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精选8篇）

1.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一

我国智能制造装备六大发展方向浅析

【机电在线讯】近十年来，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快速。一是初步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销售产值已达到3000亿元以上；二是一批重点产品取得成果，高速精密加工中心、重型数控镗铣床、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等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应用，其中高端立卧车铣复合加工中心采用国产总线式高档数控系统，打破了国外在这一领域长期的垄断；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年产45万吨合成氨、轨道交通等多项重大工程项目也采用了国产数字控制系统DCS；大型轴流式压缩机组、离心式压缩机组、施工机械等陆续实现了远程监控和维护诊断，实现了智能化和网络化；三是涌现出一批智能制造装备的骨干企业，如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大连光洋、中国四联、浙江中控、和利时、沈阳新松机器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瓦轴集团、沈鼓集团和陕鼓动力等。

“智能制造装备通常是具有感知、分析、推理、决策和控制功能的制造装备的统称，它是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装备产品上的集成和融合，体现了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要求。智能制造装备的水平已成为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国际模协秘书长罗百辉表示，未来十年，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应牢牢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本着“创新优先、重点突破、技术融合、夯实基础、多元投入”的原则，面向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针对制造过程中的感知、分析、决策、控制和执行等环节，融合集成先进制造、信息和智能等技术，实现制造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精益化和绿色化。重点发展：

1、精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

重点发展高精度、高稳定性、智能化压力、流量、物位、成份仪表与高可靠执行器，智能电网先进量测仪器仪表AMI，材料分析精密测试仪器与力学性能测试设备，新型无损检测及环境、安全检测仪器，国防特种测试仪器等各类试验设备。

2、智能控制系统

重点发展综合性分散型控制系统DCS，具有与现场总线设备实现动态数据交换功能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逻辑控制、运动控制、模拟控制等功能有机集成的可编程控制系统PLC，先进高效发动机及其智能控制系统，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专用控制系统。

3、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及通用部件

重点发展高可靠性力敏、磁敏等传感器，新型复合、光纤、MEMS、生物传感器，仪表专用芯片，色谱、光谱、质谱检测器件；高参数、高精密和高可靠性轴承、液压／气动／密封元件、齿轮传动装置及大型、精密、复杂、长寿命模具；电力电子器件及变频调速装置。

4、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加快实施《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加强专项研究成果的示范应用和产业化进程。重点发展高速、精密、复合数控金切机床；重型数控金切机床；数控特种加工机床；大型数控成形冲压设备；重型锻压设备；清洁高效铸造设备；新型焊接设备；大型清洁热处理与表面处理设备；非金属成型设备；新材料制备装备；高档数控系统；数控机床功能部件；数字化工具系统及量仪。

5、智能专用装备

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矿山用智能自卸电铲、智能化全断面掘进机、快速集成柔性施工装备为代表的智能化大型施工机械；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多功能印刷机械；大型先进高效智能化农业机械。

6、自动化成套生产线

重点发展百万吨级及以上大型乙烯、大型PTA自动化生产线的系统集成，大型煤化工自动化关键装备；大型液化天然气生产储能自动化关键装备、大型天然气长距离输送系统；高效棉纺、短流程染整自动化生产线；大型煤炭井下自动化综合采掘成套设备及大型露天矿自动化成套设备。

2.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二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并购,技术源头企业

1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产业, 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备条件, 是决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完全可以说,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和支柱产业。因此, 国家历来都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将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十一五”规划为振兴装备制造业提出了总体目标:努力突破核心技术, 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统集成的整体水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提出了技术目标: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 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特别是2006年国家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振兴目标、振兴措施, 以及“十一五”期间我国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的十六个重大技术装备领域。

客观地讲, 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经过我国几代人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我国装备制造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装备制造体系, 总量规模已居世界第三, 在一些重要领域技术已非常成熟并取得了国际比较优势, 如我国60万千瓦以下火电机组、日产5000吨以下水泥生产线、上海振华港机的大型港口机械设备等成套技术装备, 已广泛走向国际市场。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 在一些新兴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上,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与国外先进公司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如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等行业, 许多企业是通过购买国外成套技术在国内许可生产或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生产。例如:我国风电设备制造行业, 国内已有40家整机制造商, 其中包括新疆金风科技、大连重工华锐风电、东方汽轮机、浙江运达、湘电风能等龙头企业, 然而, 我国风电设备大型兆瓦级以上技术仍不成熟, 主流机型严重依赖国外技术, 海上风电技术更弱;兆瓦级叶片、主轴轴承、电控系统元件、液压系统元件等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而且, 这些企业中许多都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风机生产, 具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引进国外的设计图纸和技术, 或者是与国外设计技术公司联合设计, 在国内进行制造和生产, 如金风科技引进的1200kW、1500kW风电机组, 浙江华仪、广东明阳、国电联合动力的l500kW机组, 重庆海装、上海电气的2000kW机组;二是购买国外成熟的风电技术, 在国内进行许可生产, 如金风科技的600 kW、750kW, 浙江运达的750kW、华锐风电、东汽的1500kW风电机组, 都在国内成功生产并实现产业化, 这些机组是国内的主力机型。还有重庆海装的850kW, 保定惠德、武汉国测、吴忠仪表的1000kW, 上海电气的l250kW, 北重的2000kW等公司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引进的。三是与国外公司合资, 引进国外的成熟技术在国内进行生产。象航天安迅能、恩德风电的1500kW, 在国内已成功生产并实现产业化, 还有湘电风能、瑞能北方的2000kW等公司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引进的。国内主要风电机组制造企业技术引进情况如下表:

而在其它行业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产业中最核心的多晶硅高效提炼技术——西门子法主要掌握在欧美日少数跨国公司手中, 并且对我国企业实行技术封锁。再如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中, 尽管有徐工、柳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年产值百亿元级龙头企业, 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工程机械整体水平尚有差距。我国的工程机械产品中低端产品居多, 部分产品在国际主流市场上处于二、三流产品的地位。业内专家和企业家们都不否认,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与美、日、德等工程机械强国相比, 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实力, 还是品牌的影响力、研发能力, 以及产品的性能特别是耐久性和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甚至要差15到20年的水平。而且, 发动机、液压系统和传动系统等关键配套件技术均主要受制于外资企业。因此, 从整体上来看,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必将任重而道远。

2 “市场换技术”换不来最先进技术

近几年来, “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 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领域争论的重要话题。总的来看, “以市场换技术”对我国工业发展、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缩短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功的案例包括三峡工程、宝钢、程控交换机等。如三峡工程建设之初, 即提出“技术结合、技术转让、联合设计、合作生产”的重大思路, 通过相关企业的共同努力, 使我国在特大型水力发电设备设计制造方面一举跨越了与国外近30年的差距, 使我国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进入自主设计、制造、安装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跨国公司在进行技术转让时, 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 必然要“留一手”。 由于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和技术代际差距, 因此发展中国家换来的技术总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技术, 跨国公司最先进的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是引进不来的。如我国近几年通过“打捆招标”方式集中采购的燃气轮机电站技术引进项目中, 通用电气赢得了第一捆23台中的13台设备、价值9亿美元的大订单, 尽管GE同意让哈尔滨动力公司装配这批燃气轮机, 也向GE在沈阳的合资公司合作伙伴转让发动机燃烧系统的技术。但是, 即使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 最核心的关键技术仍然被保留在GE手中, 包括冷却系统的设计、第一排旋转片及其热保护层方面的技术均未转让。GE董事长伊梅尔特事后表示, 出售给中国的涡轮机其实比GE已掌握的涡轮机技术至少晚两代。

