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论文之苏格拉底

2024-07-22

西方哲学论文之苏格拉底(精选11篇)

1.西方哲学论文之苏格拉底 篇一

论苏格拉底

【摘要】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他早年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的工作,后来研究哲学。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的哲学主要研究探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做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世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苏格拉底 哲学 心灵的转向 灵魂不灭说 教育思想

一,苏格拉底简介

苏格拉底(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

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1、心灵的转向。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对自然本身的研究转变到注重对社会伦理和人的研究。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后来人们所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他认为对于自然的真理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感觉世界常变,因而得来的知识也是不确定的。苏格拉底要追求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这就不能求诸自然外界,而要返求于己,研究自我。他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2 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

2、灵魂不灭说。苏格拉底关于灵魂的学说,进一步使精神和物质的分化更加明朗起来。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早已有灵魂不灭的说法,已经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萌芽。但在他以前的哲学家对于灵魂的看法还比较模糊,有的还将灵魂看成是最精细的物质,因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还不明确。到苏格拉底才明确地将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在苏格拉底看来,事物的产生与灭亡,不过是某种东西的聚合和分散。他将精神和物质这样明确对立起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3、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苏格拉底放弃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想在伦理问题上求得普遍真理,开始为事物寻求定义。他反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真理”却只能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3 讨论的主题几乎都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唯心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

4、助产术和揭露矛盾的辩证法。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 4 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方式一般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讽刺”。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是由爱利亚学派的逻辑推论和爱利亚的芝诺的反证法发展而来的。在苏格拉底的讽刺的消极形式中存在着揭露矛盾的辩证思维的积极成果。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苏格拉底的这种方 5 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形式。三,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

苏格拉底建立了一种知识即道德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他强调人们应该认识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和“认识自己”,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这种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伦理思想,后来被安提斯泰尼继承和发展,形成以强调禁欲为特征的犬儒学派;而苏格拉底伦理思想中所包含的快乐论思想,则被亚里斯提卜继承和发展,形成主张享乐的居勒尼学派。柏拉图全面 6 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体系,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苏格拉底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伦理道德要由理智来决定,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在以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四,社会对于苏格拉底的评价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 7 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五,学习西方哲学的收获

我在大一时就从学长们那里了解到有一门西方哲学的选修课,老师讲课很有吸引力,所以在大二下学期慕名而来,果然不同反响,感觉学完西方哲学,收获很大。

上学期我就跟着房老师选修了硬笔书法,一直觉得房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气质,很有修养,这学期选西方哲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学习了西方哲学,对以后的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帮助,运用西方哲学的思想与人交流,肯定是另一个境界。以后应该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多补充一些关于西方哲学的知识,肯定会更有收获的。

2.西方哲学论文之苏格拉底 篇二

苏格拉底喝下毒芹酒, 死去了,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不都装着一个苏格拉底吗?那就是自由地思想、客观公允地检查自己固有的观念和习惯的能力。

———马修·阿诺德[1]

(一) 谁能审判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 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 罪名很多, 状辞控告说:苏格拉底行了不义, 忙忙碌碌, 寻求地上和天上的事, 把弱的说法变强, 并把这些教给别人, 还说他败坏青年, 不信城邦信的神, 而信新的精灵之事等等。苏格拉底于是被传讯, 在陪审团面前申辩, 申辩显然不可能成功, 陪审团希望苏格拉底自己提出入狱或者流放, 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与其说他被判处了死刑, 不如过他选择了直面死亡, 在神秘、黑暗和恐怖的死亡, 苏格拉底走了进去, 以证明, 除了神, 尘世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他, 就像他在《申辩》最后所说:“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去死, 你们去生。我们所去做的事哪一个更好, 谁也不知道, 除非是神。”[2]

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一样, 是神意的受难。尽管苏格拉底面对被指控的罪行逐条做了辩驳, 但他显然是被困在雅典律法的死胡同里面, 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他知道如果他能申辩成功, 他就不会站在这里申辩, 他深知他的那些敌人已经不分黑白到了怎样的地步, 他知道要以神意说服权力争夺中畸形的人心是很难的。所以苏格拉底的申辩, 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申辩, 而是一个预见死亡、走向死亡的人对身后的人们所说的意味深长又不能被理解的话。所以当好心的海尔莫盖尼斯提醒苏格拉底应该考虑一下怎样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回答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就在进行着这件事吗?”[3]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 为行正义和避免不正义而活, 此外任何事情都没有做, 这就是苏格拉底一生最高的辩护。

苏格拉底的精神核心就在于正义, 生于此, 死于此。在《理想国》第一卷, 柏拉图就将这个问题借色拉叙马霍斯之口果断而直接地抛向了苏格拉底:“我说的正义不是别的, 就是强者的利益。”[4]苏格拉底运用他著名的苏格拉底式反语法勉强地说服了色拉叙马霍斯, 但他自己也承认讨论已经偏离目标, 对于什么是正义, 他依然一无所获。

“我说的正义不是别的, 就是强者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的这句话, 对苏格拉底的正义进行了无休无止地追问。当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政治状况的时候, 很多人将色拉叙马霍斯视为尼采式的人物, 敢于重估一切价值, 而苏格拉底则成为了狡猾的伪装者, 色拉叙马霍斯说出了真话, 而苏格拉底则用冠冕堂皇的道德、正义、真理等进行搪塞:

色:“正义也好, 正义的人也好, 反正谁是强者, 谁统治, 它就为谁效劳, 而不是为那些吃苦受罪的老百姓, 和受使唤的人效劳。不正义正相反, 专为管束那些老实正义的好人。老百姓给当官的效劳, 用自己的效劳来使当官的快活, 他们自己却一无所得。……所以, 苏格拉底, 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 是比正义更有力, 更气派。所以像我一上来就说的: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 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5]

苏:“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 是为它本身的利益的, 而是像我们已经讲过的, 一切营运部署都是为了对象, 求取对象 (弱者) 的利益, 而不是求取强者的利益。”[6]

苏格拉底的申辩没有奏效, 而是犹如一块巨石砸入一潭浑浊的淤泥之中, 发出沉闷的一声, 他死于坚持相信自己的正义, 有如信仰无边的神意, 也死于不信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 轻视了强者的利益和强者的游戏规则。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场正义之间的对话的时候, 在重新定义色拉叙马霍斯的时候, 我们依然不应该忘记那个独自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 那个自己判自己死刑的苏格拉底, 他并没有向强者的利益屈服, 也没有认可尘世间律法的正义, 他的正义在彼岸之中, 完满的像乌托邦一样很难实现。只能说:色拉叙马霍斯是洞察了现实的那个人, 而苏格拉底则是泄露了神意的那个人。

