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五四思想汇报

2022五四思想汇报（精选7篇）

1.2022五四思想汇报 篇一

2022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精选5篇）

转眼间，岁月匆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迎接我们的将是新的工作目标，想必现在的你有必要写一写策划书了。你所见过的策划书应该是什么样的？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2022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1

1.活动主题：

歌唱红歌，展示个性。

2.活动目的：

为了庆祝五四青年节，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丰富小朋友们的校园生活，激励小朋友们具有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在活动中对小朋友们渗透“五爱”思想教育。经学校研究决定，我校将在五四青年节之际举办一次“歌唱五月红太阳”为主题的文艺活动汇演，同时培养新团员入团，表彰优秀的同学及同学干部，先进班集体。

3.活动时间：

5月4日

4.活动地点：

学校操场

5.活动对象：

xx中学全体师生

6.活动具体要求：

（1）初一初二年级各班组织出三个节目，初三由于时间急迫，各班出一个节目，教师队伍出三个节目。

（2）节目内容：形式多样，舞蹈、小品、相声、歌咏等等，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能够体现五四精神，也能够展示同学教师的个性。

（3）参赛着装要求：服装穿着整齐、得体，舞台形象落落大方，体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4）比赛出场顺序要求：比赛先后出场顺序按抽签结果顺序进行，赛前由各班负责人对参赛顺序进行抽签（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5）其它未尽事宜和彩排时间将另行通知。

7.评分标准：

（1）表演者必须完整流畅，舞台表现力好，无中途停顿或者怯场。（4分）

（2）表演者感情要到位。能够较好地表现出所表演节目的内容和情绪。（3分）

（3）能准确地把握音准节奏，咬字准确、吐字清晰、普通话流利。（3分）

注：评分最后结果以10分制进行计算。去掉评委打出的最高分和最低分，最后算出平均分。

8：设置奖项：

（1）一等奖：一个班

（2）二等奖：两个班

（3）三等奖：三个班

（4）表彰各班的三好生，优干等。

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2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倡导和谐的新校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同时也是向社会展示我校社团活动成果和学生创新奋进、立志成才的良好精神面貌，特举办本次五四文艺汇演活动。

一、活动主题：

践行我的中国梦

二、主办单位

仙桃市谢场中学团委

三、参加人员：

在校六至八年级所有学生，青年教师等

四、活动时间安排

报名截止时间：4月25号

五、节目类别

舞蹈(或街舞)、曲艺(相声、小品、情景、双簧)、合唱、器乐演奏等。

六、节目准备

1、本次文艺汇演以班级为单位，六七八年级每班要求申报2个节目，且2个节目不为同类节目。

2、节目申报要求：内容积极健康，不庸俗，符合学生年龄特征;节目要形式多样，题材新颖;节目申报前请班主任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节目质量，保证演出效果。除相声和双簧外，其他节目人数均为8人以上。

七、工作人员安排

总策划：xxx、xxx、xxx、xxx

活动组织：xxx、xxx、xxx各班主任

安全管理：xxx、xxx等

后勤保障：xxx

活动摄影：xxx

八、奖励及评奖办法

按年级评分设奖，各年级设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三个。以奖品奖到个人，以集体奖到班级。

九、评分标准总则

1、节目主题鲜明，积极向上，歌颂校园新风尚。

2、形式新颖，富于时代感，有创新意识。

3、精神面积貌佳，表演生动活活泼，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

4、台风自然大方，整体效果好。

5、上下场迅速，准备充分，服装、道具符合节目要求。

6、采用十分制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

序号节目类型评分标准评分

1、舞蹈类

群舞演员动作整齐统，节奏准确明快。3分

音乐声效果好，律动性强，作品完整。2分

服饰与舞蹈内涵基本一致。1分

演员富有激情，整体效果好。4分

2、声乐类

演员服装得体，仪态大方，台风自如。2分

演唱音准，节奏准、吐词清晰。3分

声情并茂，作品表现完整。5分

3、曲艺类

作品健康向上，又有较好的社会效应。2分

演员舞台目的明确，动作协调自如，吐字清晰，普通话标准。3分

演员能准确理解作品，把握作品个性，并能创作性的体现。5分

如有其它类的节目参演，原则上参考上述三类标准给予评分。

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3

团组织本着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原则，为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全面展示广大青年学生精神风貌的工作思路，借庆祝五四青年节的活动契机，校团委报请学校党委批准，在五四期间举行“庆五四”文艺汇演。为做好汇演工作，特作如下方案：

一、活动主题

“给力青春、舞动奇迹”

二、节目要求

1、参演节目的思想内容紧扣青年这个时代主题外，还必须适合中学生的年龄特点，不适宜在学校传播的音乐和舞蹈均不纳入本次活动展示。

2、参演节目的形式分为五大类：语言类(相声、朗诵、小品、双簧、情景剧等)、声乐类(独唱、对唱、合唱、音乐剧、曲艺等)、舞蹈类(现代舞、民族舞等)、器乐类(笛子、二胡、吉他、葫芦丝、钢琴等)、综艺类(绘画、书法、武术、体操等)。提倡自编自演，学生参与面广，具有专业特色。

3、节目总要求：内容健康、形式多样。节目数量每班1个，每个节目控制在5分钟内。

4、参演节目均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各班支部要认真组织节目编排和成立节目工作专班，确定主要负责人，把好节目的选材关，确立创新意识，严格挑选演员，精心设计动作，刻苦进行排练，搞好服装道具，力求参演节目有更高的艺术水平。