尽管“以市场换技术”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是, 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仍然需要引进大量的重大装备和技术。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巨大需求, 另一方面是我国在一些领域的技术装备水平确实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技术代际差距。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支持自主品牌, 而采用比国际上落后两代甚至三代的技术设备, 而事实上这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损失, 对经济总体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影响也将是无法估计的。我们更不能一味坚持自我创新而去等我们自己开发出先进的技术设备。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是等不及的, 单纯依靠自我开发在成本投入上也可能是很大的, 特别是在时间压缩的情况下非常规地开发。

因此, 对于我国经济建设需要、我国现有技术不能满足的、自我开发而又投入更大、花费时间较长的重大技术装备, 如先进能源、高速铁路、生物、新材料、环境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和装备, 仍然需要通过引进的方式解决。同时,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 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明确为自主创新的三个方面内涵之一。由此可见,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 绝不是否定、排斥引进先进技术, 更不是要关起门来自己一切从头干起, 而是要求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 切实抓好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我国的自主创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比如中联重科在它的自主创新理念中提出, 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 即“高位嫁接, 二次创新”。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说,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在自主创新中, 既不可闭门造车, 也不能完全依靠“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 需要正确处理引进与吸收的关系。他们通过在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研发分支机构和科技信息网络, 把国外同行专家“请进来”等方式, 把握国际技术发展动向, 增强二次创新的前瞻性。

3 并购国外先进技术源头企业, 引进技术创新能力

依托重点工程项目, 将设备采购与技术引进、国内合作制造相结合, 固然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从事重大装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主要形式, 但是, 这种方式也有局限性, 一方面通过购买技术引进不来国际最先进的核心技术, 引进不来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它主要限于一些重大装备技术领域, 并且以国内重大项目和市场为依托。而事实上, 在装备制造的许多细分领域, 欧美等中小型专业企业所掌握的关键技术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十分需要。因此, 在技术引进的大思路上, 我们应突破单纯的“技术引进”形式, 主动 “走出去”, 积极搜寻并购国外拥有关键和先进技术的中小型源头企业, 这样不仅可以获取其领先的技术, 而且能够获取其研发团队和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

目前国内已有数家成功案例, 如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所属欧洲德玛斯公司作为投资顾问, 2005年帮助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并购德国凯狮公司, 该并购标的金额为950万欧元。通过并购, 哈量集团全面获取了凯狮公司的研发队伍、专利技术、产品设计专有版权及源程序、历史资料等, 使得哈量落后凯狮20年的低端产品结构和技术研发能力迅速提升到国际一流技术水平;同时, 该集团还获取了在国际数控刀具和量仪产品市场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凯狮品牌, 以及欧洲等地拥有较完善的市场销售网络和宝马、大众等一批高端客户, 直接进入了国际高端量具刃具市场。

当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海啸愈演愈烈, 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已陷入严重衰退, 并已对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如全球各大汽车公司遭遇困境纷纷裁员减产, 美国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于今年10月24日宣布, 将于年底前在全球范围内裁员5000人左右。通用汽车正在进行一项评估, 可能涉及裁减上千名员工, 并考虑出售或关闭更多的品牌。瑞典沃尔沃10月在全球削减4000个职位。法国雷诺汽车公司9月宣布到2009年削减6000个欧洲职位。在破产阴影笼罩下的美国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迫不得已继续推进合并谈判进程。全球汽车产业销量大幅萎缩, 9月份美国车市中, 福特汽车下跌34%, 克莱斯勒下跌33%, 丰田跌32%。通用跌16%。作为领头羊的德国大众10月份销量下降5.1%, 紧随其后的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10月份销量下滑了16.3% 。2008年11月17日, 法国雷诺集团宣布减产25%, 德国汽车巨头戴姆勒目前宣布将停产一个月以应对困境。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同行三大汽车公司一样, 陷入困境的欧洲汽车厂商们也在翘首企盼政府救援。

在此大环境下, 可以想象, 欧美等国众多中小企业的经营形势更是困难, 许多企业都在努力寻求引进战略投资者, 甚至申请破产保护。对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而言, 这正是并购国外先进技术源头企业的良机。当然, 在实施并购过程中, 既要积极搜寻目标企业, 又要保持头脑冷静, 全面客观分析企业价值, 扎实做好尽职调查、整合筹划等前期基础工作, 确保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拥有所需关键和先进技术的理想目标企业。我们相信通过并购国外先进技术源头企业, 将有利于实现世界先进技术与中国制造优势的战略结合, 必将会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升和企业的快速发展, 并最终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从“装备中国”转向“装备世界”。

参考文献

3.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三

关键词：物流；装备制造业；因素辨识；DEMATEL方法

中图分类号：F7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00(2007)12-0119-03

Abstract: The affecting factor index of logistic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 our country is built.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each pair of indexes are decided by making inquiries of the experts, and the effects of factors are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by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approach. Based on this, the influencing degree of each factor on other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d degree of each factor by others and mak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logistic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 our country are identified, and the main factors are related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duct demand, marketization degree, management styles and so on. According those,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se factors.

Key words: logistic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fluencing factors; DEMATEL approach

0引言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物流装备制造业轮廓十分清晰，且能够从物流系统角度对各种装备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开发。与之相对应，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各种物流运输装备数量迅速增长，技术性能日趋现代化，集装箱运输得到了快速发展等，并且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先进的物流装备系统不断涌现，我国已具备开发研制大型装卸装备和自动化物流系统的能力。但是，由于我国的物流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其形态上尚不成形，物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并不能满足新世纪全新物流任务的要求，这不仅影响物流制造企业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物流行业的健康顺利发展。

基于此，本文采用DEMATEL方法对影响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因素进行识别，系统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指数，从而给出所有因素的影响程度排序，据此提出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1DEMATEL法及基本实施思路

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法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一种运用图论与矩阵工具进行系统因素分析的方法，DEMATEL方法可以通过较少样本但信赖度较高的问卷调查，揭示对复杂问题的共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各个问题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

其基本思路为：将复杂的问题细分为若干小问题，通过N个熟悉现场的专业工作者对小问题间相互影响的问卷回答，整理出N×N的正方形行列式，构成因素集的关系有向图，由此进一步计算出因素集的综合影响矩阵，进而系统地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综合影响指数（实施步骤见文献[2]）。

2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辨识

根据目前学术界有关制造装备业以及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通过系统分析和诊断，我们提取三类共22个直接或间接影响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具体如下：

外部环境因素：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F1，市场化程度F2，产品需求F3，环境协调能力F4，产业的发展变迁F5，产业集群F6，人才的培养F7，共性技术的联合研究F8。

企业内部因素：物流装备制造企业的规模F9，物流装备制造企业的组织结构F10，研发经费的投入F11，企业的管理方式F12，企业文化F13，信息技术集成F14，服务水平F15。

