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的特殊现象（精选6篇）
1.古诗中的特殊现象 篇一
古诗词中的生物现象
1、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生物的繁殖。春天到了，万物苏生，水里的微生物们也不例外。在江水中有一些是植物，如浮萍之类的，而有些是像藻类的动物，他们也大量的繁殖，一起构成了江水美丽的颜色。
2、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增广贤文》)——营养生殖--扦插。扦插也称插条，是一种培育植物的常用繁殖方法。可以剪取某些植物的茎、叶、根、芽等（在园艺上称插穗），或插入土中、沙中，或浸泡在水中，等到生根后就可栽种，使之成为独立的新植株。而有些植物在移栽过程中，由于根系遭到破坏，致使其吸收水分的能力大大减弱，加之蒸腾作用会丧失大量的水分，所以移栽后很难成活。
3、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嫁接。嫁接，植物的人工营养繁殖方法之一。即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嫁接时应当使接穗与砧木的形成层紧密结合，以确保接穗成活。接上去的枝或芽，叫做接穗，被接的植物体，叫做砧木或台木。接穗时一般选用具2～4个芽的苗，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上部或顶部；砧木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根系部分。
4、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 杜牧《山行》）——植物色素的作用或温度的影响。植物的叶子中含有不同的色素。【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叶绿素和花青素】在春、夏季节，枫叶、黄栌等树木的叶子由于光合作用强烈，叶绿素掩盖着花青素，因此呈现出一片绿色。一到深秋，树叶受到寒潮和霜冻的侵袭，叶绿素被破坏，叶子里的水分也减少了，不能及时运输掉的淀粉变成了葡萄糖，糖分就逐渐转化为花青素，于是，绿叶变成了红叶。
5、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宋 朱熹《春日》）──类胡萝卜素、花青素
春天光照、温度、水分条件都良好，因此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都特别快，植物体在迅速积累了大量营养后，就会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朵。一些花朵的颜色能够在黄、橙、红之间变化，那是类胡萝卜素的作用，类胡萝卜素种类很多，颜色也很多，最常见的有橙黄的胡萝卜素，黄色的叶黄素。另一些花朵的颜色能够在红、紫、蓝之间变化，那是花青素的功劳，花青素有一个特点，能够随着细胞内酸碱度的变化而改变颜色。酸性时它是红色，碱性时它是蓝色，中性时却是紫色。“春天孩儿脸”，天气变化无常，光照、温度、湿度变化较快，而这些变化都可引起细胞内酸碱度的改变，从而导致花朵颜色的不断变化。由于各种花朵中所含色素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加之花青素在不同酸碱度下的颜色变化，并且植物体在春天新发的嫩芽、新叶中叶绿素尚未形成，类胡萝卜素或花青素的颜色得以显露，也会或多或少带上红色或黄色，有的甚至可以与花朵争艳，这样就形成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自然美景。
6、“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 叶绍翁《游园不值》）──茎的向光性。“红杏出墙”体现出植物的向光性。其原因在于墙外阳光（单侧光）刺激，生长素在背光一侧分布得多。这样，背光一侧的细胞就比向光一侧的细胞纵向生长得快，结果使得茎朝向生长慢的一侧弯曲，也就是朝向光源一侧弯曲
7、“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明 《子西语录》）──日照对植物的影响
当落叶树木叶片变红时，也就意味着树叶快要凋落了，引起落叶树木落叶的环境信号不是天寒而是日照时间的缩短，不过这两个信号的变化趋势在由秋入冬时恰好吻合，当植物接收到日照缩短这一信号后，在激素的调节下，叶柄基部的一种特殊结构──离层的细胞就迅速分裂，并产生大量的果胶酶和纤维素酶，这些酶使离层细胞的中层和细胞壁溶解，最后离层处的细胞几乎都被溶解。于是叶子就掉了。“一叶落知天下秋”是成语“一叶知秋”的来源。（大家都知道生物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就是细胞，当大量的细胞被破坏之后，叶子和叶柄基部都被破坏，从而使得叶子掉落。）
8、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唐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温度对生物的影响。四月间山下(即所谓“人间”)已是百花凋落，而山上桃花才刚刚盛开，几乎相差一个节气。同样的年份同样的花，花期却也不同，充分说明了影响花期的主要因素为温度。任何一种生物的生长发育，都要求一定的温度条件，水稻种子发芽期要求的最低温度为8～12℃，最适温度为25～35°C，最高温度为38～42℃。一般植物生长的温度范围为0～45℃。生物能够生长发育的温度范围，称为有效温度范围。凡是超过有效温度的上限或下限时，生物都不能生长，甚至死亡。对于植物来说，在有效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上升，生长速度加快，达到最适温度时，生长最快，以后温度再升高，生长速度便减慢下来。而由于在山顶，温度相对地面来说比低，在植物的最适温度之下，所以植物的生长速度较慢即桃花盛开的也相对其他地方的慢。
9、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物质循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指无机化合物和单质通过生态系统的循环运动。自然界碳循环的基本过程如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被陆地和海洋中的植物吸收,然后通过生物或地质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又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返回大气中。自然界中碳的分布、碳的流动和交换。
10、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过度繁殖。过度繁殖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条件。达尔文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普遍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都有依照几何比率增长的倾向。达尔文指出，象是一种繁殖很慢的动物，但是如果每一头雌象一生（30～90岁）产仔6头，每头活到100岁，而且都能进行繁殖的话，那么到750年以后，一对象的后代就可达到1 900万头。因此，按照理论上的计算，就是繁殖不是很快的动、植物，也会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产生大量的后代而占满整个地球。如果没有过度繁殖，自然选择就不会进行。
11、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唐 元稹《菊花》）──菊花属于短日照植物 菊花是一种短日照植物，在花蕾形成期需得到每日11小时以下的日照才能开花。因此短日照是诱导菊花花蕾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时菊花的花器官形成还要受到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在温暖、短日照的秋天（10月至11月）菊花才能开放，而其它绝大多数的植物（日中性植物或长日照植物）却在春末夏初开花。正因如此菊花才能“此花开尽更无花”。
12、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宋 辛弃疾《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鹊惊”、“蝉鸣”这是动物对于外界的刺激产生的一种趋利避害反应，这属于生物的应激性。应激性是指一切生物对外界各种刺激（如光、温度、声音、食物、化学物质、机械运动、地心引力等）所发生的反应（这里的刺激就是明月和清风）
13、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唐 杜甫《江南春绝句》）——群聚现象
同种动物会因为觅食、防御、繁殖等原因而生活在一起，这属于动物的群聚现象。
14、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宋 辛弃疾《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害虫捕食农作物，青蛙捕食害虫，这是一条食物链。听到青蛙在稻田里欢快的“歌唱”，所以才会“稻花香里说丰年”
螳螂补蝉，黄雀在后。和这里的原理是类似的。
15、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南宋 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二首》）——
黄粉蝶喜在黄色的油菜花中飞舞，由于黄粉蝶具有与油菜花颜色一致的保护色，以致难以寻辨。（这个和上节课讲的鸵鸟的那个原理相同）
16、“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唐“李贺《致酒行》）——节律
公鸡对光线特别敏感，当天刚刚发亮时，就能感到光波而报晓。这是一种先天的行为。
17、“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种间竞争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与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是种间竞争。一般农作物竞争不过杂，如果人疏于管理，就会出现“草盛”而“豆苗稀”的景象【竞争关系】
所以就有了后来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8、.“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贺知章《回乡偶书》）—— 细胞衰老（刚才我们说了生物的基本单位是细胞，也就是说我们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人老、鬓毛衰的过程也是大量细胞衰老的过程）
2.古诗中的特殊现象 篇二
该矿位于辽宁省康平县西北部, 与内蒙哲盟科尔沁左翼后旗交接处。该区系张强盆地的一部分, 属于断坳型盆地。盆地基底为前震旦纪变质岩系, 盆地内沉积了晚侏罗世含煤岩系及下白垩统紫红色砂砾岩岩层。该盆地属于山前扩张型沉积盆地。由此可见在当时成煤前后河流是相当发育的。
1.1“无煤带”研究
“无煤带”常规概念是指:煤层形成是由沉积环境造成的沉积缺失或成煤后河流冲刷形成的无煤带。大强煤矿区的无煤区域多分布于构造复杂地区, 且与该区断层走向基本一致。通过对该区地震资料及正反演得研究, 发现煤层反射波“振幅异常带” (振幅变弱) 所对应的是大强煤矿无煤区和煤层变薄区域。
