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精选6篇）

1.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篇一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摘要：当今国内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和其之间的交汇融合已成大势所趋，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代中国，如何建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已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思考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非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我们要继承精华去其糟粕，辩证的去看待它。中国的发展需要以文化为动力，它的重要性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它的影响力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而不至于受外来文化的侵扰，创造一种属于中国本国民族文化，才能让中国立足世界文化之林而不败。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现代的传统文化影响力

现代化大潮的冲击，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于是极力保护和弘扬它们。在物质文化方面当被问及为中国的什么感到自豪是许多人的回答是，长城、四大发明等。可是我们弘扬它们的目的不在于标榜中国在历史上多么强大与辉煌，因为这是一段逝去的荣耀。而在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创幸福的道路奠定基础，这也符合文化本身的定义：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

1.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创造的辉煌业绩

1.1文化体系

当我们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常常骄傲地论及这么一个现象，即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自从形成以来绵延五千年而从未发生重大断层的文化体系。我们暂且不论形成这种“一枝独秀”的现象是由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或是地理气候等因素形成的文化稳定性或保守性。有一点是我们必须看到并引起重视的，那就是自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受了强烈的撞击与动荡。这其中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有狂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与“洗礼”。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后期，中国一直是多种文化厮杀的主战场，而这种文化的碰撞与争斗又往往只是声势浩大的论争与批判，到最后也并未培育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中华大地上，反而激烈的战争留下的是无尽的荒凉，双向矛盾导致了中国文化不知何去何从。也正是这种迷茫与彷徨，导

致了当代中国人信仰的缺失，文化上的无归属感。

1.2文化核心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会沦丧，只是在一个阶段，当传统文化找不到融入当代社会恰当的形式时，就会自然的潜伏起来，潜伏于书经典籍，潜伏于国人民心，随着中国经济日盛，泰安日久，时间也会让人们的心境归于平和，从而更加冷静的思考，除了舶来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才是历史传至我们手中的精神财富？什么才能够让我们的民族灵魂得以延续？在文化氛围日趋开放和理性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理性地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种回首不是自恋式、复古式的固步自封，而是以现代社会为参考系，衡量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成分，寻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继承和更新一切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成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经济上成为大国的同时，成为文化上的强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加自信地屹于世界东方，坦然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

2.传统文化的价值

2.1特定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2.2思想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最早摆脱了神的权威控制。尽管中国古代也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仪式，如祭天、拜祖等等，但神学真正在思想信仰层面对人的控制或曰束缚是极少的。“子不语乱力怪神”，“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反它更关注人，关心凡身肉体所构成的芸芸众生，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以及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这不仅对于树立中国的自信心，也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日益侵蚀着人们的心灵，当人们面临“后工业化”、“后现代”的心灵荒原，当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再也找不到价值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内倾”性品质，以及“内圣外王”原则，给了多少人以心灵慰藉。当人们不再相信正义、善良，不再相信博爱和同情；当人们专注于爱情的肉欲性爱中，当人们只干着“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时，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纯粹性，给了多少人以行事准则，不再让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自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许多外国人所仰慕和倾倒，故宫、长城总会赢得外国人赞叹。这种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具有十分重大世界意义。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时间和国度的话，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对外国人的吸引力。如今，好莱坞，频频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中取材，拍摄电影，这都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其提供了准则。

综上所观，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们在国际社会中和谐相处提供了行为准则参考，中国严于律己的礼仪文化，为让人们从容应对国际局势提供了行为准则。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和”的精神内涵。对缓和国际矛盾，解决国际争端有重要意义。中国现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增强了综合国力。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去探索！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4、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出版社，2006年

2.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篇二

一、狮子的由来

谈及中国狮子的由来，就必须要从我国的汉朝说起。依据相关史料记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传播了先进的文明，彰显了汉朝的强盛。为了与汉朝交好，获得汉朝的庇护，安息、大月氏等西域诸国于87年不远万里将狮子作为祥瑞之物送到我国。由此可见，我国最早的狮子是作为西域贡品引入而来的。在此之前，汉朝举国上下无人见过狮子，因此西域诸国将这么贵重的祥瑞进贡给朝廷时，立即吸引住了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但由于从未见过狮子，突然面对如此健硕的巨兽, 汉朝官员存在一定的恐惧与抵触情绪。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与狮子接触时间的增多, 人们对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瑞兽———狮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由恐惧抵触转变为喜爱。由于朝廷与民众的喜爱, 汉朝之后的历朝历代均能查阅到贡狮的记录。我国历史上有关贡狮记录始于87年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狮子, 止于1678年葡萄牙使臣向清朝进贡非洲狮, 前后历经一千六百余年, 期间从未中断过。这一千六百年的贡狮历史, 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接触、融合以及发展的历史。

虽然狮子并非产于中国, 作为外来物健硕让人敬畏, 但这些并不妨碍人们将狮子作为吉祥如意的象征,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麒麟等神物受到人们的喜爱。民众不仅将狮子居于庙堂之上, 而且积极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进行有机结合。在历朝历代艺术家们的不懈努力之下, 狮子的形象已经融入绘画、石刻甚至是刺绣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 以前源于西方的狮文化转变为具有浓郁东方气息的东方狮文化, 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无论在中原还是在边塞, 宫殿、庙宇、桥头路边宅前, 乃至日常使用的用具都能发现狮子的形象。在我国, 狮子寓意吉祥如意, 出于对狮子的喜爱, 民众不仅仅满足于将狮子的形态固化, 更要使狮子的形态动态化, 因此民众就模仿狮子的形态动作, 由此舞狮运动便产生了, 但舞狮运动究竟是何时起源, 还有待考证, 这也是接下来探讨的重点。

二、中国舞狮运动的起源探析

中国舞狮运动究竟起源于何时, 学界众说纷纭, 通过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分析梳理, 总结归纳出三种较为合理的说法, 分别是汉朝起源说、三国起源说以及南北朝起源说。接下来就一一剖析这三种说法。