产品相关因素：产品质量F16，品牌F17，设备价格F18，标准化F19，绿色制造F20，可持续发展F21，产品结构F22。

通过专家调查的方法可以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调查对象为物流装备制造企业管理人员和河南科技大学机电学院教师。根据两个因素之间是否有半数以上的问卷认为存在影响关系来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两两分析判断而建立的[3-4]：如果某因素F 对因素F 有直接影响，则相应的第i行第j列元素为1；如没有直接影响关系，则相应的元素为0。各指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情况，如表1所示：

利用DEMATEL方法计算得到的因素间综合影响关系的行和、列和、原因度和中心度，如表2所示（鉴于篇幅，综合影响矩阵从略）。表2中的行和，即为每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度，而列和表示该因素的被影响度；行和与列和之差称为该因素的原因度，表示该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因果逻辑关系程度；行和与列和之和称为该因素的中心度，表示该因素在系统中的重要性程度[5]。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各个因素影响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程度，从而找出重要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用DEMATEL方法求得的各因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与指标的顺序无关[6]。

3结果分析

每个因素对应的中心度反映此因素在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中所占的位置，因素F12（企业的管理方式）、F21（可持续发展）和F9（物流装备制造企业的规模）对应的中心度分别为2.7472、2.6665、2.3037，位于22个因素中的前三位；另外，F11（研发经费的投入）、22（产品结构）、F7（人才的培养）、4（环境协调能力）的中心度均大于1.8，因此在系统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影响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原因因素（原因度大于零的因素）分别是：F1-F6，F9-F13，F19-F20。结果因素（原因度小于零的因素）分别是：F7-F8，F14-F18，F21-F22。其中，F1（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F3（产品需求）和F2（市场化程度）对应的原因度分别为1.5768，1.1587，1.1337，位于原因要素的前三位，它们对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F21（可持续发展），F22（产品结构），F18（设备价格）对应的原因度分别为-1.5043，-1.2077，-1.1716，位于结果要素的前三位，它们是物流制造装备企业有效运营的重要保障。进行优化时要充分考虑原因要素与结果要素，有针对性地改进相关因素，促进物流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4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1）政府应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与物流装备制造业相关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鼓励物流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严格设备淘汰标准；对于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先进设计、先进制造及制造业信息化等共性技术，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重点支持企业研制重大新产品、新装备和新工艺。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渠道，形成财政、企业、民间、外资等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只有充分利用体制和机制上的支持才能使我国物流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

（2）增强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7]，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改进技术创新模式。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模仿创新；以物流装备制造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同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整合科技资源，搭建具有共性的高水平技术支持平台，并集中力量加强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开发、研究，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积极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加工设备和生产工业，大力提高物流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3）培育并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目前，世界物流装备制造业正在进行产业梯度转移， 我们要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打破地域、行业、所有制的界限，加强物流装备制造业企业间的合作，重点抓住技术带动性强、需求量大的重大技术装备，以关键设备为龙头，机械、电子、材料和零配件等相关产业一起上，形成一批特色鲜明、重点突出的具有整体竞争力的战略产业群体，从整体上提升产业竞争力。

（4）根据市场对物流设备的需求，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丰富产品结构，注重发展技术含量高的物流设备[8]，如运输系统中的新型机车、车辆、大型汽车、特种专用车辆，仓储系统中的自动化立体仓库、高层货架，搬运系统中的起重机、叉车、集装箱搬运设备、自动分拣和监测设备等。有意识的淘汰陈旧落后效率差、安全性能低的物流设备。

（5）改进企业的管理方式，高度重视物流装备人才培养，为现代物流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人力支持。现代物流装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熟悉物流管理、信息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通过培养，使其更加适应专业岗位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北京中物联物流规划研究院. 中国物流装备市场状况分析[J]. 中国物流与采购，2005(11):83-86.

[2] 杨印生. 经济系统定量分析方法[M]. 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3] Yang Y S, Li H W, Tong J.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the greenness of products Based on DEMATEL[C] // Proceedings of 200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2002:922-926.

[4] S. M. Seyed-Hosseini, N. Safaei, M.J. Asgharpour. Reprioritization of failures in a system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by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technique[J].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afety, 2006(91):872-881.

[5] 李洪伟，周德群，章玲. 运用DEMATEL方法及交叉增援矩阵法对层次分析法的改进[J]. 决策与统计，2006(8):10-11.

[6] 李洪伟. 绿色产品评价理论方法研究及其在地面仿生机械中的应用[D]. 长春：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2004.

[7] 杜心灵. 加快发展洛阳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思考[J]. 商场现代化，2006(7):177-178.

[8] 张建斌，孙启鹏. 我国物流设备发展趋势[J]. 综合运输，2004(8):28-30.

4.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四

[摘要]针对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现状，指出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资源的创新协同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在探讨西安市发展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现有主要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研，分析了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在扶持政策体系、制度建设、产业园区增长能力、民口企业“民进军”以及产业链配套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从制度完善、发展规划、破解资金瓶颈、完善军民融合的机构设置等方面，提出了西安市发展“军民融合”装备制造业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国防科技；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4―0128―04

一、西安市国防科技与装备制造业基础

（一）国防科技实力雄厚

西安市国防科技工业的形成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在陕西进行的国防科技工业及配套工程建设。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五”、“二五”、“三线调迁”、“军工内迁”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后，西安本地也成长出一批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新型国防科技公司。目前，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共有各类军工和民口配套单位300多家，涉及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核工业我国所有六大军工行业，其中大中型企业53家，军工科技人员12.07万人。这些军工和民口配套60%以上的生产企业和90%的科研院所都聚集在西安周边。近年来，西安市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在军品产值、工业增加值、R&D活动、固定资产投资、军品经费等方面稳居全国三甲。

（二）西安市装备制造业现状

由于国家国防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布局的历史原因，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形成了包括国防科技在内的一些重点领域，如航空航天，特（超）高压输配电设备、高速高精数控机床及复杂刀具、新型海洋陆地石油钻采设备、大型冶金成套设备、煤炭综采设备、高速列车城轨设备等。根据统计局资料，201 1年西安市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405家，其中大中型企业97家，占24.O%；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476.78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12.3%。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事装备制造优势明显，军工门类齐全，军品配套任务包括军用车辆、特种新材料、航空机载设备、飞机零部件生产及维修、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组件等国防科技多个领域。

（三）空间聚集和创新协同优势未能有效发挥

与具备的国防科技和装备制造业的资源优势相比，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和国防科技产业的空间聚集和创新协同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军民结合产业规模不够大，军民科技资源难以共享。据统计，西安市国防装备制造研发设备军民共享率仅为22%左右，民口的大量装备制造资源也难以在国防科研中发挥作用。又如，2011年西安市国防科技工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在10%左右，全市军工系统民品产值约14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不到5%。这大大弱于同处西部而军工资源不如西安的四川与重庆，如重庆市军民融合产业贡献了重庆市工业总产值的2/3。