(二) 重返申辩之光

“时过境迁, 人性依然, 因为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问题, 即使外表有所改变;我们仍然有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的人性需要, 即使我们的意识和力量已经羸弱不堪。”

———布卢姆。[7]

在布卢姆批判当代美国精神的时候, 他常常都要倒退许多个世纪, 到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时代去发现更加完善的文明标准, 他处处昭示出了现代人重返苏格拉底的必要性, 并且如此殷切地渴慕着重新沐浴在古希腊的柔光之中。在他看来人类最终还是没有走出柏拉图之外, 而是一直在重复思索着差不多的问题、处理差不多的事情, 只是很可惜, 在对待人性、城邦、信仰的问题上, 我们还并没有能够超越苏格拉底的时代。很多人因此嫌弃这个思想太过于保守的怪人, 布卢姆所走的正是一条和他的老师施特劳斯同样的道路, 他们沿着古典政治学的小径引领着迷途的现代人回去, 回到人类黄金时代的理想国当中, 将政治和哲学优雅地结合在一起, 使之相互观照, 并试着为我们展开一幅作为蓝图的乌托邦的画卷。

在政治学的起源问题上, 施特劳斯将苏格拉底看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 他认为“苏格拉底最早将哲学的中心主题定义为人类活动———有目的的活动, 并因此把目的理解为通向整全的关键”。[8]因为正是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引入人间, 让哲学家、理论者直面人世间的生存与死亡, 所以在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当中, 才孕育出了人类最初的政治学, 它结合着思辨的理性之光, 端详并构筑起人类第一座城所应该具有的样式。

在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和苏格拉底的《申辩》当中, 哲学和政治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苏格拉底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政治面前的哲学陈述, 即, 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9]在这次哲学行为的政治化转向过程中, 可以说苏格拉底死于了两种“正义”, 一种是色拉叙马霍斯所说的正义, 他代表了政治当中强者的利益, 那些有权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律法和雅典公民, 一种是苏格拉底本人所坚持的正义, 是哲学意义上所致力达到的政治公正, 是一种渐高渐远的至善的整全追求。

在《申辩》当中, 苏格拉底分别针对两批控告者进行辩护, 一是针对哲学生活的根据, 一是游移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在他最后照射出的申辩之光当中, 包含有智慧与公正两道光泽。在对求知、智慧、真理的永恒呼唤当中, 他同时伸张政治的公正和自由:“因为那个政府虽然强硬, 却不能逼我去行不义。”[10]

苏格拉底在哲学领域关于“无知之知”的追求和“认识你自己”的教诲, 在政治领域放出一道犀利之光, 照射出政治当中的痼疾。只要苏格拉底还在, 色拉叙马霍斯的幽灵就会永远盘旋在现代政治的头顶之上久不会散去, 并在两者的对抗中显示出政治本身诡谲的辩术:“关于真理、正义和权利的所有断言都仅仅是决定社会利益或权力思考的一个面具, 如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一直坚持的那样, 色拉叙马霍斯的幽灵———向着某个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 (恐怖的) 霍布斯状态倒退, 在那里, 只有强者主导着并且最终造就着权利———永远躲藏在政治现代性状况的背后。”[11]

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在政治上依旧拒绝普遍的认识, 而是不断地追问关于正义、真理、公正的答案, 唯有这种对于真理和智慧的哲学式的追求才终将能够驱散政治表面的那一团暧昧模糊的面具, 揭示出政治的本质, 克服可能出现的政治之恶。

不论苏格拉底采用何种话语方式申辩, 也不论他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裁决是否已然达到公允完善, 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 他毕生所做的就是将自己垂直于各种现象和冲突之中, 就像他总是置身于雅典的青年人中那样, 他所引导的话语和思维方式, 迥异于布卢姆此后所批判的美国价值的多元化和相对化, 在这种价值观背后其实是价值的虚空和判断的悬置, 是一种冷漠和无所谓的态度, 这种价值的开放导致了对于像“什么是至善”这样的问题的消失。而苏格拉底则是一直在对话和申辩之中, 在对善、正义、真理的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当中, 就像他不惜以死去呈现正义与非正义的界标一样。

在真理、是非的问题上, 他“拒绝接受他们的命名, 拒绝停止发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神?因此怀疑这些问题的普遍看法”[12]的一贯作风, 使得他招致了政治的报复, 色拉叙马霍斯口中的强者在苏格拉底身上动用了政治的暴力, 对他施以死刑, 完成了政治对哲学的裁决。因为强者的利益和政治之恶总是不容言说和指诋的, 这种恶即是阿伦特在论及艾希曼屠杀犹太人时的“平庸的恶”, 齐泽克曾经解释过这种罪恶的不可言说乃是一种类似于“玫瑰不需要问‘为什么’而存在”的由“纯粹无端之恶伪装的自然领域。”[13]但是苏格拉底还是去做了, 他把政治正当性的问题当作是认识领域内必须解决的问题来面对, 他探究、发问、申辩, 当一切无用的时候他走入迎面而来的黑暗当中, 以不公正的死亡来证明那不允许言说的政治的不义和罪恶。

结语

如果好像信仰中所说的那样, 上帝自己在彼拉多面前作证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 我说, 上帝自己为了见证真理而成为人, 为了见证真理而来到世界,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 在此之前他就不需要看到有知, 他就不会像一个苏格拉底那样好地来到世界, 他就会更加耻辱地、更加残忍地死去……”[14]

的确, 苏格拉底是那样好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并在他一生当中不断地朝向真理之光迈进;苏格拉底之死, 也丝毫没有掺杂耻辱、忧伤和妥协, 而以优雅和神圣的姿态完成了他毕生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断超越和接近对于终极真理的追求。无论是徘徊在哲学丛林的沉思当中, 还是逡巡在雅典城邦的构筑之间, 他始终朝向自由的在和真实的在而活。他将哲学和政治结合为一种生活方式, 即使是他的死亡和他的申辩, 如今也化身为一道神圣的标记, 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遐想、安慰、力量和现代性启示。