1.汉朝起源说。依据古籍史料记载以及历代学者的考据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舞狮运动起源于汉朝, 但是无法确定具体的年代。汉朝时, 由于我国国力强盛, 威名远播, 西域诸国常需要遣使前往汉朝朝拜, 为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汉朝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会安排歌舞助兴, 歌舞人员带上形如鸟兽的面具模仿着鸟兽的动作进行表演, 西域使臣在欣赏歌舞之时却没有发现百兽之王狮子的身影, 感到非常不解, 遂询问汉朝大臣, 方得知当时汉朝并未有狮子。后西域诸国于87年将狮子进贡到汉朝, 自那时候起, 狮子开始逐步输入到中国。为了在西域使者面前表演形似狮子的舞蹈, 汉朝遣人进行相关的舞蹈训练。这种舞蹈训练可能就是中国舞狮运动的前身。

2.三国起源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依据史料上的相关记载认为, 舞狮运动起源于三国时期。三国时期广陵亭侯孟康在《象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若今戏如虾, 狮子者也。”作为曹魏时精通天文、地理、小说的著名学者, 孟康在其著作中的表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单凭一部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舞狮运动起源于三国时期, 说服力欠缺。

3.南北朝起源说。翻阅浩如烟海的古籍, 在《宋书·宗懿传》中发现了真正关于舞狮的记载。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南北朝时, 445年 (宁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南宁军“代林邑, 懿自奋请引。林邑五蒸阳迈国来拒, 以装袖象, 前后无际, 士卒不能当。曰:‘吾闻狮子威服百兽, 乃制其形, 与象相御, 象果惊奔, 众因溃散。遂克林邑。’”[1]自此之后, 军队中开始流行起舞狮这样的活动。由于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及多人的参与, 使这项在军中进行的活动慢慢传入民间, 成为舞狮运动的起源。不过当时这项运动并不称之为舞狮, 而被称之为太平乐。但是据史料记载, 太平乐和现代的舞狮运动极为相似。

三、舞狮运动的文化价值探析

1.崇拜狮神的直接反映。千百年来, 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我国民众将其作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狮子作为外来物种引入到中国, 起初人们由于对狮子缺乏了解, 对狮子感到排斥与恐惧。但是在漫长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宗教因素的影响, 体型健硕、凶猛刚烈的西域异兽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成为勇猛与威武的代名词, 民众对狮子极其的推崇敬仰, 将其视为能庇佑自身的神明, 因此十分崇拜。

再者, 由于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而是在千里之外的西方。西方进贡到朝廷的狮子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十分珍贵, 一般都是圈养在皇宫深院中, 普通的官员都难得一见, 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 这使得创作狮子题材作品的艺术家们无的放矢, 只能依据民间的只言片语犹如盲人摸象般进行想象勾勒创作。民众看到艺术家们凭想象勾勒出的狮子作品, 更加觉得狮子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认为狮子能够吃掉虎豹等猛兽, 狮子的神秘色彩被进一步渲染了。狮子这种神秘感与勇猛在诸多作品中均有记载。在表现狮子的神秘感时, 《海内十洲记》中将狮子的外型夸张为:“有狮子, 辟邪巨齿, 天鹿长牙, 铜头铁额之兽。”在表现狮子的勇猛时, 说狮子气势压过老虎与豹子, 虎豹见到狮子都不敢仰视, 《洛阳伽蓝记》与《南村辍耕录》均有类似的记录[2]。在民众与艺术家作家的夸大与想象中, 狮子成为神秘莫测英勇雄壮的神兽, 民众逐渐形成了崇拜的心理。正是由于狮神崇拜的影响, 人们开始关注狮子的外型、动作与神态, 并积极地模仿表演出来, 因为民众相信通过这种模仿表演的形式能够使狮神感受到民众对它的崇拜进而庇佑民众。这种模仿狮子外型、动作与神态的舞蹈慢慢演化为舞狮运动。久而久之, 舞狮运动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盛行起来, 成为民众乐于参与的民间活动。民众对狮子从最初的外型崇拜到对狮子的精神崇拜, 舞狮运动直接反映了民众的狮神崇拜情结。

2.驱邪避灾的美好意愿。舞狮运动自产生以后便不断地发展, 到隋唐时舞狮运动已经非常兴盛。在唐朝时期, 舞狮被赋予驱邪避灾的美好意愿。这一点在相关史料中有所记载。《新唐书·礼乐志》中这样表述:“五方狮子, 高丈余, 饰以方色, 每狮子有十二人, 画衣执红拂, 首加红袜, 谓之狮子郎。”这里表述的“五方”指的是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五方”更有自己的代表颜色, 因此五方狮子的颜色各有不同。在中国民俗文化中, “五色”为避邪之意。因此, 舞狮运动意蕴着民众驱邪避灾的美好意愿。

在我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各地均有舞狮的习俗。据说, 这与一个传说有关。相传, 在清朝乾隆年间, 在江南一代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无论是人还是畜牲大片死亡, 而朝廷却束手无策。乾隆皇帝爱民如子着急万分, 梦不能寐, 终有一日因劳累入眠。乾隆皇帝忽然梦见一只猛兽踏着五彩祥云降落人间, 仰天长吼一声, 瘟魔顿时大惊失色仓皇而逃, 江南地区的瘟疫得以解除。乾隆皇帝从梦中惊醒, 颁布旨意要求宫廷画师依照狮子绘制“瑞兽”的模样, 并让工匠仿形制作, 然后命人一边放鞭炮一边跳舞, 用来驱逐瘟疫[3]。自此之后, 在民间辞旧迎新之际必定要进行舞狮表演, 意蕴着避邪驱灾之意。

3.吉祥富贵的心理诉求。狮子彪悍的身体, 凶猛的神态, 避邪驱灾, 保佑人民平安, 受到世人的敬仰。人们相信在狮神的庇佑之下, 狮子能够带来平安幸福, 带来富贵和权势。狮子自然而然象征着吉祥如意。而舞狮运动自然也蕴含着吉祥如意的意味。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 舞狮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中, 吉祥喜庆始终是舞狮各派中共有的文化因素。这说明舞狮运动体现出民众对吉祥富贵的心理诉求。

