生态系统的生产与循环, 达到“ 资源再利用”, 从而降低资源消耗, 减少成本[2]。 第四, 强调场地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尊重自然选择。 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 通过采用乡土物种, 恢复植被群落与演替, 改善土壤质量等手段, 减少对环境的负干扰, 以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 并使之获得良性的发展进程[2]。

3.2 生态因子修复措施

生态补偿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首先要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系统, 恢复大沙坑的生态系统就是要把之前被破坏的生态因子进行修复。 3.2.1土壤因子修复。土壤因子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场所, 因此, 首先要进行土方因子的修复。 大沙坑内除了边坡尚有少量土壤覆盖, 其余大部分地方都是裸露的沙石, 土壤因子的修复只能通过外运解决。但这样大的面积填土修整, 显然需要大量土方, 这样直接增加的资金成本。 好在现场周边正在进行建筑施工, 开挖基坑所堆置的大量土方给我们节约成本提供了便利。其次, 在大沙坑内利用原有地形条件进行设计, 也是我们减少成本的合理措施。3.2.2 水分因子修复。水分因子是恢复生态环境所必须的重要因子, 对改善沙坑的组织结构、植物的生长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 大面积的水体补充给今后的运行成本带来较大负担。 但令人欣喜的是, 学院南侧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 进过水处理后排出的中水可以用作大沙坑的景观与灌溉。3.2.3 植物因子修复。有了土壤和水分两个关键因子的修复, 在大沙坑内进行植物因子修复便有了可能。 在先期的植物因子构建中, 我们尽量选取适合本地, 抗性好的树种进行种植。 通过乔、灌、地被的合理搭配, 在一定的人工管理下进行快速的植物群落构建, 以求尽快达到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

3.3 主要工程技术措施

运用生态学理论进行的设计, 使大沙坑的景观治理有了科学性、合理性, 这是我们为后期的景观打造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任然以尊重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材料的节约为目的, 使整个治理过程变成一个绿色工程。 3.3.1 湖底的处理。 在对大沙坑的设计中, 我们设计了较大面积的水体, 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周边的生态恢复起到加快的作用, 使水体周围的立地条件得到快速的修复。 但如果单纯遵循自然环境, 势必要对水体进行不断的补充, 才能维持大面积的水体平衡;若为了防止水体流失, 将湖底做成硬质不透水结构, 阻断了地下水的补给, 又将使得原本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人工生态环境难以维持。 经过认真的讨论, 最后决定采取胶泥打底, 铺设土工布的柔性湖底方案。 这样既不完全阻止水体下渗, 又能防止水体快速流失, 二者取得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 3.3.2驳岸的处理。 大沙坑中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卵石、沙石料。 对驳岸的处理主要是就地取材, 节约成本。 利用卵石砌筑驳岸, 使驳岸赋有较为自然效果, 与沙坑的地质风貌相融合。 3.3.3 边坡的处理。 表面有一层较为松散的土层是砂坑边坡的主要特点, 如遇降雨, 地表径流所汇集的雨水会连同表土一同流失, 难以形成稳定的土体结构。如何将表面的松散土层稳定, 是边坡处理的主要难点工作。经过讨论, 通过种植大面积的速生植物, 利用植物体本身发达的根系特点, 将土地稳定形成一个整体, 是一套行之有效地生态补偿方法。最终, 我们在现场种植了几十万株紫穗槐, 通过豆科植物发达的根系及根瘤菌的固氮功能, 即增强了边坡土体结构的稳定, 又通过固氮作用提升了土壤肥力, 为其他树木的生长提供了养分, 利于形成稳定的群落结构。 在坡度较大的边坡, 坡脚人采用卵石护坡。 3.3.4 道路的处理。 大沙坑内的道路系统, 完全依据地形构建, 在铺装材料的选择上, 我们尽量避免使用石材, 石材的使用主要是为了修饰作用。 利用沙坑内的卵石和透水砖铺筑生态路面及水系走廊成为园路的基本特色。