大强煤矿的无煤带大都发育于断层倾角较小且与无煤带走向相一致的断裂面两侧, 断裂面切入煤层后倾角逐步变小, 直至每层底板断裂面消失;断裂面上部为砂岩或粉砂岩, 而砂岩或粉砂岩产状多数与断裂面一致;但在平缓的地带也有河流冲刷或沉积缺失, 河流冲刷的地域在平面上成条带状;而沉积缺失的地域在平面的展布形状则为椭圆状。图1为缓倾角断层两侧的无煤带特征剖面;图2为平缓地带沉积缺失的无煤带特征剖面。
1.2“无煤带”地震地质解释
为了研究该矿矿“无煤带”在地震时间剖面上的表现特征, 结合区内钻孔测井曲线资料进行反演, 预测煤层厚度、煤层的分布范围及煤层顶、底板岩性。根据反演结果, 与地震时间剖面对比相结合分析研究, 发现“无煤带”处煤层反射波有明显的异常, 除了反射波振幅明显减弱之外, 反射波频率也有变高的趋势。
鉴于“无煤带”是本区的一种构造现象,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把各种原因造成无煤和煤层变薄区域, 叫煤层反射波振幅异常带 (振幅变弱) 。在地震资料解释过程中除对高分辨率偏移数据体煤层反射波的动力学特征进行研究外, 还对三瞬 (瞬时振幅、瞬时频率、瞬时相位) 数据体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瞬时振幅对煤层厚度变化及断层的存在比较敏感。通过对本区煤层反射波振幅异常的分析和研究, 在煤层底板等高线平面图上圈出煤层反射波异常带。地震反射波振幅异常带产生的主要原因为:a、断裂构造;b、煤层厚度变化及宏观结构的横向变化。
根据煤层底板等高线平面图上圈定出的煤层反射波振幅异常带, 可以看出:本区反射波振幅异常带大多数分布于地震解释的断层周围, 只有部分反射波振幅异常带分布于煤层稳定平缓地带。这些异常带通过钻孔实践揭露, 有的是煤层变薄所至, 有的是沉积向变所至。地震资料解释对异常带的圈定, 可为大强煤矿矿井设计、采面划分、项道布局及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地质保证。
2 辽宁某矿陷落柱和火成岩
该矿采区三维地震勘探, 为确保采集资料的质量, 获得高信噪比、高分辨率的野外采集数据, 经详尽的试验确定了最佳施工参数, 或得了较好的原始资料。
经精细的地震地质解释, 圈出了煤层陷落柱 (图2) 和火成岩的分布范围 (图5) 。本次勘探解释的煤层陷落柱和火成岩在7煤层、12煤层的发育情况与本矿实际揭露情况比较吻合。能量明显变弱, 但被烧的煤层与围岩仍存在一定的波阻抗差异, 与未被烧的煤层形成对应的弱反射, 经18煤采掘面证实时间剖面反映的现象是正确的。
3山东某矿采区煤层露头
该矿位于济宁煤田的北部, 济宁市北郊, 经三维地震勘探, 控制了各煤层深度的起伏变化形态;查明了区内落差大于等于5米的断层, 全区共解释落差大于等于5米的断层58条, 落差小于5米的断层28条;进一步控制了各煤层产状及露头位置 (见图4) ;详细的确定了3上、3下煤层的合并 (或分叉) 范围及无煤带 (含冲刷、剥蚀及沉缺等) 的边界。
结论
通过多年来对“无煤带”、采空区、陷落柱、火烧区、煤层露头、火成岩侵入体等特殊地质现象在地震资料摸索解释中取得了较多的经验, 得出如下结论:
在野外数据采集中, 必须严格约束野外施工的每一个工序, 做到严格施工、层层把关, 确保地震资料在野外数据采集中的质量。
资料处理上确保在“三高”处理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保幅处理, 并尽可能的拓宽地震信号频宽, 选好反褶积子波长度, 确保对小构造的分辨能力;最后选好偏移速度场, 保证构造准确归位, 保正地质解释精度。
在资料解释上要充分利用已知地质资料, 认真研究分析各种地质现象在地震数据体上各种属性的特征, 提高成果解释的可靠性;并及时同矿方勾通, 进行探采对比, 进一步提高地震资料解释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庆忠.走向精确勘探的道路-高分辨率地震勘探系统工程剖析[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5。
[2]何樵登, 等地震勘探原理和方法[M]北京:地质出版社, 1986
[3]魏子荣, 杜兴亚, 等我国煤矿采区高分辨率地震勘探的成果[J]煤田地质与勘探, 2000, (1) 。
[4]唐建益, 方正。煤矿采区实用地震勘探技术[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 1988。
3.解密语法规则中的特殊现象 篇三
1．复数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一般用复数形式；但表示距离、时间、金钱等的复数名词作主语时，常被看作一个整体，谓语动词用单数形式。试比较：
Some students are playing football. 一些学生正在踢足球。
One thousand dollars is a lot of money. 一千美元是一大笔钱。
Ten years is quite a long time. 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2．形容词修饰名词时，通常放在名词前面；但形容词修饰不定代词（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等）时要后置。试比较：
Emma has got a new computer. 爱玛买了一台新电脑。
There is nothing important here now.现在这儿没什么重要的事。
Is there anything new in today’s newspaper?
今天的报纸上有新的消息吗？
3．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副词时，通常置于被修饰词的前面；但enough修饰形容词或副词时须后置。另外，else也要放在所修饰词的后面。例如：
You must do it very carefully. 做这件事你要非常小心。
He is strong enough to lift the box.
他的力气很大，能够举起这个箱子。
Where else did you go? 你还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Anything else? 还有别的事吗？
4．冠词修饰名词时，一般放在名词及其他修饰词语前面；但冠词与quite, such, all, both, what等连用时，须放在这些词的后面。例如：
Lucy is a very clever girl.露茜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儿。
That’s quite a good story.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city.这是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
Who’s eaten all the meat?谁把肉吃光了？
5．表示时间的名词构成短语作时间状语时，前面一般要加介词；而由last, next, every加时间名词构成的时间状语前不能加介词。另外，yesterday, tomorrow前不能加介词；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前有this, that时，也不能加介词。例如：
We usually have a meeting on Friday afternoon.
我们通常在星期五下午开会。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Sunday? 下个星期天你要做什么？
Last spring we went on a trip to Beijing.
去年春天我们去北京旅游了。
He is leaving for Shanghai tomorrow morning.他明天上午去上海。
We are going to have a class meeting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我们要开班会。
6．动词不定式由to加动词原形构成。在主动语态中，不定式作感官动词see, look at, hear, listen to, feel, watch, notice或使役动词have, make, let等的宾语补足语时，不定式中的to要省略；作动词help的宾语补足语时，to可以省略，也可以保留。例如：
He asked me to close the window.他叫我关上窗户。
The story made everyone laugh.这个故事使大家都笑了。
They saw him go into the house.他们看见他走进屋子里了。
Tom felt something move on his back.
汤姆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背上爬。
7．not用在否定句中，一般表示全部否定；而当not与all, both, every及其合成词等连用时，表示部分否定。例如：
I can’t speak Japanese. 我不会讲日语。
Not everyone likes sandwiches.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三明治。（全部否定是：Nobody likes sandwiches. 没有人喜欢三明治。）
Not all the sharks are the same.并非所有的鲨鱼都一样。
8.主句为过去时，宾语从句一般要用某种过去时态；但如果宾语从句所表示的是客观真理（规律）或经常性、习惯性以及阶段性的动作或事实时，从句时态不受主句时态的限制，常用一般现在时。例如：
She said she would be back soon. 她说她不久就会回来。
The teacher said the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
老师说地球绕着太阳转。
When I was a boy, my teacher told me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地球是圆的。
He told me he goes to the park every day.
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去公园。
Our teacher said that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我们老师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
9．宾语从句表示否定意义时，否定形式一般放在从句中；但当主句为I/we think/believe/suppose…结构时，要把否定形式转移到主句中。例如：
He said he couldn’t arrive until 9:00. 他说他九点才能到达。
I don’t think they will come. 我认为他们不会来。
（一般不说I think they will not come.）
We don’t believe that is right. 我们认为那不对。
（一般不说We believe that isn’t right.）
10.表示将来的句子通常用一般将来时态；但当条件状语从句和时间状语从句中含有表示将来的时间状语时，从句要用一般现在时。例如：
There will be heavy snow tomorrow. 明天将有大雪。
We will go to the park if it doesn’t rain tomorrow.
如果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去公园。
I’ll tell him about it as soon as he comes back.
