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导游词

晋商导游词（6篇）

1.晋商导游词 篇一

在老包头的发展过程中，晋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央视一套播出的《乔家大院》，重新引起了大家对于晋商的兴趣，剧中曾多次提到“包头”。清代的包头村、包头镇，民国的包头县，新中国建国初的包头市，都是以现在的东河区为根据地的。

一、艰苦创业的乔贵发从明朝开始，晋商在中国历史上辉煌了500年，乔家起家比较晚，是在清中期，它活跃了200多年，只有一半的时间。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发家很快，而且衰落也比较晚，这是乔家与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乔家发展中有三个起到划时代作用的人：乔贵发、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他们三个在乔家历史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乔贵发，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他从小没有父母，在舅舅家长大，但他舅妈对他不太好，别人也瞧不起他；因为他说话不是很利索，就是非常老实，很能干活。大概在他青年时期，清乾隆六年(1741年)，他从山西祁县老家去绥远、包头一带做小买卖。刚出去的时候和一位姓秦的徐沟人合伙先开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经营银炉，打造妇女头上戴的头饰，两个人同心协力，省吃俭用，苦心经营，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生意才日见起色，慢慢就起家了。当时并没有正式字号，两人觉得应该起个名字，商量以后起名为“广盛公”。这是乔家第一个有名称的商号。乾隆后期，乔、秦两家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开设了当铺、估衣铺、钱铺，逐渐向外拓展。当时包头就是个农村，是内蒙古游牧地区和中原汉族地区交界的地方。当时包头的商会很大，代替了政府的职能。这个地方势力最强的就是乔家，一直垄断着这里的贸易，势力越来越大，买卖越做越发达，财力越来越雄厚。后来，复盛公繁衍出许多子公司，最多时有14家，但许多财东抽大烟，逐渐撤走了资金，有人卖，乔家就买下来，到最后，秦家也撤资了，复盛公渐渐成为乔家的独门生意。现在乔家的店面已不复存在，但东河区将修建仿古一条街，同时房地产开发商看到了晋商文化的无限商机，开发了以房地产为主的贵发山庄。

二、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包头最古老的商号之一，早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据考证，乾隆二年(1737年)，有山西祁县和徐沟的乔姓、秦姓二人到萨拉齐老官村谋生。他们二人后来迁到包头村，含辛茹苦经营草料、豆芽等产品，赚得一份产业，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式开设了广盛公货铺，经营粮食、杂货等。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广盛公买卖因变欠债为盈余，从而把铺名改为复盛公。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主人公乔致庸是乔贵发第三子全美的次子，也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享年89岁。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乔致庸幼年读书很用功，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父亲也相继去世，他便成了乔氏家族中三门的大梁，于是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光绪十年(1884年)，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当时在包头经商的各地商人很多，大的商号也很多，如“永合成”、“如月号”、“广恒西”等，但从规模、实力、影响上看，山西乔家还是最大的。乔家曾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店铺，有四五百名伙计，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在包头的发展过程中，乔家作为晋商的代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才形成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包头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现在的东河区仍然商贸繁荣，现有各类市场40多处，商业网点6000多个，在自治区乃至我国西部地区的商业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

2.晋商及晋商精神的底牌 篇二

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重视诚信，社会建立了普遍的信任关系，就在于诚信会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讲诚信，甚至无法活下去。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产品才有市场，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才会得到其他企业的合作。同样，一个诚信的人会得到别人信任，才有个人能力发挥和事业成功。

诚信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要由社会制度来保证，而不能靠道德说教来维系。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基本保证。产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权责利的一致。保护产权就保证了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包括讲诚信在内。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个人努力与个人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诚信就可有可无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当只有背信弃义才有利益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因此，经济学家强调诚信的基础是产权明晰。

从法律上说，产权是一种权利，法律正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保护权利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对违法者的惩罚。一个企业或一个人不讲诚信，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受惩罚是无诚信的代价。只有这种代价高到大于不诚信所获得的利益，人们才会讲诚信。英国市场经济初期曾经有债务人监狱，不讲诚信，欠债不还是要进大牢的。在狄更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债务人监狱是苦不堪言，甚至惨无人道的。但没有这种严酷的法律，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诚信吗？

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产权明晰和法制才会有人人讲诚信的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正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交易，也谈不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是，产权明晰与法制都是近代社会的事。为什么中国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晋商和徽商这样成功的商业群体呢?

