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优秀作文：我所知道的

高二优秀作文：我所知道的（精选8篇）

1.高二优秀作文：我所知道的 篇一

我所知道的那些爱作文

说起你所知道的爱，爱情，应该是人们最先想起的东西，似乎在爱这个名词里，它就是象征与唯一。南怀瑾先生去某地讲课时，也曾被一个女生这样问道：爱情就是全部的爱吗?

然而并不，南怀瑾先生说，爱是人的一生都要修行的课程，而爱情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所以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那些爱。因为你看繁体的郏是屋檐下的庇护，和一颗深藏着的心。

在非洲，生长着一种大马哈鱼，在小鱼降生后，母鱼会让小鱼啃食自己的身体充饥，直至自己奄奄一息，直至生命停止。这就是人世间的母爱。从我们降生的那一刻，母爱就永远不会消散。我还能记得那个在小时候挽着我的手散步，用筷子帮我小心地剔除鱼肉里的鱼刺递给我吃的人，我还记得她用结着茧的手掌为我擦去委屈的泪滴时那摩挲的温度，我还记得那不知挥动了多少次的扫把和不知道弯了多少次的腰。这就是母爱，默默无闻，却掷地有声，回忆全都砸在你温暖的`心里。这就是母爱，永不求回报，用自己的岁月换你儿时的美好。我想，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么全天下的母亲对孩子该都是如此的吧?只是不知道，作为孩子的我们还能有多少机会，挽着她的手散步，为她拔除点点稀疏的青丝，用洁白的手掌搂着她的肩，和她说一声：“妈，你辛苦了。”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件事：今年4月17日，苏州突降暴雨，在雨中，一位身穿粉色衣服的姑娘，侧着身子，为一位残疾老人撑着伞，老人脸上泛起了幸福的微笑。而女孩则全身湿透站在雨中。那一幕被称为雨中最美的微笑。在生活中，时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与残疾人擦身而过：地铁站里弹着吉他卖唱的人，天桥上吆喝的人，还有那些跪倒在地乞讨的人。这世界上，这样的人很多，而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冷嘲热讽：“骗子!”“自己打断的!”诸如此类，数不胜数。难道我们作为四肢健全的人，就天生比他们高一等?难道他们就天生不配拥有生活的权力?我想，这就是我们所缺乏的对陌生人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残疾人的爱。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力，也有为生活奋斗的心，我觉得这并不可耻，哪怕乞讨，哪怕卑躬屈膝，但至少他们在为自己努力。所以这就是人间的大爱所在，那伞下撑起的不只是一片没有雨滴的天地，更撑起了一位残疾人的自尊和勇气。

他们所需要的：一枚硬币，一个微笑，哪怕只是一声问好，都足够了。这样的爱，本应该无处不在。对他人的关爱，就是对自己人格的提升，和对这世界的善意。

而动植物之爱也是如此，藤蔓对葡萄的爱，是任它攀爬自己，成就了属于两者的甘甜;山峰对树木的爱，是让它把根深深地扎进自己的身体里，才有了今天层峦叠翠的美景;哪怕是最普通的蚂蚁，也懂得尊老爱幼，在遇险时用身体护住以群众的老者和伤残者，把生的机会留给他们。

所以你看，在这世上爱无处不在，而我所知道的爱，也只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这爱里，有大爱，有小爱，有母子之爱，有萍水相逢的爱，说到底，爱就是奉献给他人的一样东西，但不同的是，奉献出去的爱，一定会收到真诚的馈赠，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2.高二优秀作文：我所知道的 篇二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像——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学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

十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近日读吴宏聪先生《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吴宏聪自选集》),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话要说”,与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不同,我选择了“限制叙事”策略——从我先后追随过的三位“联大校友”的眼光中,以及他们对各自师长的追忆里,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抛开大路,另辟蹊径,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对这所大学感兴趣,本就不是缘于专业考量,而是导师们“世说新语”般的闲话。

作为我在中大念硕士和在北大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吴宏聪先生和王瑶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镇淮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读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将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吴宏聪(1918—)三位导师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们各自的导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1—1966),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

我当然明白,这样来谈西南联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对我以及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师生之间与同窗之谊

作为及门弟子,闻、朱去世后,季镇淮和王瑶分别撰文,追忆、缅怀、表彰先师的功业,可谓不遗余力。除编著《闻朱年谱》,在《来之文录》和《来之文录续编》中,季镇淮还有6篇谈论闻一多、6篇谈论朱自清的文章。《闻朱年谱》乃合并为编全集而作的《闻一多先生年谱》和《朱自清先生年谱》而成,曾得到了朱自清、浦江清、吴晗、陈梦家等联大教授的指点,虽因当初资料所限,不免略显疏阔,但面目清晰,是很好的入门书。王瑶在闻、朱两位先生去世后,曾多次撰文,后集合而成《念朱自清先生》《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既包含珍贵史料,又神定气闲的好文章。

吴宏聪先生1942年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未读研究生,而是留在系里当了一名助教。吴念书时以及工作中,虽也与闻、朱有接触,但交往毕竟不是很深,故日后谈论闻、朱,多采用“论述”而非“追忆”的姿态。在《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的《后记》中,吴先生谈及此书为何如此命名,理由很简单:“本书收入有关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较多。”但此说其实不成立,全书收文十八则,六篇谈鲁迅,四篇谈闻一多,为何不是“鲁迅的文化观及其他”?可见,隐约之中,还是显示了某种“师承”。吴先生谈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确实不如王、季二位精彩;但其表彰杨振声之文,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杨振声先生在联大二三事》《忆恩师杨振声先生》等,值得充分重视。因为杨不像闻、朱,一直笼罩在圣洁的光环中,而是多少已被世人遗忘。正是由于萧乾、孙昌熙、吴宏聪等老学生的再三追忆,杨振声先生才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

王瑶先生去世,季镇淮先生撰文《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和他的世界》);王先生、季先生先后去世,吴宏聪先生撰文《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王瑶和他的世界》)、《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季镇淮先生纪念集》)。所有这些文章,毫无例外,都从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说起,尤其是如何同堂听闻、朱等教授讲课,那是他们永远的“共同记忆”。记得王先生去世,季先生曾写挽诗,前四句是:“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荆。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不管是追忆师长,还是悼念同窗,谈得最多,谈得最好的,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可谓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里有私交,但更多的是公谊。无论为人还是为学,师长们均“和而不同”。虽说闻、朱从来相提并论,但两位先生的性格和才情大有差异,这点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晚年的朱先生,尽心竭力地搜罗亡友遗文,去世后,王先生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入医院前写的,告诉大家他又发现了四则闻先生的遗文,希望将来能编进全集里。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王先生称:“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么深,他对于闻先生《全集》的编纂,照着闻先生的遗志来计划清华中文系的系务,都并不只是为了私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