4.古诗文几种特殊的修辞方式 篇四
一、比兴。“比兴”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歧义颇多的概念。西汉毛亨所谓“兴”，包括两种情况。一个意义是指“发端”作用。《毛诗训诂传》说“兴，起也。”就是由物象引发情思的作用，物象与情思不一定由内容上的联系，有时仅是音韵上的联系。《毛传》所说的“兴”，还有另一意义，是指一种复杂而隐晦的比喻。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含义。“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大多数作品是用比兴的写法开头的。其中《周南•关雎》一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这是一首爱情诗，诗歌欲写所思之“女”，先以雎鸠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既是兴，又是比，雎鸠天性温顺，可比淑女之娴静;雎鸠乃“河洲”常见之鸟，可使人联想起常来河边采荇之女;“关关”乃雎鸠雌雄唱和之音，可起“君子”思“逑”之情。可见，诗歌之起兴本身就具有联想、托寓、象征等作用，这本身就给诗歌的理解带来很大的空间。
“比兴”本来包含“比”和“兴”两种修辞手法，但人们谈论古典诗歌和民歌时常“比兴”连及，当以“兴”为主，兼有比喻作用，有时即指“起兴”一法。由于“起兴”具有引发、联想等作用，故常置于篇章的开头。《诗经•卫风•氓》两章的开头即用了兴的手法：“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诗经•魏风•伐檀》内容是讽刺统治者不劳而食的，诗的每段开头都以砍伐檀树起兴。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开头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渲染气氛，激发读者想象，创造出缠绵悱恻的情调，又能引起下文的故事，起到了统摄全篇的作用。
二、避讳。《修辞学发凡》解释说：“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做避讳辞格。”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格，通常也叫“讳饰”。即说话时，遇有不良的连带意义，或有隐情而不便启齿时，不直接说出该事物，而用旁的话间接地表述。比如“死”，从古到今，人们用了很多种同义的说法来间接表述，而不直接说“死”。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触龙在赵太后面前，称自己的死为“填沟壑”，称太后的死为“山陵崩”。李密《陈情表》中用“慈父见背”来婉指父亲去世，又用“舅夺母志”来婉称母亲的改嫁。在古人笔下，凡是可能引起别人产生不良联想的事物，也尽可能地采用讳饰的方法。如生病说成“采薪之忧”(《孟子•公孙丑下》)，意谓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出门采伐柴薪。上厕所被说成“更衣”。《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课文《赤壁之战》)：“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
另一种避讳，即人物姓名的避讳。这里的所谓“避”，是指躲开，回避;所谓“讳”，是指忌讳、隐瞒。具体地说，是指对帝王、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尊者的名字避而讳之。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的时候，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必须设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皇帝的名字，全国臣民都要避讳，叫做“国讳”，也叫“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的人都要避讳，叫做“家讳”，或叫“私讳”。
中学语文中遇到的避讳，一般都是“国讳”。比如，秦以前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第一个月，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这一年的政事，所以阴历每年的第一个月，便称为“政月”。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出生在一月，便取名为“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以后，便改用同音的“正”来代替“政”，“政月”改称“正月”。这还不彻底，后又改“正”的读音为“zhēng”，“正月”读成“征月”。汉文帝名恒，因为“恒”与“常”同义，于是改“恒山”为“常山”，改“姮娥”为“嫦娥”。汉光武帝名刘秀，便把“秀才”改称为“茂才”。鲁迅《阿Q正传》中称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为“茂才先生”，其源盖出于此。晋文帝名叫司马昭，“昭”字别人就不许用，于是古代的王昭君改称为“王明君”(“昭”与“明”同义)。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就是由此而来。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人”字。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杜牧《阿房宫赋》：“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两个“人”均为“民”。唐高宗叫李治，当时在行文中凡遇到“治”字都要改成“理”字(“治”与“理”同义)。柳宗元《郭橐驼传》：“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
三、对仗。对仗现在称对偶，不过古代诗赋中的对仗要严格得多。不但出句与对句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而且相同位置上的词语必须词性相同，意义相似、相反或相关，还要讲究平仄(即一句之中平仄交替，上下句之间平仄相对)。
对仗的种类很多。主要有：
⑴工对。工对要求对仗工整严谨。不仅同类词语相对，而且相对的词语范畴越小、关系越亲近、字面越对称，则对仗越工。名词分为若干小类，同一小类的词相对(如天文、地理、植物、宫室等)，自是工对。有些特殊的小类如颜色词、数目字、专名词等相对，尤见工整。有些名词虽不同小类，但是在语言中经常平列，如天与地、诗与酒、花与鸟等，也算工对。有些特殊语音的词语(如叠音词、连绵词)相对属于工对。如《滕王阁序》：“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已矣”与“丘墟”之间，表面上看不是对偶，其实它们之间是双声相对。“已矣”是双声，“丘墟”在古代汉语中均为“溪”母，也是双声，所以成对。反义词也算工对。例如：李白《塞下曲》的：“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就是工对。句中自对而又两句相对，算是工对。象杜甫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与河是地理，草与木是植物，对得已经工整了，于是地理对植物也算工对了。
同义词相对不如反义词相对。《文心雕龙》说：“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杜甫《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缘”与“为”就是同义词。因为它们是虚词，不算是缺点。再说，在一首诗中，偶尔用一对同义词未尝不可，多用就不妥。若出句与对句完全同义，便叫做“合掌”，乃诗家之大忌。
⑵宽对。词性相同，但不同类别的词语相对，便是宽对。宽对和工对之间有邻对，即邻近的事类相对。例如天文对时令，地理对宫室，颜色对方位，等等。王维《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以“天”对“塞”是天文对地理;陈子昂《春夜别友人》“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以“路”对“堂”是地理对宫室。
更宽一点，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这是最普通的情况。又更宽一点，那就是半对半不对了。首联的对仗本来可用可不用，所以首联半对半不对自然是可以的。如果首句入韵，半对半不对的情况就更多一些。颔联的对仗不像颈联那样严格，所以半对半不对也是比较常见的。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⑶借对。一个词有两个意义，诗人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来与另一词相为对仗，这叫借对。也叫假对。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古代八尺为寻，两寻为常，所以借来对数量词“几度”。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上去，“牺牲”和“日月”不能相对，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但“牺牲”还有另一意义——古代把作为祭品的牲畜称为“牺牲”。这样，“牺牲”作为名词，就可以对“日月”了。有时候不是借意义，而是借声音。借音多见于颜色对，例如借“篮”为“蓝”，借“皇”为“黄”，借“沧”为“苍”，借“珠”为“朱”，借“清”为“青”等。李商隐《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沧”对“蓝”。
⑷流水对，也叫串对。对仗一般是平行的两句话，在形式上是并列结构。但是，也有一种对仗是一句话分成两句话说，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从结构上是并列关系，从语法上却是承接、转折、因果、假设等关系，或仅是一单句。这叫流水对。如杜甫《九日崔氏蓝田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请旁人为正冠。”此为因果关系。白居易《古原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为承接关系。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此为转折关系。骆宾王《在狱咏蝉》：“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此为一单句。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中举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例说：这两联“好像不是对偶，实际上对得很工整，是流水对，是很好的对偶。因为对偶的好处是符合于美学上的所谓均齐，但过于求均齐又怕呆板……流水对既有均齐之美，又自然而不呆板，意思联贯而下并不损害内容，所以是很好的对偶。”
(5)扇面对。以两句对两句的对仗，称为扇面对，简称扇对，也叫隔句对。白居易《夜闻筝中弹萧湘神曲感旧》前四句：“缥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这实际上是一副上下联各十字平仄相同的对联。扇面对在诗里不常见，但在词里面，尤其如《沁园春》、《望海潮》等长调中却是常见的。如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就是著名的扇对。古代骈体文也常用扇面对。《与陈伯之书》：“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6)当句对，就是在同一句中的词语自成对仗，同时又与另一句成对。例如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颔联“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其中“虎踞”与“龙盘”，“天翻”与“地覆”分别构成工对，同时两句又构成对仗。杜甫《登岳阳楼》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其中“吴”与“楚”、“东”与“南”、“乾”与“坤”、“日”与“夜”分别构成同类对，同时两句又构成对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说：“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轴，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
(7)掉字对。就是同一句中使用相同的字与另一句一组相同的字作对仗。杜甫的七律中掉字对很多，用得很精妙，如《曲江对酒》的颔联“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出句中的两个“花”字与对句中的两个“鸟”字相对。《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出句中的两个“峡”字与对句中的两个“阳”字相对。《贤文》里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两个“画”字与两个“知”字相对。掉字对实际上是“同字对”与“就句对”的结合，所以更能增加对仗工整的气氛，同时读起来朗朗上口，显示其音律美。
(8)错综对。就是在一联中相对称的字或词错了位。如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这一联中“大鸟”与“老鹰”对称，可是错了位置。刘禹锡《始闻秋风》首联：“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这一联中“君”与“我”对称，也错了位置。有的对仗错位不只一字、一词，如：“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李群玉《杜丞相筵中赠美人》)这一联中以“六幅”对“一段”，以“湘江”对“巫山”，都错了位。诗人所以用错综对，一是为了押韵，如第一例;二是为了句顺，如第二例;三是为了迁就平仄，如第三例。