二、西安市发展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措施

（一）国内领先的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

“园区化承载”是西安市发展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基础举措。2004年8月，国家批准设立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2010年6月升级为“国家级陕西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2006年11月，陕西省、西安市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建的西安航天科技产业基地成立，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民用航天产业基地”。2009年6月，西安市与中国兵器集团共建西安兵器工业科技产业基地，打造以现代装备制造、工程机械、大型专用设备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此外，西安市还规划了西安船舶重工科技产业园和西安军工电子产业园。这些产业园区相继成为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重要平台。

（二）解决顶层制度设计和组织协调问题

为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国发[2010]37号文件精神以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陕西省在陕政发[2009]69号文件中，确定了民用航空、民用航天、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信息、特种化工和精细化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重点领域，提出了“重点抓好100个军民结合企业，重点支持100个军民结合产业化项目”的“双百工程”，又出台陕政发[2011]63号文件以保障“双百工程”。为了加快建设军民结合产业园，省、市政府还出台了《航空产业集群发展规划》、《航天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等文件。这些政策初步解决了西安市发展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顶层制度问题。

在组织协调方面积极实施“中省结合”战略。陕西省于2005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由地方政府、大学、军工央企集团联合组建，专门从事国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集成研发和协调机构――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了“陕西军工资源信息平台”，为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相关决策提供策略支持。并成立省军民结合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分管副省长担任组长协调解决军民融合重大问题。

（三）积极出台财税支持政策，引导民品企业“民进军”

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十二五”期间陕西省设立了省级军转民专项扶持资金，自2012年起每年投入不低于1亿元，对军转民重大高新技术成果就地转化项目、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项目、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给予贷款补贴或资金补助。同时全面落实国家鼓励地方单位参与军工企业改制和军品研发生产的各项政策，对承担军工科研生产项目的民口单位给予科研补助和贷款贴息。军民融合产业园区也积极出台财税支持政策。如航天基地出台《关于加快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自2012年起，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安排3亿元用于对军民融合企业和项目的各种奖励、资助、补贴和贴息等。

（四）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

陕西省、西安市政府积极鼓励各种投资主体进入军民融合产业。目前，在陕军工企事业单位直接投资或参股的各类军民结合生产经营实体260户，其中，国有独资22户、控股公司95户、中外合资公司33户，与国内企业合资或者吸收民营资本建立的各种所有制非控股公司105户，上市公司5家。同时，民用工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全省民口企事业单位从事军品科研生产配套的有200多家（其中取得保密资格的140余家，取得军工科研生产许可证的70余家）„。特别是，近年来西安本地成长起了一批以西安天和防务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民进军”企业。

三、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典型问题

西安市装备制造业的军民融合，不但面临着军民科技资源制度安排差异、军民技术标准与规范差异、中介体系、保密制度等全国普遍性的发展障碍，同时还存在以下典型问题：

（一）扶持政策体系滞后

尽管国务院、中央军委、陕西省、西安市相继出台的相关文件初步解决了“军民融合”的顶层制度问题，但就总体而言，一方面相对于现有的制度设计，陕西省、西安市前几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大多已经滞后，而新配套政策尚未及时跟进；另一方面，由于各军工央企集团、省市两级政府的配套跟进与协调远远不够，已有的扶持政策也难以落实，对于财税激励难、贷款融资难、资源和人才交流共享难等军民融合的老问题，尚未形成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特别是西安市尚未设立市一级的、能与省级和产业园区专项资金相配套的专项扶持资金体系。

（二）制度障碍依然明显

一是传统的制度惯性依旧发挥着影响。在现行国防科研生产体系下，国有军工企业受其所属央企集团的直接领导，国防装备科研生产管理仍自成体系，西安市难以结合地方经济对其直接做出行政制度安排，军民科技资源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分离状态。二是陕西省层面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服务机制。现已出台的相关顶层制度安排和协调机制大多还停留在政策原则层面，地方与相关军工央企集团、部委之间，以及地方自身还未形成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和服务体制。三是传统制度惯性在军工企事业内部的军民科技资源与人才交流等方面的隔离作用明显。西部相对滞后的市场观念，使西安市国有军工企事业单位传统的行政级别观念在企事业内部仍发挥着主导作用，民品科技人员和民品业务在这些企事业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

（三）产业园区投资驱动依赖程度高，内生增长能力较弱

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产业园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在园区规划之初，将规划区域内的已有军工企事业单位存量的纳入。如，航天产业基地在建设之初，将航天五院西安分院、航天六院、航天九院771所、7171厂等纳入园区规划。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成为重要驱动力。如航天产业基地中，以“富力城”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成为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新人驻企业的推动。但是，很多入驻企业与园区所依托的军工龙头企业间并无产业链联系，例如航天产业基地甚至出现了奥迪、本田汽车4s店等。对其他园区的调研发现，这些现象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使各产业园中的新入驻企业与军工龙头企业之间的供应链联系不足，企业的园区归属感不强，园区凝聚力和辐射力不够。从而，产业园的内生增长动力较为不足。

（四）“民进军”企业比例小，民营企业稀缺

从资本构成看，西安市国防装备制造领域民口企业“民进军”较少，民营资本企业稀缺。陕西省国防科工办2011年统计表明，西安市军民结合单位中，80%以上是由在陕国有军工企事业单位直接投资、参股或者改制而来，其余进入国防武器装备科研、试制以及生产系统的非传统军民结合企业50多家。这些非传统军民结合企业中，真正由民营资本“民进军”的军民结合企业，仅有以西安天和防务、西安新竹等为代表的不到20家，中外合资企业仅3家。这显然与西安市军工装备制造业的雄厚实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民进军”风险大，民营企业规模偏小

除过军民信息不对称、保密制度以及军民技术标准差异等为民口企业带来的风险外，民口企业“民进军”还面临极大的资金和市场风险。首先，民口企业要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国家保密单位资格认证等，需付出不菲的前期资金。其次，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通常技术难度大、研发周期长、垫支资金多，这为民口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资金压力。第三，我国在军品项目中有意引入了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不但使国有军工企业，更使民口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与资金风险。西安市的民口企业、特别是民营资本企业的资金实力相对不足，大多“民进军”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左右。但是，除过一些专项扶持资金，西安市尚未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支持体系来支持民口企业参与国防装备的科研生产。这已经成为制约西安市民口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民营资本企业“民进军”的重要原因。

（六）军民科技资源产业链难以衔接

受早期国家装备制造和国防科技领域战略布局的影响，西安市的装备制造和军工科研生产往往是省外配套，如陕重汽的本省配套率至今也仅35%左右。这导致西安市的装备制造和军工科研生产难以在本地获得产业链配套，一批本地新成长起来的军民结合企业在产业链配套方面也展现了类似特点，并且军民融合产业园中的产业链配套也不足。这些因素一方面导致本地民口和民营企业缺乏进入西安市国防装备产业链的窗口，很多先进民用科技成果难以进入西安市的国防装备产业链。另一方面，大量具有民用发展前景的国防科技成果滞留在国防科研院所而难以在本地产业化。