课余时间,私下里“品鉴”自己的老师,那是当学生的特权。季先生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描述当年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情况:“所有三间正楼房,为大家读书研究之用,各有一张长方形书桌。我注意闻先生每日伏在桌子上用功时间最长,朱先生生活最有规律,每日早起要用鸡毛帚打扫几处,书桌最干净,不堆书。闻、朱两位先生隔一张书桌对面坐,他们看书或写作之间,亦偶然休息谈话。”(《来之文录》)作为研究生,王、季二位与闻、朱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性情及交谊的了解,当比我们这些只靠书面材料写文章的来得贴切。在他们看来,一个是“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另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各有各的风雅。

作为导师,闻、朱又是如何在生活以及学术上关怀学生的呢?不妨先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第12卷里的四封书札说起。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致信校长梅贻琦,推荐季镇淮当研究所助教:“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并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所半时助教一职,以君当之必胜为荷。”(373页)1944年7月18日,闻一多再次致信梅贻琦,称季镇淮研究院毕业初试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则宜升为教员”(389页)。另外两封给梅贻琦的信,则是推荐王瑶接替季镇淮,作为研究所的半时助教(390、396页)。这四封信,似乎只是事务性的公文,没什么了不起。可季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他在联大念书时,生活十分窘迫,如果不是闻先生再三给他争取经费,根本无法念下去。这才让我们意识到,那位如火如风的大诗人,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

至于师生之间学问上的交流,更是让今人感慨不已。1948年6月,王先生在清华园寓所为《中古文学史论》撰写《自序》,提及:“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中古文学史论》)将近四十年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季镇淮所撰闻、朱二位先生的“年谱”合刊,季先生当即称:《闻一多先生年谱》经朱先生“提供资料,并审阅二次,有所指正”,为保存先生“指教手泽和历史面貌”,重印本不做增删修改。(《<闻朱年谱>后记》)

闻一多先生与弟子间的教学相长,或曰“良性互动”,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七十二”》一文前面,闻先生写了“识语”,称“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先是季镇淮提交读书报告,导师肯定选题有意思,让“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何善周参与讨论;接下来,三人分头搜寻资料;最后,由闻一多将文章写成,“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另一方面在几点上做了些进一步的分析”。即便如此,闻先生还是强调,此文“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三联版《闻一多全集》1卷207页)虽有如此“肇始之功”,季先生从不将此文入集,对此,弟子夏晓虹有过很好的阐释:“这段文章因缘感动我的,既有导师对学生的尊重,也有学生对导师的爱戴。今日学界所向往的‘前辈风范’,我想也应该包括这种师生间投缘的默契吧。”(《几代人的事业——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季镇淮先生纪念集》249页)

“新文学”教学之披荆斩棘

谈联大教授,闻、朱二位声名显赫,可谓“无人不知”,为何我还要添上一个杨振声呢?大约十年前,我偶然撰文,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杨振声,没想到吴宏聪先生读了很激动,再三跟我提及此事,说是公众以及学界漠视杨振声先生的贡献,实在太不应该。这才引起我对这位“五四青年”的真正关注。

作为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写了好几篇谈论五四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刊于1954年5月《人民文学》上的《回忆五四》),再加上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当时颇受欢迎,学界一般将其作为作家来看待。其实,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杨振声,1924年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其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大学教育——尤其是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时期推动新文学的教学。

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校长,抗战时曾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抗战胜利后飞北平接管北京大学,很明显,杨先生有相当强的行政能力,但也随时准备回来教书。我关注的是,其一直推动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

谈到新文学之走上大学讲堂,我们一般推崇朱自清的工作,尤其是1982年王瑶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发表后,更是如此。不错,1929年的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背后的“推手”,其实是文学院长杨振声。先有杨先生“领导中国文学系走上一个新的方向”的决心,而后才有朱先生的新文学课程。照杨先生的说法:“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1948年10月)而这一主张,得到了老同学朱自清的大力支持。很可惜,不久杨振声就当青岛大学校长去了,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任,只能由朱自清独力承担。

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上,系主任朱自清称:“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全集》)作为选修课,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直到《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6—1937年度)》,都还保留着;可“门虽设而常关”,1933年以后,朱先生已意兴阑珊,不再开设这门课程。原因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王瑶全集》)

到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朱自清日记中,常常出现老同学杨振声(今甫)的名字,借此我们可以印证杨所参加的诸多活动,如组织《文学杂志》、编撰教科书、设计教学大纲等。1938年11月21日朱自清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

今甫对中文系很感兴趣,他想把创作训练作为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之一。但这个计划不会成功的,他对此提出不少想法,我不愿同他争辩。他想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一年级的作文课,我只好同意。(《朱自清全集》)

对于新文学的教学,朱先生确曾投入很大的精力,可西南联大时期,他已激流勇退了。这一点,查西南联大历年各院系学程表,可以看得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闻一多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唐诗”“周易”“乐府诗”“庄子”;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有“宋诗”“陶渊明”(“陶诗”)、“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至于杨振声先生,最常开的课程则是“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和“现代中国文学”,此外还有“陶谢诗”“汉魏六朝诗”“文学概论”“传记文学”。由杨先生介绍到联大教书的小说家沈从文,早期主要讲授“各体文习作”和“中国小说”,1944—1945年度才接手讲“现代中国文学”(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换句话说,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

至于杨振声先生讲课的策略以及效果,不妨看看以下两则资料。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病逝于北平,十二天后,同在北平的杨振声先生撰写《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以此特殊方式向老朋友告别。文章不长,但论说精到,很有分寸感,尤其是下面这段话:“最后,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孙昌熙等编选《杨振声选集》)这段文字很能代表杨先生文学批评的特色,注重文本细读,而不是宏观论述,下判断时冷静、准确、细密。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象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此文作为“代序”,收入《杨振声选集》)。这种注重个人品味而不是理论概括的阅读思路,与他日后编教科书,以及在西南联大主持“大一国文”,十分吻合。

毫无疑问,这种以鉴赏为主的课程,在讲究考据功夫的中文系不会被看好。可学生不一样,对此课程评价极高。吴宏聪先生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杨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忆恩师杨振声先生》,2004年3月19日《现代教育报》)“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做个总结”,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杨先生留美时学的是教育心理学,不是文学,但如何教书,道理是相通的。或许,正因为念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才知道如何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这样的课并不好上,更何况批改作业时,“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可惜的是,杨先生的讲稿没有留下来,我们难以体味其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精华。

西南联大教授中,喜欢新文学的不只杨振声一位;但在我看来,杨先生的大力提奖以及身体力行,无疑是新文学在大学课程中立定脚跟的关键。另一个弟子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今甫)教授教诲的日子》(《泰安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参见季培刚编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

