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动物的生存与植物的关系说明文

2024-06-22

人、动物的生存与植物的关系说明文（精选3篇）

1.人、动物的生存与植物的关系说明文篇一

生态美学放谈――在现有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内容提要：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考察为轴线而展开的研究。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而人正是它的缩影。因此，赫拉克利特在5前就提出：“按照自然而生活。”如今，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向大自然进军，创造出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当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大干预超过了自然界的自身调节能力时，人类便陷入了生态危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生态美学的研究涉及对人类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它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它对人生的关切具有无限开放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人类幸福的前提和保障。生态美学的研究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勃勃生机和推动力。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态文明

马克思说过，“人区别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理智的头脑和能劳动的双手。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却能主动地改变环境。”人类通过对土地的耕种和动物的驯养开创了农业文明。由此在生命水平上实现了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主宰，也确立了人类在物种世界中的主导地位。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自身的生存状况，创造了有文字记载的灿烂历史。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人们的泛生命意识，农业文明则开始了人们定居的生活，由此使人产生出田园牧歌的家园感受。而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这是一个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企图“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时代。

在这一时刻，富有远见的恩格斯严肃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83页）但是，这位哲人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1、公元六世纪出现了鼠疫（俗称黑死病），它一出现就几乎遍及全世界，当时得病的人不计其数，到处尸骸遍野。

2、18世纪由鸡瘟病毒变异后出现了霍乱，从印度开始扩散直至全世界，成为鼠疫之外当时最可怕的疾病。

3、19世纪在拉丁美洲、南欧、东欧、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和中东地区的农牧业地区出现了炭疽病毒，人一旦与病畜或染菌的产品接触就会被感染。

4、1967年英国爆发了轰动全世界的口蹄疫，疫病在牲畜间快速的、大面积的传播，最终不得不宰杀牲畜40多万头才止住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5、1976年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了一种由啮齿类动物传播的埃博拉病毒，得病者大量死亡。

6、1980年10月美国出现了爱滋病毒，经调查该病毒的宿主或者至少是宿主之一的动物是生活在非洲的绿猴。这种病至今无法根治。

7、1985年4月，医学家们在英国首先发现了一种新病，专家们对这一世界始发病例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并于1986年11月将该病定名为BSE（即疯牛病），并首次在英国报刊上报道。来，这种病迅速蔓延，英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头牛患这种神经错乱、痴呆、并不久就死亡的病。病毒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如法国、爱尔兰、加拿大、丹麦、葡萄牙、瑞士、阿曼和德国等。

8、1994年9月，在澳大利亚东岸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班尼近郊的亨德拉镇由狐蝠传播的亨德拉病毒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这种病的死亡率甚至达到60%。

9、早在1878年意大利就暴发了禽流感，开始还只是在家禽间传播，到了这种病毒已有人类被感染并死亡。

10、在美国由冈比亚土拨鼠传播的新病毒猴痘又一次使得全球人民为之恐慌。

谁也没有想到，与人类如此亲近的动物竟会是致人死地的病毒的宿主。当自然界对人的报复和惩罚一再地、大规模地出现时，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才不得不认真加以审视和思考。1972年，联合国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已经确认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及《21世纪议程》，由此揭开了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序幕。但人们似乎并不因此而收敛自己“征服自然”的野心。20口蹄疫再次在英国暴发，并开始危及欧洲大陆，人们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微词骤然多了起来。一些专家把此次口蹄疫与英国1967年的那次作了分析比较，认为虽然那次损失也不小，但蔓延速度、扩散范围都比这一次轻得多。这次之所以势如野火，一发不可收拾，与欧盟推行的“农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无关系。虽然这一政策曾为欧洲各国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埋下了一旦疫情发生就难以控制的祸根。饲养场如同工厂，规模越大，产值越高，利润也就越大。而且在饲养场中，场主们强迫本来是食草动物的牛食用同类的肉骨等组织，尽管这样做有益于人们的食物的富足，但显然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殃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欧盟；只要一头牲畜染上疫病，就难免“全军覆没”。是的，我们不难发现，畜牧生产方式的变革改变了一切！人类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人的生命活动是在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它是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却并不谨慎考虑自然界的平衡。人畜共处让病毒不断地由畜到人，再由人到畜。依赖土地和家畜的定居方式让农民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引用水源提供了捷径。城市的出现又让这种变化变的更为显著。当动物进入了生产、批发、销售和消费的城市工业生产链环时，家畜养殖的范畴越来越宽泛。现在，当交通进入地球一端到另一端只要一天的情况下，动物贸易、人口和货物的广泛流动，为病菌创造了超出发生地以外的广大的繁殖圈。现代人该不该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行为方式上是不是该收敛一些，替动物多考虑一些呢。比如，是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作为口中之物？人与动物的距离是该远还是近？是让它们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大自然，还是把它们圈起来、养起来作为自己的宠物和玩偶？