四、割裂。所谓割裂，是把古书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组分割开来，用其中的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实际上割裂也是一种借代，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借代。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论语•为政》里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人遂以“而立”表示三十岁，“不惑”表示四十岁，“知命”表示五十岁，“耳顺”表示六十岁。其实，这几个词语的本意和人之岁数无关。《修辞学发凡》称之为“藏词”，举的例子有：《尚书》中有“惟孝友于兄弟”的句子，于是用“友于”代“兄弟”。南朝梁文学家丘迟《与陈伯之书》：“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友于”这里指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縯。
韩愈《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所怙”字面上是“所依靠的(人)”，而实际上是指父亲。语本《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人就摘取“怙”代父，摘取“恃”代母。《聊斋志异•云栖》：“此王氏女也，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暂寄此耳。”“怙恃俱失”就是说“父母双亡”。
由于任意分割，随意组合，东拼西凑，断章取义，这就严重损害了语言的纯洁和完整。因此，割裂不能算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今天是不足为训的。但我们了解这种修辞方式，对于阅读古籍，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五、节缩。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辟“节缩”一节，定义曰：“节短语言文字，叫做节;缩合语言文字，叫做缩。节缩都是音形上的方便手段，于意义并没有什么增减。”并指出节缩有凑就对偶音节或者形成错综的效果。陈先生所说的节缩是广义的节缩，包括语音上的“合音字”，如“不可”缩为“叵”，“何不”缩为“盍”，“之于”缩为“诸”。这一类缩合现象，今天通常看作是词汇现象，称之为“兼词”。作为古汉语特殊修辞的节缩，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名的节缩。司马迁《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即左丘明。王勃《滕王阁序》：“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杨意”即杨得意的节缩，“钟期”即钟子期的节缩。人名的节缩，《发凡》举刘知几《史通》节司马迁为马迁，韩愈《读东方朔杂事》诗节东方朔为方朔，嵇康《琴赋》节王昭君为王昭等为例。
二是成语的节缩。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转侧”乃“辗转反侧”的节缩。“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抢呼”乃“呼天抢地”的节缩。“夫妻向隅，茅舍无烟”。“向隅”为“向隅而泣”的省写。课文注释：“面对着墙角(哭泣)。《说苑》：‘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后人用‘向隅’，含有哭泣的意思。”因此，“夫妻向隅”云者，不在于说他们向着墙壁，而在于说他们哭泣。梁启超《潭嗣同》：“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推心”即成语“推心置腹”的省写。
节缩的主要特点是音形长度减少了而意思并没有减少，其修辞作用主要是为了节奏的匀饬、对偶的整齐。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的节缩，不包括音节上的合音词，也不包括一般的简称(不具有作家个性色彩和特殊的修辞效果)。现代汉语也保留了成语节缩的现象，中学教材中有鲁迅《拿来主义》中的“冠冕”(“冠冕堂皇”的节缩)、朱自清《威尼斯》中的“斩截”(“斩钉截铁”的节缩)等。还有人们所熟知的“沧桑”即“沧海桑田”的节缩，“金汤”即“金城汤池”的节缩，“瓜李”即“瓜田李下”的节缩，“泰斗”即“泰山北斗”的节缩。成语节缩的效果是使语言更精炼;其次，这些成语节缩后，可以与其他词语重新组合成新的四字成语或短语，以适应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或使语言富于变化。如“沧桑巨变”“固若金汤”“瓜李之嫌”“学界泰斗”等。
六、用典。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典就是运用典故来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所谓典故是指“典例故实”，具体地说，包括历史记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掌故、寓言逸闻以及流传下来的古书成句。一般来说，典故都有确定的典源。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简洁含蓄，余韵盎然，用得不好，便会把作品弄得生涩晦暗，枯燥乏味。《陈情表》：“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结草”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说的是晋国的魏颗依照父亲魏武子清醒时的嘱咐，在父亲死后，把父亲的宠妾嫁了人，没有殉葬。宠妾的亡父为报答魏颗，在魏颗与秦国打仗时，结草把秦将杜回绊倒，使秦军大败。后遂用“结草”表示报恩。成语“结草衔环”(“衔环”是另一个典故)常用来表达对对方的感恩戴德。曹操《短歌行》一诗的最后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引用了“周公”的典故，出自《史记•鲁周公世家》，原文是：“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说的是周公为了招揽天下人才，一次沐浴要三次握着头发，一餐饭要三次把饭粒从嘴里吐出来，他担忧的是因自己接待贤士迟慢而失掉了人才。诗人用这一典故，以周公殷勤待贤、礼贤下士之气度来勉励自己。苏轼《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一苇”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谁说黄河水宽阔?一支芦苇可渡过。)成语有“一苇可航”，意为两地相距不远。徐迟《黄山记》：“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爱用典故，常常一连使用数典，多数是出于内容的需要，有时也难免堆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全词几乎始终在用典中展开。词人借古讽今，批判了当时的掌权者韩侂胄冒险北伐、妄图侥幸取胜的错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建功报国而不能施展才略的悲愤心情。这个主旨，主要是通过四个影射现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出来的，即刘裕、刘义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廉颇的故事。这种用典也叫用事。这首词既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批评，不方便正面直说，用典就是最好的办法。
不明用典，有时很难读通原意。如袁宏道《虎丘记》：“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瓦釜”何意?如不明典故，很容易理解为一种普通的粗糙的乐器，而实际上是暗用《楚辞•卜居》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作为成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比喻有德有才的人得不到任用，无德无才的人反居高位。但在这里，“瓦釜”则比喻粗俗的歌声。这是典故的借用。
《滕王阁序》：“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这两句直译就是：“向夕阳西下之处远望长安，在云雾缭绕之间遥看吴郡。”表面上就是站在滕王阁可以登高望远，往西可以望见长安，往东可以望见苏州。教参书认为“日下”源出《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此典多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寓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之意(参见《常用典故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但光这样理解还不够，它只能说明上句，不能解释为何“日下”与“云间”相对。其实另有一典源出自《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晋代文学家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两人互不相识，在张华(字茂先)家会面。张华让他们交谈，因为两人都有突出的才学，要他们别说平常的俗话。陆士龙拱手说：“我是云间的陆士龙。”荀鸣鹤回答：“我是日下的荀鸣鹤。”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表字，构成了天然的对偶。因为风从虎，云从龙，所以才思敏捷的陆士龙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陆云是松江(今上海)人，因为这一副“对联”，后来上海得到一个雅称“云间”。也因为这副对联的有名，以“云间”对“日下”，成为诗家常用的骈语。由于用典，此二句就有了表里两层意思。表层就是说站在滕王阁，可以登高望远，游目骋怀，视野开阔。如果知道陆荀之辩，就还知道作者借典故来含蓄地表达自己象陆机一样少年高才，而同时又流露了仕途坎坷，报国无门的感慨。作者为怀才不遇而伤感，为前途渺茫而黯然，故而遥望京都长安如在天边一样遥远，指看吴会也似乎远在飘渺的云海之间一般虚无。这正是王勃当时对政治前途伤心失落情绪的真实表现。如果只是“西望长安，遥看吴会”，就不能传达出这种复杂的情感。
用典的方法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借用等种类。无论用事用句，使读者从字面上一眼可辨的，是明用;字面上与上下文句融合为一，不细察则不知为用典的，是暗用;正用指典故的含义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一致;反用则是从反面来阐发典故的意思，即反其意而用之;借用是借典故的字面来表达与典故实际无关的事物。如《滕王阁序》中，“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是明用，“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是暗用，“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是正用，“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是反用，“接孟氏之芳邻”是借用(它不是说“择邻而居”或比喻母教等意思，而是表示自己很高兴能与参加宴会的各位嘉宾结交)。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巫山云雨”这个典故在毛泽东笔下，不是指男女艳情，而是借指长江上游的洪水，用来展望祖国水利建设的前景，就是古为今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
王维《山居秋暝》的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意思是，春草就随着它的意愿衰败吧，这里的秋色实在耐人寻味，“我”还是愿意留在山中。即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的话，“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诗人招而不归，甘心隐居山林，其情可圈可点。一般来说，反用比正用更耐人寻味。
七、互文。“互文”是古汉语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有时出于字数的约束、格律的限制或表达艺术的需要，必须用简洁的文字，含蓄而凝炼的语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于是把两个事物在上下文各出现一个而省略另一个，即所谓“二者各举一边以省文”，以收到言简意繁的效果。理解这种互文时，必须把上下文保留的词语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才能现出原意，故习惯上称之为“互文见义”。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首》)，其上句省去了“皎皎”，下句省去了“迢迢”。即“迢迢”不仅指牵牛星，亦指河汉女;“皎皎”不仅指河汉女，亦指牵牛星。“迢迢”“皎皎”互补见义，两句合起来的意思是：“遥远而明亮的牵牛星与织女星啊!”这类互文，只有掌握了它的结构方式，才能完整地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互文的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阿房宫赋》中“朝歌夜弦”，教参书上译作：“早晨唱歌，晚上弹曲”，实际上应为“从早到晚，吹弹歌唱”。《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其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难以区分雄雌。并非象有些教参上说的“扑朔者为雄，迷离者为雌”，若然，“扑朔迷离”这一成语将是泾渭分明，而不是错综复杂了。
归有光《项脊轩志》：“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课文把“东犬西吠”一句注释为“东家的狗(听到西家的声音)对着西家叫”，不妥。如果按照注释来理解，“东”是“东家的”之义，“西”却是“对着西家”之义，“东”是做“犬”的定语的，而“西”却是做“吠”的状语，岂不文气大乱?从散文艺术的意境来看，这一注释也不甚妥。在全文中，这一段是写“亦多可悲”的;在全段中，这一层是揭示“悲”的表象的。作者从“诸父异爨”——分家说起，叙写庭院的变化，反映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零落。“东犬西吠”这一细节，正是要借狗的对咬来反映分家后兄弟之间的内讧。如果按照注释来理解，只是东家的狗骚扰西家，尚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意思。“东犬西吠”应按“互文见义”来理解，需要前后补充而“见义”——前半句只讲“犬”，动作义由后半句的“吠”补出;后半句只讲“吠”，主语义由前半句的“犬”补出。准确的理解应是：东家的狗对着西家叫，西家的狗对着东家咬。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分家后兄弟之间矛盾迭出的那种境况。