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

西南联大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实在是太多了。这里专挑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是因其最具戏剧性。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杨振声撰写了《北大在长沙》,其中有曰:“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自长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团了,除女生及身体不适于长途旅行的男生外,学生自愿参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员方面参加者也有黄钰生、李继侗、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诸先生。”(《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参加旅行的,不止二百四十四人,当初的计算有误;至于教员走完全程的,实际只有闻一多等三位。

闻先生本人对此非常得意,在1946年的谈话《八年的回顾与感想》(际戡笔录)中曾提及这次旅行,称途中虽有虚惊,但未遭劫,原因是:“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甚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卷547-548页)弟子季镇淮的《闻一多年谱》以及《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对此次旅行的记载非常详细,这固然有闻先生的书信以及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等文章可参阅,但其中许多细节描写,很可能属于作者本人的观察与记忆。因为季先生也走在旅行团的队伍中,而且写了相当详细的日记(因没得到授权,不便转述或引用)。闻一多先生1938年3月12日给父母亲的信,还有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所收诸多当年学生的日记及回忆,都提到沅陵遇雪滞留近一周的事,但《闻一多先生年谱》所言“沈从文先生时居沅陵城内,为先生等‘设宴洗尘”,(季镇淮《闻朱年谱》35页),未见其他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传主的亲口讲述。

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次长途跋涉,历时68天,途中多有艰险。而闻一多先生3月12日给父母信中,以轻松的口气谈及:“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4月30日给妻子高孝贞信中,更是兴高采烈:“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见《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读这些书信,很可能以为是太平年代轻松有趣的“远足”,而难以想像那是“生死抉择”。据说,杨振声在队伍出发时称:“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参见闻一多1938年4月30日给妻子高孝贞信)。

对于闻一多等人的千里跋涉,杨振声评价极高:“从此他们深入民间,亲身接触各地的风土民情,亲眼看见各地的民生疾苦,亲手采集各处的科学标本。他们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为时七十三日。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北大在长沙》)杨先生的总结极有道理,此行不仅仅是增加见闻,更重要的是磨炼意志,走过苦难的大地,理解生活的艰辛,对日后做学问或搞政治,都大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行军途中闻教授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先生的“少年意气”,以及善于与青年学生对话与沟通。

王瑶先生曾说过:“闻先生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王先生关注的,是闻先生晚年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我则将此“意象”延伸,作为其性格以及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来把握一—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湘黔滇旅行时如此,昆明街头演说也一样。

1946年7月,联大学生编辑出版《联大八年》,此书分“历史回顾”“联大生活”和“联大教授”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闻先生二文,第三部分则包括《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先生事略》和《教授介绍》(共102页)等四篇。你可以想像,西南联大学生们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崇敬。《闻一多先生事略》被朱先生选定,作为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的卷首;而《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则进入中学课本,流传更加广泛。

同样具有“磁性人格”,胡适对教授很有吸引力,而闻一多无疑更适合学生们的口味。“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八年的回顾与感想》)你可以说,闻一多先生此类言论,过于“诗人气质”,缺乏“政治智慧”;但作为教授,平日里埋头书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学生站在一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更何况,世界是属于年青人的,“历史”也将由昔日的年青人、日后的老专家来撰写。

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闲来翻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发现第三卷有《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及导师》(107-111页),于是突发奇想,想看看我的导师们当年的论文题目。1940年度,季镇淮没有撰写论文,原因是“本年度因轰炸甚烈,图书疏散下乡,停作论文一年”;1941年度,吴宏聪完成毕业论文《曹禺研究》,指导教师为杨振声、沈从文;1942年度,王瑶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指导教师为朱自清、闻一多。同书还有《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其中包括1946年通过的王瑶所撰《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471页)。

原本以为,当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差,研究生毕业应该是“因陋就简”;真没想到,论文答辩的场面竟是如此“郑重其事”。在湖北版《闻一多全集》和江苏版《朱自清全集》中,收入两封有关王瑶论文考试的书信。先是1946年1月29日,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提及定于2月15日举行初试,初试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后有1946年4月4日,导师朱自清给校长及教务长公函,商定“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考试”事,时间定于本月12日下午3时,地点在办事处,题目系《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拟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杨振声、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十一位;至于另外聘请的考试委员汤用彤是哲学系主任,彭仲铎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冯友兰是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吴晗是历史系教授。如此庞大、庄严、豪华的论文答辩阵容,今天想来,简直不可思议。

王瑶先生的研究所毕业论文,日后经过改写,成为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对此,季镇淮先生很有感慨。在《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中,季先生谈及西南联大时期的王瑶:“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王瑶和他的世界》)王先生之所以与众不同,在联大师长物质生活艰苦、政治热情高涨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著书立说,与导师朱自清,的严格要求有关。

据清华文科研究所的同学何善周回忆:“朱先生‘课书’很严,定期给昭琛指定参考书,限期阅读,要求作札记,定期亲自答疑,并提出问题令昭琛解答。师徒二人还常对某一个问题交谈讨论。昭琛在解答问题中时出新意,朱先生极为赞赏。同时,朱先生还在联大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曾有一门课程只昭琛一人修习。朱先生如同上大班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解(在西南联大只有陈寅恪先生坐着讲课),昭琛坐在讲桌前面听讲。师徒相对,朱先生一直讲解两个小时。(《怀念昭琛》,《王瑶和他的世界》)如此严加督导,使得王先生在同窗好友中,学问功底比较深厚。

至于这师徒二人一讲一记的美妙场景,在季镇淮先生的笔下,更具戏剧性:

1942年暑假后,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来之文录》433页)

季先生的这段追忆,主要是为了凸显朱先生教学态度的认真,而我则从中读出了两个学生的不同神情。

熟悉王瑶和季镇淮两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们性格迥异。王先生叼着烟斗,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似乎更得闻一多的神韵;而季先生温文尔雅、沉默寡言,接近朱自清的风格——可要说师承,恰好相反。西南联大时期的季镇淮,风华正茂,志向高远,这从其听朱先生讲课时不屑于记笔记可以看出来。闻先生很爱护学生,师徒之间,更多精神的契合,而不是学业的督促。加上经济窘迫,季先生虽选择了论文题目《魏晋以前观人论》,也通过了结业考试,却未能完成。感愤于闻师的被暗杀,季先生回北平后,以笔代枪,借古讽今,撰写了若干融魏晋学术与现实人生于一炉的好文章。可就是没能像王先生那样集中精力专心著述,将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积累凝聚成专著,晚年谈及此事,季先生颇觉遗憾。

季先生的这一选择,其实是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针对“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已经像一团火一样投身现实政治的闻一多,给青年学生这样的忠告:“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卷549页)可实际情况呢?政治迟迟上不了轨道,为正义理想所感召,冲出书斋的热血青年们,什么时候能“回到学术里来”?