社会越发展，自由与自然的关系就越趋向统一。如何保持自然界的平衡，是人保护自身平衡、社会平衡的条件。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广大家园。这个大家园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每个小家、小地区的安危。问题就难在这个家园的安危没有个体的小家的安危那么利害明显。大家园的破坏，不是很明显地显现于小家园中，甚至一代两代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终究大家园被破坏的恶果要由小家园来承担。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为我们指出，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人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员，生活在地球这一生态系统之中。阳光、大气、水体、土壤等非生物环境作为生物生存的场所和物质成分，构成了生命的支持系统。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没有自然界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也就不会有自然的生态平衡。因此，生物物种的消失、森林和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等都会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破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说到：“人是社会的主体，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社会人，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所以，如果人们像对待机器一样地对待生物，就会违反自然规律，长此以往当然就会出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也讲到：人能征服自然界，但常常遭到自然的报复。以至于将人最初取得的成果也丧失掉，甚至更严重。恩格斯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地区居民为得到耕地而砍伐森林，也曾种植庄稼有所收获，但现如今变成了荒漠。不但没了耕地，连保持水分的条件也破坏掉了。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影响人自身。所以恩格斯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是的，以往人类所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败。而今，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可持续发展方针的确立，新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而在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中，生态审美意识和生态美学观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以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主体条件生存于自然中的。要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就必须要合乎自然规律，这样自然则给予馈赠性回报；如违反规律，自然就给予人以灾难性的回报。这就涉及到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我们必须了解，人如何影响自然，对自然规律把握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自然。如果真能达到“自由自觉”的程度，人就能把握自然规律了。

生态美学的研究，就是以当代生态文化观念对相应审美现象的再认识，它把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生态审美观，提高到一种理性的自觉，由此形成生态美这一特定的审美范畴。生态美首先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它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或人类一个个体的独奏曲。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为我们指出，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人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员，生活在地球这一生态系统之中。阳光、大气、水体、土壤等非生物环境作为生物生存的场所和物质成分，构成了生命的支持系统。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没有自然界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也就不会有自然的生态平衡。因此，生物物种的消失、森林和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等都会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破坏。生态美学理论的出现让人们在享受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不忘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变化。以往，全球每100―300年灭绝一种生物，如今变为每年灭绝一种；沙进人退的趋势日渐发展，荒漠化加速发展，沙尘暴频频光顾；水危机也日趋加剧，曾经清澈见底的河流湖泊，要么变得干涸见底，要么变得污浊不堪；沿海赤潮增多，鱼虾渐少，我国近海渔场已几乎无鱼可捞。由于生态的恶化，水灾、旱灾、蝗灾日趋频繁，不断加重。有科学家预测，随着全球变暖，极地冰雪逐渐融化，长期沉睡于冰雪之中的数万种病毒将苏醒过来，给人类免疫系统带来更为严峻的考验。生态美学告诉我们解决危机、扭转局面的根本之道是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可称之为“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要爱护环境，不过度开垦、放牧；善待动物，不吃野生动物，不以野生动物牟取暴利，视动物为朋友；节约资源，将自己的物质生活加以简化，加以节制，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卷、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3]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44-145

[4]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室编译：《西方美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5。

[7] 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人、动物的生存与植物的关系说明文篇二

关键词：库切；《耻》；动物情节；生存困境

南非作家库切是一位在世界文坛享有极高声誉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非洲大陆第五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库切成长于南非开普敦荷裔律师家庭，作为白人后裔，库切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库切长期身处欧洲文化边缘，而白人身份让库切与无南非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库切身处欧非文化的夹缝，经受着“离散”的痛苦，并将这些感受反映在其作品中。库切的小说中充满了白人群体对有色人种的肆意压迫，有色人种对白人群体的报复与反击。库切笔下的人物身处困境，在“离散”中落魄、沉沦、身处困境、倍受打击。充满焦虑的动物也难逃厄运。无论在《幽暗之地》、《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还是在《男孩》以及“布克奖”获奖作品《耻》中都充满了人对动物的侮辱和滥杀。库切通过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探索人与动物的生存困境，思考对人类发展的困惑。本文基于动物批评理论，通过剖析《耻》中主人公卢里与动物的关系，关注卢里的动物情结，探究卢里与动物的共同困境。