实际上，大凡某些方位词对举时，往往都使所修饰的词语生出一层新意。如：“东奔西走”中“奔”、“走”同义，“东”、“西”字面上是“向东(奔)”、“向西(走)”，但由于“互文”的力量，立即生出一层新意：四处(奔走)、到处(奔走)。《孔雀东南飞》：“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柳宗元《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这些方位词的对举都包含了互文现象。
此外，中学教材古诗文用了“互文”的例子还有：唐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八、避复。“避复”是近代学人杨树达提出的，他在《中国修辞学》设“变化”一章，“避复”一节，实际上“变化”也是讲避复。举古书上的例子，说明“避复”乃有意而为，避复本身就是语言的一种追求。
《庄子•秋水》：“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课文注解将“少”解为“小看”，将“轻”解为“轻视”。其实，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小看就是轻视，避复而已。
《屈原列传》：“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称”“道”“述”如果分开解释，或许有区别，但在文中意思都是表示“提到”“称道”等意思，实质上没有区别。
《谏太宗十思疏》：“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敬”就是“慎”。这里有认真严肃、全神贯注地对待的意思;今天还有“敬业”的说法。这里不说“慎始而慎终”，显然是为了避复。又：“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尽”“竭”，其义一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以怒”就是“因怒”。上下文分用“因”“以”，则是虚词的避复。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避复的修辞较多地用在上下文结构对应的位置上，由此产生了“上下对文而见义”之说。所谓“对文见义”是指在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组或句子里，处于相应位置的词可以互释。掌握了它，有时可以从已知词义来推知另一未知词义。这时，一些近义词、类义词临时取得了同义词的作用。对待“对文见义”的词义，读者在阅读时，不必计较它们的“异”，只需认识它们的“同”。如果说，互文见义的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对文见义”的特点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李密《陈情表》：“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鲜”本是“少”的意思，但受到上文“无”的影响，临时取得了“无”的意思。《阿房宫赋》：“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文中“收藏”“经营”“精英”本来并非同义词，也不是近义词，但受到上下文的影响，按照对文见义的原则，它们取得了相同的含义。所以注解中说：“(收藏)指收藏的金玉珠宝等物。下文的‘经营’‘精英’也指金玉珠宝等物。”《病梅馆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教参书上的译文是：“梅以(枝干)曲折算作美，直了就没有风姿;以(枝干)横斜算作美，端正了就没有景致;以(枝干)疏朗算作美，稠密了就没有美态。”这里对“姿”“景”“态”的翻译考虑了不同的措辞，当然是对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含义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这三个字的位置在原文中重新安排，内容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屈原列传》有句云：“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自为”，课文注解为：“为自己”(为读wèi)。其实，“为”在此是泛义动词，仍读wéi，它的含义就是下文的“佐”。如果前面的“自为”是一个介宾结构，后面的“自佐”是动宾结构，文气就不贯通。而且从语法上说，用“以”连接的“求忠”与“自为”都是动词结构，才可以表示目的、承接等关系。笔者翻阅相应的教参书(人教版)上的译文是：“一个国君无论他是愚昧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贤能，没有不想寻求忠臣、任用贤良来辅佐自己的。”译文把“自为”“自佐”合起来处理成“辅佐自己”是恰当的，如果按课文注释来翻译成“没有谁不想为了自己求得忠臣，没有谁不想任用贤良来辅佐自己”，就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了。
九、连及。在古汉语中，有时叙说某一事物时，连带提及另一事物，而连带提及的事物在句子中实际上不起作用。这种修辞方式叫做连及。常见的是专名连及。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举《左传•昭公三年》例：“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吊，大夫送葬。”(“聘”，古代诸侯之间通问修好。“不协”，不团结，有矛盾。)树达引孔疏：“襄是文公子，能继父业，故连言之。其命朝聘之数，吊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原文“文”指晋文公，“襄”指晋襄公。称霸的实际上只是晋文公。《孟子•滕文公上》：“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汝、汉、淮、泗四水，只有汉水流入长江，连类而及其余三水。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许行》一课对“决汝、汉”一句的注解是：“开凿汝水、汉水。汝水在今河南省，汉水发源于今陕西宁强县，在湖北注入长江。”对“排淮、泗”一句的注解是：“排泄淮水、泗水。淮水即淮河，发源于河南，经安徽入江苏。泗水发源于山东，在江苏注入淮河。”注释对汝水是否注入长江交代不清，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行文。
一般词语的连及，人们常称之为偏义复词。这类例子颇多。《墨子•非攻》：“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必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园圃”，本为果园和菜园，这里只是指果园。《孔雀东南飞》中“公姥”“父母”“弟兄”“牛马”等，即《中国修辞学》所谓“物名连及”。余如“利害”“异同”“缓急”“得失”等，即《中国修辞学》所谓“事名连及”。诸葛亮《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因前有“危急”之语，所以“存”用以衬“亡”。“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异同”偏在“异”，“同”只是连带提及，不过是由于平时这两个字经常连用而已。高中语文第三册《五人墓碑记》：“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课文注解对“亦以明死生之大”的注解是：“也就是为了表明死生的重大意义。死生，指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不同的生和死。”实际上，“死生”之义偏在“死”。作者所表彰的五人生前乃普通市民，“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是所谓“草野之无闻者”，假令他们能“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所以他们之所以被树碑立传，就在于他们死得壮烈、伟大，这在封建社会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陈望道认为“猩猩非禽”，所以说“猩猩能言，不离禽兽”是上下文欠照应。香港郑子瑜教授不同意陈先生的看法，他引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从一而省文”的说法，指出：“禽兽”是复词，偏取“兽”义(参看《中国修辞学史稿》)。
十、合叙。所谓合叙，就是把相关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物前后合并叙述，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意思，目的是使句子紧凑，文词简洁。在叙述时，前两件事与后两件事分别对应，把本来可以用两句话叙说的句子合并成一句话。这种修辞方法叫合叙。也叫并提。《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而汤武征伐。”本来可以说成“(夏)桀**而(商)汤征伐，(商)纣**而(周)武征伐”，是平行的两件事，作者合起来说。两件事前后对应，分别相联。《水经注•江水》(课文题《三峡》)：“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其实际意思是：自非亭午不见曦(日)，自非夜分不见月。课文又有：“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教材注释和《教师教学用书》均译作：“雪白的急流，碧绿的潭水，回旋着清波，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这里采用的是直译，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无不妥。但略加推敲便会发现问题：按此种译法，极易被认为“雪白的急流”和“碧绿的潭水”都“回旋着清波，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事实上，“雪白的急流”奔腾汹涌，可以“回旋着清波”，却难以“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而潭水较为平静，方可现出其“碧绿”，也才可“倒映着”岸边的“各种景物的影子”。因此，原句运用了“合叙”法，原文应理解为：“素湍回清，绿潭倒影”，译文应变为：雪白的急流，回旋着清波;碧绿的潭水，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
《出师表》中有多个合叙的例子。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这句话的前面是把“作奸犯科者”和“为忠善者”合并在一块叙述，与之相承搭配的后面的“刑”和“赏”合并在一块叙述。在理解它时应该分开来叙述：“作奸犯科者”论其“刑”，“为忠善者”论其“赏”。“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性行淑均”即“性淑行均”。此句译文应是：将军向宠，性情善良，行为公正。“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查《三国志•蜀志》可知“侍中”指的是郭攸之和费祎，“侍郎”指的是董允。翻译时就要把合叙改成分述。“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应是“此皆良实，志忠虑纯”。
《师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其意实为：句读之不知，则师焉;惑之不解，则不焉。就是说，不知道句读的从师，不能解答疑惑的反而不从师。不这样理解，原文就无法解读。这种句式一般称之为“双提分承”。《前赤壁赋》：“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即“渔于江，侣鱼虾;樵于渚，友麋鹿”。这种双提分承的句式，在现代汉语书面作品中也有运用的。如秦牧《土地》(曾选作高中课文)有一句：“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布满山谷和原野。”实际意思是说：水库像闪亮的镜子一样布满山谷，运河像一条条衣带一样布满原野。这种句子显示出书面语言精于加工的特色，有一种严谨精致的美。
一般的合叙，前面两件事在前的，也承接后面两件事在前的。可以写成简单公式：ABAB。但是有的作者处理合叙时，前后结构作了变通处理，出现了错综变化，呈现出这样的模式：ABBA。如：《孟子•公孙丑下》(课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兵革非不坚利也。”“兵”与“利”发生关系，“革”与“坚”发生关系，实际意思是说：“兵非不利也，革非不坚也。”作者不说“兵革非不利坚也”，而说“兵革非不坚利也”，理解上要分开来，次序上又有错综变化，无疑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再如《五人墓碑记》中“赠谥美显”也是“合叙”，分开来说，就是“赠显谥美”。“赠”是对死者追封爵位，自然非常显赫;谥号是对死者追封的称号，自然非常美好。崇祯曾经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号为“忠介”。课文上对“赠谥美显”的注释是：“指崇祯皇帝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为忠介。美显，美好而光荣。”教参书的译文是：“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由于没有把握其合叙的句子结构，教参的翻译与课文的注释发生了矛盾，教参没有把“赠”的含义加以落实，把本来的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