在《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季镇淮提到,闻先生晚年“恰像一座火山冲破了禁锢的地壳迸发一个出火口,光焰四射”,在走出书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和杂文之外,还撰写了《说鱼》等多篇专精的学术论文(《来之文录》)。而这种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保持强大的张力,像章太炎那样“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境界,也是一个高难度的“自选动作”,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了的。或许,书生报国,有情怀,知进退,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物质与精神之张力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梦麟在《西潮》第三十章“大学逃难”中曾说道:“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速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西潮》)西南联大生活环境之“简陋不堪”,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几十年后的回忆文字,其实不及当时的“现场记录”可靠。读档案,看照片,那真是触目惊心。

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联大教授生活困难,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闻一多的“挂牌治印”。浦江清为此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发起人有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十二位联大教授。关于这个故事,还必须补充三条材料,方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第一,不仅闻一多治印有“润例”,联大教授成立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文学院长冯友兰也被列在卖字的行列——“可是生意不佳,我的卖字始终没有发市”(《三松堂自序》)。第二,1945年3月,朱自清等29人联合提出“文章演讲润例”,要求“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第三,同年2月,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援助贫病作家募捐,所得款项中,包括闻一多治印义卖款11500元。(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不妨举一个例子,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了不负联大的期待,长途跋涉,历时177天,穿越八省,从上海来到了昆明。1945年11月23日,星期一,浦江清在朱自清的陪同下,来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龙头村。下面这段文字,是他在《西行日记》中对于研究所生活状况的描述:

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9页)

在如此艰难环境下,继续做学问,且大有斩获,这实在是个奇迹。以人文学科为例,若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常培,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钱穆、雷海宗、吴晗,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外文系教授冯至等,这一时期均有传世之作。

西南联大之值得永远怀念,除了有形的著述,还有什么呢?1948年,冯友兰在《文学杂志》3卷5期发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我想把这段话略为引申开去——其实,放长眼界,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初刊《新文学史料》1986年1期的《昆明往事》,开篇处,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冯至全集》4卷341页)

或许,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2007年11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西南联大的历史,一般从1937年9月算起,可正式上课的时间是11月1日;而今年(2007)的11月25日,中山大学中文系将为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作为弟子,我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

3.我所知道的萧乾 篇三

病中百无聊赖，只能斜靠在紫竹院公园长凳上翻看旧报。在周围一对对恋人的热吻咂咂声中，无意间读到老上级邹荻帆写的一篇回忆另一老上级萧乾的文章，想起自己的文债也还未清呢。但我平日除写写一本正经的论文与油腔滑调的小品，交待事情始末缘由的回忆文章倒真的还没有写过——“文革”中的那种“外调材料”，记忆中也只被勒令写过一篇，短短的不到五百字，太不过瘾。由于缺乏锻炼，这篇处女作只能干巴巴地交待五十年代初我所知道的萧乾(这是英语作文里惯用的题目：The×××IKnoW)，文采与风格是全然谈不上的。

一九五三年我调到在草厂胡同的《译文》编辑部(现已翻修为高耸入云的“国际饭店”)参加筹备出刊时，萧乾已经在那里了。对于他，我自然是慕名已久。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上海报上读到他一手挽洋夫人纤腰，一手牵大洋犬在國权路上散步的逸闻——多半是油头滑脑的小报记者在咖啡馆里杜撰出来的。他的名作《人生采访》确实是促使我报考复旦新闻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入学口试时，面对陈望道系主任的“interview”，我也是这样说的。不过，等到我自己能在复旦旁边那条煤渣铺就的国权路上散步(当然是独自一人)时，“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等造化安排使我在编辑部(只有一个租来的房间，而且是朝北的，四合院的正房、东西厢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里见到萧乾时，我的“兴奋高潮”早已过去，连久仰久仰之类的客套话也说不出一句了。萧乾听说我是复旦新闻系出身，倒是“一见如故”，拍了拍我的肩膀，含糊地(想必是学了伦敦的Cockney)说了句“好好干”之类的话。这三个字肯定不是原话，因为这不是萧乾惯用的语言。

小报上总说萧乾如何如何一身的“英国绅士风度”，可是我除了他嘴上老叨着一管咝咝发响的板烟斗外，别的实在觉察不出来。不过，他穿的那件水门汀色轧别丁风衣(当时整个北京穿的人可谓绝无仅有，且有商标为证)，骑的那辆四十年代老兰令(老让我联想起被伊丽莎白女王关进伦敦塔，用钻石戒指在玻璃窗上刻字的SirWalterRaleigh)脚踏车(商标仅依稀可辨)倒确是大不列颠的正宗货。还有他文件柜(从来不锁)里想必由海轮带回来的《美国俚语金库》与贝纳特编的《读者小百科全书》，亦是我学外国文学的启蒙读物。我当时下了班无处可去，除周末去某某机关食堂“蓬嚓嚓”之外，晚上也总在办公室瞎混，免不了要经常偷看萧乾的藏书。

说到那辆叮当乱响的老兰令，免不了要提一下萧乾蹬着它带领我(我骑的是一辆国产新车，质量却远不及它的洋Cousin，所以我老落在后面，拚命追赶，由此也可知萧乾健壮如牛)去拜访冰心的事。冰心当时从日本归来不久，记得是住在闹市口(已拆光)附近的东裱褙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萧乾见了冰心，亲热地称她“大姐”。他是在北新书局当小伙计时，便曾蹬了车给初露头角的“闺秀作家”送过样书与稿费，并且“里通外国”，向她透露李小峰老板扣了她多少版税。萧乾不叫冰心大姐时，便用人称代词“您”。冰心记不住我的贱名，只好也称呼我“您”。我刚从上海来，还来不及学会与记住用尊称，所以对冰心毫无礼貌，一口一个“你”，但心里却是明白又犯错误了，所以浑身冒汗，以至他们之间讲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明白——当时我对卷舌的北京土腔也不习惯。但是聊可自慰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久后，冰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译的一部《印度童话》(书名记不真切了)转到我们编辑部。在冰心娟秀却又挺拔的笔迹上竟有不少该社编辑用触目惊心的红笔改动之处。萧乾看了之后，感叹地说：“他们真敢改！”我咂摸这五个字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当时那些小后生未免太不把老作家放在眼里了。二是觉得自愧不如，毕竟年纪大了，革命精神不如可畏的后生(萧乾当时也是处在自觉改造思想的阶段之中)。但是我只消化领会了萧乾的第一层意思，所以我也从什么名家的文章都敢改的初生之犊，逐渐蜕变成唯恐改错别人一个标点的胆小的鼠子。

