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精选10篇）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临床14班11362367崔皓圆

摘要：19世纪末期，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的思想著作。可惜其传播比较零散，不系统。十月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播。本文就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唯物史观；

都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期。

1899年，在《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些介绍西学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并对《资本论》做了评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内容所作的较多的介绍。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三天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在20世纪初还可见于各报刊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学说的文章，例如，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曾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11年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学说》一文中也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介绍。但是整体来看，20世纪初期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零散的，不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震动和极大反响，是在‚十月革命‛这一划时代事件后。准确的说，是在十月革命后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科学民主旗帜的高扬，对于封建专制﹑愚昧落后的封建礼教具有对治之功。2科学民主的启蒙号召，唯物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反对有神论、封建迷信思想的基础。这两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寻求救国救命道路的探索相结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这样的传播和发展。十月革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像李大钊所说：‚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趁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介绍与读者……‛与此前一些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不同，李大钊1918年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其热情赞扬十月革命和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溢于言表，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但同时也基本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此后，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了阐释，并指出三大原理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觉系统宣传的标志。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唯物史观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主要内容。在中国最早介绍唯物史观、起启蒙作用的一篇文章是《晨报》译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活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论述首先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这个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杂志更是如雨后春笋，先进分子也自觉地以唯物史观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都著译了大量宣传唯物史观的理论文章，并以此为理论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随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深刻的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风起云涌的趋势。

进入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广泛宣传和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广泛流传，并逐步进入高等学校的讲坛。这期间，出版社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著作或译作，同时，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经典‛的《资本论》也开始部分的与中国读者见面。正如艾思奇所说，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始终所未有”。1927年大革命失败，却并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的发展着，为什么呢？原因不外乎两点：1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还有待从哲学上加以反思和总结，以便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2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得一部分革命者提高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把理论的注意力指向了唯物辩证法。1928年至1932年短短时期中，除了普及文化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介绍。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的盛行，标志着马克思在中国走向成熟。

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与中国革命事迹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等，本文就不做论述了。

参考文献：

李毅：《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号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二

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虽然各种思潮像洪水一样涌入中国,其来势凶猛,但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他们还是处于沉睡的状态,身上的劣根性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离他们仍然很遥远,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天书”一般。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唤醒中国“沉睡的大多数”的重要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自己苦难的根源以及采取何种方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等,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启发、唤醒民众,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

一、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1.唤起民众的觉醒可以荡涤民众身上“劣根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思想基础。虽然,在五四前,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但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仍没有完全动摇,中国民众的命运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对世界的一切仿佛变得麻木不仁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看到了中国,要想改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要想革命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彻底唤醒民众的思想。

唤醒民众,必须首先荡涤其身上的劣根性。劣根性作为大众思想意识的存在,其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即使遇到外界的冲击,由于强大的社会惯性的作用,它也不会立即消失,它会消融或削弱新思想、新思潮对它的冲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剖析。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民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劣根性,而这些劣根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影响他们的政治觉悟。1916 年,陈独秀写了《我之爱国主义》指出了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乱象丛生,甚至达到了国亡种灭的地步,其中与我们的劣根性有关。这些劣根性,他作了列举,“曰‘好利无耻’,曰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情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4]1137。‘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2]231,上述的劣根性“,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2]231。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做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3]240。这个劣根性会阻挡影响中国融入世界的潮流“,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3]239。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时涉及多个侧面,言辞犀利,包含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个别的分析还不完全成熟,但对国民劣根性的话语还是对民众产生强烈的冲击。只有荡涤民众的劣根性,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障碍。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1922年《先驱》的发刊词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民众觉醒了,劣根性没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传播就容易得多了“,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情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4]1137。