四、推进西安市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建议

（一）克服传统制度惯性的影响

首先，在战略层面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减少和消除影响军民融合的制度壁垒，加强市政府与国防科工局、军工央企集团及相关部委的协调，在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构建有效的地方协调管理和服务机制。其次，促进军民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文化价值观通常会表现在产品采购、质量管理和保密等方面，是制度惯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为此，“民进军”企业要积极理解和落实军品的产品采购、质量管理和保密的方法和意识；强化对军方新型武器装备制造的需求研究，通过先进科技的预研主动引导军方需求，创造军品市场机会；积极利用军品质量文化提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鼓励支持国有军工企业在军品科研生产中积极结合民品的成本意识与市场机制，顺应新军事经济变革下武器装备采购的市场化大趋势。第三，引导国有军工企业克服传统行政级别观念对企业机制和科技资源的约束，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打通军民品之间的科技与人力资源通道。

（二）围绕国防装备特色产业，制定和实施军民融合发展规划

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支持作用。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国发[2010]37号文件和省政府“双百工程”文件的精神。二要按照全省军工资源的分布情况，紧紧围绕民用航空、民用航天、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特种化工等军工特色主导产业，在西安市经济规划中对军民融合产业做出长远规划，坚持将基地园区作为实施长远规划的主要载体。三是针对军民融合产业长远规划，组建军民重大问题决策的高层机构，建立促进军民融合的体制和机制，对军民重大问题做好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协调服务等工作，支持和发展一批符合“军民融合”产业长远规划的本地军民结合型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企业。

（三）大力提升产业园区的内生增长能力

基地园区建设在认真总结经验、突出优势特色的同时，要及时调整发展策略，提升产业园区的内生增长能力。为此，一是产业园区要继续对军民结合产业项目在用地、发展资金等方面优先扶持；二要按照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切实调整早期以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发展模式，按照“产业链构建、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的基本模式，以完善产业园区的产业链配套和推动产业集群形成为目标，依托大集团大项目推进产业链中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项目入园；三是各产业园区建立横向和纵向的定期交流机制，订立园区行为规范，以促进园区中军民企业及相关机构间的交流，形成特色园区文化，提升园区企业的归属感和园区文化辐射力，最终提升产业园区的内生增长能力。

（四）支持民口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国防科技领域

首先，要建立健全军民信息共享机制，支持军民产学研单位合作创建各种信息咨询公司和技术交易公司，打破政府、军民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其次，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民用企业和社会资本对军民企业的参股、控股和兼并收购。再次，为民口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领域提供咨询培训服务，推进民用技术向军用领域的转化应用，积极推进民口企业参与国军标和军民共用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扶持民口高科技企业为本地骨干国防装备制造企业以及外省相关企业配套，培育更多民口企业成长为防务产品的系统承包商。

（五）破解民品企业“民进军”的资金瓶颈

加大对军民融合产业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引入多种融资形式、拓宽融资渠道破解“民进军”中的资金与市场风险问题。一是建立“军民融合创业投资基金”，利用西安市丰富的孵化器资源，探索以“孵化器+创投基金”的方式，支持符合军民融合产业长远规划和具有市场前景的军民融合创新产品和项目。二是全面落实国家鼓励地方单位参与军工企业改制和军品研发生产的各项政策，对承担国防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民口企业给予科研补助和贷款贴息。三是对接陕西省“军转民专项扶持资金”及各产业园区的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政策与经验，设立西安市“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四是通过政府资本投入，引导和鼓励民口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以多元化资本建立股份制企业等方式，克服地方民口企业“民进军”面临的资金与市场风险。在此基础上，选择和推动一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实现上市。

（六）完善军民融合的机构设置

一是可以借鉴上海、重庆等地经验，完善西安市工信委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方面的职能，在市工信委成立针对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专门机构。二是借鉴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经验，采取西安市政府推动，以高校、军工央企集团、辖区内的国防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为成员单位，采用理事会或者股份制的组织形式，组建西安工业技术研究院。其主要功能可定位为：开展世界和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国防科技的前沿问题研究，为西安市、陕西省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组织攻坚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和项目；成为西安市乃至陕西省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的信息交流和中介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5.东营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篇五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山东东营便是滔滔黄河水奔腾汇入大海的地方„„

如今，这里的石油钻机制造、石油特种车辆改装和石油船舶修造等装备产业磅礴而出、并驾齐驱，一个崭新的石油装备制造业基地在黄河三角洲悄然崛起，渤海湾沿海经济带上又冉冉升起一颗璀璨明珠。

6月13日，中国（东营）石油机械装备制造业发展论坛在东营召开。东营市委常委、副市长曹连杰在谈到当地石油机械制造业的新气象时，高兴地说：“要紧紧围绕石油产业链，不断拓展延伸，把石油装备业做大做强，力争到‘十一五’末，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90亿元，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发中心，把东营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石油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石油机械零配件集散地。”这一宏伟目标，正在建设者踏实有力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近„„

迎来春天

此前，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东营市领导曾冷静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石油消费将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日趋突出。实施全球化能源战略，提高油气产量，满足市场需求，必然会拉动国内石油机械需求的增长。而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投向石油勘探开发，形成了新一轮的石油投资高峰，由此造就了国际石油装备的需求剧增。

良好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为石油装备制造业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石油机械装备制造业又是东营八大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当地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为此，他们果断提出，全力发展石油装备制造业，将其作为“十一五”重点培育和着力发展的全局主营板块之一，力争把东营建成中国最大的石油装备制造业基地，实现石油装备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

由此看来，东营市石油机械产业的春天到了。

优势独特

据介绍，该地区的石油机械装备制造业是伴随着胜利油田的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石油市场的升温，中国成了世界的石油机械加工厂，东营市的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也抓住了机遇，突飞猛进地发展。

目前，东营市已有石油装备制造企业150多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开发区、胜利工业园等工业园区，集群效应已初步显现。根据对当地规模以上的45家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的统计，去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0..6亿元、利税12.5亿元、利润8亿元，占全国石油机械装备制造行业总产值的31.3%，产品销售收入的29.7%，利润总额的21.7%。其中，年销售收入超过3000万元的27家，超过1亿元的企业已有16家，3亿元以上的企业7家，形成了以胜利高原、胜利总机厂、胜利泵业等为首的龙头企业。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东营市发展石油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据了解，胜利高原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石油机械制造企业，已建设了三大工业园，具备同时配套6套大型钻机的测试场地和年产40台钻机的生产能力，拥有世界上第二条连续抽油杆生产线。去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0.2亿元。以“专而精” 为特点的孚瑞特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管具、石油机械、油田用特种车辆改装生产，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内首条N80钢级套管生产线。作为东营市第一个 “中国名牌”产品的胜动集团，专门生产燃气发电机组，正在实施向东营开发区整体搬迁战略。以国外市场带动国内市场的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仅投产一年，已具备年产50台钻机的生产能力。而即将改制的胜利油田总机械厂，以其精良的装备、先进的技术、雄厚的人才基础积聚了强大的发展后劲，改制以后必将成为该地区石油装备制造领域的又一领军企业。

“依托胜利油田，有产业传统；依托中国石油大学，有技术支撑；依托黄河三角洲，有临港优势（大型设备往往通过海运运输）———总体来说，东营适合做大做强石油装备制造业。”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志明这样评价。