一、隔离

主人公卢里原本是大学教授，在南非的社会体系中拥有安全、稳定、权威的社会位置，对学生、对情人拥有绝对话语权。由于与梅拉妮的不伦关系，卢里失去了这一切，并陷入生存困境。梅拉妮是卢里陷入生存困境的直接诱因，而社会的隔离是导致卢里生存困境的根源。白人卢里有着前卫的欧式浪漫，然而在刚刚结束殖民统治的南非大陆，隔离才是长期的社会主题。白人与黑人之间相互隔阂，复杂的种族与阶级关系将卢里的浪漫击得粉碎，让卢里陷入生存的困境，变得冷漠。身处南非隔离的社会，白人惧怕黑人所带来的威胁。隔离促使白人露茜通过养狗来保护自己。隔离迫使露茜将狗训练成“一闻到黑人的气味就要起来”[1]p129的动物，隔离迫使卢里不得不接触遭到遗弃的狗，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隔离让卢里陷入人生困境，隔离迫使动物变成了维护隔离社会体系的工具。在后殖民主义隔离的社会中，卢里与黑人之间缺乏交流，卢里与动物之間也存在着严重的情感和道德隔阂。作为曾经的社会精英，卢里“是秉承了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能否将同情、怜悯、关爱与关怀大写，将它们的施予对象由我、我的亲人、我的族人扩散开来……散播于异族人甚至其他生命，构建和谐共存的生存模式，是库切作品关注的一大主题”[2]。然而冷漠的卢里没有将“同情、怜悯、关爱”之心“扩散开来”，对以狗为代表的“其他生命”并没有与生俱来的爱怜与同情之感。无论在情感上还是道德上，卢里与动物都是完全隔离的。当卢里被迫离开自己曾任教的大学，来到了女儿露茜的农场，卢里认为动物是低下的生命，它们没有完善的灵魂。卢里对狗十分厌烦——“半夜里，他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了。其中有一条狗特别地叫个没完，就是不肯住口。”[1]p78

动物解放理论的提出者辛格在《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中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想违背平等原则，也不想违背功利主义原则，或想把平等原则和功利原理贯彻到底，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动物的苦乐利益也当作道德计算的相关因素。”[3]卢里显然不是将“动物的苦乐利益也当作道德计算”的践行者。针对动物权利问题，卢里多次与女儿露茜及贝弗·肖争辩。卢里认为人和动物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生灵”，人和动物的隔离不可避免，人不会真心改变动物的境遇，动物福利关注者像“基督教徒”虽然心怀美好的愿望，但私下里干着虐待动物的勾当。因此，在投奔女儿之初，卢里与动物都身处困境。卢里失去了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沦为隔离社会的离散者。而动物虽然通过扮演守卫隔离体系的工具换取了生存的机会，但却无法充满尊严的活着。

二、守护

库切习惯于在小说中将的人的生存状况和动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库切作品中众多的主人公一样，卢里对动物的认可、尊重和守护伴随着困境中身份的颠覆与重构而发生。在隔离的南非大陆上，卢里经历了从社会精英到边缘化他者的身份地位转变。卢里虽然承受着道德之耻，却依然向往着尊严的生活。卢里的社会身份的重构艰难而复杂。随着新的生活的展开，卢里开始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对动物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露茜的推荐下，卢里决定以志愿者的名义加入贝弗·肖的动物诊所。卢里还接触到一条名叫凯蒂的斗牛犬，并发现自己与凯蒂有着类似的经历。凯蒂曾作为“人类家具的一部分”[1]p92，是经过人类以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需要驯化和调教后的动物，扮演着人类工具的角色。凯蒂曾参与构建到人类的生活体系尊严地活着，而当凯蒂老体弱，它遭受了主人抛弃，流落在外在。在某种程度上，凯蒂和卢里同是脱离社会体系、为体系抛弃的离散者。他们都有共同的困境——逃离旧的体系，融入新的生活。凯蒂最终为露茜所收留，获得了人道关怀而免遭痛苦的权力。同为被抛弃者，卢里离开了曾经尊严地生活过的城市，流落到露茜的农场，寄人篱下，风光不再。露西对卢里的收留行为帮助卢里逃离了学院体系的谴责和社会道德体系的责难。卢里和凯蒂都在露西的庇护下获取的些许的尊严。相似的经历让卢里与凯蒂惺惺相惜，卢里第一次表现出对动物的亲切感。