2.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使他们掌握斗争的理论武器,革命的力量才能不断壮大。在当时中国为了革命荡涤民众的劣根性,唤起他们的觉醒,用什么唤醒,就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要使民众认识到能彻底砸碎这个黑暗的社会,为普通的民众谋幸福,非马克思主义莫属!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革命的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作用。1919 年,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当时的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国家的军队不强、财力不济,也不是国家四分五裂的危险,而是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朽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 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5]305。可见思想在民众中的作用是如何的重要。陈独秀作为思想界的明星,他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在精英群体,即所谓“头脑稍为清楚”的比较容易明白,但更主要的不如让“人人”知道,也即让普通的民众了解知道才是关键“,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意中所欲出”[5]305。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大众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斗争,能领导起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能建立强固的革命中枢。”[6]103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唤起学生、工人、农民等的觉醒,“我们只有唤醒而组织农人、工人,才可以得着切实的革命力量”[7]504。例如关于农民觉醒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党的三大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专门通过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参加革命。1924年,恽代英在松江各团体举行的列宁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发出了“我们现在要向田间去,要向农民社会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视野便是哪一天大成功”[7]511的呼号。1926 年,在山东出现了农民组织的红枪会、红沙会等,在河南农民组织的黄枪会、绿枪会等,在陕西农民组织的硬肚、白枪会等,李大钊针对在鲁豫陕等省的出现的红枪会组织,看到了农民觉醒的力量“,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8]112。

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身受多重压迫,是中国社会最进步的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但他们并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从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9]6,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到1924 年5 月20 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3号刊登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了,产业队伍的壮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但是作为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9]244,他们的“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愈发达”,所以“我们的职任,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9]244。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唤起农民、工人还有商人、学生和军人等,只有唤醒他们才能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唤醒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使他们组织起来,以合力一致地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倚附于他们的黑暗势力,那时候大家便都在光明中间了”[10]744!为唤醒民众,五四运动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具体行动。

二、唤醒民众的方法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唤醒民众费尽了心机,想出了各种各样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全国各地展开唤醒民众的活动。他们通过成立社团、创办刊物、举办讲座、发表文章、成立各种学校等方式,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革命鼓动的经常形式是演讲、集会、传单、小册子,对于革命的目标———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做不断的指示和分析,唤起民众对于政治的积极和革命的觉悟。”[11]51具体来说如下。

1.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社团的宗旨、章程等都包含唤起民众的内容,是有组织的、较高一级唤起民众的形式。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于1918 年4 月14 日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会章明确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2]575为宗旨,其唤起民众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晰。随后,新民学会组织了系列活动,反映了他们的觉悟逐步提高,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革命的目标愈来愈明确。

1920 年7 月31 日,长沙的《大公报》发表了文化书社缘起,希望“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12]44,以解决“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12]44。

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关锡斌等,于1919 年9 月16 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成立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13]303。通过“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批评的态度”、“灌输世界新思潮”等方法,希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13]303。觉悟社成立后,社员投入到了群众运动的斗争之中,在他们的宣传、鼓动和联络下,天津学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各界爱国运动的发展。

在李大钊的倡导和推动下,1920 年3 月开始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 年11 月7 日正式公布规约。这些社团在唤起民众的觉醒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2.创办各种刊物,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创办刊物,唤起民众的觉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在全国各地出版了多种刊物,诸如:1920 年8 月在上海创办《劳动界》,将《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0 年10 月在广州出版《广东群报》;1920 年11 月在北京出版《劳动音》周刊,在济南出版《励新》半月刊;1921 年春在武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1921 年春末在济南创办了《劳动周刊》,后改为《济南劳动周刊;1922 年在巴黎出版了《少年》。这些刊物基本“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14]144,他们利用期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个代表了时代发展最新潮流的思想,在他们的推动下,新思潮逐步深入了他们的心灵,汇聚成社会变革的力量,“自从新思潮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安静的样子,于是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4]1061。除了这些,像成立各种学校、发表研究类文章、举办各种讲座等,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的觉醒。通过共产主义的宣传,唤起民众的觉醒,使他们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明白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原因分析

（一）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我国十月革命后开始了广泛的传播。在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同处于危机的状态，李大钊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不断地探索进行鉴别，在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后来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引入中国，在与中国国情的融合下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实践的发展。