摘要:苏格拉底之死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学当中的核心事件, 本文试图重返苏格拉底之死与苏格拉底的申辩, 借以探寻在这一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关于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现代性启示。

3.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篇三

【关键词】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道德;美德;影响

一、苏格拉底哲学产生的背景

苏格拉底生于BC469的雅典,这是正处于希波战争时期的雅典,而且这场战争以雅典的胜利为终结。战后,几个国家建立起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同盟的建立使雅典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巨大发展为雅典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雅典也从此进入了黄金时期。

民主制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雅典社会的发展,但民主制毕竟有着自身的缺陷:雅典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妇女和奴隶没有民主权利。雅典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是由奴隶创造,而奴隶却没有自由,“创造自由的人没有自由,不创造自由的人却拥有自由”是雅典社会的真实写照。雅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伯奔尼撒战争,通过这场战争,雅典社会的矛盾彻底激化,整个社会失去控制,雅典也从此一蹶不振。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由盛转衰的权过程,亲身体会到了雅典民主的优劣,这种环境为苏格拉底思想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二、苏格拉底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苏格拉底哲学作为哲学史上重要的一页,被哲学史家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的世界观以探索一种或多种宇宙本质为特点。人们探索世界的本源,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多数哲学家试图通过追溯世界的开端来发现世界的本源,即在“世界上在先”的本原。当时希腊的思想文化氛围也对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产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繁荣的雅典文化和民主的推行使苏格拉底有机会推行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也因此从“关注自然”走向“关注自我”。

三、苏格拉底的基本哲学思想

1.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追求真理不能外求而要返求于己,研究自我。苏格拉底哲学的重大意义在于他是第一次真正在哲学意义上发现了自我,揭示了人不能真正认识自我就不能很好的认识世界这一深刻内涵。因此,古罗马时期著名思想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认识你自己”是德尔菲太阳神庙门楣上的一句铭言。苏格拉底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左右铭。“认识人自己”对苏格拉底来说有两重含义:一是他认为,人不能徒劳的去研究自然,把握自然是神的职责,人的智慧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人只能认识人自己。二、在苏格拉底看来,认识人自己就是认识心灵的内在原则(德性),即认识人自己的本性,也就是人的理性,也即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

2.知识即美德

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城邦,智者学派的思想比较兴盛,人们都无节制地贪图享乐,造成社会公德缺失,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苏格拉底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希望通过重建社会公德来挽回日益衰颓的城邦制度。他认为德性的实现有赖于知识,并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即美德”。在苏格拉底看来任何具体行为都不构成美德,因为同一行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但美德本身不会因为某种相对行为而丧失其普遍含义。通过提出美德的普遍性,来否定了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通过一系列的辩证解释,最终得出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的结论。

四、苏格拉底思想的影响

1.苏格拉底思想对古代哲学影响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者。从苏格拉底那里他学到了研究从心灵人手来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原则,学到了反对智者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诡辩的基本立场,也学到了以普遍定义为认识目标的对话方法。他不但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且还在深刻理解运用的基础上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他的理念论不但确定了心灵的内在原则、定义是什么,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如此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都能明显的反映出苏格拉底的影子,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思想忠实的信奉者。

2.苏格拉底对近现代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扛起福星古希腊人文主义的大旗,并在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思想的影响下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传播也多借助苏格拉底的思想,他们把苏格拉底的思想用于批判宗教神学、教会制度、旧制度和旧观点。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哲学家就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并通过他的思想发展了自身的思想

五、结论

尽管苏格拉底为了论证自己的哲学在哲学中引入神学目的、灵魂等概念,使精神和物质明确的对立起来,成为唯心主义的奠基人。但苏格拉底用他的生命捍卫了他的信仰,实现了智慧与人格的完美结合,不愧为人类道德的化身,逍遥人生的鼻祖,西方哲学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梁景时.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11:44-50

4.苏格拉底之死与殉道 篇四

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都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意义事件.如说耶稣之死是为了“救赎”,苏格拉底之死则是为了“殉道”.苏格拉底之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伦理审判与法律契约的`冲突如何得到价值的“和解”.本文试图从古希腊的社会法律制度,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及其生死观、人格建构等方面来对这一问题作出探讨,并阐述苏格拉底之死所昭示的意义.

作 者:李朝东 王立宗 LI Chao-dong WANG Li-zong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科学・经济・社会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ECONOMY・SOCIETY 年,卷(期):2006 24(2) 分类号:B502.231 关键词:苏格拉底   死亡   道德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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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雅典民主制度与苏格拉底之死新探 篇五

古希腊的成就是无可质疑的, 它的灿烂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之一。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 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社会自由与哲学、戏剧、建筑和雕塑一道进入黄金时代。而这种辉煌成就的铸造与其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可分开的。谈到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不得不谈的是雅典民主制度。

雅典民主制度的进步性体现在:创造了集体管理的新形式, 创造出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运作方式 (运行机制特点) 。雅典开世界民主政治之先河, 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参照的政治体制。这里的“集体管理”是指全体公民参与管理, 并不是贵族制之下的“集体领导”。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权力制约” (城邦公民集体对官吏的监督和制约) 、“法律至上”、“公民意识” (即参与意识) 的原则, 尽管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矛盾, 暴露出极大的不完善性。多数公民掌权是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征, 保证了政治决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公职人员由多数人选举产生, 对社会负责, 并使其处于群众监督之下, 减少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增强了社会公正、公平。雅典民主政治使公民的参政意识、责任意识、集体观念、爱国主义深入人心。每个公民以极大的热情和自豪感投入到城邦政务中来, 为雅典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古代公民集体民主的一种典范, 雅典留给后世的政治文化遗产是无与伦比的, 其数百年的政治实践是人类政治文化的宝贵财富。其民主与法制的伟大实践, 为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提供了可供借鉴与研究的宝贵经验。[1]

二、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是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这一主流思想的开创者。公元前399年, 他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的一生经历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城邦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也亲身体验了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酷爱雅典, 自称是神派来的一只马虻, 刺激雅典这匹日益疲惫的马匹是神赋予他的庄严使命。但正是他所热爱的这一国度利用自己的民主制度导致了这一大哲的死亡, 苏格拉底的死既是历史上的一个谜案又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可笑悖论, 下文我们分别从雅典的民主制度的建制和苏格拉底的思想两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一讨论。