任重道远

赵志明指出，打造石油装备制造业基地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应该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大研发力度，缩短在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我国的石油机械装备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像API标准的石油套管、抽油机等产品，既便宜又好用。但在复杂技术领域，大型重大石油装备方面，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物探、测井设备被美国、法国等垄断；钻杆、高压采油气井口及采油树的主要技术持有者和产能、质量被美国企业所控制；巴西是深水海洋石油开发大型装备的生产国；我国在沙漠、海上、含硫天然气等特殊油田的开发上，许多关键设备还依赖进口。就东营市而言，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自有知识产权少，数字化、集成化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的特点也比较明显。因此，建议企业发挥胜利油田、中国石油大学的技术优势，加大科研力量，跟踪国内外先进技术，尽早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第二，调整产品结构，培育一批优势品牌产品。从东营市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情况来看，基本以陆上原油开发设备为主，勘探设备、天然气设备、海上开发设备不多；高端产品少，低端产品多，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能够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产品就更少了。因此，要想打造石油机械制造业基地，必须有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产品才行。因此，要实现产业升级，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一方面调整产品结构，根据企业特点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必须有培育名牌的意识，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第三，政策要到位，培育、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油装备企业集团。

为了进一步加快重大装备国产化的步伐，200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到2010年，发展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增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基本满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及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文件还提出了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这是所有机械制造企业实现振兴的良好机遇。为此，东营市要大力发展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必须在落实政策，重点培育骨干企业上做文章。

第四，要重视品牌宣传与塑造。

东营市的石油装备制造业目前在国内外的品牌知名度还不高，名气还不够大。要建成国内最大、国际一流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必须有像美国休斯敦、阿联酋迪拜那样的石油装备产业的知名度。这一方面要靠企业实实在在地开拓市场，赢得用户；另一方面也要靠宣传和推广，需要政府、胜利油田分公司和胜利油田管理局、院校、制造企业等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五，要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高端人才的引进。

6.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六

毫无疑问，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将更加富有效率和创造力，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家将更加睿智，更加积极进取。比这更重要的是，下一个时代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装备制造业将发挥更加巨大的能量。

在装备制造业的大转移和大变革时代，全球的装备制造业精英应该拥有一个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和探讨未来的大平台，全球的装备制造业领袖人物应该在中国参加自己的高端俱乐部，分享装备制造业带给这个时代的美好与财富。

“中国装备制造业投资与发展论坛”，搭建的正是这样一个平台。

举办时间：“中国装备制造投资与发展论坛”于每年的10月份举办，是集合政府，机构团体和企业的一次高端会议。论坛议题根据每年的装备制造业的热点问题，进行高端对话。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涵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改委、工业厅（局）、商务厅（局）、各级招商机构、质量监督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各地市经济圈、金融机构、制造业及相关科研院所；工业项目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国内外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等战略管理和投资发展相关人员。

年度大奖：伴随着发展论坛的举办，每年会有装备制造业年度大奖的评选，以彰显年度中国装备制造最具竞争力企业、人物、区域,传播适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规律,推动企业发展,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奖项由学术界、企业界和专业机构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出，候选对象必须有良好的业绩,有相当的行业及社会影响力。

7.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七

关键词：一带一路,装备制造业,外贸发展,对策建议

1. 引言

随着全球装备制造业市场的不断发展, 提升整体的外贸发展能力成为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外贸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使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更为有效的外贸发展。但是, 从一带一路背景来看, 我国装备制造业外贸发展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诸如缺乏整体的有效规划、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对市场拓展的能力不足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外贸的发展, 甚至影响了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 必须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有效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贸发展能力。

2.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外贸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整体的有效规划

目前,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 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外贸发展规划以进一步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带来的契机把握不足, 没有将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的结合, 使其发展游离在一带一路战略之外。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的产业政策还不到位, 现有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政策没有将一带一路融入其中, 使得很多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依旧采取传统的模式, 没有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迎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因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外贸发展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

2.2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随着装备制造业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 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成为竞争力得以提升的源泉。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强化了全球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竞争, 而目前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并没有在此背景下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长期以来, 我国的装备制造业都处于全球装备制造业的低端环节, 各项核心技术还是以进口为主, 缺乏自主知识品牌, 这与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使得企业没有积极性和动力进行自主技术研发和创新。大部分装备制造业企业还是以引进相关技术为主, 由于其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有限, 因此难以进行全面的自主创新和研发。

2.3 对市场拓展的能力不足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进行强有力的市场拓展是装备制造业实现外贸发展的首要途径。当前, 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同时还没有充分借助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机遇, 其在对市场需求进行分析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传统的市场拓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需要。总体来看,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在市场营销、发展战略、内部管理、产业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使其外贸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 长期下去将会降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3.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外贸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整体的发展规划

装备制造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贸发展必须要首先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发展规划。一方面, 要对其传统的产业布局进行重新规划, 充分借助于比较优势的原则, 在沿线各地区发展装备制造业, 使其能够节约发展成本, 提升盈利能力, 更好地借助一带一路契机发展对外贸易。同时, 政府部门要充分借助其行政职能, 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贸发展制定详细的计划, 并给予其充分的政策保障, 使其在发展外贸的过程中能够有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的保障, 以逐步增强其外贸发展能力。

3.2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装备制造业目前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足, 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外贸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各项措施来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 要通过对核心技术的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形式对核心技术进行有效的研发, 形成自主知识品牌, 以打破核心技术的垄断。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强化对装备制造业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保护力度, 提升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 使其可以充分借助于自主研发的能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实施更好地外贸发展战略。

3.3 加强市场拓展能力

强化装备制造业在外贸发展过程中的市场拓展能力, 首先要充分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 做好行业发展的宣传工作, 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等形式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参与到国外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 以拓展其市场范围, 增强其外贸发展的空间。其次, 要鼓励装备制造业通过引进专业化的人才、完善市场营销策略、强化内部管理制度等相关措施奠定其市场拓展的基础。最后, 要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各政府之间的合作, 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外贸发展提供便捷的外贸发展通道, 打破外贸发展壁垒, 为其外贸发展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

总结

增强外贸发展能力是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提出了重要要求。从其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整体的发展规划、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市场拓展能力等方面出发, 全面提升当前我国外贸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贸发展能力, 以此实现我国工业的健康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微, 金泽虎.安徽装备制造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07)

8.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 篇八

[关键词] 装备制造业 技术进步 工业化 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67-08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装备产业的目的和任务是对经济发展中各产业提供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具有技术和物质双重属性，装备制造业也具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双重特征。装备制造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国民经济中各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保障。从工业化的角度讲，装备产业的技术进步状况影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决定产业结构的转换效率和工业化的进程，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状况不仅对装备制造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6—2006年是我国装备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的关键十年。这十年，我国经济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装备制造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市场也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模式也从粗放逐步走向集约。同时，开放条件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贡献在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情况和技术贡献率与引进技术的步伐高度一致。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外资的参与度在不断上升。这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外资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有着自身的战略安排。在进入初期，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一些技术，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技术落差，这种落差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呈快速上升之势。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发达国家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后发国家进行技术封锁。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率是继续上升，还是转而下降，要看本国是否形成自身的技术能力。