晋商和徽商所处的社会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晋商和徽商的成功仍然与诚信的建立相关。这种诚信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有所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以制度为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可以互相信任。这种信任被美国社会学家福山称为高度信任，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晋商与徽商所建立的诚信是一种有限信任——只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中。这种诚信的基础不是制度，而是血缘或地域关系。这种诚信被福山称为低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成现代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在晋商中，尤其在票号中，实行股东全权授权经营，即股东只出钱，把经营权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称为“老帮”的总经理)，自己从不干预，甚至连店里也不去。但晋商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一起职业经理人贪污或卷款逃跑主事。这种诚信程度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晋商的有限信任建立在人的地域关系上，用人的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经商几乎是惟一的致富之路。在山西，要经商只有进入晋商的店铺或票号。晋商的股东对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业绩决定收入的身股制。职业经理人讲诚信(忠于东家，即大股东)，就能在票号就业，有高收入，诚信就成为利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东家用老乡，一个人的家族亲属者陀同一地方，一个人不诚信会损害整个族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同时，晋商还有一些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不诚信的事发生。例如，职业经理人到分号当老帮不许带家属——这相当于把分号职业经理人的家属作为人质扣留在当地。讲诚信有利，不讲诚信受害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晋商以诚信为本。各个晋商之间的竞争又使整个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以义制利”。徽商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信任关系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即以家族为纽带的信任关系。

一个社会普遍信任的建立与完善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个社会总是由有限信任发展为普遍信任的，在没有发展为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有限信任就是重要的。应该说，我国离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差距，因此，人们就相当重视有限信任。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限信任还不能仅靠地域与亲缘关系。在老乡与血亲观念淡化的社会中，还有其他建立有限信任的途径。民间所说的值得信任的人要“一起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正表明在有共同经历的人中间建立有限信任，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人们在同窗学习、下乡受苦和扛枪当兵中，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比其他，，青况下要可靠，而在商场或官场认识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可靠。这是因为一来他们相知与相交的时间长，相互了解，二来他们在相交时并没有利益关系，只是，，青趣相投。这样交往而来的朋友中，可信任程度高。

票号的制度设计与现代企业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柜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三一四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一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央”，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 “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一缴：存—该，或者该+进＝存+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套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二十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贪污行为。1897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巨光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98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东家对大掌十队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翙、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有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三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满期后即可领取，从年薪二两或四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成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1/3。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股，可按股分红，在票号工作一定时间就可以有身股，称为“顶身股”。身股按员工的职务、工龄和贡献分为1厘到1分(10厘)。一般从1厘起身(也有从0，5厘起身的)，每个账期根据业绩晋升一次。一般来说，总号大掌柜可以有1分(也有例外的，如毛鸿翙分别在两个票号各有1分，共2分，还有大掌柜是1，2分的)，分号掌柜可以有5～6厘。一般而言，票号的红利按银6身4的原则分红(也有按其他比例的)。比如，这个账期(三一四年)共有红利10万两，则银股分6万两，身股分4万两。如果身股共2分，则每厘为2000两，顶5厘身股者则可分1万两银子。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票号的分红情况差别很大，最好的有1分分到17000两银子的，差的也有1分分到2000两银子的，平均而言大体1分身股在1万两银子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例如，一个分号掌柜顶身股5厘，三一四年就可分5000两银子，再加上供给的生活用品和年薪，还高于当时的七品县官——其全部收入为1050两银子。而且，在顶身股者去世后家属还可以在两个账期中参与分红。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分红制正来自这种身股制。

任何—个企业仅仅有严格的管理和物质激励还是不够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严格的管理也会有漏洞，这就需要有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种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票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晋商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变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传统道德以义为核心，但却主张“重义轻利”，晋商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成“以义制利”，并把它们作为企业文化贯彻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