在革命斗争的危难时期，众多的救亡图存的思想不断涌现，在当时的理论界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而且在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倡导下，要摒弃洪秀全和孙中山等人这些不适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的革命理论。所以，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首先要反帝反封建，谋求自身的发展，实现富强图存。十月革命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所以没有明确理论指导的中国人迅速地对此做出了回应。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加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二）中国无产阶级基础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深厚的阶级基础，而当时的中国国情正好满足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促使人民团结一心，为共同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外国列强忙于相互之间的争斗和战争，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而且美日等国在华掠夺的资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形式下，我国的民族经济和国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逐步扩大，力量越来越强大。

同时，我国的无产阶级发展还存在自身的发展特性。在帝国主义、中国官僚和殖民、民族阶级都在谋求自身发展。我国的无产资产经济在艰难中求生，但是由于我国无产阶级的构成多是贫下中农和破产的农民，所以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很亲密，利于组成联盟，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学说，正好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革命精神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符，才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思想文化的成熟

我国当时的思想文化基础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之为“思想启蒙运动”。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的所形成的影响力不断扩展，也不再局限于少数的上层阶级。从维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化就逐渐融入了西学中的自由、民主和科学要素。不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基地进行拓展。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来重要作用，而且不断出现“新”的趋势。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一定程度上扫除了腐朽思想的禁锢，而且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作出有力的指导。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更好地传播打下好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要素，从国外进入中国，必然有着相互冲突和融合的地方。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放置于中国国情之下，进行具体研究，会看到很多歌层面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未进入到中国之前，为了寻找造成我国落后的根源，我国的学者鲁迅和梁启超等就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虽然多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结论大同小异。国民性不仅是个文化概念，而且和有些制度和传统文化有着共通之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国民性是个社会和历史范畴，是融合了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综合作用的动态演变过程。对于国民性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层含义。国民，作为个体概念来说，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指称。然而，作为整体来说，国民性是一个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的综合。

据此，作者从以下三个时期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探讨与分析：“五四”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约二十年时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国民性未来发展的基本原则：“一个基础”、“两个发展”和“多元整合”，最终逻辑地预见了中国国民性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拓展开来的，文革之后，随着人们思想路线的转变，我国人民的国民性是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利益主体多样化，人民的性格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领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以《资本论》作为代表作，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中国思想政治学家的不断努力和完善，结合中国的进步思想，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把实践和发展相结合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实质可以较为科学地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不断地认识和完善中，经济规律可以指导人们谋得利益，也可能动地改造世界。通过不断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在实践中更好的实现经济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可以指导中国较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属于不断发展和改进的时期。从总体而言，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我国被迫处在弱势的地位。然而，全球化的发展的影响，也会带来一定新兴技术、经验和资金，各国间的交流强化，也有利于我国在竞争和机遇并存的阶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吸收好的经验，从而应对新的挑战。

我们知道，如今的世界各国都只是为自身谋利，整个世界的大背景就是缺乏公正和公平的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只有积极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提出正确有效的应对策略，促进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同时，在不断地引进学习中，要保持自身经济发展的独立性，为建立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贡献一份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中国未来思想意识的影响

我们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去应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更好的塑造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首先需要不断弘扬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结合，同时整合西方文明中有用的因素，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其次，在全世界的竞争不断发酵的状态下，发扬优秀的新精神也不能摒弃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使艰苦奋斗的传统精神继续发挥好的作用。最后，在危机面前，我们需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个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促进我们国家更长远的发展。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已不断深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中国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精华达到全面的认知程度，而且努力创建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介质，用更优秀的理论去适应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四

（赵玉枝，女，生于1991/5，本科毕业于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为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源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而自由主义不能提供解决民族危机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更无法真正融入到中国传统思想信仰的深层，多重的压力最终阻碍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关键词：自由主义；民族危机；奴性；政党政治

正文：自由是古老的，而自由主义则是近世的产物。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自由主义，西方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自由的生成条件，并使其在17世纪后发展成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思想要素和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对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种产生西方的舶来品，只是它不可避免的涂上了本土的色彩。