(一) 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伯利克里时代, 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成熟定型, 其主要特点是直接民主、平等参与、轮番而治、抽签选举、投票表决和较短期任期。雅典城邦的主要政治机构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公民法院和十将军委员会。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任何公民都能够参加, 并就城邦的战争、条约、外交、财政、法律、宗教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讨论和表决。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议程、起草议案、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 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议事会主席从议事会成员中抽签产生, 主席任职期限为一天一夜, 不能延长, 并要求每个公民一生只能担任一次。公民法院由从各部落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产生6, 000名审判员组成, 每名审判员任期一年。审理案件时, 根据不同情况, 从中抽签产生不同人数的审判员进行审理, 判决以秘密投票方式由多数票决定。十将军委员会有十个部落各选举一名将军组成, 再从十人中选出一人为首席将军, 每个将军任期一年, 可以连选连任。雅典没有现在意义上的行政机构, 日常行政官对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并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审查。布利克里时期, 日常行政人数大约有700名, 其中约600名由抽签产生。

(二) 通过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反思, 苏格拉底确立了民主需要接受知识、理性和法律的指引和制约的思想。希波战争的胜利被雅典人解读为是自由对奴役、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对自身拥有的民主制度的信心, 也使民主精神深入人心, 成为城邦公民牢固的信念。但是, 从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到公元前339年苏格拉底的审判发生, 雅典经历了从希腊世界的领袖沦落为斯巴达的协从。这32年间, 雅典经历了大瘟疫、伯利克里的死亡、十将军被判处死刑、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斯巴达的占领、海外殖民地的丧失、盟友的离去、两次僭主政治的建立以及数不清的内争等等。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雅典人对战败和衰落原因的反思, 苏格拉底的思想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

苏格拉底最初学习自然哲学, 阿纳克撒戈拉的心灵“对万物加以安排”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他把雅典的战败和衰落主要归根于雅典人心灵的败坏, 认为雅典人对自身的智慧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无知的盲信, 多数民众形成的意志成为政治生活的最高主宰, 从而失去知识、理性和美德的约束, 法律也不再受到尊崇。民主制度因无法约束公民群体中欲望的恣意和放纵, 也就沦为公民满足私欲和野心的工具。苏格拉底认为要拯救雅典就要从拯救雅典人的心灵开始, 为此, 他提出了如下思想:

1.“自知无知”。在苏格拉底看来, 人要获得幸福、有价值的生活, 就要放弃自己的各种偏见去追求神的智慧并按照神的智慧去指导生活。就如母腹能够产生胎儿一样, 人的心灵具有探求并从神那里获得智慧的潜能。一般人被肉体和感官的欲望迷糊了心智, 也就得不到深的智慧和真理。苏格拉底就是要充任“助产婆”的角色, 采用他的“精神助产术”让人们产生真理性认识。苏格拉底请教了当时许多政治家、诗人和工匠, 发现他们都没有智慧, 而都认为有智慧;德尔菲的神曾经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 那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无知, 而别人却认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他一再表明人在自身的肉体和感官的欲望支配下不能获得真理, 只能获得使灵魂堕落的各种偏见。人只有认识的自己的无知, 放弃肉体和感官的欲望才能使自己的心灵里听到神的启示, 听到真理的声音。

2.“认识你自己”。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目的是获得自知之明, “那些认识自己的人, 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 并能够分辨, 自己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而且由于做自己所懂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从而繁荣昌盛, 不做自己说不懂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 从而避免祸患”。[2]认识你自己也意味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一个人要像买马人审视马匹一样审视自己。在他看来, 人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感官的欲望, 而是人有灵魂、有思想, 能够追求善。人要认识到只有净化灵魂, 拥有善, 才能真正拥有幸福。

3.“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认为, 主观上无人自愿作恶, 实践中之所以作恶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把美德还原成知识, 是在推崇人的理性, 要求人发挥追求知识的主观能动性。苏格拉底说:“我为人不但现在, 而且经常, 只是服从理智, 此外其他一切都不能牵制我, 经过深思熟虑, 唯有理智最为可贵”。[3]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 所依据的应该是通过理想的运用所获得的知识和善的原则, 这种知识和原则是理智在控制肉体和感官的欲望, 摆脱财产、名誉等外在诱惑, 通过追求“善”而获得的, 因此, 这样的知识和原则就是美德。在他看来, 激情作为人的本能应该接受理性的控制和指导, 人的道德品格来自于理性对人的欲望的控制。通过理性控制欲望和激情并通过理性获得的知识来指导行为就是美德, 这样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正义。

4.“守法即正义”。在当时一般希腊人的观念里, 法律不是来自于人的制定, 也不少从公民投票中产生的, 而是来自于诸神。梭伦、来库古、米诺斯等人也只是把城邦里由神创制的法律表述出来。因此, 对于那时的希腊人来说, 法律的统治就是神的统治。苏格拉底坚持这一观念, 并加入理性的因素, 认为人的灵魂是人真实存在, 理想是灵魂的本质, 人通过理性的运用达到灵魂与神相通, 来分享神性。法律是人通过理性发现的神的意志。由于神就是正义, 那么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正义, 也就是“守法即正义”。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囚在狱中时, 克里托劝他逃走, 他却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抱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在他说出了应该遵守法律, 不能逃亡的理由之后说:“克里托, 亲爱的朋友, 我郑重地告诉你, 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 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头脑中回荡, 我不能不听他们的。”[4]

从上述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的思想的核心是人们应该用理性审视自身的生活和观念, 应认识到自身能力和智慧的有限性, 在政治生活之上树立知识、理性和法律的权威, 并严格遵循他们的指引, 去过永远美德和正义的生活。

三、苏格拉底之死对后世的警醒

从第二个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 是公正的, 公共利益至上的统治。同时, 苏格拉底也是美德与正义的化身, 那么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相辅相成, 和谐一致的制度与人的关系, 为什么会导致一个悲剧的产生呢?