萧乾还曾蹬车带我去拜访入了中国籍的美国人西特尼·沙博理(称Sid)，他当时住在演乐胡同。他虽已归化，到底改不了洋人习气，没有纯毛地毯，也要在砖地上铺一片草编的地席。西特一开口寒喧，我便知道不妙，因为他的北京话比我说得漂亮多了。一口京片子，连什么地方该用“儿”也分毫不差。我想遮丑藏拙，便用我的Pigeon Englisn(洋泾浜英语)与他交谈。在谈到美国作家艾伯特·马尔兹时，我说见到最近的外国报刊上有对他作品的“criticism”。萧乾一听，怕引起不良国际影响，赶紧解释说李先生的意思是“review”，亦即书评的意思。华籍美人沙博理不愧是大纽约市律师出身，他不动声色地(像英国绅士餐桌上打翻了酱油时一样)给我打圆场，以母语使用者的权威身份说，在英语中，criticism也有评论的意思，甚至包括好评。我英语程度虽低，但如鱼饮水，话的冷暖还是能够辨知的，因此又是一身大汗。以后便脑中浑沌一片，再也听不清他们之间又是英国腔又是花旗味儿的对话了。只记得萧乾嘴里的“马尔兹”在西特那里是“磨尔兹”，“法斯特”的“法”，西特的读法和上海的“江北人”的发音一模一样，颇得扬州剃头师傅的真传。

以上便是萧乾手把手教我的“人生采访”的实录。

我当时很傻一一现在也没有长进，上海人的说法是“加大年纪全活勒狗身浪”了。守着多少位学者一一萧乾之后又有卞之琳、钱钟书诸公，却不知道可以虚心求教。有一次，我译了当时颇走红后来成了异端的霍华德·法斯特的短篇小说《Dumb Swecle》(《傻瑞典佬》)，向《译文》“自我投稿”。萧乾校阅后，用他那一手流利潦草的浓铅笔字稍稍改动了几处，还给我时说：“你还是译得很活的。”愚鲁如我，也听得出这是鼓励而不是表扬我。以我当时及至今天的水平，我只能把活的译死，哪能把死的(何况原作本来就质量平平)译活呢。又有一次，当时萧乾似乎又兼了《人民日报》副刊的编委，他向我“组稿”。我拼拼凑凑，写了一篇介绍美国画家洛克威尔·肯特的短文。文章没有什么改动居然在党报上登出来了。萧乾用他那弥勒佛般的笑容，笑咪咪地对我说，文章写得挺漂亮，他“很佩服”。我自然明白那是在安慰我，因为文章中既没有多少真材实料，又无一点真知灼见。我当时有的只是丰富的想象力与浮夸华丽的词藻。以上所述的便是萧乾对我翻译与写作上的帮助。

说到美术不免要联系到音乐。这方面也有些情况可以交待。有一次作家协会——《译文》当时是作协的一个下属部门——为了欢迎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在院子里棚底下开了一次联欢会。我可能喝了半杯啤酒，竟斗胆起哄，拉萧乾表演节目——对别的首长，杀了头我也不敢这么干。萧乾爽快地站起身来，吼叫了几句。唱的是什么国家的歌，歌词是中文还是外文，老实说我和别的听众全都听不出来。嗓音嘛，这里还是以沿用“为尊者讳”的国训为宜。不过萧乾是一位水平颇高的音乐欣赏者，他在这方面自己写过一篇兴味盎然的文章。那篇文章里谈到他喜欢唱HomeSweetHome之类的小曲，也爱听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前者我不清楚不敢瞎说，对后者我完全可以出庭对质。因为当时萧乾住在顶银胡同(后来我读《今古奇观》，才知道苏三的情人王金龙上京赶考时，也在这条巷子里落过脚，原来也是名胜古迹)，他住南院的“西厢”(东晒，两小间)，我和妻子住东厢(西晒，一小间)，当中隔着住正房的陈白尘种的睡莲与“死不了”。从西厢的窗缝里常能轻轻传出那部清唱剧的holy味十足的声音。我也算出自音乐世家，一家有七个人吃音乐饭。所以我当时咬咬牙，用五个月工资买了一架捷克电转。但我拥有的只是奥依斯特拉赫拉的老柴小提琴协奏曲之类的苏联唱片。对于西方宗教音乐的羡慕心情，如想吃禁果的夏娃。

萧乾所住的西厢外间里住着一老一少，老的是一位按北京话的说法是“土得掉渣”的蒙族老太太，那是萧乾的“老姐姐”——萧乾对她有很深的感情，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过。少的则是一个不满十岁的混血男孩，小名够土的，叫做“铁柱”。至于轻声播放《弥赛亚》的那架电唱机(想必也是从英国带回来的，不过我没有问过)，则放在西厢的小北间里，那是萧乾的卧室兼书房。好在他当时独身一人，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在《译文》工作的那几年，萧乾公私双方都很不顺心——这怕是他交厄运的起始。我当时年纪轻，又傻又愣。方才已经说了，在北京满像从大城市到农村五谷不分的臭老九，也像一个得入境问俗的老外——正应了马克·吐温的那个书名：《The InnocentsAbroad》(中译为《傻子国外旅行记》)。我不会打听旁人的隐私，只是在会上听到“第三条路线”、“Cat Hsiao”、“托妻寄子”、“性虐狂”之类的揭发与控诉，而且都出诸道德文章为我素来钦佩与权威身份不容置疑的人士之口，说的话不由人不信。但是凭我远不如波洛的推理本领与共同人性天生拥有的常识，我的感情天平是稍稍朝萧乾一方偏斜的。但是当时通行的格言是“不该说的不传播，不该知的不打听”，我采取了金人三缄其口的办法。后来证明这样的自我保护措施还是对的。由于不知不问，我至今对“萧案”的是非黑白与曲折过程，仍然懵然无知。我但愿中国也能出现不同的几种故宫金砖般厚重的萧乾传，一如英美的《乔伊斯传》、《亨利·詹姆士传》、《萧伯纳传》——它们一部厚于一部——好让我潜心比较研究，参照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考证文章，以飨《读书》杂志的读者。

在当时，萧乾和我的“公分母”是翻译与编辑，在这方面我理应再说上几句。记得萧乾当时选译了捷克小说《好兵帅克》的片段给《译文》发表。别以为我会在这里吹捧译文之精妙，那是不符合要求的。我想说的是在发表《帅克》的同时，刊物上登了捷克名画家约·拉达所作的一幅哈谢克速写像。胖乎乎的，手握一管板烟斗，在潜心写作。一位据说“《大公报》时期”就认识萧乾多年，和他的关系比我不知深多少的女编辑——嘴里不说，但大家肚子里对她的一致看法是“刀子嘴东洋美人脸”——见到画像后，笑眯咪地——她想做的时候笑得真叫甜——对我说：“真像萧乾！”我对这句话极表赞同，认为是她所讲过的千言万语中最最接近真理的一句。为了证明吾言之不谬，我建议丁聪根据萧乾年轻时的照片，画一幅姿势相仿的画像，与拉达的画同时刊出，让读者自己评判。