无论是春节、中秋还是其他重大活动, 精彩的舞狮运动总会呈现在民众面前。民众通过舞狮表达祝福庆贺乃至期待, 包含有国泰民安、荣华富贵和风调雨顺的意义。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还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在西方, 狮子被打上权威与高贵的标签, 古代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足见狮子的地位之高。不仅在西方, 在我国也是如此, 狮子也是作为一种地位与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如前文所述, 在汉朝时, 狮子作为礼物进贡汉朝。由于数量少, 极其珍贵, 狮子被锁于深宫之中, 很少有人能得见狮子的。因此, 能够观赏到狮子的人非富即贵, 这也同样造就了狮子高贵的地位。在舞狮运动中, 民众能够近距离看到狮子的动作神态, 沾上狮子高贵吉祥的福气。舞狮运动很好地反映出民众吉祥富贵的心理诉求。

历史的车轮还在继续前进着, 虽然舞狮运动起源于哪一时期, 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但是这并不妨碍舞狮运动在变革中发展, 在发展中变革,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极具价值的舞狮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 舞狮运动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 必将发展得更好。

参考文献

[1]张延庆.中国舞狮的起源与文化演变[J].体育文化导刊, 2003 (11) .

[2]刘欣.中国舞狮运动文化意蕴探析[J].兰台世界, 2009 (10) .

3.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篇三

张兴成

摘要：本文考察了书法家的角色，书法的生存机制、研究模式、艺术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的古今嬗变，反思了中国书法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要问题和文化价值。认为在中西文化对比中，书法的“文化性”将显得比“艺术性”更为突出，书法不仅是认识中国文化和文人心性的窗口，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书法所承载的艺术思想和传统智慧对现代文化人格的修正和重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启示。

关键词： 中国书法 现代转型 文化价值 反思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上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还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

①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②

时过境迁，十多年来中国走市场化道路，强调高速现代化的形势并未发生变化，但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用“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③来概括。在以现代化为主导意识的时代，一切古老的文化和传统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其存在的合理性需要重新论证，书法也不例外。在“更实用”的社会价值（如经济发展）面前，文化常常是首先被牺牲的对象，所以，余先生当时的看法是“识时务者言”。但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人们发现不断“进步”的物质技术和经济生活似乎并未带来全面的幸福，反而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从而，一些古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今天，当人们面对着“钢笔文化”与“键盘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个过于迷恋新奇，过于追求功利，过于注重享乐，过于自我，缺乏细节，缺乏人情味的“文化品格”和“人格构架”的时候，是否会有点怀念毛笔人格，进而触动他们的怀古情结呢？这就是现代人的矛盾，“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的东西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在历史上，人类大众选取了一组欲求而牺牲了其余，但当其传统被毁后，他们就抱④怨他们的损失。”现在，我们不得不在这种充满矛盾性的现代语境中来重新反思书法艺术，寻找书法在当下的存在意义。

一、“古今嬗变”中的书法

书法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的转化，而且涉及书法本身在艺术形式、存在形态、创作心态、批评模式、研究方法乃至生产机制等方面的全面转型。

当今书法在日益脱离书写的实用功能走向“纯艺术”的同时，却正在不断地被纳入到一 ①①②余秋雨：《笔墨祭》，《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2、65页。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总第53期。③（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个由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机制和社会场域中。现代社会中的职业书家创作机制，艺术商、出版社、报刊杂志、影视和网络等传媒机制，大众接受的消费机制，从专科到博士的学院化教育机制，书法大赛与展览等评奖机制，书法社团、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书法批评的规约机制等，形成了现代书法创作难以逾越的新的生存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代书法的重要力量。面对这样的生存空间，书法人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分化，出现了一大批靠书法生存的职业书法家、书法展览与大赛策划人、书法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书法教育者，当代书家必须比古人做更多的“字外功”。因此，评价一个当代的书法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个人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在各种互动关系中认识、评价其书法创作心态和艺术追求。从这个层面看，书法实际上并未变成“纯艺术”，甚至离纯艺术越来越远，因为影响书法艺术自律性和制约书法家自由的因素在不断增多，已经表现出结构化和体制化倾向。

今天对书法的认识和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法研究在学科化的推动下不断地被纳入到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现代知识结构之中。目前，除了比较传统的学术研究模式（如乾嘉朴学）外，产生了许多比较现代的、体系化的书法研究方法。比如，从艺术家、艺术作品、欣赏者和社会这“四要素”出发，把书法研究分为书法家研究（创作心理、交游等）、书法作品研究（笔法、结构、章法等）、书法接受研究（欣赏、鉴定、消费与批评）以及从整体上考察书法的特性、价值、源流、风格等等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又比如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书法心理学、书法史学、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等等学科分支，这些分支内部又有着极其复杂的、专业化的知识结构和阐释模式。传统的书法理论和书法美学正在被这些现代的研究模式肢解，重新归类、整合，以适应当前学科化的要求。但这些看似精致、完备的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有时并非源于书法本身的问题和需要，过于拘泥于这些知识结构往往使我们戴上各种概念化、程式化的眼镜，把艺术的鲜活世界分解成一个个抽象的话语符号和知识图谱，造成艺术研究、批评与艺术实践的脱节。或者居于一端，从人为的学科界限出发，标榜自我，否定其他，导致批评的主观化、相对主义化，众声喧哗，却是自说自话。