这是因为民主制度有其先天的弱点, 普通选民中的多数都是缺少知识的庸人, 他们无知又自满, 很可能无法容忍异端——而某些异端恰恰正是正义的化身, 这些平庸的选民就可以处于对异端的不宽容甚至愤恨, 利用民主制度赋予他们的投票权以合法的形式迫害甚至杀害这些正义之士——虽然这个异端分子的存在才能恰恰维持他们城邦生活的正常运转。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苏格拉底的悲剧正在于此。

同时也是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之死惊醒了人们对雅典多数人统治的迷梦。从他开始, 对多少人统治的不信任也汇入了对个人和少数人统治的不信任, 形成了西方法治法律思想者对人性持全面怀疑态度的主流。在苏格拉底之后, 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识”这一观念, 认为完善的城邦应由“哲学王”进行统治。“哲学王”是没有家庭、私产, 只谋求公共利益的知识贵族, 其实质是“知识”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哲学王仍然不可能摆脱人的偏见和激情, 只有法律才是“没有偏私的理性”, 因而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再以后, 斯多葛学派提出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 认为自然风景是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理性, 亘古不易, 是人类应该永远遵循的准则。中世纪, 上帝就成为这种永恒的自然法或理性的化身, 是智慧和善的终极体现, 是人们信仰和行为的皈依。进入近代, 国家与上帝分离, 以什么取代上帝成为社会的最高权威, 也就成为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思想家们仍然遵循苏格拉底开创的理性传统, 提出了理性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法律至上、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程序正义、代议制等观念, 并最终产生宪政这一政治文明的最大成果。宪政的实质是在整个政治社会之上树立一套以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为基础, 由人的理性构建的统一的基本规范体系作为最高行为依据, 以排除个人、少数人或者多数人的偏私、专横和蒙昧, 使任何人或社会集团都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力, 让任何权力的行使者都具有其他外在权力的制约, 并会因为违法或失职而受到弹劾与追究。现在的宪政就是在雅典民主制度所确立的民治、平等、自由和限制特权等政治原则的基础上, 吸纳人类文明所积淀的知识成果, 通过理性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宪法及法律体系, 并把这套宪法和法律作为政治国家的最高权威的社会构架。

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及其对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对于清除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中的众多思想障碍, 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加速民主现状的进程都具有积极地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龚月萍.浅探古希腊民主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异同[EB/OL].http://www.rdfz.cn/jyjx/lwxb/xklw/t20090829_18928.htm2009-08-29

[2].色诺芬;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149~150

[3].柏拉图;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76、101

6.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选择 篇六

苏格拉底是被指控犯有亵渎神灵、败坏青年两大罪行而为雅典的陪审法庭判处死刑的。亵渎神灵的指控,是说苏格拉底不相信神或只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对于这样的指控,苏格拉底的申辩似乎含糊其辞,但其实颇有深意。苏格拉底追问指控者美勒托说,你所指控的目的究竟何在?是指我不像人类的一般信仰那样相信太阳和月亮是神吗?美勒托的回答是,苏格拉底肯定不相信神,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团土。对于这样的回答,苏格拉底反问说那不也是对阿那克萨戈拉那些自然哲学家的控告么?因为在自然哲学家尤其是德谟克利特的眼里,世界万物的本原就是“原子”和“虚空”。这样看来,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不相信神,其核心争执倒不在于相不相信,而在于相信的“神”究竟是什么?

早期的希腊文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起源一样,对于世界本原的解释往往总是诉诸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经历了从神话到多神崇拜的宗教这样的历史过程,几乎每一个城邦都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有序崇拜的“神谱”。苏格拉底对那种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崇拜(如认为太阳是神),当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自然神的顶礼膜拜,无异于取消了人类理性力量的根基。而对于超越简单的表象世界、以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作为世界基础的宗教,苏格拉底也是与其分道扬镳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正是要确立人类理性认知的力量。所以,哲学能够达到并揭示的真理尽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一致,是隐秘的,并且暗藏于不可见的世界中,“但是哲学将神秘的事物公开化。它不是将神秘之物当做不可言说的幻象,而是把它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通过自由探讨、争辩或教学,神秘的理论转变成一种旨在为所有人分享的知识。因此,哲学所强调的真正实在并非神话中的超自然物的继承者”〔1〕。苏格拉底正是努力寻找这一真正实在的冒险家,如果说他不相信神,那是对的,因为他的确不相信那些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换句话说,他不崇拜偶像。

不仅如此,真正实在的自由探讨与理性争辩势必将真理开放出来,使其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神”真正存在,那也不属于神秘之物或不可讨论的对象,城邦硬性规定对某种“神”(譬如太阳神阿波罗)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符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雅典城邦认可的神,也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明显指出自己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诸神。但这种超自然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柏拉图没有在《申辩篇》中为自己的老师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但从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来看,肯定不是雅典这个城邦所指定的阿波罗神之类的东西,而是他内心深处所坚持的至高无上的理性,或是凭借理性而达到的善的顶点。

如何引领理性不断向上通往至高无上的善的顶点,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将关于真正实在的真理讨论开放出来,运用他所谓的“精神助产术”不断提出问题加以质疑或否定,从而一步步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出于这样的判断,苏格拉底总喜欢寻找那些自认为聪明而掌握了“真理”的人对话,通过不断的反诘或否定而发现了那些人的“无知”。这样,苏格拉底不仅经常在言论上为自己树敌,而且通过带领学生不断使自己的影响扩大,的确颇有“败坏青年”的嫌疑。不止如此,苏格拉底还将自己比喻成神派来的一只牛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城邦中的每一个人,以防止其昏昏入睡。真理讨论的公开性註定要为苏格拉底插上言论自由的羽翼,而不相信城邦认可的诸神所透露出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则更是苏格拉底言论自由中最为深层次的诉求。基于这样的认识,苏格拉底当然拒绝承认自己有罪。

然而,当陪审法庭以微弱的多数判决苏格拉底的死刑之后,苏格拉底却坦然接受,并且对克里托这些学生所安排的越狱计划断然加以拒绝。苏格拉底提醒学生们註意,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挑衅都不可以对任何人作恶或伤害别人,因为以牙还牙、通过报复来保护自己,都绝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生活在雅典城邦法律的荫庇之下,那就是有约在先要做城邦的成员,服从城邦的法律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无论这一服从带来的是伤害还是好处。如果用可耻的方式逃跑,以错还错,以恶报恶,践踏自己与城邦订立的协议和合约,“那么你伤害了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2〕。苏格拉底坚定地认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做自己城邦或国家命令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对,就得按普遍的正义去加以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去反对自己的国家。