一、自由主义基本理论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自由主义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哲人们“认识你自己”的追问中产生对主体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在对自我的探究追问中产生对自由的认识。“自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思想家们赋予“自由”不同的涵义，霍布斯认为,“自由按照其确定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是从自由的原意出发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孟德斯鸠则把自由归结为人的一种能力或权利, “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从对自由的概念的认识，其后自由扩大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的原则，自由主义的产生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的。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个人享有超乎集体、社会、国家的优先权，个人是本源性的，社会、国家是派生性的，个人可以享有自由，但必须以他人的自由为界。

作为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自由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在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时，应该考虑到不同时空背景下它所发生的流变，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一、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

纵观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自严复起，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未停下对自由主义追求的步伐，但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未成为主流思想，造成中国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积淀不足。中国自由主义有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特点，先天不足主要是指自由主义终究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并非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另外，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舶来品是对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修正品，它缺少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后天失调是指自由主义在传入中国社会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救亡图存的外在压力迫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加偏向对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考量，再加上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些著作的认识不足，对西方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把握不够透彻和完整，因而在宣扬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在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自身的理论淀十分有限，加上急迫的现实需求，使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重心选择上更乐于接受19世纪以后流行于西方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因此与西方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论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显示出本土特色。

第二，中国社会的奴性厚重，与自由平等的理念相悖。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三纲五常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深远，纵观中国社会的劣根性，奴性是最突出的，而这种奴性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对于政治的参与度不高，对于推翻现有的封建专制体制的观望态度。奴性的反义词就是独立，正如胡适先生关于自由和独立的观点，不要想着怎么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的，人应该先谋求自身的独立，给了自由不独立仍然是奴隶。因此，中国人的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人的人格独立性不足，没有一定的人格独立，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便是更加艰难。

第三，阶级基础薄弱。虽然自由主义运动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但它的成败与否并非完全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是依赖中国社会结构层次变迁中特别是时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动荡不断，中国社会几经分化，市民社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未形成一个自由主义可以依赖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社会，城市阶层和知识分子占少数，中国社会还是以农耕社会下的农民和地主为主，这就决定了自由主义缺乏阶级依靠，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国自由主义声势浩大，但终究因为在社会力量上缺乏支持而举步维艰。

第四，不利的政治现实。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血泪史，民族救亡是时代的主题。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又是艰难曲折之时，疾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社会改革，国民急于寻求快速摆脱民族危机的良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自然是与社会现实的需求有所背离，渐进的改良方式并不能满足人们救亡图存的心理。此外，自由主义对秩序十分看重的，自由主义所假定共同标准在中国社会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种标准的手段。自由主义的发展也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法给予的，动荡的社会使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夹缝中发展，自然是缓慢而又弱小的。

第五，自由主义者对政党政治的疏漏。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朋党”是最缺乏合法性的政治行为，而现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却是政党政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知政党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内忧外患造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却不得不用心拿捏自己组党的热情，生怕给混乱的政局再添几分不安。“中国自由党”在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后，最终胎死腹中，造成这种悲剧后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与王牌人物胡适先生的态度和影响有关。对于政治上“轨道”的考虑，胡适从内心希望自由主义者组织一个自由党，而他本人的性格却是更乐于扮演一个“超然”、“独立”的，立于各党各派之上的“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角色，这种组党的态度和热情度不利于自由主义向更加成熟方向的发展。

结语

西方自由主义孕育于西方社会，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逐渐成熟，它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西方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中国的自由主义源于西方，但由于历史和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在近代中国社会成为一种主流思想，但这并不能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失败的，它所宣扬的权利制衡、公民自由等理念在中国社会流传开来，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成熟必然是有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5.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 篇五

规和普遍的现象。避免重复和少走弯路正是后起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同两极性的世界分工密切相关。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发展的直接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在整体化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平衡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使落后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为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性。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落后国家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富强自己，这就促使它们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发展自己。这正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自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许多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富强中国。但当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开始起步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样，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消失。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是缓慢的，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历史发展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合理解释：不是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意愿，而是世界历史的文明借鉴和两极分工，才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义无反顾地走向社会主义。