作为晋商顶峰的票号完全继承了这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义”可以理解为“忠义”， “忠”是下对上的忠诚与服从，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等。它是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 “义”是对别人的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晋商成功地把这种伦理道德观运用于商业活动。“忠”就要求大掌柜忠于东家，下级员工忠于上级。在任何—个社会中，企业者陧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一个团队，其效率来自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秩序。这种秩序的中心是等级制与服从。社会权利的平等与企业内的等级并不矛盾。晋商要求的忠义是对其成员的道德规范。 “义”要求对同业．对客户的诚信，因为这是倒可一个社会中商业成功的道德基础。尤其对票号来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回了一张纸条，如果没有诚信，哪有什么汇兑业务?所以，票号把 “忠义”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在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在，在外开展业务的需要。

当然，要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头脑，变为他们工作的指南，还要强调两个问题：引导与惩罚。引导就是让员工接受，票号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学徒时起就要读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文化，而在于接受这种观念。二是把关公作为忠义的楷模，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用这个偶像来表达忠义的观念。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惟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票号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票号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要让员工接受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相应的惩罚，票号中的各种制度把这种企业文化变为可操作的制度，并对违规者严加惩罚。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互相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改和利用

许多学者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勇于开拓是许多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共有的精神，有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潮，沿海一带人民甚至到海外开拓，但有几个成就了晋商一样的事业?勤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学者，甚至像亚当•斯密这样没来过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人的勤奋都交口称赞，但旧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诚信精神并没有变为社会财富。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指出，中国缺乏普遍的信任。晋商所具有的低层次有限信任，任何一个商帮都具有。这种种对晋商精神的概括者环能说错，但都太泛泛化了。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日俱进。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一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惟有晋商。

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能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做出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晋商，更多说的是它成功的经验与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使晋商走向衰亡的内在缺陷。只有以这种态度来探讨晋商精神．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晋商和徽商的成功都得益于官商结合。但官商结合也种下了晋商和徽商衰亡的种子。晋商票号的极大发展得益于汇兑官款和向政府的贷款。但当清政府灭亡后，票号的泅万两政府借款成为泡影，这对晋商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晋商在与政府的交往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企业要利用政府获得政府支持，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晋商后期过分依赖政府，就会与政府同兴亡。在清末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其风险就相当大了。二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交往、行贿等非制度化方式来建立和保持的。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使晋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改为”以义制利”是晋商成功的起点。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诚信观念”，都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的一面。传统文化讲人治，晋商尽管有一套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人治。在股东中不是由董事会根据制度做出决策，而是由控股的大股东一人说了算。在经营中则是由大掌柜一人说了算。大股东选对了人，大掌柜经营得法，晋商就成功。大股东选错了人，大掌柜经营失误，晋商就失败。票号没有成功地转向现代银行正在于掌权的大掌柜(如蔚泰厚的毛鸿瀚)的竭力反对，这种大掌柜可以“一言兴号，一言灭号”。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人兴亦可由人亡，倒可依靠人治的企业都难以基业长青。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晋商把自己的票号看得完美无缺，不知道“师夷之长”，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它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利，并失去了走向现代银行的机会。那些掌权的大掌柜们身居偏僻的山西内地，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个别了解世界的晋商，如渠本翘，则无力改变晋商的整体保守心态。这时晋商的衰亡就不可避免。

晋商犯过不少错误，有许多失败的教训，究其要源还在于传统观念上。

3.感受晋商文化 篇三

四月一日的这天，我们经学校组织来到了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辋村，距榆次17.5公里的常家庄园，感受晋商文化。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 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常家作为放眼世界，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作为恪守礼仪传家、尊师重教、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位，有百余亩融儒、佛、道文化于一炉，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这一特色，为北方民间所罕见，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

有关于晋商文化的历史遗迹，还有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的乔家大院。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有“昌晋源票号”的故事，因此还拍成了一部专题的电视剧。

通过这次旅行我感受到了晋城人进取、敬业、群体思想的精神。进取，晋商把晋商文化当作大事业，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敬业，晋商为了能成大事业所以敬业奉公，才有现在的历史辉煌。群体思想，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4.晋商的人才理念 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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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05月10日 15:42 华夏经纬网

晋商在经营中，十分珍视人才，凡是贤能之才，不讲亲疏血缘关系，总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招聘到本号重用。