结束语

在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地方进行景观设计, 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 使设计方案尽量遵循自然规律是今后景观设计的发展方向。 因地制宜,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 注重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物种的多样性、复杂性。 经过近5 年的生态恢复和景观打造, 之前的废弃沙坑面貌已焕然一新, 生态系统得到了修复, 如今的大沙坑正逐渐形成一个环境优美的公园绿地景观, 为广大师生及游人提供绿色服务 (图2) 。 作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 为今后类似的工程实践能够提供一些经验。

参考文献

[1]周曦, 李湛东.生态设计新论对生态设计的反思和再认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20.

8.新常态下的中国生态治理之路 篇八

2011年至今，北京林业大学作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与贵州省林业厅等单位合作，连续举办了森林碳汇、西部林业生态建设、自然保护与生态安全等主题论坛，使生态治理与美丽中国梦成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长期保留的论坛之一。

和往年相比，出席本届论坛的演讲、对话嘉宾规格更高，国际化程度更为突出。在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主持的基调演讲中，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都发表了重要观点，纵论新常态下中国生态治理大计，在全场引起了极大反响。

生态脆弱区植被保护亟待加强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张怀西，十分关心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一直站在国家层面为林业生态建设和国土生态安全鼓与呼。他欣然为论坛编撰的《生态文明论丛》系列丛书题写了书名。他在论坛上演讲的题目是《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构建和生态治理》，从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论述生态治理的目标和任务。他强调，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首先应重点加强生态脆弱区的植被保护和生态重建。

张怀西指出，国土生态安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但生态脆弱区域面积广大，脆弱因素复杂。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55%。所以，国土生态安全不容忽视。

张怀西说，国土生态安全体系的构建，关系到国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国家生态安全体系是指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所建立的宏观生态安全系统。它不仅关系到国民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环境的有效保护，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以及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张怀西称，本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探索国土空间管制的途径。开展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六大林业工程，解决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标志着中国林业建设步入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他说，我国逐步形成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功能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基本形成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发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国土空间开发方面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形成了“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划定了大小兴安岭等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限制开发，总面积约3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40.2%。形成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和“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为主体的“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张怀西认为，科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着力保障重点生态功能区安全、大力推进生态系统脆弱和退化区域生态恢复迫在眉睫，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重点加强生态安全战略点建设和生态脆弱区的治理。”张怀西说，生态脆弱区建设重点，应突出生态安全战略点的建设。这些战略点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相邻点之间形成保护地群网络，不同网络之间构成重点生态功能区。以“点——轴——面”三位一体为重点，以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共同构成我国国土生态安全体系。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提高沙区、草原植被覆盖率，有序实现休养生息。

张怀西强调，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用绿色理念指导国土空间的开发。他说，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是优化空间格局的战略重点。要严格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的要求，力争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6%，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要解决好资源与人口、环境的统筹协调问题。树立绿色国土的开发理念，在空间上要根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现有的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进行功能区的划分，引导和约束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布局，进一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

张怀西指出，要充分发挥顶层思维，科学合理的制定生态治理方案。生态治理和恢复，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和健康。但不同行业，不同的群体，不同阶层，对环境的影响不一样，对环境的诉求也不相同，而且不同时期还会发生变化。必须协调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实现各方利益共赢。

加快生态林业民生林业体制创新

森林、湿地、荒漠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以森林、湿地、荒漠为主要对象的林业事业，肩负着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承担着提供生态产品的重大使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在演讲中，重点论述了创新林业体制机制、改善生态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