三、汇演时间

20xx年5月4日

四、活动规则

1、本次活动不设奖项，属于性汇报演出，所有参演人员均设有礼品。

2、各班请于4月1日前将本班的参演节目及节目介绍(20字左右)上交团委。

五、人员安排

为做好此次文艺汇演活动，特成立庆祝活动工作专班，现将专班人员安排如下：

1、节目审查组

组 长：

2、舞台设置组

负责人：

3、安全保卫组

组长：

成员：

4、宣传报道组

组 长：

成 员：

5礼仪接待组

组 长：

成 员：

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4

一、指导思想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倡导和谐的新校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同时也是向社会展示我校素质教育的.成果和学生团结奋进、立志成才的良好精神面貌，特举办本次五四文艺汇演活动。

二、主办单位：xx县洗车初中

协助单位：xx县第二中学

三、组织领导

1、为演出如期、安全、顺利的进行，和保证节目质量，成立演出组委会，落实岗位职责。

总策划：

场务指导：

执行主任：

副主任：

节目编审：

评分统计：

会场设计：

宣传摄影：

音响控制：

会场安全：

主持人训练：

化妆指导：

后台服务：

嘉宾接待：

2、学校办公室，团委做好汇演的布置、策划和宣传工作，各参赛班级积极做好节目的组织和编排工作。其它没有安排到任务的教师原则上原地等命，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得请假。

四、活动时间安排

x月x日

五、活动要求

1、各工作人员、参赛班级要统一服从组委会的安排，尽职尽责，积极组织学生进行节目编排，节目形式要多样化，内容要健康向上。

2、节目编排要订真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节目质量，保证演出效果。

3、政工处要做好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和班主任一搞好会场安全保卫工作。

六、其它事项

１、此次活动共设一等奖３名，奖金5０元。二等奖４名，奖金３０元。三等奖５名，奖金２０元。组织奖若干名。

２、此次活动与班级目标管理相挂钩，一等奖加班级考核分６分，二等奖加班级考核分５分，三奖加班级考核分４分，组织奖加班级考核分２分。

３、只有２个节目的参赛单位在预选时若被选掉一个或两个，则给节目按组织奖加班级考核分；有班级在报选时有２个以上的节目，多出的节目可以在预选时进行比赛，但不加任何考核分，若进入决赛后获奖的按等级加分，没获奖的不能加分。

五四文艺汇演策划书5

一、活动主题

“放飞梦想，绽放青春”

二、活动时间

20xx年5月4日

三、活动地点

学校西教楼广场

四、参加人员

全体师生

五、节目形式

每班组织一至两个自选节目

要求：节目形式人数不限（演唱、舞蹈、相声、小品、诗歌朗诵等），要求积极、健康向上、具有爱国主义及当代中学生时代气息。

六、组织安排时间

（一）组织实施阶段：4月1日至4月22日，4月26日之前，由各班确定节目上报团总支汇总，各班组织排练。

（二）节目演出阶段：暂定于5月4日晚18：30-20:30.七、节目标准

1、节目主题鲜明，积极向上，歌颂校园新风尚。

2、形式新颖，富于时代感，有创新意识。

3、精神面貌佳，表演生动活泼，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

4、台风自然大方，整体效果好。

5、上下场迅速，准备充分，服装、道具符合节目要求。

八、活动要求

1、每班限报2-3个节目，由组委会审核。

2、节目单请于4月28日交团总支，需用伴奏请提前送交燕启超老师处试音。

3、各班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节目顺利开展。

九、组织领导

1、组长：张xx2、副组长：吕xx3、组员：邢xx、吕xx4、总策划：王占定

十、具体活动操作

（一）节目审定

负责人：以班级为单位，负责推荐，团总支与政教处组成组委会审核。

（组织训练、以确保质量）

（二）主持人（张xx、陈xx

学生主持：宋xx）

负责人:钱xx

(主持人训练、撰稿台词)

（三）音响伴奏

负责人：燕xx

（收集所有节目伴奏或活动所需要的音乐、节目当中播放音响并作调试）

（四）会场布置

负责人：邢xx

（安排活动现场所有座位）

（五）司仪接待

负责人：吕xx（引领领导等相关人员入场）

（六）会场安排

负责人：张xx

（安排活动现场所有班级座位）

（七）会场纪律保障

负责人：张xx、学生会纪律部

（班主任跟班、活动现场秩序维护）

（八）后勤保障

负责人：陈xx

（九）安全工作

负责人：田xx

（十）拍照及摄像

拍照负责人：吴xx

摄像负责人：杜xx

（十一）所需要的物件

舞台、音响

2.2022五四思想汇报 篇二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以西方哲学和印度佛教哲学为基础并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而形成。在诸多西方哲学思想中,对梁漱溟影响最大的是柏格森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其中又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影响最为直接,而在印度佛教哲学中,梁漱溟受唯识学的影响最大。根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佛教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梁漱溟创建了其独特的文化哲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路径样法”的东西文化比较观,向人们展现出他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与思考。