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六

中国加入WTO後o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将急剧增加o国际新闻传播面临着大发展的良机o但同时又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o国外传媒打入中国并享受与国内传媒相同的待遇虽然在入世之後头几年还不可能成为事实o但以後o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订出来 (孙旭培o2001)。

那麽o如何增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竞争力？如何更快地从边缘走向国际传播中心？这是当前摆在中国国际传媒面前的重要议题。

有鉴于此o笔者希望透过一些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要素o铺陈对中国有效参与全球化下国际新闻传播竞争之管见。

一、建立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强大国际新闻传播体系

在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众多因素中o经济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Ostgaardo1965)。 因为o经济实力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o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国家经济实力愈强o愈能成为先进资讯技术和设备的拥有者o生产和输出的国际新闻就愈多 (Kim & Barnetto1996)。 一般而言o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o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o便不会有强大的国际传播体系；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传播体系o她便难以巩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象发达国家那麽快速地传播新闻o那麽她们纵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o也无法有效参与竞争” (Amunugamao1981)。 因此o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新闻现代化建设o建立与我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相应的强大传播体系o是中国有效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竞争的重要前提。

二、调整传播观念o讲究传播策略

中国需要改革的o不仅仅是经济体制o同时还要改革束缚发展的旧思想p旧观念r中国对外开放的o不仅仅是巨大的商品市场o同时也开放了中国的资讯市场。然而o长期以来o我们对国门打开後涌来的外来信息防范有加o干扰外来收视的做法十分普遍o有的地方对卫星电视中敏感的新闻突击遮盖o创造了电视画面“开天窗”的新做法 (张允若o1998) 。但是o在网络传播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的今天o中国受众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已经呈现出了选择性p自主性和互动性o如果无视这一现实o仍然沿袭过去对许多国际敏感事件不予报道p推迟报道p省略报道等传统运作手段o那麽o传媒失去的不仅仅是重大事件的传播时效o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和民心u这些无异于自缚手脚的做法必然阻碍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在世界资讯市场上的竞争力o迟早会被孤立于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传播体系之外。

淡化国际新闻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o解放她们的手脚o使她们能就国际事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o敢于在报道时效上与西方传媒竞争o从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独立的p可信赖的传播者形象o是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从边缘走向中心应有的举措。长期以来o新华社一直被视作中国政府的发言人o国际社会希望透过新华社的报道来了解中国这个世界大国对一些具体事务的态度。然而o正是这一特殊的角色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新华社对一些突发性国际事件的报道。原因很简单o许多突发性事件开始发生时未来走向并不明朗，如果为了时效而在抢先报道过程中或对事件的评价上出现偏差o势必给世界传递出不准确的信息。正是这一担墒沟眯禄社在许多国际事件的报道上十分迟缓o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声誉和形象。

其实o就国际事务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是外交部发言人o而不完全是新华社。淡化新华社等对外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o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o而且还是提高国际新闻传播竞争力的策略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学习。美国政府在国际事态不明朗之时o往往通过国际新闻媒体及时发表意见o然後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o美国传媒既保证了国际事件报道的及时性o又充当了政府借以做出快速反应的试探气球o从而使美国的国际新闻传媒牢牢占据着全球中心的地位。中国传媒只有冲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前沿阵地o方能在全球系统的中心占据一席之地。

三、加速互联网建设o开创国际新闻传播“多p快p好p省” 新局面

7.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七

关键词：翻译,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一、引言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1949年成立, 其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 在这期间, 翻译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 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本, 可以说译者和译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过程中不同的政治立场

人们一般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 诸多译者的阶级立场不同、表达的思想倾向也不尽相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的目的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 相同的著作, 译文不同, 分别具有不同的政治性和阶级性, 反映了不同的态度。

在中国,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由于特殊的阶级立场,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抵制的。

维新派的翻译观与洋务派的不同, 他们侧重于翻译西方先进国家的历史与政治、法律制度等, 其目的是表明救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法维新。在维新派眼中, 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学派, 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防范和排斥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 一方面, 他们同情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思想对其影响却根深蒂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但在列宁看来, 这只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种向往, 没有实现的可能。此外, 无政府主义者也有选择地翻译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但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