中国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中国林业部门管理着三个系统和一个生物多样性，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刘东生说，中国林业部门认真组织实施了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已基本形成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中国90%以上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25%的原始天然林、50%以上的自然湿地和30%的典型荒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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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警示说，要清醒地看到，未来10?15年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需求和压力将比目前要大得多，以占全球4%的森林、14%的草地、3%湿地的生态系统，去维持保护全球10%以上的生物多样性并满足占世界22%人口的相关产品和环境服务需求，形势依然严峻。为此，社会各界应当精诚合作，务实行动，共同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刘东生指出，新常态下，发展生态林业民生林业有着巨大的优势和潜力。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的主导需求之一，经济越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越高，人们对改善生态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对林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就越旺盛；林区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在生态建设与保护方面投资需求巨大；我国有3681个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和2174个林业自然保护区，森林旅游和林业休闲服务业年产值5965亿元，仅占林业产业总产值的12.6%，增长潜力和就业空间很大；从产业结构看，林业产业是生态产业、生物产业、碳汇产业，是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

在新常态下，林业部门该如何作为？刘东生的看法是，要充分认识到新常态给林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深化林业改革为首要任务，坚持改善生态改善民生的改革目的和基本方向，坚决坚守保生态保民生的底线，坚决守住森林资源不破坏、国有资产不流失的红线和高压线，精心制定改革实施方案，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增强林业发展活力。

他说，为确保全面完成林业改革发展任务，切实推动生态林业民生林业科学发展，目前中国林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林业治理体系，提升林业治理能力，更好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更好地服务生态、服务民生。他认为当前应该重点抓好五个关键环节。

一是坚决严格保护天然林，着力解决生态安全和木材供给的问题。加快制定全国天然林保护实施方案和天然林保护条例，依法严格保护。要加强保护、科学培育和抚育经营，使我国天然林资源总量明显增加、质量明显提高、生态功能明显增强。对一些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天然林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要实行特殊的保护体制，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建立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实行重点保护、永久保存。完善政策措施，提高天然林保护补助标准。配套建立国家用材林储备制度，努力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全面实现由采伐天然林到采伐人工林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继续加强森林资源培育，着力解决质量不高和总量不足的问题。对正在实施的10项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争取国家进一步提高投资标准，加大省级资金配套额度，逐步实行按工程管理，进一步提升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质量效益。同时要及时谋划启动一批新的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加快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绿化，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林、以林养水，选择适宜的造林树种和造林模式，科学恢复这些地区的林草植被。大力推进森林经营，既要千方百计争取国家增加投入，又要引导、支持、培训营林主体和林农群众主动加强森林经营。

三是加快发展绿色富民产业，着力破解投入瓶颈制约问题。充分发挥林业的市场潜力、投资潜力、就业潜力和增长潜力，为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惠民生作出更大贡献。注重新产品、新业态开发和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应用，注重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素质，注重发展新兴产业、休闲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争取财政投入，注重发挥金融资本的投资潜力，吸引各种资本大规模向林业产业流动。

四是在生态资源监管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产权不清和监管不力的问题。加快建立生态资源产权制度和监管制度。深入开展非法侵占林地排查专项行动，重点清理排查土地整理中违规破坏森林资源、工业园区建设中违规占用林地、随意调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以发展林下经济为名毁林等问题，确保清查、查处和整改“三到位”。加大湿地保护和恢复力度，坚决守住8亿亩湿地红线，严禁将湿地开垦成耕地，严禁在湿地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搞商业性开发，严禁各类开发影响和破坏湿地生态功能。加大对湿地保护和恢复的投入，扩大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湿、湿地保护奖励试点。继续加大沙化土地和石漠化治理，严厉打击破坏沙区植被行为，保护和发展好沙区森林植被。积极有效推进国家公园试点。进一步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在职能上进一步强化，在投入上给予更大的支持，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扶持。

五是切实增强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着力提升林业对外开放水平。深度参与林业国际合作，有利于统筹全球资源和市场支持国内经济发展，有利于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有利于引导国际生态治理体系发展演变。林业国际合作要善于将加强国内工作与履行国际义务结合起来，将解决国内问题与参与国际事务结合起来，将利用全球资源与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结合起来。要深刻认识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属性，准确把握世界林业发展大势，善于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谋划国内林业发展，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要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科学把握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继续完善国际合作机制。