我翻译所用的语言，有人觉得太杂，其中既有粤语，也有上海闲话和北京土腔。不妨交个底，这是跟萧乾学的。我有一次一一这可是罕有的例外——在翻译语言上向萧乾请教。他先夸奖了张谷若老先生一番，说张老译哈代时用了山东话“俺”，极其传神。接着又说：“我只要感到合适，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对所有方言全都来者不拒。方言里有些独特表现方式，妙不可言，光用普通话与北京话有时会使自己的文章缺少光采。”我当时听了便心悦“臣”服。萧乾的这个翻译理论对我翻译与写作风格——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的形成可以说影响至巨。

我与萧乾关系不算深，绝非他的好部属、忘年交与得意门生，绝对谈不上是他的“小集团”中的×大金刚，至少没有这样的自我感觉，不过我和他一样喜欢过里柯克、哈谢克之流的幽默作家——但现在我又嫌他们过于浮浅，更欣赏斯威夫特硫酸味很冲的文笔了。尽管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带有颜色的关系，但毕竟认识多年——快四十年了吧。要深挖细找，可以写写的材料也该说还多少会有一些。不过我最近查出有糖尿病，更加上心律不齐与频发性早搏，医嘱不能过于劳累多用脑筋。能不能今天先写到这里，仅限于《译文》草创时期我所了解的蕭乾，别方面的问题，请容许我身体稍好时再边想边写。

4.我所知道的嘉善历史作文800字 篇四

嘉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古吴越交界处，以汾湖为界，有“吴根越角”之称。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战争。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做了吴王夫差的俘虏。吴王将勾践带回国，将他拘禁了三年。勾践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忍气吞声地苟活了三年。他让吴王相信他已经完全臣服。后来，吴王夫差释放了勾践。勾践在坐卧的地方吊了个苦胆，夜里躺在柴草上，每天吃饭时都尝尝苦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贪图享乐而忘掉这三年来的耻辱。勾践经过十年的准备，积聚力量，终于率兵打败了吴国。

嘉善——古代名人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淳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嘉善人崇文尚学的文化品格，代代人才辈出。自建县至清末，科举甲子临近诸邦，有进士187人，其中巍科11人，状元2人，更有名宦、名匠、名画家、教育家层出不穷。比如：钱士升、袁黄、吴镇、陆贽、姚绶、柳约、朱碧山、杨茂、张成、陆垹、丁宾、魏大中、陈龙正……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嘉善的骄傲!我们浙江的骄傲!

袁黄，初名表，后名黄，后改了凡。袁了凡是明朝重要思想家，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他的《了凡四训》融会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行一时。

《了凡四训》是袁了凡的传世名作，由“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文章组成。《了凡四训》蕴涵着中国文化的深邃和智慧，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

嘉善——非物质文化遗产

嘉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保存较好，是嘉善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嘉善田歌、西塘古民居建筑、纽扣……都是非遗，而其中的“嘉善田歌”更是国家级非遗。田歌是嘉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田歌中的地方语言和衬词非常有特色，唱腔清亮优美，时而平稳流畅，时而悠扬高亢，时而急如口语。嘉善田歌产生于劳动，产生于生活。

这都是我县重要的历史文化。嘉善的历史名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嘉善历史人文的积淀。嘉善地佳人善，拥有着独特的水乡风味。

5.我所知道的海伦凯勒小学生作文 篇五

海伦凯勒女士是举世知名的作家、演讲家、慈善家，同时，正如大家所知，是位既盲且聋的身障人士，在成功的背后，她究竟走过多少辛酸血泪呢?

海伦出生于一八八零年六月二十七日，一个美国南方小镇上。在短短享受了十九个月光明带给她的喜乐后，一场大病残酷地夺走小海伦的视觉和听觉。一开始，她逐渐适应并安于多次比手画脚才能使别人理解自己的沟通方式，但随时光的推进，她发现一切是如此不公平!随着双唇开合，其它人便能以她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方法谈笑;想表达的事日益复杂，更让她气恼、不满自己的不被了解。她哭、她喊，却完全受制于无法改变的事实。当无数次闹脾气斗争又无数次徒劳无功后，她慢慢地心灰意冷，就在那时，奇迹出现了……

海伦凯勒女士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影响她一生至巨的安妮.曼斯菲尔德. 莎莉文小姐来到她身边。最初两人之间摩擦不断。莎莉文小姐在手心写字教导海伦，她成功摹写一遍，但也只是依样画葫芦。有一天，一个小小动作打破了这僵局，开启海伦人生里另一扇窗……

莎莉文把海伦带到井边，让她一手触着沁凉的井水，并用手指在另一手上重复写着“水”这个单字。心头瞬间明亮，单字!这一x那的顿悟，我并没有亲身体验，但海伦当时心中想必充满了汹涌的狂喜和感动吧!她终于发现了和外在世界来往的桥梁了!那是字汇、那是知识。那一刻她一定渴求呼喊着，想从语言的宝库中汲取更多。尽管眼前还有很多障碍，那一刻她克服最大的一个──也就是她的`心。从此，那颗喜悦颤动的心供应她无限的勇气向前。

6.我所知道的泛亚汽车待遇！ 篇六

一直在论坛潜水，看到很多学弟学妹收到了泛亚的offer或者面试通知，几家高兴几家伤心，同时，也看到一个同济牛人被著名的投行录取的消息。心里很多感慨，很多感觉我当年也和你们一样，从收到面试通知的兴奋，到面试时的紧张，再到被录用时的喜悦。在泛亚工作时，看到很多面试的tx清涩的举止，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现在，把我在泛亚几年来的见闻和大家分享一下，供即将走入泛亚或者到泛亚面试的tx参考。

1.上海通用汽车(以下简称SGM)的面试

我记得当初面试的过程是：人事评估。9点开始，在SGM评估中心(原来老泛亚的办公地点)，先做心理测试题(1个小时)，然后分组讨论，好像是一个生产过程的问题(45分钟)，上午两个项目当中有半个小时休息。然后分组不变，开始拿A4纸作凳子(也有人装螺丝的)，45分钟。午饭时间。下午1点开始，HR和你面谈，时间大概半小时。我记得当初我和一起面试的xdjm说好，要当场知道结果才回家的。结果HR扭不过我们，全部结束后告诉了我们结果，很幸运，大家都通过了。其中一个女博士，现在是我同事。

过了一个礼拜，通知专业面试。地点，王港。时间：下午1点。很巧，一起人事评估的xd竟然和我一起面试。既兴奋又紧张，知道有个人要和我竞争了。面试官是部门高级经理和你所在的group的主管。时间1个半小时。语言中文。很多xd很怵英语面试，说实话，我也怕，因为我口语和听力不好，阅读和写作还行。但是，这些年来，我面试的500强汽车企业也不少了，每次都是全程英语面试，但是，每次都是我拒了它们的offer，所以只要你对你的专业知识有信心，事先做好准备，语言不是问题。这里的“做好准备”，不是要你去背一些英语面经，而是你要根据你的简历，做一些准备，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清楚的认识。知道老外会问些什么，应该用英文怎么回答。