牛津大学教授劳里·马奎尔（Laurie Maguire）在论述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时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人对动物的影响，而且要它们“对我们的影响”[4]。动物在接受卢里、露茜的保护的同时，也通过它们的方式回应卢里，守护卢里的尊严，试图在生存困境中拯救这一家人。不久，三个黑人非法侵入露茜住所，露西的狗狂吠不已，试图提醒卢里一家人灾难将至。卢里和露茜终究敌不过手持暴力工具的黑人，在两人彻底陷入困境时，牧羊狗奋不顾身的扑向入侵者，全力守护卢里一家人。在这场灾难中，卢里一家和狗共同抗争生存困境，一共七条狗殒命。卢里清理狗的尸体时发现，尽管狗中弹，“仍然龇着血肉糊糊的牙”。库切将卢里捍卫女儿的尊严的行动与狗全力守护陷入困境的卢里一家人的举动进行了类比，将同在困境中的人和动物相互守护，建立联系。

动物对卢里的另一次回应发生在露茜被黑人男孩偷窥的事件中。此时黑人已经控制了农场，卢里与露茜进一步失去了话语权，生存困境加剧。卢里牵着凯蒂溜达，无意中发现黑人小孩在偷窥女儿露茜，于是暴跳如雷想狠狠地“抽他一顿”。老态龙钟的凯蒂居然一反常态，凶狠而敏捷的撕咬男孩。男孩竭力反击，它依然不依不饶。直到主人露茜极力劝阻，凯蒂才“不情愿地松了口”。卢里何尝不想撕咬这个侵犯女儿尊严、霸占女儿农场的“野蛮”黑人？库切借助老狗凯蒂表达了白人卢里在困境中的抗争，宣泄卢里的压抑。困境中人与动物共受苦难、相互守护。

三、关怀

卢里在经历与动物情感上的隔离、相互守护依存之后，他开始像辛格一样“考虑具有感受痛苦能力的所有生命个体的利益”，开始“给予非人动物以道德关怀”[5]。在充满隔离的非洲大地，异化的卢里和动物都身处困境，是受害者。卢里在与黑人的抗争中获得的生存的权利，如何逃出耻辱获取尊严是他所面临的困境。而动物在卢里、露西的关怀下或缺了些许尊严，但无法逃脱遭受杀戮的命运。卢里无法于杀戮的困境中拯救动物的生命，于是，卢里选择通过拯救动物的尸体给予动物到的关怀，进而弥补社会给动物带来的尊严的缺失。卢里直言：“他可不愿意把如此的羞辱强加于这些尸体。”[1]p167尽管卢里的道德关怀维护了动物的尊严，然而，在隔离的南非社会中卢里无法改变动物的困境。库切认为：“在他的世界中，受苦的肉体是认识论的试金石、是对怀疑论的终极审判。”[6]守护卢里及露茜尊严及“受苦的肉体”的狗被黑人入侵者的枪打的血肉飞溅，贝芙·肖诊所的狗被注射致命药而死亡。卢里极力拯救，却无济于事。

卢里对动物关怀反应了困境中人类对自己道德的反思。库切将人类的生存困境与动物的生存困境并置，通过动物的悲怆遭遇的描述，引发文化反思，揭露着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所带来的社会危机，预示着卢里的命运。小说中卢里前后对动物情感的变化反差巨大，这反映了库切对人类社会缺乏仁爱与缺乏怜悯之心的失望。伴随着话语权及社会地位的散失，卢里经历了自己社会身份的转变，从南非社会的的中层人士彻底沦落为社会边缘的离散者。卢里与动物共同遭遇羞辱，见证了人类虐待动物。通过从暴力实施者到暴力受害者的转变，卢里逐渐完成了深层次的道德觉悟，以新的态度处理自己与动物的关系。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说：“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7]身处生存困境中的卢里显然通过了考验，最后怀抱着一只同处生存困境、即将面临“无可避免”死亡的狗。卢里“很清楚”，这只与自己建立深厚感情的狗“将为他而死”。狗曾经是卢里尊严的捍卫者。而在小说的最后，库切却将它比喻成温顺的小羊，而卢里在捍卫动物尊严时又表现地如此软弱与无奈。库切通过这一切宣告：在残酷的现实之下，卢里和动物都身处生存困境并且无力抗争。身处生存困境的卢里和动物都无法逃脱困境改善生活，充满尊严的活着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库切.耻[M].张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邵凌.库切小说的动物意象、女性话语与人文关怀[J].世界文学评论，2010（2）.

[3]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82.

[4] Maguire，Laurie.How to Do Things with Shakespeare[M].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2007：183.

[5]黄晓行，李建军.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伦理辩护[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6）.

[6]楊铭瑀.论库切的动物权利焦虑[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