可见,苏格拉底探究真正实在的哲学路线需要永无止境的对话,需要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在他那里,言论自由是人类作为理性生物必须具备而且也不可剥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如果一个城邦中的公民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的自由,那么这个城邦就不是一个好的城邦或好的社会。但人类必须在城邦中生活,作为城邦的公民,服从城邦或国家的法律也是每一公民至高无上的义务,因为一个城邦如果没有法律,就没有谁会真正在乎它。即使一个公民所在的城邦错误地对待了自己,也只能诉诸言论自由“按普遍的正义”去说服城邦,而不是直接推翻或颠覆城邦的法律以使自己得以开脱。正是言论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利与服从法律这一至高无上的义务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紧张,才使得苏格拉底之死颇具悲壮色彩,并且成为后世思考自由与法律问题最值得回顾的历史篇章。无论是对于言论自由的执著,还是对于服从法律的坚信,苏格拉底都诉诸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公民的自由意志,言论自由与服从法律之间的冲突,终于在这里握手言欢。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西方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伟大实践者。

对于这样的结论,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新闻出版人I?F?斯东是不大乐意接受的。他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详细搜罗了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轶闻趣事,认为是苏格拉底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与其所在的雅典这一城邦的多数同胞有着深刻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他认为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分歧在于,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皆认为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是一个所谓的polis,即自由城邦,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是由一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的一伙人群。他说苏格拉底主张由“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这倒是事实,也是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但说苏格拉底通过这一理想就否定了雅典当时作为一个自由城邦的性质,却是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一种误读。斯东引用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名言,指出polis是自己治理自己的,在这里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简单而言,自由城邦就是民主自治的政治。对于这样的论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事实上并无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关心的,不是公民们在城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是否行使着选举与被选举之类的自治权利,而是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自由意识或意志。当公民们无法从内心做出自己的自由判断,即使其现实中参与了城邦的政治发言或投票,那也并不意味着城邦的政治就建立在自由或自治的基础上。自由或自治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完全表现出来的,而是体现为公民们是否具备有这样的能力。而要真正获得自由或自治的能力,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努力做到“认识你自己”,这就是一个知识展开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明确主张让“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而柏拉图则干脆直接提出“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绕开自由或民主政治而简单回复到个人统治的王政,恰恰相反,由于知识展开的过程是个永无穷尽的过程,其间所贯穿的言论自由这一诉求才能真正奠定一个自由或自治政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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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东所指出的第二个基本分歧是,苏格拉底将美德等同于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而要达到绝对定义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德和知识都是不能得到的,也是不可教的,这与当时雅典人的流行观念明显深有龃龉。斯东的感觉当然是对的,但认为美德和知识不能得到也不可教,从而动摇了雅典作为自由城邦的自治根基,则显然有些主观上的臆想与揣测。苏格拉底的确认为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或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3〕。然而人类的认识都是从具体的现象世界开始的,随之成长起来的知识註定也是具体的、有限的,而要突破具体而有限的知识,苏格拉底的办法就是努力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绝对定义,柏拉图则是超越现象世界而进入到理念世界中去。无论怎样前进,都需要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公民自己的努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肯定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不可教也不需要教的,因为没有人“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4〕。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里,有如被绑架在“洞穴中的囚徒”,灵魂中的知识能力总是囿于前见或偏见而不能改变方向,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这就需要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5〕。从这个方面来看,知识又是可以教并且也需要教的,只是被教的人并不是一个消极而被动接受知识而被视为接受教育的对象,而是一个自我灵魂时刻觉醒并反思着的成长主体,即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因此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判断不仅没有削弱公民的自治能力,相反还由于其知识的展开最终必将取决于自由意志的成长,故而巩固了民主政治的自由或自治基石。

至于斯东指出苏格拉底是要退出城邦政治生活而只顾完善个人灵魂的幸福生活,而与雅典人和希腊人普遍认为公民是通过充分参与城邦生活和事务而得到教育和完善的这一观念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亦即第三个基本分歧,不仅是对苏格拉底观点的曲解,而且几乎是对民主参与政治的表层理解。苏格拉底一生孜孜以求张扬美德,并为美德设定了知识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本身就是高度强调公共生活的表现,脱离了城邦的公共生活而侈谈美德,那既无必要,也毫无可能。苏格拉底所关註的,不是要不要参与城邦的公共或政治生活,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参与?如果参与就是如斯东所说的,在议会里发言或投票,或是发生政治斗争时坚定地站在民主派或寡头派一边之类的行为,苏格拉底的确总是远离这样的政治生活。倘若民主政治就是这样的参与,那么毫无疑问,那些觊觎、汲汲于权力的政客恐怕是最富公共精神的公民了。苏格拉底极其敏感到民主政治所鼓吹的这种狂热参与所带来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容易让民主政治陷入多数人暴政的泥潭。抵制或消除这一缺陷,尊重自由仍是衡量民主政治的圭臬。而对自由的尊重必然蕴含着反对的诉求。没有反对的、简单多数表决的民主,往往会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换句话说,民主的过程是个多数表决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以少数人的反对作为前提而达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少数人的反对。以阉割或压制少数人反对作为前提或代价的民主,恰恰是对民主精神的背叛和伤害。这一点不要说在古希腊诸如雅典之类的城邦总是不可避免,即使在近现代风起云涌的民主实践中亦难以根除。二十世纪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简单多数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至今仍是这种简单民主政治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也许都看到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弊端,所以对民主政治总有一种“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6〕之类的揶揄式赞美。如果能够消除民主政治简单多数这一毛病,他们这种揶揄的赞美肯定就会转为由衷的感叹。苏格拉底之所以声称自己是城邦的牛虻,到处叮人,正是为雅典简单多数的民主政治开出的药方。他要做一个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对者,不断挑战那种简单多数的民主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不仅不是斯东所言的远离城邦政治的孤零零的个人,相反相比于那些为他人所左右而盲目参与投票或表决的公民,苏格拉底更是真正触及到了民主精神的脉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参与者。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与他雅典的同胞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分歧,但却并不是斯东所指明的那些问题。苏格拉底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反对者,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确实与雅典那些公民们不可同日而语。而斯东对此似乎缺乏细致的推敲,反而还用言论自由为苏格拉底假设了一篇辩护词,认为苏格拉底本可以这样辩护而获得无罪开释。斯东认为,雅典作为一个民主的自由城邦,言论自由本就是雅典根深蒂固的传统,倘若苏格拉底诉诸言论自由这一精神而对指控加以还击,完全是个极为容易的办法。但是斯东错了,如果苏格拉底诉诸雅典多数人喜闻乐见的言论自由的表象而为自己辩护,那么无疑他就承认了简单多数人的民主,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就被绑架了。不仅如此,一旦诉诸这个多数人都不能怀疑的言论自由,陪审法庭的判决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劫持了。苏格拉底不愿意那样做,并不是他真得快七十岁而“活得不耐烦”了,而是他始终坚持自由意志、生死不渝的承诺。斯东最终说:“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却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仍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7〕其实,并不是苏格拉底这项使命在民主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而是这项使命印证了民主政治简单多数所带有的毛病。至于说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这一点,斯东倒是说对了。