十一、列锦。列锦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特殊的修辞方式。这个名称是当代修辞学家谭永祥提出的，他对列锦的解释是：古典诗歌作品中一种奇特的句式，即全句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组成，里面没有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却同样能起到写景抒情、叙事述怀的效果。(《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中国的古人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如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谈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像俱足，始为难得。”用散文的文字来诠释，可以这样来理解：鸡叫了，天还没有亮，残月挂在茅店的上空，赶路的人已经登途了，他走过满是凝霜的木桥，留下了一个一个的足印。区区十个字，不仅有景有情，而且还有动态的叙述，妙就妙在没有一个动词。如果写作“鸡鸣茅店月，人行板桥霜”，意思也许是完整的，但也就不会传诵至今了。
中学教材中运用了“列锦”的有名的例子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三句由九个名词(定名结构)分别排列为三组，每组都是一个特写镜头，所述景物原是大自然中极平常的，但平凡的事物一经诗人的艺术组合，便浓重地渲染出一幅凄凉萧瑟的气象，并将读者带入荒僻冷寂的艺术境界，几乎成了写景的绝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这也是千古名句。作者运用列锦手法，把杨柳岸、晓风、残月艺术地排列在一起，表面上完全是写景，而深情寓于其中，用美好的自然景物，反衬诗人的空虚寂寞之感。
其余例子还有：“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水浒》回目，课文标题)“(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
古代词曲中有的一首全由列锦组成：“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白朴《越调•天净沙•春》)
运用“列锦”，可以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正如人们分析的那样，列锦具有凝炼美、简约美、含蓄美、空灵美和意境美。拿今天的艺术品类来比方，列锦获得了影视镜头巧妙剪辑(即蒙太奇)的某些效果，能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言有尽而意无穷。
参考文献：
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7
2、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
3、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5
4、 赵克勤《古汉语修辞常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7
5.古诗中的特殊现象 篇五
构式是构式语法的最基本概念,Goldberg认为,它的形成通常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另一个是“不能完全预测”。[2]后来,她将“意义”扩大到“功能”,同时也承认:“只要语言结构有足够的出现频率,即使是完全可以预知的,也以构式的形式储存。”[3]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的整体意义大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之和,成分意义必须服从于整体意义,主张以语义为中心来论述语法。它针对生成语法的五个基本观点(天赋论、普遍观、自治观、模块化和形式化)提出体验观、普—特观、非自治观、非模块化、非形式化等观点。构式语法特别强调语言的体验性和特异性,认为语法信息的表征和储存基于实际用法,这对正确理解和阐述高中英语特殊语言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行的普通高中英语教材(2007年版的NSEFC)有比较多的特殊语言现象,给一线教师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其实,按照构式语法理论,从语言的体验观、普—特观、非自治观、非模块化、非形式化等观点进行分析,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语言的特异性应该像普遍性一样受到重视,因为学习者只有掌握了语言的核心用法和特殊用法,才能全面掌握语言知识,在阅读和写作中能够应用自如。下面试从语言的体验观、普—特观、非形式化等方面对现行普通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特殊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一、利用语言的体验观来体会特殊语言现象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知识不是天赋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一条一条习得的。语言的习得是不断体验新的和特殊的语言构式而达成的。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其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教材中新的和特殊的语言构式的掌握和积累。虽然高中英语教材中的语言中规中矩,绝大部分语言现象在语法书中能够找到答案,但也出现了一些非常规的语言构式。这些构式按照常规语法很难理解,或者常规语法没有述及。如:
Is it worth rebuilding lost cultural relics such as the Amber Room or Yuan Ming Yuan in Beijing?(Book 2 Page 2)
Do you think it was worth spending so much money to move a cultural relic such as Abu Simbel?(Book 2 Page 41)
按照常规语法,worth的用法等于介词,后面必须加上一个名词、动名词或代词做其宾语,如worth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seeing, worth a visit, worth it等。上述两个例句中worth后面也跟了动名词,但实际上是it的真正主语,如果将动名词放到it的位置,worth就缺乏宾语,这违反了介词用法的金科玉律。但是,有了it充当形式主语,将动名词置于worth后面,给人感觉worth还带有宾语。于是,该构式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接受了。语言有时就是如此微妙,语法学家对它也无可奈何。高中英语教材中类似的构式还有很多,如There was no stopping the fires. (Book 1 Page 65)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y used fewer and recycled them. (Book 6 Page 66) 等。对于这些特殊构式,学习者绝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多观察和体会,并不断地将其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才能丰富自己的表达方式,逐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二、运用语言的普—特观来对待特殊语言现象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是普遍性和特异性的产物,因此,我们在学习时既要尊重语言的普遍性,又不能忽视语言的特异性。
(一)从特异性中寻找普遍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的特异性存在普遍性。学习者多积累特异性个案,也会找到其普遍性。例如,It’s too bad you can’t go as far as Ottawa, Canada’s capital. (Book 3 Page 38)此句可以归类于比较句型,但与一般的比较句型又有所不同,有自身的特异性。一般的比较句型通常是两者或同一者的两个不同方面进行比较,但此句显然不是you与Ottawa进行比较,也不是you的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即you can’t go as far as you go to Ottawa的省略形式,而是you在行程上没有达到特定的距离。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会接触到更多类似的构式,如as low as 1 to 1.5 degrees Celsius (Book 6 Page 26)、as highas 5 degrees (Book 6 Page 26)、as many as 10 million people (Book 6 Page 60)、as early as the ninth century(Book 9 Page 72)等,逐渐地悟出as ... as构式表示在距离、数量、时间等方面达到某种程度,从而更好地把握比较句型的用法。
(二)不能因为特异性而忽视普遍性
有些构式具有多种含义,但由于其中的一种含义比较特殊,教材编者和教师唯恐学生理解出错,特别强调其特殊的含义,而对其更常见的含义只字不提,结果导致学生对常见的含义反而感到陌生了。这种现象在can not ... enough/too构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教师反复强调这类结构要理解成“不管怎样……也不过分”或“越……越好”,如:We consider your offer of help to be a lifesaver for many of these poor children and cannot thank you enough.(我们认为您的捐赠对这些穷苦孩子是及时雨,真是不知如何表达我们的感谢;Book 9 Page 99)这样的灌输导致学生课外阅读遇到“A woman can’t be too rich or too thin”这样的句子只能依样画葫芦理解为:做妇女越富越好,越瘦越好。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没有错误。但要是与该句子出现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就会露出破绽。这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一句名言,为许多著名妇女所引用,如Babe Paley, Duchess of Windsor,Gloria Vanderbilt等。在那个年代,许多妇女都沉迷于财富和苗条,模特Twiggy的魔鬼身材 (身高1.67m,体重41kg)更成为妇女们崇拜的偶像。针对这一社会现象,这些女名人大声疾呼:做女人不能过分崇拜钱财,也不能过度沉溺于减肥。
造成这类语言结构多义的主要原因在于can’t的含义不同。如果can’t是表示“否定推测”,其字面意思就是“不可能会太 / 足够……”,常意译成“不管怎样……也不过分”或“越……越好”;要是can’t表示“不许可”或“没能力”,可分别理解为“不要过分……”和“不能足够……”。阅读或翻译时应根据语境来判断,不要因为前者含义比较特殊而否定后者意思。可见,语言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能以普遍性否定特殊性,也不能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
三、利用语言的非形式化观点来解释和验证特殊语言现象
生成语法认为,语言中的句法可像数学公式一样运用一套纯形式化的句法公式加以演算,它可独立于具体意义而存在,某一语言中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就是基于这样一套形式化的符号,通过一套规则对其进行形式操作生成而出。[4]受生成语法影响,有些教师喜欢凭借特定句法公式来判断某一用法是否正确,一旦教材出现一种不合乎句法公式的用法,就会进行质疑,如对feel alone(感到孤独的)、all wet(完全湿的)、Smokers cost the government a lotof money、No man has travelled farther than the moon、... whom she thought was dead ... 等用法提出质疑。
而构式语法认为,句法不能运用一套纯形式化的公式进行运算,其概念结构的组织方式必须借助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如互动体验、意象图式、范畴化、认知模型、隐喻转喻、识解等)做出统一性解释。因此,对于高中教材的特殊语言现象,我们应该尝试运用人类的某种认知方式来解释。例如,deepblue sky (深蓝色的天空;Book 1 Page 2)、bright yellow(亮黄色的;Book 9 Page 38)等构式可以用构式识解的一种常见方式———构式压制来解释。就是说,当形容词进入“程度副词+形容词”构式中的副词位置,该构式会激发构式因子迫使形容词做出让步,使之变成程度副词来满足构式的需求,尽管在词典中找不到它们副词的词性。再如,对高中教材反复出现副词置于名词之前的构式,如especially Hong Kong(Book 3 Page 38)、especially irons(Book 5Page 72)、mainly fishermen(Book 8 Page 2)等,我们可借助于 范畴化理 论将它们 与especial HongKong、especial irons、main fishermen进行对比,从而概括出形容词和副词修饰名词的不同特征:形容词起着修饰、描绘作用,译成汉语常带有“的”字,如上述含有形容词的构式可分别译为“:特别的香港”“特别的熨斗”“主要的渔夫”;副词起着限制性作用,译成汉语常带有“是”字,如上述含有副词的构式可分别译为“:特别是香港“”特别是熨斗“”主要是渔夫”。
构式语法是基于用法的模型,强调“所见即所获”。一个构式是否正确,不能完全依靠语法书和词典来衡量,因为许多词典和语法书的编写缺乏语料库的支撑,可能与语言现实有较大的出入,甚至会出尔反尔。以ill为例,《现代英语用法词典》[5]在ill词条中说它仅作表语,而在alert词条中却举出这样一例:alert for any sign of change in the critically ill patient。同样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6]在区别ill与sick的用法时说:One can speak of the sick (=sick people) but not of the ill,可偏偏在intensive词条下见到这样的句子:Intensive care in hospitals is given to the seriously ill.