更重要的转型表现为书法的艺术精神、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的激变。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书法的第一次现代裂变可以追溯到晚明。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海外贸易频繁，城市化迅速和市民文化崛起的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加之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与印刷业的兴盛，促使市民阶层的文化诉求不断高涨。市民阶层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是文化和艺术现代性的主要表现，这在晚明书法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中也得到彰显：一是市民文化、俗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士大夫精英控制的文化局面，俗文化开始动摇雅文化的中心和正统地位，市民的美学趣味开始取代文人趣味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民间艺术、平民艺术开始受到文人的重视，成为新的取法对象。在这种背景下，有了晚明书坛对“经典”法帖的“解构”式临摹和对篆刻、金石学、文字学的关注以及碑学思想的萌芽。二是艺术的商品化、市场化、娱乐化、刺激化和休闲化，使得书法在幅式、章法、内容以及书写状态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追求展示效果和刺激性的巨幅作品，便于应酬的行书和狂草大量流行；三是由于贸易的发展，商品的快速流通带来了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各种外来文化不断改变本土文化的视野和格局，文化空间逐步多元化、开放化，形成了“尚奇”的风气。对异域情调的好奇、模仿和借鉴，推动了晚明经学、美学、文学、艺术上的大胆变革，惊世骇俗的标新

①立异之举得到鼓励和激扬，张扬个性，强调自我意识成为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书法在晚明发生的这场“古今之变”对于理解现代书法观念的变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今书坛出现了与晚明时期一样不断解构、调侃、游戏“经典”的风气，在“边缘”（民间、匠人、金石文字、碑学、简帛、残纸、审丑心理）向“中心”、“正统”（二王、颜柳、帖学、审美心理）不断宣战过程中，书法世界越来越丰富、热闹，但也不可否认其内在的病理也越 ①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86页。来越深沉。傅山提出的“四宁四勿”这样极具政治意图和美学破坏性的口号，已经被今人断章取义或利用，成为丑怪、乖戾和变态书风的圣经。在肯定艺术追求的多元化，张扬“个性”的同时，能否避免因过度尊重“个性”和“多元”而导致价值评判的相对化、平面化？礼崩乐坏，经典式微导致当下的艺术缺乏内涵和高度，艺术批评不再有起码的善恶、美丑、真假标准，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欣赏者几乎丧失起码的审美判断能力，商业逻辑轻而易举地取代了艺术逻辑。这就是今天书坛为什么会从崇尚经典、“与古为徒”走向膜拜大街

①上无名之辈胡乱书写的“娟娟发屋”的原因。书法在现代转换中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界不是特例。

所以，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境界”的“高”与“低”，而现代艺术的核心范畴转变为新与旧，艺术界（包括思想界）“风潮”与“主义”泛滥，书坛、画坛与流行歌坛无异，只有稍纵即逝的“时尚”、“明星”和追新逐异的“个性”，慢慢忘却了艺术价值中最基本的“好”与“坏”、“高”与“低”标准，以为“怪异”就是“优异”，“刺激”就很“高级”。整个艺术界充满了现代性的“造反精神”，追求绝对的自由，表现出对任何束缚（法与理）的极不耐烦，结果“反

②叛”变成了没有实质的“姿态”，像一个泼尽了水的空碗，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等之间的对立是一种进化论观念，但艺术很难用进化论来评判，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其不可替代性，王羲之是唯一的，赵孟頫是唯一的，八大是唯一的，齐白石也是唯一的，他们的“新”在于其唯一性，而不在于是否“现代”，是否“进步”。这种唯一性不是标榜“差异”或“不同”，当然更不是一种“怪戾”，而是一种高度、一种典范、一种召唤，一种境界。古希腊人崇尚“卓越”（arete，现多译为“德性”），而现代人强调“个性”。卓越也是一种个性，但这个性不是现代人意义上的“局部特长”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均衡”或“完善”，一种在自己的“天性”的基础上向“完美”不断靠近。因此，古人追求的个性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人共同崇尚的一种高度和价值。清人刘熙载评杜甫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艺概》）。一个艺术家把作品做到一种极致与辉煌才是真正的“个性”，超越历史与空间的“个性”，因此，无法用所谓的中西、古今、新旧之类的标准去衡量它。当代艺术家的悲哀在于要靠认同“怪异”与“平庸”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和“创造性”，这是一个尼采所说的“奴隶哲学”和“奴隶美学”统治的时代。

二、“中西之争”中的书法

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不断遭到挑战，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书法与中国文学、绘画、音乐一样开始作为一种民族性艺术，或者说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比如2008奥运会会标采用书法和篆刻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可以想象，王羲之时的书法是在汉字文化体系内完成的一种艺术活动，他的受众不需要跨越巨大的文化边界来理解其作品。到了王铎的时代，已经开始向那些来华的传教士（比如汤若望）书写作品，但王铎还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审美接受者来对待，他并没有一种“跨文

③化”的意识，甚至对自己身体状态不佳，笔墨工具不良造成的书写效果甚为不满。但是，今天当我们向一个西方人赠送作品或者介绍中国书法时，多少都会有一种文化上的民族自觉意识。在与西方文化频繁碰撞的过程中，书法的意义和功能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书法的“文化性”将显得比“艺术性”更为突出。因此，必须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来重新来认识书法，认识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认识书法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中国书法体现了怎样中国精神 ①②参白谦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③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8页。和文化品格？它与中国人的性格、气质、风俗、政治等等有何关系？毛笔赋予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怎样的心性品质？在以钢笔、键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毛笔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或者说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方式？书法的命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传统的书法理论和学术范畴所能解答的。

早在1888年至1889年间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时，他就有了明确的“世界眼光”，在“原书第一”中就将中国文字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字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字重形，西方文字重音，“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并从中国书法演变中点明“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的①变法意图。在1935年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或译为《中国人》）中，林语堂先生也专门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书法，他认为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要弄懂中国的艺术，了解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就必须首先了解书法艺术。他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

②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林语堂还特别指出，对西方来说，更有意义的事实是，书法不仅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美学鉴赏的基础，而且代表了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则，这一原则与韵律精神相结合，将为西方现代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这种看法具有明确的中西文化互补意识。几乎在同一时期，宗白华先生也从节奏与韵律问题出发，将中国书法与西方建筑对举，认为中国书法尤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构象美，要窥探中国人各个时代的③生活情调和艺术风格，最好到书法中去寻找。中国书法艺术表现的是“节奏化的自然”，中国书法结体的规律，显示着中国人的“时间化的空间感”，就像西方建筑艺术的结构规律一样，建筑显示着西方人的“空间化的时间感”，所以西方人把建筑叫凝固了的音乐，把音乐称为流动的建筑。他说：“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