註释:

〔1〕(法)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

〔2〕(古希腊)柏拉图:《克里托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

〔4〕〔5〕〔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278、332页。

〔7〕(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7页。

7.西方哲学论文之苏格拉底 篇七

让我们暂时弃顾昆德拉的原因正是我近来常常思考的——关于什么才是好的文学的问题。我的感受是:好的文学,或是我欣赏的文学更多的都必须含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这是文学展现人类存在可能性与多样性的决定性根基,那种依靠百科全书式的宏章巨作,或是凭借个别字句的灵巧隽永,在我看来则如同嚼腊。

将如你所见,这是一篇形式上传统的读书笔记。二

绪论中的罗素就给人一种视角鲜明、叙事宏大、用笔精炼的印象,短短数页,上下五千年的纵横,快哉。

罗素首先将哲学置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某个位置,在他看来,科学是一切确切的知识;神学是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这或许是我们认识他和他的哲学的钥匙之一。最先让我感兴趣的是罗素对教会与世俗国王之间争斗的论述。事实上,每每论及西方文明,总能令我萦绕心头的问题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以及因何演变的历史进程。东方是如何走向政教合一的?西方又是如何迈向政教分离的?教会是如何拥有力量与世俗国王争锋的?又是如何竟然占有上风?坦率的说,我对西方历史知之甚少,只能凭借罗素的阐述适当发挥我的想象。罗素提到,“一直到公元1300年以后,教会在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之中通常总是胜利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教士与俗人的冲突,同时也是一场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冲突的重演。教会的统一就是罗马帝国统一的反响。”这段描述给了我如下的启示:如之前罗素曾提及的,基督教是吸收了后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的一些教义,如果说罗马统一是依靠法律与军队的话,那么在精神世界上的依靠就是基督教义了。基督教宣扬天国一统的观念正迎合了罗马帝国统一的现实,成为了罗马维系统治的一个支撑。基督教也成为罗马掌控民众的有效手段之一,尤其是掌控那些受到过希腊文明熏染的民众。同时这也成为罗马抵抗北方蛮族侵入的重要力量。

罗素接着描述到,“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国王这方面,然而教会还是胜利的。”这是一个多么有趣和违背我们思维的现象阿,其中的原因罗素认为,“教会获得胜利,部分地是因为它几乎享有教育的独占权,部分地是因为国王们彼此经常相互作战;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主要却是因为统治者和人民都深深地相信教会掌握着升天堂的钥匙的权力。教会可以解除臣民们效忠的责任,从而可以鼓动反叛。教会还代表着足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秩序,因而获得了新兴商人阶级的支持。尤其在意大利,这最后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这是一段相当重要的论述,它基本上可以解释以上看似怪异的现象。在我看来,享有教育的独占权是其中的要害。即便国王的彼此征战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如罗马帝国,但世俗国王仍将依靠基督教会协助其统治万民,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众相信教会掌握升天堂的钥匙,一方面就连国王们也对此深信不已。教会拥有的独占权竟能说服民众解除效忠的责任,这无疑对国王们是一种胁迫。因此,依仗其对民众的有效控制,自身拥有足以胁迫国王的力量,教义中倡导天国一统的秩序观念,从而受到新兴商人阶层的支持等等因素促成了教会的独立。而在这诸多因素中,我仍坚持认为独享教育权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但,紧接着仍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为什么在西方教育的独占权为教士阶层所掌控?东方的情形又是如何?这算是留给我的一个课题吧。

罗素接着描述,“当中古哲学存在的时候,它具有一种整齐而又玲珑完整的性质,这个体系所论述到的任何一点都是和它那极其有限的宇宙中的其他内容摆在一个非常精确的关系之上的。”这段论述让我想起最初罗素先生描述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比如在中古时代那个极其有限的宇宙——面临暂时的相对的停滞的时候,哲学的这种对应的精致安排为它赢得了神化的地位,当然那个时候神学与哲学也是互通有无的。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教育独占权为教士阶层所占用,因为那个时候这种神学和哲学上的精致几乎让所有智者帖服,当然也就惶论民众了。而东方的哲学更多的不是寻找与宇宙间的关系,而是寻找如何贴近自然,贴近社群,前者如老庄,后者如孔孟。但是否如此,我并没有信心。

中古时代习惯地被我们称之为黑暗时代,但这个时代却是如此的统一,世俗的统一,思想的统一。直到宗教大分裂、宗教大会运动以及文艺复兴的教廷终于导向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经院学者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文艺复兴才真的是有意义的认识阿。

罗素写到,在政治理论方面也发生了“秩序的崩溃”,如同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是一个道德暂时缺失的年代,虽然这种缺失是因为统一性的瞬间崩溃。罗素的以下论述很精彩,引证如下:

“在希腊的伟大时代里出现过的事,再一次出现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传统的道德束缚消失了,因为它们被人认为是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从羁绊中获得的解放,使得个人精力旺盛而富有创造力,从而便产生了极其罕见的天才的奔放;但由于道德败坏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与阴谋鬼诈,却使得意大利人在集体方面成为无能的了,于是他们也象希腊人一样,倒在了别的远不如他们文明、蛋不象他们那样缺乏社会团结力的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宗教改革无疑在西方历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罗素写到,从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思想史便以宗教改革占主导地位。宗教曾是征服欧洲北部的力量,但“民族的动机、经济的动机和道德动机”结合在一起,格外加强了对罗马的反叛。“天天主教会有三个来源:它的圣教历史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间接地是罗马的。宗教改革摒除了罗马的成分,冲淡了希腊的成分,单大大加强了犹太的成分。它就这样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展开了合作。这些民族主义的力量正在摧毁着最初由罗马帝国而后又被罗马教会所造成的那种社会团结的成果。”从以上的这段话中,我们看到罗素先生将宗教改革所释放出的个人解放放置于社会团结和个体自由互动的范畴内考量,此路径殊值注意。