本文试图运用索洛函数法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七个子行业[1]从1996—2006年的技术进步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力图发现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走势情况，并从技术进步的路径、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以及制度变迁等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层分析，希望能够找出解决目前装备制造业技术困境的方法，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振兴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装备制造业的研究很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情况进行量化的不多。目前国内对装备制造业技术情况进行量化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用综合指标进行量化。对装备产业技术情况进行量化多采用这种方式。例如：刘平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生产效率指标的选择主要是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史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研究》一书中，综合采用了技术开发指标(新产品销售收入、高科技产品销售收入、研究与发展经费总支出、技术开发人员数量)、生产率指标、能源消耗指标等等。通过综合指标反映装备产业的技术情况多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或者不同年份之间的纵向比较来反映装备产业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技术情况。这种方法的优点主要是比较简便直观，缺点是对技术进步在装备产业发展的中的贡献情况不能进行动态的反映。我们知道，装备产业既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装备产业的发展中技术和资本的贡献情况如何，装备产业中技术进步的趋势如何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反映。

另一种方式是用增长速度方程测算，也即用索洛剩余进行测度。不过，索洛剩余法中的技术进步率实际上是指生产率的总增量中扣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贡献后“剩余”的部分，包括了技术的提高，也包括了管理水平、资源配置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从定量的角度看，技术进步率只是“索洛残差”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假设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能够在索洛残差中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份额，则索洛残差的变动率可以作为技术进步的一个指标。史丹在《中国装备工业的技术进步》中运用这种方法对1980—1998年资本和技术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动态的测度，揭示了从“六五”到“九五”期间资本和技术在电子工业发展中的贡献。

本文拟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的情况进行测度，尤其是技术和资本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贡献进行一个比较，对未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一个动态分析，所以本文选择用索洛剩余法来进行测度。索洛剩余法最大的特点是假定生产函数为希克斯中性技术条件下的产出增长函数，其一般形式是Y=F(L，K，A)，其中，Y是产出，L是劳动投入，K是资本投入，A是技术进步。运用Y=F(L，K，A)的形式可以避免给出F(L，K)的具体形式，避免了在资本K对劳动替代弹性方面容易出现的不合理的假设。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及连贯性，本文选择了1996—2006年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状况的实证分析

1.参数的测定和指标的选择

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是：Y=F(L，K，A)。总量生产函数反映了产出和投入的依存关系，投入的变化导致产出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索洛增长方程：ΔY=ΔA+αΔK+βΔL。

其中：ΔY为产出的增长率，ΔK、ΔL分别为资本、劳动力投入增长率，ΔA为技术进步增长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且α+β=1。

(1)关于参数α、β的测定。关于参数α、β的测定，目前中国理论界主要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微分法推测，由此得出α、β的值。这种方法根据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利用微分法推测。第二种方法是用最小二乘法对生产函数的回归来估计α、β的值。这种方法对样本的大小有一定的要求。第三种方法是经验判断法，即根据以往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经验地选定α、β，并规定α+β=1。20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在调查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α=0.3，β=0.7，世界银行确定中国的α=0.4，β=0.6。这种方法的不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权威部门定期进行分析判断。第四种方法是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恒等式计算。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不受统计口径、样本序列的影响和限制。[2]

本文采用第四种方法，即利用国民核算体系恒等式来计算。在国民经济SNA核算体系中有恒等式：

通过计算，得出α、β的值均接近0.5，本文为方便问题的分析，选取α=0.5，β=0.5的情况进行分析。

(2)数据指标的选择。Y：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以1991年为基准年，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K：资本存量，即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年末余额的和作为资本存量。以1991年为基准年，每年固定资产的增量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加上流动资产年末余额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

L：从业劳动者人数。

2.装备产业要素贡献情况

(1)技术和资本是推动装备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因素。由索洛增长方程ΔY=ΔA+αΔK+βΔL，得出技术进步率ΔA=ΔY-(αΔK+βΔL)，技术要素贡献率=ΔA/ΔY，资本要素贡献率=αΔK/ΔY，劳动要素贡献率=βΔL/ΔY。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装备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率及要素贡献率情况如下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7)相关数据计算而来。其中，1994—1997年的统计口径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相关数据，1998—2006年的统计口径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相关数据，因此，1998年的增长率无法计算，故本表中的各项增长率指标是1996—1997，1999—2006年共计10年的平均数。

由表1可以看出，伴随着近10年来我国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各行业都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24.68%。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是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增长。在全部装备制造业七个行业中，除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外，其他制造业的技术贡献率都超过了50%，有的行业甚至超过80%。与技术进步共同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是资本要素，资本对装备制造业增长的贡献处于30%～40%之间。在推动装备工业增长的各要素中，劳动的增长有限，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超过10%的增长外，大多数行业的增长不明显，有些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由于装备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占相当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大幅减员增效，使得劳动者数量大幅减少。需要解释的是，有的行业资本贡献率达到和超过1，这是因为1997年前后，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政策作用下，装备制造业的劳动力增加呈负数，劳动的贡献率为负，因而出现了资本和技术的贡献率之和大于1的情况。

图1 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率：1996—2006

注：图中列举了1996—2006(不包含1998年)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率的趋势。

(2)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率走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到2003年技术进步率开始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2006年有所回升。装备制造业七个行业的技术进步情况有一定的差异。有的行业技术进步明显，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较显著。有的行业技术进步较平缓，例如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有的行业则出现较大的波动，例如仪器仪表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从1996—2006年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趋势看，虽然各行业具体情况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走强，到2002—2004年达到最高点。此后，技术进步率呈下降的趋势，无一行业例外，到2006年总体得以回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对比图1和表2，我们发现，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趋势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引进费的增长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技术引进费增长，则技术进步率上升，技术引进费减少，则技术进步率降低。2005年，技术引进费最低的时候，也是技术进步率最低的年份，到2006年，技术引进费与技术进步率同时回升。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需要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来看，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情况与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外资引进步伐的加快，我国装备制造业迎来了外资集中进入和国有企业改制的高峰时期。外资的大量集中进入，一方面使得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资本贡献短期内急剧上升。同时，技术的扩散效应也带来技术贡献率的短期急剧上升。对比图2和图3，1996—1997年装备制造业的资本贡献率快速拉升，仅仅两年后，技术贡献率也快速走强，与资本贡献率的上升趋势高度一致。此后，技术贡献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并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有些行业下降幅度较大，以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最为明显，体现现代技术水平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2005年的技术贡献率一度为负。仪器仪表及办公设备行业则表现为较大的起伏。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颁布，装备制造业发展再次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引进费用再次上升，各行业的技术进步率、技术贡献率得到回升。

图2 装备制造业技术贡献率1996—2006

注：图中列举了1996—2005(不包含1998年)装备制造业技术贡献率的趋势。

图3 装备制造业资本贡献率1996—2006

除个别行业个别年份外，资本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40%之间，并呈逐步上升态势，总体上没有太大的起伏。与技术贡献率一样，到2006年，各行业的资本贡献率也呈相对集中的趋势，总体集中在30%～40%。说明经过1996年、1997年对装备制造业的集中投资，装备制造业的资本投入相对平稳，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对比图2和图3，装备制造业的要素贡献率中，资本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相互替代的特征。

装备制造业技术贡献作用减弱的深层分析

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率、技术和资本的要素贡献率的趋势不仅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有着重大关系。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弄清制约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键，以及解决问题的瓶颈因素。