话收回来，SGM不怎么用英文面试，除非你是一些对口语要求蛮高的特殊岗位，如外贸，秘书等。SGM的老外也很随和，不是很care你的口语水平，所以你完全可以不要担心。

最后，专业面试结束后2周，通知你去体检。一般来说，只要你没有肝炎之类的病，进SGM没有什么问题了。

2.泛亚的工作

说老实话，泛亚有些部门是很累的，比如SMT的零件设计发布工程师(DRE)。这个岗位责任很大，时间节点过来，加班是家常便饭。收入水平比一般非SMT部门的工程师要高一点，大概也就几百块钱吧。但是你的付出和你的精神压力大一个数量级。当然，这些部门会有一些项目出国机会，也很锻炼人的能力，关键看你个人怎么选了。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想进SMT部门，虽然和他们的老板很熟，要过去的话很方便，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我受不了。

泛亚有些部门还是不忙的，当然不是每天游手好闲的，譬如ES等。但是，那里就是一个养老的部门。

总的来说，泛亚就像一个大国企，关键看你进什么部门了，如果你运气好，可能因为组织结构变动，2-3年你就可能是主管。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运气不好，5-6年你还是一个底层的工程师，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工资。我就是后者典型例子。希望大家能吸取教训。

3.泛亚的收入

泛亚目前收入按照SGM的薪资规则来发，一年大概16-18个月。今年效益不错，发了大概17个月(不含年终奖)。另外有旅游补贴(一年一次)和车贴(月发，但是必须购买通用的车以后才有)

小工程师的月收入大概5k-8k(看你的工龄了)，主管月收入不详。每级差异还是蛮大的.。基本上不会给你涨工资。我来的这几年月薪就涨了1000元(从我进公司到现在)。

总之，有些人很忙，却收入很低(相对汽车也平均水平)，有些不是很忙，却收入很高。泛亚的领导薪资还是不错的，高级经理以上都有不少的年终分红。

4.泛亚的氛围

办公环境不错，伙食一般(比学校食堂要好一个数量级)，班车刚换成新的金龙。大家都是年轻人，相处很融洽。

总的说来，你如果本科毕业进泛亚，我觉得你找了一份好工作，能学到不少东西，毕竟现在本科生的工作难找，而且趁企业效益氛围不错，把婚事、生养小孩的事情办好，免得以后跳槽了没有时间。珍惜吧!耐住性子好好干，因为你年轻，在这里好好学学怎么上班。

如果你是研究生，进泛亚，我觉得不好不坏，毕竟这里还是像一所大学，混几年工作经验再走吧，

同样，趁企业效益氛围不错，把婚事、生养小孩的事情办好，免得以后跳槽了没有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博士，我觉得要是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进泛亚，只要你想干，泛亚绝对不会赶你走。如果你想干一番事业，你还是不要来了，否则，你会比较失望的。

最后，因为我要离开泛亚，才写那么多，我对泛亚还是充满感激的，毕竟是我第一份工作。上述的东西，基本没有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参考。

我所知道的泛亚汽车(2)上个月写的文章，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大家反响很热烈，很多tx给我写信，要求询问内部情况。我总结了一些问题，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1.泛亚的工资福利

今年泛亚大概发了近18个月的工资，外加2个月的年终奖，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其它待遇基本按照法律规定来的，没有补充公积金。和大众一样有购车补贴和交通费，购车补贴是75折购车加浮动优惠，交通费是1320元每月。

泛亚属于典型国企，工资涨幅你就不要指望了，你来的第一年给你涨10%，以后每年大概5%左右，都没有CPI涨的快，连年终大会上员工表演的台词都说：工资能有CPI的增幅就好了。说实话，通用的待遇实在涨得太慢了，泛亚尤其如此。除非你职位涨一级，否则，想大幅涨工资是不可能的。

通用的HR精得狠，他不能扣你的月薪，对你的影响太大。但是一旦效益不好，他可以少发几个月薪水给你(合同里只注明14个月薪水)，你都拿他没办法。就像钓鱼，让你老对它的待遇报有幻想，但是最后还是难免失望。

2.泛亚里的职位

泛亚里有很多级别，基本上应届生进来都是E岗。泛亚的工资和你的级别成正相关。你的上级是主管(G岗)，主管上面是高级经理(H岗)，高级经理上面就是总监(I岗)，再往上就是老总了。

从职能上分，泛亚又可以分成SMT和非SMT部门。所谓SMT部门就是负责产品研发、项目管理的部门，而非SMT部门就是支持SMT部门的部门。我所在的就是非SMT部门，而车身外饰、底盘、动力总成、空调电子、内饰、项目管理等就是SMT部门。SMT部门的工程师责任重大，负责零件的设计和发布，还要联系供应商、设计实验认证等工作，所以很忙，压力大，加班频繁。而整车(CAE、总布置)、试验认证、ES、EQD等部门都是非SMT，相对而言轻松一点。

SMT部门属于泛亚核心发展部门，出国机会多，但是一旦有什么EWO、SOR、TIR等出了问题，影响部门绩效，不仅要挨骂还有可能被扣钱。这也是他们压力大的根源。非SMT部门因为是支持部门，不直接发布设计，所以即使出问题也不会第一时间受到领导的push，所以相对轻松一点。当然，责任和收入是相辅相成的，设计发布工程师(DRE)工资相对高些。

3.泛亚的晋升机制

泛亚内部虽然不是等级森严，但也是很明确的。在你的组里，主管负责日常事务和最重要的你的年终绩效考核。主任工程师(leader engineer)负责技术工作。他们是平级的，也就是说你要受双重领导。现在泛亚开始实行双轨制，就是给你两条路：管理道路和技术道路，管理道路就是上述主管、高级经理等，而技术道路就是一级、二级工程师、三级、专家级工程师。二级工程师(leader engineer)工资相当于主管，三级相当于高级经理，专家级相当于总监。基本上，你要当上二级工程师要在这里干上4-5年的时间，要当上三级工程师要以上外加良好的领导关系。而且，据传，二、三级工程师的薪资还是和相应的领导有差别的，毕竟管理岗位比技术岗位要重要些，高级经理以上还有分红，这是技术岗位所没有的。当然，泛亚也有内部岗位招聘机制，但是这些机制都控制在总监们手里，他要是不放你，你即使通过招聘也去不了。总监们的关系都不错的，因为他们都是泛亚刚成立的时候来的元老，你的去留有时只是总监之间一个电话的问题。