什么样的人称之为人才呢?就是品德优秀或有某种专长的人，或德才兼备的人。

晋商的人才理念是：“经商之道，端赖得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晋商在这种人才理念的指导下，重才惜才成为其头等大事。

(一)选贤能，重托不疑

山西商号或票号在开办之初，当某个财东有足够的资金，决定要经办某种性质的商号时，其首要之事就是遴选一位理想中的大掌柜(或总经理)。大掌柜是整个号事经营管理的统帅，经营之成败优劣关键在此一举。因此各财东皆取唯才是举的方针，以事业利害为准绳，绝不讲亲疏血缘关系。

财东聘请大掌柜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介绍人推荐说项，一条是自己注意察访请进。不管是由哪条途径聘请，其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选贤能，唯才是举。经过推荐或察访，确定某人有胆有识，能攻善守，德才兼备，足以担任大掌柜之职，财东便以礼招聘，签订合同，明确身股份额(身股是以个人的智力或劳力顶股份，与财股平等参与红利分红。大掌柜或总经理的身股，一般定为

十厘，或叫一俸)，委以资本、经营、管理和人事全权。东家对任用的大掌柜，始终恪守“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道。当财东委托大掌柜全权上任之后，财东对号事平时概不过问干预，有的还在号规中明确规定，“东家不得干预号内人事，东家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这样，就给了大掌柜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完全的信任，让其大胆放手经营，全面发挥个人的智能才干，财东则静候年终或账期的决算报告。大掌柜既受财东的信赖与委托，又利益加身，便以忠义来回报财东的知遇之恩，“事事不出于忧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崎岖前进。掌柜在任期间，如遇年终或账期结算出现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低下所致，财东不但不责怪掌柜，还加以劝慰，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继续再干。掌柜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加薪奖励;如不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分号掌柜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敬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坐下席，自斟自饮，备受冷遇。如果连续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或掌柜只好自请辞职了。如遇“舞弊营私，一经发觉之后，则酌量情节之轻重，以定惩戒，甚至没收其财产，拘留其妻孥等，不稍宽容，毫无情而”。

据说，太谷曹家在东北的富生峻钱庄，在开办之初，曹东家曾聘用了一位很有才干的掌柜，但因种种原因，经营非常不利。这位掌柜在初任职的儿年间，竟将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东家向掌柜问清原因，觉得不是人为因素，且加慰勉，三番两次补足资金，鼓励其再干。后来，这位掌柜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策划了新的谋略，争得了转败为胜的转机，取得了丰盈的利润，不仅挽回了以前的损失，反而使富生峻成为信誉卓著的昌盛钱庄。之后，富生峻在这位掌柜的统领下，又新增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掌柜也成为当时效忠东家、聪慧干练的商场名将。

（二）是人才，全力聘用

晋商的财东们深知“得人者兴，失人者衰”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为了事业兴旺发达，纹尽脑汁去考查发现人才。人才的发现需要有机遇和敏锐的洞察力，一旦错失良机，决断不力，即使发现人才，也很难得手。所以，财东们往往一发现人才，就想尽办法，全力以赴，绝不让人才跑掉。

介休北贾村侯氏第二十一代传人侯荫昌，承祖经商，到清道光年间其财力已十分雄厚。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侯氏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平遥西达蒲的李家开办的颜料庄于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侯氏开办的是蔚泰厚绸缎庄。该店与日昇昌票号同在平遥西大街路南，中间只隔着个小烧饼铺。侯财东亲眼看到日昇昌由颜料庄改为票号后，汇兑业务十分兴隆，甚是眼红。侯氏有所心动，但苦于自己手头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经营票号业，心有企盼而无人才举业，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的来临。

正当侯财东求贤若渴之时，恰逢日昇昌票号副经理毛鸿翙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了矛盾，毛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排挤后便要求告辞出号，另谋生路。