封建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不能正确且公正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阶级立场都是狭隘的, 不可能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 他们截取适合自己目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翻译, 传播, 整体上, 对于马克思主义是防范的。因此, 这个时期所翻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其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

三、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的中国特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自鸦片战争起, 中国日渐衰落, 东西方列强纷纷侵略中国, “救国”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者所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目的性和实践意义, 他们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的就是寻求救中国的出路, 他们的翻译具有强烈的“中国性”。

(一) 翻译目的

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的就是寻求救中国的出路, 他们的翻译具有强烈的“中国性”。毛泽东曾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带着这样的目的, 他们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鼓舞,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开始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自此开始,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产党成立之初便已经确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则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二) 翻译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在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初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与中国各个阶段的社会条件、革命形势紧密结合。因此, 中国共产党人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是与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三) 翻译方式

翻译的过程同时就是选择的过程, 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任何的翻译都要适应社会的需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译者采用各种翻译方法,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 用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中国汉语独特的表达方式及阐释方式、翻译者所带有的强烈的政治性和实际的翻译方式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译文带有强烈的中国色彩。

(四) 翻译主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 不同的阶级其翻译目的不同, 作用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 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多种社会思潮相比较, 最终逐步地选择、接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并将它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 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他们翻译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 并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五) 翻译作用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这样才能指导并指引中国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 其翻译就带有中国特色。翻译中的政治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翻译中的文化选择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努力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 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告诉我们, 这一切是正确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 翻译作为其媒介, 至关重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在各个方面都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可以这样理解, 在中国, 要想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以及译著就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申叔.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天义报[N].1907-09 (6)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l995.

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八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024-03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最大的作用是启蒙，是给在探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进世界观，指示了一个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已经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苏俄新的社会制度吸引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二）国内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传统的大门被英军以先进的洋枪利炮打开，使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注意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林则徐、魏源等进步先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纲领并没有实施。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强国方案——洋务运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这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清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一是百日维新，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这场爱国运动只是经历了103天，昙花一现，以悲剧落幕，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另一个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在中国国土上竖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历史表明，尽管这些运动都提出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采取多种的活动方式，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一）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各种思潮和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尔特主义等。为了澄清这种错误片面的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论争。一次是与胡适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指出：宣传理想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9月，针对梁启超、张东荪宣传劳资合作的“基特尔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著文，反驳他们的言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经过这场论争，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在这一系列的思想交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原则和立场，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些进步青年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行动中。

（二）具有实践性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为此，主张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开展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实际斗争，逐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三）形式多样性

一是利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进行传播工作。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此外《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二是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三是利用社团进行宣传。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社团起了重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增加。例如，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例如，李大钊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非常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拯救中国。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等一些先进分子一直努力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然，由于国际国内形式的影响和理论水平的局限，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理解还是初步的，因此没有形成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的思想。虽然如此，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必然性，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他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同时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

（二）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五四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在中国的传播，在向知识阶级作宣传的同时，必须向劳动群众作实际的宣传和教育。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积极向劳动群众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一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当前，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致力于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畅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群众互动的渠道。

（三）传播主体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从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们不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创办各种刊物、团体，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了很多的青年投身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

这就启迪我们，要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前进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使你的宣讲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如果作为一名理论宣讲者，连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都不信仰，甚至动摇、怀疑，那是很难把理论讲好的。其次，理论宣讲者的基本功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一个全面的掌握，深刻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朱乔森.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4〕顾永丰，金功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5〕罗会德.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解读[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9.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有 篇九

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

反革命势力的分化瓦解

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援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时刻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重 重的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十

一、专业的设置

梁波老师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研究方向是一个考博热门方向,一方面是因为梁老师长期从事此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对于这方面造诣深厚,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个方向本身有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个专业的人才正是是社会所需要的,有很好的就业前景。这一个方向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一个下设方向,导师是梁老师,梁老师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向的导师。

二、考试的科目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①100英语(102日语103俄语②209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③309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复试加试科目: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导师介绍

梁波,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单位: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职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教研室主任。