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

当前，生态问题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生态和规则正面临深刻变革。林业具有生态、经济、社会等多重属性，林业国际合作受到各方关注，需要切实增强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主动适应生态全球化趋势，推动生态外交和林业国际合作。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的演讲围绕着如何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而展开。他首先剖析了目前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三个问题。

一是全球生态治理面临“公地悲剧”窘境。他指出，其根源在于“生态责任赤字”和“核心价值观分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同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利益诉求，“严重的问题”不等于“共同的问题”。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石，保护环境与生态应该是国际社会所有个体和组织的责任与义务，但是，生态环境的公地特征，有关的国际制度不具备严格的惩罚性，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仅具有软约束，所以只能是靠责任和自觉。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中普遍存在“生态责任赤字”。有两个明显表现：一是对当前环境恶化负有历史的不可推卸责任的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以往的过失，力图逃避责任；二是国际社会各利益攸关方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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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同经济体利益诉求差异的扩大，国家间、地区间的博弈升级，全球生态治理行动远滞后于理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有先发展的历史优势，有资金、有技术、有经验、有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受生态环境恶化影响最直接、最严重，发展与保护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对矛盾综合体。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分歧，发达经济体内部之间同样如此，都不愿为全球生态治理负更多责任。由此，全球生态治理行动远滞后于理念。

三是非政府组织（NGO）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地位特殊、声音多元、影响突增但作用有限。非政府组织应该如何有效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呢？宋维明概括为“一个工具，两种策略”。一个工具就是非政府组织借助信息工具影响全球生态治理。两种策略是内部人和外部人策略。即打通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界限划分。对内，非政府组织以智库形式提供决策支持和辅助；对外，非政府组织利用与民众的友好联系，借助多种方式进行施压。内外结合，形成非政府组织特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宋维明说，中国为发展中大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中国要在全球生态治理实践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中国要不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答案是肯定的。宋维明指出，中国作为负责大国，全球生态治理作为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中国必须参与其中并力主发挥更为主要和关键的作用。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的开展。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工林、速生丰产林正在快速发展，制约其发展的制度约束、融资约束等正在消解。

宋维明引用了德国智库慕尼黑经济研究所2010年度发布的公报数据。1990年至2005年间，全球森林总面积缩减3%，巴西、印度尼西亚和苏丹等国家砍伐森林状况严重，而中国的森林面积却在增加，中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占全球人工造林面积的73%。根据中国速生丰产林建设的规划，2001年至2015年计划造林618万公顷，全面建成后，每年可提供木材1.4亿立方米，可支撑木浆生产能力近1386万吨、人造板生产能力2150万立方米，提供大径材1579万立方米，约占国内生产用材需求量的40%。

宋维明说，实际上全球生态治理可分为两个维度：供给和需求。前者可视为绿色生态资源的积累即正向积累；后者是绿色生态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负向积累。从中国的文化特质及行为秉性来看，仅关注一个方面显然不是中国的选择，也不符合中国的文明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早已参与到全球的生态治理行动之中，而且还为全球生态治理探索了一条各利益攸关方相对更容易接受的道路，不会造成“保护”与“发展”的剧烈冲突。

宋维明强调，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而且不仅仅是参与，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的理念与实践以提前探索的形式展现出来。即使出现问题也有机会进行调整和修正。相比国际社会无休止的争论与分歧，更显得务实和可行。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宋维明说，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之中。当前和今后要考虑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更好的在其中发挥作用、彰显价值。通过中国的参与为全球生态治理增加正能量，实现正向积累。

全球生态治理面临各种困境、窘境和难处，焦点在于谁应该负更大责任？谁应该享有更大权力？谁已经享受了很多权力？过去的权力与责任与今天乃至未来的权利和责任如何分配如何协调？宋维明说，由于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使全球生态治理在理念共识的路上走了很久，却并没有走上行动共识的大道。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均不同程度存在着差异和分歧。