④的经济基础上，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因此，中国的书法，不象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向，而成为表达民族美⑤感的工具。”宗白华力图把西方现代审美主义与中国古典的审美主义融贯起来，即把个体的自由与艺术化的人生融贯起来。他把艺术（书法、音乐、园林、诗歌、舞蹈等）作为审美化的人生心性，作为个体自由的生活风范和散步方式，“把汉语思想编织到西欧的个体审美主义论述中去，则加强了汉语审美主义论的民族性特质：有限个体融入宇宙无限之中成乐，被

⑥宗氏述为汉语思想或华夏精神的精髓：有限个体在无限中，无限在有限个体之中”。

20世纪80年代，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书法是处在哲学和造型艺术之间的一环，比起哲学来它更具体，更有生活气息，比起绘画雕刻来，它更抽象更空灵，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中国灵魂特有的园地。这个观点的提出也是源于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的文化认同危机，他说，“今天世界各文化互相撞击、互相吸取养料、互相争取生存的权利，100年来中国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点反思此文化的特征，其优越和缺陷。造形艺术是一个好的研究对象。西方近代哲学家讨论塞尚、梵高的画，精神分析家讨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格朗基罗的《摩西》„„进而借之解剖西方人的灵魂。书法是我们特有的艺术，我们一代又一代摹写不止千百万次《兰亭序》、《祭侄文稿》、《天发神谶》、《石门颂》、《金刚经》„„仿佛中魔、仿佛患了神经官能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53页。②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86页。③宗白华：《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1938年），《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④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1962年），《艺境》，第287页。⑤宗白华：《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1983年），《艺境》，第362页。⑥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5页。症，纠缠在我们内部的是怎样一套结构？我们如何去分析、透视、阐说？如何在其中看出我们特有的敏觉、智慧、文化取向？西方人近年对中国书法也发生很大的兴趣，书法究竟有怎样的普遍性？„„书法仍是我们向往的表现工具、最后的寄托，亦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最好的①镜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不仅是认识个体（书法家）心灵的窗口，也是认识群体（民族）心灵的窗口，更是我们今天守护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所以，有学者将书法作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输出的工具，把书法看做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文化竞争和拓展

②“软实力”的一种资本。这是一种文化战略，当然，可能离书法的艺术性较远，书法活动在这里是被当作文化政治来理解的。这种策略提出的重要语境就是，在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利益的一种重要表达。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一切弱势文化都必须“为承认而斗争”，其实也是“为权力而斗争”，通过在国际上挣得文化发言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文化在不断成为“政治文化”，文化变成了个人、群体、族裔、性别、国家等政治主体的表达方式，政治、经济、文化彼此在对方领域中实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主动输出自己的文化，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且有着长远的政治战略意义。当然，从终极上说，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文明成果都有必要让人类共享，不能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中成为牺牲品。今天，书法在文化政治学意义上是否展现新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现代性救赎”中的书法

西方现代性价值在近400年的扩张过程中也不断表现出各种问题和危机，人们通过对社会体制、社群、人心、生活意义、生存状态等等方面的反思和批判，企图找到摆脱这些困境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找救赎之道，一是他们的古典传统，希望重新认识古典价值，为现代人提供智慧，甚至把问题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和思想；二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之外去寻找出路，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视为“非现代”、“落后”、“愚昧”的古老文明，甚至是一些原始部落文化，也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陷入现代性困境中的西方人开始以欣赏的眼光赋予这些前现代文明以独特的价值。

以林语堂为例，他在美国出版的《吾国与吾民》（1935年）和《生活的艺术》（1937年），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版再版，被译为多国文字，尤其后者曾被评为1937年全美最畅销书籍，连续52个星期居畅销书排名榜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林语堂的作品深深切中了当时美国人的期待视野，用林语堂的话说他不过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而已。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总体想象“定做”出来的，他巧妙地为当时的美国人开了一剂生活补药。他说：“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③悠闲者”。针对美国人因“三大恶习”——“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而导致的“心为形役”之苦，他开出中国人乐天知命、闲适达观的舒心丸，非常奏效。一时间，林语堂被喻为“东方哲人”，成为美国人的“人生导师”，出现了众多的“林语堂迷”，以至于书评家普雷斯科特在《纽约时报》上感叹：“读完这本书（指《生活的艺术》）之后，我想

④跑到唐人街，遇到一个中国人便向他鞠躬。”毫无疑问，林语堂美化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或者说他将中国人的生活完全诗意化了，其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形象”真实与否，就很值得怀疑了。因此，有人批评他在“包装”中国古人，“炒作”生活的艺术，戏之曰 “卖国卖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林语堂称中国书法可以让西 ①②熊秉明：《书法和中国文化》，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2期，第11页。参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③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越裔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④转引自施建伟：《林语堂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方现代艺术找到突破口，其策略性的意图恐怕要大于真理性的探讨，事实证明，西方的现代艺术似乎并未受到书法多大的影响。

但林语堂的思路就没有价值吗？不是，他其实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对西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为他们描绘了另外一种精神人格和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人格和价值，这个观察角度也为我们审视中国书法的现代意义提供了思路。