首先,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出发,梁漱溟展开了他对文化的思考。他的文化思想始终贯穿着“生命”、“自然”等生命哲学观念,他把宇宙看成“活的”,是人的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由此他对文化作出定义,“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32。进而,梁漱溟根据佛教唯识学理论构建了一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框架:文化是由生活决定的,而生活又是由意欲决定的。意欲在不断满足与不满足之间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生存问题、人对人的交往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生命的宗教问题。要解决好这三大问题,可以采用“三个路径样法”,即“(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1]61。而这三个路径样法分别由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代表:第一种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这要求以满足人类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的意欲而向外追求去征服自然,去克服外在世界的各种困难。西方文化走的便是第一种文化路向,因为它征服了自然,创造了物质文明,成就了科学与民主,解决了人类面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困境与挑战的问题;第二种文化路向,即“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这就要求“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以儒家文化的中庸之人生态度进行自我调适来解决困境。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种文化路向,是自为地调和与持中,解决了人际和谐的问题;第三种文化路向,即“转向身后去要求”,这要求既不向外物追求,也不向内自为调适,而是要消除生活的一切意欲。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种路向,解决的是意欲否定生命本身意义的问题。

二、五四时期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之论争

五四时期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形成也是其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等西化派文化论争之产物。以1921 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为标志,梁漱溟将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佛教哲学援用到中国传统儒学中,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和改造,并在认同孔孟儒家思想及宋明新儒学陆王心学的思想进路上建立起“新孔学”,开启了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作出积极回应。在其1923 年《读书杂志》第8 号上发表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就梁漱溟提出的“三个路径样法”的文化观提出了批评,他批评梁漱溟的“三个文化路径”是极其主观的、笼统的。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应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是一种时代性差异,是“古今之别”。这种文化差异不是路径选择不同,而是“根本大同小异”,即是说,因人类生活是生物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人类在根本生理构造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就叫“有限可能说”。并且,胡适认为人类走的应是“生活本来的路”,即西方文化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之路。1923 年底,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再次作了一个题为“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全面反驳。他不同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提出的东西文化差异是“根本大同小异”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性。他将西方文化特性归纳为两点:“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个便是人的个性申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2]225。

从梁漱溟和胡适之间的文化论争看来,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东西文化差异、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出路的认识方面。首先,在对东西文化差异认识上,胡适认为东西文化差异为“古今之别”的时代性差异;梁漱溟认为是“中外之异”的民族性差异。其次,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胡适以时代性差异标准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梁漱溟以民族性差异为标准,反对胡适代表的西化派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封建和落后文化。在中国文化出路方面,胡适主张“西化就是现代化”,中国文化应效法西方现代化模式;梁漱溟认为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现代化的学习必须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从而实现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实质上,梁漱溟与胡适之间的文化论争只是各自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都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发展。

三、对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澄清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梁漱溟极力主张复兴儒学,尽管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及”西方文化之处,但他把这种“不及”归之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早熟”,并认为中国文化在文化路向上比西方文化更为先进一步,这反映出梁漱溟坚守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性质,由此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批判,并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完全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他主要针对那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进行批判。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梁漱溟对文化问题持有的是多元文化观,尽管从他的文化路向说出发,他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强调应坚守中国儒家文化,但他同样认识到西方文化有优于中国文化之处。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科学主义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承认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认知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他同时也主张对科学主义应批判地、修正地吸收。此外,他还反对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化作为“国故”加以客观冷静的研究。在他看来,应当对中国文化怀有“同情”和“敬意”,体认其中活的精神及其价值。

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对于中国儒家文化并非一味推崇,同样对儒家思想中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中国在宋以前的儒家礼法文化对个性的束缚压迫还不十分厉害,但是,“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申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3]79。此外,梁漱溟对儒家纲常名教下的尊卑秩序导致的不平等和对自由的束缚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而所谓平等的也不外权利的平等。所以所争实在权利。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4]363。

综上可见,梁漱溟一方面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指出西方文化的不足,对于五四时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而不盲崇西方文化的观念的形成有十分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梁漱溟作为儒家文化的捍卫者,他对儒家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与这一时期辜鸿铭、刘师培等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派是完全不同的。

四、对梁漱溟“三个路径样法”文化观的反思

五四时期梁漱溟在思考文化问题上既以哲学和宗教思想为根据又将其作为对象加以分析,这种从文化哲学角度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得出的“三个路径样法”文化观十分独到且意义深刻。不过,在肯定梁漱溟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当对其部分观点作一些反思。

首先,对文化渊源的认识问题上,梁漱溟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格森和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他将文化定义为“意欲”,形成了一种唯意志论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与五四时期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梁漱溟在1921 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发展变迁尽管要受到生产力的影响,但“生产力不是什么最高的动因”,最高的动因“还在人类的精神方面”[4]374。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作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梁漱溟的唯意志论文化观显然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实践性特点,由此出发对文化的定义就有显偏颇。不过,由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不是很全面和准确,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漱溟在坚持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取和接受,检讨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片面认识。