罗素对宗教改革对后世的影响阐述道,“这一变化所起的作用极其重大。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于是很快发展起一种趋势,在政治方面趋向于无政府主义,在宗教方面趋向于神秘主义。这和天主教的正统体系始终是难于适应的。……都有着一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起初这是作为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

罗素先生对宗教改革对后世,尤其是对当今社会的后续影响的分析仍未脱离他对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之间互动的考察范围,他担心这种源起于宗教改革的主观主义倾向,个人孤立倾向有可能会动摇社会团结的必要根基。姑且不论这种担心,但这种对事物运行保持的必要审慎却是值得赞赏并遵从的。所谓过犹不及,这的确是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和审慎考量的。

8.西方哲学论文之苏格拉底 篇八

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之生死哲学

人生是生命和生活两大部分有机的统一体.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内核是生命哲学,它既是儒学的核心,更是道家、佛教的主要论题.但是,仅仅关注于生命问题,乃至把生命视为人生的一切,必然走向对人之生活问题的忽视,甚至贬仰.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运作充分地突显人的个我性,人们走向专注感性的生活而不思考生命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一系列的.现代人生困惑及社会问题.所以,应该在充分吸取传统人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出把人生问题与死亡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之生死哲学,使现代人既重视生活问题亦关心生命问题,在生、爱、死的各方面皆趋向一个最佳的状态,以获得更好的“生”与“死”之品质.

作 者:郑晓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江西,南昌,330047 刊 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2(1) 分类号:B821 关键词:传统人生哲学   人生   生命   生活   生死哲学  

9.“医药之父”希波尔拉底 篇九

希波克拉底于公元前460年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他的祖父是一个颇通医道的“游方郎中”,而他的母亲则是个助产妇。为此,希波克拉底自幼开始接触医道,后来又在雅典学过一些粗略的医药知识,也成了个“游方郎中”,在希腊与马其顿的一些地区行医。在医疗实践中,他深深地感到疾病并非是由神导致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自然事件”,有其“自然原因”。从这一点出发,他奋起抨击了传统的找祭司“治病;的方法,尽管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他却坚持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来给人治病。当时有不少“游方郎中”也纷纷向希波克拉底学习,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职业医生学派”。

希波克拉底写过不少医学著作,但只留下来很少一部分,在一本名为《医学》的著作中,他强调医生只有充分了解药物的效用后,才能对症下药。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理论。在另一本名为《空气与水土》的著作中,他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并指出气候的变化是致病的原因之一。在临床中,他不仅能医治一般的内科疾病,而且还会接骨和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对于外伤患者,他则经常利用焦油来为他们杀菌,——在没有抗菌素的年代里,焦油的确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杀菌剂。

希波克拉底一生中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事迹就是他所制订的医生的职业准则,即“希波克拉底誓言”;2000多年来,它一直是医生们的行为规范。在这一“誓言”中申明,医生必须永远为救死扶伤而竭尽全力,必须为病人的任何隐私保守秘密。“誓言”最后说道:“我将坚持实践这一誓言,愿它能使我热爱生命,热爱我的职业并感到无比快乐,我将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假如我违背了这一誓言,那么,我将会得到与此相反的下场。”

10.哲学是“智慧之学”(推荐) 篇十

陶华坤

哲学是一种邀请、一种引导,是“智慧之学”。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把教师从固定僵化的程序中和大量偶然的事件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教育的自由”,从而促使教师教育生活的自我更新,寻找“生活的意义”。

一、哲学的使命是“改变”实践

教育哲学扎根于教育生活的困惑中。教育哲学研究走向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价值性。目的是要真正提升人们的教育智慧,唤醒人们被程式的生活所麻木了的意识,使之重新审视自己的认识框架和行为模式。教育的目的不仅促进发展,还要引导和规范发展。那些不能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

教育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精神交流和对话。教育哲学是要揭示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教育实践寻根究底的反思,把一切关涉到教育的观念、制度、行为都纳入到理性的批判之中,帮助教育者思想的成熟,增进教育者的理性。实践证明,没有成熟思想的教育是肤浅的短视的,其具体教育价值取向也是相互冲突的。

哲学的使命是“改变”实践。教育是使人“文化化”的过程,教育的功用就是提升人的境界。文化人的形象能够引导教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理解教育活动的历史性、具体性、相对性、复杂性。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的寻根问底的反思,其目的是不断提高教育者对教育生活的感受力、理解力、批判力。

二、寻觅“教育的意义”

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表现。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无知是上帝的诅咒,知识是我们飞向天堂的翅膀。批判是一种思想历程,缺乏批判,就缺乏真正的学术交流和对话。研究是最好的学习,用研究的心态进入学习的过程中去,要有内在的思考,智慧存在于寻找到更有利的证据以反驳原有结论的过程中。

哲学根植于对真实交流的追寻和善意的争辩之中。哲学是思辨的事业、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问题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教育哲学提供一种分析教育的方法,即对教育学中的基本概念进行语言、逻辑、句法分析,用清晰的概念来取代混乱的思想。教育哲学是“教育思想的思想”,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杠杆。

寻觅教育的意义。“教化天下英才,是人生幸福的事情。”人是作为文化的存在而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人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工具的统治之下,人,永远生活在有限和无限的夹缝之中。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时不在加锁之中。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是人类理性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现。

三、“公正”是激动人心的政治价值观

公正是激动人心的政治价值观之一。公正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独立指标,寻求正义的人即是在寻求中道。政治上的大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

共同利益。一个社会是否正义,看人们持有的财产是否是正义的。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人,平等是公正的第一原则,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机制。

民主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主是个动态的过程,专制的暴君不喜欢有个性的人。只有教育,才能超越狭隘的政治视野。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性的设计,教育民主化是现代教育的特征,以民主的精神去改造教育、重建教育,使教育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重构教师的自我意识,将促进民主参与看成是一项教育的使命。

11.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 篇十一

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

语言是哲学之思的重要对象.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孔子对语言哲学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讨论,既对语言之为文化载体及其教化功能有所意识,又揭示了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条件;不仅提出操作论的意义理论,而且对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本文在重构孔子语言哲学的同时,也对其中所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初步的引申和发挥.

作 者:晋荣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62 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2) 分类号: 关键词:孔子   语言哲学   教化   对话   意义   名言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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