为了弥补语法书和词典的不足,对高中英语教材出现的特殊构式,不妨引入语料库的数据加以验证。对于苦于找不到语料库的教师,最简便的方法是使用Google检索工具。利用Google高级检索手段,将搜索网页“语言”设置为英语,“地区”为美国或英国,“与以下字词完全匹配”为要检索的构式,“文件类型”为PDF格式(因为这种格式文件中的语言更规范一些),便能检索到某构式的使用频率。例如,“Yuan Longping is now circulating his knowledge in India.”(Book 4 Page 10)中的circulate,按照用法词典,作“传播”解释时一般跟rumor, falsenews等贬义词语。通过Google检索,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15年3月23日,circulate knowledge在美国网站PDF文档中出现了577次,在英国网站PDF文档中出现了106次,由此可以判定这一动宾搭配的构式还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验证教材中出现的其他非常规用法,如 ... looking for places to hide.(live没加in;Book 1 Page 26)、The zone nearestFrance ... (nearest没跟to;Book 5 Page 10)、... a friend of my mother (mother没加’s;Book 6 Page12)、... from where we had fantastic views ... (where充当关系代词;Book 7 Page 29)等。如果我们不去检索,拾人涕唾,人云亦云,就很难发现语言的真相,更不能为上述feel alone、all wet等构式平反昭雪,还其庐山真面目了。
处于语言边缘的非常规表达方法是语言知识不可或缺的部分,考察它们的用法也有助于揭示语言的普遍规律。高中英语语法教学固然要坚守核心语法的阵地,但也不能忽视边缘的语法现象,应还它们一席之地,在学生掌握核心的基础上向边缘延伸。对于教材出现的特殊用法,要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力图揭示其中的奥秘或规律,切勿轻易排除或否定。
参考文献
[1]CROFT W,CRUSE A.Cognitive linguistic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
[2]GOLDBERG A.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4.
[3]GOLDBERG A.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6:5.
[4]王寅.认知构式语法[J].外语学刊,2011(2):31.
[5]张道真.现代英语用法词典(重排本)[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4,684.
6.古诗中的特殊现象 篇六
关键词：鲁迅小说 特殊性方言 语言风格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通过创作以《狂人日记》为首的三十余篇白话小说，在白话文运动中树先锋之资。小说语言生动传神，直指人心，渗透着独特的“鲁迅式”风格，并通过“方言化——口语化——白话”的过渡性传递方式一步步推动白话文的演进和发展。鲁迅小说中的特殊性方言化现象虽然在当时饱受争议，但其丰富的文学内涵和重要的文学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细细推敲和分析。
一.特殊性方言化现象的主要表现
（一）浑然天成的巧妙用词
鲁迅的小说中非常注意用词之精巧、严谨，而且不少篇目出现绍兴方言词汇，颇有江南风味和生活气息。其中实词精确形象，虚词则模糊婉转，但不管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因其匠心独运的设置而使小说的画面感浑然天成，人物刻画惟妙惟肖。
1.（1）长子弯了腰。（《示众》）
（2）罗汉豆正旺相。（《社戏》）
“长子”指身材高大的人。吴方言中“长”可用来修饰人，古汉语中也有此用法，如《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北方话中，“长”已经失去了修饰人的能力，在形容人的身材时用“高”。[1]“旺相”是茂盛的样子，“罗汉豆”是绍兴话对“蚕豆”的称呼，只六字便写出了故乡一派生机祥和的模样，既传神又给人以真实感、亲近感。此般神韵也唯有这颇具灵性的方言用词才能传达出了。
2.（1）送在嫦娥的眼前。（《奔月》）
（2）他大约未必姓赵，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姓什么。（《阿Q正传》）
例（1）中介词“在”一般是不能放在“送”之后的，这里“在”是由吴方言中的“勒海”对译而来的。（“勒海”同时包含了“到”的意思，吴方言中习惯说将某物“送/端/拿勒海”某人面前，相当于“送到/端到/拿到”。）[2]意在还原小说真实场景，体现浓厚的民间风情。而例（2）中的模糊副词的使用则是《阿Q正传》一个非常典型的语言现象，类似的用法在很多作品都有出现，如《孔乙己》中“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并非简单的方言化，而是加入了鲁迅自己自创语体的特殊性用法，以图字里行间表现一种深刻的讽刺和锋芒的披露。
（二）恰如其分的小句点缀
除巧妙的用词外，鲁迅还善于运用带有特殊性方言化色彩的“小句”即一些特征性明显的短语、词组及俗语等。
（1）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在酒楼上》）
（2）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狂人日记》）
（3）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见过两回，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离婚》）
3.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肥皂》）
4.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社戏》）
例1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AABB式，ABB式和ABAC式词组，这类词组并非常见的用法，大多是鲁迅结合吴方言的自创式语体。相比于“敷衍，模糊”，“白色的”和“傻气的”的直接表达，这类词组显然更具表现力，而且因语素之间以前从未有的组合搭配使这类词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碰撞出耀眼的语言火花。例2中的“眼睛生在额角上”，在吴方言中用以讽刺高傲妄为的人。这类俗语在鲁迅的小说中俯仰皆是，它们一方面用于形象贴切地描画人物或场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吴越地区民间方言的幽默和智慧，为小说增添几分风趣。例3是鲁迅小说中特有的“过渡语”，这类短句看似功用性不大，甚至删去也不会影响文章大意，但实则或承接上下文，使故事情节浑然一体，或加强语气以表达某种特殊含义，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
（三）独树一帜的交融句法
鲁迅的文字“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王朔如是说。[3]看似“读不通”，仔细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还可能有语病，但就是这样一种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句法风格让鲁迅的小说独树一帜，其中的奥妙的确令人玩味。
1.“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高老夫子》）
2.现在我听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优雅，有趣而且分明。（《好的故事》）
3.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狂人日记》）
“我辈正经人”是一个标准的文言判断句式，直接的语言描写一方面表现高老夫子鲜明的人物形象；例2将“美丽，优雅，有趣而且分明”放在“故事”后面可以强调重点，突出定语，同时平衡句子结构，其实是对欧化句法中“定语后置”语序的引用。[4]而例3一句则是一种“双重定语结构”，通过叠加“的”增强句子反复性效果，虽然读起来生硬而含混，但正是这种句中暗藏的矛盾性累积激起了整篇小说的爆发点，让觉醒的咆哮成为主旋律，成为一个时代的呐喊强音。
二.特殊性方言化现象的形成特色
鲁迅在谈到绍方言时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文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且接亭杂文·门外文谈》）但实际上鲁迅小说中出现的特殊性方言化现象并非纯粹的方言体，受鲁迅自身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影响，这种特殊性方言化现象其实是一种以吴方言为主干，以文言文、外来语（主要为欧化及日语）及自创语体等为枝叶多种成分相融合的“语言综合体”。
（一）方言与外来语的综合体
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道路上，语言的“西化”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一大趋势。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先驱，因他受西方文学的浸润及留学日本七年有余的经历，其小说的语言便出现了在已有的方言化特性基础上融入以“欧化”和日语为代表的外来语成分。
以口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方言化和以印欧语系范式为主体的欧化形成了二元对立冲击又相互融合的趋势。欧化和口语化是“五四”文学乃至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在语言探索方面的两大趋向。用欧化来抵制口语化与用口语化来反对欧化，是中国文学欧化/口语化二元对立的最主要表现。[5]以印欧语系为主体的欧化的确成为新文学突破古典文言束缚的一有力武器，但其在跟语言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质差异的汉语交融过程中有时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窘境；方言口语化则是另一个极端，其大众化、民俗化的表达一方面推动白话文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其粗糙的外壳使以其为载体的文学难登大雅之堂，饱受质疑。而鲁迅小说中的语言则睿智地取方言之词令，欧化之句法，将方言化的通俗亲民性与欧化的精确新颖性得以完美结合。如《狂人日记》中：“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接杀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晓得”和“祸祟”都是取绍兴方言近音的表达；判断动词“是”在此直接表达判断语气，转承英语中表示判断或强调作用的标志“be”的用法，成为一种句子中必需的普遍形式，是欧化句法的一个重要表现。[6]鲁迅小说中方言化与欧化的交融既使小说的受众面更广、文学思想波及力度更宽，也真正意义上为白话文登上文学主流舞台找寻到了一个可行的突破口，是现代汉语“前身”的一个重要典型。