其次,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受其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颇深,这也是他最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的原因。梁漱溟早期十分崇尚西方哲学,随后潜心研究佛学,后来又立志为探索中国出路而研究儒学。最初梁漱溟在阅读了柏格森的《变的哲学》、《形而上学导论》和《创化论》等著作后,将其中的创造进化论与印度佛教相比较,认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诸多西方哲学中最能释明佛教的道理。后来,由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儒家文化遭到严厉批判,出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道德使命感,梁漱溟从对西方哲学和印度佛教的关注转变到儒家思想上。与这一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同样意识到时下中国救亡图存的方法就是在人类精神文化方面去寻找途径,由此展开了其对文化与哲学问题的思考。从他构建的三种文化路向的哲学基础看,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印度佛教的唯识学是其根源,复兴的中国儒家哲学只是指引中国时下应走的文化路向,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终极哲学形态或者说深层哲学形态还是佛学。因此,梁漱溟这种独特的学术经历出发思考东西方文化与哲学问题,一方面使其创建了具有中西合璧和佛学色彩的独特的“新孔学”,但也因其研究兴趣的转移使得梁漱溟没能像五四时期其他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学者们一样创建起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家文化哲学体系。

从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看来,他为当时的中国提出了未来文化路向的设想,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来解决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结合的问题。而且,梁漱溟所开启的新儒家强调复兴儒学,实质上是强调了“道弘人,而非人弘道”的思想。不过,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同情地理解”的敬意以及肯定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中国儒家文化仍然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恒常的价值,它仍然可以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但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继承和创造性地发挥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实现与现代文化的最佳融合。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99.

[2]郑大华.民国思想家论[M].中华书局,2006.

[3]郑大华,任青.梁漱溟集[M].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

3.2022五四思想汇报 篇三

关键词：五四时期；蔡元培；爱国思想；启蒙；影响

作者简介：陈艳梅（1967.12-），女，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部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1

蔡元培博学传统文化，二十五岁进士及第，受翰林院编修，然而蔡元培却弃官不做，投身到反清的革命中去，这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正源于他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正义感。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历史的转折中最终走向了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之时，蔡元培通过学习西方，及时地意识到二十世纪是教育和科学兴国的时代，是依靠人的素质进行竞争的时代。因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中去，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人才，以“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

时代的要求，救国的需要，为蔡元培发挥自己的才干创造了广阔的天地。他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把学术研究封闭在书斋里，没有让教育远离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活动，而是把发展科学，改革教育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前夕蔡元培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传授科学知识，把学员输送到革命队伍参加武装斗争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蔡元培的思想上，教育---学术---救国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通过以科学民主的新式教育，为革命作思想上、人才上的准备，储备必要的力量，达到救国的目的。他不遗余力地传播美学思想，实施美育，完全服从于革命救国需要，是他推行“教育救国”路线和进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不仅贯彻到教育实践，提出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而且贯彻到政治斗争，新文化运动中去，他始终以进步的美学观念，批判封建文艺的利己主义以及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消极思想，低级趣味，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至于他敢挺身而出到封建官僚习气浓重，校风腐败的北大任职，也正是他坚定的教育救国的爱国立场使然。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殷切的勉励学生应该具有坚强毅力，发愤图强；他不仅改造了北大，使其成为焕然一新的中国最高学府，新潮流新思想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和震撼。

蔡元培早就看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脱离的危害，并试图以“科学救国”与“美育救国”并举，来弥补这种危害。他明确指出，鄙视物质文明的重要性是错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世界存在的两个方面，二者并非相互冲突，而是互相依存，相互作用的。他又把美育比喻为人的神经系统，可以起传导作用。由此可见，美育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重视人类精神文明同步的，便是重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蔡元培多次提到科学与美术的关系来看，便可知其重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中国虽然祖先创造了影响于世界的科学文化，但时至近代，已远远落在人后。必须正视这种差距，不能由于祖先创造了可赞的科学文化，就陶醉沉湎其中；也不能因落后而自暴自弃。重要的是急起直追，要走科学、教育救国之路，就要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民主治国思想。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随着野蛮的炮舰政策挤进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尽管它已经在冲击着封建主义的陈旧的经济基础和腐朽的上层建筑。为了彻底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就要广泛开展科学文化的交流，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总之，他认为要迅速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必须冲破封建的保守主义，决不能继续把自己封闭起来；无论对古对西，都要认真研究、吸收、消化，以求创新。特别是对于吸收欧洲文明，也要注意选择，切不要把那些消极因素也吸收进来，这给“五四”前后意在泛滥的排外复古思潮以沉重的打击，有助于包括科学和艺术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蔡元培指出，“文化”从大方面来讲，是由科学与审美两部分构成。它们虽然都属于文化，但科学直接作用于物质文明，而美育直接作用于精神文明，科学给人以知识，审美激发人的美感，两者在意志行为上得到结合，从而产生了自由——美德。所以，科学教育在于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美育在于激发感情、改造世界的兴会。这就是科学与审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根本关系。他一生致力于“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确为后人所敬佩。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蔡元培竭力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由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限制，如同他的美育实施流产一样，收效是甚微的。但这种透彻的理论上的论述，却为提倡科学民主、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梁柱、王世儒：《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2022年五四观影活动总结 篇四

观影前，王宏蕾老师作了发言。她向同学们讲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阐明了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近现代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她勉励广大同学要以五四精神为动力，增强爱国主义情怀，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影片《我的1919》表现的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一段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和谈代表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并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也是在近代国际外交风云中，中国面对西方列强说出的第一声“不”。故事在比较压抑的氛围下行进，顾维钧的文质彬彬、思维敏锐和肖克俭的性如烈火形成了鲜明对比，影片再现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史实，使在场师生深刻体会到他们的拳拳爱国之情。

5.2022五四青年节心得感悟 篇五

成长，带走的是时光，却带不走当初那些不害怕失去的勇气。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梦想是用来实现的。