梁波,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成果有专著《近代中国城市化与早期现代化研究》,参与编著学术著作多部,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四、参考书目

1、《马列著作选编》(哲学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2、韩树英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修订版,人民出版社。

3、袁贵仁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杨春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第二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1、《马列著作选编》(有关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2月版。

2、赵曜等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3、王怀超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4、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5、严书翰等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黄宗良等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复试加试科目:

1、郭德宏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2、林国标:《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李景治、蒲国良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黄宗良、孔寒冰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杨春贵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修订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6、侯才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

五、党校考博英语

党校的考博英语满分100分,题型有20题20分的词汇,10分的完形填空,5篇40分的阅读理解,15分的英译汉翻译,15分的作文。党校考博英语的整体难度介于六级和老托福之间,对词汇量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注重对形近字、意近词和固定搭配以及语法的考察。做阅读理解一定要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翻译这一个题型很容易丢分,要想得高分,每一天都要遵循“八步法”练习三个句子。作文对于考生的英语综合能力要求很高,要做到“厚重、灵动和美观”,复习资料建议使用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编写的党校考博英语一本通。每年有大批的同学英语单科受限,对于英语基础比较差的考生,建议大家早做准备,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柒伍陆壹,伍贰玖,叁伍。

六、党校考博专业课

考博就是考专业课,专业课定生死。对于专业课的复习,可不仅仅是看看参考书就可以的。我们育明教育考博分校针对专业课的辅导一共有五轮,第一轮是对核心参考书的分析讲解,主要是理清学科的发展史,掌握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理论,代表人物,提出背景和评价,最终构建起完整的学科框架,第二轮在第一轮的基础上进行常考专

题的讲解,是对一一轮和深化和凝练,第三轮是针对真题的难度深度广度灵活度和缜密度以及出题老师的特点,就出题老师的学科背景,研究重点,上课的笔记讲稿,论文,研究课题成果等进行深度讲解,第四轮是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高应用性讲解,最后一轮是模拟练习,教会考生怎么破题,怎么安排结构,怎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技巧。相信经过这五轮的立体化无死角的复习,一定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大家可以参照这五轮进行复习,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柒伍陆壹,伍贰玖,叁伍。

中央党校考博特别注意事项

1、关于招生类别

（1、非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脱产学习三年,需将人事档案、户口转到学校,毕业时根据国家就业政策“双向选择”。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这类博士生占据中央党校所有被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中的绝大多数,人事档案和户口转到党校之后,可以享受北京市集体户口的待遇,可以小汽车摇号,可以享受保险,建议大家转档转户口。

（2、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保证脱产学习至少一年,考生工作单位、录取学校、考生本人三方签署定向培养协议,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此类研究生不是大家所谓的“在职研究生”,在职研究生指的是利用周六日和寒暑假上课的研究生,现在除了极个别学校还招收极少量的在职研究生之外,绝大多数学校都已经取缔了在职研究生。想保留原职的考生可以选择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就医报销等费用按原工作单位的规定执行。

2、报考非定向培养博士生的考生至入学时未满45周岁(1970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报考定向培养博士生的考生年龄不限。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大家要注意报考年龄的限制,博士毕业35周岁以内才有解决户口的资格,要想通过博士研究生解决户口的同学对此要格外注意。

3、关于考试科目

（1、外语:英、日、俄语任选1门或按报考导师要求;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党校的考博英语难度介于六级和老托福之间,对词汇量的要求非常高,每一年有相当一批考生因为英语单科不过50分而受限。考日语和俄语要比考英语有优势,有这两门语言功底的考生,可以选择考博日语或者考博俄语。

（2、同等学力考生必须加试政治理论;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同等学力的考生考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每一年都有成功的例子。只要肯努力、资料齐全、辅导到位、规划合理,考取党校博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3、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非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硕士学位获得者或同等学力考生必须加试数学三(见《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考试大纲》。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此处的数学三就是考研时候的数学三,难度还是不小的,不建议没有数学基础的考生报考政治经济学。