侯财东深知毛鸿翙是个票号经营的行家里手，难得的人才，得知毛鸿翙要辞职的确切消息后，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用优厚的待遇聘用了毛鸿翙。道光六年(1826年)，蔚泰厚绸缎庄正式改组为票号，由毛鸿翙出任总经理。毛氏任蔚泰厚票号总经理后，一方而感恩于侯财东对他的赏识与信任，一方面又有与雷履泰较高低的心态，因而他气刚劲足，呕心沥血，锐意经营，使蔚泰厚业务燕蒸日上，如日方升。毛氏又请超山书院山长徐继畲帮助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对财东、经理、伙友职责、结账、探亲、账簿、信函等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使票号走上了制度化管理之路。仅一年的工夫，毛鸿翙在侯财东的全力信任与支持下，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展宏图，先后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绸缎布店改组为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蔚字五联号”在毛鸿翙的策划下，业务不断扩大，声势越加显赫，事业突飞猛进，利润倍增，信誉卓著，分号遍布全国五十多个城市码头，一跃而成为可与日昇昌票号匹敌的著名票号。

我们再看看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大财东是如何爱才惜才，不失时机、全力以赴抓人才的。

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已是林立，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已成鼎立局而，各家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光绪十年(1884年)，乔财东先后将大德通、大德恒茶庄改组为票号。财东乔致庸投资票号业财力雄厚。但深感经营票号业的人才不足，业务进展缓慢。为了拓展票号业务，他思念人才心切，便托付复字号的各地分号掌柜们察访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正在这时，乔致庸得到汉口方而传来的消息:原蔚长厚票号驻福州分号的经理阎维藩，因故已辞职，在还乡途中，现在正往汉口受将军恩寿的接待，不日将返乡回祁。乔致庸得到这一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乔致庸认为，阎氏既是票号经营人才，又善于结交官府，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人，要马上行动，以礼招聘，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时机。乔东家立即吩咐次子乔景仪，“快备轿途中迎接，切不可让此人落人他家票号之手”。乔景仪深知父意，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迅速前往距祁县城20余公里的子洪口官道，等候迎接。不几日，阎维藩骑马来到了子洪口。乔景仪迎上前去，一边施礼，一边说明来意，并特意说明他父亲的殷切期望。阎维藩听了乔景仪之言语，大为感动，阎说:“乔家富甲三晋，财势显赫，名声远扬，能对我如此礼遇，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说罢，乔景仪便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并说这是他父亲的安排。阎维藩是从大市面闯荡过来之人，又知书识礼，对乔家初次碰面便给予这么大的礼遇，只表谢意，不肯乘轿。乔、阎一番礼让，最后，阎氏只好把衣帽置于轿里，算是代他坐轿，骑马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归。阎到乔家，一番盛情款待，不在话下。之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受到乔致庸的十分器重，乔财东委以阎维藩大德恒总经理，给子身股一俸的待遇。阎维藩感激乔财东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主持大德恒票号的26年间，殚精竭虑，尽心运筹，使大德恒票号业务日新月异，生意兴隆，发展很快，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号25处。在阎维藩主持大德恒期间，由于阎氏的精明才干和应变之策，大

德恒平稳度过了战乱动荡的年代，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每三年一个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可分得红利一万两银子，平常年份也可分到七八千两银子。阎维藩为乔东家的票号金融业立下了上卓著的功绩。阎维藩也成为山西票号界一位不可多得的著名经营家。

（三）有才干，破格擢用

晋商的唯才是举的谋略，还表现在不拘一格擢用有才干者。按照常例，票号学徒须届满三年，才能取得帮账或外派的资格。但是，对于出类拔萃者则不按常例而破格提携。如宜统元年（1909年)，入志成信票号练习生(学徒)孟刚，因聪明能干，学习突出，入号仅半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帮账。

又如合盛元票号，财东是祁县人郭嵘，总经理是贺洪如。当甲午战争爆发后，东北局势混乱，票号在东北的业务严重受损。在这危难之际，财东郭嵘和总经理贺洪如慧眼识英才，破格擢用了年仅18岁的申树楷，委任为合盛元票号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并准其到分号之日，凡事均可自决处置。