青春在奋斗中展现美丽，青春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她的奋斗拼搏之中。就像雄鹰的美丽是展现在他搏风击雨中，如苍天之魂的翱翔中，正拥有青春的我们，何不以盖过怯懦，以进取压倒苟安，扬起奋斗的帆。

奋斗抒写无悔青春，在漫漫人生道路上，青春虽然只是一小段，但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时，你会发现曾经拥有的青春依然会在记忆中闪烁着动人的光彩。青春无悔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我们只有把握青春的每一天，在激流中不断拼搏，我们才可以骄傲地说“我的青春是无悔的”

6.2022五四青年节学习心得 篇六

曾几何时，也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孰不知，此时还都太傻太天真，曾几何时，也渴望有一次浪漫温暖的邂逅，带着各自的梦，孰不知，浪漫过后，也许尽是无尽的沧桑。曾几何时，也渴望着梦中的地久天长，海枯石烂，山无棱天地合江水为竭，乃敢与君绝的万丈豪情……

落叶以她的生命当做换取自由的代价，自由是叶的向往，而我们这颗还懵懂到不知所措的心，也充溢着对未来的渴望和未知的向往，凭借这份力量，我们奉献着，实在撑不下去了，咬牙坚持，小小的身躯蕴藏大大的能量。

然而，我们并非圣人，也会心累，也会无奈，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所散发的静谧，安详与淡然，常会使人忘却烦恼，踏着落日的余晖，踩着泥泞的泥土，让那颗历经无数纷纷与攘攘的心灵偷个懒。

太阳累了，可以躲在地球的后面，在摇曳的扶桑中恢复光照的疲劳;星星累了，可以躲在月亮的后面，在闪烁的夜光中温暖寒夜的清冷;我们累了，便可以躲在夕阳的余晖中，在惬意的抚慰中焕散生命的力量。

从小喜欢秋季，喜欢秋的寂寥，喜欢秋的凄凉，喜欢秋的清淡，喜欢秋的悲忧，喜欢秋的深邃，喜欢哗哗的叶落耳边摇曳，喜欢瑟瑟的秋风吹乱发丝，喜欢音乐，喜欢在迷人的辞藻中忘却尘世悲凉，喜欢阅读，喜欢随着主人公的遭遇来一次心灵邂逅，喜欢大海，喜欢大海的无垠，喜欢大海的深邃。喜欢海风扑面的清幽，喜欢赏景，喜欢在欣赏美景中领悟自然的真谛。

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细小的情愫中领悟青春的含义。

7.2022五四思想汇报 篇七

一、学术背景:从北大到《新青年》

对于如何面对“书法”的问题,同样是拥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海外留学双重背景的“五四”一代学人分享着一些共同的思想与主张,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甚至相互对立的分歧。本文之截取钱玄同(1887-1939)为视角,除了因为他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几乎是“五四”时期整个北大文科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学术思路的代表,更是因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钱玄同一方面提出“废灭汉文”的极端主张,另一方面,他本身则对以汉字为依托的书法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衷、创作与研习——从早年在杭州时期与沈尹默的交游,到北大时期对于北朝碑版、敦煌写经书法的研习与创作,都显示出他对于书法的执着和热爱。因此,钱玄同将如何面对自己在不遗余力地“疑古”甚至“汉字革命”的同时,在骨子里所保守的这浓厚的书法情结,自然成为20世纪书法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饶有兴味的命题。只是谈论这一话题,需要把我们的语境回溯到蔡元培掌校之初的北京大学。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方针,此后,北京大学相继设立书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等社团来实践“美育”的教育主张。在这些研究会中,蔡元培或亲自出任会长、参与演讲,或延聘陈师曾、徐悲鸿、萧友梅、邵飘萍等当时校内外著名艺术家、业界人士担任导师,在艺术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17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设立“书法研究会”,聘任“三沈二马”中的沈尹默和另外一位北大文科教员、日后被聘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导师,从而开启了中国书法进入高等教育的关键一步。在稍后的国立美术学校开学式的演说上,蔡元培甚至还最早提出了建设“书法专科”的希望,尽管其初衷是“助中国图画之发展”:

惟中国图画与书法为缘,故善画者,常善书,而画家尤注意于笔力风韵之属。西洋图画与雕刻为缘,故善画者,亦或善刻,而画家尤注意于体积光影之别,甚望兹校于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以助中国图画之发展,并增设雕刻专科,以助西洋画之发展也。[1]

但是在笔者的观察中,对“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的历史及其定位,目前人们仍然语焉不详。一方面,人们在讨论中国大学书法教育的源头的时候,仍然是以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在院长潘天寿的主持下创办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算起,而对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的历史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流传下来可供研究的史料的确也付诸阙如,在笔者目前所见史料中,无论是蔡元培还是沈尹默、马衡本人都并没有专门的文章来专门谈论书法研究会始末,这种情形与画法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在今天的研究热潮大相迥异。

尽管如此,并不以书法见长的蔡元培把“书法”引入北大的努力,在现代中国书法学术和教育史上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这是因为至此,书法已不可避免与新式学堂发生一种“亲密接触”。而在“五四”时期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新文化铺天盖地卷入中国新式学堂之时,如果不是书法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的及时设置,那么书法在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命运,恐怕就不仅仅是被驱逐出“艺术之宫”以外,而是很有可能像孔门礼教、桐城古文、旧戏剧等“国粹”一样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讥为“妖魔”、“妖孽”甚或“谬种”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书法”与“北大”的特殊关系,应该看做是我们讨论身为北大教授的钱玄同以及其他“五四”学人的书法思想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