余秋雨批评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弊病就在于书法的“承袭性”太强，这使得每一个书法家都必须在浩如烟海的历代碑帖的重负下寻找创造自我的可能，“溶汇百家”的过程是一个多重人格的汇聚和浑化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不断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人格的过程，他说：“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①人的如许无奈。”无疑，余秋雨的这个观察是敏锐而深刻的，因为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正在于其对“经典”的崇拜和“承袭”，这个特性缘于其学习对象的封闭性，书法的学习只有从“临摹”前贤开始，不像绘画，可以直接师造化。在书法史上，大概只有少数天才型书家才具有林语堂所谓的“万物有灵论”的艺术思维，在经典法帖之外的自然万物中体悟到书法的奥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白谦慎抓住“临摹”问题来探讨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是极具眼光的。晚明时期董其昌、傅山、王铎等用“臆造性临摹”的方式，“解构”、“亵渎”、“戏拟”、“调侃”经典，表现出极强的叛逆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与那个时代的整体文化风气②是一致的。经典的式微与“自我意识”的张扬，不仅展示了书法实践的变化，其实也暗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人格的诞生，一种把“自我”和“独立人格”看得更高的“现代意识”。当然，这个变化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延续，一直到清中晚期碑学大兴，甲骨学、简帛、残纸和写经等大量涌入书坛，成为新的“经典”的20世纪后期，这个转变方大功告成。

临摹过程的确是一个人格和文化叠加、融会的过程，但我们需要追问具体叠加和融会的内涵是什么？这个过程要造就怎样的文化人格？最重要的是人类的文化脱离了叠加、融会，具有了无限的自由就能找到“人格的健全”，获得无限的创造力吗？

现代人过度地将人类的未来幸福和人生目的建立在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基础之上，面对技术高速发展和经济不断繁荣的景象，许多人相信不再需要人类“积累”下来的艺术和人文经验与智慧了，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世界和人都被无条件设置到技术统治之下，成为材料，成为机器，成为计算的对象，成为市场价值，成为单纯的功能，成为井然有序、千篇一律、毫无差别的“客体”，人之个性、丰富性、多样性被统统抹平，美妙的事情隐匿了自己，这个世界变得不再“迷人”，这就是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解魅化”（disenchantment），海德格尔把这样的时代称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托尔斯泰早就讲过，科学技术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给我们人生中的大问题提供答案，这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生活。人光有生存的技术和手段不行，因为它们只能保证我们活着，并不能保证活得好，活得有意思，但艺术和文学能提供这方面的答案。针对当今西方“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兹先生在临终前（1999年10月）写下《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在这篇流传广泛的“绝笔”中，这位思想深邃，对人类充满深爱的学者表达了他的千禧年“救赎主义”，他认为人类不能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纯粹的物质享乐和纯粹的个人满足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上，这不是“拯救”，而是“沉溺”，这种物质主义的“救赎论”事实上 ①②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页。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不断地加深现代性危机。放弃人类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思想资源，仅仅依靠技术或“自我”是无法找到存在的意义的，除了使人沉溺于物欲的世界外，我们根本无法抵达真正的幸福，人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绝大部分信息“不是建立在物质主义的因果

①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文主义的脾性之上”。史华兹这篇文章的标题以“中国”开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期望，也告诫中国人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这条物质和技术主义救赎之路，因为这是条路无法抵达“千年幸福”的彼岸。

事实上文明的进步和人格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化的叠加和融会基础之上的，一个人不可能凭空思考或应对一切问题。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对完整人格的涵泳，“文化”即“文而化之”，通过积累下来的文化智慧不断地打磨我们，不断地“文饰”我们，最终完成健全而完整的人格。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也是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原因。这一点，熊秉明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临摹古人法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潜入古人心态，了解各种性格、精神、灵魂，体认不同的内心世

②界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扩大我们的胸襟，补救我们人格、精神上的缺陷，塑造自我。他引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第二十二》中的一段文字来表达学习书法与人格熔铸的同一性过程：

“能作《龙门造像》矣，然后学《李仲璇》以活其气；旁及《始兴王碑》、《温泉颂》以成其形；进为《皇甫驎》、《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杨翬》以隽其体，书骎骎乎有所入矣。于是专学《张猛龙》、《贾思伯》以致其精，得其绵密奇变之意。……然后纵之以《猛龙碑阴》、《曹子建》以肆其力；竦之《吊比干文》以肃其骨；疏之《石门铭》、《郑文公》以逸其神；润之《梁石阙》、《瘗鹤铭》、《敬显儁》以丰其肉；沉之《朱君山》、《龙藏寺》、《吕望碑》以华其血；古之《嵩高》、《鞠彦云》以致其朴；杂学诸造像以尽其态，然后举之《枳阳府君》、《爨龙颜》、《灵庙阴》、《晖福寺》以造其极。”

康有为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书法家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中国人如何在文化经典中塑造完善的文化人格的过程。他要求学习书法的人不能追求片面的“个性”、“新奇”，“凡所立之宗，奇古者不录，靡弱者不录，怪异者不录。立其所谓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耳。”（《广艺舟双楫·十六宗第十六》）“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这既是对所学法帖的要求，也是对书法作品和书家的要求，“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完美的书法和完善的人格一样，要求平衡、健康、圆融，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人在医学上讲阴阳调和，伦理上讲和谐，政治上讲中庸，美学上讲中和。“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书谱》）真正被这种文化精神熏陶出来的人格是健全的、丰满的，他不是现代的“单面人”，不是感性与理性，知、情、意的分裂体，也不是缺乏灵魂深度的肉体崇拜者。这样的学习过程就是“文而化之”的过程，相比而言，由于分工的细化和社会角色的合理化安排，现代人越来越被局限在狭窄的领域和功能之中，结果“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③度。”

在希腊人看来，人是神的仿造物，每个人的职责就是在自己天赋能力的许可下，尽力向完美靠近，这就是希腊人所崇尚的“德性”。西方著名古典语文学家汉密尔顿说，如果我们能够设想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在该社会中所有的橄榄球运动员同时又都是最优秀的诗人、①（美）史华兹：《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见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页。②熊秉明：《书法和中国文化》，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2期，第10页。同时参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31页。③（徳）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哲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那么我们便能够完全理解希腊精神了。在此可以说书法所承载的文化人格理想与希腊人的理想是共通的，它们表现出共通的普泛价值。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书法真正承载的人格精神理想不仅不需要急于“淡隐”（余秋雨），相反，它与西方现代思想家们希望从古希腊人那里找回高贵的“德性”一样，提供了一条现代性的救赎之路，那就是通过重新认识古典文化和艺术，把我们的灵魂从单一的物质和技术救赎论中解脱出来，找回人类历史中那些有深度、厚度和永恒性的智慧与资源，塑造健全的现代人格。