4.泛亚的人际关系

领导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总监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从泛亚创办就来了，都是老同事老哥们。其它像主管和员工、员工和员工之间就靠你去处了。总的来说还比较融洽，小喽罗之间也没有什么办公室政治，吃吃喝喝的事情还是不少的，但是到了高级经理这一层我就不好说了。大家进去了慢慢体会吧。

总之，给职场菜鸟们一个建议：搞好和领导的关系，安心工作，等过两年再想跳槽或者换岗位的事。

7.我所知道的日本长崎 篇七

长崎和北京相距不很远。从北京到日本福冈飞行只需1个半小时。我是第一次独自跨出国门，由于用日语交谈有一定的难度，心里多少有点胆怯。当我走出福冈国际机场行李大厅时，就有一位日本朋友向我走来，温和地说：“你好，你是北京来的赵魁先生吧?”我急忙用既不流利也不标准的日语回答道：“是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这位日本朋友就是负责长崎县2003年海外技术研修员日常生活安排的盐田幸夫先生。

8月份的长崎，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长期在中国北方生活的人，初来乍到，身体多少有点不适应。到达长崎的第一天晚上，盐田幸夫先生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晚餐。用完餐后，需要每人支付2000日圆餐费。当时，我们感到不可理解，后来，经常与日本朋友一起用餐，才渐渐地习惯了。这就是日本人常说的べつべつに（各付各的），中国人不常实行的ＡＡ制。我想，这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生活习惯上存在的差异吧?

长崎县位于日本的最西端,九州地区的西北部。人口约154万 ，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5倍，年平均气温在17.3摄氏度，雨水多，年降水量约2000毫米，主要产业是渔业、水产养殖业和造船业，是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日本第一次遣隋使就是从长崎的对马岛出发到达我国的。长崎的福江市建有遣唐使博物馆，里面摆放着当年遣唐使使用的船只模型以及情景模仿表演。

中国人来长崎定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长崎距中国上海最近，只有860公里。长崎县与我国的福建省是友好省，与上海市是友好交流关系。

长崎有许多游览胜地, 云仙地狱、孔子庙、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等。长崎还有一条著名的街道，就是原中日友协王震名誉会长亲笔题写街名的“长崎新地中华街"。长崎人民对中国人民是亲切、友好的，每年都组织当地华侨、各界人士一起到中国人墓地进行祭奠和清扫活动。

长崎人民也遭遇过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崎是受原子弹伤害地之一。我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看到了当年受原子弹爆炸损坏的物品，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和恐惧。由于遭受原子弹的伤害，许多人身体上产生缺陷或患疾病，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为了消灭战争，长崎人民期盼永远的和平，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修建了一个公园，命名为“和平公园”。

一天中午，我与国际科的吉田先生一起去吃午饭。就在县厅附近的餐馆，但也要穿过两条马路。马路上的汽车行驶速度很快。当我们在斑马线上正常行走的时候，发现一辆汽车飞驰而来。我急忙停住脚步，不敢再继续前行。那辆汽车缓缓地在距斑马线2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吉田先生告诉我，过马路的时候，只要不违反交通规则，你不用担心，汽车会让你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了解到：凡是交叉路口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机动车都会主动谦让。长崎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电车和公共汽车。遇到上下班高峰时，交通也拥挤，但不堵塞。日本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但上班族们很少有人开车上班。原因是单位没有停车位，停车场和马路边的停车位每小时要交纳100—200日圆的停车费。权衡利弊，大多数人上班时还是选择了公共交通工具。

都说日本人生活节奏快，我感觉长崎人的生活节奏和中国的一些城市相比有点快，但与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比不知要慢多少节拍。政府部门9点钟上班，晚上6点钟下班。中午有1个小时用餐时间。日本不像中国大小单位几乎都配备职工食堂。他们的午饭很简单，不是自带就是到附近的餐馆吃碗拉面，或者买份盒饭回到办公室里享用。

8.我所知道的柏拉图（范文模版） 篇八

柏拉图承认文艺能够陶冶人的心灵，文艺对人的精神世界能够起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文艺对人格的塑造和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意“艺术摹仿自然”说，但是他从他的“理念论”出发，认为文艺是对物质世界的模仿，而物质世界本来就只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因此文艺不过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也隔着三层”，根本是不真实的、没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因此，柏拉图认为文艺不能表现真理，他从根本上否认了文艺的认知功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更列出了文艺的四条罪状： 首先，柏拉图认为文艺亵渎了神明。在柏拉图看来，神是至善的，是不可亵渎的，但是很多文艺作品却写到了神的情欲，甚至写神干出邪恶的勾当，这对于柏拉图是不能容忍的。其次，柏拉图认为文艺讲述的东西有伤风化。许多文艺描写神的妒忌、淫秽和纵酒作乐，柏拉图认为年轻人看这些文艺作品只会学坏。第三，柏拉图认为文艺贬低了英雄人物。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的保卫者应该是勇敢、节制的，但许多文艺作品却把他们描写成具有许多缺点的人，柏拉图认为这类文艺对保卫者们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最后，柏拉图认为文艺表现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这是文艺最不好的一点。在柏拉图看来，文艺总是逢迎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即迎合人们的情欲，放纵人的欲念。柏拉图认为文艺使人失去理智的控制，削弱人们的判断力，败坏人性。而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柏拉图主张对文艺进行全面的扫荡。柏拉图认为高明的诗人应该是“神的代言人”，他在《理想国》中说：“我们应该强迫诗人们在他们的诗里只描绘美的影象”，“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诗的禁令必须严格执行”，“除掉歌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之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重视的其实只是文艺的功利主义，他认为文艺只能歌功颂德，做政治的婢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从安邦治国的需要出发，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定位文艺的功用与价值，他着眼的是文艺的教化功能，在他看来，文艺最大的功用就是教化，为政治理想服务。他认为文艺应该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反对文艺表达人是感情。在这一观点上，我觉得柏拉图没能够全面的看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他的观点也深受当时社会的局限和束缚。柏拉图式爱情，以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命名的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最早由Marsilio Ficino于15世纪提出，作为苏格拉底式爱情的同义词，用来指代苏格拉底和他学生之间的爱慕关系。

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有以下的意义: 1.理想式的爱情观(比喻极为浪漫或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2.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 3.男女平等的爱情观

4.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

第一个意义最常被使用,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不过既然大家都这样用, 也就算是另一个意义了。这误解来自于柏拉图的一个有名的著作“理想国”。该书探讨如何建构一个理想的国度, 因其或许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实现, 故有人以此来诠释何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第二个意义也经常被使用, 但基本上也是误解。这误解来自柏拉图的形上学, 他认为思想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我们看见的所谓的”真实世界”的东西反而不是真实的。

第三和第四个意义才真的是柏拉图的爱情观或两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