而讨论钱玄同与书法的关系时的另一学术背景,便是《新青年》杂志。长校后在沈尹默的建议下,蔡元培聘《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此迁至北京。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同人杂志之一,《新青年》以偏执的西化思想和极端的文风名称于世,钱玄同、傅斯年等许多作者更是以“废灭汉文”作为最终的指归,这一思路当然与“书法”格格不入。因此,除了陈独秀对于沈尹默“其俗在骨”的批评这段“公案”之外,《新青年》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进入到书法史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尽管并没有亲自介入《新青年》的编务,但作为一位主要的作者和“文学革命”的支持者,蔡元培的思想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新青年》的某些学术主张,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对于“美学”和“美育”的重视,及其在老北大展开的对于“美术”教学的实践,有助于我们补充《新青年》极端的文风所遮蔽的某些重要侧面。

研究《新青年》思想史与书法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代替沈尹默编辑《新青年》的钱玄同便成了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新青年》的七位编委中,钱玄同虽然没有陈独秀、胡适甚至周氏兄弟那样显赫的社会地位,但也足可算是风头甚劲的一位。从晚清时期追随乃师章太炎编辑《教育今语杂志》,到杜撰出《新青年》上的“王敬轩事件”;从批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到干脆用“疑古”的笔名参与古史辩论,甚至倡导汉字的简化、横行书写和现代标点,钱玄同都可谓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但是,钱玄同的激烈似乎在当时所造成的震荡和“破坏”,远远胜过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实际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半途而废”,而究其一生甚至并未出版过一册文集,这当然与钱玄同的英年早逝有关,但也与后人对他的偏激缺乏一种置身于时代背景之下的“理解之同情”有密切的关系,使得今天人们对他的思想特别是其书法活动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

更重要的则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以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在文学革命、文字改良乃至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共性,常常遮掩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五四”时期,钱玄同本人,乃至其他北大文科教授年纪大多在二三十岁,[2]许多思想还不成熟且急于表述,因此钱玄同本人思想在不同时期常常呈现出一种跳跃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钱玄同本人是有所体察的,即在满清向民国转换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内,也就是从他在日本留学并成为章太炎弟子,到返回北大任教的《新青年》时期,其思想经历了从“复古”到“疑古”的大转折,这记载在其日后撰写的《三十年来我对满清态度的变迁》一文中。对此,钱玄同本人其实恰恰并不是如其自拟的“王敬轩”致《新青年》同人的万言书中所讥讽的那样:“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相反,钱玄同对于传统古文经学学术训练的入手处——即文字、声韵、训诂所构成的“小学”——有系统的知识和师承,甚至我们可以接受当时《新青年》最主要的论敌《学衡》派的胡先骕所批评的:“又如钱玄同君,中国旧学者也,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术者也。”[3]是则也应该成为我们讨论钱玄同的书法情结和书法思想时不可忽视的前提。

二、“废灭汉文”与“文字改良”之张力

总体来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待文字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番复杂的过程。首先是在文学上,出于“言文一致”的需求而主张以白话文替代文言(钱玄同、胡适可谓在这一点上不遗余力的最先锋);其次才是由“文学”而“文字”。究其理由,无非是汉字在字形、字音诸方面皆不符合“进化”之理,为此,钱玄同还别有心裁地加上了一条:汉字已经成为古书之“妖言惑众”的帮凶。[4]

倘若说“五四”一代新派学人,特别是《新青年》同人在以上第一步,即以白话代替文言(以及相应的“左起横排”和句读标点的应用)方面并没有太大分歧的话,那么,在文字改革方面则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钱玄同、胡适、赵元任等提出的通过“草书楷化”或“通字方案”来实现“改良”的渐进的思路,另一个则是傅斯年等不经过此阶段而彻底拉丁化、世界语化的主张。我们或许可以据此认为,之所以提出前一种主张,是因为当事人对于汉字还保有某种程度的留恋,即便是承认汉字的“进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向,也宁可主张以“渐进”而不是“突变”的方式来结束汉字在中国的命运。但如上所述,即便是《新青年》时期主张欧化,甚至极端到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钱玄同思想,仍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内部各种的矛盾。虽然从表面上看钱玄同可与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属于同一阵营,但实际上,他有可能并没有自己所表述的那般极端,相反还时常显得有些相对保守。换言之,其实对于汉字如何革命这一问题,钱玄同始终是有所摇摆的。

在某种意义上,钱玄同并不缺乏一种将“古学”一分为二看待的态度。例如,即便是在章门所谓“复古”的时期,他也对帝制心存反感,[5]而遍观其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诸篇檄文,其所颠覆的“国粹”,也仅仅是那些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不符的京剧、礼仪、灵异迷信等等而非全部中华文明。用钱玄同自己的话说,就是“遗老”们的“磕头,请安,打拱,除眼睛,拖辫子,裹小脚,拜祖宗,拜菩萨,拜孔丘,拜关羽,求仙,学佛,静坐,扶乩,做古文,用‘夏历’”。[6]其实,诸如“拖辫子,裹小脚”之类的很多做法在今天视作“糟粕”也并无异议,只不过在“五四”前后,钱玄同每每把这一切的罪过归咎于中国之文字,即“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这两类书之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的做法,[7]其中的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