申树楷是祁县申村的贫寒农家子弟，有幸入太谷县商业学校半工半读三年，学识大有长进。15岁时经人保荐入合盛元票号。进号后，他刻苦钻研业务，进步很快，三四年间就能精细干练并果断地处理属于自己分内的业务，深得东家和总经理的赏识。平时的一些业务会，还破例让他参加，他总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因而总经理更加器重他。申树楷接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后，不负东家和总经理所望。他立即整顿号务，察明形势，大胆开展业务，很快就使营口分号转危为安，不但使业务走上正轨，还有所收益。申树楷以营口为基地，大胆开拓，一方面与日商、俄商竞争发展;一方而抓紧时机向国外扩展业务。在得到总号的支持后，申树楷精心策划运作，冲破重重阻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吉林的边睡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了南奎山支号。此间，申树楷和东家郭嵘看到洋人在中国开办了汇丰、麦加利等诸多银行，其利在彼，我国的利益被其侵夺。他们认为，中国的票号与洋人的银行营业性质一般无二，而且我国在南洋群岛等地皆有从事工商业者，在欧洲、日本也有不少留学生，这些中国人在外的存放汇兑无不仰仗洋人，这样不但利源外流，中国人的商务也大受其阻。依此状况，何不派人远涉东瀛开设银行?主意一定，东家和总经理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派申树楷率若干精干伙友，携巨款，冒严寒，乘长风，破巨浪，赶赴日本神户创办支号。几经周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三十日，终于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在国外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申树楷想进一步开拓，但遇到了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的阻力。经过半年的国内国外周旋，申树楷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凡海外支店、出张所皆由申树楷任经理统管。这些海外支店和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经费及官方留学生的费用等款外，也为日商各界搞汇兑等业务。

祁县合盛元票号的东家和总经理唯才是举的谋略，破格擢用申树楷的举措，不仅使合盛元票号远渡日本设立银行获得成功，获得了利益，也为我国金融事业开创了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5.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 篇五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方面，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经君健《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6.清代晋中十大晋商 篇六

最早成为商贸巨族的应是介休张原范氏家族和灵石静升王氏家族。资产最富的很可能是介休北贾侯氏家族，其次为太谷曹氏家族最有名气的典当业家族则是榆次聂店王氏家族和介休北辛武冀氏家族。晚清对俄贸易的首户当属榆次车辋常氏家族。金融资本最强大的票号是平遥达蒲李氏家族。

介休张原范氏家族

清初“八大家”之一的介休张原村(今张兰镇附近)范永斗，明末即与后金(即满人)贸易于张家口，进出辽东。按乾隆《介休县志》记：“(顺治帝)知永斗名，即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范家此时已是每年交纳内务府(清代特设的专管皇室事务的机构，长官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是经常接近皇帝的内廷正二品官员，权势很大)皮张的皇商之一，后来范家凭借内务府的皇威，除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外，还深入国内市场进行大宗的绸布茶粮贸易。康雍乾三朝，范家毓字和清字两辈有20多人任文武实职，范家是远航日本的大铜商和经营长芦盐业的大盐商，另外还营销木材、马、人参和玻璃等商品，显赫百年以上。据介休县志办凋查，张原村原有长近百米的“范家街”，其西段的宅院，曾有“小金銮殿”之说。后来，范家“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拖欠官项累累”，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被革除在内务府和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经审讯后查封家产。

介休北贾侯氏家族

徐珂《清稗类钞》称，山西富商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仅次于平阳亢氏(号称亢千万)，位居全省第二、晋中首富。侯氏以贩绸缎起家，发迹于乾隆年间，兴盛干嘉庆年间，道光初年创办“蔚”字号票号。侯家的鼎盛时期是自同治七年(1868)平遥源祠村人李宏龄入侯氏蔚丰厚票号，《侯从杰墓志》称：“支部几遍全省，千里一呼无不相应。”

据张正明《晋商兴衰史》记：“侯从杰去世后，由其妻王氏代管‘蔚’字号商事，人称‘侯四太太’。这时‘蔚’字号已呈现江河日下之势，但侯家豪华奢侈之风仍旧。……辛亥革命后，侯氏各地商号被抢被烧，纷纷倒闭。但侯家仍然过着养尊处优、腐化奢侈的生活。他们吸食鸦片，每餐必酒肉海味。经济来源断绝了，就靠出卖则产过活。”按冀孔瑞的《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一文所记：“民国十四年(1925年)侯建基病死时，照旧还是柏木棺葬，大宴亲朋，到抗战前夕，坐吃山空，侯崇基每日的三餐都成了问题，终于在日军侵人山西不久，因冻饿加烟瘾而死亡。”从侯从杰隆重治丧到侯崇基饥寒毙命，也不过才三十年光景!