①

结

语：

从192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人在争论书法到底是不是艺术，进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书法就是艺术，而且在逐步失去其书写的实用功能后，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书法的艺术性，否则，书法还有什么意义继续存在呢？另一种观点认为书法不是艺术，只是传统文人的一种“翰墨余事”，随着旧文人退出历史舞台，书法也将进入博物馆。毫无疑问，第一种观点成为了主流。强调书法是“艺术”的观念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书法不断向“现代艺术理念”靠近，当代书法对视觉效果和图像意味的强调就是证明。但是，书法的独特价值恰恰不在这个方面，古人讲“书为心画”，当代书法却在追求感觉层面的刺激上远远超过了内在心灵的激荡；传统文人虽然视书法为“小道”，但总是把书法与人生修为、文化涵养联系在一起，通过书法来修心养性，由技进乎道，从外在的形质的表现迈向内在的精神的畅达，从文字的书写发展为人格心性的培养，进而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人格和民族精神印记（心画）。书法的现代嬗变如果只是在外在形态上探索，而忽略了内在精神的守护，丧失的就不仅仅是“艺术性”，而是书法所承载的整个文化生态。所以，有必要重新强调和审视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书法的艺术特质，引导人们从外在形式的视觉刺激向艺术家的内在心灵回归；而且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中国不断迈向经济和科技强国，最终重圆文化大国之梦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发掘像书法这样承载着丰厚的东方智慧和创造力的文化形式，有利于改造世界因西方化而单一的审美知觉，提升中国文化的品质、地位和竞争力。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人类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告别一些美好的价值和人性，但是人们还是希望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找回一些有意义的智慧和教诲。不能因为书法存在的传统语境已经不存在就否认书法存在的现代意义，任何有价值的文化都不能化约为它所产生的环境因素，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把它们承载的普泛意义发掘出来，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既适用于现代生活，又保留其文化与艺术的高度，只有这样，像书法这样的传统才是活在当下的，而不是披着时尚外衣的假古董。

（刊于《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4.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篇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受到时间的考验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慢慢成为生活行动中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起着推动作用，它们以扬弃的方式延续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持久稳定的发展动力，这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受认同的，处于核心力量的优秀文化。

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这样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文明社会，伦理道德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文化当中，就连自然也被人伦化，中国文化于是更加体现出人性化的色彩。

人道主义虽然起源于欧洲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但是中国文化也能以此为一个概括点。在人道主义这个词的内容上来看，虽然说是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主流格格不入的，因为它反对任何形式对人的思想进行独裁专制，而古代帝王却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禁锢人的思想，但是，人道主义如今也存在于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当中。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中国文化这个漫长而又艰辛的历程当中，人道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一直所追求和推崇的，朝代交替，但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呼声从未消失，时代主流思想因为朝代的更替不断革故鼎新也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说“和”仍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核心，神本主义始终没有占据主义地位，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现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的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的是天人之间的统一性而不是以天代人，所以以人为本的思想没有被动摇。古代帝王虽然有“奉天承运”一说法，但这只是从天人合一中衍射出来的另一种形式，表面上看，显示出“天”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却成为了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天人之间，人为主导，也为目的，充分体现了以文为本的中国文化。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和“尚中”之意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于对抗，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化差异。何谓“中”？即不偏不倚；何谓“和”？简单地说就是均衡统一，和谐如一，但必须区别于“同”的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就表现出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始终存在使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逐渐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势。

《论语●阳货》有说：“君子义以为上。”儒家往往将“义”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旅行道德规范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抽象道义论的性质。不过“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培养崇高的道德节操等方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义。这样看来，义一词早已被赋予了内在价值，或者说它本身已经有了至上的性质。《墨家●经上》有说：“义，利也。”也就是说义的本身就蕴含有功利的意思，但绝对不能说是义就是利。义，作为人的尊严、人的理性力量的体现，它又具有超功利的一面。“义以为上”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不断丰富的历史长河中，调节了人际关系，避免了功利意识的过渡膨胀，并督促着人的价值追求不入歧途。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它在中国文化里的重要作用。

5.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五

第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尊和自信的源泉，也是实现民族伟大振兴的根基和精神动力。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深厚民族特点的独自体系，蕴含着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质，凝聚了中华儿女千百年来形成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内在根源，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1]由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激发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因此可以形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品质，这是我们赖

族，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当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和成功发展之时，对于这个近代以来曾遭受了沉重屈辱和曲折的民族而言，大力弘扬自己优秀传统文化，既体现着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极富包容会通、与时俱进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来源，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和现实环境，它能够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能够增强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感召力。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凡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能够用会通精神吸纳其他外来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升华自己，不仅出现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宋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而且还出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西方工业文化的产物，要在中国生根开花，面临着中国化、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伟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要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今后依然无法绕开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要继续加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程度，使之更广泛地体现出鲜明的大众化特色，就只能从中国传统和现实出发，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者，中国传统文化要彻底完成现代转型，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导，对其优秀成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才能重新焕发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光辉，实现其现代价值。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找到最终出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能够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之成为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的崭新文化。总之，用中国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气韵，不仅对我们具有亲切感和认知度，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必然要求。

第三，我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笔价值连城的物质财富，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传统文化遗产堪称无价之宝，具有广泛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遗产因其不同属性而呈现出历史、艺术、科学等不同的价值，由此衍生的经济价值也为现代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持久动力。

中国文化遗产是先人创造文明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遗留下的痕迹，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着各历史阶段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记录着社会经济、科技水平、文化意识、生活习俗等不同时代的状况，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