如何解决这些差异和分歧？中国如何在这种情境下有所作为？宋维明说，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平等是所有人奉行的基本准则，所以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理念共识没有太多的障碍即已形成。但财富和权力的分野相当悬殊，行动共识由于利益的存在且诱惑巨大而障碍重重。这是当前全球生态治理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是大国，但所能发挥的作用、所能施加的影响，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确有限也很局限。但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源远流长的文明演进与文化遗传，使中国愿意积极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宋维明认为，实践是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全面停止东北天然林资源采伐并推向全国；全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付诸实施，实现绿色制造中国梦等等。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具体行动。搁置分歧和争议，调控需求、扩张供给，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付出现实努力，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推进提供可以参考和对照的蓝本。

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建设

经过深入研讨，与会的中外专家一致通过了《面向未来的中国生态治理机制创新与能力建设》政策建议书，并在论坛上正式发布。

专家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必须从战略高度上予以高度重视。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建设，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是提供“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绿”等公共生态产品、创造可持续发展生态红利的战略性、长期性任务。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下，通过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让透支的生态休养生息，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大的生态承载容量和生态资产保障，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所在，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的治本之策。

建议书说，在新常态下，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成为社会主导需求之一，我国生态保护建设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生态产业将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必将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方面有更大的作为。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发展壮大生态产业、生物产业、碳汇产业，形成稀缺且可持续的生态资本资源和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用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有助于加速产业升级、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专家呼吁，要牢固树立系统化的生态治理理念，以治理体系建设及制度创新为动力，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新战略。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实现生态治理从环境污染末端治理向全过程生态治理转型，必须紧紧围绕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这一要务，充分运用系统化的生态治理思维，将生态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制度创新，实施生态保护建设新战略，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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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保护建设制度体系，规范约束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必须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加快生态法治化进程和监管执法体系建设。对传统立法进行生态化改造，尽快修订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加快生态补偿、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自然保护建设领域的立法工作。强化生态保护建设领域的执法监督，实现对生态破坏的“零容忍”。

专家说，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新战略，要坚持生态优先、优化布局、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等核心理念，树立系统化的生态思维，突出抓好生态保护、强化生态修复、构建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等主要任务。要关注生态保护建设政策管理的协同化问题。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应从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整体目标出发，既明确主责部门的责任，更注重生态保护建设涉及部门的协调沟通、相互联动，避免生态管理的碎片化风险。要坚持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针，统筹“保护”和“建设”的关系，兼顾木材安全和木材可持续利用问题，加强天然林保护和木材战略储备人工林培育，做到两手发力、生态经济效益协同倍增。

专家强调，围绕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和建设生态保护与建设重大工程，确保形成国土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主动适应“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对外开放型经济的需求，突出生态环保、防沙治沙、清洁能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等重点，加强“一带一路”国内部分的生态治理工作，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主动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关切，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优化生态条件保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部署，实施区域性生态保护与建设重大工程，抓好生态保护建设的区域合作，建设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京津冀生态一体化要以水源保护林、风沙源治理等为重点，加强张承生态功能区建设，推进京津保中心区过渡带生态建设，实施严格保护，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构筑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同体。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加强流域湖泊水域生态系统保护建设，优化和强化生态功能，建设长江绿色生态走廊。

建议书指出，要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坚持多元合作，构建开放合作的生态治理参与体系。要从体现生态文明要求出发，通过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确保生态保护建设工作真正落地、见实效。全方位落实生态保护建设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加快构建全民生态保护建设行动体系，发动企业、民间组织、公众、投身和有序参与生态保护建设。坚持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凝聚高校、科研院所、国际组织、企业等优势资源，建设富有特色的生态治理特色新型智库，加强生态治理核心议题的决策咨询研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专家强调，把握国际生态治理体系构建的新机遇，大力实施生态绿色外交战略，提高生态治理国际合作的主动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和生态外交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要积极构建生态外交新战略，从生态产品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参与全球生态建设的国际合作。要针对国际生态治理体系构建，充分利用各种交流平台，主动提出中国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增强我国在国际生态治理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促进全球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