太谷曹氏家族

《清稗类钞》称，太谷曹氏有资产六七百万两。曹家从明末曹三喜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种地、养猪、卖豆腐，到开办商铺创业，当地人说：“先有曹家铺，后有朝阳县。”清初，曹家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而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张正明《晋商兴衰史》记：“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到曹中美时代，家资六百万两，年开支万两。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中饱私囊，曹氏后代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关于曹氏家族的奢侈堕落，《晋商衰败探因》记：“传至曹克让时，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男女老少吸食鸦片，家中平时存储鸦片万两以上。佣人多达370余人，养家兵500人，每年家用开支10余万元。每逢婚丧嫁娶，大摆宴席，尤其喜庆之时，笙歌盈日，鼓乐喧天，往往历时一月，花银上万，无所顾惜，最后终因肆意挥霍而破产。”

《晋商巨族太谷曹家》记：“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曹家的彻底衰落。尽管曹三喜为告诫子孙不忘创业之苦，将卖沙锅的车子供奉起来，将磨豆腐的‘磨神’供奉起来，而且每年还要磨豆腐两次，以示鉴戒。但富贵尊荣的子孙们却以享受为快乐，早将前人之艰难抛于脑后，吃喝嫖赌，吸食毒品，无所不为。曹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垮了，强大的凝聚力散了，有的商号掌柜，也乘机中饱私囊，形成树倒猢狲散的趋势，三晋显赫的巨商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盛极而衰。”

祁县乔家堡乔氏家族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祁县乔家于乾隆年间在口外发迹，嘉庆年间以“复盛公”为基业，迅速向全国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和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乔氏家族在晋中富户中至少名列第三。《晋商兴衰史》记：“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万至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家是晋中富商中最后破产的家族之一。《晋商兴衰史》记：“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乔氏商业，大受损失。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商号因此损失粮食5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是奄奄一息。”

祁县渠氏家族

渠氏家族在晋中富户名列第四。《晋商兴衰史》所记：“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产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渠家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认为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还须通过培养子弟，使其通过科举之途进入官场，既可改变商人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又可巩固其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另外，随着清末西方科技文化的传人，渠家深感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于是，便延请有这方面知识的教师为其子弟授课，期望他们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渠源祯之子渠本翘，就是渠家最杰出的传人。”

榆次聂店王氏家族

榆次聂店村王家，按《清稗类钞》记，有资产50万两。据《协同庆票号荣枯记A“(王家)到乾隆年间已是当铺、商号遍天下的巨富之家。江南、东北、河南、河北及山西各地，都有王家招牌，什么‘协和当’、‘义和当’、‘福祥当’、‘天

成号’等等，不下200多块。据说有时外埠商号用驼骡送回银子，王家掌门人都弄不清是哪个字号的。”

王栋于咸丰六年(1856)与平遥王智村的米秉义合资3万两，在平遥城南大街创办“协同庆票号”。从此财源滚滚，成为一方富豪。光绪二十年(1894)后，“协同庆”开始走向衰败。按《协同庆票号荣枯记》：“辛亥革命爆发，协同庆各地分号经理、伙计看大势已去，一个个乘机席卷而逃，所剩无几的财物也遭到乱兵乱民洗劫。接着，一批批债主从天南地北涌到平遥总号，坐索存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家)看到协同庆日趋败落，赶忙抽走资本，另谋生财之道去了。放弃票号业后，将资本转移到经营盐业、烟铺、杂货、银号、钱庄上，但耐不住后人无不染上吸毒，此外，王家的纨绔子弟们还在府内养了一批专门养鹰、唱戏、打拳的食客，陪他们玩乐，奢侈造极的王家后代掌门人王奇，最后竟沦为乞丐，饿死街头。”