1.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性

一般来说，技术进步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自主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对后发国家来说，这种方式的时间成本较高。另一种是技术引进，直接用国外先进的技术改造提升后发国家的装备产业。从短期来说，后一种初始成本较小而收益明显，后发国家可以在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开始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但这种方式不具有技术的知识产权，需要后发国家不断地引进新技术和交纳技术使用费。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对知识产权的占有不断索取高额的费用。而且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引进技术的层次的提高，后发国家长期成本呈递增的趋势。同时，在技术引进的初期，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会出售一些技术给不发达国家，以缩小技术差距。当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达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有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时，发达国家会转而限制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这个时候，如果后发国家没有能够形成自身的技术能力，就会陷入被动。因而大多数后发国家会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引进技术，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快速形成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以保持技术进步的可持续性。显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如果从事某项活动的边际收益高于另一项，则企业显然会选择从事边际收益高的活动。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通过引进技术获得的比较收益都要高于进行技术创新。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企业出于风险和成本的考虑显然不会在技术路线上另辟蹊径。如果技术路线尚未确立，但该领域有跨国公司正在积极进行R&D活动，本土企业往往也不愿进行与之相竞争的活动。因而体现为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关键在于，技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掌握某项技术不等于拥有技术开发能力，今天的技术不等于明天的新技术。当引进技术的成本越来越高时，这种路径依赖的劣势也越来越显现。

以我国为例，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夕，通过自力更生建立了门类齐全的装备制造业体系，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本国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之间存在相当的落差。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我国选择了技术引进的方式来缩小差距。从静态的角度看，我国以“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确实带来了新技术，但是，从动态的看，从存量技术到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逻辑断层。技术创新的不足使得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其结果不仅仅是成本的提高，而且带来市场的失守，外资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见表2)。尤其是代表一国科技水平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其外资参与度达到40%以上，而装备产业的基础性行业，例如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外资比重提高较大。这些行业都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工业的发动机和工作母机。这些产业的失守，不仅仅会造成我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产业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产业安全不能得到相应的保障。

注：外资参与度=外资企业总产值/装备产业总产值。装备产业各行业总产值由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装备企业总产值与三资企业装备企业总产值加总而成，外资企业总产值指三资企业总产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而成。

2.工业化模式的粗放型

自工业化以来，我国就认识到装备制造业对一国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长期以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直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利用“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以保障装备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资源，短期内装备产业体系得以建立并获得较快的发展。我国工业化推进的速度也较快。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主要是以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为主推动的。这种工业化方式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更多的体现为数量的扩张为主，技术的提升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需求导向激励着装备制造业的供给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在提高技术层次和产业结构上的动力不足。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市场压力不大，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国装备制造业虽然门类齐全，在数量上能够满足工业化的需要，但是产业结构的层次偏低，技术水平不足。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上海等工业发达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结构升级和重化工业化的推进产生了对装备制造业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更多的集中在装备产品的高端，例如燃气轮机、核电设备、高速铁路、干线飞机等等。对这些重型装备的生产投资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更多的是需要高端技术，我国现有的装备产业体系结构层次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十七大以来，在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发展思路和要求使得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工业化模式下发展起来的装备制造业不能承担工业化转型的重任。同时，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大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突出，装备产业技术进步必须形成对资源的有效替代，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3.制度变迁的滞后性

一定的经济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制度能够影响经济行为的效率。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有利的制度安排能够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落后的制度会对产业的发展产生抑制。

装备制造业是资源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装备产品的需求不同，装备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条件有差异。在工业化的初期，对机械设备的需求更多的体现在数量上，虽然资本和技术双双制约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但瓶颈因素更多的体现为资源和资本。建国之初，在国内资源有限、国外资源不能有效利用的情况下，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速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模式成为首选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倾向于集中全国的资源用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五”时期，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矿设备、运输机械、炼油和化工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和电器制造，基本满足了工业化起步对装备产业的基本需求。到“六五”期间，装备产业初见成效，这种集中资源发展装备产业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工业化初期的基本需要。

当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迈进时，资本和技术依然制约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技术的约束更强。这时，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拓展国外的资源和资本。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拓展了国内要素供给的局限，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相应提高了国内资源的配置效率，国外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国内资源效率的提高对装备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总体上我国装备产业的技术得到了快速提升，前面的实证分析已经得到验证。

但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一个痛苦的再造过程，20世纪90年代，外资进入中国，在与中国装备制造业行业各龙头企业完成合资，成功实现自身的全球产业布局之后，许多外资企业通过提高原材料的价值，压低制成品的价格等多种方式做亏合资企业之后，实现独资。近年来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前的许可证贸易贴牌生产转向资本输出方式，从局部参股到逐步控股到最后独资，从单个产品运作到成系列按产品链扩展，从单纯的制造向销售与研发全方位进入，收购对象也由中小企业向行业排头兵企业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转变。这些转变跨国公司的战略安排，目的是把中国装备制造业作为其制造工厂而固化在产业链的低端，带来的重要负效应就是技术的封锁和技术扩散的放慢。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突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在国际产业布局的博弈中赢得主动是新时期的关键，遗憾的是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的滞后。这种滞后性表现为市场化推进的滞后和产业政策的滞后。

结 语

现阶段，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依靠自身的技术水平短期内进行突破具有相当的难度。从工业化发展的需求看，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形成刚性需求又很迫切。如何突破技术壁垒，调节装备制造业的供求结构矛盾，合理制度安排能够起到促进作用，滞后的制度则会成为障碍。通过制度变迁实现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全球化范围的要素整合。当今制约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是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核心技术是和知识产权相伴而生的。从技术研发的角度讲，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开发能力的获得是一个长期的技术积累的过程，不掌握核心技术难以获得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核心技术的载体，从市场的角度讲，核心技术的获得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购买来获得，通过直接购买和企业并购获得了承载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后，也就能够突破跨国企业的技术封锁，从而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相比通过掌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知识产权而言，先获得知识产权再掌握核心技术更加现实。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要素的手段很多，包括并购具有核心技术的外国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引进国外具有技术能力的人才等多种途径。每一种途径的顺利有效实现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

二是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了核心技术，如果不能形成持续的技术开发能力，技术进步率的持续上升也是不能维持的。自主开发能力的形成需要市场化的推进和产业政策的支持。市场化的推进包括市场主体的重建、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社会中介和行业协会的健全等多个方面的协调推进，甚至包括改革现今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国家政策的支持不仅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产业技术政策的调整，也包括税收制度的改革。

三是集中重点发展本国具有优势的装备制造业。严格地说装备制造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而是一系列产业的集合。从现行的统计口径分，就有七大类(不包括武器弹药制造业)185个中类，每一类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以我国的经济技术实力，要想每一个产业都成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应集中人力物力，集中发展我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又是影响工业化推进的关键产业，例如燃气轮机、核电设备、高速铁路、干线飞机、环保设备等等。然后，以点带面，促进整个装备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贡献的持续走高。

注释：

[1]按照中国现行的统计口径划分，装备制造业分为八类：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武器弹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在公开发布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没有武器弹药制造业的数据，因此，文中只对装备制造业的七个行业进行分析。

[2]史丹.中国装备工业的技术进步.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96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