鲁迅先生留学日本七年（1902-1909），当他投身文坛后，作品中也自然而然地留下了日式话语挥之不去的风格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小说中大量的“日语借词”，另一方面是语句中若隐若现的日式语法及语言思维传统。据研究学者统计，鲁迅小说中出现如“代表”、“革命”、“偶然”“参看”、“出版”、“钱”、“思想”、“自然”等一类“日语借词”共138个，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钱”、“自然”和“革命”分别达148次、75次和37次。[7]它们都是构成鲁迅小说中外来语成分的重要内容。而与方言的结合则主要体现在日式语法和思维模式上。鲁迅的作品中“的”字数量多而且灵活多变，是受到日语语法中“の”用法的影响。不仅小说，散文中也有体现，如名篇《藤野先生》中“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8]这些语句读来拗口，但却经得起咀嚼，是鲁迅先生博采方言和日语之长的精心提炼。
（二）方言与古典文言的综合体
虽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但鲁迅也在小说创作中收放自如地运用文言文以增色，使文章既不失古典优雅的风韵，又为方言式话语套上了一层柔和的外衣。如在《孔乙己》中，为了塑造一个没落的旧知识分子典型，鲁迅对其语言描写运用大量文言句式。除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外，鲁迅白话小说中不少代表性的文言句式也让其与充当“中介角色”的方言口语相得益彰。这些文言句式虽经典而古朴，但却浅显易懂，从表达效果来看，文言文句式的运用也达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或让语言显得庄重典雅，或显得幽默诙谐。[9]它们是构成鲁迅小说中特殊性方言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方言与鲁迅“自创语体”的综合体
除与外来语和古典文言结合外，鲁迅小说中的方言化之特殊还因其存在大量的“自创语体”。“自创语体”是笔者为鲁迅小说中一类语言现象所取之名，指那些在鲁迅先生创作之前从未使用的语言现象，但经其创造性地发掘使用之后得以广泛流传的一类。它们既包括鲁迅先生自创的词句，也涵盖旧词新用、拓展或转移其本义。下面略举两例：
1.“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药》）
2.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咀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故乡》）
按照传统汉语规则，“运气”是不能这么用的，而鲁迅为了体现康大叔职业刽子手粗暴、愚盲的性格特点，创造性地赋予“运气”这一名词以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这出现在康大叔的话语中妥帖又直观地刻画了人物形象。[10]“细脚伶仃”更是鲁迅先生自创的成语，与“圆规”这一借代手法相互映衬，将一个粗鲁、野蛮的市井妇女形象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成为现代小说史中人物描写的一个相当成功的典型范例。鲁迅小说语言还常出现旧词新用，或夸大其词，或引词反义，或将一词一语刻意用在不恰当的人、事、物、情景场合及范围上，制造强烈的反差感给读者带来鲜明的视觉效果以激起文章主线矛盾，达到讽刺、批露的目的。当鲁迅的自创语体以方言化口语为载体出现时，显得自然诙谐、真实含蓄，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言语风范。
三.特殊性方言化现象的影响
正如鲁迅自己坦言：“我以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写在<坟>的后面》）而他在小说中也的确做到了，只言片语饱含深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谈及其小说中特殊性方言化现象，它们已不仅仅是对于鲁迅为人称道的特异性语言本身的建造砖块，更是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中弃旧图新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改革，同时也深深影响着我们今天对于鲁迅文学的研究、对于现代文学这一整体版块的探索，成为一笔亟待进一步挖掘的宝贵财富。
（一）立当世之典范
1.奠定鲁迅小说的文坛经典地位
特殊性方言化现象一个最大的功用便是以其非同一般的个性化、生活化和真实化色彩为鲁迅小说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如通过充满乡土气息的吴方言、绍兴土语塑造的村妇形象如杨二嫂、祥林嫂和夏四奶奶等；通过方言化口语和古典文言的结合塑造的腐朽落魄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封建卫道士如孔乙己，赵七爷，高尔础等；通过方言化口语和外来语结合体塑造的具有初步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如魏连殳，N先生（《头发的故事》），涓生和子君等；通过方言化口语和自创语体的结合塑造的一类让人捉摸不透但却暗藏深意代表已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疯癫”形象如狂人（《狂人日记》），疯子（《长明灯》）。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立体而多维是一部小说成功之要诀、灵魂之所在，而读者得以洞悉这些人物的“窗口”便是小说的语言。
此外，特殊性方言化现象对于鲁迅小说的环境背景渲染及主题矛盾的揭示也有不可取代的意义。《故乡》和《社戏》是两篇鲁迅对于自己虚构的故乡“鲁镇”人、事、景、物的描绘。儿时一起看社戏的天真烂漫，几十年后重回故乡的萧瑟破败；杨二嫂、闰土等一行人儿时记忆中美好而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与如今被生活所压榨的世故、苦酸之对比...这些小说中故事的小环境都通过凝练而沉重的方言化口吻一一呈现，而前后鲜明的对比最后也归于当时社会矛盾激化、正处变革时期的大背景，其最终都是用以揭示贯穿小说的主题——抨击封建礼教，批判民族的劣根性，启蒙国人的民主科学意识，以求救亡图存的革新之路。
2.成就鲁迅文学改革创新的先锋角色
形成一种鲁迅式的独特话语模式、特异性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不仅让其小说在现代文坛耳目一新，更以强烈的“启蒙性、前瞻性、先锋性”显示出初步的“后现代色彩”。《故事新编》的语言混杂、语言狂欢无疑具有后现代性，而其全部小说语言所体现的特异性，因为其朦胧多解、不确定性、反逻辑性、未完成性、混杂性、游戏性等等，而颇具后现代性，这使鲁迅小说兼具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色彩，从而显得丰富多彩，异彩纷呈。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13]茅盾先生也曾评价《呐喊》的语言：“这奇文中冷峻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14]当“方言化——口语化——白话”的过渡性传递方式从小说内发而及外地正式形成后，便顺理成章地实现了白话文运动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宗旨。特殊性方言化现象是现代白话处于雏形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其虽尚未成熟且残留些许文言的晦涩难懂、方言的浅俗粗糙，但却是文字表达变革的必经阶段。而历经这个过程的艰难跋涉后，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焕然一新。此后，由文学延展开的思想革新、制度革新也顺势扶摇直上，新民主义主义革命以坚定而沉稳的步伐一步步迈向曙光。
（二）开后世之先河
特殊性方言化现象得以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一方面缘于前文提及的种种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缘于鲁迅先生本人言他人所不敢言的英勇、果敢的创作精神。特殊性方言化现象于后世之贡献不仅限于作为一种文学现有的成果用于引用、效仿和学习，更重要地是学会鲁迅先生创作的通达之气魄，创造性语言的思维模式。敢写，敢言；发散思考，无畏陈规。唯有秉持此般创作精神才有可能在充分利用既有文学积淀的基础上重登新高。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特殊性方言化现象这一鲁迅亲身“走”出来的“路”到今天已引起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注意和考察。鲁迅文学的相关研究虽然已经相当成熟，但对于像特殊性方言化一类语言现象的应对模式却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就翻译领域而言，它们的存在就为鲁迅小说的进一步传播延续制造不少难题。译者一方面要尊重小说表述原意，将其转化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而不失神韵，另一方面还要结合翻译后受众者的文化、语言习惯而使其不至于出现偏差、扭曲。《社戏》中一句“‘……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就有“识水性”，“凫水”和“弄潮”三个意义相近但表述不同的词；此外，特殊性方言化现象中庞杂的文言典故、方言俗语以及鲁迅的自创语体的交融都给翻译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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