补史的宝贵作用和研究价值。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大量的科技信息，反映着其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科技水平以及人类创造能力，对诸多领域提供着启发和借鉴，具有极为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部分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诸如，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建筑、园林、书法、绘画、雕塑等，以及音乐、舞蹈、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美学内容都有着独树一帜的传统艺术价值，它并不会伴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艺术之美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传统文化遗产由此还衍生了自身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其经济价值可以看作是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外化。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一样，“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已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文化已经构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系统，文化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使其更加显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传统文化的资源只要进行现代化的转化和开发，一旦形成文化产业化规模，就可以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一些传统文化遗址或遗存得到开发后，已经成为我国文化消费的核心资源和重要的旅游经济资源，这对于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区域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双赢，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传统文化遗产有形的经济价值外，它还有着无限广阔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博大精深传统文化正在逐步成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取之不竭的宝藏。

各种失衡、危机、矛盾、冲突等世界性难题的思想宝库，是慰藉人类心灵和提升人文精神的珍贵资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面临的国际社会、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等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精神道德、价值信念等各式各样的现代危机层出不穷。全球变暖、酸雨频仍、淡水危机、能源短缺、森林锐减、垃圾成灾、碳排放增加、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五花八门的世界性难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世界将向何处去？人类在各种各样的困扰面前感到内心迷茫，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感到无所适从。如何从这些矛盾冲突、困境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智慧恰恰对此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启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魅力来自于其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追求，其中有许多饱含普世性的思想内容，譬如，重视“道法自然”，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理念。这些宝贵的思想理念是天人合一之学，是人类安身立命之学，皆有助于建构新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对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启迪意义。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注重和强调家庭和社会的伦理纲常，对于处理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遵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具有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 篇六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体现传统, 一个凸显现代, 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诸多方面, 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

1. 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 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中的“和谐”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孔子强调“和为贵”, 主张礼仪制度等以“和”为标准,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等, 都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体现。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矛盾, 阴阳的相互作用构成“和”, “和”是万事万物生存的基础。由此可见, 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可见,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2. 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思想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积淀、传承下来的, 它贯穿于人的价值观、风俗道德等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就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孔子的“杀身成仁”、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等, 都表现了个人对国家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鼓舞着人们的爱国热情。从本质上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 包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可以归结为“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谦”, 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要守礼修身、要诚实守信、要廉洁自爱、要知耻向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 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全盘继承传统文化, 而是吸其精华, 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与创新。

1.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改造了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融合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思想彰显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和谐”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等和谐思想, 这是一种继承与超越。当今中国社会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因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思想就是要调和矛盾, 解决存在的不和谐问题, 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思想的要求下, 每个人都要遵守民主法治、诚信友爱, 合力营造和谐的局面。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了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时代精神, 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爱国主义一直在民族精神中占据核心地位,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包括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等内容, 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永恒主题, 是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 与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无数的先烈用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等, 都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新时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 我们要以宽广的眼光看世界, 要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这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相悖。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要正确处理爱国与关爱世界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了爱国主义理念,

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1.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提高国家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实践证明, 无视或者抛弃传统文化, 必会造成不良后果。改革开放后, 我们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取得了明显成效。

2. 正确处理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时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既不能全盘否定, 也不能全盘接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核心问题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这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通之处。对待传统文化要分别看待, 首先要充分重视。鸦片战争后, 我国对传统文化大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走向了极致, 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 最终造成了断裂的一代。其次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瑰宝, 有着优秀的历史, 包含着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 如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 都值得深入挖掘。再次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必须剔除糟粕的东西, 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 从中吸取有益因素。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 中国近现代曾有过多次论证, 其中张岱年现实提出的综合创新论意义比较深刻, 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只有在综合创造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要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并赋予时代内涵;同时, 又要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 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价值理想等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创造出新的当代价值观。

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获得了蓬勃发展, 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侵入, 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成就, 更加开放、民主。虽然各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获得了空前发展, 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但商业化社会中,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不断的腐蚀人们的精神。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的剧烈变革中, 对道德、诚信等优良文化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提高温和的自觉性,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 是中国文化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和谐, 可以说核心价值观相对于个人主义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 它不否定个人利益, 但反对将少数人的利益立在多数人利益之上, 否定损人利己的行为。我国社会主义还存在发展中,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在不断地完善中, 市场经济环境下, 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确立尊重多样、承认差异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符合社会需求, 同时还尊重他人合法权益, 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集体主义价值观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 将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协调起来, 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 核心价值观有其特定的内容, 包括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虽然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思潮、价值观念不相符, 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是多元化的体现。因此, 只有尊重多元, 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 进而抵制腐朽思想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当前, 中国文化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这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引导, 因为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从本质上说, 文化属于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 无优劣之分。随着文化一体化的深入, 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行为, 不同文化就会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他者的视角, 形成不同文化间的比较, 在比较中产生文化的自觉性。

建设先进文化就要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建立新文化。集体主义价值观要求的先进文化, 尊重人的主体性, 是以人为本的文化, 符合时代需求。不尊重人的主体性的文化, 是不合理的、不健康的文化。我国有着民本思想的传统, 封建社会有体现, 但“民”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西方启蒙主义者也倡导人本思想, 但轻视人的社会属性, 结果导致个人利益至上。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 尊重人的主体性, 使人摆脱金钱、权力的束缚。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但要注意以人为本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重的集体主义, 不是个人利益纸上。当前随着人类交往越来越频繁, 发扬人的主体性, 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以人为本的先进文化, 与时代的需求相符合, 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先进文化, 是倡导平等、合作的和谐文化。人的主体性不是不可见的, 是实实在在通过每个人身上的自立、自强等人格品质体现出来。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由于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的不同, 不同个体的主体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每个人的主体性都有充分发挥的可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针对共同关心的话题, 用平等的对话实现人们之间的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 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 也是和谐文化的内涵。

总之, 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着紧密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中国文化为基础, 如果脱离了中国文化是很难想象的, 也是难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吸取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了传统文化, 使之具有了生机与活力, 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 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消除文化领域内的金钱、权力等消极因素, 塑造平等、互利的先进文化, 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中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 2010 (6)

[2]肖季文, 欧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讨论之——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文史杂志, 201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