4、关于复试（1、复试的组织

中央党校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副校长担任,副组长由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分管副院长担任。复试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确定复试工作原则及办法,处理复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校研招办是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全校的复试、录取工作。复试前,由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召集各教研部(所分管副主任召开复试工作会议,部署复试工作,解释复试政策。

1.各教研部(所负责专业复试工作及专业加试工作,成立由包括招生导师在内的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3人组成的复试小组,另配秘书1人;各复试小组要制定专业复试方案及专业加试方案。

2.外语教研室负责外语复试工作,成立由中级以上职称人员2人组成的复试小组;复试小组要制定外语复试方案。

3.专业复试、外语复试及专业加试记录均要准确完整。

4.校研招办负责组织同等学力政治理论加试及数学三加试[政治经济学专业除 考博就找育明教育考博分校 获得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硕士学位的考生免考数学三外，其他考生（含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数学三]。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中央党校的复试工作是公平和透明的，主要的复试 参与单位有三个：校研办、外语教研室以及各教研部。（2）、复试人选的确定 1）.初试最低分数线：外语 50 分，业务课 60 分，均计入初试总成绩。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的单科必须要过线，否则一票否决，所以说大家在 复习的过程中切忌偏科。不要出现总分很高但是单科差几分过线的情况。2）.各教研部（所）由导师组集体协商讨论，按招生计划 150%左右的比例确定复 试人选。招生计划名额较少的专业，如果生源质量好，可适当增加复试人数，但 最多不超过 200%。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一般来讲是按照 1:1.5 的比例确定复试人选，但是 在特殊情况下，经过导师组的协商，是可以有波动的。导师组的成员一般就是拥 有带博士资格的老师，在博士阶段，导师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3）.在确定复试名单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第一轮次，每位导师初试成绩第一 名当然获得复试资格；第二轮次，如果第一轮次排完后根据复试比例还有剩余名 额，本专业按初试分数从高到低确定复试名

单。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这个确定复试名单的规则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在报 名时，要慎重选择导师，如果大家选择了热门导师，很容易出现高分落榜的现象，如果选择了相对冷门的导师，可能会低分录取。当然不论选择那个导师，把分数 提上去是最保险的方法，为万一出现的第二轮争取更大的成功率。4）.复试前，要告知考生是差额选拔，以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的综合，根据招生 计划择优录取。

考博就找育明教育考博分校（3）、复试内容及形式、复试日程安排 复试总成绩 100 分，其中外语复试成绩 20 分，专业复试成绩 80 分，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不参加外语复试或专业复试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1）.外语复试 听力测试 30 分钟，分值 20 分；口语测试，每位考生 10 分钟，分值 10 分。听力、口语测试总成绩为 30 分，按比例折算后，计入复试总分。2）.专业复试 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一般在 30 分钟左右，分值 80 分；专业复试成绩低于 48 分 不予录取。复试时综合考虑身心健康状况、思想政治状况、培养潜质、就业因素等，全 面、慎重地权衡考生面试成绩。3）.同等学力政治理论加试、数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加试，低于 60 分不予录 取。专业加试［同等学力考生和跨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专业为跨学科门类）考 生］笔试，考两门本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程，加试科目的试题要严谨规范；每门 课考试时间 180 分钟，分值 100 分，加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党校博士分复试很注重大家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和 综合素质，通过复试导师组可以有效的避免高分低能的现象，同时遴选出适合从 事学术研究的考生。党校在报道的当天晚上就会组织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加试，加试的内容是党校硕士课程的核心课程，大家在备考时，一定要找到授课老师的 课件，一般来讲，加试通过失败的概率非常低。听力测试是党校全校统一组织的，还是有一点的难度的，大家在准备初试的时候，可以每天抽出半小时练习一下，再抽出 10 分钟练习一下口语，注意连读、重度和语调。专业复试需要准备的东

考博就找育明教育考博分校 西就非常多了，大家需要重新温故一遍参考书，同时看一下专题、导师们的论文、笔记、课件，最新的学术前沿和现实热点等。同时注意一下答题的思路、着装、礼仪等，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

叩叩：柒伍陆壹，伍贰玖，叁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