介休北辛武冀氏家族

《清稗类钞》称介休冀氏有资产30万两，在晋中富商中名列第十三，在介休为第二富豪。《晋商兴衰史》记：“道光初，冀氏有资产达300万银两。冀国定死后，由其第四房夫人马氏主持家政和商务，其经营才干不比国定逊色。”清人徐继畲在《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写道：“赠公(冀国定)既逝，太夫人内外诸事悉自经理。南北贸易经商字号凡数十处，无不咋舌骇服。不出户庭，而大辔在手。综理精密，不减赠公在时。”

《晋商兴衰史》记：“据说平遥县开标利，如马太夫人不到，就开不了，因为不知她是放还是收。大约在咸丰六七年间，马太夫人曾为五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从此冀家有‘五信堂’之称。冀氏房室装潢富丽堂皇，十分讲究。”

冀家子弟的腐败堕落是远近闻名的，《晋商兴衰史》记：“民间流传的说法：‘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灵哥是马太夫人的长孙，自幼娇生惯养，长大后奢侈浪费，挥金如土。冀氏商业从咸奉时起已因战争遭受损失。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冀氏‘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晋省捐输之议亦起’，冀氏‘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输几数十万金。’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冀氏在北京的‘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亦大半被焚掠，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之二三。’庚子事变，冀氏在天津、北京的当铺被抢掠烧毁。继而在乎遥、介休的票号、钱庄发生倒账，损失银150万两，冀氏商业从此衰败。”

平遥达蒲李氏家族

按《晋商兴衰史》所记：“李氏经商据说始于清雍正年间。第一家商号是在达蒲村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经过乾隆、嘉庆两朝，商业利润有增。嘉道年间，在经理雷履泰的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适应埠际商业清偿需要，开始进行汇兑业务，日趋繁荣。道光初年遂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李氏在乎遥达蒲村筑有四座辉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辉，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连接在一起，村民称之为‘李家堡’。李氏以日升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扩大投资，新增商号多处。如在乎遥县城设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钱庄及日升布庄和日升店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升、如升颜料庄等。李氏家中雇有许多佣人，仅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就有数十人。生活是阴阳颠倒，白天睡觉，黑夜打麻将、吸鸦片。吃饭也是想起就吃，随要随到。有时厨师因厨灶火力不旺，就把馒头沾上油扔到灶火里，以应付李氏一家人的“快餐”。从光绪末年起，李氏的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赔。辛亥革命后，亏赔愈加严重，债主已逼上李财东的家门。最后，煊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李氏，只落了个穷困潦倒的下场。

按原载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央银行月报》1月号上范椿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与沿革》一文记“日升昌于民国五年(1916)倒闭，所欠外款约200万。经理逃避，赖副经理梁怀文君出面与诸债权人周旋，尽其所有交代债权。于是，债权人感其诚恳，佩其正直，遂将该号财产仍将托梁君经理，恢复营业，票号首创者日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

灵石静升王氏家族

按耿彦波的《王家大院》记：“明万历年间，王氏家族分为水、木、金、火、土五派，代代都有少数文人学土及小官吏出现。王氏第十一、十二世后裔，或开典当，或营京货，在晋京之间苦苦奔走。据明天启年间碑记，王家已是‘土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王氏十三世打通山西——蒙古——河北——山东的贸易通道。于是，买卖越做越大，家资越积越厚，到康熙初年，即成为巨商富户。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皇帝设997人的千叟大宴，年过七旬的王谦受也奉旨赴宴，并受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中极诰投奉政大夫(五品)，乾隆五叶年(1785)圣驾临雍，御赐黄褂一件，银牌一面。嘉庆元年(1796)恭赴千叟宴。

王氏十七世是王家官运亨通、爵位鼎盛时期。到清嘉庆年间，王氏家族考官、捐官以及授、封、赠各种大夫42人，堪称王氏官僚集团。王家发迹后，不惜工本建造豪华住宅。康熙年间，首建拥翠巷、锁瑞巷两处王家住宅群。乾隆年间建造王家红门堡、拱极堡和义堡住宅区。仅红门堡面积就达19000平方米，同时建造王家祠堂5座及各种牌坊15座之多。嘉庆初年，修建高家崖住宅群，依山建堡，鳞次栉比，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成为很有文化价值的清代民宅建筑。