这种论证上的不充分也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钱玄同的摇摆不定。我们看到,钱玄同在讨论“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之后应采取何种文字时,首先提出的方案是Esperanto (即世界语);但是,或许正是心里对于这种缺乏地域文化作为根基的表音文字究竟是否能够真正付诸国民的应用和普及心存犹疑,因此钱玄同同时又不得不提出了若干从“废汉文”到“实行Esperanto”之间的“过渡方案”:时而是英文,时而是法文,时而又是赵元任的“通字方案”。但这诸多方案中显然最有创造性的,则是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的在书写中通过草书,并最终达到“减省汉字笔画”的简化字方案。思考到这一点,钱玄同是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草书在魏晋隋唐之间,极为通行。自张旭怀素以至祝允明王铎,喜作狂草,各式各样,信笔写法,以致草书专成美术,而不适于实用。今宜取《急救》、《月仪》、《出师颂》等等之章草,及《淳化阁帖》、《真草千文》、《书谱》等等之今草,择其书写简易,笔画分明者,写一定体,(其有未备,亦可兼取行书)以供实用。此事,弟数年前即拟为之,因循未果,今后得暇,当勉励成之。[8]

让人遗憾的是,如同他许多半途而废的论学文章一样,钱玄同终于没有完成这一奇想。我们看到钱玄同本人公开场合所擅长书体恰恰是楷书,以至于我们甚至无从知晓这种“新体”是否就是《钱玄同日记》中的那种潦草而非“匆匆不暇”的“草书”,及其与后来于右任所倡导的“标准草书”在多大程度上有相似性。但我们可以通过这篇文章确知的事实,是尽管有一种套用“进化论”从而使得“六经注我”的冲动,钱玄同至少对于书法史并不陌生:

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草,(草亦兴于秦末)本为由繁趋简。故周用大篆,秦用小篆,汉魏用隶,晋唐用草,在应用上为极合轨道之进化。既用草矣,万无重事倒走之理。(草亦不能再进者,因照中国文字之形式,变至草书,已简至无可再减也。)[9]

这里钱玄同对于书体演变停止的原因的概括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暂且存而不议,但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联想到“五四”一代学人讲话“宁讲十二分”的极端文风,我们或许可以如此认为:即钱玄同的这种“改良”而不是“革命”的主张,在当时也还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超前或者夸张。这似乎也可以解释钱玄同最擅长和喜用的字体恰恰是楷书而非更符合“简化”之要求的草书,相对而言,反而革命态度更坚决一些的陈独秀、傅斯年则用草书而不见“拼音化文字”的应用——双方都在实践中完成了“退一步”的妥协。说到底,《新青年》同人对于汉字情结以及对历代书法的喜爱与临摹,常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自身的文化选择,而其中尤以钱玄同为甚。

其实,所谓草书,仅仅是汉字中间的一种字体,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字。因此,钱玄同“书写用草书”的方案,在逻辑上与其消灭儒教学说和道教妖言的理想之间并无任何干系。当然在日后的实践中,我们看到“草书楷化”之作为简化字方案之一种的确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对此不能不说是钱玄同在汉字简化及其具体的方案上提出了可行的第一步。三年后的1920年,钱玄同撰写《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明确表示“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所以这几年之内,只是拼音文字底制造时代,不是拼音文字底施行时代”,并将其“过渡方案”修正为“减省笔画”:“总而言之,抱定唯一的主张曰‘减省笔画’。所以无论古字、俗字、本字、借字、楷书,只要合于这个主张的,都可以采取。”[10]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简化字方案,其实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这种主张。采取“简化字”而最终没有废除汉字,并不能说没有钱玄同的贡献。

三、汉字革命之后,书法何为?

即便如此,还是让我们看到在整个文字革命的大潮中,钱玄同始终回避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汉字革命之后,书法何为?因为按照钱玄同的设想,不论通过使用草书还是简化字都只是一种最终过渡到实行世界语的必要阶段,到那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字土壤的书法,作为一门实用艺术之命运究竟若何?在文字革命期间这当然并非最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毕竟是有人关注的,甚至是钱玄同化名的“王敬轩”之反对文字改革的逻辑中不可能绕开这一点。对此,钱玄同只是反复陈说“我们认定文字是要合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并提出“已经认过好多旧字的,可以就他原来‘习字科’底时间,改为认新字和练习写新字……以后便可以把‘习字科’废除”,[11]而终究没有正面言及“书法”之命运。

对于钱玄同所回避的这个问题,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傅斯年“挺身而出”,通过对于书法之艺术性的明确否认而加以辩驳:

但是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的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一般顽固党并不像我这回答。他们总要说,器具以外还含着美术的意味。哈哈!这真笑死我了,假使认汉字做美术物,保存起来,还须认中国妇女的缠足,西洋妇女的束腰,澳洲土人的文身做美术物,同样保存起来……凡是一种美术,须得有意义,有标准,有印象。请问书法有什么意义?使人生什么印象?什么是判断他的美恶的标准?——一言以蔽之,什么是他的美……谁不是一摊黑墨弄到白纸上,有什么意义?使人生什么印象?什么是判断他美恶的标准?任凭那些“神品”、“妙品”的等级,“龙骧”、“虎视”的比喻,“飞青丽白”的形容,还不是些怪秘的感想,不可理喻的嗜好,逐臭嗜痂的事体吗?所以主张书法和研究书法的人,都是吃饱饭,没事干,闲扯淡。[12]

尽管这里傅斯年所看到的中国古代书论语言表达“言不尽意”的现象,也意识到书法之为艺术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但这种极端的文风还是凸显出《新青年》同人及“舆论家言”的一大特点——受不起这接二连三的发难,往往人们上来就难免在这其实有很多缺环的论证面前首先“气短”。傅斯年的这种立场,照理说也是符合“废除汉字”的逻辑的。只是类似的意思出现在对于书法并不十分热衷的傅斯年身上可谓顺理成章,可毕竟始终没有在钱玄同那里被正面触及。就钱玄同本身而言,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现实,就是他所反对的“国粹”的列表中始终没有出现“书法”;不但如此,早年钱玄同在浙江期间,还曾一度受到沈尹默的影响,对于书法研究和临摹颇下了一番工夫。今天我们还能够通过钱玄同传世作品了解到他本人之擅长的楷书,特别是对于敦煌写经“经生体”的热衷和模仿,充分显示出他的书法功底和情结。

关于钱玄同这种“书法情结”,在皇皇十二卷《钱玄同日记》中有些许线索。在1919年1月1日的日记中,提及自己写日记的缘故,其中一条便是“1900年至1918年这19年里头,思想变迁自己也记不清楚……今后思想还不知道怎样的变迁,要是大大记日记,则变迁的痕迹,很可明白,而变迁的缘故,也可以记得了。”而同日日记中在回顾自己19年来的思想变化时这样说:“(1912-1913)思想:其时因为在浙江教育厅里,事务清闲,常和沈尹默、周佚生相见,见他们的字写得很好,于是又想来研究书法。因此临魏碑。”[13]查钱玄同1912年至1917年间的日记,的确可以看出他与沈尹默交游甚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地点之一便是“尹默家”,常有借阅碑帖、观摩创作及讨论书法之乐事。

然而,1917年4月14日在“尹默家”的下面这次重要的经历,以及从是日开始尝试横排书写的日记,却似乎更像是钱玄同与书法的一次“告别宣言”:

次后,三人同至尹默家,幼渔(马裕藻——引者注)、逖先(朱希祖——引者注)相继而来,幼渔云:“独秀说玄同的字是写不好的了”,此是真情,我亦颇有自知之明,故年来绝不注意此事。尹默尝谓,玄同不肯悬腕,此是其作字之大病处,真可谓一语破的。我因于美术之学,无一与性相近,实于养性怡情之道大有欠缺。于是想到平日于写字一道虽不能,懂得颇愿厌恶恶札,故民国元二年之时,颇思写写字,因由一时之兴到,亦缘彼时,终日嬉游、不想做事之故,无如字是想写好的,苦是不肯吃的、偶一悬腕,辄以酸痛吃力而放下。故至今于书法一道、毫无进步……我既欲有事于其他,自无暇再注意于写字。近来方想改用钢笔书写汉字,以趋便利,恐书法一事,未必与我为缘矣![14]

无论如何,把书法、美术看做“养性怡情之道”,这当然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面前之最紧迫之事。也许正是因此,我们终于没有能够看到钱玄同“研究书法”的学术成果。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在书法方面对于沈尹默和钱玄同分别的评价,都对二人与书法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不过效果却大相径庭:“其俗在骨”的批评激将了沈尹默与书法大干一场的决心,而“写不好的了”之评价却加速了钱玄同与书法的诀别。

当然,钱玄同在中国文字的学术才华,毕竟创造性地体现在通过文字学对于书体演变历程的描述上,只不过这种叙述并非体现为“为研究而研究”的书法学术成果,而是通过进化论的逻辑,来论述其“简化汉字”,为其倡导的汉字革命而服务。在《汉字革命》一文中已经体现出钱玄同的这种努力,《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一文更是基丁自家的文字学知识梳理出宋元以来的八种文字简化方案。而在《中国字形变迁新论》一文的末尾,钱玄同的这番论述虽然与其“拼音化为汉字改革的最终目的”的主张颇显向背,但却将其“疑古”而终究没有废弃“文字”自身的学术立场表露无遗:

讲到字形的变迁,我以为这纯是任自然的趋势,逐渐改变的。改变的缘故,必定因为旧字有不适用的地方……但旧字虽因有不适用的地方而改变,而当变迁的时候,决不是把旧字完全改易,那平易适用的,还是因仍旧贯……[15]

在1922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钱玄同与沈尹默的一次关于“小学生读写汉字,用毛笔与……的问题”,谈及沈尹默的反对,钱玄同说:“但我以为,今后写中国字但宜渐渐改用……以期便利,学校兼用毛笔墨汁则可。若作国文功课,必须用毛笔墨汁。”[16]是则应可看做是钱玄同的“书法情结”在文字革命的大纛下的最后一次明确表述。尽管我们无法坐实钱玄同“书法兴趣”与“文字存废”之间的必然联系,但这又不得不提示我们再次提出前文中的那个“大胆假设”:“汉字革命”中的钱玄同始终没有触及“书法是不是艺术”以及“废除汉字之后,书法何为”这一问题,以至于不惜招致“既废灭汉文,又何须改良”之讥,[17]会否正是基于其内心深处的“书法情结”呢?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